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十天（11月9日至19日），我们在第聂伯罗夫卡等待着发起进攻的命令。我们知道，主战线就在村子南侧几公里处，左侧的阵地由第3山地师的人据守。与他们毗邻的右侧，是第258步兵师的散兵坑和战壕。这两支部队都因夏季的激战而耗损严重。他们以虚弱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守卫着宽广的防区，抵挡着装备精良的敌人。谈及此事，我们这些士兵都很同情那些可怜的家伙，他们在前线据守了这么久，不得不生活在潮湿、泥泞的散兵坑中，还要与敌人激战。
我们已经升级至一支精锐部队，武器装备更加精良，而我们得到的任务是，只有在敌军突破我方防线时才能发起反击。实施了一次成功的行动后，我们得以享受到一些特权，可以返回自己的住处—这与其他守卫在最前线的部队不同—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尊重。
经历了尼科波尔桥头堡的激战后，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整整耗损了三个轻装连，尽管我们一直在获得新兵的补充，但没有一个连队能做到齐装满员。经历了整整两个月的激战后，尼科波尔桥头堡战役才最终结束。
我们的头儿已经阵亡，因此，排长指定老兵瓦尔德马•克雷克尔和弗里茨•科申斯基担任班长，并给他们配备了冲锋枪。我的副射手是健壮的三等兵威利•克劳泽。二等兵海因茨•巴尔奇被一发反坦克炮弹直接命中而身负重伤后，曾为我担任副射手的弗里茨•哈曼升为主射手，接掌了一挺重机枪。为他担任副射手的是装甲掷弹兵比特纳，是个年轻人。我们小组中阵亡的两名供弹手由一位志愿者和装甲掷弹兵默施替代。
我们的迫击炮分排也进行了重组，豪克中士身负重伤后，芬德下士接替了他。他们那里，除了瓦利亚斯外，我只认识三等兵埃利希•舒斯特和京特•普法伊费尔。迫击炮分排就住在与我们相邻的房子里，有时候，他们三个会过来跟我们一起玩牌。其他人大多是最近分来的。奥托•克鲁普卡现在隶属于排直属队，同时还是上士的私人军械师，我们把上士称为“头儿”。
军士长总是身处前线以身作则，但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前辈，因此总是小心翼翼，以免冒上任何较大的风险。这对我们重机枪组很有好处，因为，由于拥有猛烈的火力，我们通常执行为进攻中的轻装排提供火力支援的任务，这就使我们避免了与敌人发生近距离交火。
作为连长的接替者，一名中尉短暂地接管了我们连。在他指挥全连的这段时间里，一些颇具创意的士兵把一间空房子改成了桑拿房—这个主意很妙，我们对此加以了很好的利用！
从一开始，魏歇特和我便与卡佳形成了很好的关系，她是“房东”玛特卡的女儿。她们俩都在厨房里为那些山地兵干活，卡佳干半天，她的母亲则干一整天。卡佳长着一头金发，是个身材苗条的俄罗斯姑娘，也被称为“Panyenka”[1]。她把自己的头发编成小发辫，像花环那样盘在头上。她穿着一件宽大的俄式风格连衣裙，这条蓝色的裙子已被洗成了灰白色。每天早晨，她都打扮得干干净净，走近时，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军用肥皂的味道。她看见我们便会用俄语跟我们打招呼“Sdrassvitye”（你们好），她的眼睛像矢车菊那样明媚。我觉得，要是让卡佳穿上些时髦的衣服，她将是个妩媚动人的窈窕淑女。
由于存在间谍和游击队活动的危险，我们得到命令，不得与当地居民保持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经常有事情必须跟卡佳和玛特卡商量。米沙是一名乌克兰志愿者，他在我们的部队里担任翻译。后来我学会了一点点俄语，我或其他人需要什么东西时，起码我能让俄国人明白我的意思。魏歇特充分利用了我的这一优势—他经常带着从其他地方搞来的鸡，请卡佳和玛特卡烧给他吃。我们的士兵与卡佳之间甚至会出现一些调情的场面，每当我们的俄语发音不正确或是她试着说德语时，她会被逗得咯咯直笑。不过，我们当中没人认真地考虑过与她如何如何：她对这个问题绝对免谈。
过了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卡佳成了我们的守护天使。这一切开始于某一天，我们从战场上返回住处，又湿又冷，冻彻骨髓，结果发现我们的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温暖宜人，就连我们的床铺也换上了新鲜的干稻草。日复一日，卡佳以这种方式照顾着我们，为了表示感谢，我们给了她好多军用口粮中配发的巧克力块。有一次，她想为妈妈问我们讨要一双袜子，她马上得到了好几双，另外还有些内衣。她甚至还得到了一件热带制服中的卡其衬衫，穿上这件衬衫后，她看上去相当迷人。卡佳欣喜若狂，对着屋里墙壁上挂着的半块镜子不停地照来照去。当我们不得不出发参加战斗时，她看上去很紧张，我好几次看见她的眼中噙满了泪水。每当我们坐上卡车时，她总会跑来跟我们告别，她站在那儿挥着手，直到我们消失在视线外。有好几次，她是在最后一刻才匆匆跑来，因为战斗警报响起时，她还在厨房里削土豆。
11月22日。夜里再次出现了霜冻，清晨时下起了蒙蒙细雨。这场雨再次使地面变软，我们很快便陷入了深及脚踝的泥泞中。前方，沿着主战线，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可一个小时后，我们获悉，敌人已经被迫向南后撤。第2连连长和连直属队的几名士兵阵亡。但我们的胜利也很值得一说：师属高射炮排把他们的高射炮当做地面支援武器，至少打死了50多名敌人，我们还缴获了一些T-34坦克，另外还摧毁了16门反坦克炮和一些野战炮。
我们待在集结区，等待着对敌人发起进攻的命令。夜间，这里非常寂静，我和我的副射手威利•克劳泽把满是泥泞的散兵坑清理了一番，在坑底铺上草，再覆盖上几块从弹药箱上拆下来的木板。这让我们打起了精神，现在，在这个近两米深的坑里，我们可以睡上一会了。
11月23日。清晨，我们被敌人猛烈的炮击惊醒，苏军的炮火集中在我们右翼的步兵阵地上。我们聆听着炮火的齐射，暗暗希望步兵兄弟们能撑住，但我们的思绪被我们所听过的最响亮、最可怕的发动机声打断了。散兵坑的墙壁和地面颤抖起来，就像是发生了地震。发动机的轰鸣越来越响，随后，在战壕壁之间形成了回响。慢慢地，一个巨大的物体沿着峡谷底部出现了。这东西大得像一栋房子，前面安装着一根长长的炮管。我数了数，共有四辆这种钢铁怪兽—这东西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一种装甲车辆都大。它们配备着很宽的钢制履带，以极慢的速度向前移动着。
