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外贝加尔方面军一样，远东第一方面军也辖有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梅列茨科夫将其中的红旗第一集团军、第五集团军组成方面军突击集团，以求迅速击破关东军边境防线以及筑垒地域。
8月8日，各集团军在出发点休息并等待进攻命令。按照计划，梅列茨科夫准备采用柏林战役的经验，在深夜发动攻势。到时苏军会先用探照灯的灯光扰乱日军的视线，接着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最后再进行全面攻击。
远东地区的天气状况非常复杂。同一天，大兴安岭、沈阳一带还是晴朗无云，可是在哈尔滨、松花江平原直至滨海地区，天就好像突然裂开了一个口子一样，转瞬之间雷电交加，暴雨如注。
干涸的山地河川和溪谷变成了奔腾的洪流，到处伸手不见五指。这一突发情况不仅增加了突击部队在行进中的困难，而且也打乱了方面军的既定计划。
随着夜幕降临，在梅列茨科夫所在前线指挥所周围已布满了军队，所有军事人员及技术兵器也都做好了充分准备。一句话，大家全都动起来了。
成千上万的人凝神注视着漆黑的夜空，并不时观看手腕上的表针，他们在等待着攻击的信号。这无疑是最令战役指挥者焦虑，同时也是最考虑其意志和决断力的时刻：究竟开火还是不开火？
如果能够再搜集一些补充情报，或是向气象部门咨询滨海下一步的天气变化情况，决策上显然会更有把握一些，但这些都来不及了。梅列茨科夫只能根据已有的资料来进行判断，而这些资料都在告诉他：不要迟延！
沉思片刻，梅列茨科夫发出了攻击令。
当攻击令下达时，在两三公里外的边境线上，日军正在筑垒地域中的选定支撑点里进行正常休息。7～8月，滨海防线的日军曾接收到上级和友邻部队传来的情报，显示日苏之间的态势不容乐观。可是来自关东军总司令部的指示却相当乐观，说是不到明年春天，老毛子决不会轻动。
既然总司令部都这么说，大家也就都不愿咸吃萝卜淡操心了。前方如此，后方也一样，军官们正在开长达五天的冗长会议和桌上推演。
8月8日这天晚上，边境日军更加懈怠：外面大雨倾盆，谁吃饱了饭没事做，会半夜三更地来敲门打户哇？
日军的懈怠只会持续几个小时，因为很快天就要亮了。不过对于先遣支队来说，已经足够。
以夜色为掩护，红旗第一集团军所属先遣支队率先越过国境线，沿着兴凯湖以西突进。在突进过程中，先遣支队端掉了日军的国境哨所，击退了几小股敌人，接着就一头闯入了原始森林。
防守兴凯湖西部的是关东军第一二六师团，其防线长达一百公里，要想做到逐段防守是不可能的。先遣支队所进入的原始森林，纵深达十二至十八公里，不仅地形起伏很大，而且到处是茂密的树木、沼泽、沟壑和溪流。此外还有一片片稠密的灌木丛，灌木丛被藤葛和野葡萄缠在一起，对步兵的运动形成了很大阻碍。
这样的地方，别说是大兵团，小部队也会视之为畏途，自然而然成了被日本人忽视的“间隙地”。
可是梅列茨科夫要钻的恰恰就是这个空子，如果用中国的孙子兵法来概括，这就叫“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红旗第一集团军成立于1938年7月，成立不久就参加了张鼓峰战役，具有一定的对日作战经验。不过在远东战役打响的第一天，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却不是与日军面对面捉对厮杀，而是在原始森林中开辟出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
这其实比作战更为艰辛，也需要做非常精心的准备和安排。以步兵三〇〇师为例，该师成立了一个由一个步兵营组成的先遣支队，并部署于师行军纵队的最前列，以便先行开出一条急造军路。
由于仍有敌情顾虑，开路的同时还得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师部专门为先遣支队配属了五辆T-34坦克、两个冲锋枪连和一个工兵排。开路时，主要由坦克兵推倒树木，工兵和普通步兵在冲锋枪手的掩护下，对道路进行清理。
与其他地方相比，在原始森林中清理道路要费事得多——森林里的土质是黏性的，越往前走越泥泞，尤其行军路线上的一些沼泽地段更是令人望而生畏。
为了供重型技术兵器通过，先遣支队在清理路面后，还必须再用小圆木和树枝对路面进行改善。在三〇〇师的地带内，一共铺设了十一公里以上这样的急造军路。
对于开路工程而言，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工程工兵营上来了。
工程工兵营隶属于集团军道路工程队。整个工程队编有四支工程工兵营，第一支工程工兵营在到达自己筑路地段的终点后，就停下来拓宽指定的急造军路。
三〇〇师铺设的急造军路有五米宽，工程工兵营将其加宽到七米。另外他们还要在矮灌木丛中构筑束柴路，以及在有水面的地方修筑桥梁。
在先遣支队后面，会陆续跟进三个纵队，每个纵队里都会配属一支工程工兵营。他们负责进一步改进路面和对薄弱地段进行加固，同时还要帮助被陷住的运输车辆通过。
沿着急造军路，顶着骤雨，穿过原始森林、沼泽和山岭，红旗第一集团军在进攻的第一天向敌境推进了5～6公里，主力前出至石头河西岸。
关东军负责东部防御的是第一方面军，下辖第三军、第五军以及其他三个师团，司令官为喜多诚一大将。苏军发动进攻的时间、气候状况乃至进攻的渗透方式，都大大出乎喜多等人的意料。第五军司令官清水规矩事后证实：“我们没想到俄国人会进行这种闪电式的进攻，而且没有想到俄国军队（指苏军）会穿越原始森林。”
在突击集团的攻击前方，各筑垒地域掩护着几个最重要的战役方向，要想全部通过间隙地迂回过去是不可能的。位于突击集团左翼的第五集团军充当了夺取筑垒地域的箭头，8月9日凌晨1点，在未做炮火准备的情况下，第五集团军先遣支队即向绥芬河悄悄接近。
绥芬河要塞是东北边境最坚固的筑垒地域之一，对中东铁路起着掩护作用。它沿绥芬河南北的主要交通线展开，正面约四十公里，纵深三十至三十五公里。整个要塞总计有五十八个混凝土掩蔽部，二百九十五个混凝土碉堡，一百四十五个土木碉堡，六十九个装甲炮塔，二十九个指挥和观测点，五十五个火炮阵地。
内部结构上，绥芬河要塞由五个抵抗枢纽部组成。每个抵抗枢纽部又包含了三到六个支撑点。支撑点通常都建在高地，上面密布混凝土或土木构筑的反坦克炮、机枪及火炮发射点，并配有暗设的地下入口。各支撑点之间挖有大量的交通壕以便联系。
依照苏军的预计，每个抵抗枢纽应有一个满员师团。理论上，关东军也认为，起码应以一个联队防守一个抵抗枢纽，可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多兵力可用，整个绥芬河要塞一共只有第一二四师团的两个步兵大队加一个中队。
于是日军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集中兵力固守其中两个最主要的抵抗枢纽：一个大队守北面的观月台，一个大队守东北面的绥芬河。还有一个中队，被安排守南面的鹿鸣台。
在大队防守的抵抗枢纽中，一般以中队守支撑点，以小组、班和小队负责前沿和小火力点。虽然兵力上降了不少档次，但以要塞工事之坚固，仍不难建立起有效的防御。
梅列茨科夫对各个集团军的实力和行动特点都有清晰了解。第五集团军是方面军中唯一一个整建制的东调部队，官兵的战斗素质很高，尤擅长于攻坚。在西线的东普鲁士战役中，该集团军曾接连突破两座由德军把守的重要筑垒地域。可以说，安排他们对绥芬河要塞进行突破，就是要发挥其特长。
第五集团军先遣支队迅速推进至北面的观月台。对突破观月台，各分队一个盯一个，均有相应的任务分配。比如谢尔巴科夫连的任务就是对观月台的一个强固支撑点发起强袭。该支撑点的周围布有铁丝网、地雷场等障碍，附近还设有警戒哨，攻击难度不小。
从8月8日清晨起，连长谢尔巴科夫大尉就开始为晚上的行动做精心准备。他和排长们一起研究地形和通往支撑点的道路，并专门指定了观察员监视日军的动静。
通过观察察明，日军的警戒哨位离营房和一个设防高地很近。谢尔巴科夫决定在暗夜掩护下，尽可能接近日军警戒哨位和主要阵地，然后从三面发起夜袭，以夺取支撑点。
按照他的计划，连里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进行了隐蔽接近攻击目标和迅速发起冲击的预先演练。
出击之前，官兵的军上衣和船形军帽上都缝有一块白布，以此作为最简单的联络信号和识别标志。此外，各排还各自补充规定了本排使用的信号。
下暴雨虽然是个意外，但连里也早就做了备案，那就是规定另外一种信号——每个官兵在听到问“谁”时，均应回答：“彼得罗夫。”
谢尔巴科夫连从8月9日凌晨1点起开始向支撑点运动。当时估计要用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支撑点，这倒不是因为路远的缘故，而是夜间运动必须极其谨慎小心，一着不慎，就可能令行动失败。
行进时，居前的侦察兵通过指北计导引探路，同时铺设电话线，以引导后面的步兵。后续的步兵呈纵队跟进，彼此靠得很紧，且互相拉着手，以免在黑暗和雨中掉队。
凌晨3点，全连到达支撑点附近。观察人员在白天早已发现了日军在地雷场上留出的通路，工兵来到通路上并迅速剪开了铁丝网。
各排随后无声无息地穿过通路。3点15分，他们包围了支撑点。
谢尔巴科夫连和其他连一样，全连都进行了伪装。每个官兵配备了装有三百发子弹的“波波沙”冲锋枪、六至八枚手榴弹和一把匕首，这样的装备非常适于实施突袭行动。
手握匕首的侦察兵悄悄向最近一所营房外面的日军哨兵摸去。这名哨兵刚刚用日语朝他们喊了一声，就被侦察兵刺倒在地。
房子里的日本兵听到喊声，赶紧向门窗扑去，但从屋外扔进来的手榴弹让他们根本就没有一点反击的机会。第一间营房的战斗在3分钟之内便得以解决。
其他营房和高地堑壕里的日军闻声继续抵抗。一名日军机枪手还隐藏在房屋的角落里，企图在苏军靠近时从侧面开火，苏军发现后向窗子里扔了一颗手榴弹，就把他给报销了。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夜战，谢尔巴科夫连终于攻下支撑点，保障了其他分队从清晨起扩张战果。
滨海地区的暴雨从午夜时分一直延续到清晨五六点钟，夜色也因为雷雨而变得更浓。这些都为先遣支队的行动提供了掩护，当苏军发起进攻时，部分日本兵尚在营房里酣睡未醒，还没来得及进入战斗工事就被予以歼灭。在战斗的头一个小时，甚至只有零星的机枪声和手榴弹所发出的爆炸声偶尔会打破沉寂。
惊醒过来的日军通过暗道和交通壕到达射击阵地，准备对苏军进行阻击，然而此时先遣支队早已插入其侧翼和后方，并完成了对观月台各永备火力点和土木质火力点的封锁。
担任突击任务的先遣营开始大显身手。这些先遣营都配属了护送火炮和自行火炮，两类火炮几乎是在抵近的情况下进行直接瞄准射击。个别时候，自行火炮的车体还被用来挡住日军火力点的射孔。
