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同属于苏联最具有代表性的新一代将领。在苏德战争中，华西列夫斯基曾策划并指挥了许多漂亮仗，不过在那个阶段以及之前的诺蒙坎战役中，还是要数朱可夫更为耀眼一些，后者属于舞台上的中心人物。
到了远东战役，聚光灯也该打到华西列夫斯基身上了。这位优秀的幕僚长除了对作战计划进行精心谋划外，还决定在远东打一场闪电战。
日军所受的主要是攻击训练，日军条令中明确规定，进攻是战斗行动的基本类型。不过当他们被迫进入防御时，士兵顽强坚定的作战意志和不一般的单兵作战能力却在战争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到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在争夺关岛、冲绳岛等岛屿的过程中可谓伤透了脑筋。现在苏军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你就算它关东军只有八个半师团的实际战斗力，但若能依托坚固工事死守，整件事也会变得相当麻烦。
华西列夫斯基采用闪电战的打法，就是要利用其奇袭和快袭的特点，在短时间内迅速打破敌方的持久防御，以避免与关东军陷入长久的对峙和消耗。
闪电战的鼻祖是德国，但其实在以往的战史中，日本发动突袭的例子也并不鲜见。当年日俄战争中对俄国开战是这样，后来偷袭珍珠港更是如此。
不管德国还是日本，实施行动前都在政治和外交上打过烟幕弹。苏联同样具备这些条件，比如一直以来，苏联表面上都对美日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又比如，斯大林还没有在《波茨坦宣言》上签字。
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包得住——你总不可能让西伯利亚铁路停下来，而苏联远东军实力飞速增长的数据也无法完全遮掩。日本人既不聋也不瞎，肯定能从中得出日苏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结论。由此看来，苏军要达成闪电战的突然性似乎非常困难。
华西列夫斯基坚持要打闪电战，依据的还是苏德战争的例子：当时苏联也不是没有预料到会与德国人打起来，而且还做了战争准备，可是当德军发动闪电战时，苏军仍然感到措手不及。
玄机其实就在具体进攻时间的无法确定上。你一定要让对方相信，进攻他的时间是将来而不是现在，现在太平无事……
在开战前的那段日子里，苏联远东军照常在日军能观察到的地方割晒干草，军官照常疗养、休假，甚至于边境地带的居民也没有被内迁，总之关东军眼前所呈现出完全是一幅宁静和谐的画面。
华西列夫斯基还煞有介事地制订了一份7、8、9月的军事训练计划，然后让人广为散发，有意泄露给日军谍报人员。
在欺骗对方的同时，对自身的准备过程也进行了严格保密。华西列夫斯基专门制定了部队变更部署的特别规定，要求所属部队的指挥官对任何人都不得泄露军事行动的开始时间。
运到远东进行储备的军需物资，是日本参谋本部推断战争何时开始的一个重要依据。应苏联的要求，美国为苏联远东军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燃料、粮食和汽车，它们直接从苏联在太平洋的港口运抵远东。这部分物资大大缩小了从苏联中心地区运输物资的时间和数量，当然也很容易让日本人判断不准远东储备品的实数。
华西列夫斯基很清楚这一点，他特地采用了非寻常的办法来集中和储备物资，从而使得日方只能把所有的决策依据都集中在西伯利亚交通干线。
西伯利亚毕竟只有一条铁路，就算是昼夜不停，其向远东提供物资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参谋本部算来算去，所有军需物资要储备就绪也得是秋天的事了，无怪乎他们会把战争开始的时间判断为秋天。
指挥人员及作战计划同样是保密的关键步骤。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在内，参加指挥远东战役的几位苏军元帅全都奉令取下了元帅肩章。华西列夫斯基摇身一变，成了“瓦西里耶夫上将”，他的委任文书上写的也不是“远东苏军总司令”，而是“副国防人民委员”。
邮票上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历任苏军总参谋长、远东军总司令，在他任职期间，几乎经历了苏德战争中的所有重大战役。
除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外，在方面军范围内，只有方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即原来的政委）、参谋长和作战处长才被允许参加全部战役计划的拟制。到各兵种、各勤务部门，即便是最高指挥员也仅能参加所负责部分计划的拟制，而不能了解方面军的全部任务。
方面军对集团军下达命令需要通过书面指令，但接到书面指令的人员被严格限制于集团军司令员本人，后者接令后，再以亲自口述的方式对集团军发号施令。
所有作战计划、书面指令都有一个固定的存放地点，那就是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的个人保密柜。
苏军的保密工作不能说不细致不严苛，然而百密终有一疏，最后还是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
就在临开战前几天，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收到了从《红星报》编辑部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按通常的渠道送到报社的，信很薄，从外表看与几百封其他读者来信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拆开之后，信的头几行字就让什捷缅科吃惊不小。
信是一位名叫彼得罗夫的老记者写来的。他在信的开头写道：“非常情况促使我这个老头子给你们写这封信。7月末，在有二十多名与军队无关的人员在场的一个公共场所，一位军衔为中校的红军军官十分卖劲地炫耀自己，同时还泄露了军队和国家的秘密！”
让人感到格外震惊的是，军官所泄露的正是远东战役的最高机密——“据他说，目前似乎正在加紧准备对日作战，并往远东派去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群总参谋部的军官……”
彼得罗夫耳闻目睹了这一切。作为一个苏联公民，其警惕性和责任感显然都非常强，他不仅给《红星报》写了人民来信，还在信中要求对泄密者给予必要的惩戒：“要让他懂得，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比这个年轻人的个人幸福宝贵得多。”
此时正值苏军准备对日作战的最后时刻，作战计划、作战时间已经完全确定，所以什捷缅科比写信的老记者更清楚，如果这份情报被日方所掌握，给苏军造成的损失将有多大。
什捷缅科立即组织展开调查。信中所说的饶舌鬼很快就找到了，原来他是被选派到远东总司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调查过程中同时查明，此人还在那个公共场所喋喋不休地大声讲了不少其他机密，比如他的直属首长的情况，以及苏军最高统帅部在准备对日作战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
什捷缅科后来回忆，还觉得自己犹如经历了一场噩梦，因为他不知道所有这些机密是否已经传出去或到了日军谍报人员手里。
再进行调查，很幸运，除了当时的二十多个听众和老记者彼得罗夫外，饶舌鬼的话尚未能够传播到更大范围里去。
这样一个不守军队纪律、泄露最高机密的军官，别说无法再在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内找到容身之地，就算在军队的其他司令部或部门工作也不可能了。什捷缅科将他清除出了军队。
由于这件事牵涉到远东总司令部乃至华西列夫斯基，又尚未发现对苏军造成不利后果，所以总参谋部没有就此事向斯大林单独汇报。
