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第五十八旅团的西进计划在五十八师面前停了摆，反过来围攻武冈的力量还遭到削弱，真是得不偿失。
通过密码破译，坂西又得知，新六军将通过空运从昆明抵达芷江，中国军队在雪峰山区各处的抵抗不仅不会趋于缓和，还将更为激烈。
和横山勇在长衡会战中所做过的一样，坂西同样配置了准备做进一步冲击的二线兵团，这就是刚刚抵达战场的第四十七师团主力。在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后，坂西赶紧下令，让这支后续部队暂不去前线，而在邵阳以东进行布防，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激烈的前线战事还在继续发酵。北路的新化，第七十七师的伤亡奇重，有些连仅剩下二十多名士兵，只能自动组合成一个连，返回阵地继续作战。就在情况万分紧急时，第七十三军第十五师、第十八军第十八师相继来援，使战局转危为安。
北路形势的翻转，对中路和南路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王耀武特地把这一消息告诉后两路守军，激励他们继续奋战。
5月上旬，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二营火速赶到江口，与第一百军第十九师五十七团换防。第五十七师师长李琰限定该营必须于下午三点半前，在空军掩护下完成接防任务。
下午两点，二营提前到达江口。江口地势险要，有湘黔军用公路从东侧的青岩山下经过，日军只要拿下青岩，就可以通过军用公路直取芷江机场。大家一到江口，立即意识到这是敌我必争之地，营部提出的口号是：“誓死保卫江口！”
由于失去制空权，日军白天不敢发动有威胁的进攻，其攻势主要集中在晚上。原防守团已与日军激战了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日军发动两次进攻，第二个晚上发动了四次进攻，战斗非常激烈，敌我第一线相距仅四百米，防守阵地也一度处于危急状态。
经过和美军对空联络官联系，中美空军的四架战斗机轮流向日军阵地俯冲、投弹和扫射，同时师山炮连的山炮也连续向敌人进行射击，借此掩护换防。隆隆炮声中，二营迅速接收了第一线。营长李中亮对阵地进行部署后，集合连长们讲话：“从今天开始，就要看我们的了，我们是军人，决不能丢第七十四军的脸。全营的任务是死守阵地，阻止敌人的前进！”
二营五连负责守卫的青岩主峰是防守阵地上的制高点，也是战术上的要点，李中亮要求：“不惜牺牲，一定要死守。”他把目光对准五连连长周北辰：“周连长，主要是看你的。”
早在常德会战之前，正值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员毕业，填写志愿后，一部分人留校，一部分人被分派前线，当时分到七十四军的有三十多人。这些黄埔学生均以少尉军官的身份入伍，迭经战斗，到湘西会战时，一些人已由步兵排长升任连长，周北辰就是其中之一。他平时能说会道，但这时因深感责任重大，只答应了一声“是”，便不再吭气了。
机枪连连长萧峥也是第十七期同学。他的机枪连按照新编制，应该有四个排，八挺重机枪，但此时只有六挺重机枪，这样有一个排就只能暂时作为弹药排。作战时，两个排配属到一线步兵连，萧峥自己控制一个机动排和弹药排。
在步兵攻防体系中，机枪起着举足轻重的火力支援作用，因此不管哪一个机枪排，在机枪位置的选择，工事构筑的强度上，萧峥都要和周北辰事先共同商定，他对于全营的兵力部署，防御工事的进度，以及营长的指挥意图也都比较清楚。
见气氛显得有些过于紧张，萧峥脱口而出：“报告营长，可不可以先发制人？”
防御有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之分，先发制人属于积极防御。作为擅长防御的“虎贲师”，这一战术经常被五十七师所采用，李中亮对部下的主动提议表示赞同，他语气坚定地说：“对，出击，打他个下马威，显示我们的厉害！”
夕阳即将西下，可以预计只要夜幕一降临，日军必会发动袭击。
天空中忽然出现了四架中美空军的飞机，它们盘旋、俯冲、轰炸、扫射，压得敌人无法抬头。在空军的掩护下，由周北辰连调出的一个排（晏排）从该连右翼出发，向日军阵地疏散隐蔽前进。
守军的率先出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当晏排到达敌阵前约两百米处时，日军仍毫无动静。
二营的前进指挥所设在青岩主峰背后一点，营长李中亮居高临下，通过望远镜对敌阵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当发现晏排距离敌阵只有约一百五十米时，随着他一声令下，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便猛烈地射向敌阵。
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晏排立即发起冲锋，刹那间，喊杀声、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惊天动地，汇成一片。
当晏排冲锋时，日军尚毫无准备，大部分甚至都还不在射击位置上。士兵们如狼似虎地插进去，用冲锋枪或刺刀解决了日本兵，从而一举占领其左翼阵地。目睹这一情景，美军对空联络官禁不住伸出大姆指高呼：“OK！”
日军急忙用枪炮进行堵截，同时趁空军黄昏后离开的间隙，向周北辰连阵地猛射，以阻止中方继续增援。
李中亮决定见好就收。全营迫击炮、轻重机枪齐射，加上师山炮连的压制，使晏排得以顺利撤回原阵地。这次出击，晏排仅日军轻机枪就缴获了三挺，其他战利品还有很多，为此师长李琰亲自打来电话进行了慰问。
自晏排出击之后，连续两天一夜，日军都再未发动进攻，守军得到了充分休息，证明先发制人的战术收到了效果。
在此期间，军用公路上运输车辆十分频繁，前线所需的给养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被送上山来，前线的伤病员也可以及时送给后方医院。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主要是美国援华人员，不仅医疗水平较高，而且认真负责。有的伤病员感染了破伤风症，医院没有药物，他们一个电报发到昆明，美军援华总部便会立即派飞机空投药品进行急救。
如此良好的后勤状况，在历次国内战场上都是很少见的，加上制空权的完全掌握，使得一七一团二营守住青岩的信心倍增。这时团长杜鼎也到达江口，并用电话告知李中亮：“必须有破釜沉舟之决心，才能夺取扫穴犁庭之战果。”