苏军SU-5自行火炮。自行火炮使用车辆底盘自备动力，无须其他车辆牵引，且有轻装甲保护。图中的SU-5自行火炮搭载了152.4毫米榴弹炮，火力极强。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莫斯卡列夫营战果尤为显著。该营地段上有水洼地，导致自行火炮无法使用，本来这对进攻是不利的，但有“苏联英雄”称号的营长莫斯卡列夫大尉找到了替代办法。
他们大量使用炸药包、火焰喷射器、燃烧瓶、发烟手榴弹乃至汽油箱，火力点和带掩盖的交通壕里的敌人不是被熏出就是被烧死。最后，莫斯卡列夫营成功地攻占了鸟青山（也称630高地）。
鸟青山和大石砬子是观月台的两个主要支撑点（日军称为中核阵地），其中大石砬子更是关键阵地，能控制十至十二公里内的地区。日军在高地的花岗岩峭壁层上构筑了几十个永备火力点，可用火炮进行射击，尤为不利的是，在发现己方遭到攻击后，日军已事先进入了大石砬子的所有火力点。
双方的争夺战打得特别激烈，夜间对此处实施攻击的先遣营一直未能得手。清晨7点，格拉祖诺夫少校指挥一个营重新发起进攻。在经过十分钟炮火的急袭射击后，苏军采用正面和侧翼迂回相结合的办法，一口气攻占了四个永备火力点，这才将大石砬子收入囊中。
8月9日清晨，观月台的主要阵地都已遭到突破，由绥芬河要塞所构成的防线被打开了缺口。日军曾想对缺口进行封闭，但是前去增援的分队均有去无回。
缺口一开，主力就可以闪亮登场了。
身为苏军远东总司令的华西列夫斯基曾主张在战役的初期阶段，只限于使用先遣支队，而不动用方面军主力。按照他的建议，远东第一方面军主力应根据外贝加尔方面军的推进情况，在战役开始五至七天后才实施作战行动。
针对华西列夫斯基的建议，苏军总参谋部做了仔细研究并用各种计算方法做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不管多么强大的先遣支队，都未必能单独进行五至七天的昼夜战斗。
于是华西列夫斯基的建议遭到了否决。实战中，先遣支队与方面军主力一前一后发起突击，先遣支队负责扫清道路，方面军主力负责拓展胜利。
8月9日上午8点30分，以先遣支队为先导，集团军主力展开进攻。当主力投入作战时，先遣支队不仅已从观月台打开了缺口，而且摧毁了很多地段的日军防御体系。这样一来，主力就没有必要再在突破地段进行全线的火力准备，炮兵为支援步兵和坦克，也只须对个别支撑点和永备工事进行轰击。
10点至12点，先遣营和主力的第一梯队攻占了日军的边境工事，第一梯队的先遣支队开始向敌境纵深推进。
在梅列茨科夫的兵力配置中，第三十五集团军、第二十五集团军被作为辅攻部队，它们一个在主攻部队的北侧，一个在主攻部队的南侧，用于保护主攻部队也就是突击集团的侧翼。
8月9日凌晨1点，在第三十五集团军的进攻地段内，苏联边防军率先展开行动。边防官兵们乘坐着消音汽艇和小船，在渡过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之后，袭击了日军国境哨所。到凌晨两点，整个边境线都已掌握在苏联边防军手中，
与此同时，经过十五分钟的炮兵急袭射击，集团军主力的第一梯队对松阿察河展开抢渡。
渡过河并不难，难的是上岸。松阿察河对岸是开阔的沼泽地，只有绕薄藤条的柞树和槭树林遮蔽着这片不毛之地。在突击集团的进攻地段内，9日当天才下雨，但松阿察河一带已经连下了三天大雨。大雨不仅淹没了小路，而且灌满了松阿察河的整个河谷，这使得沼泽地之外再也找不到一条可以用来行军的道路。
学习红旗第一集团军是唯一的办法。集团军指挥部立即从第一梯队中抽调四个工程兵营和五个步兵营，用于开辟急造军路。
在开路的同时，集团军炮兵对预计要攻克的虎头要塞进行射击，航空部队也出动战机对要塞内的工事轰炸了足足两个小时。
第二十五集团军的动手时间更早。8月9日零点，他们即对东宁要塞的日军观察哨发动突袭，随后以坦克旅为先遣队向前推进。
最先遭到攻击的日军观察哨几乎瞬间就被摧毁，其余日军在遭到损失后也都奉令后撤。
到8月9日中午为止，由于很多防御要点与后方的联系被苏军迅速切断，日军的各级指挥官纷纷陷入混乱。东宁一带系由关东军第三军防守，但在中午之前，军司令部仍不知道边境线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弄不清楚各部队的所在位置。这种状况使得指挥官们无法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更做不到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有效应对苏军的进攻。
第五军负责东部大部分地区的防御，除了东宁外，其他三个区域遭到攻击的部队都隶属于第五军。军司令官清水在上午接到了电话报告，报告中说边境地区战斗激烈，而且苏军正在猛攻虎头要塞。
在向方面军进行汇报后，清水召开了由集团军参谋长和师团长共同出席的会议。他在会议上告诉部下，第五军正在组织炮火反击，但是“他们（苏军）的步兵好像已突破边境”。
清水这时才想到应该怎么办。第五军的防御计划以确保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牡丹江市为核心。这个“满洲国”东部唯一的中心城市，不仅是日军从东面掩护哈尔滨方向的防御屏障，同时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日军预备队的集结地。从战略意义上来说，牡丹江是苏军从东部进入中国东北腹地的第一关。
第五军事先在牡丹江前面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边境筑垒地域，绥芬河要塞、虎头要塞、东宁要塞即在其中。在第一道防线的穆棱河以西高地上，日军构筑了野战工事，此为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再往后，即为以牡丹江为中心的第三道防线。
现在清水希望首先通过第一道防线延缓乃至挫败苏军的推进，为关东军总司令部调动机动部队实施反击争取时间。会议一结束，与会的各师团长就赶紧通过电话，将作战命令传达给所属师团的作战参谋，然后自己也离开军司令部，到前线进行指挥。
这时在第一道防线上，绥芬河要塞虽然已在观月台段被打开缺口，但也仍可以起到牵制苏军的作用——第五集团军在继续往纵深推进的同时，不得不留下部分兵力，以彻底肃清要塞的其他抵抗枢纽部及其支撑点。
梅列茨科夫认为，当需要攻克非常关键的筑垒地域时，必须不惜工本，否则就难以取得战斗的胜利。对处于主要突击方向的第五集团军，他在兵力和火力上都给予了特别的加强和倾斜，并要求在突破地段高度集中军队和技术兵器。
第五集团军编成内的步兵有4个步兵军，12个步兵师。特种部队包括5个坦克旅，6个重型自行火炮旅，22个炮兵旅，4个工兵旅，1个防空师和大量其他特种支援部队。全集团军总计拥有692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945门火炮和迫击炮，432门喀秋莎火箭炮。这里面，仅火炮数量就接近于方面军火炮总数的一半。
集团军由此在各个突破地段都可以形成相当大的密度：每个师总共只在三公里宽的地带段内发动进攻；炮兵密度可达到每公里正面不少于200门，个别地段250门，在山地条件下，这样大的火力密度在整个二战中都是空前的。
喀秋莎火箭炮，又称卡秋莎多管火箭炮，二战中带有传奇色彩的苏军技术兵器。它的射击火力凶猛，杀伤范围大，轰炸范围可以达到8000平方米。
实战时，集团军为步兵部队的团、师、军都配属了重型火炮和火箭炮，用以组成炮兵摧毁群，以“软化”坚固防御点。每个步兵军还额外配属有一个炮兵摧毁群和长射程炮兵群，后者用以对纵深目标进行火力覆盖和打击。
远东航空军各有配属，配属给远东第一方面军的是第九航空集团军，梅列茨科夫命令他们集中为第五集团军提供空中支援。在“软化”的同时，第九航空集团军出动轰炸机一千六百多架次，在强击机群的掩护下，对要塞进行了四轮毁灭性轰炸。
苏军虽然也强调旺盛的斗志，但它不同于日本陆军的重要一面，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把有效使用武器看成是作战的根本原则。在反复“软化”和飞机轰炸下，绥芬河要塞被削去大约十几米厚的土层，钢筋水泥地堡近三米厚的四壁也被炮弹炸开。后来有日军军官形容这种协同作战的威力：“它使人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沉重的压路机在隆隆声中冲破一切向前推进一样。”
火力准备结束后，按照常规判断，日军支撑点应该已遭到完全摧毁，但永备工事的牢度以及日军抵抗的顽强程度，仍大大出乎苏军的意料之外——当坦克和步兵冲到火力点附近时，才发现火力点里的日军仍有抵抗能力。
原因是这一火力点的地面阵地虽然已被摧毁，但是日军仍可以集中到地下工事继续作战。这些地下工事的顶盖全是清一色的钢帽盖，也就是用钢铁铸成的顶盖，所以此类地下工事又称钢帽堡。炮弹落到钢帽堡上，往往只能在表面上炸出一个小坑，下面完好无损。
逐一攻坚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步兵七十二军的某加强步兵连奉命封锁并消灭其中的一个永备火力点。该连配属了一辆自行火炮和一个工兵排，连长命令自行火炮向钢帽堡及其出入口开火，炮弹准确命中地堡，但未能击毁目标。
而后趁日军实施射击的短暂间隙，工兵冲上火力点，用沙袋堵住了地堡的射孔，开始进行爆破。
第一次在钢帽盖的中央爆炸了二百五十公斤炸药，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原因是钢帽盖上面有近两米厚的土层，能够承受这种打击。
第二次装药量加到五百公斤，钢帽盖终于被炸毁。
可是苏军仍然冲不进去。为此又埋放了三个重量各为五百公斤的炸药包：地堡底层入口处放两包，剩下一包放在顶部。
炸药炸开了缺口，苏军冲进火力点，消灭了顶层残存的日军。
令人震惊的是，底层还在向外开火，而且没有人主动投降！
苏军相信，守卫绥芬河要塞的日军都是从“深受反苏教育的最反动、最狂热的官兵”中挑选的。否则的话，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在如此绝境下都不肯举手投降。
无奈之下，苏军加强连只得在工事内的弹药库上面又放了四百公斤的炸药包。这次爆炸才彻底摧毁了火力点，消灭了里面的守军。
经过三天的连续攻坚，要塞的抵抗枢纽部和支撑点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天长山阵地。
天长山阵地是绥芬河抵抗枢纽部的主支撑点。山上有各种形状的永固堡垒近一百余座，这些堡垒基本都是半地下结构，混凝土的厚度均在一米以上，有的达到一点五米厚。如果用一般小口径火炮进行射击，炮弹落在上面只会留下一个白点，足见其坚固程度。
天长山上只有第二七一联队第三大队的三百名士兵和二百名退伍兵，外加一百五十名逃难的日本平民。尽管人很少，但他们依靠坚固的堡垒以及一门榴弹炮，不但守住了阵地，还给前来围攻的苏军造成了很大伤亡。
