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4日。今天的开始与昨天一样——天色晴朗，空中没有太多的云。后来，云层开始聚集，天色变阴。下午时下起雪来，呼啸的寒风将积雪吹集起来。不多久，我们周围棕白相间的地面再次变成雪白、干净的一片。我将积雪铲出交通壕，这种工作让我浑身暖和。魏歇特设法保持着机枪射界的畅通。
我穿过交通壕，到相邻的掩体去看望瓦利亚斯、塞德尔和另外几个人。他们点了个暖炉，因此掩体里很暖和。看见瓦利亚斯时，我不禁笑了起来。他直着身子躺在掩体里，小腿消失进黏土墙中，就像被切断了那样。他们的掩体和我们的一样——就是一个扩大并加了屋顶的战壕——但对瓦利亚斯的长腿来说，这种掩体太过狭窄，于是他在墙上挖了个洞，以便把腿放进去。另两名士兵躺在他身边铺着稻草的地上，打着呼噜。我能听见他们的肚子发出的咕噜声。瓦利亚斯说，睡觉可以让你节省体力和能量。塞德尔站在火炉旁，搅拌着饭盒里的东西。他说，要是用一点面包干和融化的雪烧点热汤，在胃里维持的时间比干吃面包要长些。这也许是个重大的发现——有机会我也要试试看。迈因哈德的掩体里再次传来了口琴声。库拉特吹奏着一些相当伤感的曲调，唤起了我们对家乡的思念。
在训练营时，他们一直教我们该如何保养和使用我们的武器，以便干掉敌人。我们接受了训练，并为此而自豪，我们将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战，必要的话，不惜牺牲自己。但没人告诉过我们，在被打死前你可能会经历些什么。死亡并不一定在瞬间来临——它有许多种形式。在这里，短短的几天中，我们已经听到了伤者可怕的惨叫——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奄奄一息，这是多么可怖啊。这种念头令我们不寒而栗——我们可能也会躺在那里，根本没人来施以援手。没人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也没人告诉我们该如何应对内心的焦虑，这种焦虑感像火焰那样侵蚀着你，远比尽职尽责的冲动要强大得多。他们说，每个士兵都应该自己解决这一问题。但要命的是，每个士兵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焦虑，以免被其他人发觉；如果不加以隐瞒，他的焦虑可能会被视作怯懦——就像矮小的格罗梅尔，甚至在遭到攻击的情况下，他也无法让自己对着敌人开枪。
魏歇特也注意到格罗梅尔无法朝着敌人瞄准并扣动扳机，甚至在被迫开枪时，他也会闭上眼睛再扣动扳机，所以，他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子弹射向了哪里。不过，在训练营里，他是最棒的射手之一。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难道他像佩奇那样，看见敌人便神经崩溃？魏歇特还发现，每当敌人发起进攻时，他的表现都很差劲，目光闪烁不定，泪水汪汪，就像是在发烧。也许，我该和他谈谈，特别是因为他的表现已经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安全。不幸的是，我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遭到了持续不断的攻击。即便战斗稍稍平息，我们这些不需站岗值勤的士兵也都是倒头就睡，我们太疲劳了。
当天晚上，我再次到迈因哈德的掩体里去看他。德林下士也在那里，他告诉我们，要是有机会，他就会回村子里去取他的口琴。赶往掩体的途中，我听见库拉特的口琴传出了悠扬的曲调。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库拉特，一两天后，他和另一位好友一同阵亡了。
12月5日。夜里再次下起了雪。魏歇特和“猪猡”在清晨唤醒我时，村子里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交火。据魏歇特说，战斗刚刚打响。他跟“猪猡”从前方观察哨回来，并未发现什么特别的异常，可现在，村内一片混乱。雾色中充斥着坦克和反坦克炮尖锐的砰砰声，噼里啪啦的步枪和机枪射击声也掺杂其中。
一名士兵飞奔过来，大声叫着，他们需要四联装高射机关炮的支援。牵引车的引擎迅速启动，拖着四联装高射机关炮，沿着小山丘朝村子驶去。照明弹不断地从那个方向升起。薄薄的雪片似乎使夜色更加模糊不清。“俄国人会利用这种天气发起进攻！”一位年长的二等兵爬过战壕时发表了看法。
随后，四联装机关炮投入了战斗，远处传来了它那低沉、断断续续的射击声，清晰无比。村内的两个地点发生了激烈的交火。很快，激战声平息下来，唯一的枪声来自奇尔方向的铁路线，是机枪的射击火力。
在这突如其来的平静中，我们听见峡谷处传来了响亮的发动机声，大量柴油废气飘入我们的鼻子。屈佩尔和瓦利亚斯朝我们这里跑来。我们猜测，肯定是一辆T-34陷进了峡谷中，因为先是发动机启动的轰鸣，然后又平静下来，这些声音始终来自同一个地点。我们猫着腰跑到峡谷旁，这里的地势非常陡峭。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峡谷中雾气太浓——但我们可以断定，一辆坦克被困在了下面。
“这是炸掉它的好机会，可该怎么做，用什么来干掉它呢？”瓦利亚斯问道。
就像是对他的问题作出回答似的，随着一声巨响，那辆坦克真的被炸了个四分五裂。爆炸的闪光把我们弄得头晕目眩，冲击波将我们推倒在地。坦克内的弹药受热后发生了殉爆，在峡谷间四处乱窜。借着拂晓的微光，我们看见浓浓的黑烟从坦克的发动机舱冒出。工兵们告诉我们，他们用两颗地雷干掉了这辆坦克[1]。
在随后而来的反击中，我们缴获了大量的武器，但在敌人的背包里找到的食物却很少。魏歇特搞到了一些苏军的军用黑面包，这种面包的味道像生面团，由于其材料的缘故，嚼起来像一块砂纸。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些面包吃了下去，以缓解自己的饥饿感。不时地，我再次听见了令人作呕的射击声，那名黑黢黢的下士又在对着死者或伤者的头部开枪，毫无疑问，他和以前一样，用同样的方式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残暴。
12月6日。我们三个在温暖的掩体里打盹。魏歇特在外面站夜岗。我们听见冰冻的地面上传来了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当他来到掩体前，撩起入口处悬挂的毯子时，我们都醒了过来。尽管每个人都很疲倦，但我们大多数时候睡得像只兔子，始终睁着一只眼，耳朵也保持着警惕，以防备一切不寻常的动静。魏歇特告诉我们，德林下士搞到了几箱弹药，我们应该去把我们的那一份取回来。
格罗梅尔和我跑去找德林时，天色还很黑。在前沿观察哨站岗的库拉特还没回来，显然，他这班岗还有20分钟。一切似乎都很平静，我们希望这种状况能保持下去。就在我走进掩体时，依稀听见了库拉特的口琴声。但这是不可能的——库拉特正在前沿观察哨的散兵坑里。难道是我听错了？会不会是神经紧张造成的幻觉？我返回到瓦利亚斯那里，他和塞德尔也听见了口琴声——不是曲调，而是两个响亮的音符，就像有人对着口琴吹了口气那样。他们也想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德林，他立即采取了行动。
“事情不对劲，要留神！发出警报，准备战斗！”
我迅速跑到机枪旁，拉开了盖在机枪上的防潮布。所有人都进入戒备状态，静静地等待着。等什么呢？我们面前的一切都很平静。会不会是库拉特不小心吹到了他的口琴？要是他发现了情况，按照常规，他会用枪声向我们发出警报。这会不会是虚惊一场？此刻，这班岗的时间已经到了，也许他们正等着下一班岗的人去接替他们呢。德林把所有的事情都停了下来。就在这时，一发曳光弹窜入空中。
那是什么？前方不到50米处，我们看见了一些身穿白色雪地伪装服的身影。我们的机枪和步枪对着他们开火了，对方立即趴倒在雪地上。随着天色渐渐放亮，我们发现了更多的俄国人。他们趴在第一群人身后，也穿着白色的伪装服，随时准备跳起身来。我们的工兵从侧翼对着他们开火了。可对方仍趴在雪地上，等待着。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为何不发起进攻？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他们在等什么？
