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前往莫罗佐夫斯克的途中，救护车不时绕路而行。据说苏军在北面突破了我们的另一道防线，守卫这道防线的是意大利人。据称，俄国人正向南推进，隆隆的炮声在远处也能听见。我对此并不太关心，因为自己并未置身于战斗中，而且我认为，就我目前所处的环境，只能得到那些卧床不起的伤员们的看法。如果没人打扰的话，我就呼呼大睡，不管在救护车上还是后来在莫罗佐夫斯克。我把过去几个星期里所缺的觉补上了。我的腿裹着石膏，所以并不需要特别的医护，只有在他们给我送饭来或必须服药时，我才会被唤醒……
12月18日。我已不再计算日子了，所以，突然被高烧惊醒时，我记不起自己在莫罗佐夫斯克酣睡了多久。我被注射了几针，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好像跟另外几个伤员一同被送上了一列救护列车。高烧加剧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些可怕的画面，使我喊叫、呜咽、颤栗。
渐渐地，周围的一切变得清晰起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一列救护列车上，躺在白色高低床的上铺。一名年轻的金发女护士站在我的床铺旁，戴着一顶标有红十字徽记的帽子，轻声唱着圣诞颂歌。一些伤员用他们不太完美的嗓音跟她一起唱着。
车轮的节奏变化着，形成了一种强烈而又危险的敲击声。这种声音在我脑中痛苦地回响着。我闭上眼睛，将自己滚烫的额头贴到了冰冷的车窗上。但这并未能让我凉快下来，反而融化了车窗上的霜层。
这时，一只凉爽的手放在了我的太阳穴上，但随即被我头上的汗水所浸湿，一个温柔的声音平静地说了几句话。这个声音仿佛隔着一层薄纱，我意识到是那位年轻的女护士。她给了我两颗药，帮着我服下。之后，我筋疲力尽地睡着了，但我没做任何梦。
12月26日。圣诞节第二天的下午，我再次能清晰地思考了。床铺上摆放着给我的圣诞礼物，尚未开封。我对礼物的丰富感到惊讶，这些礼物各种各样，都是这几个月来我们从未见到过的好东西，其中包括许多香烟。我点上一根烟，发觉味道不错，这意味着我已逐渐康复。但我还是花了点时间才真正弄明白自己身处何方，以及我已从败血症的危险中获救的事实，在集体农场时，医护兵曾告诉我，我可能会招致败血症。
走道对面，躺在上铺的一位病友刚刚醒来，他用友好的口气问候道：“嗯，刚刚转危为安吧？很高兴你终于醒了，我的朋友。”
我向他微笑着，随即看见他伸直的右臂像只翅膀那样伸出，后来我才得知，士兵们把这个叫做“斯图卡”，因为裹着石膏的胳膊呈某种角度伸出，有点类似“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翅膀。这种治疗方式通常用于遭受枪伤后断裂的胳膊。我估计这位朋友就是断了胳膊。
他告诉我，昨天，火车停靠在斯大林诺，一些轻伤员下了车，只有重伤员和发高烧的人还留在车上。不过，空出来的床铺又被住满了。
“我们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他愉快地对我说道：“穿过克拉科夫到西里西亚，然后，我很快就能到家了。”
“您的家在哪儿？”我问他。
“马里恩巴德，在苏台德区，”他带着明显的自豪告诉我。然后，他向我描述了他的家乡，使她听起来就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镇，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冲动，有机会的话应该去拜访一下。没想到的是，战争临近结束时，我就在那个风景如画的疗养胜地。经历了六次负伤，最后一次负伤后，毫无疑问，与病友的这番谈话对我在那里的军医院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产生了影响。
“您是在哪儿负的伤？”我问道。
“在斯大林格勒，12月10日，”他说道，我看见他的面孔抽搐着。“斯大林格勒”这个沉闷的词突然出现在车厢里。列车上大多数伤员都来自斯大林格勒，或像我这样，来自顿河或奇尔河包围圈的边缘。
“能离开那儿真是靠运气，此刻，那里恐怕已经陷入血腥的困境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问道，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没有听到过那里的战况。