苏军希望减少损失，于是决定派人上山与守敌进行谈判，让他们放下武器。当时苏军已占领绥芬河并在当地设立登记处，对俄侨进行登记。登记处的军官询问谁会说日俄两种语言，众人便推荐了一个叫嘎丽娅的姑娘。
据说这是嘎丽娅仅存于世的一张照片，左边是她的哥哥张树列。有学者认为，嘎丽娅是二战期间亚洲战场上出现的唯一一位非军人女性和平使者。
嘎丽娅出生在绥芬河，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白俄后裔。嘎丽娅上学的时候，正值伪满统治时期，学校里都教习日语，因此嘎丽娅会说中、俄、日三国语言。
嘎丽娅由苏军军官陪同，前后三上天长山，为双方担任翻译。在前两次谈判中，日军本已答应放下武器投降，但第三次谈判的时候突然翻脸，苏军军官被打死，嘎丽娅也被扣押关在了地下仓库里，后又遭到杀害。
见劝降失败，苏军开始集中火箭炮对天长山阵地进行猛烈轰击。在前两次陪嘎丽娅上山谈判的过程中，一名苏军军官暗中仔细观察了要塞的堡垒位置并绘制出了详细的坐标图，从而为炮击提供了准确的依据。
在天长山阵地被包围的第六天，苏军步兵和坦克冲进了已遭到毁灭性摧毁的阵地，阵地上仅有二十六名日本兵投降，其余均被杀或自杀。
鉴于第五集团军在绥芬河受到牵制，梅列茨科夫决定变更作战部署，他将第五集团军的部分炮兵和步兵集团配属给第二十五集团军、红旗第一集团军，从而使得后两个集团军变身成为进攻方向上的两把尖刀。
8月10日，第二十五集团军完成对东宁和东兴要塞的迂回封锁，集团军主力前出至东宁—图们铁路线。部分兵力在太平洋舰队舰炮的支援下，强渡珲春河和图们江，突击了靠近朝鲜边境的日军工事。
日军指挥机构原本指望第一道防线能够起到较大作用，使苏军主力受到重创，或至少受阻若干时间。如此，关东军总部和第一方面军才能够腾出手来，从牡丹江、汪清一带准备并实施强有力的反击。
在苏军主力绕过绥芬河、东宁等要塞之后，这一打算已完全落空。当天晚上，日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喜多下令将方面军司令部移往牡丹江市西南的敦化，敦化与原驻地牡丹江相距多达一百七十公里。
第五军司令官清水也急忙调整部署。他分别调来第一二六师团、第一三五师团，在牡丹江以东仅五公里处的掖河（即今铁岭河）附近增设了一道防线。
眼看日军正面的抵抗能力已大为削弱，红旗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决定加大任务纵深，以便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强渡穆棱河。8月10日拂晓，苏军对密山要塞展开进攻。战斗中，工兵瓦西里奉命消灭一个永备火力点。在扔完手中的集束手榴弹后，他突然扑过去，用胸膛堵住了射孔。
瓦西里的壮举被认为是苏军攻下密山要塞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后他因此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事实上，苏军士兵舍身堵枪眼的例子在远东战役中并不少见，有西方学者研究认为，这与苏军嗜饮伏特加且战前也要喝酒有关——在苏德战场上，苏军士兵就常常仗着几百克伏特加的酒劲，以极其无所谓的态度迈向死亡，当时连德军都对此感到惊愕不已。
抛开舍身堵枪眼的行为，是否真的会对整个战斗过程具有决定性作用不谈，西方的这种分析显然对苏联红军作为党军的特点，做了有意无意的忽略。在过去的沙俄军队中，率领部队前进的是现役军官，在部队中这些军官越多，它的战斗力越强。苏军则不同，站在部队前头的已经不是现役军官，而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样苏军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党团员越多，战斗力越强。
根据苏联公布的资料，苏联远东军中党团员人数超过八十八万，占全军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舍身堵枪眼的“苏联英雄”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党团员。
苏军的狂飙突进和己方军事部署的临时调整，令前线日军更加慌乱。一乱就特别容易出错，正在穆棱构筑防线的第一二四师团长椎名正健为了阻挡苏军的进攻，急急忙忙地下令炸掉了穆棱河的大桥。结果，从绥芬河要塞逃出的日军残部无法过河，从要塞转移出来的一批重型装备都只能扔在东岸，其中包括防守时急需的几门新式榴弹炮。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牡丹江重炮联队。清水将这支特种部队临时配属给第一二四师团使用，可是重炮联队没有牵引车可运送大炮。害怕大炮落入苏军之手，联队不得不忍痛将所有的六门重炮予以炸毁。
相比于苏军，日军的火力本来就偏弱，一下子又损失了这么多大炮，真可谓是雪上加霜。
第一二四师团的炸桥之举并没有能够使红旗第一集团军放慢进攻节奏。8月10日下午，进展最为顺利的步兵第二十六军新编了一个军先遣支队。先遣支队由坦克旅、自行火炮连、冲锋枪连和工兵排编成，行动极为迅速。他们很快就渡过穆棱河，在摧毁一个日军支撑点后，突入了穆棱东北郊。
日军从第一二六师团调动了约一个步兵联队的兵力，凭借已有的防御阵地进行抵抗。此时，苏军的轰炸机部队开始发威。
由于日军的火炮口径远远比不上苏军，其仅有的高射炮阵地事先已被摧毁，加之空中又缺乏日军航空兵的保护，这使得苏军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地面火炮、防御工事实施打击。
先遣支队的T-34坦克亦不遑多让，轰炸机料理不到的空白之处，都由它们来填补，日军的火力点逐一被其击毁。
城外的防御阵地守不住，日军只得撤入城内。晚上8点，苏军的另外两支师属先遣支队也兵临城下。
一个小时后，苏军从东、北、南三面同时发起攻击，从而一举拿下了穆棱。在穆棱之战中，士兵齐甘科夫的表现最为出色。当时他正作为一名冲锋枪手，搭乘一辆T-34坦克往前推进，途中，他和战友遭到了一个小队的日军的袭击。
齐甘科夫以抵近射击的方式，用冲锋枪近距离射杀六名日本兵。之后子弹打光了，他又拔出随身携带的芬兰刀，在肉搏战中独自格杀了三名日本兵。战后齐甘科夫被授予列宁勋章，所使用的冲锋枪和芬兰刀也被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博物馆予以收藏。
8月11日，步兵第二十六军主力逼近穆棱，军先遣支队则开始沿着仙洞会让站的道路，向第一二六师团的退却部队进行追击。
第二天，先遣支队到达会让站附近的无名高地，随即便遭到了高地上日军的阻击。经过激战，苏军成功地压制住高地日军，夺取了会让站。
之后先遣支队的二五七坦克旅一马当先，向桦林车站开进。
此时，从密山和绥芬河要塞撤出的日军以及日军指挥部临时调集的防守部队，都在奉命向牡丹江集中，其中不仅包括第五军所属的第一二四师团、第一二六师团、第一三五师团，还有警卫部队、铁路警备队和各种后勤部队。桦林车站乃是各路日军撤向牡丹江的必经之路，按照集团军司令部的命令，步兵第二十六军必须马上攻下并坚决守住这里。
步兵第二十六军能担负快速机动任务的部队是先遣支队，先遣支队里速度最快、火力最强的机动部队又只有二五七坦克旅。尽管明知要挡住日军几个后撤的师团，兵力过于单薄，但二五七坦克旅还是不打一点折扣地执行了上级命令。
为了守住桦林车站，日军在苏军必经的山口设下了包围圈。在坦克旅进入包围圈后，日军特攻队员突然从藏身洞中冲出，使用反坦克手雷向坦克发起攻击。坦克旅原有二十五辆T-34坦克，被一下子炸掉六辆，只剩下了十九辆坦克。
坦克旅旅长阿尼希克中校见势不妙，急忙率领全旅冲出了包围圈。
坦克旅穿过沼泽，冲上公路，前面出现了一座日军兵营。吃了亏的坦克兵们正好没处撒气，他们开着坦克冲过去，推倒了兵营的围墙。
兵营院子里只有几个日本兵，在胡乱放了几枪之后，便都各自逃命去了。阿尼希克等人下车一检查，原来这是一座日军的大型仓库，里面约有四十多座库房，其中就包括油库。
几天下来，所有坦克都已经出现了油料不足的问题，油库的出现，可谓是喜从天降。
加满油料，坦克旅重新抖擞精神，全速向桦林车站开去。
桦林车站及其沿线很忙，因为有太多的日军需要打这里通过。还未到达车站，坦克旅就通过袭击铁路上的一辆军列，活捉了车上的一名日本兵。
通过审讯，阿尼希克得知，第一二五师团调往牡丹江的一个步兵大队即将从附近的公路上经过。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公路边进行伏击，结果没有打着步兵，打的是一个装载弹药的日军运输车队。车上的弹药被坦克炮引燃，在巨大的爆炸声和冲天大火中，日军车队灰飞烟灭。
火线入党，苏联红军中经常可以见到的情景。图中坦克部队的党组织正在审议坦克手的入党申请。
当坦克旅冲进桦林车站时，车站里已空无一人。桦林镇离牡丹江大约只有十公里。因为不再担心油料不足，阿尼希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杀向牡丹江。
不料在镇口的两座小桥上，坦克旅又遭遇了日军的顽强阻击。经过一番恶战，全旅仅剩七辆坦克，继续进攻的力量已感不足。阿尼希克只得下令退出战斗，撤到桦林车站南线进行防御。
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列日军列车从牡丹江方向开了过来，车上满载着第一三五师团所属部队。隐蔽在铁路两侧的苏军坦克立即开火，第一阵轰击就使列车中弹着火。从车上跳下来的日本兵或死于枪炮之中，或丧身于履带之下，只有少数躲藏在车站附近高粱地里的士兵才得以逃命。
仅仅二十分钟过后，又有一列日军军列开了过来。看到前面燃起大火，列车员连忙采取紧急刹车的措施。坦克旅虽连续开炮，但由于离得太远，只炸毁了列车上的几节车厢。
日军从车厢里推出几门反坦克炮，朝苏军坦克进行射击，有两辆坦克中弹起火。同时，大批日军从车上跳下来，对坦克旅实施包围。
阿尼希克果断下令突围。在他的指挥下，坦克兵们冲出敌阵，将坦克开到车站附近的一座小山包上，随后一字排开，摆出防御阵形。日军连攻数次，都因为地形不利而攻不上来。
坚持到第二天早上，铁路上驶来第三列军列。机会到了就不可放过，阿尼希克亲自用坦克炮瞄准了机车。
随着一声爆炸，机车颤抖了一下，立刻冒出了浓烟：阿尼希克射出的炮弹不偏不倚，正中机车的锅炉。
军列的车头和车厢全部出轨倾覆。军上装的是日军一个重炮兵联队，有二十四门重炮和大量弹药。
日军急红了眼。“肉弹战术”再次上演，许多日本兵抱着反坦克手雷往上冲，想要与坦克同归于尽。坦克兵们相互支援，用机枪抵近射击和履带碾压的办法，拦阻日军的疯狂进攻，一直撑到步兵第二十六军主力到达。
在桦林战斗中，苏军二五七坦克旅不仅占领车站，为主力部队打通了进攻牡丹江的通道，而且独立阻击了四辆装载日军步兵或技术兵器的军列。事后统计，整个先遣支队共击毁六辆机车、一百四十三节车皮、二十四门火炮、三十辆汽车、二十四台拖拉机和近一百挺机枪，歼灭日军近九百人。