营连指挥官们估计，日军没有动静，不是不想进攻，而是正在调整部署，当天晚上他们就可能倾巢来犯。
果然，从黄昏起，日军就用火炮进行了猛烈轰击，前沿指挥所附近落下了不少炮弹。在隆隆炮声中，日军向周北辰的五连发起冲锋，阵地上顿时枪炮声大作。
青岩战场究竟谁胜谁负，均取决于夜战。周北辰沉着指挥，部队连续打垮了三次冲锋。日军的这三次冲锋间隔时间都很短，而且一次比一次凶猛，不过守军的士气也一次比一次旺盛，愣没让对方找着一点便宜。
在机枪连连长萧峥的陪同下，副营长石盛荣到第一线巡视，问周北辰情况怎样。周北辰慨然答道：“不要紧，对付得了。”
事实上，五连伤亡很重，预备队都已经增加到了第一线。团长杜鼎得知后，马上从其它阵地抽调一个排前来增援。
日军发起的第四次冲锋更加凶猛。鉴于前面的攻势接二连三被击退，胆战心惊之余，他们在两百米开外就用机枪向守军阵地扫射，一边还哇啦哇啦地大呼小叫。
守军则越战越勇，越打越老练，大家遵循着一个原则，即日军不进入火力网，决不轻易开枪，只有当他们发起近距离冲锋时，才以强大火力进行压制，其中机枪排的侧射尤其给敌人造成了重大杀伤。
杜鼎派来增援的步兵排到达前沿指挥所，石盛荣和萧峥一商量，决定不将这个排直接增援到第一线，而是由侧面出击，尽量迂回到日军后方或侧翼。
营长李中亮完全同意，但是要求：“拂晓前赶回阵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萧峥率领增援排以跃进方式，在阵地前形成侧翼伏击圈。这时敌我阵地已经鸦雀无声，一片沉寂，几乎让人以为日军不会再发起进攻了。不过十分钟不到，借着朦胧月色，就见敌阵中隐隐约约有人群向守军主阵地移动。
按照纪律，参与伏击人员不许说话，也不许乱放一枪，大家都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严密监视着日军的动静。
日军越来越近，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密集，到距离主阵地约一百五十米时，已超过伏击线，同时使增援排在事实上对日军形成了右翼包围。
突然，日军发起冲锋。箭在弦上的伏兵立即开火，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猛扫射和投掷，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抱头鼠蹿。
按照原先的出击计划，萧峥用手电筒发出一长两短的信号，让主阵地延伸射程。随后他命令排长在原地用轻机枪进行掩护，其余士兵或持冲锋枪，或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向日军实施反冲锋。
生龙活虎的官兵们一直冲到五连阵地的右前方，杀得敌人溃不成军。残余敌兵抵挡不住，连滚带爬地逃回了敌阵。
石盛荣在主阵地上见出击成功，连忙用手电筒发出一长一短的信号，指挥增援排在拂晓前撤回了原阵地。
相比于“先发制人”的那次出击，这次战果更加丰盛：歪把子轻机枪缴到了五挺，三八大盖二十余支，还有一把指挥刀……
次日团长杜鼎到达第一线，见到萧峥他连声夸奖；“昨天晚上你们打得很漂亮，你这位机枪连长，哈哈！”
后来萧峥因功被授予一枚干城勋章，两次出击行动中的排长各被提升一级，由少尉升为中尉。
在青岩战斗中，责任最重的还是第五连连长周北辰。某次日军晚上偷袭主阵地，周北辰亲自端着轻机枪进行扫射，换弹间隙，一名日本兵摸到附近，戴着手套就来拖他的机关枪。
周北辰感觉不对劲，便喊起来：“副营长！我的机关枪被鬼子拖住了。”
当时石盛荣正好在第一线巡视，而且就在距离周北辰不远的地方，听到后大叫一声：“龟儿子，等老子来收拾他！”说完之后，这位副营长端着冲锋枪跳出战壕，哒哒哒地一梭子弹扫过去，把拖机枪的日本兵扫成了马峰窝，后面的日军全都给吓跑了。
晚上无法得手，日军便不顾伤亡地在白天也展开攻势，以图能够尽快突破青岩。战斗最激烈时，第五连连长周北辰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指挥士兵们进行顽强阻击。中美空军的飞机则不停地在上空盘旋，日军冲到哪里，它们就把炸弹扔到哪里。
一七一团接防之前，日军的步炮协同做得比守军好，其炮兵在攻防中占据着明显优势。接防后，观通排排长汪吉佑奉师山炮连的命令，特地率两门山炮进入一线协助步兵作战。
所谓观通，顾名思义，是观测与通讯的合称。在炮兵部队里，观通排主要负责阵地测量和战场的通信联络，排里的官兵均要求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至少要上过中学，这样才能学会使用观测仪器以及计算射击诸元。
观通排排长汪吉佑也是黄埔第十七期学员。他是流亡学生，父亲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因此本人就与日军有着血海深仇。第一次参加战斗，他就在心中默默地祷告：“爸爸，我马上要和日寇交锋了，我一定要以百倍的勇敢投入战斗，为您报仇！”
汪吉佑和周北辰既是黄埔同学，同时也是江西同乡，两人私交非常好。汪吉佑将观测所选在青岩山头，紧靠着周北辰的指挥所，配合起来更加默契。
有一次作战时，汪吉佑从望远镜里看到有四十多个日本兵正从左前方向主阵地匍匐接近。周北辰也同时发现了这一敌情，赶紧喊：“吉佑，那边有鬼子的生力军来了，赶快开炮打！”
汪吉佑立即通过电话向炮兵阵地发出口令：“榴弹！瞬发信管，向左五，两千四百米，待命放。”阵地回复：“准备完毕”。
看准时机后，汪吉佑朝话筒里喊了一声：“放！”只听轰轰两声，两颗炮弹落进了人群，把日军炸得鬼哭狼嚎。
周北辰高兴得直朝他竖大拇指：“吉佑，你这两炮打得好，硬是要得（江西方言，确实不错的意思）。”
中路的江口阻击战包括青岩和铁山两部分，守卫青岩的主要是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守卫铁山的是第五十七师一七〇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一二〇联队、第一三三联队在这一线投入了所有兵力，前线参与进攻的日军最多时达到六千多人，但均无法冲破中方的防线。
5月3日，日军在前方的败局已经很明显，坂西被迫向驻汉口的第六方面军司令部、驻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发去急电。在电报中，他直言“芷江作战方向，中央军集中了意想外之大量部队”，为此，请求上级给他增加两到三个师团的兵力。
