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隆隆地朝着东面已经行驶了两天。车内的士兵们不是在写家信，就是在玩扑克牌，要么就是全神贯注地进行着其他活动，或者像我这样，思考着某些事情。许多回忆浮现在我脑中，我思考着上次在俄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次可能会面临的情况。不过，与过去那些日子相比，一切都不同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现在更加全面地了解了战争，与初次踏上东线时不同，那时的我满怀兴奋，根本没想到由于我们战略的矛盾会导致一场可怕的灾难。更多的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现在隶属于一支强有力的作战部队，训练有素的人员，再加上必要的重型装备，对付哪怕是最顽强的敌人也不在话下。
我不明白自己短短几个月前的悲观消极为何会如此迅速地转变成一种积极的态度。持续不断的宣传，伴随着诸如“为祖国应尽的义务”以及“为了大德意志帝国”作出“光荣的奉献”等口号，已经对我产生了作用。自己正在为一项正义的事业而奋战，对此，我深信不疑。
10月22日。今天，我们本应该下车，但在短暂的停留后，火车继续前进。我们听见四周传来隆隆的雷鸣。我们这些士兵不明就里：我们只能猜测我们将被送至何处。我们知道，俄国人通过他们的八月攻势，穿过哈尔科夫后继续向西推进，目前正位于克列缅丘格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之间的某处。重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我们就隶属其下——将在这一地区加入战斗[1]。
几个小时后，火车停在一条笔直延伸的铁轨上，我们下了车，搭乘我们自己的车辆，朝着炮声传来的方向而去。我们驱车驶过贫瘠的草原以及尚未收获的玉米地。在我们四周，战争遗留的残迹随处可见——苏军的坦克和火炮，也有德国的各种武器——这一切充分证明了过去几个星期里，双方进行的你来我往的拉锯战。前线在哪里？据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完整连贯的战线，我们的上尉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侦察前进。
10月23日。我们停在玉米地旁休息，所有的车辆都已被分散开。我们下车活动活动手脚。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玉米地里金光闪闪，薄雾慢慢地从地面升起，我能感觉到俄国冬天的逼近。我们的车辆所投下的阴影越来越刺眼，前方传来的隆隆炮声也越来越响亮，我们已经分辨出侧翼传来的坦克炮声。此刻的前线蜿蜒曲折，就像是一条无头的蛇。尽管激战声离我们尚远，但敌人的先头部队很可能在我们的身后。一架“缝纫机”的驾驶员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架飞机突然出现在晴朗的空中，格格作响地飞临我们上方。它肯定是从玉米地前方的洼地里飞出来的。
我们惊讶地注视着俄国人的这架双翼飞机，它从我们的头上掠过，盘旋上升后，这架飞机关闭了引擎，突然以近乎垂直的角度朝着我们俯冲下来。这家伙疯了吗？
飞行员把身子探出驾驶舱，我们听见他大声叫喊着：“Ruski？Germanski？（俄国人？德国人？）”
我们都愣住了，说不出话来。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这家伙不知道下面的部队究竟属于哪一方，可他却敢驾驶着这架老古董飞得如此之低。这架飞机没有受到任何打击，它迅速转身飞离。我们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没人对着它开火。
但这位飞行员却不太满意。由于他戴着厚厚的飞行护目镜，再加上落日余晖，还因为他没有遭到攻击，他肯定认为下方的是“Ruski”。他向右急转，再次以小角度朝着我们飞来。这次，他遭到了步枪火力的齐射。子弹射穿了飞机薄薄的外壳，击中了发动机。这架“缝纫机”像块石头那样从三十英尺的高度坠入玉米地里，随即起火燃烧。