开战的时刻日益迫近。据苏军侦察部门得到的情报，关东军的兵力数量还在继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其他异常的情况发生。什捷缅科松了口气，他确信关东军仍然被蒙在鼓里，行动的主动权始终被苏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1945年8月9日零点稍过，关东军总司令部就接到了驻牡丹江第一方面军的电话报告，电话中说：“牡丹江市遭到敌人空袭。”
半个小时后，关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长春的上空也出现了苏军轰炸机。
即便到这个时候，关东军仍未接到大本营的相关通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宣战后，虽然口头上同意日本大使馆可向东京报信，但实际上日本国内并没有能够从大使馆得到任何消息。有证据表明，是苏联政府无限期扣留了大使馆所发出的电报。
关东军在遭到空袭时，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正在大连出差，不在长春。为了做重新部署的准备，日军主力已撤离边境地区，驻扎在边境的军事力量只有先前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很多用来防御的炮兵部队也已经被调走。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对苏军发动的这场名为“八月风暴”的攻势，关东军缺乏必要的准备。
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战后供述：“苏联在8月8日这天宣战（按莫斯科时间），对关东军指挥部来说是异常突然的。”同样感到“异常突然”的还有大本营，当他们通过专用军事电话得知这一消息时，顿时惊恐万状，狼狈不堪。
战前，远东地区分散的航空兵部队都被统一起来，组成了航空集团军。远东红军一共建立了三个航空集团军，当天首批执行轰炸任务的是第九航空集团军所属的第十九轰炸军团。他们一共出动七十六架伊尔-4轰炸机，对长春等地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攻击。
如果仅从作战所依赖的天气条件上来说，8月份确实糟糕。月初以来，本来天气一直晴朗，但到8日晚，天却突然变了，东北地区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尽管如此，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元帅仍然下令第九、第十二航空集团军和太平洋舰队的航空兵部队继续执行突击任务。
8月9日拂晓，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三百四十七架苏军轰炸机对东北地区的大批军事目标、铁路枢纽乃至朝鲜的部队目标实施了轰炸，给关东军造成极大损失，其中仅第十二航空集团军就破坏了九座车站建筑物，炸毁数列载有技术兵器的列车。
诺维科夫有与日军航空部队较量的足够底气。远东的三个航空集团军共拥有飞机三千八百架，再加上太平洋舰队的海基飞机一千五百架，苏军在整个远东地区的战机达到五千三百架。除此之外，另有从西线调来的五个飞行师作为加强部队。
关东军只有一千八百架飞机，苏军飞机是它的三倍以上。这还仅仅是比数量。质量上，经过二战特别是苏德战争洗礼的苏军在技术兵器上早已实现更新换代，远东航空军从战斗机到轰炸机，再到低空支援地面部队的强击机，不仅性能优越，而且经过了西线大空战的检验。反观日机，却并没有比诺蒙坎战役时期进步多少，机型全都陈旧不堪。
伊尔-2强击机。航空史上单产量最大的军用飞机，著名的坦克杀手，是参加远东战役的主要战机之一。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苏军都优势明显，他们不怕空战。可是让诺维科夫感到不解的是，在第一天的空袭中，航空兵们在空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诺维科夫立即下令查明原因。数小时后，他得到报告：“如果不算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机场上的零星飞机，满洲实际上已没有日本飞机了。”
这就更奇怪了，难道在这一天时间里，那一千八百架飞机全像肥皂泡一样地消失啦？
又经过多方查证，诺维科夫终于弄明白，原来日军大本营为了进行本土决战，在远东战役开始的第一天，就将远东军部署在东北的几乎全部飞机都转移到了朝鲜南部和日本国内机场。
在对手缺席的情况下，苏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各航空部队开始为地面进攻部队提供空中直接支援。
关东军在东北边境上的防御部署上有一个特点，即“东强西弱”。这并不完全是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的有意为之，更多是出于实际需要。
即将发生战事的内陆面积约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关东军需要防守的三面边界长达四千四百公里。如此宽广的防御面积和防御线，决定了山田不可能有足够兵力部署于每一个区域，而必须分出重点和主次。
在防御地形上，除最东面的滨海地区外，从东到西，地障越来越多：北面有小兴安岭、黑龙江；西北面有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的各条支脉；西面不仅有大兴安岭，还有戈壁沙漠。
沙漠、草原和山岭，都不利于大兵团运动，山田由此推断，苏军将主要从东部实施突击。既然东部可能是苏军攻击的重点，自然也就是日军防守的重点。
苏军习惯把永久性大型军事要塞称为筑垒地域。关东军十七个筑垒地域，有四个在朝鲜，一个在北萨哈林（北库页岛），其余十二个边境要塞中，有八个直接针对苏联滨海地区。
山田在东部防线设置了两个梯队的部队，第一梯队主要依托于筑垒地域对苏军的进攻实施拦阻和封锁。这些地域与当地的原始森林和山地相连接，每一个都深达四十公里以上，正面宽二十到一百公里。它们不但可以加强防御，还能为进一步集中和展开兵力创造有利条件——后面不远处就是第二梯队，必要时可以拉上去作战。
山田认为，有这两道保险阀，东部防线足可确保无忧。苏军高层在讨论作战计划时，也感到要突破东部防线特别是滨海防线会比较困难。
苏联远东军此时共有三支主力，分别是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它们计划分别从三个战略方向实施向心突击，其中外贝加尔方面军自西部的外贝加尔，远东第一方面军自东部的滨海，远东第二方面军自北部的黑龙江沿岸。
有人建议采用“调虎离山”之计，由外贝加尔方面军首先实施突击，将日军兵力从滨海地区调开。如果这一方案能够付诸实施，根据幕僚们的计算，大致在战役开始后的第十天，日军就有可能将兵力从滨海调至外贝加尔。随后，远东第一方面军便可以从滨海地区顺利实施突击。
问题是，谁也不能担保日军一定会这么做。在内线的东北平原上，铁路和公路等交通线增强了关东军各部队的机动性。针对苏军“调虎离山”的方案，山田完全可以在不削弱滨海方向兵力的情况下，从其他方向调拨部队至外贝加尔。与此同时，在山田采取反突击措施后，苏军在滨海地区的行动也将失去突然性。
实际上，山田在战略上就包含了这一用意。按照关东军总司令部制订的防御计划，关东军应将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配置在边境主要防御地段，依托筑垒工事和有利地形，抗击苏军的进攻，以掩护主力机动。其他三分之二的兵力作为战役机动部队，配置在纵深，随时准备前出至受威胁的方向，以反击苏军突破并阻止其进攻。这叫作“内紧外松”。
如果调换一下次序，先由滨海攻，再由外贝加尔攻呢？结果是差不多的，也就是山田都有办法将部队从一个方向调往另一个方向，从而依次击破各方面军的进攻。
