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让一座拥有无数动人故事的东方古城就此变成了人间地狱。在那一刻，它就像整个中国的东部一样，既黯淡又无力。
当然还有很多人存有希望和期盼，卡尔逊在离开南京前就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但他认为，这只是“中国发展中的又一转折阶段”，那些西撤的中国军队会变得更强大和更有生命力，中国也总有加入世界强国俱乐部的一天。
老外的勉励是好事，只是度过劫难的中国军队并不是说恢复就能马上恢复过来的。以七十四军为例，五十一师共从南京撤出了约三千人，五十八师撤出了约四千人，到蚌埠时又收容了约两千人。这就是七十四军存活下来的全部人马，至于武器装备，则损失殆尽。
骨干折损相当严重，南京一仗下来，五十一师的四个团长，程智阵亡，张灵甫、邱维达、纪鸿儒全都受了重伤，邱维达在过江前已经昏迷，当时小火轮又无法靠岸，战友只好将小火轮上抛下的绳索捆在他腰上，从冰冷的江水中把他拖上船。
幸运的是日军这时并没有立即沿江展开追击，这给了他们得以恢复的时间。不久七十四军调湖北荆门和沙市进行休整，其间除失散的官兵陆续归队外，还补充了不少新兵。
离队休养的团长们也纷纷赶回部队，其中张灵甫升任一五三旅副旅长（仍兼三〇五团团长），邱维达升任一五一旅副旅长。现在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训练新兵，以便能够让部队尽早以全新的阵营奔赴战场。
这个世上，没有谁最完美，即便犯下过错，只要他知过能赎，亦不失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张灵甫正是如此，他实际上臂伤还没有痊愈，但报纸上刊登的战事消息，让他无法在医院再呆下去。
唯有练出好兵，才能重整旗鼓。张灵甫向来以练兵从严著称，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的血雨腥风，则进一步把抗日战争的艰苦和严酷性揭示得一览无余：打仗不能光靠口号和决心，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和少牺牲。
在三〇五团，谁要想在训练中偷懒耍滑，就一定逃不过张团长的军棍。严抓训练质量的同时，军纪被着力强调，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吸取了溃退时军纪废弛，导致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的教训。张灵甫因此将“作战怕死、学术落伍、逃病兵多、纪律废弛”归纳为“军人四耻”。
“军人四耻”之外还有“军人四乐”。“四乐”为“救民水火、军誉日隆、精诚团结、歼敌致胜”，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官兵不得碰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旦触犯，按律严惩。
张灵甫的练兵法就是七十四军的练兵法，它有点像战国时吴起的练兵模式，一方面对训练和军纪抓得极严，但另一方面又强调爱兵如子。新兵胡立文到一五三旅时才只有17岁，还是个中学学生，个子又矮，张灵甫便安排他在三〇五团团部当文书。在胡立文的印象中，张灵甫私下里待士兵非常和蔼，从来没有训斥过他，有时见了面还摸摸他的头，鼓励他好好干。
1938年4月，七十四军在黄陂接受军委会的校阅，获得优良考评，三〇五团更是脱颖而出，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到了这一步，就基本符合了上战场的初步条件。毕竟前线战局仍在不断恶化，不可能留给七十四军太多的练兵时间。
1938年5月初，七十四军被调入薛岳的豫东兵团，参加陇海沿线的兰封会战。
兰封会战是徐州会战的延续。在刚刚结束的徐州会战中，日军采取南北同时包围夹击的战术，占领了徐州，从而控制了整条津浦线。日本的报纸称之为“本世纪大会战”，日本国民全都陶醉在大胜利之中，但实际上日军取得的战果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大。
由于日军的兵力数量不到中国军队的三分之一，他们很难在广阔平原上将中国军队完全围住。有的隐蔽在村庄里的日军明明看到中国军队在转移，但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只能眼巴巴地屏息目送着，而不敢进行追击。
日军在占领徐州之后，发现自己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才开始调集力量沿陇海线追击。七十四军起初的任务就是在徐州以西的砀山一线阻击追敌。5月13日，五十一师一五一旅乘火车抵达砀山，五十八师一七四旅进驻丰县，从而构成了一个犄角状防御阵形。
砀山是徐州西撤部队入豫所取的最近道路，自然也是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地。一五一旅到砀山的当天，便有日军小股部队在骑兵装甲车的配合下，发动了试探性攻击。一五一旅也不含糊，旅长周志道当即派三〇二团予以截击。由于紧急情况，三〇二团团长纪鸿儒挑选了一百五十名精兵，由少校营附刘文锋率领，星夜向日军发起突袭。
在缺乏反坦克炮和战车防御炮的条件下，中国军队对付日军坦克的主要办法，是一边组织神枪手对坦克顶盖上的暸望孔进行射击，以转移其视线，一边派敢死队员跃进前扑，将捆绑起来的集束手榴弹塞进坦克履带。采用这种办法，刘文锋率队炸毁了四辆装甲车，并歼敌一百，但出击官兵们也大多倒在了战场上，到战斗结束时，一共只有20人得以生还。
5月14日，从永城北上的日军大部队来犯，正好一五三旅也乘车及时到达砀山。副旅长张灵甫一下车，便指挥部队加入阻击，五十一师以基本完整的阵容投入战斗。经三日激战，该师两名营长一死一伤，营长以下官兵伤亡两百余人。
在砀山东北的丰县，五十八师一七四旅也遭到日军的猛烈进攻，那边的伤亡更大，营长同样是一死一伤，主力团伤亡近半。
撤退之不易，七十四军曾经在上海和南京有过刻骨铭心的体验。官兵们都十分清楚，只有确保砀山、丰县，才能把西撤大军的损失和牺牲减到最低程度，因此无论压力多大，大家都一步不退。
5月23日，七十四军奉令将防务移交给友军，随后西移兰考、开封。在兰封战场，一场激动人心的围歼战正在等待和召唤着他们。
徐州会战结束后，除沿陇海线的西追之敌外，由黄河南渡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也对西撤部队形成了威胁，但是由于两路日军配合不够默契，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四师团最终陷入了中方的包围圈。
这是兰封会战中最为壮观的一个场面。豫东兵团总计十万大军从东、西、北三面启动，对盘踞于内黄、仪封的日军第十四师团发起了全面攻击。
作为七十四军前锋，王耀武亲率五十一师快速突入内黄城，与日军展开激战。
中原地形与南方水乡截然不同，尤其内黄更是沙砾纵横，沿途空旷一片，一望无垠，让人恍如到了西部沙漠地带。这种平坦地形为骑兵作战创造了条件，日军的数百名骑兵纵马向五十一师发起冲击，五十一师攻势因此受挫。
有人打骑兵是先打马，等骑兵从马上跌下来后，再用轻重机枪猛击。王耀武反其道而行之，他命令狙击手占据制高点，直接给骑兵们逐个点兵。
方法不同，效果一样。看到前面的骑兵纷纷被射落马下，后面的骑兵只得退后，五十一师乘势猛击，一举收复了内黄城。
与此同时，仪封的日军也在中方的攻击下弃城而去。日军第十四师团并不是真的没有实力守住内黄、仪封，主要还是因为在缺乏后续兵团的情况下，其后方联络线也已被豫东兵团给截断了。师团长土肥原察觉到了危险，遂决定将后方从陇海路转移到黄河南岸的柳园口。
柳园口是黄河边的老渡口，日军第十四师团可以通过柳园口，从黄河北岸得到粮弹补给，而其主力则分据兰考西面的大小围寨。
豫东兵团再次展开围攻，周志道率五十一师一五一旅对毛姑寨发起攻击。围寨的围墙都很坚固，没有重武器便奈何它不得。南京保卫战虽然让七十四军失去了所有的重武器，但在整训期间，五十一师又重新配备了中型迫击炮。攻击之前，周志道先下令用迫击炮对准寨子轰击，等轰开小口后，再派突击队利用夜间猛冲进去。
是晚，经过五小时激战，一五一旅在歼敌数百人，击毁五辆日军坦克后，一举攻克了毛姑寨。
拿下毛姑寨相对轻松，相比之下，罗王车站、三义寨、曲兴寨等据点就要难啃得多了。罗王车站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车站，但因居于开封和兰考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此处就有钢筋混凝土所构筑的永久性国防工事，炮兵掩体、机枪掩体、隐蔽所、指挥部，一应俱全。原本是拿来抗战的，孰料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反而被日军所用，让人始料不及。
5月25日，当五十八师协同友军对罗王车站发动攻势时，日军便利用这些工事进行拼死抵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晚上六点，五十八师一七二旅曾一度攻入罗王车站候车亭，但一个小时后又得而复失。此时俞济时已专任七十四军军长，五十八师长由副军长冯圣法兼任，见部队伤亡较大，冯圣法下令暂缓进攻。
罗王车站成为敌我双方拉锯的重点。豫东兵团总司令薛岳这时发现前线粮食输送不理想，有的士兵已超过一天没有吃饭，遂赶紧用电话给后勤补给部门下达严令，要求迅速予以改善。
人是铁，饭是钢，吃饱喝足，又经过一夜休整，进攻部队士气大振。5月26日，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亲临前线督战，并集中炮火猛轰日军阵地。
和五十一师一样，五十八师也重新配备了重武器，该师炮兵营装备有六门德国克虏伯野炮。这些克虏伯野炮系清末时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购置，炮身上还刻有“大清光绪年间”和圆形祥龙标记。虽然是旧朝遗物，样式也较为陈旧，但你也别瞧它不起，克虏伯所生产的火炮，一向都享有质地好、射击精度高的名声，到二战期间，不仅中国在用，日本也没有放弃。
克虏伯野炮果然颇有威力，能把日军阵地砸到四分五裂，使得日军只好将站上的卡车临时充作保护掩体。在炮火支援下，五十八师通过单兵爆破、小组突击等方式，一步步向车站逼近。5月28日，罗王车站、罗王寨先后被予以收复。
在日军指挥所内，中国军队缴获了一柄土肥原自佩的指挥刀，证实这次罗王争夺战系由土肥原亲自指挥，可见他对确保罗王车站的重视程度。对未能擒住土肥原，三军上下当时莫不引为憾事，然而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以中国军队当时所具备的实力，这一目标是极难达成的。
就在五十八师攻打罗王车站的同时，五十一师正在协同友军会攻三义寨外围。5月25日，凌晨四点，一五一旅首先取得突破，一举攻占柴楼，并以柴楼为依托继续向纵深推进。
五点，日军发起反扑。一五一旅三〇二团团长纪鸿儒率部端起刺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要在平原之上跟日本兵拼刺刀，总体上中国兵是吃亏的。你这边可能刚刚做出刺杀动作，对方的刀锋就已逼近胸膛，而且日本兵虽然普遍个子不高，但身体粗壮，力气比中国兵还要大，以至于拼刺时都拨不开他的刺刀。在兰封战场上，有一名学生出身的士兵表现得极其英勇壮烈，日本兵的刺刀首先从他的前胸捅透后背，但在频死之际，他的刺刀也同时扎进了日本兵的腹部。打扫战场时，战友们发现双方的刺刀都留在了对方身上。