8月13日，红旗第一集团军、第五集团军几乎同时展开对牡丹江的进攻。部队沿铁路、公路运动，在穆棱以西突破日军防御阵地，从而形成了一个宽五至七公里的“走廊”。
在“走廊”的各个地段，日军组织小队至大队的兵力，多次对苏军实施反击。反击受挫后，日军指挥部又调来大量炮兵，对狭窄的“走廊”进行轰击。
到8月14日，日军已在牡丹江建立了一个兵力超过四个步兵师团的防御集团，苏军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困难。
此时，第二十五集团军起到了震慑日军军心的作用。当天，该集团军前出至汪清，牡丹江同北朝鲜港口的铁路联系因此遭到破坏，而其通向敦化、吉林的最重要的山垭口亦被苏军所控制。这意味着自此以后，牡丹江防御集团将无法再从其大本营获得任何支援。
早在诺蒙坎战役时，苏军即认为日军实际没有现代战争的经验。到了远东战役特别是牡丹江攻防战，日军在这方面不但没有多大改进，而且又暴露出其他方面的一些弱点，比如指挥不够稳定，害怕暴露侧翼，又比如，士兵虽然大多悍不畏死，但缺乏稳定性，对苏军所使用的坦克、火箭炮、冲锋枪等现代化战斗装备非常畏惧。
此消彼长的结果，使得日军在牡丹江攻防战中损失惨重。据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提供的数据，仅第五军就伤亡了三万人左右，占其战斗兵员的一半以上。第三军在苏军插入汪清时就被打散了，损失高达三分之二。当然，还有比它们更惨的——机动第一旅团担任了第一方面军的预备队，最后几乎全军覆灭。
苏军远东第二方面军的前身是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员为普尔卡耶夫上将。在三大方面军中，第二方面军处于辅攻位置，其主要任务是配合其他两个方面军作战。
在第二方面军对面总长2130公里的战线中，需要展开积极行动的地段只占520公里，即便在这520公里的地段，进攻也只计划在个别地方实施。换句话说，大部分时间都不用打仗。
也因此，在兵力配置上，第二方面军是三个方面军里最少的，步兵师只有十一个，没有整编制的机械化集团军。
可是普尔卡耶夫战前要费脑子的事却并不比其他方面军少。为了构筑出发阵地，从4月至7月，方面军共新修道路266公里，整修道路1417公里，桥梁则加固到能负重三十至六十吨。
他的另一个使命，是确保部队强渡成功。按照远东总司令部的部署，远东战役一打响，第二方面军就必须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普尔卡耶夫采取了大量措施。仅在第十五集团军的进攻地段内，他就下令修筑了三个渡河地段，并为集团军配备了必要的器材和工程人员。
黑龙江是中俄界河。战役开始后，第十五集团军先遣支队首先登上阿穆尔区舰队的舰艇，以黑夜和大雨为掩护，占领了进攻地带内的所有岛屿。
在扫除障碍的前提下，部队开始强渡黑龙江。渡河时，步兵可以直接乘坐舰艇，坦克和汽车则要麻烦得多，需使用门桥。那天刚刚下过大雨，河水暴涨。本来一个航次计划用一个半到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但实际用了四到五个小时。按照这样的速度，一个坦克旅全部过河需要两至三个昼夜，有的要四个昼夜。因此之故，旅后勤一直都落在后面。
登岸之后就要顺畅多了，苏军地面兵团先是连克鹤岗、同江，接着直趋松花江下游的富锦、佳木斯。
8月11日，清晨7点，阿穆尔区舰队第一支队沿着已成为方面军行动轴线的松花江逆流而上，到达富锦地域。日军当即用火炮和迫击炮对舰艇进行轰击。
第一支队拥有“孙中山号”“列宁号”“红色东方号”等浅水重炮舰，具备强大火力。经过三十分钟的炮战，岸上的炮火都被压制了下去。
在重炮舰的支援下，搭乘舰艇的步兵突击部队在河岸上建立了登陆场，但由于遭到日军永备火力点和炮楼的射击，登陆场没能得到扩大。
上午9点，沿江岸进攻的第十五集团军先遣支队也逼近富锦，对守敌形成夹击之势。
在整个松花江河谷，关东军建立了许多抵抗枢纽部，富锦、佳木斯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富锦城郊有许多永备火力点，县城周围又建立了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炮楼、钢帽堡，其射孔可供重机枪环射。
如果说富锦防御的不足之处，主要还是驻军不多。整个富锦县城和富锦筑垒地域，只有关东军松花江舰队江防步兵大队的一个中队和一个地方守备中队驻守，再外加一些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伪满洲国军。
兵力如此薄弱，是因为日军指挥部已将许多主力部队从松花江下游撤回东北平原，而为什么要在这节骨眼上撤兵，则又与另一侧苏军越来越猛烈的攻势有关——远东第一方面军已进至牡丹江一线，楔入了在松花江下游作战的日军集团的后方。
对富锦的突破战，主要由先遣支队发起。先遣支队一边攻击日军的防御阵地，一边向城内缓慢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坦克兵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用装甲掩护步兵，压制日军的永备火力点，同时以直接瞄准射击的方式来支援突击组的前进。
夺取富锦筑垒地域的战斗打得非常艰苦，双方逐屋争夺，反复进行肉搏，一直打了三天，战斗才告结束。不过在8月11日黄昏前，先遣支队还是占领了富锦县城，也就此打通了前往佳木斯的道路。
截至8月15日，远东第二方面军各部在强渡黑龙江、乌苏里江之后，已基本击破松花江下游和黑河的日军集团，进而向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方向发起进攻。
远东战役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在持续六天的攻防战中，仅被击毙的日军就接近七万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日军被围困在虎头、东宁、孙吴等边境筑垒地域。
8月14日午后，关东军总司令部留在长春的一名情报参谋给司令官山田打来电话：“东京似乎要做出某一重大决定，务请总司令官回新京（长春）一趟。”
当天傍晚，山田即率幕僚由通化返回长春。深夜，大本营又发来一份电报，内容是：“明天（8月15日）将有重要广播，务请注意收听。”
长崎被原子弹轰炸后的惨景，所有可识别建筑物中，只剩下了一座被摧毁的罗马天主教教堂。
第二天下午，在长春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凡有收音机的房间里都挤满了官兵，众人全以立正的姿势恭恭敬敬地收听着广播。
广播的内容令人震惊：天皇亲自宣读了停战诏书！
就在远东战役开始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又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毁灭性的火球使近七万人死亡，伤六万余人，城市中心被完全夷平。与苏军势不可当的进攻相比，原子弹的威力无疑更令日本人感到震颤。
在天皇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外务省认为，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别无选择。陆相阿南表示反对，他说他无法接受“皇军”还必须“投降”的结果。
首相铃木见状，只得以此事无先例可循为由，把皮球踢给了会议主持人：“请求天皇陛下发表意旨。”
按照“明治宪法”，天皇对于御前会议只能点头或摇头，并无直接发表意见这一程序，更不能对大臣们提出任何忠告或建议。阿南反应很快，马上抓住这一点，抗议铃木的做法涉及违宪。
美国对日本的轰炸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部分皇宫都已经在空袭中被烧毁。天皇裕仁整天过着“冰水浇臂、毒火烧心”般的日子，哪里管得了什么违宪不违宪。铃木的皮球一踢过来，他赶紧顺势接住，然后用他那几乎毫无表情、尖细的声音，对“旷日持久的流血和暴行”进行了谴责。
裕仁的内心当然也不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尤其对宣言中“解除日本军队，惩罚战争领导人”的条款颇感不安。可是他比阿南之辈更清楚，事到如今，已不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而是必须接受，否则下场只会更惨。
于是裕仁为会议拍板：“时间已到，我们不得不容忍不可容忍的事情。”
此后，日本政府首先正式通告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诸项条件，接着天皇通过无线电广播发布了停战诏书。他们的这一决定算是很及时，因为美国很快又拿出了两颗原子弹，准备在得不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扔到日本本土。得知日本人已经服软，航空兵才没有投下原子弹或其他燃烧弹，而是在东京上空撒了传单。
虽然天皇在停战诏书中只字未提“投降”二字，但谁都明白，这不过是为了保住面子的一种好听说法而已。自此，这个号称建国两千五百多年且从未遭受过亡国命运的岛国终于自食其果，被迫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据说在关东军总司令部人员收听广播的过程中，除了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外，很多房间的室内都异常静寂，连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美国政府对日本的答复表示满意，麦克阿瑟被指定为盟军最高统帅和接受日本投降的全权代表。8月15日，麦克阿瑟与日本政府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同时发布对日停止军事行动的训令。在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少将把这一训令转交给斯大林，希望苏军也停止军事行动。
这个时候且用这种方式实现停战，并不是斯大林想要的。事实上，通过发动远东战役，他已经在国际博弈场上重新占据了主动。
波茨坦会议尤其是美国投放原子弹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的腰杆一度硬了起来。在中苏尚有六个问题议而未决的情况下，他指示中国代表团停止谈判，并坚持要在以下几点上与苏方达成一致：划定外蒙的边界；旅顺海军基地成立中苏军事委员会；向大连委派一名中国港务员。