所有的士兵都爬出了自己的散兵坑，观看着这些钢铁巨物，就连我们当中的老资格们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东西。很快，一个消息像野火那样传播开来：这是新式的75吨“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配备着一门88毫米主炮和一种特殊的瞄准器，可以在前所未闻的距离上击毁敌人的坦克。车组中的一名下士告诉我们，这种钢铁巨兽由两台巨大的柴油发动机和两具电动引擎驱动。它们依靠超宽履带前进，可即便如此，它仍会陷入泥泞中。下雨和泥泞是它们最大的敌人，能让它们完全动弹不得。所以，“费迪南德”更适用于阵地战和防御作战。目前，有五辆“费迪南德”被部署在这一防区进行性能测试。
在谈到“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时，我想说一下几天后发生在这里的一起事件，以此来说明它们的打击效果。当时，我们遏制住敌人的进攻，并发起了一场反击。为我们提供支援的是四辆突击炮和四辆“费迪南德”。敌人消失进一片向日葵地里，我们随即占领了他们的阵地，就在这时，苏军的22辆T-34朝着我们隆隆驶来。我们的突击炮和“费迪南德”驶入了身后的一条峡谷，彻底隐蔽起来，它们等待着，直到T-34进入到有利的射程中时它们才开火，六辆T-34当场被击毁。其他的T-34停了下来，随即开火还击。我们身后的大炮再次怒吼起来，三辆T-34的炮塔被炸得飞入空中，另外两辆T-34燃起了大火。剩下的T-34转身逃离，它们在较远处停了下来，再次转过车身面对着我们。11辆T-34停在它们认为安全的距离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坦克和反坦克炮的射程。但它们错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费迪南德”向上移动了一些，驶出了峡谷，这样便可以获得更好的视野。与此同时，苏军的T-34在一排小土丘上就位，以便观察我们的动静—通过机枪上的瞄准镜，我能清楚地看见它们。四辆“费迪南德”几乎在同一时刻开火了，我清楚地看见炮弹在T-34坦克中炸开，两辆坦克冒出了浓烟。两发命中！在这么远的距离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敌人的坦克开始移动，“费迪南德”继续开炮射击，它们又击中了一辆T-34。剩下的敌坦克仓促逃离，躲到了土丘后。
此刻，俄国人肯定很想知道，与自己对阵的是什么神奇武器。从现在开始，“费迪南德”将成为T-34的大克星，我们对此深信不疑。由于敌人的步兵就隐蔽在300米外的向日葵地里（向日葵尚未收割），所以我们决定守在敌人丢弃的阵地里过夜……
出于安全原因，隔一阵子我们便会发射照明弹。午夜时刻，一个黑色的阴影突然出现在我们上方，朝着我们的阵地投下了一些炸弹。过后，又有两架“缝纫机”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只要看见一丝亮光便会投下炸弹，防止我们用照明弹照亮阵地的前方。右侧的一挺轻机枪被击中了，我们听见有人在叫喊救护兵。这样一来，我们连烟也不敢点，哪怕是在隐蔽物下。
我们注视着阵地前方，一片漆黑。威利•克劳泽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我什么也看不见，而且敌机就在上方盘旋，我们无法发射一枚照明弹以看清面前的情况。有那么一阵子，一切都很平静，可突然，我们右侧的一挺轻机枪开火了。与此同时，数发照明弹终于腾空而起，一下子将前方照得雪亮。沿着整条防线，机枪和步枪开火了。我们也发射了一枚照明弹，借着亮光，我们看见阵地前方有些人跳起身试图往回跑，剩下的人高举双手投降了。
我们在阵地前方抓获了六名俘虏，相邻的右翼阵地上，轻步兵单位抓获了十一名。所有俘虏立即被押送到我们连的战地收容所。这些俘虏令人惊讶：他们都是爷爷辈的老人，留着长长的胡须—据我估计，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50岁了。我们从这些战俘嘴里得知，他们三十个人，由一名政委带领，任务是突破我们的防线，抓舌头。他们想了解我们部署在这一带的新式武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发现这些人都是最近才征召入伍的新兵，只接受过“如何开枪”这种简单的训练，然后便得到了一支步枪，并被派上了前线。
更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在政委的带领下，从向日葵地里朝我们的阵地爬来，他们的行动极其谨慎，300米的距离，他们爬了近四个小时。而我们阵地上方的“缝纫机”也是这一行动的组成部分。我们严重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尽管我们的防线处在他们的炮火射程内，但除非他们能摸进我们的阵地，否则就只能继续猜测这种新式武器究竟是何方神圣。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辆“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常常被部署在桥头堡。由于其精良的装备，很快便获得了一片赞誉，作为一款出色的坦克歼击车，它在防御战中无可挑剔，但由于其自身重量过于沉重，在俄罗斯大草原的沼泽和深深的泥泞中，很难发挥出它的最大优势。这也正是尼科波尔桥头堡被疏散，我们开始穿过乌克兰的沼泽，从第聂伯河撤往布格河时，工兵的一支特殊爆破队不得不将它们炸毁的原因所在。
11月24日。夜里出现了霜冻。我们依然坚守着第聂伯罗夫卡与斯达汉诺夫之间的防御阵地。“费迪南德”的到来鼓舞起我们的士气，尽管到了夜间，它们便被撤至另一个地区。
早上的天气出现了变化，大雨倾盆。我们只能用防潮布尽量把自己覆盖住，但这并未能得到太好的防雨效果。我们被淋得浑身湿透，在泥水中挣扎着。随后，战斗的轰鸣朝着我们的防线扑来，坦克炮的吼叫撕裂了空气。两个小时后，激战声渐渐平息下来。这场鏖战主要是坦克大战，我们并未参与其中。
战果传播得非常迅速，我们的“费迪南德”在这一区域击毁了敌人的40辆坦克和15门反坦克炮。我们的“熊蜂”和“大黄蜂”也干掉了15辆敌军坦克。在我们西面，师里的其他单位也成功地击退了敌军。
此刻，一切都平静下来，雨依然下得很大，粘稠的泥浆渐渐淹没了我们的散兵坑。敌人同样遭遇了地形的困难—我们获悉，他们在运送补充兵、武器弹药以及其他补给品方面遭遇了问题。
11月25-28日。我们在污秽的散兵坑和战壕中又待了四天。天气变化多端，但主要是寒冷、潮湿、多雨。我们的装备被弄得脏兮兮的，出现了卡滞。夜间通常会出现冰冻，然后，所有的一切都被冻得硬邦邦的，我们的许多武器都已无法使用。这些武器到了夜间便被换下，因为白天我们一直处在炮火下。由于条件恶劣，供应给我们的伙食没个确切的时间。有一次，送饭菜的车辆从八公里的后方赶到前线，居然用了两个小时。