有经验的老兵知道自身枪短，一般不会这样面对面地硬拼，而是会合理地使用闪避动作。闪的时候不会正好闪得那么巧，当刺刀从肘边晃过时，刀尖很容易划破皮肉。
痛是难免的，可是得忍住，要不然就不止伤痛那么简单了。重要的是做下面这个动作：避过突刺之后，或者侧身转到他的旁边，一刀将其刺死，或者索性直接用枪托横扫过去，砸他个狗头！
当然日本兵也不傻，他的反应也许比你还快。当你用枪托砸的时候，他会接住你的枪，用力拖拽，而你这边必须用力压住。如果膂力差不多，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两人就会同时倒地——即便在地上扭成一团，也不能松手，此时不管拳头还是脑袋都可以当作武器，只要足以杀死对方。
什么样的人才是勇士？这样的人才配叫勇士。有的机枪手倚仗着自己力气大，干脆就直接抡起机枪左右开弓，也能把敌人砸到脑浆迸裂。
一场白刃战之后，三〇二团挫败了日军的进攻。至上午九点，日军外围防线陷于崩溃，逐渐向寨内退守。
5月27日，五十一师攻克三义寨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各部抓紧时间进行战地侦察，准备拿下三义寨。
不料第二天情况起了变化，从罗王寨等围寨逃出的日军全都钻进了三义寨，寨内日军实力大增。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大批援军也陆续赶到，对三义寨实施了三面包围。
五十一师作为进攻的主力之一，被分成两股，其中纪鸿儒的三〇二团担纲正面攻坚，张灵甫的三〇五团负责配合助攻。当三〇二团前进至三义寨门前日军的警戒阵地时，战斗就已经变得相当激烈，在日军的顽强抵抗下，部队寸步难进。
像这样胶着在寨门边缘，以日军火力之炽烈，就有被消灭的可能。因此纪鸿儒和官兵们不顾危险，冒着炮火往寨内猛冲。他们曾一度冲入寨中，但在遭到日军反击后，又被打了出来。
两团整理队伍后，再度发起猛攻。纪鸿儒身先士卒地冲在最前面，不幸身负重伤，当场阵亡。
当天晚上，王耀武复制打毛姑寨时的夜袭战术，派李天霞率领突击队，趁天黑攀上寨墙后攻入了寨内。可惜没有后续部队入内接应，突击队只得从原路撤出。
5月29日，攻势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方面是由于缺乏阵地攻坚的足够武器和火力；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尽管数量多，但像七十四军这样的精锐主力欠缺，相当一部分都是南京保卫战之后匆匆组编起来的新军，不少士兵甚至是新抓来的壮丁，一听到日军的大炮声就往后跑，军官们光收容整理部队就要忙得满头大汗。
当时除三义寨外，日军还占有曲兴寨。中国第一线部队离寨不过一百米，远的也不过两三百米。前线指挥官给上面打电话，说只要再增加一部分兵力，是可以把曲兴寨夺过来的。
上司在电话听了只有苦笑：“你的建议好是好，可我哪有部队给你呢？其余部队都被日军的几颗炮弹给吓跑了，溃不成军，全师只有我们这一个团可用了。你要援军，只好等外面派。”
三义寨屯集的日军比曲兴寨可多多了也强多了。关键时刻，三义寨这里的进攻部队要是再抽一部分去打曲兴寨，岂不更是抓瞎？
尽管如此，后方指挥部的有些高级幕僚仍对攻克三义寨、曲兴寨抱有希望。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兼作战科长的龚梦涛观察到，日军已在空投粮弹，显见得其补给已发生困难。如果再坚持围攻三到五天，全歼日军第十四师团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桌案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龚梦涛拿起话筒一听，是汉口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侍卫长，让龚梦涛记录重要作战命令。
命令记录完毕，他一下子惊呆了。
这是蒋介石发来的十万火急令，要求豫东兵团即刻撤围，并分别向陇海、平汉铁路方向转移。命令中还说，若撤围不及时，“必遭敌人歼灭，为兵家所齿冷”。
龚梦涛放下话筒，拿起电报走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房间。程潜看过之后迟疑了一会，才让龚梦涛写命令部署撤退。
龚梦涛心有不甘地说：“放虎归山，养痈遗患，将来我们要自食其果！”
程潜无奈地回答：“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遵办呀，你去做撤退部署吧。”
程潜是痛惜功亏一篑，龚梦涛则是没有看到全局的变化，事实上，蒋介石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因为西进日军已在5月29日这一天攻占了砀山以西的商丘，直逼豫东兵团之侧背。战场的形势，早已不是如何吃掉日军第十四师团，而是整个豫东兵团将陷入日军的包围圈了。
看上去只差一步就能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掉了。豫东兵团即刻撤退，6月1日，七十四军奉令撤往沁阳，在那里构筑工事并进行整补。
撤退时，一般士兵都还被蒙在鼓里，不明白在前方并没有打败仗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主动撤退。驻地老百姓更是不解。
兰封会战期间，中原百姓就像淞沪会战时的江南百姓一样，给予了军队无私的帮助和关爱。每次部队移防，都会换来当地居民的依依不舍，看到无法挽留部队，他们只能不停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败日本鬼子？你们辛苦打胜了，为什么还要撤退？你们撤退了叫我们怎么办？”
士兵们无法回答，只能一边走一边开骂：“他妈的，还不是他们当大官的怕死，坐着汽车就跑了。平时教我们抗日，他们却一打仗就往后跑。”
军官们知道内幕，但除了装聋作哑，亦无言以对。此时，他们更担心部队能不能撤得出去——与南方地形相比，平原地区只会更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和追击，两条腿再快也很难跑得过四个轮子。
七十四军撤到沁阳，就做好了进一步抵御和摆脱追敌的准备。不过这种担心很快就成了不必要，当豫东兵团的后卫掩护部队经过罗王车站附近，准备向开封后撤时，他们听到了工兵营用炸药破坏铁路桥梁的爆破声。
有些殿后部队一听，误以为是日军追击部队的炮声，还赶紧互相招呼：“快走跟上，不要咋乎，敌人追上来了！”
当部队走到开封时，军官告诉大家，那不是炮声：“日军的飞机把黄河炸开了口，企图把我们的部队淹死在豫东地区，所以上面才要我们撤退。”
士兵们都信以为真，等顺利抵达目的地，他们才被告知真相：“郑州黄河花园口的掘堤是我们自己工兵干的，统帅部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阻止日军的追击。”
确实，黄河决口，使日军前进一时受阻，参加兰封会战的中国军队可以安然撤退，而不用再像上海和南京时那样落得损失惨重的下场。甚至于一些来不及东撤的追敌也被黄河水截断后路，从而遭到包围歼灭。
可这并不能代替它给中原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滚滚黄河水如脱缰野马，冲毁了无数家园，大水过处，平原变成了河，人畜变成了鱼。一个触目惊心的“黄泛区”，累积几十年都无法得到善后。
面对空前灾难，参加兰封会战的很多军人也因此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不停地向自己发出疑问：千秋功罪！功罪千秋？
拔高了看，无论南京撤退，还是黄河决口，都可以算是抗战战略的一部分，只是在这一所谓的战略中，百姓的性命总是被看得那么不值钱。反过来说，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战略不战略，他们只知道自己承担了战争带给他们的最大和最直接的痛苦，他们要求的并不高，只希望能得到国家和军队的保护，可是到头来，不仅依旧遭到无情抛弃，还被进一步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你们不是说过，要与一城一地共存亡，要与老百姓共存亡吗？然而……
“罗王血战方摧敌，滚滚黄流泛豫中”，民心就这样在一点点地失去，尽管这并不是血染征袍的勇士们的责任。
事情总是这么矛盾。如果仅就军事角度而言，黄河决口又是必然之举。大洪水不仅确保豫东兵团较为完整地撤出了兰封战场，而且使得日军从北方进攻汉口的原作战计划被迫推迟了数月，中国军队也相应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在身后已无追兵的情况下，七十四军星夜撤出沁阳，经平汉线抵达汉口，接着马不停蹄地东下九江。6月24日，部队进驻江西德安，负责南浔铁路（九江至南昌）沿线的部分防务。
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能得到休整的时间总是非常之短。七月下旬，溯江西上的日军登陆九江，由于缺乏纵深配备，守军一点被突破即全线溃退。
这种情况下，防线只得重新部署。原守于九江的川军退守瑞昌，原守于沿江的广东粤军因腹背受敌，退守九江以南的金官桥（现名金桥）一线。
占领九江后，日军继续进逼。7月31日，日军一〇六师团分两路沿南浔铁路、公路南下，企图实施中央突破，其攻势相当猛烈。粤军首当其冲，激战两日后，部队伤亡很重，其主阵地遂由湘军接替，同时七十四军五十八师也奉命开赴黄老门附近，以增强防线厚度。
为阻敌前进，南浔铁路事先已遭到破坏，路东是庐山，无路可行，所以五十八师的两个旅只能共走路西的一条小道。行至半途，日机冒了出来，一边向地面进行凌空扫射一边俯冲投弹。为隐蔽防空，走在中间的一七二旅旅部与前后卫之间出现了脱节，等日机飞走，旅部想跟上去的时候，正巧一七四旅又横腰插过，把他们给堵在了后面。
好不容易，一七四旅也过去了。一七二旅旅部正待出发，忽然发现左前方山沟里蹿出了一股敌人。旅长用望远镜观察后，立即命令旅部特务排散开，占领高地阻敌，同时让后卫三四三团尽快赶上。
三四三团尚未赶到，特务排已与日军交火。由于寡不敌众，特务排排长很快阵亡，旅部参谋主任也受了伤。
眼见情况万分危急，一七二旅旅长看到一七四旅有一个后卫营要穿过去，遂一把抓住该营营长，让他不要通过，就地加入战斗。
谁知这位营长做事很是僵化。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黄老门前进，如果跟不上，就要受军法制裁——再说了，你又不是我的旅长，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不管旅长怎么好说歹说，他都不肯听命。真是夏虫不可语冰，脑子坏了，你就拿他一点辙没有。还好，一七二旅的一位参谋跟这位营长素有交情，也上前相劝，同时写下简单命令作为证明，对方才勉强留下参战。
有一个营撑着，一七二旅旅部支持了下来。不久三四三团赶到，终于堵住了日军的进犯。
一七二旅意外遇袭，说明日军一〇六师团的部队兵力已渗入金官桥防线背后。除了旅部遇到的一股外，从正面还冲进来另外一股数量更多的日军，作为前卫的三四四团未及散开，就与这股敌人狭路相逢。
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三四四团并未溃散，他们就地建立阵地，在坚守整整一下午后，同样保证了防线不被日军穿透。
三四四团的这场阻击战打得非常激烈，该团伤亡也很大，仅军官里面，就有营长一死一伤，连长阵亡三人，排长阵亡四人。至黄昏，三四四团奉命将防务交由粤军负责，五十八师全师开回德安整理补充。