要不把所有兵力集中起来，在外贝加尔、滨海或黑龙江沿岸的任何一点率先实现突破？这种一锤子买卖更不保险。关东军就算是守不住需要退却时，也可以继续从后方特别是朝鲜获得供应，预备队的到达更会加厚其兵力密度。这样一来，苏军就无法期望迅速结束战争，并很可能遭遇到与美军相仿的困境和尴尬。
经过研究，华西列夫斯基认为，三大方面军必须同时展开进攻，而且东西部最好实施相向突击——
关东军是在不得不与其他日军单位相对隔绝的情况下作战的。要把这种相对的隔绝变成彻底的隔绝，就要在主力实施突击的同时，设法切断关东军与其后方的联系。
若从外贝加尔突击，只能迫使关东军后退，达不到包围关东军和切断前后方联系的目的。不仅如此，外贝加尔方面军右翼还将面临日军在蒙古边境的筑垒地域的威胁。
基于这一考虑，外贝加尔的突击方向被改成了外蒙古境内。作战意图也进一步明确为：通过东西部的相向突击来孤立关东军，通过北部的正面突击来协助分割和消灭关东军。
8月9日拂晓，三大方面军主力同时启动，怒涛般的向中苏边境席卷而来。
过去在西线，参战部队通常都是在相互衔接的情况下平行实施进攻，像远东战役中这样的进攻方式，自二战以来还是第一次。远东的情况异常复杂，各个方向的地理和作战状况又大不相同，在这种条件下要组织、保持和协调好各方面军之间的紧密协同，对任何一个会战指挥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后来战役的整个进展过程证明，华西列夫斯基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
从双方的布阵阵型来看，山田摆的是“东强西弱”，华西列夫斯基反其道而行之，把主攻方向选择在了关东军的西部防线，也就是外贝加尔方面军所处的外蒙古地段。
利用地形来达成进攻的突然性，是远东战役的一大特点。从地理条件上来看，外蒙古地段多为大山、原始森林和沙漠，步兵尚且难以通行，坦克就更不用说了，山田绝难想到苏军会从此处实施突击。
在西部外蒙古边界的很长一段距离内，关东军都没有构筑工事，也没有掩护部队设防。其中最为薄弱的一段，在外蒙古极右翼的张家口—北京方向，那里全是辽阔的沙漠，根本就没有日军。不过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认为，如果他的部队在这一段展开进攻，除了与大自然的困难做无效斗争外，实际毫无所得。
马利诺夫斯基的经历很是传奇，他以士兵身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作为“俄罗斯参战远征军”为法国征战。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法国不得已遣返俄军回国，只有少数特别勇猛的精兵才被允许留在“法国外籍兵团”继续助战，其中就包括马利诺夫斯基。他在外籍兵团的军事生涯一直维持到了一战结束，为此还得到了法国人颁发的勋章。
马利诺夫斯基一度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担任总教官，专门教授作战课程。此后他赶上了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新旧交替的大好时机，开始迅速崭露头角。1941年起，由少将升中将，两年后升上将，接着又荣升大将，直至1944年晋升为元帅，并荣膺苏联英雄称号。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他始终在前线，分别担任过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等职。
德国投降后，马利诺夫斯基才奉命来到远东。他认为西线的指挥经验同样适用于远东，而按照西线经验，外贝加尔方面军就应该在最能取得战果的地方，或者说一定能够摧毁敌方主力的方向上实施突击。
在马利诺夫斯基看来，内蒙的索伦方向完全符合这一要求，于是他决定把索伦作为主攻击方向。
外贝加尔方面军辖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另配属有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第十二航空集团军和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马利诺夫斯基最初计划将他的部队分成两个进攻梯队，其中坦克集团军被纳入第二梯队。
华西列夫斯基同意两个梯队的配置，但是不同意将坦克集团军列为第二梯队。他认为，这种配置将无法使坦克突击在闪电战中起到主导作用。具体来说，坦克军不仅在向东推进的速度上，会受到前面步兵的限制，同时，这一原本强大的装甲拳头也不能再支援步兵夺取和扼守要道。
坦克可掩护步兵，反过来，步兵却无法掩护坦克。华西列夫斯基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境：后面的狭隘通道和山间道路上塞满了步兵及其辎重，使得坦克根本无法向前推进。
T-34坦克。苏军早期的T-26坦克和BT坦克的表现都不突出，原因是装甲防护脆弱，容易被反坦克武器所击毁。T-34坦克专门为此而制造，它不仅拥有较厚的装甲，而且配备了强力火炮和可靠的传动装置。在苏德战争和远东战役中，苏军所使用的主战坦克都是T-34。
当然，马利诺夫斯基作如此配置也不是没有依据。在索伦方向的初始段，既没有又宽又深的黑龙江，也没有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更没有为数众多的筑垒地域。部队所要经过的是大面积的戈壁滩，无论行军还是作战都相对要容易一些，但是进入纵深就不同了。那里有大兴安岭，坦克兵要越过这样的大山，肯定会比较费劲。
对于马利诺夫斯基所提出的问题，华西列夫斯基觉得不难解决。在他看来，有经验的坦克兵完全可以克服山地障碍，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凭借坦克集团军的强突击力、高速度以及大纵深进攻的能力，出敌不意地击垮守军，从而顺利翻越大兴安岭。
从日军战史上分析，他们之前尚未抗击过大规模的坦克突击，即便是诺蒙坎战役，当时的场面和阵势也无法和现在相比。这使得日军习惯于敌方按部就班的行动和较慢的进攻速度，对不进行炮火准备就大量使用坦克进攻缺乏准备。
根据苏军所掌握的情报，关东军在大兴安岭尚未构筑好阵地，仅有少数部队占据着个别的野战工事。华西列夫斯基认定，只要让坦克兵先敌占领山间通道，则守军根本无力与坦克集团军进行对抗。
斯大林在看到华西列夫斯基代表远东总司令部所提交的意见后，认为他的理由有充分说服力，于是建议马利诺夫斯基重新考虑计划中有争议的部分。马利诺夫斯基对此表示同意，坦克集团军终于被列入了第一梯队。
8月9日，凌晨零点10分，在不经炮火和航空兵火力准备的情况下，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先遣支队和侦察支队以夜幕为掩护，同时在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境线。
4点40分，外贝加尔方面军各部从蒙古的塔布察格布拉克突击部出发，一齐向前推进。从作战态势上看，它们就好像是从一个中心点发出的无数箭头，这些箭头最后又形成了指向大兴安岭的一幅扇面。
那一带的沙漠和草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军队和坦克车辆。由于进攻突然，而且日军在这一方向上缺乏抗击的准备，所以当方面军转入作战行动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连敌人的防御工事也很少见到。
作战过程由此变得相当简单，只需T-34坦克冲上去给上几炮，或者机枪打几梭子。躲在工事里的日本兵不是被炮轰上天，就是被机枪扫死，能够侥幸跑出来的，也多数会被追上来的坦克碾成肉饼。