11月29日—12月1日。敌人以营级规模的兵力对我们发起了三次进攻。他们成功地在几个地段突破了我们的主防线，但我们每次都在突击炮和重武器的支援下将他们击退。敌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不得不调集新的补充力量。
12月2日。山地部队的赶到终于让我们松了口气。他们的车辆到达时，雨下得很大。俄国人好像知道我们在忙些什么，因为他们马上使用重型火炮对我们实施了炮击。我们再次遭受了一些伤亡，两部汽车被击中后报废。司机试图驾车驶离危险地带，但厚厚的泥浆使这一努力根本无法做到。我们搭乘的汽车也陷入了泥泞，大家只好跳下车，帮着把车辆推出泥潭。返回后方的路程通常只要15-20分钟，可现在却需要两个小时。
我们累得筋疲力尽，还带着因战友阵亡而造成的沮丧，费力地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住处。第一个迎接我们的是卡佳，她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我们每个人的床铺上都摆着一份小礼物—两根香烟，几张用来写字的纸，一包卷烟纸，还有些类似的小玩意儿。这些东西大概是她从那些山地兵手里要来的。现在，三张床铺空了出来，其中两张床铺的主人负了伤，另一张是装甲掷弹兵默施的床，可他已经阵亡。卡佳在他的物品上放了个用树枝做成的小小的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她是如何得知这一情况的。
12月3日。我们一个个无精打采，墓地里的十字架每天都在增加。阵亡者中，许多是来自轻装步兵，我跟他们很熟。我还记得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他们是那么开心，那么满怀希望，可现在，他们离开了我们。特别令人悲痛的是，我们获悉，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被山地部队接替的那场炮击中，连直属队幽默搞笑的三等兵鲁德尼克，不幸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阵亡。现在，我们唯一想的就是睡觉，没人唠叨这些。
12月4日。昨天就像是过节，我们洗了澡，刮了胡子，还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食物也很好，我们吃到了菜炖牛肉和面条，作为饭后甜点，我们还得到了粗小麦粉做的布丁。我们还花了点时间清洗弄脏的军装，并把武器清理干净。我们甚至还趁着屋外下雪的机会睡了会午觉。可是，降雪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它只是增加了道路的泥泞程度。我们在通往厕所的路上铺上了木板，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让自己的靴子保持干净。
由于我们遭受的损失，一些班和排进行了重组。现在为我担任副射手的是保罗•亚当，他是个结实的小伙子，以前被分在罗特曼的重机枪分排里。威利•克劳泽被派去给弗里茨•哈曼担任副射手。我们队伍里的志愿者被转到了轻型补给车队，作为交换，我们得到了几名迫击炮分排的成员。这种人员的重新分配总会带来一些不自在，不过，影响确实不大，因为通常说来，不管是在住处还是在前线，我们都是个紧密的团队。
继续掌控一挺重机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我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一种不踏实感，这一点毫无疑问。我觉得我们的头儿也认为他可以信赖我—尽管他告诉我们，从第2连给我们调拨了两名二等兵，他们也是重机枪射手。但弗里茨•哈曼和我继续掌控各自的机枪，这是对过去几周里我们的表现的一种肯定。
12月5-9日。给我们派来了一名新连长，由于各个连队规模的缩小，连里军官的调换司空见惯。我们的新连长—他们都称他为“老头”—显然没有在前线部队服役过，尽管他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这就是说，他会不时地召集起他的下属，给他们上作战课，这些内容都是他从军校或其他什么地方学到的。奥托过去是一名专业服务生，现在，他时常被“老头”叫去充当勤务兵，他告诉我们，“老头”掀起了一股外文热潮，他在授课时主要采用一种所谓的“学术式”德语，里面掺杂了大量的外来语。奥托说，最可笑的是，那些军士被问及他们是否听明白时，他们总是回答：“明白了，中尉先生！”事后，他们又向“萝卜”打听，课上到底讲了些什么。“萝卜”是连部的一名下士，也是个学究气十足的家伙，他在意大利得到了这个绰号，因为他不吃肉，总是吃素。
于是，“萝卜”便用“预防性进攻”、“按比例投入”、“扩散式前线的划界”以及类似的专业名词给大家解释“老头”所说的意思。“老头”居然指望自己的部下能理解他这种“优雅”的语言：显然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浸淫得太久，已经无法用简洁明了的话语阐述问题了。
有一次，在一群整装待发的士兵面前，他问一名装甲掷弹兵是否做到了“自我整合”。这名年轻的士兵分到我们这里刚刚三天，他来自上西里西亚，说一口滑稽搞笑的方言。他疑惑地看着“老头”，但似乎又明白过来，回答道：“我不知道，中尉先生！”
我们可以看出“老头”没料到会是这个回答，于是，他问道：“为什么不知道？您已经跟我们在一起待了三天了。”
“是的，中尉先生，”这名士兵回答道：“可我在两个小时前刚刚得到第一片止泻药。”
在场的人个个捧腹大笑！这名年轻的士兵以为“老头”问他木炭片是否治好了他的腹泻。“老头”也跟着我们笑了起来，但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发笑是因为这名士兵面对一个故弄玄虚的问题作出了令人高兴而又务实的回答。实际上，“老头”想知道的是，他的士兵在部队里是否感到轻松自在。
经历了这个插曲后，来自上西里西亚的这名掷弹兵—他名叫约瑟夫•施皮特卡—成了许多笑话的主题。我们叫他“Peronje”：他经常用这个词，这个词显然涵盖了许多主题，但他从未说过它的实际含义。施皮特卡很快就成了我们关系密切的朋友。他是个可信赖的伙计，即便在前线战壕里他也干劲十足，我们不得不多次拉住他，免得遭遇危险。