结果是两边的上司都不同意。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说，原驻南宁、柳州、桂林沿线的部队此时都在进行撤退，用于收缩战场，防止美军登陆。言外之意，芷江战场怎么样已不重要，当然他更不可能分出兵来给坂西使用。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倒没有把话说到这么绝。他的分析是，如果采纳坂西的增兵建议，两到三个师团是不够的，至少也得派七个师团，才可以在雪峰山获得胜算。
不同的理由，结论却都差不多，那就是坂西的想法与现实状况相去甚远，该歇还是歇着吧。
问题是前线的作战部队可歇不了。新化方面的战斗越来越激烈，第七十三军的美军联络组长白兰德想到前线来看一看，结果刚到前线，翻译就饮弹而亡。白兰德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军营长，他吃惊地说：“我们当年打得最厉害的时候，也不过如此。那时还没有这么多的飞机大炮。”
在中国军队的猛烈反击下，日军重广支队损失严重，且已无法西进，只能在新化西南的洋溪实施被动防御。
中路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最富作战经验，战斗力也最强，但面对第七十四军、第一百军的“铁锤”打击，三个步兵联队被围的被围，被堵的被堵，过了半个多月，仍无法实现预定的会合目标。
三个联队中，以陷于圭洞以东的日军第一〇九联队最为不堪。该联队的弹药进一步减少，第一一六师团不得不派辎重部队从包围圈的缝隙中穿过，冒险为其补充弹药。即便这样，仍不敷使用，如果不是飞机空投弹药和靠临时兵工厂加工弹壳，整个联队便只有用刺刀和枪托作战了。
其实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乃至于整个第二十军，在后勤补给方面都已陷入困境。曾有两架日军的小型运输机飞临第一〇九联队阵地上空，低空投下弹药箱，以图鼓舞士气。士兵们急不可耐地打开空投下来的弹药箱，发现里面居然有砖头，他们禁不住绝望地号哭起来。
泷寺联队长将部队生活区设于沟底，重伤员和病号也都在沟底分散设营。此时的他只求能突出包围圈，什么穿越雪峰山，攻占芷江之类的念头早已烟消云散。
其它两个联队倒是仍在进攻，可是除了人越死越多外，几乎是寸步难进。此时连菱田师团长都失去了继续西进的信心。
日军前线部队难以支持的情况，全部汇总到了位于邵阳的第二十军指挥所。见各路战场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势态，且无强有力的二线兵团可予以改变，5月4日下午，军司令官坂西给第一一六师团、第五十八旅团下达命令，让它们分别后撤至山门、洞口、花园市附近进行集结。
坂西的意思是整理一下队形，就好象一个人出拳，先缩回拳头，然后再打出去一样。孰料日军第五十八旅团上下早就精疲力竭，一接到命令，西进部队当晚就迫不及待地开始退却，又由于全面指挥和相互联络跟不上，便形成了近似毫无组织的溃退局面。
驻武阳的日军第一一五大队率先与大部队脱离，随即被正朝武冈疾进的中方第九十四军第五师歼灭殆尽。武阳以东的第一一七大队也遭到包围，他们不知道第一一五大队已经被歼灭，居然还通过无线电向其求援，结果自然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好不容易，第一一七大队才从包围圈中挣脱出来，同其他部队一起向花园市狂奔而去。
中方第五师早就预计到了日军可能突围的方向，提前便在花园市以西切断了其退路。日军后撤部队不敢走大路，只得沿着崎岖的山路迂回东撤，骡马、火炮等一应辎重也被全部予以抛弃。
5月7日，驱援武冈的第四十四师到达武冈城外围，与守城部队一起对围城日军进行夹击。围城日军早就疲困不堪，遭到夹击后不支溃退，武冈之围遂解。
少数溃散日军乘乱逃进了深山老林。这些家伙有的晚上到村子里去偷抢食物充饥，有的丢掉枪支，穿着抢来的衣服，企图化妆成老百姓的模样伺机逃脱。
部队不便出动大股兵力进山搜索，于是便让各乡公所组织搜捕，并规定每俘虏一人，即奖励法币一万元。日军在进攻时对武冈居民干尽了烧杀掳掠的坏事，当地民众恨之入骨，就算是不给奖金也不会放过他们。各乡奉令后即组织武力搜山，先后捉到十余名日本兵送来武冈。
当日俘们被押解至武冈城时，市民们都争相前来观看。这些日俘一个个都低着头，满面愁容，其中一个士兵还穿着抢来的带花边黑色女裤。一个少尉军官是日本明治大学的毕业生，受审时，他用笔书写了“通通完了”四个字，便闭口不言，绝望悲观的情绪溢于言表。
5月7日晚，江口方面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所属的第一二〇联队、第一三三联队从原阵地逐次撤离，而在他们撤离之前，第一〇九联队已提前一天动身。
提前一天，是因为师团长菱田预料第一〇九联队抽身而走的困难最大，除了特意提前一天外，他还勒令救援大队等部再次对第一〇九联队进行接应。
第一三三联队派出的那个救援大队自出兵以来，从未能够与第一〇九联队接上头，自身兵员却从千人锐降至数百人。再次奉命接应，他们居然连本地的瑶族自卫队都打不过了。
湘西民风剽悍，群众多有武器，但是步枪很少，大多是打野猪用的鸟铳。瑶族自卫队有三十多人，最初只有两三支长短枪，其余全是鸟铳。用鸟铳射击时，射击者好像是把枪往鼻子上轻轻一嗅，枪口就能轰地一声喷出烟雾，所以他们又把鸟铳叫作“嗅枪”，自卫队也被称为是“嗅枪队”。
要是跟日本人拼真材实料，“嗅枪”显然是干不过三八大盖的。自卫队采取的是游击式的袭击战术，就是两三个人一伙埋伏在茅草和荆棘丛中，像打野猪一样，向大路上的日本兵开火。若是“野猪”是零散日本兵，该他倒霉，队员们就能缴到让他们心仪的步枪，而如果日本兵较多，并且已经发觉他们的所在位置，他们打完就会跑。这些自卫队员从小生活在高山密林之中，上山下山奔走如飞，如履平地，日军根本就追赶不上。
5月7日那一天，自卫队队长蓝春达派刘冬生出山进行侦察，不料他刚出山就被日军救援大队的士兵给抓住了。
刘冬生年纪小，个头也不高，被日军抓住后就拼命哭，说是要找他父亲。日军一贯杀人如麻，对这种情形下出现的中国人更不会放过，但可能是他们希望从刘冬生嘴里了解一些情况，或让他带路，所以并没有马上予以杀害，而是将他关进了一间房子里。
刘冬生是个猴精猴精的孩子。当天晚上，他就从房子里逃脱，然后进山向蓝春达进行了报告。
掌握敌情后，蓝春达集中了所有步枪和鸟铳，并利用树林草丛的遮挡，指挥队员慢慢接近了日军。
随着蓝春达发出讯号，队员们从各个方向一起开火。日军猝不及防，有的当场倒地，有的被鸟铳击中，虽然一时三刻死不了，但是满身都是弹丸，剥又剥不掉，扒又扒不出来，痛得哇哇乱叫。