恶劣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苏军所必须面对的唯一大敌。这里有的是一遇刮风就像火山喷发那样烟尘滚滚的沙丘，有的是坎坷不平的盐碱地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战前，连熟悉远东地形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难以提供相应的地图，远东制图机构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为指挥员制作出必要的地理资料。
由于沿途判定方位比较困难，苏军对行军路线都用特制的路标加以标志，山丘和高地上则专门设置从远处就可以辨认的方位标志，夜间还会放上灯标。
人在戈壁滩上行走，最重要的是还得有水，尤其苏军是在烈日当空的情况下实施高强度行军，官兵普遍口干舌燥，平均过上五到十分钟就想喝一次水。
如同诺蒙坎战役一样，苏日两军一上来比拼的就不是谁更能打，而是谁的后勤补给能力更强。关东军在诺蒙坎时期不注重后勤补给，后来也基本上毫无改观，其后勤部队的士兵往往都是刚入伍的新兵，或即将退伍的老兵。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一般都不愿意做后勤主任参谋，因为那太不显眼，也太让人看不起了。
苏军则不然，他们一直把保障后勤看成是战胜敌军的一项重要因素，且从不放松对后勤干部的培养和训练。仅在1939年到1940年的两年间，苏联就新建了有关后勤方面的军事大学和军官学校。
从战备阶段起，苏联远东军就十分重视作战部队和后勤部队之间的联系及平衡问题。为了解决可能遇到的缺水问题，从6月10日到8月8日，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工程兵总共构筑了1194口水井，修复水井322口，其中仅在坦克集团军的集中和出发地域内，就挖了200多口水井，并准备了大量备用井架。
在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上，每昼夜有873口水井供水，总供水量达到15920立方米，基本保证了官兵在行军中不会遇到用水困难。
在飞机的指引和支援下，集团军的坦克洪流般汹涌向前。
战役第一天，外贝加尔方面军各部平均向前推进了五十至六十公里。坦克集团军最快，在日落之前，他们向纵深推进达一百五十公里，其先遣支队更已接近大兴安岭支脉。
苏军不管是进攻的规模、进攻的速度还是突击的方向，都在关东军的意料之外。关东军司令部判断，如果苏军以此速度继续前进，将于8月14日、15日进入长春附近，换句话说，苏联人在一周之内就可以打到关东军的老巢。已经返回长春应急的山田只得又离开长春，前往设于通化的战斗司令部进行指挥。
苏军还在继续往前快速推进，尤以坦克集团军一马当先。按照“机械军在前，坦克军在后”的原则，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内部又分成两个梯队，其中近卫机械化第九军和机械化第七军为第一梯队。在近卫机械化第九军后面跟进的，是被列为第二梯队的近卫坦克第五军。
战役一开始，坦克集团军就以疏开的行军队形前进，在十五至二十公里的沙漠地带，各军排成了四至六个平行纵队。为了帮助它们保持总的运动方向，航空部队派出了波-2飞机。
波-2飞机虽然一直难当大任，但它可以执行一些主力机型不方便完成的任务，比如在诺蒙坎战役中就被用作了袭扰机。这时它所扮演的角色是“联络机”，主要是利用了其起降距离短且能够进行超低空飞行的特点。
事实上，在坦克集团军的推进过程中，第十二航空集团军的约一千二百架战机一直在对其进行空中支援。坦克集团军中专门配备有航空兵代表和空军后勤先遣支队，他们负责为担负掩护和支援任务的航空兵准备驻扎机场。
有了驻扎机场，航空兵就可以在不脱离坦克兵团的情况下，一面根据需要对日军实施突击，一面迅速而及时地为坦克兵团提供必要的支援。
8月10日，在空军的协同下，坦克集团军主力向前推进一百至一百二十公里，已接近大兴安岭的分水岭。
就在此时，集团军司令部突然进行了一个对调，即将近卫坦克第五军调到第一梯队，原来在坦克军前面的近卫机械化第九军被移至第二梯队。
根据当时的气象预报，大兴安岭区域的天气将要恶化，集团军得加紧越过山岭，而近卫机械化第九军的燃料却已告不足。
对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相对于机械化军，坦克军的山地越野能力要更强一些。完成对调之后，集团军分三条行军路线通过大兴安岭：近卫坦克第五军、近卫机械化第九军沿同一道路，近卫机械化第七军则分成两条道路。
8月10日下午，近卫坦克第五军率先开始翻越大兴安岭。
先前设想过的困难都在翻越过程中一一出现了。例如山路有很多急弯和陡坡，有时坡度竟达30度，还有些区域，道路被大片水洼地所切断，即使履带车辆也难以通过。遇到这种情况，除了要求坦克兵必须具备熟练技能并集中全部精力外，主要还依赖于工兵的排障。
近卫坦克第五军拥有一个配属的集团军工兵旅。看到山路有急弯和陡坡乃至被阻断，工兵就用束柴和石头铺设道路。在山路越走越窄，成了羊肠小道的地方，他们会用炸药加宽路面，以保障坦克行进。
晚上11点，近卫坦克第五军先头旅到达查干达坂山口，而近卫坦克二十一旅已接近台日黑山口。
这是战役发起的第二天。当天关东军部署于西部防线的国境哨所被全部摧毁，野战部队的掩护兵力被驱散。外贝加尔方面军所属的各集团军全部已经进入东北境内，并突入边境防御的纵深。
虽然苏联早就对日宣战，但大本营迟迟下不了决心，到这时他们才回过神来。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陆相阿南惟几通过报界和电台发表谈话：“纵使茹草啖泥，匍匐山野，只要坚决战斗，相信死地自有活路……莫烦恼，勇往直前！”
话虽是这么说，实际上从大本营到关东军都相当沮丧和“烦恼”。按照关东军“东强西弱，内紧外松”的防御计划，被用于边境及中间防御地区的部队只有八个步兵师团和八个步兵旅团，而且多由原来的边境守备队改编而成。西部防线也是如此，担负西部防务的第三方面军共有八个步兵师团、三个步兵旅团和一个坦克旅团，不过根据防御计划，只有两个师团（第一一九师团、第一〇七师团）分布于边境。
原来以为苏军会进攻东部防线，没想到攻的是西部防线，更没想到才两天时间，西部防线已被打到千疮百孔，边境地域的日军防御阵地不是被迂回就是被摧毁。
主力实施机动作战的前提，是边境守军先得扛上一把，否则就算调过去也是白给。
大本营给关东军下达命令：“考虑到帝国整个战局，朝鲜是最后防线，需要绝对保住。满洲只是前进基地，在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以“王道乐土”为幌子炮制的“满洲国”，转眼之间就被不值一文地给抛弃了。
“满洲国”是关东军起家的基地，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当然不会轻而易举就予以放弃。他决定将主力集结于“满洲”纵深，在图们至长春、长春至大连的铁路线附近组织决战。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与山田的认识基本一致。他也认为关东军作战准备不足，难以进行大本营想要的那种持久战，与其放弃现有阵地，还不如调动第三方面军的全部主力，在东北平原与从西部突进的苏军作殊死一战——管它有枣无枣，先打上三竿子再说，没准还有扭转局势的一线希望呢。
后宫命令方面军主力尽快赶到长春、沈阳参加决战。方面军司令部不再增派部队前去西线主动迎击苏军，而只以目前防线上的有限兵力迟滞苏军的进攻，以便为主力调动和集结赢得时间。
关东军要抢时间，苏军更要抢时间。从8月10日晚上11点起，近卫坦克第五军继续翻越大兴安岭。坦克兵们用了七个小时，越过四十公里的一段山路，平均每小时行进五至六公里。在这种地形条件下，又是夜间行动，能达到这么快的速度，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
就在坦克军下山时，气象预报的结果应验了，大兴安岭区域的天气迅速恶化，下起了倾盆大雨。暴雨使得河流泛滥，谷地里溢满积水，行军纵队的速度也因此慢了下来。
近卫坦克第五军的军长急于下山，他试图把部队分成两个纵队，以加快下山的速度，可是不但没有成功，队形还被插乱了，在一些狭窄地点坦克发生了堵塞。
分纵队不靠谱，靠谱的还是集团军工兵旅。工兵们冒着大雨，用准备好的桁架架设了通过山洪的桥梁，并在浸水的地段加固路面和构筑徒涉场。