很快，我们就明白了——他们在等坦克！一开始，我们只看见了两辆，接着又是三辆，从拂晓的雾色中出现了。它们朝我们逼近，轰击着我们的阵地。我们的88炮在干什么？精心伪装的88毫米高射炮肯定在等待机会。但这种念头只让我们平静了一小会儿。一门大炮对付五辆T-34能有什么好结果？苏军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排成散兵线朝着我们扑来。我们则试图压制住他们。
接着，就像晴空中突然出现的一道闪电，88毫米高射炮开火了。我们看见一发闪着白光的穿甲弹砰地一声击中了一辆T-34，造成了一股火焰，随后变成气味刺鼻的浓浓黑烟。88炮的炮管已经对准了下一个目标。炮弹钻进了第二辆坦克的履带，这只钢铁巨兽此刻只能在原地打转。在下一发炮弹到来前，坦克组员们还有足够的时间逃离，第二炮正中目标，当场将坦克击毁。另一辆T-34试图逃到88炮的射击盲区。还有两辆坦克则对着我们的88炮开火射击。它们的炮弹落点很近：一发跳弹像个火球那样，从一个雪堆砰地一声撞进了我们右侧的掩体。我们听见了惨叫声和“医护兵”的叫喊声。随后，敌人的第三辆坦克被击中了，它的炮塔再也无法转动。带着歪曲和不能动弹的炮塔，这辆坦克试图逃回后方。几分钟后，另一辆坦克跟上了它。那辆驶入88炮射击盲区的坦克，可以说才出虎口又入狼群。正当它试图进入射击位置干掉我们的88炮时，其位置刚好处在我们两辆坦克的炮口下，这两辆坦克一直在小丘后等着它。不过，在被它们摧毁前，这辆T-34成功地重创了其中一辆坦克。
尽管敌人的进攻被再次击退，但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T-34坦克的炮弹击中了我们的掩体，炸死了很有前途的反坦克手迪特尔•马尔察恩和一名三等兵，另外还有三个人身负重伤，其中一个的半条胳膊被炸断。直到当天晚些时候，待苏军的猛烈炮击平息后，我们才进入了阵地前方的地带。
在前沿观察哨旁边的散兵坑里，我们找到了库拉特和他的伙伴，坑里大滩的血已被冻结。俄国人残忍地杀了他们，夺走了他们的靴子和步枪。库拉特并未当即死去，他成功地用口琴给我们发出了警报。我们把两具尸体运回去并进行体面的安葬时，库拉特毫无生气的手里依然攥着他的口琴。他救了我们的命，如果不是他发出警报，敌人肯定会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并把我们全都干掉。
对大伙儿来说，今天又是糟糕的一天，我们这些幸存者再次获得了缓刑。格罗梅尔提醒我们，今天是礼拜天，也是圣尼古拉日。那又怎么样？对我们而言，这里已经不存在任何假日，只有生存，每一天，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是个好日子。今夜，我会睡得很不安稳。
12月7日。今天早上依然是雾气蒙蒙。到了上午，天色晴朗起来，能见度变得相当不错。敌人的狙击手再次疯狂地行动起来。当天上午，我们遭遇了三起事件。在火车站，他们发起了分路进攻，并用迫击炮轰击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斯图卡赶到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它们轰炸了我们前方的苏军阵地。俄国人在雪地上伪装得非常好，他们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这让我们深感惊讶。几个波次的斯图卡朝着俄国人发起攻击。我们已经习惯了它们俯冲时发出的刺耳的尖啸。腾空而起的黑色烟柱表明，它们又击中了一些车辆和重型武器，但它们无法阻止敌人在当天下午用重炮和迫击炮对我们实施炮击。唯有“斯大林管风琴”没有投入战斗，它们会不会被我们的俯冲轰炸机摧毁了？
当天的晚饭，我们意外地得到了豆子汤、土豆和面包。扬森渡过顿河，设法为我们送来了一些食物补给。
12月8日。今天几乎跟昨天差不多。能见度很好，我们的俯冲轰炸机一早便开始轰炸苏军的阵地。他们的这次行动更加靠后些：俄国人肯定在奇尔火车站后方的高地处聚集了强大的力量。数个波次的斯图卡再次发起了攻击，它们对准目标投下炸弹，黑色的烟雾升入了湛蓝的天空。
12月9日。这是个灰蒙蒙的早晨，敌人调集所有的重型武器，对着我们的村庄和阵地猛烈轰击。直到中午，我们才小心翼翼地从掩体的边缘探头往外观看。一场可怕的等待再次开始了。毫无疑问，俄国人是为昨天遭到斯图卡的轰炸而实施报复，今天的能见度很差，我们的俯冲轰炸机无法投入战斗。当天下午，俄国人从东面和南面（沿着铁路线）对我们的村子发动了进攻。不过，我们并未卷入战斗中。如果敌人成功地夺取村子，他们便能实施钳形攻势，从两个方向对我们展开攻击，将我们一举歼灭。大伙儿等待着，祈祷着不要让他们获得成功。
争夺村落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最后，我们的预备队成功地发起了反击，再次将敌人赶出了村子。我方的损失也很大——六人阵亡，许多人负伤。
12月11日。今天，整个天空灰蒙蒙的，能见度很差。从清晨开始，炮弹便在我们四周落下，俄国人似乎不想给我们任何喘息之机。由于剧烈的爆炸声，我们听不见引擎的声响，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突然，五辆T-34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前方。不光是我们，就连部署在我们身后一座小丘处，为我们提供地面支援的88炮组也措手不及。炮组成员还没来得及转动长长的炮管以瞄准目标，五辆坦克便已同时开火。突如其来的炮击，再加上这么短的距离，这就意味着我们的88炮要完蛋了。令人惊讶的是，这门88炮成功地击毁了一辆坦克，随即被两发炮弹直接命中。我们看见火炮的部件和护盾的碎片飞入空中，几名炮组成员当场阵亡。接着，剩下的四辆T-34耀武扬威地朝着我们径直驶来，苏军步兵像葡萄那样攀在坦克上，但我们的四联装高射机关炮仍在开火射击。曳光弹击中了坦克，迫使上面的步兵跳下车，隐蔽在坦克后。
两辆T-34靠近了我们前方的战壕，但又转身离去。它们的侧面对着我们，很快便来到了迈因哈德的阵地前。这是每一个“坦克歼灭者”梦寐以求的机会。不过，它们知道我们已经不再拥有任何摧毁它们的手段。我们用所有的武器对着跟在坦克身后的敌步兵猛烈开火，但他们仍在不断地逼近，很快便冲到了迈因哈德的阵地前。一些敢于朝我们扑来的苏军士兵被我们的火力射倒了。手榴弹在瓦利亚斯和迈因哈德的身边炸开，突然，迈因哈德的机枪停了下来，尽管其他人仍在开枪射击。四联装高射机关炮瞄准了朝着我们逼近的苏军人潮，曳光弹嗖嗖地从我们的头上掠过。如果没有这门高射机关炮，我们早就被敌人打垮了。工兵们也从侧翼用他们的两挺机枪猛烈开火，将敌人的步兵成批地射倒。
俄国人的第一辆坦克停在迈因哈德阵地的上方，发动机的轰鸣愈发响亮。它转动履带，在原地转着圈，碾压着地面。这时，我们的四联装高射机关炮用高爆弹在近距离内对着这辆坦克开火了，但在坦克炮塔厚厚的装甲面前，他们的火力并不比爆竹更加有效。随后就出事了！那辆坦克在右侧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在近距离内对着那门四联装高射机关炮开火了。第二发炮弹命中了那门火炮，把它炸得粉碎。金属零件和各种人体部件飞入空中，落在后面的雪地上，洒了一地。一条被炸断的腿，仍穿着一只毡靴，落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断腿上涌出的鲜血将雪地染成了红色。我们无助地对望着，每个人的脸都涨得通红。尽管天寒地冻，但汗水还是从额头流入了我的眼中。我的嘴发干，舌头黏在了上颚处。
此刻，敌人的坦克肆无忌惮地来回逡巡，它们抵达并占领了我们的阵地。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它们冲入村内并把那里打个稀巴烂。但至少我们在村子里还埋设了地雷，敌人的一辆坦克已经无法使用。其他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敌人的一辆坦克待在我们附近，继续碾压着地面，另一辆坦克在塞德尔身边翻搅着泥土，随即向右侧驶去，而第三辆坦克试图越过小丘冲向村内。第四辆坦克已经成功地越过了小丘，正不停地朝着村内开炮射击。尽管我们拼死抵抗，但一些苏军士兵还是设法突入了我们的阵地。在接下来的白刃战中，德林下士和他的人将这些苏军步兵缴了械。此刻，只有我的机枪和工兵弟兄们的两挺机枪仍在开火射击。为我供弹的魏歇特抱怨着机枪子弹糟糕的质量，一些子弹甚至被枪膛内的抛壳挺扯断。我们只剩下一根备用枪管可用了。
