基希讷乌这座城市与满是尘土和泥泞的俄国相比，简直就像个珠宝盒。她甚至有个西式的名字。3月27日，据俄国人声称，他们渡过了普鲁特河，并已进入摩尔达维亚。所有通讯单位都已从基希讷乌疏散，因此，我们在街道上只遇到了德国和罗马尼亚的作战部队。春季的阳光刚刚开始测试其强度，这使我们好好地享受了几天。几乎每天我们都能得到一碗颜色金黄、滋味绝伦的罗马尼亚葡萄酒。经历了几个星期艰难的撤退后，新的活力再次流淌起来，这给了我们新的希望。
但这种逍遥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同样被深深的泥泞所困扰的敌人，携带着他们的坦克和重型武器一路向前，在雅西和罗曼之间将罗马尼亚人的防线击退了相当的一段距离，并占领了基希讷乌与雅西之间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枢纽。我们奉命夺回这些地段，在“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的支援下，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团并非与他们同名的武装党卫军单位[1]，而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陆军部队，以前，我们曾多次并肩战斗过。
在此期间，我的腿部再次负伤，但我只能跟随车队短暂地休息几天。瓦尔德马和古斯塔夫•科勒也遇到了一些麻烦。由于腿上的旧伤，古斯塔夫常常无法奔跑，他只得不时地跟补给车队待在一起。进入罗马尼亚后，他和瓦利亚斯被分到我们这个重机枪分排。在此期间，我们的车队改道驶往雅西，这是一座大约有十万人口的城市。
4月1日。我们再次奉命将一股突入罗马尼亚人阵地的敌军击退。战斗在霍尔莱什蒂附近打响。我仍跟后方的车队待在一起，我很高兴自己此刻能留在后方！天气发生了180度的变化。早晨下过雨后，现在已变为一场严重的暴风雪，就像1942年时我在俄国的经历同样糟糕。没过多久，所有的一切都被雪困住，道路已经无法通行，甚至连我们的武器也结了冰，反击不得不被推迟。
4月6日。暴风雪持续了三天，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才返回到驻地。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下勉强得以生还。
4月7-14日。敌人此刻距离雅西仅有四公里。他们的坦克和步兵再次突破了罗马尼亚人的阵地，正朝着雅西前进。我们守卫着北翼防线，第26团和几个坦克营对敌人发起了进攻。我们的行动稍晚了些，立即遭到大批苏军飞机的攻击，它们对我们实施了轰炸。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不断卷入激烈的战斗，并反复将敌人的先头部队切断。从而使其与进攻中的主力部队脱离。结果，敌人的进攻停顿下来。我们损失了一个复活节假期。在这两天里，我们对强大的苏军部队所据守的阵地发动了进攻，迫使敌军向北后撤。
4月15日。罗马尼亚人现在可以重新返回到他们原先的阵地了，可我们觉得好奇的是，他们的军官怎么能穿着笔挺的军装，打扮得漂漂亮亮，像参加阅兵式那样投入战斗呢？后来，我跟一名罗马尼亚士兵谈到了这个问题，这名士兵来自巴纳特地区，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我这才获知，他们的军官经常在夜间离开阵地，驱车赶至雅西城内，跟女人们“取取乐”。我们发现，这种散漫的态度就是每次遭到敌军强有力的攻击时，罗马尼亚士兵为何会放弃阵地四散奔逃的原因之一。在他们的军队里，军官与士兵们之间的关系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类似于奴隶制。我经常看见罗马尼亚军官用鞭子抽打他们的士兵，或是踢他们（顺便说一句，在匈牙利军队中我也曾见过类似的行径）。有一次，在雅西前线，我们的阵地位于罗马尼亚人旁边，尽管身处战壕中，但我们在夜里却听见他们的军官在我们身后狂欢的声音。出于恶作剧的心理，当然也因为对此恼火不已，我们发射了几发照明弹，用步枪打了几发曳光弹，还扔了几枚手榴弹，以便把声音搞大些，然后我们看见他们衣冠不整，醉醺醺地跑了回来，这幅情形差点让我们笑破肚子。