这次阻击战打伤日军不下百人，13名日本兵被打死，自卫队缴获了八支三八大盖。受到惊吓的救援大队只得暂时放弃接应计划，仓促后撤。
就在日军慌不迭地竞相撤离之时，中方也即将掀起一场酝酿已久的大风暴。在辰溪，随着前方送来的日俘越来越多，集中营已经人满为患，不得不将其中一部分转送贵阳、重庆。解送途中，还发生过暴乱事件，有两名俘虏带头抢夺押解人员枪支，打死了一名排长和两名美籍驾驶员。事发后，贵阳当地补训处出兵才予以镇压。
类似事件以前从未发生过，因为从来没有抓获过这么多日军俘虏。此时，由昆明空运而来的新六军、昆明伞兵大队已全部在芷江和安江地区集结完毕。第十八军主力也抵达辰溪，正在增补弹药，整装待发。
虽然已经大军云集，但是究竟应该如何使用二线兵团，以达到最佳的反击效果，指挥层还在商讨之中。
为此，何应钦和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亲赴安江召集军事会议进行定夺，王耀武、邱维达等各级将校均出席了这次会议。
邱维达刚从前线回来，对前线情况较为了解。他建议，二线兵团不宜投到战区正面，也就是中路去冲击日军。
第七十四军的将校似乎都对三国名将邓艾有极好印象。万家岭战役时，张灵甫曾效仿邓艾偷越阴平的战例，组织突击队对日军发动奇袭，邱维达也认为邓艾用奇兵的经验值得借鉴。他的方案是使用一个加强军的兵力，从辰溪插入日军侧背再向南进击，在截断湘黔公路后，配合一线兵团对日军实施围歼。
邱方案的优点是不须攻坚，即能歼灭日军全部或大部，缺点是部队在运动和交通上可能会遇到困难。针对后者，邱维达已经准备了解决办法，一旦加强军启动，他可以组织数千健壮民兵交付给部队，从而暂时以人力代替车辆运输补给品，同时他还可以将部队车辆集中在江口，只要打通湘黔公路，便能投入使用。
除了邱维达的“左翼迂回包围”外，会上还出现了出击方向和它大相径庭的第二方案。这一方案是由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共同所提出，他们主张从中央突破，将日军压缩于资江以西地区予以歼灭。
围绕两案，与会者纷纷各抒己见。廖耀湘不同意邱案，理由是二线兵团多为美械装备的部队，对交通线依赖很大，离开公路就无法作战。若把这样的部队投到深山小道上去，等于削弱自己的优势。
邱维达反驳说，日军同样善于机动，你想用公路，他也想用公路，双方主力都在公路两侧汇合。这样做只会导致双方力量对消，形成“顶牛战术”，最后纵然能够打过去，把敌人赶跑，也达不到歼灭战的目的。
会议开到深夜，还没有辩论出一个结果。主持会议的何应钦左顾右盼，一时难下决心。
忽然前线指挥所打来电话，让邱维达回指挥所处理一件重要事务，于是邱维达先行告辞离开。他已经几昼夜未曾合眼，一回到指挥所，精神上一放松，就想先休息片刻。
谁知刚刚躺下，电话铃又响了。拿起话筒一听，是王耀武的声音：“你是维达吗？”
原来会议结果已经出来了，何应钦、麦克鲁斟酌再三，均认为邱案考虑既周到又全面，已决定采纳这一方案。
王耀武让邱维达赶紧回安江一趟，以便指导方案的实施。邱维达问二线兵团打算使用哪个军，还是两个军同时使用。王耀武回答说，是先使用第十八军，以后看情况再决定是否动用新六军。
第四方面军的前线指挥所原在辰溪，此时已前移至溆浦。邱维达说那我就不用再回安江了，因为第十八军必定要在溆浦进出，直接在溆浦与他们联系便可以了。
第十八军开入溆浦后，邱维达向军长胡琏面对面交代了各项注意事项，同时他按照原先准备的办法，在溆浦县动员了三千人的民工运输大队给部队使用，如需增加，还可以继续进行调派。
5月8日拂晓，万事俱备的中国军队开始全面反攻，其发起反攻的时机和速度让日军措手不及。
参与正面反攻的部队主要是第七十四军、第一百军以及第九十四军等部，尽管多数部队都经历过艰苦的防守阶段作战，但官兵们仍旧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日军慌不择路，有的被追上时，正在做饭吃，有的边吃边走，完全想不到中国军队会突然从背后追杀过来。
一些被击毙的日本兵背包里，被发现有一个甚至二三个手掌。据俘虏交代，这是准备带到后方时，火化后寄给死者家人的，不料负责带手掌的自己也魂归九泉。
在日军败局已定之时，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在衡阳听取了前方的战报。回到南京后，他提出了应当中止湘西作战的看法，因为“第二十军的攻势终于在雪峰山脉受挫”。
冈村是个务实派，马上表示同意。5月9日，南京总部向日军第六方面军下达了中止芷江作战、部队适时撤回原驻地的命令。同一天，第六方面军向坂西进行传达，坂西收到命令后，赶紧和幕僚们研究将部队撤回邵阳的计划。
这些命令和计划似乎都已经和第一〇九联队毫无关系，他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撤回邵阳，而是怎样避免被围歼的厄运。
第一〇九联队对面的中方第五十一师发力猛追，在木鳌洞一线将尚在后撤的日军一口咬住，并将其分割挤压于当地的丛山峻岭之间。该联队第二大队一部约百余人，被一五一团围困于一片竹林之中。一五一团阵地距离竹林的最近距离不过百来米，而且竹林周围全是无遮无拦的农田，使得整个竹林犹如一座孤岛，日军只要一走出去，立即就会成为活靶子。
日军只好躲在竹林里不出来，一五一团团长王奎昌见状，便下令集中炮火向林子里进行轰击，同时让会说一些日语的军士刘德发在阵前喊话。
两天之后，日军残部在饥饿和死亡的煎熬下已斗志全无，他们派军使向王奎昌接洽投降。王奎昌允许他们放下武器，并承诺会按照国际公法保障其生命安全。
刘德发随军使回去复命，双方讲好于当天上午八点以前缴械投降。想不到的是一名日军军官居然当场切腹自杀了，其他人见了之后皆垂泪不语。刘德发一看气氛不对，赶紧回团将自己所目睹的情况报告给了团长。
得知日军又中途反悔，王奎昌下令恢复进攻，部队一面炮轰，一面向林子里进击。到中午十二点时，战斗结束，林子里除死者外，剩下的十五名伤病员被全部俘虏。
这时陷在包围圈里不得脱身的第一〇九联队主力已经以夜色为掩护，向山门方向逃窜。
山门镇如今既是日军的后方补给点，也是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撤退所必经的交通要隘之一。依照邱维达的方案，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在通过溆浦县城后，即从日军右翼侧背猛进，向山门直插过去。当日军第一〇九联队接近山门时，正好第十一师也赶到山门西北地区并对敌人发起侧击。
第十一师是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会战前已经过一段时间训练，而且刚刚参加战斗，一个个龙精虎猛。早就残损不堪的日军第一〇九联队哪里是对手，纵使看到山门，也不得其门而入。