“猪猡”站在我身边，尽可能快地用他的卡宾枪射击着。他待在原地，用紧张的双手重新装弹。我没有看见格罗梅尔，因为他站在魏歇特那一侧几米远的地方。魏歇特迅速扔给他两根卡了子弹的枪管。
“伙计，把子弹弄掉，你很擅长的！”魏歇特朝着他叫道。
就在这时，他伏下了头，惊呼起来：“妈的，T-34发现我们的机枪阵地了。”
一辆T-34转动炮塔指向我们的阵地，朝着我们驶来，它的引擎轰鸣着。我把机枪拉入战壕，自己也趴了下来。格罗梅尔和魏歇特匆忙躲进了掩体中。“猪猡”已经趴在战壕里，就在我身后。
伴随着刺耳的金属射击声，一发坦克炮弹准确地命中了我的机枪刚刚所在的位置。冰冷的泥土和滚烫的弹片雨点般地落在我头上。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感觉就像耳膜刚刚被震破了。刺鼻的灰尘钻进了我的鼻孔，涌入我的肺中。但我还活着，“猪猡”也活着——我听见他在身后发出了痉挛性的咳嗽。接着，坦克钢制履带挤压车轮所发出的嘎吱声再次传来。这真是要命的声音！我像条虫子那样紧紧地贴在地上，战壕里的一切都变暗了——这辆钢铁巨兽直接停在了我们头上，挡住了光线。
此刻，锋利的坦克履带撕扯着战壕的边缘。冰冷的土块落在我背上，把我半埋起来。这个怪兽想把我活埋吗？我记得别人曾告诉过我，坦克会在散兵坑上面来回打转，直到坑里的人不再动弹并被泥土闷死为止。这种死法真可怕！
我惊慌失措！也许跟其他人一起躲在掩体里会更安全些。我朝着掩体爬去，“猪猡”跟在我身后。掩体内一片漆黑，我几乎分辨不出其他人的面孔，但我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恐惧和不安。敌人的坦克此刻就在我们头上。它会干什么？它会来回转动，试着将掩体压塌吗？地面冻得很结实，但掩体顶能承受住它的重量吗？
可怕的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除了等待，我们什么也做不了。等死吗？也许我们可以用一枚地雷或磁性聚能装药干掉它，可我们手上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只能期盼并祈祷死亡与我们擦身而过。
我听见“猪猡”开始大声地祈祷起来，我觉得我也需要通过祈祷来稳定自己的神经。自我长大后就没有祷告过，我认为自己年轻、健壮，不需要年长者的帮助。可现在，面对生命中的恐惧和死亡，那些早已被遗忘的话语浮现在我脑中。我没有像“猪猡”和其他人那样大声说出这些祷告：我在内心里默默地祈祷，嘴唇动都没动。我祈祷我们能从重伤中被解救，从可怕的死亡中被解救。
尽管我们的状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在祷告后，我感觉到了内心的平静和信念，对此，我无法用言语表述清楚。“猪猡”也结束了祷告，他看了看魏歇特，魏歇特坐在一堆稻草上，盯着掩体的屋顶。格罗梅尔的呼吸声沉重而又激动，他也向上看着。每当坦克射出一炮，掩体顶便颤动起来，横梁和木板间的泥土和积雪洒落在我们的钢盔上。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这辆钢铁巨兽再次移动起来，冰冻的土块落入掩体中，坦克履带看得更清楚了。
千万别被活埋！这是我最担心的！魏歇特和其他人惊慌失措。
“快跑！”他惊慌地叫着，第一个冲到了掩体门口。
掩体门前堆着些冰块，魏歇特用脚把它们推开，设法挤了出去。战壕已被泥土和积雪半埋，我的机枪也被埋在了下面。不远处的战壕里，几名苏军士兵正在来回走动，瓦利亚斯和塞德尔朝那里扔了几颗手榴弹。我们听见工兵们仍在他们的战壕中开火射击。炮弹落在我们的阵地前，并在四周炸开。工兵们试图用他们的迫击炮提供交叉火力，这能阻止苏军步兵，但却挡不住他们的坦克。
停在掩体上的那辆坦克终于离开了，朝着村子驶去。我们这才意识到，刚才是死里逃生，地面上的履带印表明，那辆坦克错过了我们的掩体，它刚才是在掩体的左侧碾压地面。此刻，它正朝着工兵们的机枪阵地开火。我们惊恐地看着那个阵地挨了一炮，随即意识到，那挺机枪完蛋了，然后，那辆坦克转身返了回来。
T-34坦克沿着交通壕随意开炮，它来回转动，肆意碾压着战壕，卷起的大块泥土很快便将战壕填满。两名士兵惊恐而又绝望地跳起身，试图逃离战壕，但随即被坦克上的机枪刈倒。另一名士兵勇敢地朝着坦克炮塔投出了一颗手榴弹，但其效果就像是一颗雪球撞上了墙壁。这名士兵的逃离速度不够快，结果被坦克履带压倒在地。坦克炮塔的顶盖打开了，数枚手榴弹被扔进战壕中。
就在我拼命想把机枪从泥土中挖出来时，“猪猡”朝向我们冲来的两个苏军士兵扔出了一颗手榴弹。他们倒在在雪地上痛苦地翻滚着。魏歇特来不及给卡宾枪重新装弹，他一把夺过格罗梅尔手里的步枪，对着即将跳入我们战壕中的一个俄国人开火了。我用手枪击中了另一个俄国人，鲜血从他喉咙处的伤口滴下，他叫喊着跑了回去。其他人也跟着他跑了。我们再次得到了喘息之机。此刻，战壕里只剩下几个苏军士兵，但那辆T-34仍在。它碾压着履带下的一切——这里没人能干掉它。
就这样完了吗？一辆T-34就能把我们全干掉？空气中弥漫着恐怖，但在面对那辆钢铁巨兽时，也有万般的愤怒和一丝无奈。一名士兵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被困在战壕里的压力，他跳起身逃了出去。T-34转身追了上去，把他撕成了两半。一幅可怕的场景！格罗梅尔忍不住呕吐起来，他爬回到掩体内。
坦克一遍遍地碾压着阵地，然后，它慢慢地逼近了我们的掩体。轮到我们了吗？它是不是知道我们还在这里，还活着？我们该怎么做？逃跑不是个好办法，但不跑的话，这座掩体就将成为我们的坟墓！在潜意识中，我听见村子里传来几声爆炸，这让我想起了另外几辆坦克。但我的心思完全集中在眼前这个钢铁巨兽上，它的发动机轰鸣着，正朝我们驶来。它一边移动一边开炮，并用机枪扫射着火炮的盲区。
没有获救的希望了吗？我迅速祈祷了一番，并看了看其他人，他们正无助地隐蔽着。这次，那只巨兽还会漏过我们吗？我们还会像上一次那样走运吗？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辆T-34，此刻，它距离我们已经不到30米，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从地狱升到了天堂。我的恐惧消失了，体内的血液兴奋地奔涌起来。身边的一切都已被遗忘，我的眼中只看见一辆拖车牵引着一门反坦克炮从小丘后出现了。拖车甚至还没停下，三个人已经跳下车，迅速解下火炮，把它推入了阵地。炮手转动火炮的轮子，对准了那辆坦克。T-34发现了这门反坦克炮，它们之间的距离不到100米。
坦克炮塔慢慢地转动，寻找着目标。谁会先发制人？肯定是我们的反坦克炮。但它能击中敌人的坦克吗？第一炮就将决定胜负！我把其他人叫出掩体，而我自己却兴奋得差点摔倒。随即，火炮的射击声穿透了烟雾弥漫的空气，闪电般的爆炸照亮了四周，炮弹命中了——正好击中坦克的炮塔！随即，第二发炮弹接踵而至，再次命中了坦克，T-34的炮塔被炸得腾空而起，歪倒在一侧。
“好哇！”许多发炎疼痛的喉咙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几个小时来的恐怖和绝望，神奇地得到了纾解。得救了！在关键时刻我们获救了！那些操纵反坦克炮的家伙真神了，他们的第一炮就决定了这场战斗的胜负，使我们从徘徊在四周的死神手里侥幸逃生。我很想狠狠地拥抱那些炮手，他们的行动太英勇了。“猪猡”、格罗梅尔和魏歇特也迅速恢复了常态。
就在这时，两个俄国人像被蜜蜂蛰了那样，慌慌张张地冲出德林下士的掩体，兴奋激动的我们并没有注意到他们，于是，这两个家伙朝着他们的出发地逃去。没有枪声和炮声，此刻，双方出现了暂时的停火。我们无法忍受继续待在战壕里了。于是，大家爬了出去，其他人也像钻出洞穴的老鼠那样爬了出来，一个个浑身泥泞，面色苍白，但都为自己还活着而高兴。后来我们获悉，今天，除了轻伤和重伤人员外，我们还有八个人阵亡，其中有一些显然是被活埋在掩体里。