8月11日，近卫坦克第五军终于翻过了大兴安岭。
相比于履带车，轮式车的山地越野要逊色得多。近卫机械化第七军全部都是轮式车，在山地行进时速度较慢，因此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下山。
轮到他们下山时，行动更加困难。第七军为此采取了一些新的办法，比如坦克在下山遇到陡坡便使用钢索：钢索两端索着两辆坦克，一辆在前，一辆在后，后面的坦克进行制动刹车，以免前面的坦克下滑。汽车则采取“连锁法”，即好几辆连在一起下山。
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是从西线调过来的装甲部队，名称中的近卫，是只有特殊功勋部队才能拥有的荣誉，说明曾在苏德战场久经战阵且立下过大功。以近卫机械化第七军为例，就凭借战功先后荣获过新乌兰克勋章、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
近卫机械化第七军有过在各种地域条件下作战的经历，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地的山林地带，但是最令他们感到困难与自豪的还是此次翻越大兴安岭行动。在该军的作战日记中，对此有一段高度概括的记载：“1945年8月11日这一天，我们这个军完成了它历史上最艰巨的一次行军。”
在近卫机械化第七军之后，近卫机械化第九军也下了山。到8月12日为止，整个集团军的全部人马都越过了大兴安岭，开始向东北平原挺进。
闪电战在二战中声名显赫，但它不是没有弱点，弱点之一就是由于地面部队特别是机械化兵团推进过快，补给线会被迅速拉长。对于这一点，坦克集团军很快就感受到了。
在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大兴安岭以后，集团军距离原有的补给基地已有四百五十公里，加上地形复杂和天气变坏等原因，运送燃料的汽车难以跟上。
坦克兵团没有燃料，不亚于废铁一堆。下山后，近卫机械化第九军的二十三辆坦克、全部自行火炮和大量汽车被迫熄火，近卫机械化第三十旅只剩下七辆坦克和两个摩托化步兵连可以继续实施进攻，其他战斗单位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坦克集团军不得不暂停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方更刁钻一些，派兵截断集团军的补给部队，坦克兵团更会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德国人在苏德战争中的闪电战之所以弄得虎头蛇尾，并以惨败而告终，后勤供给线出现难以挽救的危机正是其主因之一。
幸好关东军在短时间内没有能力进行反击，也幸好坦克兵团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
第十二航空集团军动用了两个航空兵师。在大雨、浓雾以及缺乏降落场地等不利条件下，两个航空兵师共出动飞机1755架次，向坦克兵团空投了约2072吨油料和186吨弹药。
经过补充，坦克集团军又重新具备了向前突击的能力。他们一昼夜推进180公里，进入了东北平原，沿途日军均未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就在坦克集团军翻越大兴安岭的时候，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左翼部队——第三十九集团军和第三十六集团军已解决了阿尔山、海拉尔两大要塞。
在方面军的各支“箭头”中，有三支都是从西线对德战场上调过来的，除了坦克集团军外，还有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五十三集团军，这三支部队都被列入了突击集团。
第五十三集团军具有在战役纵深内机动作战的经验，它被作为第二梯队，在坦克集团军后面推进，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扩大战果。第三十九集团军则因在苏德战争中多次充当先锋，所以被部署在了第一梯队。
第三十九集团军所要突破的阿尔山要塞是西部筑垒地域之一，整座要塞绵延近四十公里，包括阿尔山、五叉沟等多处抵抗枢纽部。诺蒙坎战役后，关东军进一步认识到阿尔山在对苏作战上的战略价值，遂又在要塞里添建了许多钢筋混凝土和土木质工事。
第三十九集团军以部分兵力对要塞进行封锁，主力则翻越大兴安岭，迅速向索伦开进。这样一来，驻守阿尔山要塞的第一〇七师团就被截断了后路。
如果第一〇七师团一根筋地决心要在要塞里打到光，对苏军而言绝不是什么幸事。关键时候，那位军司令官后宫君帮了忙，他下令第一〇七师团“向新京（即长春）转移”。
还未与苏军正面交战，第一〇七师团主力便奉命撤出要塞，苦心经营多年的防御工事没有派上半点用场。
远东战役时的关东军指挥官大多表现得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后宫也不例外，当他发现第三十九集团军还在向防线纵深推进时，又急忙令第一〇七师团暂停于索伦，并从中抽出近两个联队的兵力，在索伦附近迎击第三十九集团军的先遣支队。
苏联远东军在远东战役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各部队中都建立了强大的先遣支队。第三十九集团军的先遣支队由集团军快速集群组成，支队成员搭乘汽车，并配属有轻重机枪、不同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火箭炮、自行火炮等技术兵器。显然，这些支队具有相当大的机动性和火力。
先遣汽车的汽车分为两种，一种为越野能力较强的履带车，一种为越野能力较差的轮式车。由于地形的原因，履带车远远地开在前面，而轮式车却逡巡不前或只能勉强开动，时间一长，战斗队形就拉开了。
机动性不足，就无法保证必要的前进速度。各军军长都在寻求解决办法，近卫步兵第五军军长想到了一个方案，这就是组织二号先遣支队。
二号先遣支队编成内的车辆，基本都是一些越野性能强的战车和运输车，其中每个师先遣支队都编有三个自行火炮连。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自行火炮连都是从各营抽出来的。
由于自行火炮营的燃料都已耗尽，而且远离后方，为了不因等待后勤而浪费时间，各营便临时搜罗其他战斗车辆的油料来保障一个连的需要，并把这些连编入了新的先遣支队。
二号先遣支队一夜行进八十公里，在第二天早晨投入了索伦附近的战斗。
第一〇七师团的战斗力还远不及诺蒙坎战役时期的二十三师团、第七师团，其武器装备更无法与苏军相提并论，后者仅靠几支“波波沙”冲锋枪横扫，往往就能压得一个小队的日本兵抬不起头来。
日军的长项之一是白刃战，但战场上通常的情况是，还没等他们端着刺刀靠近苏军，就已被冲锋枪给打成了窟窿。即便是到短兵相接，一定要肉搏的时候，苏军也不喜欢拼刺刀，而是爱用枪托砸，或者用匕首格斗——苏联兵几乎人手一把匕首。
与关东军掺了太多新兵和补充兵不同，第三十九集团军多为从西线调来的老兵。这些从残酷的苏德战争中厮杀出来的老兵，不仅个个凶狠善战，而且极富作战经验。他们在经过被子弹打倒的日本兵身边时，都会在日本兵身上补一刀，或是用枪再扫上一梭子。据说这时因为苏军在西线和德军作战时，起初经常背后挨黑枪，后来才总结出了这一套路。
经过两个小时的厮杀，日军不仅未能挡住先遣支队的前进，反而被打得死伤累累，最后只得退进索伦城内。
先遣支队的冲锋枪手坐上坦克兜后追击。坦克刚抵近城边，城外高地上的日军永备火力点就开了火。
坦克纵队连忙展开战斗队形，冲锋枪手成散兵线散开。在进攻分队发起冲锋之前，前来支援的炮兵通过精确射击压制了其中一个火力点，工兵则在坦克炮的掩护下，炸毁了另一个火力点。
趁日军火力减弱，各进攻分队向高地发起冲击，但是刚冲上高地，日军的永备火力点又恢复了。苏军纷纷被机枪打倒在地，冲锋只得暂时中止。
苏联士兵谢洛科索夫冲上高地，在甩掉手中的所有手榴弹后，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射孔。这也是远东战役中出现比较早的一位舍身堵枪眼的勇士。