每支部队对于胜负得失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判断和评价。这样的仗要放在一般部队，那就是胜仗，临危不乱、处惊不变以及替友军补了漏，都是可以用来邀功请赏的依据。七十四军不同，他们认为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窝囊仗——一七二旅在行军中究竟是怎么部署和应变的？居然前后会脱节成这样，混乱成这样？太丢人了，以后丢人的事儿要少干！
责任追究在所难免，先前就有一名团长因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被王耀武报请革职。不过这一回已不是撤团营长的问题了，而是要继续往上追究。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以指挥不力，使本旅部队脱离掌握，致遭受重大损失为由，上报撤掉了原一七二旅旅长的职务。
脱胎于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军队，大多离不开宗派和乡情，即便中央军体系也在所难免。以陈诚部队为例，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的乡亲观念就十分浓厚，几乎到了任人唯“乡”的程度。
夏楚中是湖南益阳人，据说曾有两个人来找他，要求在军队里安排个职务。夏楚中问其中一位：“你是哪里人？”答：“湖南益阳。”又问：“你想干什么差使？”又答：“我想当连长。”
夏楚中转问另一位：“你呢？”此人刚开口：“益阳……”夏楚中就点了头：“啊，‘一样’，你也要当连长。好嘛，是湖南益阳人我都用。”当下便批了条子，将两人补充到连里当了连长。
夏楚中的这种做法在七十九军里面还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下面保荐团长人选，理由居然是：“某某是湖南益阳人，夏楚中的同乡。七十九军是夏楚中创立的，理应用夏楚中的人。”
除了有把军队办成湖南人天下的，还有广东籍的“广东会馆”等等，不一而足，以致于军官们开会时，差不多都是一个地方的口音，其他不是一个籍贯的军官要么郁郁不得志，要么只有辞职另投他处。
在七十四军内部却没有这种情况，从上海建军起，无论五十一师还是五十八师，官兵均来自于五湖四海。他们之间谁上谁下，都只遵循一个原则，即王耀武常放在嘴边的“负责任”，仗没打好，前线指挥官就得为此承担责任和后果，上级处分时理直气壮，当事人也心服口服。
正是因为一直强化“负责任”的意识，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七十四军官兵只要接受了任务，就不敢马虎，更不敢稍存侥幸取巧之心。这支部队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状态，而非仅仅昙花一现，秘诀也许就在此处。
日军一〇六师团在金官桥防线虽偶有渗透，但总体上难有突破。于是日军开始尝试迂回攻击，抄南浔线的后路。8月12日，日军一〇一师团渡过鄱阳湖，在星子镇登陆，欲对七十四军所在的德安实施迂回，但在粤军的奋力拦击下，终被阻于东西孤岭。8月22日，日军又在星子以南的隘口镇实施登陆，算盘打的还是德安。
德安城东倚鄱阳湖，西傍庐山，为南浔线之重镇。它的得失，关系南浔防线的安危，不容许有丝毫闪失。七十四军随时监视着鄱阳湖湖面敌人的动态，发现后立即派兵阻击，五十一师一五三旅奉命力战，经过半天激烈的战斗，日军再次无功而退。
如果说淞沪会战的防御地形依靠的是河塘纵横，鄱阳湖西岸不仅有水有湖，还有重垒起伏的小山丘陵，从丘陵上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军的一举一动。在战斗中，七十四军和粤军主要凭丘陵建立工事，从山腰到山顶设多道防线，日军一前进，子弹便会像雨点一样倾泻下来，打得他们寸步难进。
日军一〇一师团知道自己遇到了中方主力精锐。作为参加过淞沪战役的日军主力部队之一，该师此后还经历过多次作战，通常情况下，与他们对峙的中国军队一遭到攻击就会立刻陷于溃败，但在西岸战场上却完全不同。很多时候，守军即使子弹打光，不得不展开肉搏，也绝不逃跑，如果日军能够占领其中的一块阵地，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阵地上的中国士兵都死光了。
“这次的敌人好像很难对付呀。”日本兵发出了哀叹。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上海时曾采访过第一〇一师团，此次再来前线，熟悉的军官不是被埋进路旁草丛里的坟墓之中，就是负重伤被运去了后方。
小俣希望把相关情况写成通讯报道。一名联队副官声音凄凉：“从哪说起呢？战争是可怕的，即使说上一两天也说不完！”
在这个联队中，很多中队里的军官已经全部战死，现有军官都是刚刚补充上来的。副官打开自己的笔记本，含着眼泪把死伤军官的名字逐一让小俣记录了下来。
小俣认识的军官一个都不在了，他在这条战线上所能听到的，全都是“悲惨的故事”，各部队的报告也大体一致：“敌人顽强抵抗，我军无法前进。”
南浔线暂时守住了，但在另一端，防守瑞昌的川军却掉了链子。
七十四军和粤军都是能打硬仗的部队，与它们相比，武汉战区的川军在作战素质上相形见拙，即便在中国军队中，至多也只能算是三四流部队。进攻瑞昌的日军第九师团则属于老牌常备师团，参加过两次淞沪会战，这个师团往上一冲，根本就不是川军能够抵挡住的。8月24日，瑞昌失陷，日军第九师团乘胜向岷山推进。
岷山的纬度低于金官桥，金官桥守军的左侧背由此暴露。8月29日上午九点，第一兵团司令官薛岳向七十四军军部发来电话命令，让五十一师派一个团占领瑞昌通往岷山的道路，一面观察瑞昌方向的动静，一面掩护金官桥阵地左侧背。
电话打来的时候，五十一师正在构筑德安外围防御工事，各团驻地较为分散，因此直到下午四点，一五一旅三〇二团才得以出发。
薛岳在下达命令的时候，判断日军第九师团向岷山派出的兵力不会超过数百人，因此七十四军派出一个团足矣，但是接下来他收到的情报却显示，岷山局势比原来预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日军第九师团来者不善，向岷山派出的兵力绝不止区区数百人。
顾虑到日军第九师团来势汹汹，必将迂回包抄金官桥的后方，薛岳赶紧于下午六点向七十四军追加电令，要求五十一师派一个旅（包括前面的那个团）进占岷山一线。
按照命令，五十一师派出的一五一旅须于当晚到达岷山，但因为川军退却时溃乱无序，乱哄哄地全都堵在路中央，导致前进部队反而无法快速行进，晚上到达也成了一句空话。
8月30日上午七点，三〇二团抵达岷山脚下，不过他们晚了一步，日军第九师团约一个大队已先行占领岷山，控制了相应制高点。
开弓没有回头箭。三〇二团当即发起猛攻，激战四个半小时后，该团占领了岷山脚下的日军阵地。继续朝山上攻击，日军援兵恰好赶到，攻击难度大为增加，一营营长胡立群中弹牺牲，三〇二团也只得回撤待援。
下午三点，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亲率旅部及三〇一团到达。从傍晚开始，全旅向岷山攻击前进。
日军的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久攻不克，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彼攻我守，中国军队在山岭上构筑的坚固阵地，令敌人很伤脑筋。现在反过来了，敌守我攻，日军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地以炽热火力进行阻击，从而把同样的难题推到了中国军队这一边。
一五一旅数度接近日军阵地，但都因为拦阻火力过猛而功亏一篑。当天，敌我两军的伤亡数字都在四百以上。
为解除一五一旅的进攻威胁，8月31日上午七点三十分，日军反守为攻，在飞机掩护下，向一五一旅阵地发起冲锋。
一五一旅一时攻不上山，要守住阵地还不至于有太大问题。日军的三次冲锋，均被一一化解。
岷山前线的拉锯状况，令薛岳感到有添加兵力的必要。他于午后向七十四军发来命令，要求由王耀武亲率五十一师赴援，以夺取高岭、鹅公包、洪家山等要点。
旅升到师，这仗有的打了。
王耀武那边刚刚启动，岷山这边就有了好消息。在避过对方的三招之后，一五一旅趁势发动反击，高岭、鹅公包、洪家山这几个要点都拿了下来。
在一五一旅设定的攻取目标中，还有金龙埂、作云岭，但连续两个昼夜都没能奈何得了它们，旅长周志道不得不另想办法。
在七十四军到达岷山之前，此处的山岭并不是全部都控制在日军手中，其中花果山就由新十五师某部占领着。到了晚上，周志道除留少数部队守备原阵地外，旅主力全部遣出，并沿着花果山南侧向日军左侧背发起袭击。
日军也非常警醒，他们其实已经发现了前来夜袭的一五一旅，但起初并没有进行射击。
日本记者小俣曾在徐州会战时随军采访。有一天晚上他们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夜袭，机枪子弹下雨一样地飞过来，还有迫击炮弹“啾啾”地划过夜空，显见得来袭者也不是一般的小部队。小俣当时慌张到连脚上的鞋都穿颠倒了，可是身边的日军指挥官却很镇定，他下令：“不准射击”、“不许出声”，然后进入阵地的日本兵就真的一声不响、一弹不发。
一直等到中国军队吹响军号，呐喊着冲锋的时候，指挥官才下达射击命令。那次中国军队的夜袭失败了，天亮后战场上留下了两百多具中国军人的尸体，小俣说：“两百这个数字听听不多，但真正看到两百多具尸体则不得了。”
是不是沉得住气，决定着军人是否训练有素。日军第九师团的军事素质，是连冈村宁次都加以称赞的，他们不向一五一旅贸然开火，就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让对方横尸阵前——不是两百，要更多！
一五一旅一接近敌方阵地，日军的轻重机枪就扫射起来，接着是手雷、迫击炮、小钢炮（即超轻型迫击炮，又叫掷弹筒），一时间，枪弹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地将夜袭官兵裹挟了进去。
夜袭变成了屠杀，一五一旅伤得不轻。不过这支部队并不是那种一打就退、一打就垮的鱼腩，类似的惊险场面也不知遇到过多少回，他们马上就地转入攻坚。
日军好像是捡到了便宜，但别忘了，此类便宜，是要等对手离得最近时才能实施的，换句话说，它也同时缩短了进攻方的进攻距离，增加了攻击得手的可能性。
一五一旅彻夜冲杀，到拂晓前，金龙埂、作云岭相继克复，捎带着，关帝庙、屏风坳等地也被乘胜攻占。
这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上面有许多血染的名字：在夜袭战中，三营营长翟玉本壮烈殉职，六百余官兵伤亡。
岷山已成为敌我双方关注和争夺的焦点。日军向岷山大举增援，兵力达到了一个旅团，就后来缴获的文件来看，所部不仅包括第九师团，还有第一〇六师团加入，总之是把附近能够召集的都尽可能召集了过来。
9月1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一五一旅阵地发动了立体进攻。
从淞沪会战中后期开始，日军便掌握着几乎所有战场上的制空权，用中国士兵的话来说，平时空中只见“红太阳”，不见“青天白日”，也就是一架中国军队的飞机都看不着。
中国军队不仅缺乏制空权，而且也没有什么防空设备，各部队均无高射炮，这使得日机可以肆无忌惮地降低飞行高度。所谓立体进攻，就是在其步兵进攻之前，让飞机在中方阵地上空轮番实施低空飞行，寻找到目标后投掷炸弹并用机关枪进行扫射。