4月18-22日。瓦尔德马•克雷克尔和古斯塔夫•科勒被推荐晋升为下士，我帮着他们书写了个人陈述，以便正确地阐述他们的申请。连里的人都知道，我没有当班长的野心。我从未向别人解释过真正的原因，因为我不想被误解，也不想被指责为“逃避责任”。说实话，我对重机枪的操作已经得心应手，甚至比我希望的更好，我觉得，自己为连队效力的最佳途径就是担任重机枪主射手。但我也没有隐瞒一个事实，这就是，没了重机枪，我会觉得很不自在，就像光着身子那样。战斗是残酷的，我把自己的生还归功于上帝的帮助，实际上是因为我有一件强有力的武器，它是我永远可以依赖的伙伴。另一点让我自豪的是，我和弗里茨•哈曼是自1943年9月以来，连队里最初一批机枪手中仅剩的两位，而且，我们都未负过重伤，因此，我们为许多次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战争期间遭受的苦难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精神上受到的持久压力需要越来越长的康复期。通过正常休假获得康复期的机会远比不上一次美妙的“Heimatschus”，但不管怎么说，精神压力不会造成永久性的创伤。
4月25日。在我们短暂的休整期间，连里再次颁发了勋章，除了几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外，还有两枚二级铁十字，一枚颁发给步兵排的一位中士，另一枚给了我。由于从尼科波尔桥头堡到现在，我们参与了持续不断的贴身近战，所以，我们这些连里的幸存者还获得了银质近战勋饰。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些勋章对我的士气起到了什么鼓舞作用。我有一种精神上的恐惧，就像在雷特斯乔夫，那场死亡奔跑开始时那样。
不过，目前的情况不太一样。我因而觉得，这种不安源于自己所参与的许多次贴身近战，在这些战斗中我毫发无损，但现在，它们向我的身体索取代价了。几天后，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想到，这种情况就像是看着遮挡在一场即将到来的灾祸前的幕布，尽管只要它一结束我便会恢复正常。回想起来，这种内在的不安总是发生在我负伤前，尽管每次都是轻伤。
4月28日。自从我们的中尉重新接管连队以来，就连我们这些经历了许多战事，对此早已厌倦不已的老兵也感觉到了身上战斗意志的重现。由于他镇定自若的指挥方式—特别是在罗马尼亚这几周艰苦的战斗中—他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使我们总能在近战中获得最终的胜利。他在进攻中总是身先士卒，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准备跟着他赴汤蹈火。但有时候他也过于鲁莽，例如，我从未见过他戴上钢盔，哪怕是在猛烈的炮火下。他总是戴着一顶较为轻便的军官帽，这使他看上去年轻而又身手矫捷。虽然负过几次伤，但他认为，只要我们都能全力以赴，他就不会有什么危险。由于在多次激烈的战斗中毫发无损，他已经成为了“刀枪不入”的象征。结果，他的牺牲给我们造成了更大的打击—在一次战斗中，他那楷模性的、不可替代的生命被残酷地扼杀了，一发炮弹把他的头炸成了两半。
由于我的日记无法提前预料到他的阵亡，所以我还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来记述，那是个美丽的春日，我们守在一个罗马尼亚村庄外的阵地上，任由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身子。尽管我们无法侦测苏军在村内的活动，但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占据了该村。一切都显得很平静，几乎可以说是悄无声息。春天的阳光照耀着我们身边新生的绿草。暖洋洋的阳光使我们变得慵懒起来，我甚至在散兵坑的边上打起了盹。我看见我们的连长坐在附近的一个浅坑里，正削着他那根多结的手杖。这场残酷的战争，血腥的战斗间隔中，所有士兵都很享受这段充满了阳光、和平和宁静的插曲。这里没有炮弹的尖啸划破晴空，以区分出作战双方的阵营，只偶尔出现喝醉酒的叫嚷以及罗马尼亚妇女的尖叫，以表明俄国人正在村里忙些什么。