“因为留在包围圈里的前景已经暗淡无比，”躺在下铺的一名伤员说道。“最后的希望是霍特和他的装甲部队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但这个希望已经破灭，他们被用于其他地方了。”
其他伤员也参与进来，他们恨恨地对高层发出了抱怨。一名伤员气愤地说，那帮家伙都该去死。没人表示反对，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不是信口开河。他和其他一些身处包围圈内的人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他们曾得到过希望和被救出去的承诺，直到大势已去他们才意识到，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实际上是被抛弃了。
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批人交了好运，因为自己的伤势，在关键时刻被飞机送出了包围圈。他们说，这种好事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一名伤兵的头上包裹着绷带，只能用一只眼睛往外看，他嘲讽着军方最新的广播报道，他们故意把斯大林格勒的灾难缩小化，并对第6集团军的失败进行了高度程式化的宣传报道，认为德军士兵心甘情愿地进行着英勇的抵抗。
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坚强，许多人甚至无法掩饰他们每日的恐惧。睡在我下铺的一位小伙子肯定就属于这一类型，因为从我醒来后，他就在抽泣，一直没停过。出于好奇，我趴到床铺的边缘往下看，发现他的左臂和肩膀被绑成了“斯图卡”。我无法看清他的脸。他的抽泣没完没了，永无止歇。他的哭声折磨着每个人的神经，特别是对那些需要好好睡觉的重伤员来说更是一种严重的干扰。
最后，那位头上裹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的士兵被搞得不胜其烦。他转向那位抽泣着的小伙子，生气地对他说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再哭了！你这不停的哭泣要把我们所有人都逼疯了！”
可这家伙丝毫没有反应，相反，他抽泣得更加厉害。最后，火车到达克拉科夫，他和另外一些伤员被送下火车，我们这才摆脱了他。
12月28日。车上只要一出现空床铺，马上便有新的伤员填补上来。第二天，我到达了目的地，在巴特扎尔茨布龙下了车，这里靠近希尔施贝格，位于巨人山脉的脚下。我向车上的病友们道别，他们还要继续向前。
12月29日——1943年1月20日。在一座新设立的军医院里，我们从除虱室出来后，便躺在了干净的床铺上。医院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又安稳，对此，我几乎没有什么记忆。这些日子迅速淡出了我的记忆，快得就像哈尔茨奶酪的熟化过程，每隔一天，他们便会在晚饭时将这种奶酪放在我们的饭菜上，作为口粮提供给我们。
我在日记里不得不提一下某位长着尖脑袋和凸出的青蛙眼的主治医生。切开了腿上的石膏后，他告诉我，他怀疑我是假装负伤，企图逃避职责。这个长着青蛙眼的老家伙甚至问，我是怎么给自己的腿敷上石膏的。他粗暴地对待着我那条被虱子叮咬、污秽不堪的腿，过了好一会儿，他又厉声命令我站起来，别假装负伤。他甚至威胁说，要写报告送交军事法庭，并咆哮着指责我装病、畏惧面对敌人等等。
确实很奇怪，甚至连我也无法找到伤口的任何痕迹，我已找不到弹片钻入小腿的确切位置。豌豆大小，淡红色的疤痕很容易被虱子的咬伤所覆盖，我的腿上布满了这种伤痕。