5月10日，第十一师攻克山门，在日军右翼侧背划开了一个大口子。眼见形势急转直下，日军第一〇九联队只得冒死突围，企图乘被完全包围之前夺路逃走。
第十一师作为第十八军的核心，是一支很有作战经验的老部队。指挥官迅速调整部署，在山门北面高地上占领侧面阵地，以控制东西隘口。
日军第一〇九联队突围时，摸不清守军主阵地所在，在用火炮盲目向山门乱轰一阵后，即贸然进入山门。看到日军脚一伸，各个阵地上立即枪炮齐鸣，日军毫无还手之力，其先头部队几被全歼。第十一师仅付出少数伤亡，即大获全胜。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置身于荒山野岭之中，日军第一〇九联队几乎无路可走，情形狼狈之极。万般无奈下，他们被迫绕过正面，朝山门东南方向撤退。
5月11日，第一〇九联队撤入黄连江，与接应他们的救援大队会合。常言道，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更何况是面临如此大难的时候，但日军各部队之间的团结协作以及特有的武士道精神确实很值得一提——黄连江是个小山村，在救援大队驻扎期间，该部饱受中美空军的轰炸扫射，但是一直赖着不肯走，为的就是等待第一〇九联队。
第五十一师很快就尾追而来，并在黄连江的北、西、南三面占领阵地，对日军形成拉网式攻击态势。日军第一〇九联队幸亏有救援大队接应和掩护，才在东南面保留了一条可供脱身的石板古道。
纵使这样，要想迅速逃出也非常困难。对第一〇九联队来说，最大的累赘就是伤病员。为了减轻撤退时的负担，泷寺联队长根据师团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将五百余名重伤病员集中于村内进行焚烧，还美其名曰：“效忠天皇集体玉碎。”
如此“玉碎”让重伤病员们难堪其苦，不少人一边号叫呻吟，一边从熊熊烈焰里挣扎爬出，之后暴尸于道路或水田之中。两年后，人们在清理火焚现场的废墟时，仅骸骨就挑出了几十担。
第一〇九联队与救援大队加在一起仍有三千之众。5月12日，这两支残兵向与黄连江仅隔三里路的桃林逃蹿。
桃林是一个长约三公里的狭谷，两边皆是险象环生、无法攀缘的山壁，中间的古道也仅有一米来宽。日军沿着古道没走多一会，峡谷两端的关口就都被紧追不舍的第五十一师用火力截断了。
第一〇九联队突围时一路甩包袱，除了在黄连江烧死的那些重伤病员外，一些马匹和重武器也被予以抛弃。身子倒是轻了，可是士兵们还是觉得四肢无力。
不用说，当然是饿的。在黄连江停留期间，日军救援大队除了躲飞机之外，就是在百姓家翻箱倒柜找吃的，然而这一带山区居民根据地方政府的命令，早已进行了坚壁清野，粮食都被藏进了山中，最多也不过搜寻到几斤生黄豆而已。到第一〇九联队进村，连黄豆都没有了。
一边是被围困于峡谷，一边是彻底断粮。饿昏头的士兵逮着什么吃什么，运气好的可以抓到青蛙、蛇、蛤蟆充饥，运气不好的只能以青草和喝水维持生命。
最惨的还是伤员。因为没有绷带，许多人将衣服撕成布条进行包扎，轻伤者尚可在包扎后继续随队，重伤者和重病员便唯有任其死去一途。
5月13日，中美空军向峡谷里的日军发起攻击，炸弹的轰隆声机关炮的嗒嗒声响彻峡谷。日军死伤惨重，受惊的军马纷纷坠入谷底的小河中，致使河谷堵塞。
大部分日军都已失去突围生还的希望和信心。山炮兵联队长平原一男大尉向泷寺提出，与其在峡谷里束手待毙，受这些活罪，不如做自杀攻击，一了百了。
泷寺仍很清醒，认为尚有突出去的一线希望，不应就此放弃。支撑他这一念头的，还有菱田师团长发来的急电：“师团为营救你部，决定全力向山门方向挺进！”
5月14日晚，日军在泷寺的指挥下发动决死式的夜袭，这才得以冲出峡谷。两天后，少数幸存者与前来接应的第一三三联队会合，如此第一〇九联队才未被成建制完全歼灭。
日军第一〇九联队所经过的山区路线，从地图上看并不算远，总共不过二十五公里，但在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下，他们平均每天的后撤距离仅为三公里。尤其在桃林，寸步难移不说，甚至整条船都差一点翻掉。直到战后两年，桃林一带的旧战场仍是一片恶臭熏天，苍蝇蔽地的景象，附近居民进沟砍柴打猪草时，枪枝军刀弹壳一类的遗物俯拾皆是，日军当时受创之重不难想见。
早在第七十四军引以为豪的上高会战中，第五十一师就荣获了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不过此后第五十七师、第五十八师似乎比它更为抢眼，而在龙潭战役中，第五十一师斩获之丰，创造了该师抗战以来的新记录。这个代号“文昌”的劲旅又一次完成了自我超越，证明当初能够拿到武林第一的名号靠的绝对是真本事。
战后叙奖，第五十一师荣获团体及个人武功状各一轴，荣誉旗一面，全师有功官兵荣获国民政府四等宝鼎以下勋章数十枚，师长周志道更被美国政府授予铜标棕橡勋章一枚。
第五十七师在江口保卫战中取得的战绩也绝不逊色于兄弟师。这个基本重建后的“虎贲师”继承了老部队擅守的特长，挡住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主力九千余人的凶猛进攻，打死打伤日军近六千人，差不多把两个联队打成了一个联队。
半年前，正是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攻破常德，几乎导致第五十七师全军覆灭。现在他们重新站起来，反过来将对手揍得满地找牙。
前敌指挥部将战果通报给盟军，几位美国将军看到后有些怀疑，问：“能不能亲临前方阵地参观一下？”
邱维达立刻答复：“只要你们愿意，我一定奉陪。”
日军撤退后的第三天，即5月10日，何应钦偕同王耀武、邱维达、施中诚，以及美军将领麦克鲁、巴特鲁，搭乘两架武装直升机，到前方进行视察。随同视察的还有中外新闻记者二十余人。
视察的第一站就是第五十七师一七一团二营守卫的青岩。由于周围仍可能有漏网的日军溃兵，营长李中亮特地从各连抽调出一部分精干士兵负责警卫，十余米一个岗哨，从山脚一直排到山顶。
随后，李中亮陪同高级将领们到各个阵地据点进行观看，并向他们解说战斗经过。沿途各工事据点无不弹痕累累，日军尸体仍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李中亮指着这一大堆尸体说，它们虽然已经不能说话，但却是这场肉搏战的最好见证。
来访者纷纷停住脚步，反复观看，新闻记者、摄影记者们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巴特鲁走近死尸堆数了一遍，连连说：“真了不起。”
