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围绕未来战局如何发展，日本军方内部曾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即“南进派”和“北进派”。
“南进派”主张抓紧时机向南发展，先占领中国海岸线，进而控制南洋诸岛屿。七七事变以及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正合了此辈的心意。
与“南进派”重视南方不同，“北进派”更关注北方。这一派认为苏联才是真正的肘腋之患，所以应该趁苏联国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早点发动进攻，这样才能保证伪满这一“帝国生命线”的安全和稳定。
作为对苏联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武力试探，张鼓峰和诺蒙坎两役着实吊足了“北进派”的胃口。可是正所谓“人有百巧，天有千变”，两次战役都输了，而且输得一个比一个惨。尤其是诺蒙坎战役，关东军主力居然被老毛子揍得满地找牙，都不知道该找谁说理去。
原来苏联的国力不是还不够强大，而是已经很强大。苏联红军也决非当年的俄军可比，若是贸贸然上去找碴儿，那就是老鼠钻进猫儿的窝——完全不顾死活了。
诺蒙坎战役期间，关东军司令部正以“北边振兴计划”为名，在中苏边境的八个省（按当时的区域划分）内大兴土木，扩建军事设施。经历这次战役后，他们开始意识到光是加强战备还不济事，最重要的是得扩充兵力。
广义上，“朝鲜军”的两个师团也可以被看成是关东军的一部分，不过事实上，关东军的直辖师团只有第七师团、第二十三师团。在诺蒙坎战役中，参谋本部曾想把第五师团调拨给关东军，但关东军司令部死要面子，硬是给拒绝了，结果到兵力不足时，只得从国境守备队里临时抽调。事后，这便被他们视为落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简而言之，关东军的这帮人并不认为在诺蒙坎打不过苏军，是因为技战术或者武器、情报、后勤等环节出了问题。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兵不够多，才让老毛子钻了空子。
可是扩军并不容易。七七事变之初，陆军大臣杉山元曾信誓旦旦地向天皇裕仁保证，说两个月就可以结束侵华战事，但事与愿违，战事持续两年也没能看到头。关内侵华日军由此深陷泥潭，这个时候如果要把部队抽出来给关东军，必须得有一个能说服得了人的理由才行。
理由是什么，难道是诺蒙坎战役末期，关东军那忙忙如漏网之鱼，急急似脱扣之兔的窘迫之态？
说出来都嫌丢人，还是不说吧。正好这个时候，日苏关系又出现了缓和迹象，关东军的扩军计划更加难以启齿。
想当初，日本一心想和德国军事结盟，不料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德国反而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曾是诺蒙坎战役期间，最令日本人大跌眼镜且痛心不已的一件事。
可也正是在德苏缔约之后，苏联对日本表现出了很不一样的姿态。别的不论，单是苏军在诺蒙坎战役中手下留情，网开一面的做法，就已经够让人浮想联翩了。
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德苏缔约，并不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信任关系，更多的只是相互利用。斯大林要暂时蛰伏，等待捞下面一票，所以既不想与德国为敌，也不打算跟日本对耗。至于希特勒，在不相信日本有力量抗衡苏联的情况下，表面上与苏联交好，则可以让他在东方获得安全保障，从而全力对付西欧诸国。
果不其然，在解除对苏联的后顾之忧后，希特勒随即在西方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闪电战。1939年9月，就在诺蒙坎战役即将收官之际，德国突然攻下波兰，英法不得不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搞定了波兰，德国就像一只既狡黠又凶残的猛兽，先是静伏片刻，接着再次一跃而上，并很快席卷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各国，所取得的战绩远远超过了预订计划和外界的想象。