X光照片最终证明了我的清白。我看着这位青蛙眼军医难以置信地盯着清晰可辨的锯齿状弹片，看上去，他那对金鱼眼随时可能从头上蹦出。作为一名主治医生，完全没必要向一名普通士兵道歉，但他喃喃地述说着原因，这里总有些混在伤员里的家伙，试图通过自伤或其他一些伎俩来逃避前线的职责。接下来的治疗期间，我发现这块弹片并没有给我造成其他的麻烦，因此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幸运的Heimatschuss，而且，上帝的关照将我从可怕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在医院里我们获悉，为斯大林格勒提供的补给已经无法通过空运完成，包围圈内的伤员也无法被运出。因此，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被决定。我们不知道的是，希特勒已宣布那里为“斯大林格勒要塞”，实际上，包围圈里的任何人都已无法逃脱。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弄明白这场灾难最初是如何发生以及为何会发生的原因。
1月21日，我出院了，并获得了疗养休假。最后，我回到了家中！但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不受约束了。我无法轻松地挥挥手，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说声再见：我的脸皮可没那么厚！
走过村里的街道时，几乎没人注意到我。是啊，为何要注意我呢？到处都是当兵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我都不认识。一名佩戴着黑色战伤勋章的普通士兵太过稀疏平常，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这种勋章，就连膝盖下中了一块小弹片也能获得一枚。
过去的朋友中，很少有人问起前线的情形。我告诉他们后，他们变得很好奇，但没人相信我所说的。实情将使他们无所适从，因为，到目前为止，据他们所知，德军士兵的形象就是他们每天从军方广播中听到的那样——英勇无畏，奋勇向前！如果他们阵亡牺牲，只会是在进攻或实施防御期间。他们从不会放弃每一寸土地，除非是出于战术原因奉命后撤。只要看看斯大林格勒即可——这就是个证明！
休假的唯一问题是，日子过得太快了。现在，我必须返回因斯特堡的营地，先去“康复连”。
2月14日。我到达了因斯特堡。去连部的路上，我感觉到连队里轻松的气氛，还遇上了几个看上去喝醉了的家伙。他们欢迎着我这个新来者，对我说着“HELLO”，尽管我们实际上并不认识。一位二等兵拍着我的肩膀，递给我一杯杜松子酒，我屏住呼吸把它灌了下去。
报到完毕离开连部时，我不小心撞上了一名士兵，他带着一个硕大的铝壶，里面装满了咖啡。滚烫的咖啡洒在我整洁的军装上。我生气地看着被溅湿的裤子，这时，对方朝着我吼了起来：“蠢货！你眼睛瞎了吗？”
我彻底愣住了！站在面前的是总觉得饿的汉斯•魏歇特，千真万确！在雷特斯乔夫的那场激战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我以为他不是失踪就是阵亡了。还没等我说话，他已经猛地将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
“欢迎重返人间！”他说道。
我还记得12月13日那天，骨瘦如柴的他跳起身，冒着苏军坦克凶猛的炮火，在我前面朝着那座山丘跑去。
我随即获悉，魏歇特和瓦利亚斯刚刚出院，正在“康复假”期间。我们有许多分别后的话要说，可这里太吵了，于是，我们几个在食堂里找了张桌子坐下。
在食堂里，瓦利亚斯像变魔术那样摸出了一瓶东普鲁士的“捕熊者”。这是一种很好喝的饮料，用蜂蜜和酒精制成，有点像甜酒，与令人不快的杜松子酒相比，我更喜欢这种“捕熊者”。
“你猜，我是从哪里搞到的这东西？”他问道，强忍着长有雀斑的脸上露出的笑容。
“我想，你马上就会告诉我的。”
“我是从蒂沃利的金发女招待那里搞到的！”他自豪地笑着。
我听呆了。“
那么，我想我不用向她转达你的问候了吧，还记得我负伤时你要求我做的吗？我估计，你大概也不想请我喝一杯了吧，就像你曾答应过的那样。”
“不，不！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赫尔穆特•瓦利亚斯说话绝对算数！”高大的瓦利亚斯拍着胸脯：“不过，你总得先让我回家休假吧。”