接着在山脚下又发现了一堆死尸，其中还有一名是佐级军官。麦克鲁问现场的一名战士：“你们这场战争是怎样打胜的？”战士慨然回答：“我们的祖国被日军侵略，我们只有奋勇杀敌，把敌人赶出去，才能生存。”
麦克鲁竖起大拇指：“中国人有志气，中国军队是好样的！”
二营的最大亮点还是周北辰连，他们在前沿连续血战七个昼夜，以仅伤亡一百余人的代价，击毙了三百余名日军。一个连能在自己的战斗区域内取得如此大的胜利，确实是战果辉煌，在抗战中是非常少见的。
在第五十七师师长李琰的陪同下，视察人员打马上山，登上山顶进行观察。他们看到在周北辰连的阵地前，日军尸体横陈，散兵壕内到处都是敌人的死尸，各种枪炮掩体也被摧毁殆尽，场面极为壮观。
周北辰被指定进行汇报，这个英雄连长将战斗经过讲得绘声绘色，尽管当时突然下起了雷阵雨，但是在场人员全都从头听到了尾，并不时点头微笑。
汇报完毕，麦克鲁伸手拍着周北辰的肩膀，连声夸赞：“好孩子，好孩子！”
视察结束后，麦克鲁当场代表盟军总部对战斗有功官兵进行授勋，二营共有23人获到了这一荣誉，其中营长李中亮被授予金星勋章，周北辰更被授予金星勋章、银星勋章以及自由勋章。二战中，盟国一次性授予中国军官如此多重要勋章，这还是第一次，媒体进行报道后，周北辰就像万家岭战役后的张灵甫一样，一下子名扬全国。
授勋人员中有一名叫李名胜的中士班长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曾在晚上带领四名战士突入敌阵，杀死数名正在睡觉的日军，并在身中两弹的情况下，生俘两名日军少尉军官，然后才返回主阵地。麦克鲁同李名胜握手照相，授予其自由勋章。
盟国对中国抗战能力的重视和认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获胜时曾达到高峰，但是之后随着国内战场连战连败，中国在盟国中的地位也一路下滑，到长衡会战结束时已降至最低点。如今，第七十四军等部又以自己的杰出表现，让盟国对中国军队的态度从轻视转向尊敬和佩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是狠狠地为中国人争了一回光。
会战进行到5月中旬。作为奇兵的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不仅仍牢牢地控制着山门镇，而且又进一步攻占了湘黔公路的要点石下江镇。至此，日军的后方交通线被完全截断，各路部队形成了对日军四面包围的态势。
根据战况的迅速发展，邱维达下令逐步缩紧包围圈，包围歼灭其有生力量，同时对愿意缴械投降的日军给予优待。
尽管有优待政策，但被围困的日军并不肯主动缴械投降。第七十四军曾发现日军阵地有树白旗的，等到部队接近，对方却仍然开枪射击，这才明白日军是在使诈，只能继续进行围攻。
在很多局部战场上，地面对阵双方的轻武器都丧失了应有威力，可是空军的威力却施展得淋漓尽致。某个黎明，空军的飞机飞临邵阳上空，发现城郊河滩上有四百余名日军伤兵正在上药，也许他们认为自己已撤出包围圈，并到达了邵阳城下，所以警惕性不高，也没有实施对空隐蔽。飞机立刻进行低空扫射，当即就打死了两百多人。
被重重包围的日军往往会利用深山老林作掩护躲藏起来，搜捕非常困难。经过研究，从5月15日起，空军开始使用凝固汽油弹，对藏在山地里的日军进行地毯式轰炸。
中美空军混合团一路进行追杀，所有被飞行员发现的日军阵地和营地都成为攻击目标，他们或以机关炮扫射，或投弹轰炸，或干脆按照上级指示，投掷凝固汽油弹将日军隐蔽的树林全部予以烧毁。
有一小股日军钻进一片树林里潜藏不出。芷江机场接到情报后，立即派四架飞机飞到树林上空进行侦察。树林里的树木郁郁葱葱，飞机一时难以找到敌人，于是越飞越低，有的直接从树梢一掠而过。这以前可都是日机对中国地面部队干的事，日本人气不过，便举枪向飞机射击，结果反而暴露目标。四架飞机认准日军果真藏在里面，于是对准林子又是扫射又是轰炸，直至里面的日军全部被打死为止。
会战转入攻势阶段，后方舆论非常关注前线的进展情况。为此，中美空军混合团向第四方面军递送了一份备忘录，邀请他们派遣三名随军记者，随同空军出征观战。备忘录由美军团长签名，并附译文，上面注明，如果发生空战，出现伤亡事故，空军不负责任。
备忘录一公布，方面军司令部立即沸腾了，因为能够让记者随同空军出征观战，在八年抗战中还是第一次，以前大家别说尝试，连想都不敢想一想。
经过驻司令部的记者组自行推选，并征得派遣单位同意，两名记者人选很快确定下来，其中一人是中央日报社湖南分社的社长，一人是中央社的战地特派员。
按照备忘录的要求，三名记者中还必须有一名是军事记者，或上校以上能从事写作的军官。王耀武经过考虑，决定派方面军司令部参谋一处少将处长吴鸢充任。在征得吴鸢本人同意后，王耀武亲笔写下保证字据，称“如吴鸢万一发生不幸，其家属老小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由余（即王耀武）负完全责任”。
入选记者在身体条件上也有规定，必须健康，无心脏病和高血压症。三人首先在芷江空军医院进行复检，证明身体合格，接着由专门人员教授使用降落伞的方法以及跳出机舱的动作。
休息了两天，三人分乘三架野马式战斗机出发。他们生平都是第一次乘坐飞机，而且又是战斗机，心情十分激动。
飞机起飞了。吴鸢听到耳机里响起声音：“看，右上方是三架C47（运输机），要运送物资去江西。左上方是六架B24（远程轰炸机），将去福建方面执行任务。”
顺着耳机的提示看过去，平时在地面看起来体型庞大的飞机，这时就像小鸟在辽阔的天空中飞翔，而且很快便消失了。
一会儿，耳机又响了：“看地面。”
飞机已到达最前沿阵地的上空。低头俯瞰，资江、湘江有如腰带，山峦、村落则如玩具，在地面上行动的部队都仿佛是蚂蚁和蚕豆。地面上还摆着红白两色的布板，一幅上面为“川”字，一幅上面为“十”字，皆为地面部队的驻地符号。
越过前沿阵地，飞机径直进入了衡阳上空。虽然有几门日军的高射炮在对空射击，但全都鞭长莫及，三架“野马”毫不理会，继续往北驰骋。
“长沙到了！”耳机里话音刚落，机翼下面便出现了岳麓山和长沙市区。
“注意，马上要战斗了！”这句提示让大家的心情陡然紧张起来，不知道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情况。说时迟，那时快，飞机突然像离弦之箭一样向地面俯冲过去，之后，机身抖动，伴随着一阵巨响，地面冒出了浓烟。
原来飞机在投掷炸弹。紧接着，它像鲤鱼打挺一样，又开始直线上升，并来了一个侧身飞行。
这一上一下，侧身大转弯，都是轰炸中的基本规定动作，对飞行员来说已如家常便饭，但却让机内的观战人员受了活罪，众人只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翻腾，出发前吃的东西全呕在了毛巾上。