如果能够及时分散隐蔽，日机的杀伤力并不大，最多不过对前线士兵的心理和士气有些影响，而且类似情况遇到多了，中国军队也积累出较为成熟的应对经验：当日机肆虐时，阵地上仅留警备部队，其余全部伪装隐蔽起来。日机不能老是轰炸，一旦他们的步兵逼近中方阵地，为免误伤自己人，就只能暂时偃旗息鼓。
通常，在日军步兵进入阵地前三四百米至一百五十米范围时，就是守军最好的反击时机，可以集中轻重机枪和步枪，依靠炽盛火力来击退敌人。一五一旅正是运用这一经验挫败了日军的进攻。
正面攻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只能寻找其他方面的薄弱点。上午十一点，他们向新十五师发动猛攻。新十五师属川军一部，作战能力很弱，其阵地被一举突破。
阵地丢了倒也罢了，更糟糕的是，日军在尾追新十五师的过程中，顺藤摸瓜，将一五一旅阵地也截成了数段。
日军发起全线总攻。战斗瞬间进入白热化，至黄昏前，日军攻势更猛。经过反复冲杀，三〇一团团附罗恒阵亡于鹅公包，见部队伤亡太大，一五一旅于当晚后撤进行防守。
就在一五一旅陷入苦战之际，王耀武其实已率一五三旅就位，在接到命令后，一五三旅星夜急行，拂晓前即已到达东岭附近。之所以不能及时前来增援，乃是遭到了敌机轰炸，无法实施大范围行军。
三〇六团的一个营曾奉命攻击日军侧背，以协助一五一旅的正面攻防战，但日军凭险据守，激战至天黑，进攻部队仍无成效。
把五十一师全部调了上去，结果仍然只能退守，这让第一兵团总部大感紧张。薛岳一边收缩金官桥防线两翼，重新构造两翼钩形阵地，一边让七十四军全部开往岷山作战。
已升任军团长但仍兼七十四军军长的俞济时向王耀武下达指示，令五十一师固守原阵地，俟五十八师到达后，再协力攻击当面之敌。
擂台上你一拳我一脚打到正酣的时候，人家可不会等你找齐帮手再重新开局，他只会趁你支持不住的时候一脚踢你下台。
9月2日拂晓过后，日军集中四门山炮轰击五十一师阵地，阵地立刻被笼罩在滚滚硝烟之中。在山炮的掩护下，日军千余步兵发起冲锋，前后共冲锋三次，尤以上午九点至十点间冲得最猛。其间日军曾突入一座叫山背后山的阵地，但还没等立住阵脚，五十一师就从四面八方发起反击，重新将阵地夺了回来。
此时在进攻日军背后，兵力还在不断增强，据估计已达到半个师团，五十一师防线随时有承受不住的危险。日军当然不只为五十一师而来，他们是要借此威胁南浔线侧翼，对金官桥防线实施包抄。为了防备万一，第一兵团总部下令金官桥守军向“黄老门线”（指岷山到黄老门一带防线）转移，同时严令七十四军负起掩护责任。薛岳在电话中对俞济时说：“你要再向后退，使前方部队撤下来，我就军法从事！”
救火须救灭，救人须救彻，现在俞济时所面对的问题，不单单是掩护，而是得把岷山日军全部驱除出去，这样后撤的金官桥守军才能拥有最大程度的安全感。在五十八师到达前沿后，七十四军重新调整了部署，开始发动全面反击。
从9月2日下午起，五十一师在西，五十八师在东，同时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这是考验七十四军整体战斗力的重要时刻，能不能啃下硬骨头，皆在此一举。
四周群山到处回荡着敌我双方的枪炮声，战斗毫无间歇地持续着。在进攻中，七十四军一次次与敌军短兵相接，咬住了就抵死不放，双方阵形因此犬牙交错，空中俯视的日机想上前帮忙都插不上手。
经两昼夜鏖战，9月3日，七十四军终于占领岷山，确保了“黄老门线”的完整。岷山之敌除被消灭的部分外，其余皆向瑞昌退却。
在岷山战役中，七十四军共缴获轻机枪五挺、小钢炮五具，战刀二十三把，步枪一百余支，“武运长久”旗数十面。另外，还俘虏了两名日本兵。
抗日战场上，缴到日军武器的数量一般都不会多，这是因为日军即使败退，也不会轻易把完整枪支和尸体丢弃在战场上。中国军队有不杀俘虏的禁令，规定凡上交俘虏，可奖励两百元，但在战场上却很难捉到活的。曾有九名日本兵被围在庐山的山洞里，天亮后搜查，发现他们已在毁枪之后集体自杀，其中一个重伤未死，问什么都瞪着眼不理，也不愿被抬走。刚刚经历过血战的士兵往往内心都充满着仇恨，见这名日本兵如此顽固，就干脆补上一刺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假如不谎报战果，单就一支部队而言，如此数量的战利品和俘虏已经很可观了。七十四军尽管是逐次投入兵力，但从始至终都未惜工本，战役结束，五十一师共伤亡军官一百六十余人，士兵两千余人，五十八师共伤亡军官七十余人，士兵八百余人。
在金官桥守军退到“黄老门线”后，原先与之对峙的日军一〇六师团也进逼“黄老门线”阵地，并猛攻不止。第一兵团总部由此认为“黄老门线”还不够巩固，于是决定将整体防线后移至德安以北的“乌石门线”。
中国军队退一步，日军一〇六师团就进一步，他们占领了“乌石门线”前的马回岭。马回岭是一座三面环山的小盆地，守军在盆沿部署有重机枪阵地，其最大射程足能打到马回岭，此外火炮也能射到它的前沿。换句话说，第一兵团凭借有利地形，以步炮火力在马回岭构成了数道严密的火力网。
地障就是兵力，险要就是武器。日军一〇六师团看似一着不让，其实反而让自己陷入了被动。由于害怕遭到火力攻击，日军白天总是躲在工事里不出来，就连从马回岭到黄老门这一段，也只敢乘坐坦克装甲车来去。
“现在的日本人不像从前那样难打了。”英国记者阿特丽深入赣北战场进行采访，她随机访问了几个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老兵，这些老兵都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句话。
将领们也大多持有相同看法，曾指挥过南口战役、台儿庄战役的汤恩伯根据切身体会，给侵华日军划定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南口战役的时候（与淞沪战役同一时期），日本人作战像狮子似的；第二阶段是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日本人依旧是冲锋陷阵的一把好手，只不过稍稍挫了一点威；现在则明显没有几个月前那么凶猛了，甚至于产生了无心作战的情绪。
厌战和反战，都是战争在旷日持久的情况下必然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尤其是在道义上完全站不住脚的侵略战争中，士兵所背负的精神压力更大，也更容易消极和厌倦。中国军队在赣北战场上缴获了许多日军的信件和日记簿，粤军将领李汉魂向阿特丽出示了其中的一本。那是一名日军大尉所写，里面还夹杂着一张他的全家福。
从日记上看，这名大尉是个良心未泯的人。从登陆上海起，他就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并惊骇于同伴们的残忍。在日本国内，他无疑是个好人，既是好丈夫，还是好儿子和好父亲，但当他拿着枪踏上异域，干的却全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尽管他也认为“我们是应该不择手段地争取胜利”，可是内心仍然感到十分痛苦：“我为什么，又为谁犯这罪行呢？我只好心里明白，因为我不敢从嘴上说出来。”
若是战争打得顺风顺水并很快结束，那倒还罢了，现实情况却是，在进入赣北战场后，恶战、苦战接连不断。有一天晚上，在浓黑的夜色中，大尉所在的部队与中国军队大打肉搏战，结果“损失异常重大”。仅隔两天，一颗炮弹落在他的旁边，差点就把他给炸死。
大尉亲眼看到自己的部队战死了百人以上，看到了中国士兵巨大的牺牲精神和吃苦耐劳的能力，这让他整个人几近崩溃。如果是保卫自己的祖国，当然应该义无反顾，但若是侵略别国，他实在找不到自己为此丧命的价值所在。
全家福是樱花节时拍的，大尉说他一看到这张照片就要流泪，“明年樱花开放时，是不是我的孩子将成孤儿，我的妻子将成寡妇，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将无从知晓他的孩子究在何方？”
当阿特丽从李汉魂手中接过日记簿的时候，它的主人已经死在了战场上。
李汉魂通读过日记，他对这名日本青年的死也很有感触：“战争是战争。我是一名将军，他是敌军里的一个大尉，我们杀死了他，但他本质上不是敌人，所以我此刻的良心也为之感到不安。”
日军中像大尉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并不想从事战争，可是又被一股无法摆脱的力量裹卷着，只能硬着头皮去杀人去送死。这种情况下，要想让他们在心理上不抵触不消极是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日军攻击力呈下降曲线，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经过历次交锋，侵华老兵损耗很大，势必补充很多新兵以及增加新设师团参战。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皆为特设师团，或者叫新编师团，其战斗力远不及老牌师团。二者之间的最大不同，就是特设师团的现役军人较少，以步兵联队为例，现役的只有联队长、联队副官和大队长，中队长以下全是已参加社会工作多年的预备役或后备役军人。
这种师团必须经过一定的战前训练才能适应需要，但因战事紧张，一〇六师团一组建完成就被匆匆派到了华中战场。冈村宁次认为：“（像使用一〇六师团这样），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
一〇一师团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个师团倒不是草草编成，奈何在淞沪战役中被提前打残了，光兵员就损失了一万多人。现在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出身于东京繁华区域的补充兵，且以中年已婚者居多，虽然都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但其军纪军风十分恶劣。
冈村对此看得很清楚，“军纪严明的军队即为精锐部队”，以此标准推断，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都跟精锐搭不上边。
那些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中国老兵只要一伸手，就能掂量出对方的分量——日军在攻击前通常都要用火炮轰上几个小时，接着才进入步兵攻击，而步兵厉不厉害，就看攻击时的表现。
南浔线上的日军在炮击结束后，总是先派出两三个兵，这几个兵会爬到中方阵地前二三十米处，试探着往战壕里扔手雷。假如战壕里的中国士兵示弱，日军的大队人马就会跟着冲上来，假如中国士兵还以颜色，他们就立刻变得缩手缩脚，而且一打就退。
白刃战本是日军的强项，但刚上战场不久的新兵往往缺乏拼刺刀的足够胆量和经验，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不到万不得已，都不太愿意冒险打白刃战，反而战斗力较强的中国军队，比如七十四军、粤军会主动发起白刃战，以求在武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击退敌军。
最后剩下能给日军壮胆气的，也就只有飞机大炮了，然而在山地战中，飞机大炮的使用都会受到很大局限。用老兵们的话来说：“当我们爬到山上的时候，他们就不容易这么做了（指用飞机大炮轰炸）。”
无论一〇六师团，还是一〇一师团，两个较弱师团均表现乏力，无法从正面实施突破，南浔线由此出现了二十多天的沉寂期。正是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中国军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也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斗积蓄了必要的力量。