当天也就是8月12日下午，在经过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和航空兵火力准备后，第三十九集团军主力向索伦城发起进攻，一举占领该城。战斗中日军被打死三千多人，伪满洲国军骑兵师一部以师长为首缴械投降。
苏军在进入索伦城后，后勤已远远掉队，缺乏燃料的问题又严重起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暂停进攻。鉴于第一〇七师团正在撤往新的防御地区，为加快进攻速度，近卫步兵第五军军长故技重施，决定将那些油料保障较好的部队抽出来，组成另一支先遣支队。
8月14日，新先遣支队在洮儿河撵上了第一〇七师团，并阻断了其前进的道路。
第一〇七师团面临着被合围的命运。该师团组织四次冲击，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才得以从唯一可以逃跑的北面突围。师团余部退入呼和浩特北部山区，十几天后向苏军投降。
在外贝加尔方面军左翼这一进攻段，第三十六集团军所经历的战斗更为激烈。他们的先遣支队很早就突入了海拉尔市郊，但却迟迟无法冲破日军的要塞防线。
海拉尔要塞是西部最大的筑垒地域，按照设计要求，一旦苏军发动攻势，该要塞应能抵挡苏军的进攻七天至十天，以便为后方调整部署和调动军队赢得时间。
第三十六集团军主力决定分三路向海拉尔展开进攻，南路苏军准备从海拉尔河东越过伊敏桥，然后与北、中路的苏军一起完成对海拉尔的合围。
伊敏桥是当时海拉尔贯通伊敏河东西的唯一一座公路桥梁。在察觉苏军意图后，第八十独立混成旅团紧急派十名士兵赶往伊敏桥，炸毁了大桥两端的桥体。随后赶到伊敏河东岸的南路苏军望河兴叹，合围计划未能如期实现。
8月11日，清晨6点，两架日军战斗机飞临海拉尔上空进行盘旋侦察。苏军见状，立即用分布各处的高射炮进行密集射击，两架日机随后仓皇逃离。
要进攻海拉尔要塞，就不能不争夺制空权。上午10点，苏军战机开始降临于海拉尔的东山机场。日军东山阵地的守军为此组织了多个敢死队，在隐蔽接近机场后，使用手榴弹、汽油燃烧瓶轮番对战机进行袭击。
苏军一架通信联络机被烧毁，另外一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接到报警，苏军地面部队迅速赶到机场歼灭了日军敢死队。
在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中将的亲自坐镇监督下，下午2点，中路集团军主力对要塞各阵地同时展开猛烈攻击。仅在攻打敖包山的过程中，他们就连续击毁十五个永久性火力点和二十五个混凝土碉堡，打掉指挥所一座。
到了晚上，北路苏军同样取得进展，其中一部直插海拉尔，从而完成了对海拉尔要塞的全面合围。
尽管苏军攻势凶猛，但这一天并没有能够真正攻入要塞。在所有日军要塞中，海拉尔要塞完工最早，投入经费也最多，其结构之机巧和坚固可想而知。
海拉尔市区有五个较高山丘，五个抵抗枢纽部就围绕着这些山丘而筑成。之后，设计者又利用山丘之间的空隙高地，建立了十个辅助阵地。整座要塞以抵抗枢纽部为主，以辅助阵地和外围邻近的数十个独立支撑点为策应，从北到南，一共建立了五个抵抗区。
它们分别是：敖包山、河南台（又称北山）、松山、东樱台、伊东台。前面三个抵抗区俯视苏军的进攻方向，担任要塞前卫，后面两个抵抗区作为要塞的侧翼后卫。各抵抗区互相补充炮座死角，其中河南台的火炮更可覆盖要塞的全部阵地。
自从在诺蒙坎战役中吃了苏军坦克的亏之后，关东军对坦克的防御特别重视，他们不仅在要塞外围设置了大量的防坦克障碍物，还修建有数道反坦克壕。这些反坦克壕上宽五米，底深三米，与交通壕相交，基本上将苏军挡在了抵抗区的外面。
苏军连攻三天，始终无法进入要塞的核心区域，战事处于僵持不下的胶着状态。
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幅度提高攻坚能力。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决定组建多兵种配合的强大战役集群，参加这一战役集群的除各精锐步兵师外，还包括了加农炮团、榴弹炮团、迫击炮团、独立坦克营、航空师等各种类型的特种部队。此外，方面军预备队也调来一个炮兵师进行支援。
苏军再攻敖包山，在突破外围的反坦克壕和铁刺网后，逐渐逼至对方的核心阵地附近。日军利用工事的多层次配置，一直死守硬拼，到8月13日，苏军才突破防线，杀入了对方的主阵地。又经过了一番血腥的白刃战，日军终于溃败，残敌钻进了地下工事。
海拉尔要塞不仅有地上工事，还有地下工事。这些地下工事主要就集中在敖包山、河南台，它们多数在地下十八到二十米处，且建筑规模宏大，设施完备。
河南台的地下通道长约四千二百余米，面积一万余平方米，有大小房间五十五个，是海拉尔要塞的日军指挥中心。也正是因为是指挥中枢，所以河南台的日军兵力配备最强，双方的攻防也更为激烈。
苏军根据该抵抗区西部地形较为平坦的特点，先从背后发起攻击，接着再从西南部、南部和东部实施多路夹击，但是由于河南台得到了松山的炮火配合，苏军坦克一度受阻，约有十辆坦克被击毁击伤。
参与进攻的坦克既以营为单位，当然也不在乎损失区区十辆。更多的坦克从缺口处涌入，加上炮火猛烈，日军的地面火力点被一个接一个地彻底摧毁。于是河南台的日军残部也像敖包山那样，转入了地下工事。
海拉尔要塞地下通道现存遗址（本图片源自网络）。
为了对付河南台、敖包山的“瓮中之鳖”，苏军把炸药、爆破筒、集束手榴弹、汽油等各种爆破燃烧手段都搬出来，以破坏地下通道的出入口，同时还让日俘喊话劝降，但效果并不明显。
与前两个抵抗区相比，松山、东樱台、伊东台因为没有地下通道，攻克难度要小一些，苏军甚至没有向东樱台发动正面攻击。
苏军不攻，东樱台的日军却也不敢乱动。这一抵抗区因处于伊敏河东，距其他抵抗区较远，又缺乏远程火炮，无法对其他阵地予以火力支援，所以只能眼巴巴地坐看同伴在苏军的进攻中灰飞烟灭。
熬到8月12日深夜，日军指挥官实在憋不住了，决定放弃阵地向南逃跑。可是两条小短腿又岂能跑得过坦克履带，苏军一路追击，最终在海拉尔东南约二十五公里处全歼了这股日军。
地下工事中的日军一直死守至8月17日清晨，在明白大势已去后，才挂出白旗投降。外贝加尔方面军预计在十日内攻克要塞，占领海拉尔。不计此后两三天的小型战斗，第三十六集团军共花了七天八夜。
虽然没有超出上级限定的时间范围，但苏军在海拉尔无疑打得相当吃力。仅仅一场攻坚战，就涌现了七个舍身炸碉堡的英雄，前后官兵伤亡估计在五千人左右，其中阵亡军官就有包括一名上校在内的一百四十五人。
由此可以想见，若苏军不发动闪电战，日军又都能这样依垒死守的话，苏军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见得比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军更小。
相对方面军中央和左翼而言，右翼部队的任务要轻松得多。这一侧苏军的作战对象主要是伪满洲国军和伪蒙军。这些军队装备陈旧，训练很差，大部分士兵也都是强征入伍或纯为混口饭吃的中国人，内心里根本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
当第十七集团军、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发动进攻时，守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一打就降。
至8月14日，外贝加尔方面军主力指向关东军后方的道路被完全打通。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已前出至沈阳和长春附近，而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则通过攻占东北与华北的交通线，切断了关东军和其关内战略预备队之间的联系。
在广阔战场的另一端，由远东第一方面军发动的攻势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远东第一方面军的前身是苏军滨海集群，作为战斗单位，集群比集团军还小，能够由集群直接改编为方面军，所多出来的兵员、装备和物资大部分都来自于西线的调运补充。