令我们沮丧和悲痛的是，德林下士和他的两名部下也在阵亡人员中。我们几个被困在战壕里的人，瓦利亚斯和塞德尔毫发无损。屈佩尔头部和肩部负伤，跟其他伤员一起，被送回到村子里。迈因哈德失去了他的机枪，他没来得及从敌人的坦克履带下抢回机枪。维尔克也在这场梦魇中得以重生。
反坦克炮组的几位成员此刻都在战壕中，魏歇特和我过去看望他们，并对他们的救命之恩表示衷心感谢。我们与小丘之间的地面被坦克履带翻了个底朝天，其间混杂着积雪。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新的、特殊的气味，这种味道来自散落在地面上，支离破碎的人肉。不知怎么，对死尸我多少有些习惯了，可现在却完全是一种新的、可怕的体验。
倒在这里的不仅仅是些尸体，有的尸体上带有明显的伤口，还有的尸体，某些部位已经消失不见。地上还洒落着来自胳膊、大腿或臀部的肉块，甚至还有半个头颅，上面仍戴着已经损坏的钢盔。这些是88炮和四联装高射机关炮组员们的遗体，他们被T-34的炮弹直接命中，被炸得粉身碎骨，残骸被抛入半空。我们蹒跚着向前走去，这一幕太惨了。
另一群士兵赶过去，也对那个英勇的三人反坦克炮小组表示感谢。炮组的领导是一名下士，胸前佩戴着一级铁十字勋章和银质战伤勋章，证明他早就是个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在我们眼里，他是个英雄，如果不是已经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的话，他现在也应该得到一枚。三个人钢盔下的脸胡子拉碴，满是污垢和汗水。这位下士看上去很面熟，我曾在哪里见过他？我朝着他们走去，他转过身来，我认出了他。
“海因茨！海因茨•鲁曼！”我叫道，旁边人都吃了一惊。
尽管我的脸上污秽不堪，但这位下士也认出了我。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外，这个荒芜的桥头堡，意外的重逢充满了惊讶和兴奋，我们俩搂在一起。海因茨对这一巧遇仍感到惊讶不已，他想知道我是何时、如何到这里来的。
我向他解释了情况，这个世界真的很小，生命中经常会有这种奇妙的重逢。幅员辽阔的俄国，此刻有数百万德军士兵，我却与海因茨•鲁曼相遇了，他是我们家乡小学和中学校长的小儿子。更重要的是，在受到生命威胁的关键时刻，他不仅救了我，也救了我们其他人。
大约在八天前，他从顿河南岸的下奇尔斯卡亚到达这里。昨天他接到了命令，让他用反坦克炮为我们提供支援，以对付苏军的坦克。从海因茨那里我第一次获悉，我们在顿河南岸建立了两座桥头堡，由数支部队的残余力量坚守，而我们这支队伍守卫着前突的“刺猬”防御阵地，是一支“缓冲部队”——换句话说，我们就是一支将被主动牺牲掉的部队。
问及另外三辆坦克时，他告诉我，一辆坦克在村边碾上了地雷，他干掉了另一辆沿着铁路线前进的坦克，第三辆苏军坦克从东北方进入村内，结果被我们剩下的最后一辆坦克击毁，但我们的坦克也因履带损坏而动弹不得。我们还有许多来自家乡的消息需要交流，但他已经得到了命令，马上要返回村内的阵地。离开时，他又把我叫过去，告诉我说，下次有机会的话他会来找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好好聊聊往事了。
不幸的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我再也没有见过海因茨•鲁曼。我一直没能弄清，他是否在12月13日阵亡在村子里，他是不是被留在顿河那里的人员之一，或者，他会不会在顿河和奇尔的防御战中阵亡或被俘了。另外，我在接下来的休假中经常能看见他的父母，我跟他们谈到了这次不寻常的重逢，但并未从他们那里获知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现在，迈因哈德成为了剩下的十四名士兵的领导，因为在我们当中，他的军衔是二等兵。没轮到我站岗时，我睡得像根木头。可当瓦利亚斯唤醒我时，我匆匆跳起身，敏捷得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刚刚被放出来那样。我仍有些迷迷糊糊，但这证明了一点，我的神经并没有彻底恢复到常态。我想到，这跟迈因哈德从斯大林格勒来到我们这里时一样。天哪，在布济诺夫卡的掩体区时，我们充满了对获取胜利的渴望！对等待赶赴前线参战的机会深感不耐！现在，经历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战斗后，再也没人提起英雄主义或作战热情了。相反，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活着逃出这个死亡陷阱。这场战争并不是我们所想象、所谈论的那样。作为一名士兵，你知道战争也意味着死亡。但在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情况下谈论它，就像讨论一栋失火的房屋，而你并不在屋内那样。我们已经置身于火海中许多天，并感受到炽热的温度，我们还失去了许多战友。
12月12日。清晨，维尔克来换岗时，一抹淡红色的光亮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今天将是阳光灿烂的一天，”维尔克说道，我表示了同意。
随着天色渐渐放亮，气候总是会变得更加寒冷，我冷得要命，很高兴能回到温暖的掩体里。“猪猡”靠着墙壁，嘴里嚼着一块面包。格罗梅尔也醒着，为我热着一杯咖啡，尽管咖啡是在一个小时前送来的。就着方块面包，我们还得到了一勺果酱，这是很长时间都没见过的东西了。
格罗梅尔绝对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正地了解他。他真的无法对着敌人开枪吗？为什么？不可能是出于恐惧，因为在我们发起反击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但在昨天的战斗中，魏歇特夺过他的卡宾枪时，发现枪上的保险还没打开，这太糟糕了。倘若敌人距离我们再近些，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他也通过某些事情对此加以弥补，例如清理卡在机枪枪管内的子弹。在这方面，他是个专家。通常，留给我们清理被卡住的子弹的时间很短，但这对他来说毫无难度。在昨天的激战中，格罗梅尔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我们看见空中有一架德军的双尾翼侦察机，正朝着斯大林格勒飞去。它飞入了高射炮火形成的白色烟雾中。没多久，这架侦察机便被击落了，在空中留下了一道黑色的烟雾。另一架飞机飞得很低，在我们村子的上空投下了一些补给物资和弹药箱。看来，今晚我们又将得到些饼干了。
除了遭到一个小时的炮击外，今天可以被看作是平静的一天。格罗梅尔清楚地知道每个星期的每一天，他告诉我们今天是星期六。但这与其他的日子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就像个假日。我们现在的要求真的不高！仅仅因为遭受的炮击比平日少一些，我们就感到了安宁和平静。但明天还会像今天这样吗？我们希望如此，可这种愿望仅仅是梦想而已：在现实中，它会像春季阳光下融化的积雪那样消散。因此，明天可能会像过去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也不存在任何未被提及的问题。这次会轮到谁呢？谁将冰冷而又僵硬地躺在残酷可怕的俄国土地上呢？谁会死去，并被他的朋友们所目睹、所哀悼呢？
没人能事前知道自己是否会是下一个。对那些不幸被击中的人来说，死亡总是突如其来，而且总是来得过早。死亡降临时，我们希望它能迅速结束。到目前为止，我所听见的哭喊声都是来自我们的敌人，他们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地倒在我们阵地的前方。我经常在夜里醒来，觉得自己听到了他们在黑暗中发出的呻吟，但没人能救他们。上帝保佑，别让我们遭受这种可怕的命运。
12月13日。昨晚，我睡得很不好。格罗梅尔想叫醒我时，我其实已经醒了。我的内心并不平静，但我无法对此作出解释。胃里有种不适感，就像个蚁冢。屋外的寒冷可能对我会有些帮助。