几个德军士兵飞奔过去，帮着飞行员从驾驶舱里逃生。一开始，这位飞行员像喝醉了的哥萨克人那样，大声咒骂着，可等他摘下金属镶边的护目镜，发现我们是“Germanski”后，他看上去就不那么愉快了。不过，他随即笑了起来，承认自己犯了个愚蠢的错误。连直属队的三等兵鲁德尼克递给他一根香烟，他立即点上火吸了起来。俄国飞行员的口袋里有一包过滤嘴香烟，显然味道要更好些，因为他丢掉抽了半截的德国烟，换上了自己的香烟。
“我们把你击落后，你还以为是自己人吧，嗯？”鲁德尼克对着他笑着，并将他脖子上挂着的一个皮囊摘下，里面装着地图以及其他一些颇具价值的文件。鲁德尼克把皮包递给了我们的上尉。这位飞行员的大腿被一发子弹擦伤，医护兵为他进行了包扎，后来，他被送上了救护车。
此刻，太阳已经落下：西面的地平线处，只能看见一抹淡淡的红色，很快就变得越来越苍白。
“明天会是个好天，”最后一个爬上汽车的弗里茨•科申斯基说道。
我们出发了，摸着黑继续向前行驶，直到一名搭乘着装甲侦察车实施侦察的摩托车传令兵示意我们停车。我们前方的村子应该已经被俄国人占据了。他们守住了通往村内的一条补给通道，但这条道路很少被使用。
“下车！”
车辆分散开，我们站在那里，等待着。我听见连长询问那辆侦察车的司机，村内苏军的实力以及附近是否有敌人的坦克。他不知道。随后，一名传令兵向我们传达了命令，就地据守，等到明天早上，部队中的其他单位与我们会合为止。届时，我们会获得突击炮的增援。
10月24日。天气晴朗，但风很大，也很冷。此时，全团已经进入了集结区，准备发起行动。对村子的进攻开始后，我们与敌人发生了初次接触。对我来说，这次的战斗与上次在卡拉奇时不同。在这里，我们占据了优势，很快便将敌人击退。大家对此欢欣鼓舞。村内并没有重兵把守，道路也没什么人使用，但我们却在这里缴获了大量的武器，我们的工兵随即把它们全部炸毁。我们还抓获了大约60名俘虏，他们被送往后方。此刻的前线非常混乱：在许多地段，苏军坦克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此时已位于我们的后方。
10月29日。我们在拂晓时离开了新普拉加，清晨时，我们的装甲部队赶到了。我们跟着他们对敌人发起了进攻。攻击过程中，敌军火炮和“斯大林管风琴”不停地对着我们轰击。我们遭受了伤亡，必须不断地挖掘散兵坑让自己隐蔽起来。我们部队里的供弹手，海因茨•巴尔奇，头部负了重伤，没多久，一名意大利志愿者，我们叫他“马可”，肩膀被弹片撕了个大口子。就这样，我们一公里接着一公里将敌人逼退。天黑后，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士兵忽然发现，我们正处在一群敌人当中，他们用俄语朝我们喊叫起来。这群敌军大约有十个人，在黑暗中，他们无法迅速逃离，于是，他们放弃了抵抗，举手投降了。
黑暗中，我们搭乘着坦克继续推进，时不时地停下，跳下坦克步行前进。连长给我们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只要停顿的时间够长，必须挖掘散兵坑隐蔽。弗里茨•科申斯基也在我们这个小组里，他拿着一把从车上搞来的长柄铁锹，这使我们在地面上挖掘散兵坑的速度比使用小型折叠铁锹快得多。在这场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停留的次数非常多，我估计，这几天里，我在苏联土地上挖掘的坑洞，比我这一辈子在自家花园里捣鼓的要多得多。
我的手上磨出了水泡，这使我不禁咒骂起这该死的挖掘工作，一次接着一次，让人心烦。但我知道，这些散兵坑非常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身处开阔地，并发现自己正遭到炮击或处在敌机的袭击下时更是如此。
10月30日。今天，我们在因古列茨河西面的捷尔诺瓦特卡附近对敌人发起了进攻。尽管敌军的炮火很猛烈，但我们还是获得了成功，在另外几个连队和一个反坦克排的支援下，我们在河东岸建立起一个小型的桥头堡。行动开始后，敌人的坦克炮火使我们损失了一门20毫米高射炮和一辆坦克歼击车。这两部车辆被彻底烧毁，高射炮组成员悉数阵亡，坦克歼击车里的乘员被严重烧伤。
尽管天色已晚，但我们的连长想将阵地前移，并对聂达沃达村实施侦察。侦察排报告说，村里的房屋都沿着一条小溪排列。他们在村内只发现了少量敌军，尽管他们还发现一辆T-34贴着一道树篱守卫着街道，但这条街道似乎没什么人使用。
“很好！我们先把坦克干掉！”我听见连长这样说道。车辆留在原地隐蔽，而我们则分成小股朝着村子而去。连直属队跟着上尉走在最前面，一辆75毫米自行反坦克炮跟随着他们。我们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前，随着尖兵发出的信号，自行反坦克炮立即关掉了引擎。