偷得着不如偷不着。明明近在咫尺，却又触碰不得的现实，让日军一〇六师团着实心痒难耐。就在他们苦思破阵良计的时候，一个通常情况下不易被察觉的机会出现了。
由于瑞武公路（瑞昌至武宁）一线告急，第一兵团向该方面抽调了一部分部队。调整之后，南浔路至瑞武路之间的兵力变得薄弱起来，防御部署也相应出现了较大空隙。位于九江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通过飞机侦察，获取了这一重要情报。
有空隙就可以钻过去。9月20日，日军第十一军命令一〇六师团避开“乌石门线”的正面阵地，沿着这一空隙，从侧背实施奇袭。日方估计，如果一切顺利，此举足可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即既可打南浔防线一个措手不及，对二十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实施包抄，又能解瑞武路日军被阻之困。
9月26日，日军一〇六师团将不足两千人的部队留在原阵地，主力向出现空隙的五台岭一线进发。为适应山地奇袭战的需要，出击部队全部实施轻装：每支步枪仅配弹两百发，手雷两枚，作为今后全程的使用量；野炮因山地运动不便而留置后方，仅配备驮马装运的山炮和迫击炮；粮秣和行李也均由各中队自行携带，所携带的口粮只可供六天食用。
如此轻装简从，行军的速度大大加快。当天，日军一〇六师团便轻松突进五台岭，分两路向“乌石门线”的纵深快速推进。
9月27日，日军一〇六师团的先头部队被防线左侧背的粤军一部所发现并截击，但在日军后续部队到达后，粤军支持不住，开始逐次向后撤退。
暂时的撤退并不要紧，重要的是日军一〇六师团的“奇袭”已经丢掉了“奇”字，中国军队拥有了反击的可能。
此前第一兵团已减少了第一线的守备部队，增加了第二线的控制部队。这些控制部队集中在德安附近，是薛岳能够掌握和调遣的主要机动兵力，七十四军也在其中。
岷山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曾亲自来电，要把七十四军调到长沙进行休整。薛岳复电：“调不下来。”
蒋介石再次来电：“七十四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
薛岳也再次复电：“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七十四军长，伤亡都比七十四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七十四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
七十四军最终被留在了德安。薛岳对蒋介石所说的不能调七十四军的理由，自然都是明面上的理由，他不愿意说出的部分，则是一旦七十四军缺席赣北战场，则如同断其一臂。
不知道是过去军阀时代的遗留，还是受到了特有的国情人情的影响，中国军队尤其是国民党体系的部队，都最讲究派系山头，将领们也更乐于掌握指挥惯了的部队。谁接到命令，要担负某一方面的指挥之责时，首先想的就是把原来领导过的部队调过来。
薛岳属于粤系军人，他指挥粤军自然会觉得得心应手，与之相应，第一兵团里面的粤军数量也比较多。不过这些都不能打消薛岳对作为中央军的七十四军的看重，正是岷山战役，使七十四军在战场上的价值得到了极大体现。
从军事角度上来说，投入战役的部队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多多益善，关键还是要看战场条件，有时需要偏重量，有时需要偏重质。比如在兰封战场那样的平原之上，比较适宜于大兵团作战，而赣北打的主要是山地战，战斗多发生在道路及其两侧小山丘陵，大兵力无法同时展开。
这种情况下，质比量更重要，一支主力部队水平高不高，有没有足够的攻击力，往往直接决定着战役的胜负成败。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当时换赣北各军中的任何一个军上去，哪怕是粤军，都未必能把岷山从日本人的嘴里面硬生生地给夺过来。正是明了其间的利害得失，所以薛岳坚决不肯将七十四军放手，哪怕是老蒋的面子都不卖。
为帅之人，必要的执拗很重要，要不然现在可拿什么来灭人家？
洞察日军意图后，薛岳果断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将七十四军从德安调至前沿作战。此时日军一〇六师团已蹿至万家岭，企图在攻破粤军防线后乘势南下。9月30日下午，五十八师三四八团冒雨到达万家岭，并立即向日军发起攻击。
尽管受交通状况和雨后运动的限制，七十四军只能先发一个团，但同样是发一个团，在山地战中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是一支战力薄弱的团，不仅不能指望它击溃敌军，相反，还可能被敌军所击溃，这时后续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前后人马相互践踏，结果就是把路给堵死，后续部队无法上前参战。
若是七十四军派出的团，虽然不一定能保证将日军击溃，但起码可以将对方牵制住。即便退一步，真的抵敌不住了，以七十四军的军事素质和严格的战场纪律，这个团也不会溃散，他们知道让开正面，使后续部队开上来增援，从而大大增加了反败为胜的机率。
三四八团的表现，是对这一结论的一次完美验证。激战至晚，该团将已经突入粤军阵地的五百多名日军予以歼灭，在万家岭立住了脚。
开局总是最生猛的时候，刚冲上来的日本兵全都如狼似虎，一个能拼你好几个。激战中，三四八团的两名营长均挂了彩。
至此，薛岳对整个战局的变化走势已经了然于胸。在总体的防御战中，对冒进之敌展开反击，利用优势兵力打一个漂亮的围歼战，几乎是每一个中方统兵者的梦想，但由于日军机动能力较强，行动飘忽，守军又抽调困难，所以即使遇到这种良机，往往也只能当面错过。
兰封会战错过了，万家岭这里绝不能再次错过。薛岳毫不犹豫地发布调令，命令德星（德安至星子）、南浔、瑞武三线主力全部会聚万家岭，对日军一〇六师团展开围歼。
薛岳的这一决策至为关键。评论者认为，若不是他看透敌情，迅速捕捉战机，很可能会为敌所算，一旦日军一〇六师团突入南浔线背后，“那就根本无仗可打，哪里还有什么万家岭的大捷”。
舞台已经搭好了，各位，抄家伙吧。
万家岭战役结束后一年，一位叫唐永良的师长奉命率部到庐山敌后打游击。因为万家岭交通不便，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以及这场战役，加之已处于敌后，一般人就算有兴趣，也不容易前来一探究竟。唐永良没有参加过万家岭战役，他当然也有兴趣，于是便决定带上照相机，对战场做一次实地寻访。
“老乡，这里距离万家岭还有多远？”
“什么，你说万家岭？不晓得！”
唐永良感到十分困惑，明明地图上标注着“万家岭”三个字，还爆发过那么惊天动地的一场战争，为什么当地百姓都说不知道呢。
没人引导。不过唐永良自有办法，沿途不断出现死人死马，那就顺着白骨多的地方走吧，一定可以找到。
穿过一片竹林，接着又穿过一座松林，一座连绵起伏的山丘地带赫然出现在眼前。这座山丘约三百米高，远远望去，山顶上木牌林立，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列。
山下有一座茅庐，唐永良一行信步走上前去。茅庐的院子里坐着一位七十岁老者，自称是湖北广水人。他告诉唐永良，此地就是万家岭。
“去年秋天，有成千上万的日本鬼子被打死在这里，鬼子还在我这茅庐里吃过饭呢。”
唐永良问他，哪里死的鬼子最多，得到的回答是：“东南方向死的最多。”
在东方的文化传统中，死人是不吉利的，何况死这么多人。显然，沿途百姓都在刻意地避讳“万家岭”，那么面前这位老者何以不但不惧，还住在此处呢。
经过交谈，才知道老者年轻时候也是一员好汉，曾经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原来是一位老抗日军人，唐永良注意到，老者一边跟他们谈话，一边还在用剪刀制作一顶毡帽，而用来做毡帽的材料，居然是日本的军用毛毯。
在老者的指点下，唐永良踏上了万家岭的山道。终于可以跟这座名震寰宇的山丘近距离接触了，行至半坡，三三两两的白色木牌就陆续冒了出来，再到顶上，山下所能见到的那些木牌全都触目惊心地摆在眼前。最高的一根大木牌上写着：“噫噫皇军阵殁将士之碑”。再次是“濑川部队北川队奋战之地”。除了这两根木牌算集体的外，其余都是日军官兵个人的木牌。
唐永良一行无意丑化或蔑视死者，相反，作为军人，他们有理由对战场上所有奋战至死的勇者表示出某种敬意，哪怕那是对立的敌方。地上有很多带锈的钢盔，唐永良他们从中捡拾了几十顶，然后一顶顶戴在了木牌之上。
冈村宁次说过，“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早在长城抗战时，日军步兵联队为中国军人的英勇精神所感动，曾郑重埋葬战死者的遗体，并树立“中国将士之墓”的墓碑。事后，中国军队的某旅长在访日时，不避嫌疑，对树碑的日军联队表示了感谢。
在冈村看来，只有具备让敌人也为之感动的武士道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勇者，而礼葬这些勇者的遗体，乃是武将自古以来就应该具备的教养。
在赣北战场上，中国武士的教养和道义精神亦令冈村叹服。曾有一名日军大队长率十余名士兵冲入中方阵地，结果被中国军队用火炮全部轰死。中方认为这十余名日军官兵在战斗中确实具有超凡的勇敢，所以进行了妥善安葬，并且破例没有收缴战刀和其他装备。对此，冈村说他感到“难以想象的敬佩”。
戴着钢盔的木牌仿佛雨后丛生的香菌。在万家岭山顶，比钢盔更多的是子弹壳和刺刀鞘。唐永良从中捡拾了一把值得纪念的刺刀鞘，上面穿过了十几个子弹孔。
那场逝去的战争该有多么激烈啊！
1938年11月1日，万家岭。日军一〇六师团的后续部队不断涌上，日军集中了两个中队的山炮，对五十八师三四八团进行连续射击。
在熬过弹雨之后，三四八团以牙还牙地实施了反击。在万家岭的南方高地上，两军展开了剧烈的阵地争夺战。多次往返冲杀，令双方均伤亡惨重，自进入万家岭后，三四八团已死伤了两千余人。
11月2日，日军一〇六师团后续部队全部到达万家岭一线，但是与此同时，薛岳所调集的十二个师也陆续聚拢于以万家岭为中心的战场，并对日军形成包围。
在这个范围仅有十几平方公里的包围圈内，除了几座小村庄外，全部都是矮山丛林。五十一师据守的张古山位于万家岭附近，乃是一座仅有三十米高的小山丘，但防守难度与其高度正好成反比：此处地形复杂，灌木丛生，不利于观察和射击的展开。王耀武决定兵分两部，由一五一旅占据制高点及通往南昌的路口，由一五三旅在东侧进行策应，顺带与五十八师阵地相衔接。
无论是张古山的五十一师，还是万家岭的五十八师，当天都没有遭到日军的大举进攻，五十一师先头部队虽曾在张古山投入战斗，但仅仅是小范围和小规模的接战。
表面的风平浪静，常常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兆。日军一〇六师团只带了六天的口粮，同时弹药也严重不足，以每支步枪配弹两百发计，即便不考虑六天以后的事，每天最多也只能消耗三十多发。
一方面是自己虚弱的内囊逐渐暴露出来；另一方面是看到已经陷入了对方的包围圈，一〇六师团有些发急。他们急忙通过电报向第十一军进行报告。
第十一军总部闻讯大吃一惊。实际上，就在一〇六师团进犯万家岭的同时，瑞昌线上的日军二十七师团已奉命东援，以接应一〇六师团。只是薛岳早已料到这一着，提前便派兵在二十七师团必经的麒麟峰设防堵截。二十七师团屡攻麒麟峰无果，只得怏怏而退。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一〇六师团自己突围了。11月3日，一〇六师团以主力阵容向五十一师发起进攻，重点在一五一旅正面，意图相当明显，就是企图从这里撕开南下的口子。