12月14日。昨晚完全是一场庆典。你能听见士兵们放声大笑，就像有人刚刚说了个超级搞笑的笑话那样。你能听见许多营房里传出了歌声，混杂着手风琴的伴奏，持续了一整夜。这让我想起了德林下士，在雷特斯乔夫时，他吹奏的曲调几乎一模一样。士兵们的歌曲—通常是喜庆而又快乐的，但有时也有忧伤感人的。然后，所有人都平静下来，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每个人都问自己，下一次纵情歌唱时，自己是否还在呢。作为缓解，许多人把注意力转向白兰地酒瓶。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倒在自己的床铺上沉沉睡去。
瓦尔德马•克雷克尔和二等兵弗里茨•科申斯基就是其中的两个，他们是从哪儿搞来的这些白兰地？他们似乎发现了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有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会消失，不多久便会带着一瓶酒再次出现。有一次，我闻了闻瓶子，味道让我感到相当恶心。弗里茨•哈曼说这是“萨马贡卡”，是一种俄国人自制的白兰地，通常用甜菜或玉米酿成。你可以从在厨房里干活的俄国志愿者手里买到这种酒。现在我知道了！他们在营房里狂喝滥饮这种令人厌恶的垃圾，因为这里就是“产地”，他们知道，等上了前线就再也喝不到这么多酒了。
12月15日。这里连着几天遭遇了强烈的霜冻，道路再次可以通行了。昨天甚至下起雪来，你能感觉到圣诞节的来临。这将是我在俄国度过的第二个圣诞节。要是我们够运气的话，也许可以在营房里庆祝节日的到来。
12月16日。今天，我们用白垩把所有可用的车辆涂了一遍，以此来作为伪装色。为了接下来的作战行动，我们把作战伪装服翻转过来，这样，白色的衬里便被暴露在外面。我和魏歇特以及保罗•亚当花了几分钟时间赶到重组后的迫击炮分排。瓦利亚斯告诉我们，从另一个连队给他们分来了三名士兵，都是相当有经验的老手。还没等我们走进他们居住的小木屋，一股炖鸡的香味飘入我们的鼻子里—这太令人吃惊了，因为在村子里征用家禽或其他任何物品都是严格禁止的。可是，一锅香喷喷的鸡汤实实在在地沸腾着。我看见魏歇特舔了舔嘴唇。
我们走进木屋时，屋里的几个人不是躺着就是围坐在一起喝鸡汤。有的人手里握着鸡骨头，快活地啃着。简短的问候和介绍完毕后，魏歇特好奇地问道：“顺便问一下，瓦利亚斯，这种好东西是从哪里搞到的？”
还没等瓦利亚斯回答，一个名叫伯恩哈德•库巴特的二等兵抢着说道：“从哪里搞到的？好吧，三只火鸡突然飞进了窗户，就停在玛特卡的汤锅上，这些该死的东西不肯离开，明白了吗？”
魏歇特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我们都笑了起来。
“这里长着羽毛的动物都是居民饲养的家禽，你们知道的，”二等兵啃着鸡块继续说道：“当然，我们真得很犹豫，这些可怜的家伙冻得要命，它们只是想待在这里暖和一下。”
屋里的人赞同地微笑着，有几个家伙甚至笑出声来。
二等兵用他啃了一半的鸡骨头指着屋外：“对它们来说，外面肯定是太冷了，简直就是冰天雪地。”
库巴特耸了耸肩。魏歇特暗暗希望能得到一块宝贵的鸡肉，他继续问道：“是啊，然后呢？”
库巴特摸了摸发红的前额，慢慢地说道：“是啊，然后，我当然是满足了它们对温暖的需求，不过……”他用双手做了个扭断它们脖子的姿势，“……我当然不能把活着的鸡放进锅里。你明白的，对吧。”
魏歇特笑着说道：“没错，看来我们应该把住处的窗户打开，也许会有一两只被冻得半死的鸡飞进来。我总是对这些长着羽毛的朋友特别有感情。只要它们看见我，便会伸长脖子等我帮它们挠痒痒。”
库巴特被一块鸡骨头呛住了，恢复过来后，他盯着魏歇特看了一会儿，毫不含糊地说道：“最好离它们远点，你这个偷鸡的家伙，你知道相关的规定。要是他们抓住你，这种屁事会波及大家，我们可能也会因此而倒霉。”停了片刻，他继续说道：“换句话说吧，离那些鸡远点，好吗？挠痒痒什么的，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啃点鸡骨头。”
魏歇特没再说话，他朝我们笑着，又对库巴特咧嘴笑着，上颚的一排金色假牙赫然可见。然后，我们每人都得到了一块柔嫩的鸡肉和半饭盒油乎乎的鸡汤。我们注意到库巴特就像班长那样，在这里是说了算的人物。瓦利亚斯后来告诉我们，他的朋友都把库巴特称为“觅食者”，以表彰他在组织食物方面发挥出的天才，毕竟，这个词比“小偷”要强多了。
通过与这些新来的士兵们的进一步交谈，我们听说了关于海斯特曼的一些传闻，他是个严厉的军士，在因斯特堡时我们就认识他。这家伙很会安排事情，所以他在连里担任装备军士，这样一来，他的任务主要就是跟车队打交道，从而避免了上前线作战。可是，库巴特接着说，海斯特曼的所作所为令人厌恶。部队在前线作战时，这家伙却在后方强奸俄国妇女。他以给她们工作为借口，把她们骗至自己的住处。山地兵们指控他强奸了两名替他工作的俄罗斯姑娘。据说，一天晚上，他把她们骗来，把她们带上他的汽车，强奸了她们。我敢肯定，他能干出这种事情。
尽管海斯特曼对此予以否认，但据库巴特说，上级部门还是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可这一调查却没能进行下去，因为海斯特曼突然消失了：他到后方的维修部门进行例行拜访，结果再也没有回来。据估计，他可能在穿越第聂伯河的低地时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在能做到的前提下，游击队经常会实施这种攻击。没人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正如我关心的那样，海斯特曼的这一章就此结束。回顾起来，我可以说，在战争期间我当然也遇到过其他令人厌恶的家伙，但没有一个像海斯特曼那样卑鄙、无耻、堕落。
12月17日。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今天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由于我们不断以身涉险，而且都还活着，所以我们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和铜质近战勋饰。弗里茨•哈曼、瓦利亚斯和我是我们这个年龄组里的几名获奖者。我不能否认，自己对此感到相当自豪，不是因为二级铁十字勋章，而是因为自己现在终于可以被归入“前线士兵”这一范畴中。授勋是个奇怪的事情。当然，首先获得勋章的是上级长官，其原因不言而喻：试想一下，如果一名士兵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而他的排长没有，我们如何继续下去呢？部队里原有的权威等级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这些当兵的，知道颁发勋章的这些门道。他们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我”指的永远是长官和上级。等他们被满足后，勋章甚至可以分发给印第安人。举例来说，如果一名普通士兵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的提名，那他真是拼着性命换来的。因此，我们这些前线士兵，将获得勋章的机会让给上级的机率远远低于后方人员。军官获得勋章通常是基于他的部下们所做出的贡献，同在前线时，士兵们会设法保全军官们的性命。一般情况下，没人会对这种体系提出质疑，只要上级能够证明他的领导能力即可。不幸的是，我也曾遇到过一些表现极其糟糕，远配不上他们所获得的勋章的军官。