我们换了个话题，谈起了各自的经历。我先说，于是我谈起了我的伤势以及在医院里，那位青蛙眼军医的插曲。然后，魏歇特讲述了他和另外两个人如何冲过可怕的顿河冰面的情形，在弥漫的大雪中他迷了路，直到第二天，他才遇上了一群后撤中的德军士兵，这群士兵由空军中的补充兵组成。沿途中，一些被打得支离破碎的队伍加入进他们的行列，他们停下后，再次被派入了战壕中。一月初，在奇尔河南岸的某处，他负了伤——“子弹射穿了大腿，伤到了骨头，”魏歇特说道。由于伤口不断化脓引起了并发症，他恢复了很长时间。瓦利亚斯则告诉我们，他一直跟随着一个战斗群行动，直到一月中旬。他们慢慢地向南撤退，并迟滞敌人的推进。1943年1月17日，在顿河上的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他负了伤，一块手榴弹弹片击中了他的喉咙。我们看见他左耳下方有一道深深的疤痕。
“格罗梅尔和塞德尔的情况如何？”我问道。
没错，瓦利亚斯说，他确实跟塞德尔在一起，可在12月底时，一颗手榴弹炸断了他的两只脚。“就在我们眼前，他因为血流不止而慢慢死去了，”瓦利亚斯低声告诉我们，随即沉默下来。我们等着他恢复过来，等他又喝了两杯“捕熊者”后，我又问起了格罗梅尔的情况。我猜，他也阵亡了。
瓦利亚斯点点头，闭上了眼睛。
“这发生在什么时候，怎么发生的？”
“就在你负伤后的一两天，下奇尔斯卡亚附近。”
矮小的格罗梅尔，他那张苍白的面孔和哀怨的眼神出现在我眼前。他无法对着敌人开枪射击，我看着他时，他便闭上眼睛扣动扳机。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原因了。
瓦利亚斯肯定明白了我的心思，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我知道原因。就在他阵亡前几个小时，他向我承认，他所信奉的宗教不允许他开枪杀人。他告诉我，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兄弟。”
“可他不是个懦夫，阵亡前，他救了我和其他人的性命，”瓦利亚斯继续说着：“我永远忘不了这个。”
“这事发生在下奇尔斯卡亚西面的战斗中，前一天，我们在那里击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到了夜里，气候发生了变化，我们遇上了猛烈的暴风雪。我们没有留意俄国人趁着这种天气偷偷地发起了进攻，结果，他们冲进了我们的阵地。谢天谢地，还有一些坦克能为我们提供支援，它们立即对进攻的敌人开火了。可有些俄国人已经冲到了我们的阵地处，一个大块头俄国佬端着冲锋枪，像疯子似的对着我们扫射。突然，他弯下腰，用冲锋枪对准了我和另外几个人，我已经能感觉到滚烫的子弹射入我胸膛的情形，就在这时，在他身旁的一个小伙子跳起身，用步枪枪托砸在他的胸前。俄国佬倒在了地上，可他手里的冲锋枪却开火了。一串子弹全射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他当即跌入了战壕里。”
“我们立即开枪干掉了那个大块头俄国流氓，可是，由于战斗正在进行，没人留意刚才倒下去的是谁。当时的雪下得很大，我们也没看清楚是谁救了我们。直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我们这才发现，是我们的格罗梅尔，是他救了我们的性命。他的身子被打得千疮百孔，已经死去了。我们撤走时，把所有阵亡战友的尸体全都带上。格罗梅尔和其他阵亡的战友一同被安葬在下奇尔斯卡亚。”
我们陷入了沉默，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阵亡于顿河桥头堡大批战友的形象不断浮现在我眼前，其中的许多人跟我很熟，他们对我非常重要。但死亡不会理会这种友情，也不会在乎幸存者的感受。
3月15日。我在康复连里已经待了四个星期。瓦利亚斯和魏歇特的休假明天开始，所以我会送他们去火车站，跟他们告别。个把月后，我们才能再次相见。
5月2日。开始自己的行程前，我在衣袖处缝上了三等兵的徽记，随之而来的军饷也略有增加——尽管这些日子里买不到什么东西。在波兰拉多姆的陆军疗养所，我过了个暑假。日子过得很愉快，我的健康恢复得也很好。1943年的六月很快就将到来。天气很好，暑期结束后，我被晒成了健康的棕褐色。
6月3日。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康复连里的人数明显减少。在这里待得最久的人，缓慢而又稳定地被逐一送回法国北部的原部队中。我们师在俄国的残部，此刻也驻扎在法国，所以，依靠新兵和康复归队的老兵，这些部队得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