就在几天前，我们刚刚占领了一个村子，我把一个酩酊大醉的伊万扔下了一名尖叫着的罗马尼亚妇女的床。这家伙瘫软如泥，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在打仗，而我们是他的敌人。由于无法把他跟其他俘虏一同押走，于是我们决定把他扒光，把他的衣服统统扔进井里。然后，我们把他丢在粪堆里，跟一群咯咯叫唤的鸡待在一起。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久留，没办法等到他醒来，我们只希望罗马尼亚妇女们别让他逃脱应有的惩罚。
我们跟瓦利亚斯和弗里茨•哈曼谈论着几天前的这件事，并设想着那家伙醒来后的情形，就在这时，我们的连长惊讶地叫了起来：“伊万们在那里搞什么？”然后，他跑到我的散兵坑里，用望远镜朝着村子里望去。
“他们肯定是沉浸在狂欢中了，这帮讨厌鬼！”他喃喃地说道，笑了起来。我拿过望远镜看了看，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他们肯定是喝醉了，中尉先生！他们正像疯子那样围在一起跳舞，”我开着玩笑。
这时，我们的人一个个捧腹大笑，俄国人为何要在村子前像疯子那样跳舞并作出各种鲁莽的动作呢？大家对此发生了争论。我想起，这种红番式战争舞蹈似乎有点像我在一部牛仔小说《阿拉斯加的吉姆》中读过的那样。接着，村前的散兵坑中，一些苏军士兵也跑了出来，加入到那些舞蹈者的行列中，还不停地挥舞着他们的手臂。他们的叫嚷声，在我们的防线上听得清清楚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他们喝得太多而变得疯疯癫癫了吗？我们纷纷猜测着原因。
瓦利亚斯站在旁边一个散兵坑里，朝着我们喊了起来。
“哎呀，他们肯定是中暑了。他们正朝着我们这里跑来！”
没错！我们现在也看清楚了。一群俄国人朝我们径直跑来，就像身后有恶魔在追赶他们那样。他们一边奔跑一边拍打着双臂，仿佛这样就能飞起来似的。
搞什么，难道这是俄国佬的新战术？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已在机枪后就位，紧紧地盯着冲上来的敌人。我估计朝我们跑来的俄国人大约有二十来个。他们很快便到达了我们右翼的步兵排阵地前。中尉一直用他的望远镜观察着敌人的动静，他把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肩头。
“别开枪！他们没有武器！”
我立即将手指离开机枪的扳机，朝这些俄国人望去，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跃过我们步兵排的散兵坑，继续向前奔跑。那些德军士兵蹲下身子，任由他们跑了过去。
“这帮家伙在搞什么？”我听见连长叫嚷起来。
有人随即回答道：“蜜蜂！一大群发了狂的蜜蜂！”
原来如此，一大群蜜蜂解开了这个谜团！它们给这些俄国人造成了这么大的恐慌，他们甚至扔掉了武器，朝着他们的敌人跑去。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幅有趣的场面，实在很滑稽，当然，我们很感谢这些俄国人没有从我们的散兵坑处跑过，要知道，被一群蜜蜂攻击可不是件好玩的事！
跑到我们阵地上来的苏军士兵，还有几个我们的人，都被蜜蜂严重蜇伤。接着，有人想出了办法，从一个干草堆里搞了些秸秆束，点上火，用烟雾驱散蜜蜂。我们抓获了十九名苏军俘虏，但首先要对他们进行救治。我们的两名士兵也被蜜蜂蛰中，头肿得像个气球，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便失去了战斗力。
4月29日。雾蒙蒙的清晨，我们的坦克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它们的动静如此之小，以至于快赶上来时我们才发现它们的存在。我方的大炮开火后，我们紧跟着炮弹的落点掩杀上去，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下一切逃离了村子。我们甚至惊醒了一些仍在呼呼大睡的苏军士兵。俄国人征用来的马车上装满了食物和酒桶，看来，获胜的苏军部队过着国王般的日子。他们的格言是“吃、喝、带着兽性强奸罗马尼亚妇女”。跟在我们身后的罗马尼亚士兵重新占据了这个村庄。我们在当天的战斗刚刚开始。稍事休息后，我们朝着西北方的霍尔莱什蒂城冲去。
在罗马尼亚炮兵以及我们自己的突击炮的支援下，我们迫使敌人步步后退，尽管他们决心要守住阵地。在我们上空，德国空军飞行员与苏军飞行员展开了激烈的空战。过了一会儿，我们冲到了一道苏军新的战壕体系，随即遭遇了对方凶猛的大炮和迫击炮火力，看来，敌人不打算继续后退了，我们的前进势头被遏制住。大伙儿趴在俄国人遗留下的散兵坑中隐蔽起来。