离敌人的坦克越来越近，我们也变得愈发谨慎。我们能听见发动机低沉的声响，不时地还有压低了的说话声在夜色中传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进。自行反坦克炮的发动机静静地运转着，履带在地面上轻松移动。此时的天色几乎是漆黑一片，但云层在空中的漂移不时地使这片地带沐浴在苍白的月光下。我们看见前方出现了灌木丛和房屋的阴影。命令被低声传达下来，我们随即散开。
“保持联络！慢慢向前，还要再小心些——我们有的是时间！这是上尉的命令！”
自行反坦克炮慢如蜗牛地向前移动着。在我们前方出现了一排树篱，敌人的坦克应该就在那里的某处。如果我们被敌人发现，那就失去了奇袭的机会，敌坦克会在近距离内对着我们开火。大伙儿沿着树篱蹑手蹑脚地行进着，树枝勾破了我们的弹药袋，我们立即停下，融入灌木丛的阴影中。自行反坦克炮缓缓移动着，一次只前进一码。可是，敌人的坦克在哪里？
仿佛是为了回答我们的疑问似的，一部柴油发动机突然间启动了。声音从右侧传来，就在我们前方——那里的灌木丛与村内的房屋和蜿蜒的道路形成了一个角度。它发现我们了？
一种兴奋感使我们的神经紧张起来。如果此刻有一发照明弹升空，整个局面将会一片混乱。我们屏住呼吸，自行反坦克炮也关闭了引擎，但炮手调低了炮管，并转动炮管瞄准了柴油发动机发出声响的位置。我们这些士兵趴在地上，紧紧地盯着黑暗处。坦克的发动机声清晰响亮，令人紧张不已。可什么状况也没发生。
“我们必须再靠近些，”我听见了上尉的低语：“他们开着发动机，不可能听见我们的动静。”
自行反坦克炮小心翼翼地开到了前面，炮组成员们做好了随时开火的准备。我们以房屋为掩护，猫着腰向前推进。突然，敌人的坦克关闭了引擎。我们的自行反坦克炮也立即关闭了发动机。这可真让人大伤脑筋！
敌人的坦克组员们可能也和我们一样，正盯着黑暗处，并不确定该如何行事。在敌人的眼皮下发射一枚照明弹可能不是个好主意，最好的做法是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以便获得一些距离。
苏军坦克组员们发现我们时肯定也是同样的想法，因为就在这时，坦克发动机轰鸣起来，我们随即听见履带驶过道路的声响。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这使我们清楚地看见了坦克的轮廓。正如侦察排报告的那样，这辆T-34就靠在树篱旁，此刻，它在灌木丛的掩护下正在驶离。自行反坦克炮的炮手瞄准了黑暗处。月亮再次从云层后出现了，暗银色的炮管熠熠生辉。
“准备完毕！”
一个声音打破了紧张的状况。伴随着沉闷的炮声，一道白色的闪电划破了黑夜，将我们身边的一切照亮。借着刺眼的亮光，我们看见了那辆T-34，距离我们不超过30米，车身正对着我们。我们看见一些身影沿着灌木丛奔跑着，寻找着隐蔽。炮声撕裂了空气，几乎是一瞬间，自行反坦克炮的炮弹在那辆T-34的侧面车身上炸开，撕开了一个拳头大的洞。几秒种后，第二发炮弹再次命中目标，借着曳光弹的光亮，我们看见T-34炮塔的舱盖处冒出了滚滚浓烟。舱盖猛地被打开，一个俄国人用手捂着头上的伤口，爬出坦克，慌慌张张地跳入了小溪中。
我们趴在灌木丛中，朝着俄国人开枪射击，他们出现在房屋之间，对着我们开火还击，但没用多少时间，他们不是被打死打伤，便是被迫逃离。我们没时间逐一搜查每间屋子，但我们在村子前设立了阵地，因为我们估计，敌人可能会试着重新夺回村落。
10月31日。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爆发了一场激烈而又艰苦的交火，但我们还是挡住了敌人的进攻。我们的自行反坦克炮击毁了五辆T-34。后来，我们又缴获了七辆T-34，这些坦克是因为燃油耗尽，被它们的组员们所丢弃。敌人的步兵也被击退，他们在距离我方阵地仅有几百米的地方掘壕据守，但大多数敌人躲藏在100米开外的一处洼地里，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选择村边的一个小丘作为我们的重机枪阵地，因为这里居高临下，视野非常好，但那片浅浅的洼地里长满了高高的杂草，隐蔽性非常好。另外，对我们来说，控制右侧的河岸也是无法做到的，因为那里灌木丛生，由我们的一个轻装排据守。