当飞机恢复平行飞行时，耳机内做出解释：“刚才是轰炸一列火车，经我轮流轰炸，已命中目标。现在将胜利返航。”
吴鸢定了一下神，果然发现地面上已经是浓烟一片。飞机不慌不忙地在被轰炸现场盘旋了一圈后，返身向西飞去。
和衡阳一样，长沙的日军也配备了高射炮，然而同样是无可奈何，吭吭哧哧发出的几炮倒更像是在为飞机送行。至于敌机，一路上根本就没有碰到过，实际上这时候日军战斗机中没有哪一种机型是“野马”的对手，即便碰上了，也不过是多一些被单方面屠杀的牺牲品而已。
“野马”飞往芷江机场。当临近机场上空时，指挥官发出指示：“现在跑道无空，请稍缓，听令在北跑道降落。”
在上空盘旋了三周，飞机才得以缓缓降落，说明整个机场已完全处于满负荷运作状态。
三名观战者在芷江休息了一天，听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唐闻天介绍一年来的作战情况。仅第四大队，这一年来已出动轰炸机、战斗机七百八十二架次，在空中击落日机六十一架，可能击落二十一架，击毁地面停放的日机一百一十架，可能击毁五十六架。
三人一回到安江，就将这次亲身经历的出征经过大肆渲染了一番，讲述者心情澎湃，眉飞色舞，听讲者啧啧称羡，点头不止。和其他新闻报道活动一样，它让整个大后方的人们处于激动和兴奋之中，加上何应钦已经报捷，重庆的大街小巷都出现了“庆祝湘西大捷”的大幅标语，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
实际上这时候日军还没有被完全击垮，前线仍然战火纷飞，炮火轰鸣，日军几度向被第十一师封锁的洞口突围，企图杀出一条血路，只是均未能得逞而已。
邱维达向各兵团下达指示，要求加强包围圈的防御工事，严防日军乘夜间突围。今后各兵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包围之敌分别割裂后一小块一小块地聚而歼之。
5月18日，被围困在雪峰山东麓的日军阵地大部分被空军炸毁，有日军躲藏或隐蔽的森林地带也不例外，林子里烈焰滚滚，烟雾迷漫，以致于飞行员观察时都出现了困难。
第二天，第七十四军的追击作战取得不小收获，江口、洞口一带的部分日军缴械投降。据日俘供称，他们被包围后，得不到粮弹补给，官兵已有三天没吃没喝，导致兵无斗志。除此之外，空军的连日轰炸，也令他们伤亡惨重。
与第七十四军一同进行追击的第一百军、第七十三军也先后包围了日军阵地，经派人劝降，缴械者日渐增多。
前线作战顺利，各级指挥官均喜形于色，认为胜利已唾手可得。6月20日，重庆各界代表亦携带慰劳品来到芷江，等待战局一结束，即前往第一线犒劳军队。
这时候的何应钦比重庆代表都心急。因为正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6月21日结束，蒋介石电催他返回重庆，向大会作湘西会战的军事报告，王耀武也将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出席大会。
何应钦和王耀武一商量，湘西会战的结果看来是赢定了，可问题前方战事仍未结束，既未结束，又怎么报捷呢？
6月20日深夜，王耀武把电话打到溆浦指挥所，让邱维达考虑一下，能不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邱维达一听，说你让我考虑几分钟再回答。
其实邱维达心里已经有了底。所谓“早日结束这场战争”，不外乎是草草收兵的托辞。
抗战八年，中国军队从来败多胜少，现在将士们流血牺牲，眼看只要再坚持一周，最多也不过十天，就可以大获全胜。草草收兵，实在太可惜了。
邱维达再次要求跟王耀武通话：“我已经考虑过了，要善始善终结束这场会战，最快也得五天左右。”
王耀武说不行，何应钦马上就要动身返回重庆，在他动身之前要设法解决战局。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也要一仗一仗地打，哪里可能说喊停就喊停？邱维达反问王耀武，问他和何应钦有没有商讨过尽快解决战局的办法。
王耀武倒是早就有所准备：在胡琏正面放开一个缺口，就可以早点结束战局。
邱维达追问道：“下面部队长是否同意这样干呢？这样干，对整个战局有什么好处？”
王耀武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继续补充：“就在洞口公路附近放开一个口子就行了。”
邱维达知道再说无益，便向王耀武摊了牌：“我作为幕僚长，不能隐瞒其中的利害得失，也不能执行这一方案。如果你们真要这样干，请你直接打电话告诉各部队行动！”
从给王耀武当团长起，邱维达就以脾气好、从不顶撞上司闻名，但他也是一个有自己主见的人，他认为这件事不对，就绝不会轻易妥协。
听王耀武说过之后，何应钦又亲自打电话来进行劝说，强调：“军事要配合政治吧。”
邱维达想来想去，还是想不通：将被围的敌人放出去，这叫什么政治？！
无奈之下，何应钦只好亲自向第十八军军长胡琏传达命令：“让扼守石下江镇的守军全部撤离，集中全力向日军侧面攻击。”
此前，第十八军第十一师的一个精锐主力团依托石下江镇内的坚固建筑，已死死卡住湘黔公路。该团奉命撤走后，包围圈露出了一个大口子，被围日军一见有路可逃，就不顾一切地一拥而出。
第十八军虽然从侧面实施了猛击，但效果与从正面扼住日军咽喉相比，已是相差很远，斩获日军的数量也不太大。因为这件事，第十一师师长杨伯涛、副师长王元直等人都留下遗恨，对上层如此指挥颇感费解。
大包围出现漏洞，使得已逃到洞口附近的日军大部队迅速逃蹿，而被分割在各个小包围圈内的日军小部队闻讯之后，军心变得更加消沉，此后纷纷树起白旗，缴械投降。
6月7日，第四方面军恢复了战前的态势，各军师忙于清扫战场，将所缴获的武器送往后方，其中包括数量不少的轻重机枪和山炮。有的尚未美械化的部队在实际战斗过程中，就已经用缴获的山炮轰击日军，一位美军联络官兴奋地说：“我们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逐岛攻击，也从来没有缴获过完整的大炮。你们自己还没有领到炮，就能用敌人的炮来打敌人，真是难得！”
日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得以撤退到邵阳附近的败兵，因为战斗和逃跑时体力消耗过大，身体抵抗力已严重下降。未逃出包围圈时，精神上高度紧张，所以还能坚持，但一脱离危险区域，在无安全顾虑的情况下，士兵们就再也挺不住了，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不起。会战结束后，日军官兵的患病率继续不断增多，居然高达战时的三倍以上。