“把机枪架起来，我们要守住！”连长用望远镜查看着我们左前方的一片树林，敌人的重机枪火力从那里呼啸而出。
在瓦利亚斯的帮助下—他现在暂时担任我的副射手—我们把机枪架设起来，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瞄准了敌火力袭来的方向。苏军士兵牢牢地守着位于我们前方的阵地，他们显然有树林中的迫击炮为支援。他们的炮火朝着我们猛烈地射击，弹片嗖嗖地在四周掠过，伴随着每一声爆炸，我们不得不趴下身子。瓦利亚斯在我身边抱怨着：“妈的！我们现在真该戴上钢盔，我们真蠢，把钢盔忘在卡车上了。”
他说的没错，我也刚刚想起钢盔落在卡车上了，我们是戴着军便帽投入的战斗。谁想到俄国人在这里布置了这么多重型武器呢？可实际上，最近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对戴钢盔这个问题过于马虎了：只要把钢盔扣在头上，我们马上会改变主意，说天气太热了，戴着钢盔不舒服。但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大意，我们觉得我们这些老家伙不会出什么事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没什么问题。另外，我们的连长也从不戴钢盔，尽管他的传令兵，二等兵克鲁格，总是把连长的钢盔挂在自己的皮带上。
落在身边的弹片越来越多，克鲁格从皮带上解下钢盔递给连长。连长盯着钢盔看了一会儿，朝我们问道：“你们有谁想把钢盔戴上吗？”
瓦利亚斯和我相互看了看，彼此都摇了摇头。
“那好吧，”连长耸了耸肩，举起望远镜，再次观察起敌人的动静来。对他来说，戴不戴钢盔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他的传令兵仍站在一旁，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我们都知道，克鲁格恨不能猛地将钢盔扣到连长的头上，这纯粹是出于关心。他对连长极为敬慕，对他安全的担心甚至超过对自己。但他无法强迫连长把钢盔戴上，于是，他只得将钢盔挂回到皮带上。克鲁格和其他一些战友比较聪明，战斗刚一打响，他们便已戴好了钢盔。
我驾轻就熟地朝着敌人的阵地打了一条弹链，接着又是一条。然后，我发现树林边缘处有两个敌人的机枪阵地，他们已经打伤了我们右侧步兵排里的好几名士兵。
伴随着一声巨响，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我们正前方，弹片四散飞溅，有的钻入了地下。一块弹片击中了机枪的钢套，中尉迅速将手收了回去。鲜血从他手掌底部的伤口涌出，流过了他的手指。传令兵克鲁格在另一个散兵坑里看见了这一幕，他朝着后方惊恐地大叫起来：“医护兵！中尉负伤了！”
连长已经掏出了一块手帕，紧紧地捂住伤口。他惊讶而非愤怒地朝着自己的传令兵叫道：“你发疯了吗，克鲁格？想叫医护兵来照料我？”
克鲁格又叫了起来：“不要医护兵了！只是手上的轻伤。”然后他等待着，直到连长回到他的散兵坑中，这才给他的伤口抹上急救药膏，并裹上了纱布。
我再次蹲到机枪后，瞄准我所能看见的每一个俄国佬的头颅开火射击。接着，又一发迫击炮弹在我们前方炸开，我感到上嘴唇一阵疼痛。一块小小的弹片钻进了我鼻子的下方，鲜血从上唇涌出，流入了我的嘴里。我把血吐了出来，用手帕按住伤口。我的上唇和鼻子肿了起来。
“让医护兵给你包扎一下，到后方去休息吧。机枪交给瓦利亚斯。”连长关切地说道。
我摇了摇头：“看起来挺吓人，连长，可只是块小弹片，卡在鼻子下方了。”
他朝我看了看，回过头继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
我有一种感觉，连长很关心我。对他而言，我是个可以信赖的士兵，不会因轻伤而退缩。要是我现在就去后方，他可能会失望，尽管我的伤势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实话实说，要是此刻在另一位连长的领导下，我肯定会到后方去，找医护兵替我包扎一下，从而离开这个弹片横飞的阵地。经历了长期的前线服役，我的神经并未强大到受了这么疼痛的伤后还能继续战斗的程度。我不是个懦夫—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也不想扮英雄。