尽管在几个月后我将获得等级更高的勋章，但我不会给予军事勋章过高的评价。这些勋章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许多英勇的士兵从未得到过任何勋章，另外还有那些阵亡的战友，他们做出的贡献被低估了。在雷特斯乔夫的近战日里，以及后来战争行将结束时，我认识许多英勇的士兵，他们有好几次可以当之无愧地获得更高等级的勋章，但他们从未得到过，因为他们的上级在战斗中阵亡了，要么就是因为指挥官频繁更换，没人能证明他们的英勇无畏。还有一个可能是，他们的上级也许没想过对部下提出褒奖，从而为自己谋取荣誉。这就是士兵的命：最终的结果总是以上级的意见为准，除非，由于幸运的机缘巧合，他的英勇表现极为突出，以至于引起了更高层的注意。几个月后，这种事发生在我的一个朋友身上：他的英勇为他赢得了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我获知这件事时已经是1944年春季，当时我们正进行着一场最为可怕的后撤，在深深的泥泞和沼泽中苦苦挣扎，这是我这一生从未经历过的。我们一路撤往布格河，再从那里被调往罗马尼亚。这场后撤持续了几个月，在此期间，许多战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过要感谢上帝的是，还有些人是因为负伤而暂时与我们分别。
今天，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枚勋章后，我稍稍喝了点酒—我已经有一段时间对它们敬而远之了。在这样的气氛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结果，我们折腾到很晚才睡。
12月18日。夜里再次下雪了。我们用干净的雪擦拭身子，随后又打起雪仗来。清晨的阳光下，白雪闪烁着光芒，仿佛是钻石的碎粒洒在了上面。所有的一切异常安静，唯一的声响来自前线，偶尔会出现爆炸声和枪声—这只是司空见惯的骚扰性射击。昨天，村里放电影，连里的部分人员去看了，今天则轮到我们。
看完电影返回住处时，屋内弥漫着一股诱人的香气。卡佳和玛特卡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一锅热腾腾的甜菜汤—这是一种俄国式火锅，里面摆着泡菜、夹馅番茄，当然还有好多罐头牛肉，味道一级棒。这锅汤令人惊喜而又愉快。
保罗•亚当不停地在卡佳身旁绕来绕去，他们在一起欢笑着。我并不嫉妒他。我走到他们身旁时，卡佳正给他看几张家人的照片，这些“照片”其实是画像。
“上面是谁？”我问道，卡佳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她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保罗的俄语学得非常棒，他告诉我，画像上的是卡佳的两个哥哥，他们也已投身这场战争。其中的一个画了这些画像，估计他是个出色的画家。
突然，卡佳抽泣起来，她诅咒着这场战争，然后，她举起一双粗糙的手叫道：“Woina kaput！”，接着，她又重复了一遍：“Woina kaput！”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场战争必须结束”。可怜的卡佳！我们也想让战争尽快结束，可谁知道它会不会呢。
12月19日。今天有些不同，再也没有平静可言了。我刚一醒来，一阵隆隆的炮声便开始了。炮击持续着，声音越来越响。俄国人的大规模进攻终于到来了。我们那些据守在主防线战壕中的士兵能击退敌人吗？看来没有！敌人突破了我军的防线，随即，我们这里响起了战斗警报。就在我们坐上汽车准备出发时，卡佳跑来跟我们道别。她的眼中满是泪水，难道她感觉到了什么吗？这场战斗将是我们所经历的最为激烈的一次，造成了大量的伤亡。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些，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
卡佳跟着我们的汽车跑了很远，汽车加速后，她仍朝我们挥着手，直到我们的车辆拐了个弯，消失在她的视线外。我们的车子朝着村口驶去，在一片天然的洼地里隐蔽起来。前方的激战声越来越响。大家跳下车，等待着投入战斗的命令。
就在这时，数辆T-34坦克突然出现在前方。它们距离我们仅有数百米，在一片山脊上，对着村子开炮了。一个消息像野火那样迅速传遍：敌人突破了我军步兵的防线以及山地兵的防区，显然已经冲过了我们设在村外几公里处峡谷中的炮兵阵地。苏军步兵涌过了防线上的缺口，并已开始将德军战俘后送。
身后，我们的突击炮和坦克驶入阵地，与敌人的T-34坦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火。T-34停在积雪覆盖的高地上，这使它们成了极好的靶子。不多久，我们已经干掉了敌人二十多辆坦克，而我们这一方只损失了两辆，剩下的T-34纷纷隐蔽起来。
接近中午时，我们这些装甲掷弹兵投入了战斗。我们必须越过无遮无掩的开阔地。敌人正等着这一进攻，一时间，所有的重型武器朝着我们招呼过来。地狱之门在我们四周敞开了，充满暴力和毁灭的恐怖场景倾泻而下。二十架战斗机在上空蜂拥而过，炸弹雨点般地投向我们和我们的坦克。我方的坦克迅速释放烟幕，以免被敌人发现。与此同时，我们也趴在了毫无遮蔽的地面上，此刻真希望自己是只鼹鼠，这样就可以钻到地下躲藏起来。
伴随着爆炸的冲击，身下的地面震颤着。我们的四周充斥着伤员们痛苦地呼叫救护兵的叫声。我们飞跑着穿过雷鸣般的地狱，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必须在前方找到个隐蔽处。就算我们能穿过炮火的夹攻，前方依然存在着无数个死亡的可能性。跟随着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敌人的机枪、反坦克武器以及师属炮兵的火力朝着我们倾泻而下。