湘西会战是正面抗日战场上的最后一次大会战，也是最吐气扬眉的一次大胜仗。在这次大会战中，第七十四军立下了首功。据统计，“虎部队”在会战中共歼灭日军12547人，自己阵亡2171人，负伤3054人。
湘西会战使第七十四军乃至第四方面军名扬海外。美国国内报纸在报道湘西会战时，把第四方面军说成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是抗战中的常胜将军。
王耀武本人也因此成为国内当时最耀眼的抗战将领。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他是所有增补的新中央委员里面得票最多者之一。接着，国民政府又打破抗战八年停办将级晋任的惯例，将其由陆军少将晋升为陆军中将。
湘西会战结束后的某一天晚上，第四方面军所属某军的军部破例举行了一次有两百多人参加的晚宴大会。附近部队将几乎所有枪炮都拉到屋外，天一黑即向天空鸣放，刹那间，红、绿、黄、白的各色曳光弹飞上天空，形成了难得一见的空中奇观。
晚宴上，连从不说笑的人也张着嘴，哈哈大笑不止。官兵们聊起了抗战中曾遇到过的各种危险经历、奇人奇事，以及未来的个人打算，一直到快要天亮，众人才兴尽散去。
这一天是8月11日。当天中美苏英四国在接到日本通过中立国发出的乞降照会后，发出复文，表示接受日本的投降建议。
自芷江会战起，就知道日本要完蛋，但完蛋的速度如此之快，多少还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不管怎样，许多年来的愿望转眼就要变成现实，每个人都为之喜上眉梢，大家见面时，一边握手，一边异口同声地祝贺对方：“我们胜利了！”
8月15日，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的军官们正在午餐，附近美军顾问团驻地突然枪声大作。惊异之中一打听，才知道美军从广播里获悉了重大消息：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广播讲话，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两个小时后，王耀武也接到了重庆的特急电报，内容基本与之一致。
军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受降。根据陆军总部划分的受降区域，第四方面军负责湖南区的受降任务。9月15日，王耀武携工作人员乘飞机飞达长沙，参加湖南区的受降典礼。
上午十点，第四方面军准时在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礼堂举行了典礼。参加人员主要是长沙地区中校以上人员及湖南各地的派出代表，共有两三百人。
日军代表、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等一行三人坐在指定座位上。坂西时年五十四岁，两鬓早已斑白，脸上更是早无刚刚上任时的那股倨傲之态。当王耀武步入礼堂时，坂西立即立正脱帽，向这位昔日的对手、如今的获胜者鞠躬敬礼，并呈上了日军表册。随后王耀武宣读受降命令，坂西等人肃立恭听，表示将遵照执行。
9月20日，第七十四军在衡阳接受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的投降。第六十八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集合部队恭候点验，所有关于人马、武器、弹药等清册也一一移交第七十四军接收。
尽管是败军之师，但日军在投降时仍秩序井然。所有官兵都能按阅兵方式整队排列，武器弹药在擦拭干净后涂上油，分类集于队前。收缴人员走到哪里，哪个单位呈交表册，按册收缴。
举行投降仪式之前，甚至还可以看到日军骑兵操练的情景，他们三五个人一伙，大部分人上身只穿一件肚兜，徒手乘马，或来往奔驰，或向附近小山头爬山。这些骑兵见到受降人员也若无其事，只管自顾自地练习，让大家很是惊奇。
另外一个给受降人员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日军对马匹的爱护。受降时，那些东洋马全都洗刷得干干净净，马的笼头一侧还挂有铜牌，分别刻着乘员和调教员的名字。
日本国土面积并不大，近代以前在国际的实力排名也落后于中国，然而居然能后来居上，不仅跃升为世界强国，而且差一点让中国跌入亡国的命运，其背后的原因确实值得深思。
受降任务结束后，第七十四军先是就地驻防衡阳，尔后又或步行或空运，分批前往南京地区受降。那些曾经多次与第七十四军打过交手仗的日军师团，如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第三十四师团等部，都乖乖地在“辉煌军”面前低下了头。
完成了这些任务，第七十四军即奉令担任南京的守备，部队驻扎于南京郊外的孝陵卫，因此被称为“御林军”。全面抗战爆发初期，驻守孝陵卫的“御林军”是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这支著名的王牌部队以悲壮的方式走下了历史舞台。此后的很多年里，第七十四军也多次面临类似险境，幸运的是，他们把“虎部队”和中国第一精锐部队的声名一直保持到了抗战胜利结束。
几个月后，第七十四军的人事进行调整，原军长施中诚外调，早已完成陆军大学课程的副军长张灵甫升任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这时候张灵甫和他的部下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南京城西的赛虹桥。南京保卫战末期，第五十一师三〇二团一营的残余官兵留下殿后，全营在营长徐景明的率领下孤军奋战，全部在赛虹桥阵地光荣殉国。
某日，张灵甫和周志道专程乘车来到了赛虹桥。作为第七十四军也是第五十一师的老人，他们在桥边深情地缅怀起牺牲于抗战中的袍泽，追忆往事，两人不胜感慨唏嘘。
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到底会以怎样的面目到来，谁能够真正了解和预计得到呢？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不管时光的暴雨如何冲刷，一个曾为民族生存而浴血奋战并立下过盖世奇功的英雄部队，都不应该被这个民族所遗忘。
请记住它的名字：虎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