可现在看来，我似乎就是在扮演英雄的角色，因为战友们都看见我的脸已经肿了起来，他们觉得奇怪，我干嘛不到后方去。是中尉给了我力量，所以我没有退出战斗，不过，他把决定权留给了我。我觉得自己与他生死与共，我愿意跟着他赴汤蹈火。要是你和我一样，在前线待过一段时间后，你就不会再为元首、人民或祖国而战，这些理想早已不复存在。没人会谈及国家社会主义或类似的政治问题。从我们的交谈中很明显能看出，我们奋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命，同时也是为了前线战友们的性命。但我们也常常为了自己的上司而战斗，例如我们的中尉，他把自己以身作则的态度成功地灌输给了每一个疲惫不堪、几乎有些冷漠的士兵。
那么，他打仗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作为一名军官，首先是为了自己的职责和荣誉。但是，据我了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自己部下的责任感，并通过自己在前线的领导和榜样，消除士兵们“我们纯属炮灰”的感觉。每当他谈到自己的连队时，他指的是连队的团结和亲如兄弟的战友之情。对我和其他人来说，这当然是值得为之奋战的，特别是在没有其他理想的情况下。他与我们共处的几个月里，我从未听他谈到过政治，更别说国家社会主义了。我觉得，他不太理会这些问题，他从未带着任何政治理念投身于战斗中。
由于敌人猛烈的火力，我们连无法前进半步，中尉做出了决定。他看着我们左侧树林的边缘，说道：“我们必须冲入那片树林，这样就能从侧面攻入敌人的阵地了。”
我们认为这一行动肯定相当困难，因为树林里有不少苏军士兵。
二等兵克鲁格说出了我们的疑虑：“中尉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炮火支援？”
“为什么呢？没有炮火支援我们也能做到，克鲁格！通知连直属队和第1排的人，我一冲上去就让他们跟上。”
然后，他转向弗里茨•哈曼和我，“你们的两挺机枪为我们提供火力掩护，直到我们冲到树林。然后再跟上我们，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我们明白，中尉先生！”
几分钟后，他带着部下们沿着一条浅浅的洼地，在灌木丛的掩护下朝着树林边缘冲去。我们的两挺机枪为他们提供了持续的火力掩护。等苏军士兵看见我们的人朝他们扑去时，他们跳起身，成群结队地朝后方逃去，窜入了灌木丛中。连长率先到达了树林，其他人也跟了上去，他们随即消失进树林中。
“我们上！”
我一把抓住机枪脚架的两根后脚架，瓦利亚斯抓住了前面的两根。我们快步朝着树林边缘跑去，旁边几米处是弗里茨•哈曼和克莱姆，克莱姆最近刚刚结束休假归队。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树林的边缘，大口喘着气。敌人的迫击炮弹朝着我们袭来，在树梢上炸开。俄国人的交叉火力对着树林倾泻而下。
炮弹在树梢上炸开，断裂的树枝雨点般地落下，洒在树干和灌木丛中。我们听见中尉的命令声在树林中回荡，也听见了轻机枪和冲锋枪的射击声。在这片充斥着爆炸和轰鸣的地狱中，我们隐蔽在一根树干后—树木已被风暴所折断—等待着进一步的命令。
一个身影从我们前方的硝烟中出现了。
“重机枪分排？”有人叫道。
“在这里！什么事？”我回答着。
“中尉想让第二挺重机枪移动100米，到树林的右边去，掩护我们的侧翼。第一挺重机枪跟我来！”
弗里茨•哈曼已经站起身，跟克莱姆穿过灌木丛，朝着右侧跑去。我们跟在传令兵身后，跌跌撞撞地跨过树根和落下的树枝，在我们上方，迫击炮弹呼啸着，在树梢间炸开。瓦利亚斯咳嗽着，咒骂着。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但在这片地狱般的喧嚣中，我无法听明白他说的字句。他所想的可能和我一样，要是我们戴上了自己的钢盔，眼前的情况根本不足为虑。可我们没戴！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尽量把头往下缩，并祈祷不要被弹片击中，尽管在此刻，弹片雨点般地落在我们四周。我感到脖子后鸡皮疙瘩直起，甚至觉得毛发悚然。
最后，我们赶上了步兵排的弟兄们。他们有几个人负了轻伤，一名医护兵正忙着对他们实施救治，或是把他们送往后方。
“中尉在哪里？”传令兵问一名下士。
“还在前面！”
我们匆匆穿过树木朝着前面走去。突然，连长出现在我们身旁。
“伙计们，快点！”他说道：“你们得把这挺机枪架设在树林边缘处！我就在那里。”说罢，他带着几个人消失在那一方向。