看到蒋介石的这些表示，连杜鲁门对中苏谈判能否最终达成协议都“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正是苏军在东北的迅速推进，大大增强了斯大林在谈判桌上的优势地位。中苏谈判很快就得以恢复，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最感忧虑不安的是，以苏军的进军速度，如果不马上签约，以便在条约内对苏军的行动有所限制，那么一旦苏军占领整个东北，后果可能比不签约更糟。
斯大林紧紧抓住中方要害，在远东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就不无威胁地对宋子文说：“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将要进入满洲……”
让中共势力在东北得到发展，显然比让苏联在东北夺取权益，更让蒋介石坐卧不安。8月14日，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批准签约。这就是基本按苏联意愿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虽然依靠在抗战中的努力，中国一度被美国推为“世界四强”，但终究难改自身弱国的本质，面对强国的逼迫，能够供其回旋的余地很小。美国则不然，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其对苏态度开始趋于强硬，而且毫不动摇。有西方学者甚至把它作为冷战的开端：“（原子弹的爆炸）与其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对苏冷战的最初的主要作战之一。”
中苏谈判开始之前，杜鲁门曾拒绝蒋介石要求美国干预中苏谈判的建议。此后他却一改初衷，对中苏谈判提出了一些干涉性意见，其中包括“反对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或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与此同时，他还要求苏联在“满洲”开放问题上做出保证。
月明还有亏缺时，何况这世事人心又哪里会有沙糖到底的。美苏两国首脑其实从结盟的那一天起，就都对此有所预料，他们也一直在暗中斗法，比拼彼此的实力。到二战即将结束时，依靠“原子外交”这一利器，美国终于占到了上风——说起来真是让人吃惊，一百多万苏联红军紧赶慢赶，还是没快得过那两颗原子弹，这大概就叫作“金刚钻钓雷瓮，偏是小能降大”吧。
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为此专门刊载了关于日本停战的评论。评论中以酸溜溜的语气说道：“只把原子弹视为战胜日本的原动力，这是毫无道理的。”更重要的是下面这句话：“战争的结束，是由各盟国的共同努力所取得的。”
苏联要保留在日本战后问题上的发言权，因为它与利益紧紧相连。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苏已就海空军行动区域达成协议。双方确定以内蒙古南部、北京、长春、朝鲜半岛东北部、日本海北部三分之一处、宗谷海峡中部作为边界；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为美苏共同行动区；太平洋为美军行动区。
在远东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时，苏军三大方面军的进展状况分别为：外贝加尔方面军越过大兴安岭，进入东北平原；远东第一方面军占领了牡丹江地区的大半；远东第二方面军尚未到达佳木斯。
进展不可谓不快，但是离苏军能够到达的区域还有不小距离，也就是说仍可以继续往前面伸展。按照苏联领导人的个性，他们在这方面通常是绝不会做丝毫让步的——自己打的兔儿，哪有白白送上门给别人吃的道理？
另外，按照“雅尔塔密约”，苏联将取得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但当时苏军对南库页岛的进攻还没有取得最终结果，而对千岛群岛的登陆战更是尚未启动。
苏军总参谋部为此发表声明，称天皇发布的停战诏书只是“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而且日军仍在抵抗，因此苏联政府和军方可以认定日本没有真正投降。
从苏联的利益出发，战争还应该继续下去。于是自8月15日起，远东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外贝加尔方面军已经把作为第二梯队的第五十三集团军使用到了一线，并要求各集团军在所有战役方向上向前迅猛推进。
在日军第三方面军将主力都撤至长春、沈阳后，其外围部队实际已无法组织积极有效的抵抗。苏军一路上只需驱散零星小股日军即可，反而是行军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第十七集团军奉命向赤峰挺进，沿途多为沙丘地，而且天气异常炎热，气温一度升至48摄氏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对水的需求也迅速上升，一昼夜每人要用水二百克至三百克，每匹马接近五升（相当于五公斤）。由于执行急行军命令，后勤很快不继，缺水问题非常严重，人人唇干舌燥，疲惫不堪。
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沿铁路路基向沈阳推进。路基两旁全是泥泞的沼泽水洼，不仅轮式车，就是履带车也开不过去。坦克只能碾着枕木逐个前进，一步都离不开铁路，加上燃料奇缺，连集团军先遣支队的前进速度都下降至每昼夜四十五至五十公里。
进攻线过长必然会影响坦克部队的后勤保障，而如果让坦克停下来等待供应，又要大大降低前进速度，这始终是坦克部队在实战中所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
远东第二方面军所经历的战斗则很是激烈，尤以牡丹江方向的攻守战况十分紧张。
早在8月14日晚，山田已经收到了大本营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以参谋总长和陆相的名义发出，上面指示山田停战，但同时又说，如果还没有接到其他命令，仍然应继续执行以前的任务。
这份电报的意思实际就是告诉山田，如果苏军不进攻，你就不要打，但假若对方不肯停手，则也不能甘于束手就擒。
8月15日，日军动用上千名特攻队员发动反击，红旗第一集团军先遣支队被迫后撤。第五集团军方面，已经频频打到白刃格斗的程度，这才勉强往前推进了四至十六公里。
日军的顽强抵抗，尤其特攻战术给方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日军发动的磨刀石车站反击战中，特攻队员们身上缠着炸药包和手雷，在密集的高粱地里匍匐前进，当看到苏军坦克时，便一跃而起，扑到坦克下面，争取与之同归于尽。
除了充当“活地雷”外，有时特攻队员还会故意先把苏军放过去，再在背后打黑枪，用这种办法来使苏军遭受损失，并挫伤其进攻锐气。
不过梅列茨科夫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颇可玩味的现象，即凡是近处有日军大兵团作战的地方，特攻队的活动就特别频繁和活跃，但如果该地域的日军兵团已被肃清，则特攻队的气焰就会一落千丈。
梅列茨科夫由此认为，一个人不管属于哪个民族，集体行动都会对他起到鼓动作用。作战时，当他感觉到有别人支援的时候，自然就会提起精神，而一旦发现自己孤立无援，那劲头马上就落了下去。
日本是一个集体主义至上的民族，士兵在战斗中具有“特殊性格”和行为更是毫不奇怪。梅列茨科夫确信，问题不在民族特点上，不是说日本兵就比别的民族和国家的士兵更不怕死，实际取决于他们被愚弄和洗脑到了何种程度。
审问日俘的结果也表明，文化程度高、有相当学问的日本军人更能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本国的政策，表现狂热的仅仅是那些文化程度低、原有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不高的军人。
就梅列茨科夫自己所见，在远东战役中，他几乎没有碰到过有日本军官特别是指挥官剖腹自杀的事。
显然，要遏制特攻队气焰和劲头的办法，就是打蛇打七寸，用整体压上，首先击溃其主力兵团的抵抗。
鉴于牡丹江以东日军的抵抗越来越剧烈，梅列茨科夫下令第五集团军在继续组织正面强攻的同时，分出骑兵部队，从南面迂回牡丹江。这样一来，日军的掖河防线无形中就失去了作用。
红旗第一集团军也向牡丹江方向增强了攻击力量。就在太阳落山之前，他们击破了日军的当面防线，部分日军与其主力隔绝，被驱入偏僻山区各个歼灭。
6月15日晚，红旗第一集团军已经兵临城下。为了阻止苏军强渡牡丹江，日军被迫炸毁了两座铁路桥、爱河车站至牡丹江公路上的一座混凝土桥。
8月16日，清晨7点，红旗第一集团军所属的步兵第二十六军开始对牡丹江发动进攻。
担负牡丹江城防的，除了作为日军第一方面军预备队的第一二二师团外，还有已经被击溃的第一三五师团、第一二六师团、第一二四师团残部，以及其他部队、为数众多的特攻队。牡丹江市的防御也堪称严密，日军不但以牡丹江这条大河为天然障碍，而且又环绕城市建立了两道防线，设有大量机枪火力点。每个防御阵地前沿，均掘有宽约五米、深约三米的反坦克壕。在第一道防线的阵地前沿，更设置了地雷场和五列桩铁丝网。
即便如此，也没能挡得住苏军的凌厉攻势。上午9点，步兵第二十二师从牡丹江北部和西北市区着手，径直插入江左岸日军侧后，使得这场攻坚战的结果立刻定局。
在攻击正面，步兵第三〇〇师对爱河车站发起冲击。坦克七十七旅冲在最前面，守卫车站的日军用火炮和机枪对行进中的坦克进行了猛烈射击。坦克兵安东年科所驾驶的坦克遭到重创，坦克炮、车载机枪均中弹被毁，车长、炮手和机枪手受重伤，只有作为驾驶员的安东年科幸免。
安东年科有着苏联士兵特有的那种坚韧，他索性独骑闯关，一个人驾驶坦克向日军射击阵地直冲过去。这一冲不要紧，阵地上的数个炮班都被驱散一空，还有一些逃得慢的炮手被坦克履带给碾死了。
安东年科是第一个冲进爱河车站的坦克兵。随后坦克被日军团团包围，安东年科拒绝投降，他从舱口扔出几颗手榴弹，又用冲锋枪射击进行回答。
见活捉苏军坦克兵无望，日军只好点火焚烧。安东年科咬着牙在灼热的坦克里坚持，一直等到旅主力赶到才得以获救。
第三〇〇师攻克爱河车站后，其先头分队到达牡丹江边，在被炸毁的桥梁地域实施了强渡。