结果，敌人出乎意料地从河岸处发起了进攻。土黄色的钢盔从洼地处伸出时，我们才发现了这些进攻者。第一波次的敌人被我们两挺重机枪凶猛的火力刈倒，后面的人立即缩回到洼地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我们毛发悚然：我们真真切切地亲眼目睹了苏军指挥官对他们的部下实施的毫无人性的对待，我们真的很同情这帮可怜的家伙。
由于我们两挺MG-42在50米距离上猛烈的火力，敌人几乎没什么机会冲出他们隐蔽的洼地，更别说对我们所在的小丘发起进攻了。我们听见苏军政委用凄厉的哨音迫使他的部下们向前冲锋，仿佛他操控着一群疯狗。只要一看见他们的身影，我们便开火，任何一个敢于跳起身冲出洼地的俄国人，根本无法向前多冲一步——最多两步——便被子弹击中。而活着退了回去的士兵则像动物那样遭到了斥责和辱骂。
苏军的政委或指挥官疯了吗？也许，他只是担心自己的性命不保，因而牺牲自己的部下。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陷阱中，等到天亮后，他就再也没有逃脱的机会。他是不是打算牺牲自己的士兵，以此来牵制住我们，这样他便可以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逃生？但是，死亡正等待着他，不幸的是，也正等待着那些可怜的倒霉蛋，这比被子弹打死更加糟糕。
我们的坦克投入了战斗，位于侧翼的两辆坦克离开了队列，朝着那片洼地驶去。我注意到两辆坦克的炮管与其他的坦克炮不太一样，又粗又短，正指向地面。
弗里茨•科申斯基很熟悉这些装备。“喷火坦克！”他的叫声很大，一旁的我们听得清清楚楚。
我曾听说过这种武器的威力，后脊梁不禁一阵阵地发冷。我可不想成为洼地里那些家伙中的一员，那个疯狂的混蛋很快就将失去他那只一直吹着的哨子。现在，对洼地里的这些人来说，已经没有生还的机会了。我问自己，苏军士兵一直在盲目服从命令，甚至在眼前这种状况下亦是如此，会不会因为不服从的话就会被毫无人性的指挥官枪毙呢。
甚至在喷火坦克消失进洼地之前，我们便已看见长长的火柱从炮管喷射而出，火柱所经之处，所有的一切都被彻底烧焦。洼地里爆发了恐慌——我们听见了惊恐的叫嚷声。伴随着浓浓的黑烟，传出了一股肉体和衣物被焚烧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恶臭。一些俄国人跳起身，冲出了洼地，他们浑身是火，拼命地哭喊着。这些人惊慌失措地从我们身旁跑过，倒在地上来回翻滚着。许多人跳入了小溪中，试图挽救自己的性命。火焰的热度如此强烈，我们待在自己的阵地上也能感觉到。眼前的情形确实非常可怕。我们爬出散兵坑，跟上了前进中的坦克，我们必须把残余的敌人悉数消灭。
推进了一公里后，我们遭遇了猛烈的还击火力：敌人已经挖掘了防御阵地。就在我们无法继续前进一步时，四辆喷火坦克从侧翼发起了进攻。这种武器太可怕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它的破坏力，可怕的恶臭让人透不过气来，几乎要令我窒息，这种感觉很难忘记。
11月1日。这一天，我们的部队里阵亡负伤了许多人。后来，我们在捷尔诺瓦特卡桥头堡取得的胜利被国防军公报提及，并对我们的上尉提名表扬。这种特殊的奖励通常被用于激励部队的士气。
11月2日。我们奉命火速赶往一个新的地区。一如既往，我们这些普通士兵对目的地一无所知，但有传闻说，我们正在第聂伯河上构建桥头堡。我们彻夜赶路，在卡车后厢里被冻得要命。过去的两天里，夜间或下雨的白天寒冷无比，可怕的狂风冻彻寒骨。地上满是泥泞，车辆频繁陷入其中，深达车轴。等我们帮着把车辆推出泥泞，重新爬回车厢后，我们的军装和靴子上沾满了乌克兰粘稠的黑泥浆。终于，我们到达了一个村子，住进了屋子里，在这里，我们获得了新的毡靴以及加厚的冬季伪装服，俄国的冬天即将到来。
11月5日。我们退回到一个名叫“沃什内•罗佳斯奇克”的大型集镇周围的防御阵地中。主战线距离这里应该非常近。我们能听见远处传来的炮声以及战场上的其他声响。我们获知，俄国人沿着一条宽广的正面突破了我军的防线。我们团，在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下，本该在清晨时发起进攻，以便重新恢复原先的防线。
11月6日。经过重型和中型火炮长时间的炮击，我们沿着一条宽广的正面向着敌人推进。迎接我们的是苏军猛烈的拦阻弹幕。太阳升起后，迎着阳光前进的坦克炮手们看不清目标，他们不得不频繁地停下坦克，仔细寻找着炮击目标。战斗演变为一场凶残的厮杀，双方都伤亡了大批军官和士兵。我们这里，阵亡的人很多。在我身边的一名下士，头颅被一发炮弹炸飞。一块弹片把我机枪上安装的弹鼓撕了个裂口。