从拂晓至黄昏，一五一旅遭到了十余次猛扑，道旁的每一座山头都经过殊死争夺。五十一师当时的装备并不好，官兵所持武器除少数中正式步枪外，绝大部队都是汉阳造，而且还是汉阳造里最老的一种，即俗称的“老套筒”，枪管是双层的，握在手上感觉又重又笨。另外，轻重机枪也很少，每团仅两三挺重机枪。
手榴弹加上不多的轻重机枪，这样低的火力配置当然很难完全抵挡住日军的大规模迅猛冲锋，一旦有日军涌入阵地，肉搏战便在所难免。一五一旅与敌肉搏数次，白刃相接处，喊杀声和刺刀碰撞时的铿锵声响成一片。
一五一旅也算是见过世面，然而这次战斗的剧烈程度，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旅长周志道亲自赶到最前线的山头进行指挥，战至午后，因伤亡过重，连周志道身边的勤务兵都加入了战斗。
在七十四军，一旦仗打到关键时候，连排长以上军官都要亲自端起机枪射击和参与投弹，所以军官的伤亡也就特别大。激战中，三〇一团团长常孝德身负重伤，营长胡雄也受了伤，连排长负伤更多，在有的连里，排一级军官均已伤亡，二营的胡润生连便是这种情况。
胡润生手下的三个排长都负了伤，所部只剩下三个班长和四十多个兵，他本人的左手也挂了彩。尽管如此，看到日军不断从正面冲来，胡润生仍表现得异常坚毅沉着，他一面进行指挥，一面亲自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该连阵地始终未落入敌手。
在日军的最后一次进攻被挫败后，山上山下已是尸横遍野，士兵们的鲜血染遍了周围的山石和土地。
当天全师到达万家岭的五十八师开始压缩包围圈，晚上十二点，三四八团以奇袭的方式突入了日军在万家岭的阵地。一场激烈的近身肉搏战随即展开。于是万家岭上的遗存物，除了捡不完的子弹壳外，便多出了难以计数的刺刀鞘。在三个小时刺刀见红的白刃搏杀之后，五百余名日本兵带着血窟窿倒在了山岭之上，三四八团成功地占领了箭炉苏以西高地。
新的高地在防守上并不占有优势，此处受到万家岭制高点及西侧高地日军的俯射，但三四八团上来了就没打算再退回去，日军反攻七八次，每次都只能无功而返。
从11月3日起，日军一〇六师团的后勤给养已呈现出严重不足，尽管日军第十一军采取了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的办法，然而对解决困境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张古山突围的失败和万家岭部分高地的丧失，更是犹如雪上加霜，让这个师团惶惶不可终日。
眼看即将沉入水底，日军一〇六师团要伸手抓一根救命稻草的心情非常迫切。
还是张古山。一〇六师团决定绕开正面，从侧面对中方的一五一旅进行迂回包抄，但是没想到和一五三旅的防御阵地碰个正着。
既然这里也有中国部队驻守，只有靠硬撞了。11月4日拂晓，日军出动约一个联队的兵力，向一五三旅三〇六团发起猛攻。
战斗越打越激烈，到中午时候，三〇六团已有两名营长负伤，三名连长阵亡，余下官兵伤亡过半。该团战斗力也由此大损，唯一还能坚持作战的仅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三营。
张古山地形复杂，战线较宽，没有哪一个区域不需要防守，三营堵住这里堵不住那里，渐显不支之势。王耀武闻报，赶紧让师部准备后撤，以免日军迂回成功，把五十一师的指挥核心给抄掉。
此时李天霞已被免去一五三旅旅长一职，专任五十一师副师长，旅长职务由张灵甫升任。见情况紧急，张灵甫亲自赶到前线督战，发现战斗兵员不足，他就将各营残兵和杂役兵集中起来，由一名营附统带，交给三营使用。有了这部分多出来的人手，三营才得以堵住敌人的进攻，战局也再次得以稳定。
日军一〇六师团连续对五十一师所在的张古山阵地猛打猛冲，不仅没有捞到好果子吃，还遭到极大伤亡，第二天只得调转方向，朝五十八师所扼守的万家岭防区进行突破。
11月5日，日军一〇六师团以飞机为掩护对五十八师阵地发起进攻。也就从这一天起，在日军第十一军总部的调度下，日机每天都要赶来万家岭轰炸扫射，为一〇六师团助阵打气。
中国前线部队没有防空设施，所以日机敢于低飞，飞机每每都是擦着树梢飞过去，其飞行员更是张狂到会一边侧飞，一边从驾驶舱里伸出头来，以观察地面目标。当时防空的唯一办法，就是设置防空监视哨，监视哨一看到飞机或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立即吹哨子报警，但这种单纯依赖肉眼和耳朵来观察的办法并不是很有效。最常见的情况是，哨音刚落，人还没到达隐蔽场所，日机已飞临头顶。
中方的战斗指挥所频繁地遭到日机袭击。有的幕僚人员来不及跑出指挥所，只好姑且躲到床板下面，结果日机一阵扫射，作为指挥所的小茅屋被打成了漏勺，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硝烟味。
指挥所尚是如此，前沿阵地更不用说了，只有在两军相距较近的情况下，日机才不敢随便投弹和扫射。五十八师一七二旅充分利用这段空隙，以极其顽强的防御顶住日军的多次猛攻，确保了阵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虽然日军一〇六师团仍旧没能从万家岭突得出去，但是他们还是从当天的作战中得到了一点启发。
从徐州会战开始，日军就大量采用毒气战的方式来突破守军防线。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内部称之为“特种战”，毒气弹也不叫毒气弹，叫“特种烟”，施放毒气弹的迫击炮筒（毒气筒）则是“特种发烟筒”。
日军一〇六师团在出发时没有忘记携带毒气装备，战后日军阵地上的毒气筒和防毒面具俯拾皆是。不过要采用这种阴狠战术也有许多限制条件，其中极为关键的一条就是使用者需掌握当地的气象和地理状况，若是风向或地形不对，很可能弄巧成拙，让自家部队先遭殃。
一〇六师团在万家岭显然缺乏这一条件，因此毒气弹没能派到太大用场，这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飞机来帮忙。
11月6日，日机参战更加活跃，并把空袭重点集中在张古山，以配合两千余名日军步兵发起的攻击。张古山的表面差不多已被炸弹和炮弹给刨平了，要找到一块可供隐蔽的树木都很不容易，加之对空袭的准备不足，很多冒死抵抗的官兵当场罹难，张古山北部阵地也由此陷落。
攻占张古山，让日军一〇六师团在困顿中产生出一线新的希望。如果他们能够再把五十八师的万家岭防区给拿下来，战局无疑将发生重大转折，没准还能翻盘呢。
翻盘，翻盘，翻盘。同一天，日军一〇六师团以步空炮联合的方式，向五十八师阵地发起“锥形突击”。
日机在张古山产生的作用，并没有能够在万家岭再次得到复制。五十八师已有防空袭的准备，日机一出现，官兵便找树木和壕沟进行隐蔽，等日军步兵接近，日机无法投弹时，再进入阵地反击。
阿特丽在进行采访时，发现负责护送的中国士兵的步伐都非常快。在跟着他们爬过许多山头后，阿特丽不得不承认：“中国士兵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士兵都善于走路。”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如果动作不快，他们就无法适应这种没有防空保障的山地战。
五十八师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人快打光了！
自整师投入万家岭作战以来，五十八师已毙伤日军三千五百多人，但全师也伤亡殆尽，不少连队的连排长已全部阵亡，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剩五百人。
五十八师把伙夫、马夫等勤杂人员都派上了第一线，仍然不敷使用。眼看日军将要突破己方阵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师长冯圣法只得向军长俞济时求救，可是俞济时手里的预备队也用光了，唯一能够使用的是军警卫营。
当时为便于观察战场变化和调整部署，军师指挥所距离前线都很近，这在无形中也增加了指挥机关遇袭甚至被吞掉的危险。万家岭战役开始时，日军一〇六师团派出的游击分队就曾渗入到粤军的军团司令部附近，并从数百米外发起袭击，“流弹散布四周”。
俞济时知道一旦警卫营离开，军部可能面临莫测危险，但他还是咬牙把警卫营的两个连拨给了冯圣法，只留下一个班警卫军部。
两个警卫连有两百名生龙活虎的士兵，对前线来说，犹如雪中送炭。经过一番恶战，五十八师终于守住了阵地。
至此，日军一〇六师团也已经伤亡过半，无力继续向外拓展突破范围，只得就地转入防御，固守待援。
一〇六师团要援兵，日军第十一军却拿不出援兵。除了二十七师团在瑞武路被截外，西援的一〇一师团也在德星线上被堵，谁都过不来。负责策划此次行动的日军第十一军作战课长宫崎周一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但是除了抱怨一〇六师团攻击乏力外，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援救办法。
宫崎事后承认，在万家岭战役中，自己对一〇六师团负有使用不当的责任，不应该派这支日军中的二流师团担负奇袭之责。言下之意，如果再给一次机会，他绝不敢端着隔夜剩饭就出来卖。
其实宫崎还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奇袭战的利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当一〇六师团孤军深入至瑞昌、南浔之间时，它就已经踏上了险途——瑞昌、南浔的两线中国军队只要一转身，就可以将突袭者予以反包围，换句话说，即便宫崎当时派出的是一个一流师团，最后袭击成功的可能性至多也只是五五开。
这不是一个你随随便便地出来兜上一圈，就能轻而易举地捡拾到便宜和幸运的时代了。此时距离日军一〇六师团从马回岭出发，已逾十天，本就携带不多的粮食弹药，即使再省再抠，也已所剩无几，只能单纯依赖飞机空投补给品。
在兰封战役中，被豫东兵团包围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也曾靠天吃饭，用飞机空投的粮食和弹药度过危机。可是万家岭与中原不同，这里的地形条件较为复杂，日机推测到的位置与一〇六师团实际地点之间有十里的误差，所以空投物资常常到不了需要者手中。
中国军队观察到这一情况后，每当日机空投，就在白布中间贴上红布圆心，用这种冒充的“膏药旗”，引诱日机将补给品投到己方阵地上。如此一来，日军一〇六师团的日子便更加苦不堪言，连其指挥中枢都面临着断粮危机，师团司令部人员已经近三日未得一饱。一般士兵更是一个个都成了皮包骨头，如同俗语说的“从正面看像铅笔，从侧面看像挂历”。
攻守态势上，尽管日军一〇六师团夺得了张古山，但仅限于内圈，在外圈，重叠扑上的中国军队已形成四层包围。一个疲困不堪的瓮中之鳖，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现在一〇六师团的处境。
见时机已基本成熟，10月7日，薛岳下令从四面缩小包围圈，对日军一〇六师团发起全线总攻。其中，七十四军主要负责南面的攻击，任务是收复张古山及其附近的长岭。
俞济时将总攻任务交给了五十一师。王耀武在战前召开会议，研究进攻方案。会上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听下来，一五三旅旅长张灵甫的话打动了王耀武。
张灵甫认为如果单从正面仰攻的话，困难多，伤亡大，不如效仿《三国演义》中邓艾偷越阴平的战例，利用后山绝壁，组织突击队奇袭敌军背面。