我们踏过树桩和断裂的树枝，朝着树林的边缘跑去。机枪的脚架不时被灌木枝绊住，我们跌跌撞撞地前进着。就在我们靠近树林边缘时，克鲁格的叫声像子弹那样击中了我们：“医护兵！中尉负了重伤！”
我们朝着克鲁格冲去，随即看见了我们的中尉。他躺在树林间的地上，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在他身边摆着那根精心雕刻的手杖和他的冲锋枪。传令兵克鲁格蹲在他身边，正用纱布为他包扎头部的伤口，这个伤口是在树梢上炸开的一发迫击炮弹的弹片造成的。克鲁格像个孩子似地抽泣着，泪水在他脏兮兮的脸上画出了几道白色的痕迹。瓦利亚斯和我深受感动，我觉得自己的喉咙发干。其他人也围了过来，一个个表情痛苦。我们趴在地上，默默无言地盯着我们的连长，我们都曾认为他是个刀枪不入的人。
我只能想象其他人的想法了，尽管疯狂和混乱在我们四周肆虐，但此刻，我们对一切都感觉麻木：就算这个世界突然间走到了尽头，我们当中也没人会移动一下。直到医护兵赶到，为连长进行了包扎后，我们才放松下来。
我们一个个表情焦虑，谁都能看明白个中含义。医护兵一边包扎，一边回答着我们无声的提问。
“中尉还活着！”他说道，“可弹片插入了他的头骨。必须尽快把他送到后方的急救站去，找个军医给看看。”
医护兵指着挂在克鲁格皮带上的钢盔：“要是他戴着钢盔，弹片也许就不会钻进他脑袋里。”
我们知道克鲁格对此不会有太多的自责：他多次让自己的上司戴上钢盔，他已尽到了职责。
我们的中士也对连长的负伤深感震动，但他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进攻。
“好了，大家都到树林边缘去，各就各位！”他招呼着大家。
这一令人痛心的事件刚过去几分钟，我们便听见弗里茨•哈曼的那挺重机枪吼叫起来。我们再次抓起重机枪的枪架，朝着树林边缘跑去。我的喉咙依然发紧，双膝有些发颤，但我们身处战争中，没人会在乎一名士兵的感受。
我像个机器人那样操纵着机枪，与其他人一起，从树林边缘对着敌阵地的侧翼射击着。没过多久，我们的斯图卡在空中出现了，它们对敌人实施了轰炸，在这一支援下，我们将敌人击退了数公里。中尉的榜样是我们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可这却是个暂时的、毫无意义的胜利，我们打赢了，但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除了连长身负重伤外，还有几名士兵阵亡，负伤的人则更多。
等我们到达树林北部边缘的主战线，并稍稍安顿下来时，我们惦念起瓦尔德马，进攻期间，他和古斯塔夫•科勒确保着与步兵排的联系。古斯塔夫说，瓦尔德马的手和大腿被迫击炮弹片击伤，已经跟其他伤员一同被送至后方。当时他把古斯塔夫叫到身边，让他向我们转达他的问候，并告诉我们，我们很快就会步他的后尘。这听上去有些怕人，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羡慕或嫉妒他所负的伤。他跟我们当中的几个人在一起很长时间了，要是他负了致命伤，那就太可怕了。
4月30日。最近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经常谈论到，我们可能会负伤，然后被撤离战场。这种事情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即便如此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瓦尔德马、弗里茨•哈曼、瓦利亚斯、教授、古斯塔夫•科勒、克莱姆（休假结束后，不知怎么回事，他有点变了）和我。我们这些“老家伙”从1943年10月起就待在重武器排里。而步兵排里剩下的“老家伙”已经不多，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尼科波尔桥头堡负伤后再次回到了部队里。
除了三处划伤，我几乎平安无事地经历了这些战斗。但这些弹片造成的轻伤依然被认为是负伤，并被申报上去，于是，古斯塔夫•科勒、克莱姆和我获得了银质战伤勋章。由于弹片仍卡在我的上唇，所以我得以回到后方的车队休息三天，以便让伤口消肿。团里的军医觉得没必要切开我的伤口取出弹片，所以它一直留在我的上唇里，直到今天。
[1]作者指的是武装党卫军“帝国”师辖下的“德意志”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