我遇到了正在巡逻的瓦利亚斯，他告诉我，有传言说，霍特大将率领着他的装甲部队，正赶往打破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途中。这是真的？还是像以前那样，仅仅是个传闻？也许，这真的是一次重大的救援行动，这不正是那些被围困的将士们热切期盼的吗？不过，这次救援行动会不会为我们这个饱受摧残的“刺猬”阵地做些什么呢？再一次，这些问题似乎没人能作出回答。
突然，风里传来了一种我们过去从未听过的声音，有点像号声，远近不一地重复着。后来，我们听见了强有力的发动机声，从奇尔方向而来，穿过夜色朝着我们逼近。号声是个全新事物，我们无法据此判断出对方队伍的头尾。遇见迈因哈德时，他说他注意到那个方向的探照灯不时地被打开。
“看来，他们正在那里集结部队，”他自言自语地说着，随即又补充道：“伊万们肯定在策划些什么！要是我们知道是什么就好了。”
我们周围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此刻，整个防区保持着戒备。士兵们出现在战壕中，紧张地来回走动着。每个人都紧紧地盯着前方，但此刻天色尚黑，什么也看不见。清晨5点，我去叫醒魏歇特时，他已经站在掩体的前面，凝望着奇尔的方向。胃部的紧张感现在更加强烈了，我记得在家里时，也有过同样的不安，通常出现在我将要参加重要的体育比赛开始前。可是，在这里，这种不安更为强烈。这是一种凝聚起来的兴奋和刺激，由某种正在逼近，但我们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的威胁所造成。
一种令人窒息的局面！可我们不得不等待，一直等到天色放亮。矮小的格罗梅尔是唯一一个待在掩体里的人。我走进掩体，用暖炉仅剩的一点点热量热了点饮料。这些饮料是昨天空投的补给罐里剩下的。格罗梅尔正在睡觉，但他的呼吸不太规律。他面对墙壁躺着，身子不时地发出抽动。正当我把加热过的饮料从饭盒倒入杯中时，他突然站起身，嘴里叫嚷着，朝着掩体的入口冲去，但他依然处在半睡眠状态。我惊讶地放下杯子，伸手拉住了他的衣袖。格罗梅尔拼命挥舞着胳膊，叫嚷道：“猪猡！猪猡！我来了！救救他，救救他！”我抱住他的腰，紧紧地箍住他的双臂。然后，我看见他再次平静下来。
魏歇特站在我们身边，轻声问道：“小伙子，怎么了？做噩梦了吗？你知道，‘猪猡’在迈因哈德的掩体里。”随后，我们走出掩体，来到了清晨雾蒙蒙的空气中。东方出现了一道狭长的光线，宣布新一天的黎明就此到来。格罗梅尔仍有些昏昏沉沉，他试图找到恰当的话语来解释他做的梦，但他的声音被彻底淹没在随之而来的巨响中。
朝我们扑来的敌人肯定有上千人，像个沸腾的地狱那样吞噬着我们周围的土地。我们还没来得及跑回掩体，在外面站岗的维尔克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摔倒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安地相互看了看，每个人都脸色苍白。没人说话，但很明显，恐惧充斥着我们皮肤上的每一道皱褶。我们的眼中闪烁着狂乱的兴奋。浓烟滚滚！火焰和闪亮的金属从空中落在我们四周。如果不知道毁灭性的炮火是来自苏军一方，我们肯定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在这里，12月13日，世界末日来临了。
我无法忍受再待在掩体内：我想看看将把我们彻底毁灭掉的地狱。刚把头稍稍探出掩体，我便被吓得呆若木鸡。整个地面舞动着，带着地狱般的混乱向山丘处延伸。没有一平方英尺的地面是平静的，喷泉般飞出的泥土混杂着冰冷的积雪和闪亮的金属片四散纷飞，这片地带被雨点般落下的炮弹彻底翻了一遍。但没有人能挪动半步，以避开这场灾难。雷鸣般的爆炸和空中的尖啸如此剧烈，我们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声响了。掩体的顶部已经被迫击炮弹、斯大林管风琴和步兵轻武器制造出许多浅坑，但在两天前，我们刚刚对屋顶进行过加强，所以到目前为止，它还能撑得住。
半小时后，这场地狱般的灾难有所减弱，但对我们来说，这段时间漫长无比。交通壕和我们的阵地几乎被填满，我们还活着，这是个奇迹。敌人现在想干什么？我们知道，这种疯狂的炮击是他们进攻前的准备，但敌人仍隐藏在清晨的薄雾后。
有人叫着我的名字！然后，我们看见了瓦利亚斯。冒着迫击炮弹的爆炸，他朝着我们匆匆跑来，来到我们面前时，差一点摔倒在地。瓦利亚斯气喘吁吁，几乎说不出话来，污秽的脸上满是汗水和泥浆，但我们仍能看出他的面色苍白如纸。
随即，瓦利亚斯尖叫起来：“德林的掩体又被击中了！迈因哈德、猪猡和另外几个人都被炸死了。掩体外的一个小伙子只负了轻伤，我已经为他进行了包扎。可塞德尔和另外两个人也负伤了，我需要更多的绷带，这样才能为他们包扎。”
魏歇特将两包绷带塞进他的手里，瓦利亚斯沿着之字形匆匆跑了回去，以避开袭来的迫击炮弹。
迈因哈德和“猪猡”的死，对我们是个沉重的打击。我流下了眼泪，这并不仅仅是刺鼻的烟雾所造成的。恐惧越来越紧地纠缠着我，我的喉咙发干，我觉得自己似乎就要被勒死了。我的目光盯着瓦利亚斯，看着他毫发无损地跳入了战壕。
随后，维尔克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坦克来了！一大群——数量很多！”他最后的这句话被淹没在坦克朝着我们射出的炮弹的爆炸声中。
随即，我也看见了它们！起初，它们像一堵火墙那样朝着我们推进，然后，一大群棕色的钢铁甲虫越过白色的草原朝我们慢慢逼近。一场坦克的进攻！维尔克匆匆数了数，50辆，但肯定不止这个数字。原来，这就是俄国人想干的——他们组织起一场大规模的坦克攻势，来对付我们这个孤零零、装备简陋的前哨阵地，这处阵地长时间地阻挡住了他们，并给他们造成了太多的损失。
T-34坦克喷射出深具威胁的炮火，沿着与铁路线平行的道路向村子驶去。只要十五分钟它们就能到达村落，并从后方席卷或切断我们的阵地。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无法守住这里了，这段永无休止的恐怖时刻，其可怕的结局即将到来。问题是，我们是否还有逃生的机会呢？
我们站在掩体的掩护中，脸上满是汗水，紧盯着迎面而来的坦克，此刻，翻搅着地面的剧烈爆炸，向着山丘的安全处延伸。山丘附近的一些士兵跳出战壕，朝着隐蔽处跑去。他们想抢在坦克前赶到村子里，这样，他们便可以渡过冰冻的顿河逃生。越来越多的士兵这样做了。他们奔跑着穿过雨点般的炮火和弹片。但他们需要奔跑的距离较远，能让他们生还下来的机会很小。地面上散落着武器、大衣、装备以及其他的物品，丢弃这些东西能让他们跑得更快些。许多人被击中后倒在了地上，还有些人挣扎着爬了起来，流着血继续逃命。我们该怎么做？
格罗梅尔和维尔克像笼中的困兽那样在掩体里进进出出。魏歇特伏在我身旁，也准备逃跑，但他还没决定该如何行事。他指着两个跳出战壕的家伙，这两人穿过致命的炮火，朝着安全处跑去。我认出了高个子的瓦利亚斯，另一个是塞德尔，他的头上扎着绷带。塞德尔倒下了，但随即又跳了起来，继续奔跑。维尔克激动地朝我们打着手势，示意敌人的第一辆坦克已经到达了村子。我们该怎么办？跟着他们一起跑？我们距离那座小丘最远，就算能幸运地跑到那里，山丘后面等待我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但很明显，我们也不能待在掩体里——这意味着我们会被打死或被困。就算不死，活着让俄国人抓俘虏吗？我无法活下来的。
“他们都跑了！”维尔克激动而又惊讶地叫嚷着。
“不，不是所有人，还有些人仍在阵地上，”魏歇特回答道。
但维尔克已经脱掉了他的武装带，冲入了这口沸腾的大锅。我看见他一边跑一边扔掉了沉重的大衣，然后，我扶着魏歇特和格罗梅尔爬上了战壕，他们已经扔掉了一切不必要的行装，匆匆逃命。现在，轮到我了！我是最后一个吗？不是，我看见战壕里还有几个人等待着。还等什么？无非是两种选择——逃命或留下。继续留在掩体里，等着俄国人穿过炮弹的爆炸赶到，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我是个多么出色的士兵啊！我并未扔掉身上的一切，而是希望带着自己的腰带和所有的装备。奔跑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速度不够快，于是，我边跑边扔掉了自己的大衣，松开腰带，让身上的东西落在了地上，手里只握着一支鲁格尔手枪。