当占有绝对优势的德国陆军磨刀霍霍，盘踞于英伦三岛对岸时，他们要实现占领英国本土的目标，看起来也不过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希特勒向全世界宣布：“最后的胜利属于德国！”
德军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波兰。这是波兰战役中正在向前推进的德军坦克部队。
知道德军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日本人在震惊和羡慕之余，忽然担心起来：如果最后胜利真的属于德国，那么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怎么办？荷兰、法国的殖民地一旦落到德国手里，又该如何处置？
这些东方殖民地当然还在英、荷、法的实际控制之下，可是在日本人想来，既然荷、法已经完蛋，英国注定要完蛋，那么接盘的就应该是他们日本，而不是德国。
其实这时的德国自己也没有完胜英国的信心，正处于骑虎难下的尴尬之中，更不可能分出力量到东南亚来攻城略地。过去，希特勒的确瞧不上日本的军事实力，然而现在这种局面，却是谁上来搭把手都是好的。再退一步说，日军总不至于比意大利的军队更不济吧？
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主动告诉原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英帝国的崩溃已经指日可待，日本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面对“南进”的诱惑以及德国抛来的橄榄枝，当政的米内内阁最初并不为之所动。已调任日本驻英大使的重光葵认为，德国虽然在欧洲大陆保持着优势，但英国却在海上占有优势，且在空中防卫上也有充分准备，这使英国起码能够在对德作战中保持不败地位。
更重要的是，英美两国不论在精神还是利害关系上都步调一致，某种程度上，英国的灭亡就意味着美国的灭亡，所以美国绝不会见危不救。一旦英国得到美国的援助，英国还将由不败地位转向胜利地位。
重光葵的意见在米内内阁内部产生了很大共鸣，然而悲哀的是，在昭和时代的日本，能够有能力左右一切的从来都是军部，而军部根本就不睬这一套。
在“南进派”的推动下，日本军部决定从速和德、意缔结同盟，并开始以一致的态度对米内内阁施加压力直至促其垮台。
在昭和时代，倒阁并不困难，只要军部翻脸即可。具体操作程序是这样的：参谋次长泽田茂找到陆相畑俊六，向他出示了“总长宫殿下”（即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盖的印章，告诉他要如何如何。然后畑俊六向内阁提出辞职，但不答应推荐继任陆相。
没有陆相，内阁就组不起来，米内内阁被迫总辞职。得到军部拥护的近卫内阁随后热闹登场，这是近卫文麿历史上第二次组阁，所以又被称为第二次近卫内阁。
近卫组阁时，德国已实际放弃了对英的登陆作战。希特勒深知登陆作战的意义，所以一再宣称登陆作战只是暂时延期，德军要么不登，一登英国佬倾刻瓦解。
知道日本人心里想的和要的是什么，德国政府更加强了对日本的游说：“日本应利用这个形势，向东南亚推进，进攻新加坡。在大英帝国崩溃之际，应该获得充分瓜分英国的权利！”
从来是福不多时，祸由人作。德国的游说让日本心痒难耐，朝野之间到处笼罩着一股必须赶快行动，不要耽误了上公共汽车的浮躁情绪。近卫之所以上台，本来就是为了满足军部的愿望，尽快与德、意缔约，再给这股大潮一推，自无懈怠之理。于是早在由近卫主持的组阁会上，就匆匆忙忙地制订了缔结三国同盟的草案。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在柏林正式签署了同盟条约。对于三国同盟，天皇和元老派本来是反对的，但经过近卫的一番说黄道白，裕仁改变初衷，决定听从内阁的意见。他为此还特别颁发诏书，表明今后日本将以三国同盟作为国策基础。
日本与德、意结盟，一方面是要“获得充分瓜分英国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已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德国，为进一步调整日苏关系找到线索。因为德国不仅拍胸脯要斡旋日苏关系，还曾大言不惭地吹嘘说在三国同盟缔结之后，有办法把苏联也拉进来。