一串串炙热的子弹从我身边嗖嗖地掠过，将周围薄薄的雪层撕开。我感觉到皮肤上产生的一种灼痛，于是再次趴到了地上。倒霉的是，在我趴下时，机枪从肩膀处滑了下来，我的下巴撞上了机枪的钢套。这一撞击痛入骨髓，但我再次跳了起来，朝着右侧跑去，我看见那里有一片被积雪覆盖的灌木丛。子弹嘶嘶地钻入地里。这一瞬间，我想起了在过去几周里，我曾多次加速穿过敌人的弹雨，但在上帝的眷顾下，到目前为止我安然无恙。这次，我还能平安无事吗？
于是，我按照自己一直做的那样行事了：在“随时可能中弹”这一恐惧的驱使下，我猫着腰猛跑。我的身体仿佛是个正在充电的电池，我能感觉到热乎乎的电流顺着我的后背而下，额头上渗出的汗水滴入眼中，造成了一阵阵的疼痛。我不时地紧趴在地上，像乌龟那样把头缩进肩膀间。我情愿背脊朝天爬过这段距离，到达那片灌木丛，因为我觉得低飞的子弹不至于要了我的命。但我还是跳起身，将机枪扛在肩膀上飞奔起来。这段时间似乎永无止境，终于，我和我的助手赶到了那片灌木丛，为自己找到了一点点隐蔽。
在我们身后被炮弹翻搅得一塌糊涂的战场上，受伤者的惨叫声撕心裂肺，他们再也无法奔跑了。他们躺在大堆尸体间，在血泊中翻滚着，大多已经奄奄一息。身后不到十步的地方，我看见威利•克劳泽躺在一大滩血泊中，他已经死了，身上仍背着弗里茨•哈曼那挺机枪的三脚架。在我身边趴着一名年轻的掷弹兵，他属于德赖尔那个小组。他的头上流着血，试图冲到自己的机枪组旁。但他没能做到，我看见一串机枪子弹击中了他，他被打得千疮百孔，倒在了地上。保罗•亚当也目睹了这一幕，他趴在我身边，呼呼地喘着粗气。他的目光闪烁着，奔跑的过程中，他已经解下了自己的装备，用右手提着，因此，对面前的敌人来说，他是个很难击中的目标。在我们身后，一辆装甲运兵车正忙着收容战场上的伤员。
沿着这片灌木丛再往前，俄国人就隐蔽在他们的战壕中。这时，轻装排的机枪从侧翼对着他们开火了。我们的进攻开始了，我方的坦克和突击炮沿着宽大的正面向前推进，并炮击着苏军的阵地。俄国人的炮火再次回击。这一次，炮弹不光是落在我们当中，也落在苏军的防线上。俄国人匆匆发射了绿色的信号弹，接下来的炮弹便只落在我们这一侧了。“快，我们也发射绿色的信号弹！”有人叫道，随即，绿色信号弹从我们的防线窜入空中。这一招真灵！接下来的炮弹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落在远处的泥泞中。
在坦克的支援下，我们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我们右侧的排已经将手榴弹扔进了敌人的战壕。我给自己的机枪换上个新的弹鼓，跟着其他人朝敌人的战壕冲去。措手不及的俄国人慌了手脚，有些人扔下自己的枪支，跳出战壕朝着后方逃窜。有两个家伙仍站在一挺重机枪后，疯狂地开火射击。我对着他们扫光了弹鼓里的子弹，干掉了这两个家伙。就在这时，我的脚在战壕边缘的冰面上一滑，一头栽进了战壕里。
在我眼前，一个金属亮点闪烁着，我感觉到自己的右脸颊被划破了。我用右手提着机枪，正要站起身时，一名苏军士兵挺着刺刀朝我扎来。就在这一瞬间，他被一串子弹射倒了。弗里茨•科申斯基端着冲锋枪站在战壕的边缘，就在他要跳入战壕朝我赶来时，他弯下腰倒在了地上。我一把抓住他的伪装服，另一个人帮着我把他拉进了战壕。他呻吟着，面部痛苦地扭曲着。在旁边帮忙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医护兵，他的脸色苍白如纸。这位医护兵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我们俩紧盯着科申斯基白色伪装服上的斑斑血迹。
医护兵想把他稍稍翻转过来，但科申斯基用双手捂着自己的腹部，呻吟着：“别碰我，疼死我了！”
医护兵点了点头。“腹部中弹，”他说道。
弗里茨试图让自己站起来：“我能感觉到子弹射进我腹部了。”
我想给他些鼓励，于是低声嘟囔了几句我们会把他缝合起来之类的话。然后，我握着他的手说道：“坚持住，弗里茨！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你会没事的。”
他点点头，试图朝我挤出一丝微笑。
事实是，弗里茨•科申斯基救了我的命。下一次救我的将是别人，而我也会救其他人。这就是前线的行事方式。每个人都会尽力保住自己的性命，同时也会拯救自己的战友。没人会对此大谈特谈，这是自然不过的事。
我们的进攻继续着—敌人的战壕尚未被全部占领。我跟在其他人身后，很快便追上了保罗•亚当，他是进攻队伍中落在最后的一个。他转过身，一脸焦急地说道：“天哪！你像只猪那样在流血！哪儿负伤了？”
我这才意识到，面颊上的血流到了脖子处。可是，我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随即，瓦尔德马•克雷克尔挤过狭窄的战壕，用绷带擦了擦我的脸。
“你很走运，这只不过是表皮伤，”瓦尔德马说着，往我的伤口上抹了点药膏。
我告诉他，他的好朋友弗里茨腹部中弹，瓦尔德马吃了一惊，他说道：“腹部受伤非常糟糕。我只希望弗里茨在中弹前不要吃得太饱。”
所有人都明白瓦尔德马的意思。尽管没有人命令我们在投入战斗前不要吃得太多，但老兵们会提醒我们，战斗前不要把肚子塞得太满。如果你腹部中弹，空空的肚腹比满满的肚子具有更大的生还机会。没人确切地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可它听起来貌似有些道理。许多士兵，包括我，遵从了这一建议，但也有些人不在乎，只管放开肚子吃饱。更要命的是，他们刚一到达便把冰冷的口粮吃了个精光，哪怕即将要投入战斗也不例外。赶往进攻发起地的途中，有的人一边吃还一边说些“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以及“不能把这么好的东西留给伊万们享受”之类的话。我得出的印象是，许多人这么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放松自己紧张的神经，这种紧张感是我们所有人在战斗前都会产生的。
我们都热切地希望弗里茨能平安脱险，然后，大家沿着狭窄的战壕向前冲去。战壕的某处堆放着许多苏军士兵的尸体，一具摞着一具，我们不得不艰难地从尸堆上爬过去。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都很年轻，看上去和我们的年纪差不多。他们就是想要杀掉我们的敌人，可他们现在对我们不再有什么危害了，他们静静地躺在这里，就和我们身后，倒在白雪覆盖的战场上的那些战友一样。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军装，另外，他们可能不会像我们阵亡的战友那样，在第聂伯罗夫卡的墓地上得到一个木制的十字架，但等我们将敌人驱离他们的集结区后，如果时间允许，我们的后方人员会把这些敌人的尸体集体埋葬或加以火化。