我冲过地上的弹坑，跌跌撞撞地跑过逃命的士兵丢弃的物品。炮弹在我四周不停地爆炸。这是一场生与死的奔逃。许多人并未能逃至小山丘后，他们无声无息地倒下，或者就是在地上呻吟着，还有些人喊着救命。我怎么救他们？我随时可能倒在他们身边。死亡或身负重伤的恐惧打消了其他所有的念头，我只看见保住自己性命的唯一机会。等到达山丘并藏身于山丘后时，我剧烈地咳嗽起来，浑身被汗水湿透，我的那些战友早已消失在视线外。我被一具尸体绊倒，摔倒在雪地上，这里的雪地一片洁净，几乎没有人践踏过。将我绊倒的这具尸体是施瓦茨下士，他倒在数处伤口所形成的血泊中。从面色上判断，他死了没多久。
随即我发现了自己面前新的危险。数辆T-34在村子前方逡巡，挡住了我们的逃生去路。它们驱赶着前面的几名士兵，这些逃命的德军士兵像兔子那样沿着之字形路线奔跑，试图躲开坦克。但俄国人的坦克用机枪开火了，一些人被射倒在地，随即又被坦克履带碾得粉身碎骨。我必须冲过去！这个念头不断地在我脑中回荡——我必须待在坦克的盲区！子弹在身边呼啸掠过，我突然感到左胸部遭到了重重的一击。中弹了？可我并未觉得有什么削弱了我，并让我放缓脚步，于是我继续向前猛跑。
突然，维尔克出现在我身边，他跪下双膝，大声咳嗽着。
“妈的，我坚持不下去了！这简直是要命！”
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但刚走了几步，他的双腿再次软了下来。他被击中了？就在这时，我惊恐地看见一辆T-34坦克朝着我们冲来。我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跳到了一旁，但维尔克再也站不起来了。坦克履带从他身上碾过，他那惊恐的惨叫声被淹没在坦克的炮声中。它从来不会注意有人被它轧死了。现在，坦克朝着单独的士兵射击着。再也没有阻碍我的东西了：我没命地奔跑起来，肺部喘得像一对陈旧的风箱。终于，我跑到了一个围栏处，纵身跳了过去。我摔倒在另一侧坚硬的地面上。我在地上躺了片刻，汗水从额头流入了眼中。我用手背擦抹额头时才发现，手上全是血，但我摔倒在石块上，手上仅仅被轻微地擦伤。然后我注意到一间支离破碎的小屋，它能为我提供些掩护——我必须赶到那里！我紧走了几步，来到了小屋前。
破裂的房门倒在地上。等我发现残存的墙壁后埋伏着一辆T-34坦克时，已经太晚了。坦克的炮塔盖敞开着，一声雷鸣般的炮击几乎将我的耳膜震碎。突然，一名苏军士兵跳过墙壁走进屋里，随即停住了脚步。我们俩都大吃一惊，相互对望着。此刻的他手无寸铁，而我手里握着一支鲁格尔，正对着他。这个俄国人很年轻，和我差不多大，他不安地盯着我手里的枪。如果他攻击我，我就开枪，但他没动：他只是站在那里，两只手垂放在身体两侧。
我慢慢地向后退去，直到身子碰上了一根横梁。然后我转身朝着河岸处的灌木丛跑去。在那里，我遇到了一群德军士兵，和我一样，他们筋疲力尽，在这里稍事喘息后，他们朝着冰雪覆盖的顿河冰面逃去。大批苏军坦克的机枪火力和炮火集中到了河岸上，冒着可怕的枪林弹雨，这些德军士兵试图渡河逃至对岸的安全处，以便加入到其它德军的行列中，他们完全处在惊慌失措的状态，正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苦苦挣扎。为了避免落入无情的敌人的手中，他们选择了较小的风险——跨过致命的冰面，就在几分钟前，这里还是一片平静。我也抓住了这根希望的稻草，朝着对岸冲去。
对坦克来说，冰面太薄了，因此，它们沿着河岸排列在高地上，对着我们开火射击，就像是在靶场打靶。炮弹不停地爆炸，在我左右两侧，不时有人倒在雪地上。白色的伪装服被他们身上的鲜血染红了。被打死的人堆积如山，负伤的人呻吟着，呼叫着救命。许多地方的冰面被炮火击碎，激起的水柱高高地窜入空中。冰面破裂后，倒在积雪上的许多尸体消失进汩汩的河水里。我跌跌撞撞地跑过冰面上的死者和伤者，耳中只有爆炸声，我意识到，地上的积雪已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最后，我终于跑到了对岸的安全处。
我们当中，并没有太多人成功地逃至遥远的河对岸，并在那里的白桦林中获得隐蔽。可就算在这里，我们也不安全。坦克炮弹在树梢上炸开，弹片和树枝雨点般地落下。许多人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结果却在这里负了伤。
树林中有许多掩体。正当我们跑过一座掩体时，一名下士朝我们挥着手，示意我们进去。我踉跄着冲进了掩体的通道，花了几分钟时间才恢复了正常的呼吸和说话能力。感谢上帝，我终于在这场渡过顿河的死亡之旅中生还下来。
这些掩体的状况出奇地好，不仅干净，而且相当专业，都是用相同长度的白桦树干搭建而成，肯定是为了长期防御而建造的。不过，谁知道它们在这里被空置了多久呢？一名士兵估计，这些掩体曾被一支炮兵部队所占据，他看见过顿河河岸上准备的炮兵阵地。我认为这些掩体在这里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位下士递给我一根烟。当我伸手到左胸袋里掏打火机时，我的手指夹住了一块铁，打火机已被一发子弹或弹片打得变了形。手指摸到的地方，金属壳已被击破，我甚至能闻到军装上渗出的打火机油的气味。我想起在我到达小山丘时，左胸部感到重重的一击。这只坚硬的打火机，是上等兵格拉拉在斯大林格勒时给我的，可能就是它救了我的命。我不知道他和其他人现在怎么样了。但现在没时间缅怀往事——我们必须继续逃命！最后一批逃过顿河那场可怕磨难的士兵中的一员气急败坏地说，敌人的步兵和迫击炮部队正踏过冰面，很快就会到达这里。
我们没有武器，根本无法挡住他们。那位下士丢弃了他的冲锋枪，而我手上只有一把手枪。下士跑在最前面，穿过树林中的灌木丛，我们紧紧地跟在他身后。每个人都显得惊慌失措。头顶上，我们听见迫击炮弹在树梢处的爆炸声，碎片雨点般地朝我们落下。此刻应该是钢盔派上用场的时候，可我们在仓促逃命时，为了减轻重量，早已将它们丢弃。
在树林边缘，我们出现在一片冰雪覆盖的草原前。冰冷的寒风将粉状的雪吹入小土堆，土堆渐渐变成了大雪堆。我的体力慢慢地得以恢复，身上的汗水渐渐消退了。但现在，我开始发冷。其他人的情况也和我一样。我们把衣领竖了起来，仍戴着帽子的人把护耳拉下，遮挡住自己的双耳。
我们顶着寒风，隐蔽在一道峡谷中，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群筋疲力尽的士兵，他们也是我们部队的人。他们已经在雪地里挖了坑洞，以躲避刺骨的寒风。令我高兴的是，在一个雪坑里，我遇到了我的朋友，瓦利亚斯和格罗梅尔。他们俩平安地逃过了顿河，但现在却冻得要命。瓦利亚斯的头上甚至没有帽子，而格罗梅尔则坐在雪坑里瑟瑟发抖。
寒冷会致命，特别当身体憔悴到像我们这样。而且，这里看不见房屋和谷仓——根本没有温暖的容身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直到找到自己人为止。可他们在哪里呢？他们会不会去了南面更远处，以至于我们找不到他们？冒着寒风行军非常累人，尽管运动能让我们保持些温度。
一些负伤的士兵再也无法前进半步了。我们在下一道峡谷处休息，并在雪地里挖了些坑。但在坑里待太久会把我们冻僵，所以我迫使自己不时地站起身，来回奔跑几步，以放松自己僵硬的身体。
12月14日。清晨时，我们被猛烈的炮火赶出了峡谷：俄国人发现了我们，并用迫击炮对准我们实施炮击。我们像受惊的公鸡那样四散奔逃。刺骨的寒风将冰冷的雪花抽到我们滚热的面孔上，雪花立即融化成细细的水流，随即又被冻成小小的冰块，挂在我们胡子拉碴的脸上。重新集结起来后，我们听见右侧传来了交火声，突然，一股德军士兵出现了，他们冒着纷飞的大雪朝我们跑来，大声叫喊着：俄国人就在他们后面。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一同奔跑起来。在我们身后，伴随着步枪的射击声，俄国人的一挺机枪吼叫起来。一名德军士兵转过身，疯狂地叫喊着。他举起步枪，朝着敌人拼命开枪，可没走几步，他便中弹倒在了地上。又一个士兵阵亡了。
我们拼命奔跑着。身后的射击声越来越猛烈。枪声中，我们听见了苏军先头部队的叫喊声，“乌拉”的喊声就在我们身后，这让我们逃得更快了。突然，三辆坦克出现在我们前方——德国的突击炮！它们等待着，直到我们从它们身边跑过后，它们这才开火了。我们身后的枪声和叫喊声沉默下来。突击炮慢慢地向前驶去，并以最高的频率开炮射击。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战斗群中，在坦克的支援下，他们发起了反击，将敌人赶了回去。可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呢？