德国的牛皮让日本人听得十分舒服，特别是给军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以德国今日所向无敌的余威，肯定不难说服苏联。
可是在三国同盟成立之后，德国承诺的一切并没有发生，苏联在对日关系上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你不肯露个笑脸，发个火也好哇，起码让我们知道你的“互不侵犯”伙伴又跟我们搭上了，而且靠得更近。
也没有！
在以往的外交问题上，苏联的表现经常是吵吵闹闹，一惊一乍。这次之所以一反常态，故作镇静，其原因是斯大林也有一个自己的小算盘。
苏联长期刺探日方情报，对于“南进派”和“北进派”的分歧再熟悉不过。对于苏联而言，“南进派”的主张肯定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斯大林对三国同盟其实乐观其成，他认为日本国内的“北守南进”论调将因此占到上风，从而促使日本更加积极地向南扩张。
如同斯大林所期冀的，日本确实在逐渐采取南进姿态，同时也在力求与苏联达成妥协，以便为南进政策的顺利实施减除后顾之忧。
在近卫内阁里，外相松冈洋右是个比首相近卫更引人注目的官员。此人名利心极强，有人评论说，松冈的行动已经跑到了军部政策的前面，与其说他是军部的傀儡，不如说他在驱使军部更合适。
正是松冈一手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此后他便开始跑苏联这条线。1941年3月下旬，松冈在访欧途中经过莫斯科，借此机会与苏联洽商，提出签订一个与德苏之间相仿的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苏联却提议以中立条约代替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要价很高。
松冈一时觉得难以接受，便离开莫斯科去了柏林。他希望德国能够从中斡旋，劝说苏联与自己签约。不料德国不但不愿意帮忙，还对日苏缔约表示极力反对。
当初德国为了把日本拉入三国同盟，才信口说了一番大话。其实希特勒根本不愿意日苏靠得过近，因为在他的计划中，德国下一个要攻击的对象不是英国，而恰恰就是苏联。
松冈狗咬尿脬空欢喜，怏怏地踏上了回国旅程。再次路过莫斯科时，他想想不甘心，于是又向苏联提出了签约的要求。苏联仍坚持原议，即不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可缔结中立条约，条件是日本必须把在库页岛获得的石油、煤炭权益交给苏联。
常言道，提姻亲如救火。松冈原先觉得要价高，是以为德国人还会替他斡旋。现在德国做了甩手掌柜，他没了后路，便反而觉得可以接受了。
1941年4月13日，日苏双方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立条约。按照条约规定，假如发生苏德战争，日本必须保持中立，而如果爆发日美战争，则苏联也要保持中立。
在中立条约签订之前，斯大林已经得到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并已从远东抽出一些兵力送到西部地区。毫无疑问，他最怕的就是在苏德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被迫两面作战。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松冈傻乎乎地投怀送抱，更令斯大林为之兴奋了。
“日苏中立条约”签署现场，伏案签字者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其背后站立者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于斯大林左首）。该条约签订后的直接受害国是中国，中国从此失去了苏联的官方援助，进入了抗战中最孤立无援、艰苦卓绝的阶段。
在条约签订之后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对日本大使馆海军武官说：“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放心地向南面推进了吧。”接着，在松冈即将从莫斯科启程回国的时候，他又突然出现在车站上为其送行，并且一边拥抱松冈，一边高兴地说了一句：“我也是亚洲人！”