担任方面军司令员的是梅列茨科夫元帅。梅列茨科夫曾作为加伦的助手，出任苏联远东军参谋长，这段经历使他成为对远东地区最为熟悉、经验也最为丰富的东调将领。
邮票上的梅列茨科夫元帅。梅列茨科夫资历较深，参加过俄国内战和西班牙内战，苏芬战争后曾在短期内被斯大林提拔为苏军总参谋长。
后来加伦和梅列茨科夫同回莫斯科参加会议，梅列茨科夫因患咽炎留在了莫斯科，没有再回远东，而加伦却在两年后卷入大清洗并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梅列茨科夫其实也险些人头落地。苏德战争爆发后，他突然被逮捕入狱。审讯人员为了逼他承认意图谋反的罪名，实施了严刑拷打。梅列茨科夫被打断数根肋骨，在地上滚来滚去，其状非常之惨。
以为自己免不了要步从前老上司的后尘，不料三个月过去，他突然又被释放了。斯大林在接见他时问道：“梅列茨科夫同志，身体还好吗？”
随后梅列茨科夫才得知，德军正对列宁格勒发起猛攻。列宁格勒危在旦夕，斯大林要派他带兵去进行救援，而这恰恰救了他一命。
时事从来都诡谲难懂，比如这个时候，你能分得清谁是你的敌人，谁又是你的恩人吗？
无端被逮捕和审讯拷打的黑色经历，显然在梅列茨科夫的心中留下了阴影。在那个时候，要抓谁杀谁，都不过来自于斯大林的一句话。梅列茨科夫意识到，一定是自己不小心得罪了斯大林，从而引起了这位红色沙皇的疑忌。
教训哪！原来“当自己意见和斯大林不相同时，他就会生气”，生气了后果会很严重。那我何必还一定要坚持，乃至把自个的小命都搭上去呢？
从此，只要遇到斯大林下达指令，明明知道有些地方不切实际，梅列茨科夫也选择尽力执行。华西列夫斯基曾把他和朱可夫放在一起做对比，说梅列茨科夫决策非常“慎重”，而且一定要弄清楚“上层”的意见才会行事。
通过苏德战争，斯大林倒是对这位“救火队长”的军事指挥才能更加赏识。他非常看重梅列茨科夫在军队训练、密林地区进攻和突破永久筑垒地域方面的经验，在准备对日作战时，便决定将其调往远东。
斯大林说：“这个机灵的雅罗斯拉夫尔人一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他并非头一次在森林区作战和突破筑垒地域。”雅罗斯拉夫尔当时是苏联的一个州，但梅列茨科夫出生于莫斯科，并不是雅罗斯拉夫尔人。
梅列茨科夫自己也搞不懂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称呼自己，有人说这是因为斯大林认为雅罗斯拉夫尔这个地方的人都很精明，他可能认为梅列茨科夫的机灵配得上做一个“雅罗斯拉夫尔人”。
早在二战之前，梅列茨科夫就已经是当时苏军仅有的五名大将之一，排名仅次于朱可夫。斯大林担心如果外界知道梅列茨科夫前往远东任职，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因此在梅列茨科夫动身前往滨海地区之前，特地建议他使用假名，并暂时自称大将以便隐蔽。
梅列茨科夫表示更宁愿冒充上将，他还开玩笑地说，自己从没有戴过上将这种军衔，正好过过瘾。至于假名，梅列茨科夫使用了“马西莫克夫”，因为滨海地区的确有一个叫马西莫克夫的人，而且也是一名指挥集团军的将军。这样，即便相关信息被日本间谍所掌握，对方也不会对情报产生怀疑。
在莫斯科接受任命后，梅列茨科夫即偕同幕僚，乘坐专列前往远东。为了进行保密，他对外自称“马西莫克夫上将”，从梅列茨科夫开始，凡方面军野战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也一律以比自己的实际军衔低几级的军人名字相称。
原是特别快车的专列被伪装成了普通列车，到每一个车站前就提前挂上“票已售完”的牌子，而目的地也一直秘而不宣。除梅列茨科夫和他的少数高级幕僚外，其他随行人员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大家只能在私下里胡蒙乱猜。
梅列茨科夫的副官每隔两小时就向他报告车里说法不一的推测：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有意思的是，谁也没有提到远东。
直到专列开始转入西伯利亚，所有猜测才自生自灭，但是梅列茨科夫仍未宣布明确的目的地，自然谁也不敢多问他一声。
途中只发生了一起未遂事故。一名中校利用专列在车站停车之机，给家里打了一份电报，告诉妻子自己此刻正在何处。这份电报被有关人员截收了，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利用专列上的空闲时间，梅列茨科夫做足上任前的功课。他温习了过去曾学过的有关远东战区的知识，重新回忆了当年在苏联远东军时的戎马生涯，又浏览了一遍从莫斯科带来的相应书籍，包括对滨海地区的介绍以及远东的历史、地理和风俗。
到了滨海之后，一位从前在远东和梅列茨科夫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前来迎接，想要进行报告。趁着对方还没提到他的名字和军衔，梅列茨科夫赶紧出示了苏联统帅部签署的特别证件，上面有他的暂用军衔和姓名，事情这才没有穿帮。
第二天，梅列茨科夫给所有随他东调的军官换发了身份证，使大家名正言顺地成为“远东军人”。当天，他在滨海开了一个会，第一次向众人做自我介绍：“我叫马西莫克夫！”
会议刚一结束，就有一名军官走到“马西莫克夫”跟前问他：“您没听说人们都在谈论梅列茨科夫元帅到我们远东来了吗？”
“马西莫克夫”神色自若地回答道：“我没有听说过，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他！”
因为假身份所闹出的笑话和误会远不止一件。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上将也是梅列茨科夫过去的老同事，两人刚见面时，他发现梅列茨科夫佩戴的是上将肩章，不由得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梅列茨科夫又犯了什么错误被降了级。
普尔卡耶夫急忙指着梅列茨科夫肩头上的这两块牌子，深表同情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梅列茨科夫见怪不怪，笑了笑答道：“世间什么事都会有的。”然后便出示了特别证件。
普尔卡耶夫看了证件，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马西莫克夫”。他马上猜想到了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什么问题都不再问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梅列茨科夫并不能随便出示证件。一天他在检查完一个团的装备之后坐下来吃晚饭，团长对他的身份倒是毫不怀疑，可是布置餐桌的团长夫人还有另外几位妇女总是不停地打量他们。这可能是因为二战前她们中有人曾在远东见到过梅列茨科夫，知道他长什么样。
饭后那位团长对梅列茨科夫的副官说：“我妻子在笑我，因为她敢肯定，和我坐在一起的不是马西莫克夫将军，而是梅列茨科夫元帅。”
梅列茨科夫等人的瞒天过海之术对日军大本营和关东军的情报网起到了很大的迷惑作用。在远东战役的准备期间，虽然日本人也探听到了远东有一系列新的军人任命，但始终没能弄清这些化名者的真实身份。
从远东战役的大方向上来说，当然是“上层”下达什么指令，梅列茨科夫尽可能予以服从，但具体到战役指挥，梅列茨科夫就显示出了他特有的认真和细腻。华西列夫斯基曾称赞梅列茨科夫擅长战役准备，而且有“预见性”。
在滨海地区的日子里，梅列茨科夫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非常满。他一般会先派一批参谋去即将作战的地域进行现场勘察，以便方面军司令部从一开始就能对军队将在何处和如何展开行动，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在此之后，就会亲自驱车去熟悉部队和地形，出发前，他一般只穿便服或边防军士兵的服装，如遇必要，才随身带上相应的肩章。
滨海的许多地方道路崎岖，所乘的吉普车往往不听使唤。这时候车上的人就只得全部下车，把绳索套在自己身上，拉着车吭吭哧哧地走上几公里。