当天夜里，我们后撤了一小段距离，占据了一道新的防线。令我们高兴的是，这里到处都布满了既设阵地，甚至还包括坦克的隐蔽处。在冰冻的地面上挖掘出新的防御阵地会把人累死。可即便是现成的阵地，敲碎冰冻的土块以伪装新的机枪阵地，这一过程也把我们累得浑身是汗。
夜里，我们听见敌人返了回来，开始在我们的前方挖掘阵地。我们清楚地听见他们使用镐和其他工具打破地面的声响，只有当我们发射过去一两枚迫击炮弹时他们才会短暂地停息一下。由于俄国人挖掘战壕忙得不亦乐乎，这让我们避免了进一步的近战，也使我们的食物和弹药补给可以不受阻碍地送至前线。从司机那里我们获知了一些这次进攻中我们遭受损失的坏消息。除第2营营长阵亡外，我们还得知第1营营长，即我们的前任连长，也在这场战斗中负了伤，和他一同遭殃的还有营里的另两位军官和一名高级军医。另外，“老头”的左臂也中了弹，据称，我们连的指挥权已被移交给一位大伙都不认识的少尉。
除此之外，我们连的损失是7死21伤，其中包括威利•克劳泽和年轻的装甲掷弹兵汉克，他也是我们重武器分排的人。还有两个刚刚加入我们队伍没几天的士兵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了伤。迫击炮分排报告说，他们有四个人负伤。而第2连则遭受了严重的伤亡，12名士兵阵亡，大批人员负伤，现在全连只剩下19个人。这是极其糟糕的一天，不会无声无息地就这样过去。作为一名胜利者，你经常会有某种自信，可每当我想到我们不得不付出的高昂代价，这种自信便大为受挫。
12月20日。保罗•亚当和我为了加强我们的防御阵地忙了一整夜，但这也使我们保持了身体的温暖。夜间的霜冻更为严重，我们得到了一条毛毯御寒。拂晓到来时，丝毫看不见敌人的迹象。俄国人都是伪装高手。
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云层越来越厚，开始下起雪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下雪是件好事，因为白雪能覆盖一切，从而为我们的阵地提供良好的伪装。保罗一直用望远镜观察着远处的几个雪堆，我们估计，敌人就隐蔽在那下面。不过，俄国人保持着安静。临近中午时，我们遭到了密集的迫击炮火的轰击，没多久，我们的右翼也遭遇了近距离火力的袭击。我们还听见了坦克和反坦克炮声。但在我们的正面，一切保持着平静。
夜幕降临后，我们再次听见了镐和铁锹的声响，这种声音一直持续到深夜。敌人正在加强他们的进攻出发地，他们会再次试图把我们驱离这条主战线。团里命令我们坚守阵地，直到危险过去为止，届时，步兵和山地兵会再次接管我们的阵地。但这种可能性实在很渺茫！
12月21日。当天的能见度很差，但没有下雪。夜间，我们得到了一些稻草供应，这使我们的双脚能与冰冷的地面分隔开，从而保持一些温暖。敌人的机枪和迫击炮不停地朝着我们射击。我们无法探头观察，于是我们保持安静，不给对方发现我方阵地的机会—假如他们不发起进攻的话。
到了晚上，一切再次平静下来。瓦尔德马和德赖尔跑来看望我们，他们告诉我们，据一名苏军逃兵透露，俄国人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因此，我们得到了额外的几箱弹药。夜里实在很冷，根本无法考虑睡上一会的问题。伴随着每一口呼出的空气，我们的胡茬上形成了细小的冰碴。我建议在我们战壕狭窄的一端挖一个洞，齐膝高，这样便可以爬进去睡上一会儿。保罗赞同这个提议，于是我们忙碌起来，我们沿着战壕壁挖进去半米深，垂直的角度可以让我们免遭弹片的伤害。冰冻的战壕壁不会轻易坍塌，这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保护。
12月22-23日。前线依然保持着平静，我们不禁自问，俄国人是不是打算在圣诞节时放我们一马。这很好，但我们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我们获知，军士长为我们这些身处最前沿的士兵准备了一些特殊的东西。我们只希望俄国人不要在平安夜时打扰我们。
12月24日。夜里再次变得天寒地冻，霜冻极为剧烈，但我们蜷缩在睡觉的洞里，并未注意到这一切。没轮到站岗时，我身上盖着毛毯，身下垫着防潮布，睡得相当安稳。
很快，迫击炮弹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俄国人再次发起了突然性的炮击，试图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有时候，这种炮击会很不幸地在露天处使我们遭受伤亡。听见炮弹撕裂空气的声响，我像狐狸那样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着动静。我的耳朵十分灵敏，前线所发出的每一丝声响都被我尽收耳底。在我们前方没出现什么变化，只有迫击炮的持续轰击声，这场炮击延续了半个小时。等到一切再次平静下来后，三等兵普利施卡—我们称他为“教授”，因为大家都很尊重他所掌握的知识—从另一个重武器分排激动地跑了过来，他告诉我们，上等兵德赖尔被一发迫击炮弹直接命中后阵亡了。同时被炸死的还有两名年轻的掷弹兵。他还从一名医护兵那里获悉，弗里茨•科申斯基在急救站里因为腹部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这些糟糕的消息提醒我们，死亡距离我们是如此接近。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敌人并未发动进攻，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云层很低，此刻，再次下起雪来。我们不时听见步枪尖厉的射击声，伴随着枪声，子弹很快会带着一团闪光炸开。苏军狙击手使用的是开花弹，这种子弹击中人体后会炸开一个大洞。等越来越多的子弹朝着我们的机枪手飞去时，他们会用短点射予以还击。
天色尚黑时，我们得到了分配的口粮，由于今天是圣诞夜，我们获得了土豆沙拉和一大块肉。我们的水壶中灌满了掺着朗姆酒的茶水，以此来替代咖啡。另外，每个士兵还获得了一个“前线士兵慰问包”—里面放着两包香烟和圣诞饼干。我们的军士长还花了几天的工夫收集后方寄来的包裹，就是为了能在今晚交付到我们手上。保罗和我都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包裹，我们把包裹里的东西摊放在防潮布上，除了一些甜食外—我的母亲对此进行了精心的包装—我还发现了一根小小的人造松树枝，缠绕着银色的丝线，点缀着几颗小小的蘑菇。包裹里还有一根圣诞树蜡烛以及支架。
“太棒了，我们现在可以庆祝圣诞了！”保罗拿着这根松树枝说道。
“是的，干嘛不呢！”我赞同着。
我们找了几个弹药箱为支撑，摊开防潮布，将狭小的散兵坑覆盖上。然后，保罗把包裹里的一个硬纸盒摊平，将松树枝放在上面，我们蹲下身子，点燃了安在树枝上的蜡烛。我们嚼着饼干，思念着家里的亲人。掺了朗姆酒的茶水有点上头。