时事如棋局局新，在松冈访欧的阶段，欧洲形势已与三国同盟时期大为不同。
按照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德国在巴尔干方面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权力，但是自德国发动闪电战后，巴尔干各国都相继加入德日意三国同盟，参加了所谓的轴心国阵营。
斯大林对巴尔干也有想法，希特勒这么做当然让他难以容忍。为了抵制德国在巴尔干的行动，苏联开始在苏德边境集结大军，同时对巴尔干的民族运动提供援助。
事实证明，巴尔干这个“一战的火药桶”绝非浪得虚名。到1941年春，德苏国境双方兵马云集、大战一触即发的消息已经见诸报端。
斯大林虽然调兵遣将，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不过他仰仗着与德国签有互不侵犯条约，并不认为德国会说打就打。苏联间谍佐尔格曾用无线电向莫斯科发来绝密情报，告知“德军即将发动进攻”，并断定进攻时间在6月20日左右，但还是被斯大林给忽略了。
6月22日，在事先未提出任何外交要求或最后通牒的情况下，德国采取它最为得意的闪电战方式，越过东部边界，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时间与佐尔格情报中所说的基本一致。
战争爆发时，松冈正在歌舞伎剧场举行观剧会，以欢迎到访的汪精卫。听到报告后，他立刻离开会场，进宫晋谒天皇。在报告苏德开战的消息后，他向天皇建议：“日本这时也许有必要与德国采取共同行动。”
松冈虽然促成了“日苏中立条约”，但他与军部一样，相信德国能够大胜，也因此主张日本应以三国同盟作为外交基础。简单点说，就是德国若跟苏联交好，那日本也犯不着得罪对方，而倘若德苏干架，则日本就要毫不犹豫地跟着德国人一道群殴老毛子。
天皇马上召见首相近卫。近卫说松冈的建议只是他个人的私见，他的内阁仍然遵守中立条约，不会骤然卷入战争中去。天皇听后这才松了口气。
当初缔结三国同盟时，近卫也是负责人和支持者，不过他不像松冈那样把三国同盟看得那么重，在他的概念中，缔约仅仅是个手段而已——德国人要是讲信用，真把日本当伙伴，为什么进攻苏联前事先不知会一声？
近卫和松冈的分歧，直接影响到了美日谈判。当时美国已公开宣布欧洲及美国西海岸是美国国防的前线，英国本土是前哨战，这实际上已把美国置于宣战参战的状态。也因此，美国方面想通过谈判使日本明确表态，即一旦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日本究竟站在哪一方，是中立还是为敌。
松冈要选择跟着德国，毫无疑问就是要与美国为敌。近卫觉得这种想法和做法简直太傻了：德国人吃馒头，我们帮他烧火？
在政府内部出现严重意见分歧的同时，军部内部“北进派”和“南进派”之间的争论也又一次加剧。
“北进派”采取类似于松冈的立场，主张不要管什么中立条约不中立条约，苏德开战就意味着北方苏联力量的削弱，此时应该趁机北上，配合德国攻打苏联，以消除隐患。
“南进派”说苏德开战的确是一个机会，不过不是夹击苏联的机会，而是能够从苏联的沉重压力下脱身的机会。
此时为了阻止日本继续南下，美国已率先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英国和其他在南洋拥有殖民地的西方国家也紧随其后，共同形成了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包围。“南进派”认为，苏德战争的突然爆发，让苏联无暇分身，日本正好可以大胆南进，以便从东南亚取得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打破外界的经济封锁。
“南进派”在日本海陆军尤其海军中占据了上风。各方一致同意加快南进步伐，由越南北部开始入侵越南南部。尽管知道美国人对此会不高兴，但是他们认为，打仗是打仗，谈判是谈判，不会对日美谈判有任何影响。
6月24日，日军大本营综合各方意见，发布了由陆海军共同拟订的“帝国国策纲要”。“纲要”主要坚持“南进”，但也没有放弃“北进”，更准确一点的说法是，日本想用更讨巧更投机的办法来实施“北进”。