梅列茨科夫做将军已经很多年了，很少有机会碰到这种苦力活，自然是累得够呛。有一次大家在山里发现了一座小木屋，主人非常好客，请梅列茨科夫在高板床上休息。梅列茨科夫一则不愿打搅主人，二则也实在太累了，把一件毡斗篷往身上一裹，就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
根据副官计算，那几天他们一共走了三百公里山路。
为了让自己对作战地域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不管道路多么崎岖难行，梅列茨科夫都要尽量多走访几支部队。有些地方，他在二战前就曾经工作或到访过，当地一些不认识他的兵团指挥员惊奇地发现，这位无人知晓的“马西莫克夫将军”对地形竟然如此熟悉——他能够告诉司机哪里好走，车可以开得更快一些。
远东第一方面军的官兵主要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滨海集群的远东军人，另一部分是苏德战争的东调人员。在梅列茨科夫看来，二者各有优缺点，战前都需要予以积极纠正。
前者长期待在滨海，熟悉敌情和对方的防御体系，对远东战区的地形、天气等情况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由于未能参加苏德战争，导致他们普遍缺乏足够的作战经验。另一方面，主力之前被牵制在苏德战争的现实，也让他们在作战意识上偏重于防御，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实施进攻。
梅列茨科夫特地腾出一段时间，向原远东人员介绍了苏军在西线取得的作战经验，并且通过训练，着重增强他们在更复杂的情况下实施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能力。
新的技术装备配置到各兵团后，有些远东军官对在滨海地区使用重型技术兵器抱有怀疑态度，首先遭到质疑的便是坦克，他们认为滨海地形复杂，坦克没有太多的发挥余地。
梅列茨科夫除了亲自做报告，介绍坦克兵在北极等困难地域的作战经验外，还进行了有坦克部队参与的演习，用实践打消军官们的顾虑。
演习过程呈现出两极分化。凡是进行了周密准备，并仔细研究了地形和相关机械保障的坦克乘员组，在推进上都没有问题，证明坦克兵在滨海同样有用武之地。
不过也有一些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差的坦克乘员组，坦克开得非常慢，有时甚至落在步兵后面。看到这种情况，梅列茨科夫就会毫不犹豫地让这些坦克兵从头进行准备，再来一轮演习。
东调人员在西线同德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今可以巧妙地运用于滨海，这是长处，而他们的不足之处也正好是原远东人员所长，即对当地情况和敌情不够熟悉。
梅列茨科夫采取的办法，是让具有丰富远东经历的军官给东调人员上课，帮助他们了解日军的装备、战术和防御特点。组织授课的同时，方面军司令部根据滨海地区的地形、天气等特殊条件，抓紧进行了连、营、团、旅、师、军的各级演习，重点演练对筑垒地域的突破。
到远东战役开始之前，远东第一方面军沿边境线进攻的部署已经基本就绪。
三大方面军的会战，系以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为主，远东第二方面军为铺，而从作战难度上来说，远东第一方面军则又居于首位。
在1943年以后，由于苏德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关东军开始将筑垒地域改为纵深梯次配置，但在此之前，筑垒地域主要供展开进攻集团使用，而且一般都位于国界附近。
关东军在滨海前线的工事构筑最为完备，那里有八个筑垒地域，其中七个直接就在中苏交界处。这些筑垒地域大多修筑于复杂或起伏较大的地貌之上，建有永备火力点、土木火力点和地道，此外还有带掩蔽部的观察所和指挥所——只要想一想海拉尔要塞，就知道远东第一方面军承担的任务有多艰巨了。
梅列茨科夫说当他了解到滨海地区的这些敌情时，第一感觉就是“我真走运”，当然这里说的是反义。
对于方面军乃至整个远东苏军司令部而言，有关于关东军筑垒地域的情报可谓价值千金，而这些情报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旅侦察分队。
中国旅的前身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二战爆发后，关东军使用四十万兵力对抗联进行“围剿”，致使抗联遭到严重损失。到1940年冬，抗联主力被迫暂时退入苏联境内过冬。
本来抗联准备先避开关东军的“围剿”，利用冬季整训的机会补充装备和给养，等解冻后再回东北继续抗战。可是因为当时苏联正忙于对德作战，而且不久又和日本缔结了中立条约，所以抗联的请求不仅没能得到批准，到后来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了限制。他们被严禁靠近中苏边境地区，怕的就是被边境上的日本人看到，从而贻对方以口实。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终于让抗联看到了希望。因为这场战争，苏联在远东地区面临的对日战争危险得到部分解除，苏联政府开始重新评估抗联的价值。
1942年7月，斯大林做出批示，决定给予抗联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番号，这就是通常所称的中国旅，或称国际旅，抗联内部也称之为东北抗联教导旅。
中国旅的兵员总数为一千五百人，下辖四个步兵营，其中包括一个朝鲜营三个中国营，朝鲜营的营长就是后来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中国旅被列入了苏联远东军编制，官兵统一授予苏军军衔，由苏军发给军饷和装备。
也就从这时候起，苏联方面开始对中国旅进行系统军事训练，其中的一部分抗联战士还被抽调出来，接受了无线电收发、照相、测绘、跳伞等专业侦察训练，以后就组成了侦察分队。
中国旅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四为周保中，左五为金日成。
在“八月风暴”之前，按照中国旅旅长周保中的命令，侦察分队的二百八十人组成二十多支特遣队，携带电台，秘密空降至东北敌后进行战前侦察。在这些英勇无畏的特遣队员的努力下，中苏边境防线以及关东军十七个筑垒地域的情况，都无一遗漏地被传送至中国旅情报中心。
根据中国旅情报中心等各方面汇集整理的情报，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并下发了日军在东北的防御体系资料，上面详细标明了日军防御工事的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诸多细节，远东红军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
正是通过这些珍贵的情报资料，梅列茨科夫发现了敌人的弱点——关东军的滨海防线看上去几乎绵亘不断，但并非无隙可乘，实际上在筑垒地域和抵抗枢纽部之间，都有一些未设防的“间隙地”。显然，这些“间隙地”就是攻坚时可以利用的地方。
如何攻坚，是梅列茨科夫在战前需要考虑的核心内容。远东第一方面军有三十一个步兵师，比外贝加尔方面军还多四个，但快速师只有一个骑兵师。换句话说，外贝加尔方面军重在发挥机动性，追求一个快字，而远东第一方面军要的不是快，是通，其主要目标就是竭尽全力打开进攻路线。
与之相应，两个方面军在摆兵布阵上也有所不同。外贝加尔方面军是将坦克集团置于第一梯队，第一方面军是将坦克集团（具体指第十机械化军）放在第二梯队。梅列茨科夫解释他这么配置的理由：根据地形条件和敌人的防御编成，想马上有效地使用机械化部队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用于扩大第一梯队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