跟随着这场反击，我们加入了这支部队，随后又跟着他们返回到进攻出发地。一名负责的少尉决定把我们这三十来人整合到他的部队中。他们居住在一个集体农场和一些农场建筑中。尽管我们获得了一些吃的东西，这是两天来的第一次，可我还是觉得悲惨无比。或者，这就是怯懦吗？不管怎样，一名刚刚穿过炙热的地狱的士兵，看起来他似乎已经向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屈服，就像大多数他的朋友和战友那样，你还能指望他什么呢？他是否应该将死亡作为士兵的命运，心安理得地予以接受，并继续战斗下去呢？该死的！如果我们发起一场进攻，并有一些获胜的机会，那我会这样做的。可现在，我们正在仓皇逃窜。当你手里不再有任何可用于保护自己的东西时，这是怯懦吗？
我们三个最终加入的这群乌合之众，的确对我们战斗意志的提高毫无帮助。他们都是些散兵游勇，就像在雷特斯乔夫加入我们队伍里的那些人一样，那帮家伙士气低沉，我们根本无法安排他们作战，他们所想的只是如何更好地逃命。我们都曾听说过，当领导的是如何使用他的枪让这些人听话的——这帮家伙都曾是逃兵，看见敌人撒腿便跑。有些人甚至对着自己的胳膊或腿开枪。他们会用一片面包挡在枪口前，以免留下火药或灼伤的痕迹。自伤的行为一旦被发现便会被送交军事法庭，可以肯定，等待他的将是枪毙。
一名二等兵将被送交军事法庭，因为他被认为故意让自己的双脚被冻伤。他们送他去救护站前，他告诉我们，随着俄国人发起的一场进攻，他靠装死捡了条命。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他躲在一个雪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另一支德军部队发起了反击，他获救了，可他的双脚冻成了两个冰块。不幸的是，这支部队里没一个人认识他。
新的部队给我们配发了卡宾枪和弹药。另外，我还得到了一套旧衣服，这套衣服原本是一套白色的伪装服，包括一件夹棉外套和一条裤子。但我们没有得到钢盔。寥寥无几的几座房屋被挤得满满当当。我们班住进了一间棚子里，构成棚壁的木板间的缝隙非常大，透过缝隙，狂风席卷着冰冷的雪花吹进棚子里。我们尽量用地毡把这些缝隙覆盖上，棚内只有潮湿的稻草可供我们睡觉。可尽管如此，还是比我们在冰冷的草原上露营要强得多。第二天早晨，我们得到了一些热饮，尽管是替代品咖啡，但它至少让我们的体内产生了一丝温暖。
12月15日。我的情绪已经跌至谷底。我们获知，已经有一群士兵坐着卡车离开，现在，我们也要跟着三辆突击炮和两部卡车撤离。据说，那些离开的士兵来此之前属于一个惩戒连。真是谣言满天飞！
我们出发了，一直向前，朝着前线的某处而去。雪下得更大了，很快，我们便只能看见前方一片白色的地面，只有偶尔出现的灌木丛将其打断。阵地在哪里？如果它们真的存在，肯定也已被积雪覆盖。身后的房屋早已消失在这片雪幕后。在这片冬季的荒原上，队伍里的中士似乎显得局促不安。他决定在一道宽阔的峡谷前停下。
突然，某个地方传来了步枪的射击声。几个身影穿过纷飞的雪花出现了，跟着我们跑入了峡谷中。他们是从敌人那里逃出来的德国士兵。他们告诉我们，从昨天起，他们就在这片积雪覆盖的荒原上迷了路，到处都是俄国人，他们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才没有落入敌人的手中。他们所属的战斗群驻守在冰冻的奇尔河畔，昨天，一群苏军坦克搭载着步兵打垮了他们的防御。幸存的德军士兵四散奔逃，此刻正在这片大草原上四处游荡。在刚才的交火中，一名士兵身亡——他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因为昨晚睡着后，他的两条腿都被冻僵。在我们前方的苏军士兵正忙着架设起四门迫击炮，准备对我们开火。
我们的中士犹豫不决，他派一名传令兵回去，要求三辆突击炮赶上来。只要它们赶到，我们就将对敌人的迫击炮阵地发起进攻。我们等待着——由于天寒地冻，我们在雪地上挖了些藏身处。有那么一刻，我们身上很暖和，因为刚刚经历了行军，但随着风力加剧，寒风透过衣服传到身上，使我们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瓦利亚斯不时地用手拍打着小腿、胳膊和肩膀。他所得到的冬衣太短，脚上穿着双裂了缝的旧毡靴，这双靴子是从一名阵亡的士兵脚上扒下来的。格罗梅尔也穿着一双旧毡靴，他的大衣破破烂烂，是那种薄薄的陆军款式。但他说里面还穿了件很暖和的羊羔毛背心，在集体农场时，另一名士兵试穿过这件背心，结果发现它太紧了。格罗梅尔的头上戴着顶俄国的毛皮帽，这是一名突击炮组成员给他的。结果，这让他看上去像个俄国佬，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称他为“伊万”。我身上穿着那套伪装服，遮风挡雪的效果相当好，可在这个血腥的国度，我仍觉得冷得可怕，拿破仑和他的大军就曾在此全军覆没。那段历史的详情，我曾在书上读到过，现在，轮到我亲身经历这一切了。自己可能会在这片白雪皑皑的荒原上负伤，无助地躺在地上，直到身体慢慢地被冻成冰块，想到这些便让我不寒而栗。
突击炮怎么还没来？我们左等右等，然后——太迟了！我们听见了迫击炮弹破空的呼啸，尽管炮弹的落点离我们稍有些距离，可尖啸的弹片四散飞溅，从我们头上不远处掠过。这种情况并未给我们造成太大的恐慌：我们曾经历过比这更为严重的状况。我甚至决定站起身来，这样便可以让双脚活动一下。接着，一发炮弹在我们对面的斜坡上炸开，我们甚至能看见弹片在雪地上嘶嘶飞过。一名士兵大叫着，我觉得左膝盖下传来一阵轻微的疼痛。他们召唤着我们组里的医护兵，此时，这位医护兵正在照料一名大腿处被弹片划伤、血流不止的伤员。这名伤员穿着蓝色的军装，是空军野战师里的一名二等兵，他所在的部队被打垮后，他和另外三个人加入到这支队伍里。
医护兵救治完那名伤员后，我让他帮着看看我觉得被弹片击中的地方。在我膝盖的正下方出现了一个小洞，约有一颗豌豆那么大。它并未给我造成太重的伤，我的腿也行动自如，但一股细细的血沿着胫骨流下，颜色几乎呈黑色。
医护兵为我敷了些药膏，“太糟糕了，”他几乎是带着歉意说道，耸了耸肩膀。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告诉我，很不幸，这个伤势无法让我获得离开前线回家的资格。我觉得失望——回家的希望破灭了。随即我又想到，人的情感和态度居然能变化得如此之快。就在几个星期前，我还梦想着荣耀和英雄主义，信心满满，可现在，这一切都已破灭。此刻，我渴望着能负上个Heimatschuss[2]，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体面地告别这片令人身心俱毁的环境的唯一办法，这样的话，我至少可以在后方休养几个星期，从而摆脱这个可怕的国家和她那严酷的冬天。
这种想法是不是怯懦的表现呢？在这里，我们仅凭血肉之躯便能阻挡住一场全面的雪崩吗？就靠这些充满了绝望和被冻死的恐惧，在冰冷的雪坑里瑟瑟发抖的士兵？每天早晨醒来后，他们都会感谢上天自己的骨头还没被冻僵，因为面对进攻中的敌人，他们仍需要它们带着自己逃至安全的地方。我并不认为这样一群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在没有适当的重武器的情况下，能在冬季的顿河和奇尔河上阻挡住俄国人。任何一个仅凭一处伤势便能逃离这一险境的人，真的可以说是上苍保佑了。
要是尽想着自己也可能加入这一“负伤回家”的行列是不现实的：这是个梦想！什么时候才会美梦成真？弹片和子弹的飞行轨迹并不会遵从普通士兵的意愿。弹片和子弹坚硬、滚热、危险，它们搜寻着隐藏在肮脏的衣物下的生命，试图通过狠狠的一击将其消灭。
风更大了，它嚎叫着穿过峡谷，在我们的雪坑周围旋转着。它卷起粉状的雪花扑在我们的脸上，融化在温暖的皮肤上。移动左腿时，我感到一阵牵引的疼痛，同时还有些轻微的肿胀感。
下午晚些时候，三辆突击炮赶到了。由于雪很大，他们想等等再发起进攻。但敌人却抢先动手了：对苏军来说，这种天气正适宜于进攻。等他们靠近了峡谷，我们才注意到他们。
突击炮使用了杀伤人员的高爆弹。我们对着雪花纷飞的雾霾盲目射击着。雪片不停地落在我们的脸上，迷糊了我们的双眼。随后，那些“鬼魂”消失了！我们几乎压制不住敌人的还击。
“这只是他们的一个侦察班，”属于中士圈子里的一名三等兵说道。他告诉我们，昨天早晨，敌人攻击了这里，一些阵亡士兵的尸体就倒在这里，已经被积雪覆盖了。