松冈和“北进派”说要与德国相呼应，立刻参加对苏作战。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好像柿子还是涩的就要打下来吃，因此称作“涩柿主义”。
涩了的柿子好吃吗？当然不会好吃。“纲要”就此提出，不如坐山观虎斗，在德国打得苏联无力招架时再发动对苏的致命一击。
与“涩柿主义”的喻意相比，这就好像等待柿子成熟以后自动掉下来再吃一样，所以命名为“熟柿主义”。
柿子何时成熟得有一个客观标准。6月26日，参谋本部制定出了对苏战争的开战原则：估计到8月上中旬，由于德苏战争的牵制，苏联在远东的地面部队会削减一半，空军以及其他特种作战部队可望削减三分之一，这样，到9月上旬，即可对苏联动用武力。
在参谋本部内，对苏作战最积极的是作战部。他们进行了一项测算，经过测算，发现关东军届时至少要扩充到二十个至二十五个师团，才可以对苏联远东红军保持两倍的战斗力优势。
调集这么多部队到中国东北，需要进行大规模动员和运输，没个六七十天的时间进行准备是不现实的。基于这个理由，作战部主张从“国策纲要”发表之日起，就对拟调部队进行动员和集中运输。
然而这只是作战部一厢情愿的想法。陆军省的一些官员仍然反对扩充关东军，这些人坚持彻底的“熟柿主义”，也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到亲眼看着老毛子疲软下去的那一刻，一个兵都不能轻动。
要动员部队，就无法绕开陆军省，尤其是陆军省里负责基本动员的军事课。由于德国政府已两次要求日本夹攻苏联，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开始显得有些急不可耐。6月29日，他叫来陆军省军事课长真田稂一，对真田大声嚷道：“马上实施真正的动员！”喊声之大，连隔壁房间里的人都能听见。
田中以为他的威风很大，气势很足，可人家真田也不是吃素的：你凶是吧？我不睬你，看你怎么去动员。
真田的强硬态度不是没有道理。德军虽然趁苏联不备，得以迅速歼灭对方的防卫军，以怒涛汹涌之势突入苏联境内，但还不足以形成完全的压倒性优势，离判定胜负的阶段更是相距甚远。
另外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是，自苏德开战以来，苏联远东部队一直没有向西线进行大量调动。截至6月28日，一共只调动了十几个飞行中队、一个机甲军和三个狙击师。
除了陆军省，从海军、政府到天皇，在对苏作战上也都不是很热衷，眼前的这些数据更强化了他们的这一认识。在7月2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决定进攻越南南部，为此“不惜对英美一战”，对德苏战争则采取不介入的方针。
首相近卫一度非常害怕“北进派”的主张，会议开完他倒松了口气，说：“因为7月2日的决定，对北方已经不担心了。”
与军部只将美日谈判当成一种手段不同，近卫内心是希望谈判能成功的。他还很天真地认为，只要谈判取得成功，军部方面他自有办法进行控制。
御前会议在肯定南进的同时，为了安抚“北进派”，又特地做出了一个补充决定：“北方问题在适当时机给予解决。”这实际上就是给“熟柿主义”留下了后路。
性急的田中以此为由，只身跑到陆相官邸，和陆相东条英机一对一地喝起了老酒，以便劝说他对军队动员予以支持。东条果然和真田等人不同，对田中的话颇能听得进去。
经过东条的说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达成一致，确定以战前训练的名义进行局部动员。这就是关东军特别演习，简称“关特演”。
假如与苏联爆发战争，日本最为忌惮的是苏军轰炸机对其本土进行轰炸。当时日本本土的防空力量极为薄弱，参谋本部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晚上有十几架，白天有二三十架苏军轰炸机，各对东京进行几个回合轰炸的话，那么东京将会化为一片灰烬。
正在进行春季训练的关东军士兵。“关特演”的实质是以此为掩护，对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兵员扩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关特演”的名义下，统管指挥本土防空的防卫总司令部应运而生。