王耀武采纳了张灵甫的计策。张灵甫从三〇五团中挑出五百精兵，作为实施奇袭的突击队，为了增加他的胜算，王耀武还把三〇二团增配给一五三旅，由张灵甫指挥三个团实施主攻，缺了一个团的一五一旅则改为预备队。
晚上七点，突击队轻装疾进，从无人迹的崎岖峡谷中穿过，对长岭北部高地实施突袭。长岭北部驻守着五个中队的日军，但是晚上他们看不清对方有多少人，只知道忽然从后面涌上来许多中国兵，一时阵脚大乱。
正面主攻部队趁势发动猛攻，通过两面夹击，高地上的六百多日军被迅速歼灭。
长岭得手之后，张灵甫决定一鼓作气，连续出击张古山。张古山南陡北缓，若使用大部队攻击，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铺开，小部队又难以取胜，张灵甫便二者取其中，选择让三〇五团出击。鉴于攻袭长岭已经打草惊蛇，这次张灵甫变换了计略，他授意三〇五团先从正面佯攻，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
三〇五团在正面的摇旗呐喊，果然有效。日军全神贯注地投入正面防御，全然不知道对方突击队正攀藤附葛，从险峻的后山爬上来。等到发现，为时已晚。
日军腹背受敌，经过一番白刃相搏，八百余名日本兵倒在了血泊之中，剩下的残兵赶紧由山巅滚下，狼狈逃蹿。
在已被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张古山成为日军一〇六师团突围的最大指望，直接关乎其存亡，若此地被中国军队所控制，则日军将成为入袋之鼠，进退不得。听说张古山得而复失，一〇六师团当晚就调集优势兵力进行反扑。中方三〇五团顽强固守，预备队全部都投入进去，激战中，营长王干之阵亡，连长以下军官也大部分伤亡，但阵地还是守住了。
10月8日拂晓，日军又用上了空袭这一老招数，二十多架轰炸机盘旋在张古山上空，投弹如雨，将三〇五团用血肉夺回的阵地重又炸成一片焦土。
空袭到上午十点才结束，日军随即向张古山发起冲锋，张灵甫闻讯立即赶到一线进行督战。当部分日军冲上当地人称为哔叽岭的山顶时，他和三〇五团团长唐生海带着残余官兵奋起肉搏，通过白刃战将日军赶下了山。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故乡，但是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迷失在远离故乡的道路上，乃至于带着痛苦和忏悔四处飘荡。
回来吧，回到真正适合你生长的地方去！
张灵甫骨子里是一个武士，一个浑身都流淌着热血的东方武士，他曾经有过成长的错位，有过漆黑一团的生命轨迹，然而过去的已经过去，只有闪烁着武士荣耀的未来才值得期待。
以旅长身份在第一线与敌人拼刺刀，这一刻的张灵甫犹如战神附体，也由此被人称为“猛张飞”。
趁着战斗间隙，张灵甫匆忙整理部队，他将勤杂人员全部编入战斗队，对伤员也进行了慰问和安置。
日军并没有甘心放弃张古山。战至下午，旅长李佳明、团长唐生海、营长胡雄均负重伤。黄昏时分，担任三〇五团代团长的于清祥阵亡，三〇五团官兵伤亡大半，精疲力竭，为避免更大损失，张灵甫不得不率余部暂时撤出张古山，待机再战。
10月9日，日机一面轰炸中国军队的守备阵地，一面进行空降。随着日军防御范围的缩小，日机空投的准确率也相应得到提高。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除物资外，还空投了数十名人员。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增援前线的日军伞兵，后来通过讯问俘虏，才得知都是中队、小队级别的军官。
一〇六师团这样的日军特设师团，由于大队长以上才为现役军官，因此每逢作战，各大队长都得亲临最前线直接指挥，而大队长一旦伤亡，由其他非现役的军官代理指挥后，其大队的战斗力一般就会下降到一半以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军第十一军总部才会空投现役军官，以减少大队长缺员的机率。
得到补充之后的一〇六师团在战斗力上有所回升，这也同时意味着中方进攻张古山的难度变得更大，而且从后山突袭这样“讨巧”的战术也不可能再重复使用了。
张灵甫从五十一师中重新挑选了四百精兵，组成敢死队，准备从正面对张古山展开硬碰硬的攻击。
正面攻坚，火力支援不可或缺。当时除了五十八师有克虏伯野炮外，五十一师直属炮兵连也有三门这样的宝贝。克虏伯野炮虽老，命中率却很高，有一天黄昏前，五十一师师部观察到有一股日军正向山麓茅屋村前集结，于是立即用电话通知炮兵连进行射击。装填了燃烧弹的克虏伯野炮均准确命中目标，几十间茅屋全部烧毁，吓得尚未中招的日军赶紧拔腿逃命。
然而这种集中射击只能偶尔为之。日军通过声测、双曲线交绘等方式，可以迅速测出炮兵阵地，几分钟后便会进行压制射击。到万家岭战役后期，缺乏炮弹的日军一〇六师团已无足够的压制能力，但五十一师的炮兵连长战场经验不足，作战时仍然过于谨小慎微，白天都是把火炮藏在树林里，到黄昏前后才敢出来放上几炮，由此导致步炮根本不能协同。
如果舍不得损失克虏伯野炮，为步兵助力的还有迫击炮。分散到部队，五十一师的迫击炮并不多，每团仅有一个迫击炮排。王耀武于是采取了将全师迫击炮集中使用的办法，这样大致就可以组成一个迫击炮连。
在万家岭战役中，迫击炮的作用远超过克虏伯野炮。除了后者使用次数不多外，主要还得益于迫击炮的特点更适合于山地战，不仅便于携带、操作方便，而且可利用其弹道弯曲的特点，有效杀伤躲在山丘或阵地后面的敌人。
当天上午八点，五十一师使用迫击炮对张古山的日军阵地进行了集中射击。在炮兵的支援下，大部队以敢死队为先锋，呼啸着冲上张古山北端高地，他们首先用白刃解决了日军警戒部队，随后便向哔叽岭发起猛攻。
日军虽然一再增援，但已挡不住中国军队的进攻气势，在全歼五百余名日军后，五十一师完全占领了张古山。
这一战，双方反复争夺五次，激战长达四个小时，整个山坡都被鲜血所染红，日本人因此把张古山称为“血岭”。
一年后，当前来寻访的唐永良来到张古山时，这里已经遍山松柏，但当年那种残酷的战斗场景仍犹然在目。他看到半坡上到处都是白骨、皮鞋和零星的军用品，半坡棱角上则有不少单人散兵坑、机关枪坑，甚至于被炸开的碎石、被焚烧的松树都还没有消失。
离哔叽岭越近，白骨越多，一些白骨边上还盖满了成堆的黑色死蛆。登上哔叽岭，只见上面堆积着许多骷髅人头，钢盔、皮鞋、炮弹箱、刺刀、毒气罐，扔得满地都是。
唐永良在张古山的南坡找到了几具中国士兵的遗骨。他们一律穿胶鞋，背雨笠，红色的胶鞋鞋底已经变成了白色。
张古山不高，然而山不在高，歼敌则鸣，五十一师的这些英雄用自己的浴血牺牲为本师本军乃至整个抗日军队争得了荣誉。
在五十一师争夺张古山的同时，增援日军也突入张古山、长岭之间的隘路。好在五十八师早有防备，该师从张古山侧翼切入，经六个小时激战，歼敌三百余人，日军对张古山的增援之路被尽根切断。
凭借兵力数量多、攻击精神旺盛的优势，第一兵团基本打垮了日军一〇六师团的防御体系。当晚八点，各军均像七十四军那样，以敢死队为先，从东西南北四面一齐向日军实施攻击，日军一〇六师团被逼入了其司令部所在地、位于万家岭西北的雷鸣鼓刘村。
雷鸣鼓刘，是万家岭战役中除万家岭、张古山之外，第三个不得不提的现场。与前面两个现场有所不同的是，雷鸣鼓刘除了死人之外，多的是死马。唐永良前去探访时，还没走进村庄，就在山下、稻田和池塘里看到了成行成列的死马骨架。
马口仍然含有铁衔，马头依旧系着皮缰，甚至破旧的鞍囊都还装着带锈的马掌，可是已经糟朽一半的黄颜色毛毯则分明显示着事实和岁月的无情。雷鸣鼓刘几乎就是一座马的坟场，只在半里内外的一块稻田中，就有死马五六百头。
在一座小山的半坡之上，竖立着两块巨大的木牌，其一为“皇军爱马之碑”；其二为“濑川部队阵殁爱马之碑”。显见得这里埋葬的全是日军一〇六师团的辎重马匹。
濑川部队属于后勤辎重部队，作战时一般居于后方，且应由步兵部队为其作掩护，但万家岭上那块“濑川部队北川队奋战之地”的木牌表明，他们早就舍马步行加入了战斗。事实上，唐永良在万家岭不仅看到了许多濑川部队士兵的坟墓，还曾捡拾到一面标有“濑川部队”的破烂军旗。
在雷鸣鼓刘，濑川部队的骡马和他们的主人一样遭到了灭顶之灾。从马回岭出发时，一〇六师团配备了一千多匹东洋马，用于运载山炮和辎重，至此多数丧生于枪弹之下。
辎重部队尚且被歼，其余兵种伤亡之大可想而知。
走进雷鸣鼓刘村，在村边的大树干上，唐永良一行发现了日军用刀所题的八个字：“雷鸣鼓刘激战之地。”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注解：“昭和十三年十月竹内部队宿此树下。”
中国军队攻进雷鸣鼓刘时，可不光是激战这么简单，那是一轮超规模的白刃肉搏战，战至天明，一千余名日本兵被格杀于村庄附近。
三个分战场中，雷鸣鼓刘的日军坟墓最多。原因是日军一〇六师团即将解散回国之前，三百名日本军人在雷鸣鼓刘村住了三天，为阵亡日军进行招魂祭吊。
日本民族有自己独特的生死观，对死者非常尊崇。每座日军坟墓都安插着灵牌，坟前有竹子削成的短筒，每坟一对，内插松枝野花。如果是军官墓，还会沿坟墓四周镶三四层砖台。
即便这样，能够有幸入土的日本官兵仍只是少数。沿着雷鸣鼓刘周围的道路走去，仍然随处可见日本兵及其军马的尸骨，若说五步一尸，十步一马，也绝不过分。
唐永良用以辨别日本兵的依据，主要是看脚上穿的胶皮鞋。据说日本人因为常穿人字形拖鞋的缘故，大脚拇指跟其余脚趾之间缝隙较大，所以日本兵所穿胶鞋的样式也比较特别，一看就看得出来。
全都是日军所穿的胶鞋。毫无疑问，这里也必定有过许多中国兵的遗体，但除个别当时没有发现的外，大多数在打扫战场时就已妥为安葬了。
还是回到那个白刃相搏的晚上。粤军敢死队曾几次攻至日军一〇六师团司令部附近，一〇六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将勤务人员都派出来参战，他自己手上也拿了枪。如果敢死队能够再往前前进一百米，松浦就将面临被俘或切腹的命运，可惜的是天色太黑，敢死队并不知道日军的首脑机关在哪里，使得这一斩将之机擦肩而过。
当一〇六师团危在旦夕的消息传到日军第十一军总部时，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大惊失色。本来宫崎要随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到长江北岸的广济战场进行视察，他只好请另外一位中佐参谋代其随行。
宫崎没有敢把具体情况报告给冈村，但冈村实际上已经知道了。让日军整整一个师团陷入重围，这样重大的利好新闻，中方怎么会不报道呢？
冈村不仅知道一〇六师团被围在雷鸣鼓刘的事，还感到十分“吃惊和悲愤”，原因是中国报纸几乎毫无差错地刊登了一〇六师团各联队的番号以及联队长以上军官的姓名。冈村认为，一定是被俘虏的日本兵泄露了实情。
他猜的对，也不对。日本兵在战场上很难被俘虏，但一旦被俘，且明白自己会得到较好对待后，通常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和二战中的美军俘虏形成极大反差，美军允许士兵在战斗不利，陷入绝境的情况下投降，不过事前就会教会士兵哪些是可以招供的要点，因此人家在被审讯时绝对可以做到不卑不亢，应付裕如，看似什么都说了，其实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不让你得到。
冈村猜的不对的方面，是那么多番号和姓名，不可能都来自于俘虏。道理很简单，一个基层士兵哪里可能掌握这么多情况，他能知道自己中队的编号、中队长姓名就不错了，最多再告诉别人，师团长叫什么。
真正的原因，是二战初期的日军在保密工作方面非常不讲究。在唐永良之后，重庆一名战地记者也顺路登临万家岭。他那时候还看到曾作为日军指挥所的茅屋里，有许多破碎的文件和书籍。战后薛岳的参谋长写了一本关于万家岭战役的回忆录，里面大段大段的披露了日军一〇六师团的详情，不仅各联队番号和指挥官名字清清楚楚，就连毒气战的用法、要求、战例这些细节也无一遗漏。显然这些资料都应该来自于所缴获的大量机密文件。