随着各个方向的苏军不断涌入市区，日军不得不逐步向市中心收缩兵力，同时逐区逐屋地与苏军展开巷战。
在这次激烈的巷战中，苏军采取了一些新的机动作战方式，其中运用得最好的一种，是用小群冲锋枪手渗透迂回日军防御分队的侧翼，以此迫使其仓皇撤退。其中，苏军士兵罗戈夫一人就用冲锋枪打死了二十多名日本兵。
在迅速打垮抵抗的关东军之后，苏联红军的坦克出现在中国东北的大街小巷。
下午5点，市区日军被全部肃清。此后，苏军兵分两路，红旗第一集团军向西北哈尔滨总方向发起进攻，第五集团军向西南宁古塔、敦化、吉林总方向发起进攻。
其他两个集团军也分别取得进展。第三十五集团军前出勃利地域，切断了日军松花江集团与牡丹江集团之间的联系。第二十五集团军已穿过吉林，深入朝鲜半岛东北部，其左翼部队在太平洋舰队的协同下，占领了北朝鲜的重要港口清津。
虽然手中持有大本营相当于可以便宜行事的电令，但面对苏军一浪高过一浪的凶猛攻势，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决策者们也是如坐针毡。8月16日，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主持召开幕僚会议，以研究今后应采取的措施。
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派持“继续抗战论”。理由是，一旦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的国体也就完了，而维护国体是关东军这些“臣下”的必行之道。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谨依圣诏论”。主张这一意见的幕僚认为，既然天皇都已经决定停战，就没有必要唱反调，遵旨执行就是。
主持会议的秦彦三郎站在“谨依圣诏论”一边。为此，他特地搬出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令，敕令中明确：“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军人的本分是为天皇尽忠守节”。
日本陆军的“幕僚政治”把一群幕僚都娇惯到了不成体统。秦彦三郎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居然仍有二愣子不服。他们紧握着军刀，一个劲地嚷嚷着要跟苏军拼到底。
眼见会上争论激烈，意见难以统一，秦彦三郎站了起来，他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地说：“我等作为军人，除了服从天皇陛下的命令外，没有其他的忠节之道。不遵从陛下圣命者，将永为乱臣贼子。主张抵抗到底的人，请把我的脑袋砍掉，然后再去干吧！”
此言一出，全场鸦雀无声，二愣子们一阵沉默，随即便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作为关东军司令官，与会的山田即席做出裁决：“谨依圣旨，立即停战。”
从“九一八”到诺蒙坎战役，关东军从来都算不上“谨依圣诏”的乖娃娃，一切服从天皇云云，很多时候不过是拿来压制对立派或摆脱束缚的一个借口。如今当然也还是借口——因为他们实在糊弄不下去了，巴不得乘“圣诏”之便赶紧把自己解脱出来。
在远东战役第一阶段中，与苏军交战的关东军只是一部分，其主力尚未投入作战。如果据此推断，似乎关东军确实还能继续打下去，然而这仅仅只是表象。
但凡头脑尚算清醒的人，都不难从前期作战尤其牡丹江防御战的过程中看出，关东军和苏军的实力差距到底有多大。试想一下，东北平原上可是连边境的筑垒地域都没有，在那样的地形条件下与苏军决战，又能有多少胜算呢？
起码有一点可以提前预见：苏军一旦把机械化部队全部推上来，关东军遭遇失败的速度，很可能就是“如冰山崩倒”“如雪点洪炉”。
山田、秦彦三郎对此心知肚明，所以这回他们再也不想听幕僚们鬼扯了。
幕僚会议刚刚开完，东京的最新指示也到了。8月16日，下午4点，关东军总司令部收到了大本营关于立即停止作战的正式命令。
山田接到命令后，立即通过长春的广播，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请求停战。
关东军想停，苏军却还是不能立即收手，因为仍未能够达到他们的既定目标。斯大林当天给杜鲁门发去亲笔信，表明了苏联想占领北海道北半部的意图。他的理由是：“日军从1918年到1922年占领了全部苏联远东地区，如果苏军不占领一部分日本本土，将有伤于苏联国民的舆论。”
斯大林说的这一段已不是日俄战争的典故，那是在日俄战争以后，一战末期发生的事。当时协约国派遣军队在俄国远东海岸登陆，以支援受到红军威胁的俄国政府，史称“西伯利亚干涉”。日军当时也参加了这一军事行动，且出动兵力占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
斯大林的意思明摆着，就是要为当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进行报复。不过他的这一动议遭到了杜鲁门干脆利落的否决。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不准备将日本像德国那样分成若干个占领区，它将完全处于美国的管制之下。”
同是总统，有了原子弹，杜鲁门连说话的气势都跟罗斯福不一样了。可这就是强者公理，即便你有天大的理由，海样的依据，到了最后，其实还是谁拳头够硬谁说了算。
好在斯大林本人从来就服这一套，一如他后来所说的：“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虽然不能与美国共同占领日本，但已经谈妥的好处还是一个都不能少。8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用无线电回答了山田关于停战的请求，要求关东军于8月20日12点以后停止战斗行动。
之所以不要求关东军立即停战，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停战协议达成以前的这段时间，尽可能地扩大苏军占领区。
山田自然是急于停战，他赶紧派秦彦三郎赶赴哈尔滨，通过当地的苏联总领事馆，向华西列夫斯基正式提出停战交涉。
紧接着，山田又把正在同苏军交战的各方面军、总司令部直辖部队的参谋长召至长春，对他们下达了停战以及解除武装的命令。
这一期间，苏军各部还在持续往前推进。8月17日，远东第二方面军在阿穆尔舰队的协同下，攻占了重要的铁路和公路枢纽、内河港口，同时也是日军松花江舰队的基地佳木斯。
8月18日，远东第二方面军发起对千岛群岛的登陆战役。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苏军在千岛群岛北部的占守岛实施登陆。
在登陆战上，苏军明显不如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有经验：登陆时电台被海水浸湿，其登陆部队在指挥上出现失灵；武器装载考虑不周，加之缺乏登陆工具，从而导致火炮和武器弹药不能及时缺载；舰队意图用炮火进行支援，但是由于日军炮兵都隐蔽在伪装得很好的混凝土工事里，舰炮的射击效果也不佳。
苏军在岛上的战斗打得非常艰苦，占据的高地曾三度易手，最后他们被压缩在了一块狭小范围内。驻岛的日军第九十一师团本来还准备动用师团主力发动全面反攻，但此时师团司令部接到了“暂停战斗，限做防御战”的命令，于是日军便暂时停止反攻，转为防御作战。
为了尽快控制协议区，苏联人几乎都想驾着筋斗云飞了。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对三大方面军下达命令，要求在道路不通的情况下，必须专门编组和派出快速支队，用快速支队来占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重要城市，而不要怕快速支队“离自己的主力太远”。
就算是主要由坦克兵、汽车兵组成的快速支队，也还是嫌慢。于是又组建了若干个空降群，这些空降群由坦克集团军所属的摩托化步兵部队和分队人员组成，每个空降群五十至五百人，负责在日军驻防的重要城市实施空降。
远东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谢拉霍夫少将被任命为方面军特命全权代表，同空降兵第一梯队一起出发，任务是向关东军提出投降条件，同时占领哈尔滨地面重要目标。
8月18日，谢拉霍夫所乘坐的运输机在哈尔滨机场上空转了个弯便开始着陆。当飞机低空降落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矮个子的日本兵在朝机场跑来。
随机的空降兵第一梯队共有约一百二十名空降兵。在飞机着陆后，其中的自动枪手立即肃清了飞机场上的日本兵，飞机库、修理厂和靠近机场的砖石建筑物也很快被予以占领。
下午5点03分，谢拉霍夫向方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发出了第一份无线电报：“空降兵在哈尔滨机场着陆，并开始执行任务。”半小时后，谢拉霍夫在机场办公室会见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在会面时，他建议秦彦三郎乘坐苏军飞机前往远东第一方面军的战斗司令部，以便商谈关东军投降事宜。秦彦三郎接受了这一建议。
8月19日上午，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军使乘飞机到达长春机场。空降群立即占领了关东军总司令部，同时下令解除长春驻军的武装。
下午，外贝加尔方面军所属的第六坦克军约二百五十名官兵空降于沈阳机场。“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日本顾问正准备飞往日本，但还没来得及飞走就当了苏军的俘虏。
溥仪（右）和一名苏军军官。准备出逃前夕，溥仪（右）已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告满洲国正式解体。
这天，秦彦三郎被苏军飞机从哈尔滨送到了谈判地点。苏军参加谈判的将帅主要有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远东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梅列茨科夫注意到，秦彦三郎剃着光头、目光阴郁，而且衬衣领口一直敞开着，就好像喘不过气来的样子。谈判过程中，这位旧日的对手总是不由自主地紧锁着双眉，皮肤松弛的脸上显露出疲倦的神情。
在谈判中，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了投降程序的要求，并指定了受降的集合点、行动路线和时间。对这些条件，秦彦三郎都全部予以接受，甚至于苏方代表每说一句话，他和其他日方人员都连连点头，显见得心理上相当消极沮丧。