保罗打破了沉默，说道：“圣诞快乐！”
我点点头：“圣诞快乐，保罗！”
保罗忽然间唱起了圣诞颂歌，这让我觉得有些奇怪，通常，他是个别人做什么他才会跟着做的人。他低声唱着：“Silent night, holy night……”，我也跟着哼唱着。但我们的声音很低，保罗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唱了几句后，他又换了另一首歌，“齐来宗主，忠实的圣徒，快乐又欢欣……”，保罗的歌声听起来沮丧而又无力。然后，他停了下来，耸了耸肩膀：“我唱不来！”
我明白他的意思。此刻不是高唱圣诞颂歌的好时机，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们无法不想起那些不能在这里跟我们一同庆祝圣诞的战友们。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失去了德赖尔和另外两名年轻的装甲掷弹兵，三天前是威利•克劳泽、弗里茨•科申斯基和年轻的掷弹兵汉克，这仅仅是几个例子罢了。他们同样期盼着能在圣诞节时返回营地。我们知道，一些信件和包裹仍在连部里静静地等待着他们，写信给他们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再也无法读到这些信件了。
正当我们沉浸在这种思绪中时，突然响起了我们所熟悉的嗖嗖声，炮弹掠过我们的头顶后炸开。看来，哪怕是在圣诞夜，伊万们也不会给我们任何喘息之机。我们吹灭蜡烛，重新陷入了黑暗中。沿着整个前线，曳光弹不停地窜入夜空。
“好吧，我们至少在圣诞节时得到了节日的亮光，”保罗很不高兴地说道。
我们的前方依然没什么动静，随后，我们听见了火箭弹袭来时发出的特殊声响。
“斯大林管风琴！”轻装排的一名士兵叫道。
我们赶紧趴在地上，钻进了洞中，随即，我们听见了爆炸声，一块弹片击中了我们的弹药箱，滚落进我们的散兵坑里。俄国人用火箭炮猛轰了两轮，然后，一切再次平静下来。
12月25日。早上八点，俄国人猛烈的炮火像一股毁灭性的飓风那样朝我们倾泻而下。大伙儿趴在坑道里，不时地探头查看阵地前方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了自我防卫的准备，但我们知道，只有等敌人靠近到一定的距离内，我们的防御火力才能有效地命中他们。尽管在此之前已经历过好几次敌军重型火炮的轰击，可我还是恐惧不已，无尽的等待让我感到紧张不安。我知道敌人的炮火迟早会停息下来，到那时，真正的战斗将会打响。可是，在此之前，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我脑中盘旋着。
伴随着这些胡思乱想，过去的战斗记忆清晰起来。一些情景出现在眼前，我再次看见了顿河河畔雷特斯乔夫村的绝望和灾难—那场悲惨的经历我以为自己早已遗忘，可现在又一次出现在眼前。这一刻，我再次被恐惧所笼罩，我静静地祷告着，热切地期盼自己在这次战斗中仍能安然无恙。
这场猛烈的炮击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然后，有人大声叫道：“他们来了！”
终于来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但我并未感觉到轻松，因为我知道，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又将有人丧命。但这一点与我在刺耳的炮击中幸免于难一样，不是单靠意志力便能摆脱的。等我和保罗在重机枪旁就位后，我的全部念头便集中在向前推进的敌人的身上。俄国人的炮击稍稍有所减弱，此刻，重型炮弹呼啸着掠过我们的头顶。我们突然开火了，此刻，我们唯一的想法是保住自己的性命，并阻止面前的敌人攻占我们的阵地。
我方的防御炮火现在也轰鸣起来，炮弹从后方嗖嗖地划过我们的头顶，仿佛有上百门大炮同时射出了致命的炮弹。在我们炮兵的前方是坦克和突击炮组成的一道防线，这些战车迅速向前冲去，车上的主炮在近距离内对着敌人的攻击波次猛烈开火。进攻中的敌人根本没有机会靠近我们的防御阵地，还没轮到我们的步兵武器派上用场，他们已经被打垮了。最后，我们的重机枪阻止了一小群苏军，这帮家伙设法避开了我们致命的炮击，仍企图逼近我们的阵地。
到了夜里才获悉，我们的炮弹上安装了碰炸引信，炮弹碰上目标便会炸开，杀伤性弹片在人群中造成了一场浩劫。敌人遭受了一场可怕的屠杀，我们不禁对此深感满意。他们居然敢在过节时跑来打扰我们！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苏军再次实施了炮击，又组织了一次进攻，但他们的这次尝试和前一次一样，仍未获得成功。现在我们明白了，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我们过节，俄国人不过圣诞，他们只过元旦。尽管我们阵亡了几个人，但整体损失较为轻微。我们获悉，敌人在整个区域内损失了35辆T-34坦克。看来，俄国人也打算歇一歇了，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没有遭遇其他的战斗。
12月28日。当天的前线平静度过。我们觉得，敌人大概也打得筋疲力尽，暂时不想再理会我们了。
12月29日。先前占据这些阵地的部队回来接替了我们。他们重新进入主防线上原先的那些散兵坑，当初，苏军的一场大规模攻势将他们赶出了这些阵地。我们很高兴能返回自己的住处并重新恢复人样。要是我们的某个朋友此刻想认出我们，那他必须好好地识别一番，因为我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
我们在情绪上的变化快得令人惊奇。坐在车上，靠近营地时，我们还开着玩笑，谈论着回到住处后该如何如何。可当我们看见卡佳站在那里，眼含泪水等着我们回来时，大伙儿都变得严肃起来。再一次，她在我们那些阵亡战友的床铺上摆放了小小的木制十字架。她不想让我们看见她的眼泪，于是，匆匆向我们表示了欢迎后，她飞快地逃开了。我们叫她回来，她借口说“Raboty，raboty”，这句话的大意是“我还要干活呢”。
洗漱完毕，我们一头倒在床上，一直睡到夜里。然后，我们得到了配发的口粮，另外，每个人还有一瓶白兰地。我把我那瓶酒给了瓦尔德马，他静静地坐在角落处，大口大口地灌着酒，沉浸在失去朋友的痛苦中。
晚上，我跟保罗•亚当、卡佳和她的母亲聚在了一起。我们学习着俄语，尽管我们的俄语说得怪里怪气，但大家玩得却很开心。一次，卡佳握住了保罗的手，他看着她那双闪着亮光的蓝眼睛，脸红了。啊哈，我心里暗笑，这里面有情况！等我累了离开时，保罗和卡佳留了下来。
[1]意思是年轻的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