宫崎当时已顾不得计较这些问题了，他着急的是如何才能不让一〇六师团被完全歼灭。
天亮之后，宫崎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实施救援。从日出到日落，飞机成群地在万家岭上空盘旋助战，其数量之多，在整个抗战期间都很少见。日机所投炸弹虽然皆为几十磅的小型炸弹，但一次就会投掷十几枚甚至几十枚，所形成的弹雨对缺乏掩蔽的中国官兵杀伤很大。一名军官在电话中描述：“日本鬼子的炸弹不是由飞机上丢下来的，是一箩箩倒下来的。”
在日机的掩护下，松浦率残部得以突围至樟树坳。有参战的中方将领为之赋诗云：“马陵，庞子难逃命；华容，阿瞒幸得生！”
这个时候已不单单是宫崎需要为一〇六师团操心了。万家岭一役被媒体披露之后，日本朝野震惊。作为日军第十一军的上级，“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不得不直接插手救援行动。除向万家岭直接空投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外，还组织和派出三个支队，由铃木春松少将统一指挥，前去救援被围日军。
铃木支队没有直接去万家岭解围，而是采用了类似于“伐魏救赵”的战术，沿着武永路（武宁到永修）及其北侧向东进攻，对中方第一兵团的后路造成威胁。薛岳闻讯，急忙从万家岭调出一部分兵力，南下武永路阻击东进日军。
汤恩伯曾经坦言，中国军队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机动性和攻击力。由于装备和训练落后，即便在战略战术都没有错误的情况下，一个像第五十一师这样战斗力较强的中国师，都只能与日军一个联队勉强打成平手。那些战斗力差的就更不用说了，两三个团合一块，都打不过日军一个联队。
南调部队均为新十五师之类的弱旅，虽然并非万家岭战役的主力，在战斗中磨损也不大，但要挡住铃木支队，确保第一兵团的后路，则并非他们能力之所及。另一方面，日军一〇六师团残部却得到了补充加强，又缩小了防御面，进攻和歼灭的难度不降反升，一连数日，留在万家岭的攻击部队均无明显进展。
10月16日，薛岳下令撤围，所有部队退守德安以西防线。这时候七十四军等部都感觉支持不住了，接到命令后于当天黄昏便开始撤退。本以为日军一〇六师团会趁势展开追击，没想到对方更可怜，站在万家岭，那两条小腿比纸都软，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追击！
日军一〇六师团也于当晚同一时间撤退，彼此背道而驰，从而形成了中外战争史上的一道奇观。七十四军于当晚撤退后，见日军未跟踪追来，第二天早晨便派一队士兵返回侦察。士兵返回万家岭一看，日军一〇六师团已踪影全无，只见遍地都是日军遗弃的武器和尸体，足见其撤退时的仓皇和狼狈。
当时气温还没有完全降下来，日本兵的尸体都已经发臭，战场上怪味难闻，所收缴到的日军武器枪支，上面多半附满死蛆。为此，第一兵团总部特地做了个规定：凡是能在战场上捡到枪支的，无论军民，都赏十元钱。可尽管这样，大家还是都不太愿意去捡，因为要想捡到一支枪，就得在蛆堆里扒拉半天，实在是太恶心了。
日军一〇六师团在往九江方向撤退途中，又遭到了薛岳预伏的一个团的阻击。已成惊弓之鸟的日军根本无心抵挡，丢下辎重马匹便夺路而逃。东洋马素以身材高大著称，与中国的本地马不同，中国士兵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于是满山遍野去捉马。战后清点，共捕得日本战马三百余匹。
“万牯一声鸣，千岳伏尸盈。战骨雨淋白，素花血溅红。”这一战尽管没能把日军一〇六师团成编制地予以歼灭，但把它的一大半兵力都给消灭掉了，其所属的四支主力联队及其配属部队全军覆灭。在七十四军、粤军等部横扫过的区域内，若以评书的口气来说，确实就是“片甲不留”。
第一兵团仅轻重机枪就缴获了两百余挺，步枪三千余支，山炮十六门，迫击炮二十八门，文件和各式各样的军用品更是不计其数。甚至有的老百姓也从中打主意，哔叽街上的一个老乞丐曾通过翻捡日军尸体，弄到过金牙一捧，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死人财。
万家岭大捷还生俘日军一百余人，属于历次战役中俘虏日军数量较多的一次。一名被俘虏的日军军官承认：“此次实为江南空前之血战，松浦师团（即一〇六师团）遭围被歼，是侵华战争之一大失败。”
冈村对一〇六师团在万家岭的惨败也始终耿耿于怀，他把战败原因归咎为该师团战斗力太过低劣。一〇六师团与号称日军第一精锐的第六师团，同出于日本熊本县的南九州。冈村当即给国内写信，让人特别转告熊本等四县的县知事：“第六师团已成为日本第一的强大师团，第一〇六师团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
即便没有冈村的这封刻薄信，万家岭战役的情况也早就在日本国内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一〇六师团打仗烂，连同为特设师团的一〇一师团都受到了连累——好像一〇一师团站在台上喊：“有谁敢比我烂？”一〇六师团及时跳了出来：“我敢！”
没有更烂，只有最烂的一〇六师团变得臭不可闻，日本国内的老百姓似乎谁都可以对这个师团表示一下鄙薄和不屑。已经被打成空壳的一〇六师团需要大量补充新兵，那些补充兵一听说自己要被拨入一〇六师团，都视之为奇耻大辱，全都痛哭不已。
能够在万家岭重创日军一〇六师团，靠机遇，靠实力，更靠意志和决心。早在日军登陆九江时，随军记者就在九江车站的墙壁上看到过用粉笔所写的“军人三忘”：“出家忘妻，出境忘家，出战忘身。”之后日军缴获到的所有中国官兵的家信，上面透露的也无一例外全是前线作战的情况以及誓死报国的决心，而极少搀杂个人私事。
日本人一向以拥有舍生忘死的武士道精神为傲，但是“军人三忘”让他们意识到，在他们急切渴望征服的这片土地上，也有着一群想法一致的钢铁武士。
如果说这些都还只停留在口号和语言上，中国军人在战场所表现出的惊人的忍耐力则更令人惊叹。在万家岭，尽管七十四军等部没有缺粮之虞，但生活仍异常艰苦。一方面是条件有限；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本身也不太重视后勤保障，更不关心普通官兵生活的改善，兵站补给除大米和食盐外，食油、蔬菜、肉食等副食品概不过问，全都得由连队自行采购。可在老百姓都已逃亡一空的战场上，即便连队有足够经费，又到哪里去采购副食品呢？
此外对官兵杀伤最大的还有疟疾、痢疾，甚至霍乱。治愈和防治这些疾病需要特效药，然而前线严重缺乏药品，许多染病的士兵都是硬撑在打仗，直到摔倒在地，不能动弹。
这些在西方人眼中都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任何国家的官兵都有理由因此放弃战斗，但是中国军人却全都忍受了下来，他们甚至比同样习惯忍耐的日本军人更能爬山，更能吃苦。女记者阿特丽多次目睹过类似让她心酸到要哭的场景：沿路都是受伤或患病的中国士兵，很多人铁青着脸在路边颤抖，还有人已经摇摇欲坠，可仍然在缓慢地向前线移动。
艰苦忍耐终于换来了报偿。当万家岭大捷的消息传到后方时，街头巷尾顿时鞭炮声齐鸣，民众一致认为，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日子之一。全国各地发来贺电五十五份，新四军军长叶挺在贺电中盛赞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将这次空前胜利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并列，称它们“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在万家岭大捷中，七十四军像其他友军一样，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截至10月15日，死伤失踪官兵达到九千九百余人，超过参战兵力的半数，其中五十一师伤亡五名团长（包括代团长）、七名营长，五十八师伤亡两名团长、六名营长，两师所伤亡的连排长都在百名以上。战后薛岳除奖给七十四军锦旗一面外，还专门拨给负伤官兵五千元养伤费，以资嘉勉。
通过在万家岭战役中的出色表现，七十四军声誉鹊起，被公认为是一支能打硬仗的强军。经蒋介石钦点，七十四军被列为军委会直辖的战略总预备队，成为华中三大战区之前卫。
如果加以横向比较，七十四军与日军中的第一一六师团在建军史上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也是特设师团，但与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不同，其表现一直非常活跃，到抗战中后期，更是几乎成为侵华日军中的顶梁柱。一一六师团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据冈村分析，是因为该师团在动员后，曾在郊外野营地进行了约一个月的基本训练。这样的野营训练效果极佳，即使在平时，一周就抵得上兵营训练一个月甚至更多。
七十四军也一样，在它开赴淞沪战场之前，就已经具备了较为扎实的基本功，所以才会在抗战第一年就显露出剽悍本色。虽然在此后连续不断的战事中，部队遭到过很大损失，但由于骨骼强健，加上训练和纪律严格，使得七十四军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淞沪战役中，七十四军还只是次主力，在它前面曾经排列着一批看似难以超越的王牌部队：德械师（第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三十六师）、教导总队、第一军、第十一师、税警总团……
现在七十四军出头了，成了中方首屈一指的绝对主力，这既是时势使然，也是自身努力、不断拼搏的结果，试想，伤亡那么多团营长，有他们在前面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这支部队又怎么会不强呢？
鉴于七十四军战功卓著，军委会为七十四军优先补充了一批武器和新兵。当时中国政府能够掌握的军事资源较为有限，不可能做到平均分配，因此常常有武器装备和新兵补充不足的情况出现，七十四军能够得到这一待遇是令人羡慕的。除此之外，五十七师也被调入七十四军编制，使七十四军所属部队增加到三个师。因为三个师的番号均以“五”开头，从此日本人就把七十四军称为“三五部队”。
五十七师最早是一支地方杂牌军，系由安徽和山东的地方部队混编而成，中级以上军官多为北方人，班排连长及老兵亦多北方籍。在被编入七十四军编制之前，该师战绩并不突出，不过战斗力、装备到军官素质都还可以，并且它还具备一个特长，即善于构筑野战工事及组织防御战。加入七十四军后，五十七师迅速融入这一集体，其特长也表现得愈加鲜明，在战绩上并不逊色于其他两个兄弟师。
由于补充得力，就综合指标而言，七十四军当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步兵持清一色的中正式步枪，每连有捷克式轻机枪九挺，并配有六〇迫击炮、枪榴弹。每营还有机枪连，机枪连配有马克沁重机枪（大多其实为中国仿制马克沁的二四式重机枪）六挺。兵员基本充足，每连都有战斗兵一百五十人。
没有热血的呼唤，就找不到执着的方向；没有苦苦的寻觅，就难以抵达理想的殿堂。七十四军“愈战愈奋，愈战愈勇”，在民族救亡和捍卫军人荣誉的道路上开始渐入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