谈判结束，秦彦三郎等人即乘坐苏军飞机返回长春。
在8月20日12点以后，除通信联络中断的部队外，关东军已全部解除武装。当天，苏军三大方面军的快速支队陆续进入长春、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旅顺、大连以及北朝鲜的平壤。
刚刚进驻长春的许多苏军官兵脸上都有被牛虻刺伤的痕迹，看得出路上吃了很多苦头，但是这些官兵毫不介意，其顽强的表现和冲破自然障碍的能力，令一些日军军官都为之赞叹。
8月21日，防守占守岛的第九十一师团奉命与苏方签署停火协议。8月22日，防守南库页岛的第八十八师团也奉命与苏军签署了相同的协议。
在山田向关东军各部下达停战以及解除武装的命令后，虽然各部为了尽快把命令传达下去，已经是绞尽脑汁，但由于激战和通信联络的中断，一些部队并没有能够顺利接到命令，最典型的就是虎头和东宁要塞的日军。
虎头要塞建于虎林县虎头镇周边的高地丘陵之中。在关东军的所有边境要塞里，虎头要塞的炮火力量是最强的。“关特演”期间，日本军部曾将东京湾的410毫米大口径榴弹炮拆下来，运至虎头，又将从法国购进的240毫米口径加农列车炮调给虎头守军。两大巨炮，前者最远射程是二十公里，后者最远射程可达到五十公里。当时的用途是为了一旦进攻苏联，可用以击毁对面的苏军军事基地，并断绝苏军的运输线。
不过与苏军的炮火力量相比，虎头要塞毕竟还是多有不如。第三十五集团军为了突破要塞，特地建立了一个集团军炮兵群，其中包括破坏炮兵分群、对敌炮战分群，无论是火炮数量还是整体威力，都要远远压过要塞守军。
由于战前进行了详尽的侦察，苏军的炮击非常准确，命中率很高，要塞的地面工事、交通要道、通讯设施、军营、仓库、车站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开战不久，要塞就与其上级机关以及关东军总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虎头要塞内有接近一千九百名日本人，其中的四百多人是士兵家属、满洲铁路公司员工和一些耕种组成员，实际战斗兵员为一千四百四十二人，隶属于由第五军直接指挥的第十五边防卫队。
在遭到苏军的猛击后，边防卫队不仅没有崩溃或者准备投降，而且由于他们的负隅顽抗，虎头之战持续时间之长、战斗之惨烈，都将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
虎头要塞由猛虎山、虎东山、虎北山、虎西山、虎啸山等六个抵抗枢纽部组成，另外还包括三个独立支撑点。在它的每公里正面，总计共有七个炮兵永备火力点、十二个机枪永备火力点、八个机枪土木质火力点、六个观察所、两个钢帽堡、六个掘开式炮兵阵地。
第三十五集团军对虎头要塞实施了立体攻击战。他们首先利用空中优势，调动近百架战机对各支撑点实施了长时间的轮番轰炸和低空扫射。接着，在炮兵掩护下，又以步兵集团展开地面进攻。进攻过程中，双方殊死搏杀，尤以对虎北山阵地的争夺最为激烈，两天时间内，阵地九次易守。
发现急切之下难以攻克，第三十五集团军当时便留下第一〇九筑垒地域部队，集团主力则绕过要塞，继续按计划向前推进。
筑垒地域部队由长于攻坚的步炮兵和工兵组成，专门用于对要塞进行封锁和攻克。8月13日，苏军攻上猛虎山，但是日军已经钻入了地下工事。
虎头要塞的地下工事距地面二十米左右，里面不仅建有指挥所、弹药库、兵舍、医务所、浴池、厕所、地下水道、水井等各种设施，还配备了发电所，架设着电线电灯用以照明及通讯联络。
在地下工事的重要部位，钢筋混凝土覆盖厚度达到三米。苏军一时有无从下手之感，于是便找到地下工事的烟囱、通气口，向里面投掷手榴弹或液体炸弹。地下工事内顿时浓烟滚滚，许多日军因此窒息死亡。
8月14日，苏军又攻占了虎东山及其巨炮阵地，后者在实战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比地下工事更大。
第十五边防卫队原本已经得到了关东军投降的消息。8月15日，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了天皇宣读停战诏书，但代理队长大木正大尉以骗局为由，喝令关掉了收音机。
大木正这个被洗脑过度的家伙叫嚷着要血战到底。苏军很体贴地在第一时间把机会部分赐予了他——当天，一个日军炮兵中队全部被歼。
8月16日，筑垒地域部队组成突击组，对要塞的北部抵抗枢纽部虎北山展开进攻。独兵炮兵九十七营的一个炮兵连接到命令，要以直接瞄准射击的方式，摧毁虎北山上的永备火力点。
射击阵地与日军的堑壕只隔三百米，一门炮在进入射击阵地的瞬间，牵引车驾驶员便中弹身亡。火炮倒拖着失去控制的牵引车，顺坡滑向堑壕，停在了胸墙附近。
日军向火炮投掷手雷和炸药包，想予以炸毁。在其他火炮的支援下，炮兵连连长菲利莫诺夫上尉率领一组士兵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结果在占领堑壕之后，又将火炮拖了回来。
炮兵连进行了连续两个小时的火力准备，终于摧毁了永备火力点。苏军一鼓作气攻克了虎北山，但日军仍继续固守西猛虎山、中猛虎山、东猛虎山等支撑点。
8月17日，苏军将两门203毫米火炮运至虎头地域乌苏里江右岸，使直接瞄准永备火力点射击的大威力火炮达到三十四门。一天激战下来，苏军陆续占领了虎北山西北各无名高地，虎头地域的态势得到进一步改善。
大木正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在中猛虎山的地下工事内下令“全员玉碎”，也就是全体自爆死亡。按照他的命令，日军在自己的栖息地放置炸药五十公斤，一百四十多名伤员率先“玉碎”。
8月18日，苏军下达最后通牒，敦促其投降。下午4时，被苏军俘虏的虎头港务局长森与一被作为军使，前去猛虎山主阵地劝降，不料竟被大木正的副官、一个同样冥顽不灵的疯子用军刀给劈死了。
一名苏军士兵正在为投降缴械的日军士兵进行武器登记。从表情上看，这些日本兵都很轻松。不过虎头、东宁要塞的日军显然不在此列。
日军死不肯降，苏军只得继续奉陪。8月19日，他们将所有可投入作战的火炮包括火箭炮都集中起来，对猛虎山进行不留一点缝隙的覆盖式轰击。边防卫队本部、中猛虎山和东猛虎山守军以及日军的炮兵部队全部被消灭。三天后，西猛虎山的守军也集体步入黄泉。
事情还没有完。在要塞后方的虎啸山山洞里，仍然躲着七十余名日军。8月24日，这些日本兵伺机向苏军炮兵阵地连续发射了三颗炮弹。
这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闯进来”，苏军立即予以还击，炮弹如雨点一般倾泻过去。一众捣蛋分子被吓破了胆，急忙如游鱼脱网抱头而去。
8月26日，苏军将虎啸山团团包围。虎啸山守军或弃阵而逃，或束手就擒，虎头之战方告收官。
日军第十五边防卫队除五十五人（五十三人被俘虏，两人逃回日本）生还外，其余1387人全部葬身要塞，在此避难的四百多日本平民亦在要塞内窒息死亡。
有人认为虎头之战是远东战役也是二战的最后一战，中国政府后来也在猛虎山上建立了一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碑”，但若以战斗结束的时间论，东宁其实才是二战最后的战场。
在关东军十二个边境要塞中，东宁要塞拥有两个“之最”：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自1934年起，关东军逼迫十七万中国劳工，在东宁县正面宽约一百一十公里，纵深约五十公里的地域内，构筑了庞大的军事要塞群。到1937年底，其主体工程方告竣工，而配套和附属工程直至日本战败投降也未能最后完成。实际上，东宁要塞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
“关特演”时期，东宁要塞最多时驻有三个师团、一个旅团、两个国境守备队，兵力超过十三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大量被抽调南下，要塞守备兵力锐减，但仍驻有第三军所属的三个师团和一个机动旅团。
可是两个“之最”其实并没有能够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尤其是第一个“之最”，使驻防兵力被极大稀释，除了几个主要的守备区外，其余阵地的日军都相当薄弱。
在远东战役的头两天，苏军第二十五集团军就突入第三军的防御纵深，对东宁要塞实施了迂回和封锁。此后，集团军兵分三路，开始围攻日军的各个抵抗枢纽部。
北路苏军进攻的是庙沟阵地。部署在庙沟的日军为第一三二独立混成旅团第七八六步兵大队，仅有六百六十名士兵，另外与之协同的还有东宁重炮兵联队第六中队，该中队拥有两门30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
庙沟配有巨炮和严密的防御设施，虽然人少仍可一守，但苦的是外部没有机动防御兵力与固守阵地的日军相配合。在地面和空中浓密炮火的攻击下，苏军得以突破防线，进入要塞内层。
日军全都钻入了地下工事，苏军没有土行孙的本事，无法跟着追进去，不过他们自有土行孙都想不到的法子——就像虎头要塞那样，苏军向地下工事的通风孔、排烟孔灌入了大量汽油，然后点火燃烧，同时各出入口也被投放了大量炸药。
日本兵也是真能熬。一直到8月16日，庙沟防御才最终瓦解，除逃出约三十人之外，其他近一千余人抛尸庙沟，其中相当一部分死于汽油燃烧过程中的一氧化碳中毒。
中路苏军在突破防线后，迅速攻入东宁县城。因为要完成方面军交待的战略任务，主力部队未做过多停留，就继续往前推进。
南路苏军奉命进攻胜洪山阵地。胜洪山阵地隐蔽性很强，苏军没有找到阵地在哪里，而驻守此处的第一三二旅团第七八三大队倒也乖觉，没有向苏军开火。苏军以为胜洪山已无敌情，便随集团军主力一道离开了。
在远东战役中，苏军对每个绕过的要塞都不敢放过，怕的就是里面的日军会在适当时候跳出来袭击其后勤，乃至于配合其正面部队对突前的苏军进行迂回包围。第二十五集团军在主力绕过东宁要塞的同时，留下了第一〇六筑垒地域部队负责肃清余下日军阵地。
针对东宁要塞较为坚固的特点，集团军为筑垒地域部队配备了独立大威力榴炮二二三旅、独立特大威力炮兵三十四和一〇〇营，这两支部队中有两个大威力炮兵营专门实施直接瞄准射击，以摧毁要塞内特别坚固的工事。此外，为压制日军的支撑点，第九航空集团军还派来了两个轰炸航空师，对各支撑点进行周期性轰炸。
在得到这样多方面加强的条件下，筑垒地域部队组织突击队，有步骤地肃清了各支撑点和防御枢纽部的日军。从8月15日至25日，苏军一共摧毁了日军永备火力点八十二处。
胜洪山的阵地及其驻守日军起初一直未被发现。直到8月11日，当地的一位中国农民发现了日军出没的踪迹，遂向驻扎在附近石门子的苏军进行了报告。
视野范围内居然还有漏网之鱼，而且鱼还不小，苏军听了大吃一惊，赶紧对胜洪山阵地展开围攻。