尽管伤亡惨重，但我们还是设法突破了苏军的防御，并迫使敌人狼狈逃窜。喷火坦克担当起扫荡据守在散兵坑和战壕中负隅顽抗的敌人的任务，它们留下了一片满目苍夷的焦土，连着几个小时，带着恶臭的黑烟升入空中，污染了空气。黑烟与空中飘动着的白云相融合，携带着被烧焦尸体的残渣越过广阔无垠的乡间土地。
就在我们觉得今天也许能稍稍放松些时，俄国人发起了反击。他们用“斯大林管风琴”和榴弹炮实施了毁灭性的弹幕射击，把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再次遭受了大量伤亡，但在此期间，我们获得了一队“大黄蜂”重型坦克歼击车和一些安装着150毫米榴弹炮的“熊蜂”自行火炮的支援，敌人已经没有机会突破我们的防区。此时，我们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也对敌人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我们看见黑色的烟柱升入空中，这就表明它们命中了它们的目标[2]。
我们扫荡完旧战线上的阵地后，第79步兵师重新占据了他们先前的阵地。当晚，我们转移至一个新的防区，这使我们再次靠近了沃什内•罗佳斯奇克镇。俄国人在这里的防御比较薄弱。我们后来获悉，被我们击败的是携带着大炮和重型武器的一个苏军近卫炮兵师，另外还有两个近卫师也在人员和装备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但这场胜利也让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光是我们排的阵亡人数便超过了20人，我们团损失的全部人数加在一起超过了一个连（大约155人）。阵亡者中，除了士兵、军士以及军士长外，还有些军官，其中包括第1营和第2营的营长以及三个连长。我们的重武器排损失了一个迫击炮分排和一个重机枪分排。令我们所有人感到痛惜和愤怒的是，深受大家尊敬的法贝尔下士被一颗手枪子弹从背后击中身亡，开枪的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军官，这家伙负伤后倒在地上，法贝尔刚刚为他进行了伤口包扎。这起事件让我想到了施瓦茨下士，当初在雷特斯乔夫附近的桥头堡，他开枪打死那些装死的俄国人，当时我还认为这种做法很不人道。这次，我可没那么多想法了，轻装排的一名中士举起手里的冲锋枪，把那个王八蛋打了个稀巴烂。但愿上帝能阻止我的愤怒发展成这种强烈的仇恨，否则，我将成为另一个施瓦茨。
11月7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想念深受大家尊敬的连长，他总是和我们一样身处最前线。排长告诉我们，上级已经命令我们的连长接管一个折损过半的营，而我们将得到一位新连长。与此同时，有消息说，我们师将赶赴第聂伯河上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尼科波尔桥头堡。此时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尽管在夜里会出现冰冻，但白天时却下起雨来。地面泥泞不堪——甚至连履带式车辆的通行也会出现问题。我们花了许多时间，艰难地将汽车推出泥沼。
折腾了几个小时后，我们筋疲力尽地到达了第聂伯罗夫卡，这是尼科波尔桥头堡东端的一个大村子。我们浑身湿透，身上沾满了黑色的泥浆。村子里应该还驻有一个步兵师师部和一个山地兵单位，据称，他们辖下的作战部队正沿着主战线掘壕据守，以抵御敌军持续不断的攻击。
11月8日。我们住进了被一支国防军装甲部队放弃的住所。我们班搬进了一间宽敞的木屋，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位俄罗斯妇女，她和18岁的女儿卡佳住在一起。她们俩住前屋，屋里有一个很大的粘土制暖炉，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她们把这座暖炉作为床铺使用。我们这些士兵搬进了另一间房间，屋里也有一个暖炉。屋外潮湿阴冷，我们给暖炉加上燃料，然后开始清理房间。
[1]此时的第24装甲师隶属于第1装甲集团军。
[2]在德文中，Hornisse和Hummel都是“大黄蜂”的意思，为作区别，特译为“大黄蜂”和“熊蜂”。实际上，“大黄蜂”坦克歼击车在德军装备序列中，后来被改称为“犀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