随后，我们听见侧翼传来了一阵交火声。三辆突击炮奉命返回集体农场。事态会如何发展呢？我们待在自己的雪坑里等待着。我再次想站起身来，但却发现自己无法做到——就好像我长了条木腿。左膝盖完全僵硬了，要是敌人在此刻发起进攻，恐怕我就完了。我无法行走，更别说奔跑了。天哪！我焦急地呼叫着医护兵。他轻轻地敲着我的膝盖，它已经肿得像个气球。膝盖处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仿佛用涂料涂抹过那样，呈深蓝色。
“大出血，”医护兵说道。膝盖下的小洞导致小腿处大量出血，药膏封住洞口后，血液无法流出，在小腿内淤积起来。
“我对此无能为力。你这条腿应该上石膏，让它无法动弹。但在下奇尔斯卡亚的医护人员给你的腿打上石膏前，你最好先让医生看看你的伤势，否则很容易造成败血症。”
下奇尔斯卡亚？
“我怎么才能赶到那里呢？”我问道，我既觉得惊讶，也为自己或许能离开这个烂摊子而感到高兴。
医护兵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
“可我没办法行走，”我忽然感到一阵紧张，每当焦虑感出现时，我总有这样的感觉。
“我知道，”医护兵点点头，“还有个二等兵也负了伤，我想让他搭乘突击炮回去，但他们的车子里放不下一具担架。”
该死！现在，我得到了一个离开这里的机会，可我却走不掉。还有什么比这更倒霉的吗？但我随即又得到了一线希望，医护兵返了回来，告诉我说，今晚我们将待在峡谷里，并会获得补给。然后，我们应该会跟着补给卡车返回集体农场。至于补给车辆何时到来，他不知道。我们只能等待。
好吧，这意味着什么呢？要等多久？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这真的无关紧要，因为我知道，我很快就将踏上通往安全之处的路途。但我现在还没有到达那里！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左思右想。我无法相信自己能离开这里——离开这片白雪皑皑的草原，它对任何人都不抱同情，它只会加剧我对负伤或被冻死的恐惧。但接下来敌人的进攻——这是我们无法抵挡的——将改变一切。我无法行走，我将不得不留在这个糟糕的雪坑里等着结局的到来。我只能祈祷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上帝肯定听见了我的祈祷，因为补给卡车比预想的来得早些。他们还带来了命令，让我们这支队伍立即出发，据报告，敌人已经突破了集体农场的侧翼防御阵地。卡车司机急着回去。瓦利亚斯和格罗梅尔把我扶上了车，那位二等兵的三个朋友也帮着他上了车。我们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背靠着车厢的侧板。那位二等兵疼得很厉害，他呻吟着向他的几个朋友告别。
一想到格罗梅尔和瓦利亚斯还将继续留在这里，离开的兴奋感大打折扣。我的喉咙里像是堵了些东西，越来越强烈，我的眼睛潮湿了。此刻的情形就像是我抛弃了他们。身处这些陌生的士兵中，我们三个亲如兄弟。我们在一起同甘共苦，尽己所能地相互帮助。他们向我挥手道别时，格罗梅尔用手臂擦着眼睛，瓦利亚斯则试图以夸张的情绪来掩饰自己的情感，他大胆地宣布：“别忘记向蒂沃利的金发女招待打个招呼，告诉她，我很快会到那儿安排跟她的约会的。”我强迫自己笑着，并向他保证，我会告诉她的。随后，卡车驶入了黑暗中。
尽管卡车的车厢上蒙着帆布，可寒风还是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冻彻骨髓。卡车沿着突击炮履带碾出的车辙印行驶着。每当汽车驶过隆起的地面，我们都能感觉到车厢的颠簸。那位二等兵轻声呻吟着，似乎处在极大的痛苦中。除了包扎些绷带外，医护兵为他做不了什么。他摸索着口袋，掏出一包Aktive递给我。相对于手卷的香烟，Aktive就是我们所说的现成的香烟。
我很感激，因为我那烟草袋里，粗劣的烟丝已经见底了。我们俩默默地吸着烟。卡车颠簸着，猛地来了个急转弯。我感觉到膝部的疼痛，负伤的二等兵强忍着伤痛，呻吟着：“真他妈糟糕！起初，你白天盼夜里等，想负上个Heimatschuss，结果，一切都变了！你甚至对此高兴不起来，因为你不得不满怀羞愧，悄悄地离开那些战友。这些可怜的小伙子们还能再见到自己的家乡吗？”
幸亏在黑暗中他看不见我的脸，也感觉不到自我们离开后，我的喉咙里涌动着的酸楚。甚至连辛辣的烟草也无法驱散这种感觉。
到达集体农场时，天色已近拂晓，营地里弥漫着一种常见的气氛。一些人正等着卡车的到来。我们听见西面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坦克炮火。一名军官允许一些衣物被装上了卡车。一位下士和另外两个人上了车，坐在这些包裹间。其中的一个人头上裹着绷带，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认出了他的声音。
“库尔特•塞德尔！”我惊喜交加地叫道。
真的是他！一时间，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从死亡降临到冰封的顿河以及之后的一切。他告诉我，他和其他一些人在河岸处等了很久。冲在最前面的俄国人快到他们身后时，他终于开始逃命了。当时，苏军的坦克已经离开。他和另外三个人成功地摆脱了俄国人，后来遇到了另外一群被苏军追赶的散兵游勇。直到今天他们才遇到了这股较大的德军作战部队。
我指了指他头上的绷带，他告诉我这只是个小伤，几乎已经痊愈，但因为没有帽子，所以他没把绷带拆掉，以此来保暖。塞德尔不属于幸运地得到了Heimatschuss的人，但他可以继续留在后方照料自己。
这次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到达下奇尔斯卡亚前，我和另外几个伤员被装上一辆救护车，塞德尔和另外几个人则跳下了卡车。直到后来，我在康复连里才获知，塞德尔阵亡了。
救护车把我们送到一座大型建筑物前，轻伤员下了车，我和另外两个伤员则被担架送入了一间充斥着乙醚和石碳酸气味的房间。伤员躺得到处都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呻吟着。屋外传来了下达命令的声音，拖车和坦克轰鸣着，远处的炮声清晰可辨。
对这一切，我已不再担心——我在这里感到很安全。可我真的安全吗？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他是两个小时前负的伤，就在北面不远处。苏军一直在进攻，而且，据他说，我们的军队无法阻挡他们太久。尽管这样，可我在铺了稻草的床上睡得很安稳，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屋里暖和得让人有点不太习惯，再加上知道自己今晚不用出去，这让我大为放松。
12月16日。两名医护兵把我抬上担架，睡眼惺忪的我刚抬起身子，立即呻吟着倒在担架上。我第一次感觉到膝盖处发出了剧烈的疼痛。他们把我送进一间光线充足的房间。屋里，有人正将截断的残肢断臂、血淋淋的身体部件从地上收集起来。过了一会，一个穿着血迹斑斑的橡胶围裙的男人来到我身边，陪在一旁的中士称他为“少校军医先生”。他用剪刀剪开我的左裤腿和两条棉毛裤，检查着我的膝部。我的腿呈暗蓝色，从大腿一直延伸至小腿处，肿得像条充了气的内胎。他给我打了一针，并告诉一名助手，用夹板把我的腿固定住，再敷上石膏。
“只能这样了，其他的，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他说着，朝下一位伤员走去。
医护兵把我大腿以下的裤子和棉毛裤全部剪掉，熟练地用夹板固定住我的腿，再敷上湿湿的熟石膏。石膏成形得很快。然后，我得到了一张负伤证明，上面加盖着相应的日期，这张凭证被固定在我的胸前，接着，我被转送至另一间专用病房，屋里，一些伤员正在休息。通过这些伤员我了解到，这里都是些可以移动的的伤病员，我们将被转送到莫罗佐夫斯克，那里有一座大型的医护站。过了一天，我再次被送上了救护车。
[1]二战中德军使用的地雷，可以像手榴弹那样抛出去炸毁坦克，但由于地雷的重量和威力，这种打坦克的方法非常危险。
[2]这个词指的是所负的伤既不至于让自己残废或阵亡，但又能被送回国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