第七八三大队凭借地上地下相结合的工事进行顽抗抵抗，而苏军则主要通过炮兵实施集中攻击，有时一天发射炮弹竟达三千发。日军阵地上硝烟弥漫，因长时间呼吸浓烟，有不少日本兵都出现了中毒现象，头晕目眩乃至不思饮食，有的还必须当场进行急救。
炮击期间，胜洪山山体的岩石被削平一米多，最深的弹坑炸出十米多深，整座山几乎都已经变形了，但是苏军始终都无法顺利夺取对方阵地。
当时第七八三大队的无线电台和收音机都坏掉了，自然不知道日本已经宣布投降的事，苏军多方劝降也白搭，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着，持续了十八天之久。
后来有人打听到，日军第三军后勤参谋河野贞夫中佐曾在东宁待过，于是就用飞机将他从牡丹江接了过来。河野打着白旗走上胜洪山，向第七八三大队长斋藤俊治大尉出示天皇的终战诏书，并传达了停止战斗向苏军交出武器的命令，日军这才完全放弃抵抗。
8月30日，斋藤俊治率大队余部缴械投降，这是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的最后一次战斗，东宁要塞也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
一群苏联士兵站在松花江边的哈尔滨银行前庆祝胜利，左胸上佩戴的勋章展示着他们在远东战役中所获得的军功。
根据战后苏联情报局发布的数据，在远东战役中，苏联红军共消灭关东军8.4万人，俘虏59.3万人（包括投降在内），苏军自身损失3.2万人。
在参加远东战役的157万苏联红军中，有92人获得“苏联英雄”的称号，所有官兵都获得了“战胜日本”奖章。另外，战功卓著的部队也被授予特别称号，比如远东第一方面军中就有十六支部队被冠以“乌苏里”称号，十九支部队被冠以“哈尔滨”称号。
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当天，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了对日战争胜利的演说，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然而，在光荣和正义的背后，也混杂着一些与主题不协调或不一致的声音。
早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前，斯大林就提出了“战利品”问题。当宋子文询问“战利品”所指为何时，他又王顾左右而言其他，借故推托了过去。
等到苏军占领整个东北三省，他们开始用实际行动回答宋子文询问的“战利品”问题。抵达东北工业区的苏军不仅有系统地对粮食和其他储存物资进行没收，并且从1945年9月起，就对工业机器进行有选择地搬运。
按照中苏条约的补充记录，斯大林保证苏军会在日本投降后三周内撤退，最晚也不会拖过三个月，谈判中，苏方代表莫洛托夫口头明确为1945年12月3日以前。不料撤军期限将至，原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时任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突然派顾问斯莱特考夫斯基进行交涉，要求中苏联合经营东北百分之八十的重工业。
中方答复说，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只有在苏军完全撤退后才能开始讨论。
12月7日，斯莱特考夫斯基通知中国政府，称所有的东北工业企业均为苏军的“战利品”。马利诺夫斯基则说，如果留下这些设备，苏联要求得到这些企业的股票，并在重工业股份中占百分之五十一，在轻工业股份中占百分之四十九。他甚至还要挟说，在苏方的要求未获满足之前，不能预料苏军的撤退日期。
中苏之间不得不再次展开关于东北经济问题的拉锯式谈判。最后在国际干预和中国舆论的压力下，苏联才于1946年5月撤出东北，而这已经是日本投降8个月以后的事了。
在这一期间，苏联不顾中方反对，仍然从东北运走了大批的工业设备和其他资产。蒋介石得到的一份报告显示，苏联运走的资产占东北电力设备的百分之六十五和钢铁工业设备的百分之八十，而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矿设备则被洗劫一空，其吃相之难看，令人震惊。
1946年12月，联合国调查团做出报告，估计东北因此蒙受了8.58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如果要对被破坏的工业企业进行恢复和重建，费用更是高达二十亿美元。
苏军占领东北期间另一个广被垢病的事，便是因军纪败坏而导致的对民间的骚扰，尤其是抢掠财物、强奸妇女两项，几乎成了当地老百姓的噩梦。这也让自“九一八”起，已经被迫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东北民众颇有“才出狼窝，又入虎口”之感。
在日本人看来，苏联对日宣战则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报复。
斯大林在他的对日战争胜利演说中，分别提到了日俄战争、“西伯利亚干涉”、哈桑湖事件（也即张鼓峰事件），特别强调“日俄战争的失败，在我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悲痛的记忆，给我国染上了污点”。
斯大林把对日战争胜利，与“污点”联系起来，并且宣布，“洗去污点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扬扬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斯大林发表演说之后不久，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率领梅列茨科夫、马利诺夫斯基、诺维科夫等人，分乘几列汽车前往旅顺俄国军人公墓，对日俄战争中战死的俄国军人进行凭吊。哀乐声中，众人全体肃立默哀，还向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四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可以肯定是不义战争，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对此曾有明确表述，而且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联红军和沙俄白军都是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关系。如今正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当口，他们却突然要向自己的“阶级敌人”致敬，这就让外界有了很多猜测和重新解读的空间。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虽然获得了胜利，但非常害怕沙皇俄国进行报复。在日本政府1907年制定的国防方针中，就规定俄国为第一“想定敌国”。苏联成立后，对被其打倒推翻的沙皇俄国持否定态度，在它交给国际联盟的备忘录中甚至称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是反侵略的一方，“（日俄战争）从政治上看，起于沙皇俄国的对日侵略政策，日本预感危险而先发制人，予敌一击”。
苏联摆出这样的姿态，顿时让日本对遭到过去敌国报复的恐惧心理消除了不少。1923年，日本政府修改国防方针，从“假想敌国”中去掉了苏联。
可是人心巧伪，难以济度，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苏联做出过的那些表示，最终被证明不过是说说而已，或者是它在翅膀还未长硬之前的一种伎俩——我负责卖酒，你负责喝醉。
一些日本史学家认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就是要为当年的日俄战争复仇。
与“复仇”相联系的是“割让”。南库页岛原为俄国领土，日俄战争后，由俄国割让给日本，改称为南桦太岛。在庆祝战胜日本的公告中，斯大林声明，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就意味着要把南库页岛归还给苏联。
1946年2月，美苏两国同时发表“雅尔塔密约”，密约中的各项秘密交易第一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密约公布不久，苏联政府即宣布，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已划归苏联。
苏日对千岛群岛所属岛屿有不同理解。日本认为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国后岛、择捉岛、齿舞群岛以及色丹岛四岛并不在“雅尔塔密约”所规定的千岛群岛之列，自然也不应该被划归苏联。上述四岛亦被称为北方四岛，由此苏日两国之间产生了至今仍极富争议的北方四岛问题。
除了“复仇”“割让”，让日本人对苏联恨恨不已的，还有“西伯利亚滞留问题”。从1945年9月起，苏军以一千人为单位，将俘虏的关东军和日本侨民编成劳动大队，通过铁路用货车分期分批运往西伯利亚劳改营进行强迫劳动。
根据日本政府统计的数据，被运到苏联的日本人总数为57.5万（其中包括45.2万日军战俘）。在冰窖一般的西伯利亚，许多人病倒、冻死，甚至因不堪折磨而自杀。在大赦国际的不断要求下，到1947年底，苏联将所有外国战俘遣送回国，但大约只有一半的日本人能返回故乡。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于那些参加了侵华战争的关东军人尤其如此。1898年，沙皇俄国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大连成为俄国的租借地，并被俄国单方面定名为“关东州”。
1905年，根据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日本又取代俄国占领了“关东州”。为了对“关东州”进行管理，日本设立了关东都督府和满铁守备队，这就是最早的关东军前身。
关东军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侵华史。从“九一八”到“关特演”，在贪欲和野心的驱使下，关东军的势力不断得以膨胀，但是喧嚣之后是云烟，到头来他们还是没能逃脱作茧自缚，“毁人者自毁、侮人者自侮”的下场。
历史终究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