1936年，陆军中的一部分青年军官曾发动政变，对首相官邸发动袭击，还杀害了一批大臣。政变的第二天，天皇裕仁就下令予以镇压，这就是“二二六事件”。自此以后，裕仁一直竭力加强对陆军的控制，如今听说陆军又要成立一个新的作战指挥机关，心里马上就有了阴影。
7月3日，他问参谋总长杉山元：“现在是否需要特别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对外部的影响如何？望慎重考虑。”
杉山元赶紧将成立防卫总司令部的理由阐述了一遍。既然如此，裕仁也不便予以阻止，但是他又说：“这一机构的成立不公布吧，不对外公布吧。”
为什么不对外公布呢？裕仁的担心是：“这一机构成立之后，是否会乱用职权呢？陆军过去往往为所欲为，这一点需特别慎重。”
杉山元代表的就是陆军。他从皇宫出来后越想越不是滋味，不由得对着作战部长田中喟然长叹：“由此可见，自‘二二六事件’后，天皇对陆军是多么不信任啊！”
天皇的态度固然让人不爽，可毕竟也没有加以反对，这就不错了。7月7日，东条和杉山就军队动员一事正式上奏天皇，请其允诺。
当天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四周年纪念日，明治神宫举行了“祈祷圣战早日结束”活动，许多送夫送子上侵华战争前线的人都来到神宫，踏着石子路进行祈祷。
眼看着杉山承诺的两个月就可以结束的战争，拖到了四年还不止，天皇裕仁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以至于一提军队动员就皱眉头。当着两位陆军大佬的面，他显得很不放心地说：“这里也增兵，那里也增兵，就没有重点了。兵力过于分散不太好，而且兵力增强的结果，关东军更会乱插手了。”
裕仁内心不想增兵，更不想关东军翅膀长硬后不听使唤。可是从诺蒙坎战役的结果来看，如果不增兵，一旦对苏开战，关东军现有的兵力根本就做不成什么事。
思虑再三，天皇还是答应了陆军的要求。至此，“关特演”的一切必要手续都办完了。
就在日本军部下达第一次动员令之际，被派往德、意进行考察的军事代表团回到了日本。这个代表团以山下奉文为首。山下在谈到德苏战争的形势时，认为德国占绝对优势，并且还打着手势说：“柿子虽然是涩的，但还是把它摇下来为好。”
据说，在场的东条小声说了一句：“我能充分理解。”之后就转身走开了。
除山下外，日本驻苏使馆的预备役中将建川美次也说：“莫斯科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去过德国，一个常驻苏联，他们说的话自然要比其他人更具分量。参谋本部于是认定，苏联不可避免地要由远东向西线增兵，进攻苏联迫在眉睫。就连一向主张南进的海军都开始为对苏战争做准备，专门成立了第五舰队。
苏德战争开始时，德苏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也好，日苏签署的中立条约也罢，都没有过期，一方进攻另一方按道理是违约的。可是国际条约这东西，实际上也是防君子难防小人，而德、日、苏这三个国家哪一个也称不上君子。
互不侵犯条约尚且可以说撕毁就撕毁，比它低一个档次的中立条约就更加不保险了，何况签约方还是德国的轴心伙伴。德苏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下午，苏联远东军就在伪满东部边界上忙碌起来，他们动手把原本间隔达数百米，分散孤立的碉堡连接成了碉堡群，以进一步加强防御阵地。
此后，苏联驻日大使每隔十天就要拜访外相松冈一次，质问他日本到底能否遵守中立条约。
松冈是日苏中立条约的促成者，但他同时也是对苏开战的积极支持者——当初面对斯大林勒索时的应承有多爽快，如今咬牙切齿的表情也就有多难看。到第三次会见苏联大使时，松冈干脆说：“我认为，日苏中立条约不适用于目前进行的战争。”
松冈这样回答，人家还敢不加以戒备吗？至7月12日，远东红军只调走了五个狙击师和五个坦克旅。与苏德战争爆发时的远东兵力相比，前者只占百分之十七，后者只占三分之一。
“关特演”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动员令的传达一律禁止使用电报，连词句都特意进行了改动，比如“补充召集”改成了“临时召集”，“动员”改成了“临时编组”。原先对于应征的士兵，都要举行壮行会和送行会，现在也予以禁止。
日军挖空心思保密，苏军则使尽手段解密。尤其是“关特演”之后，苏联加强了对日的情报侦察工作，不仅派往伪满的地下情报人员显著增加，而且军用飞机的越境侦察活动也十分频繁。从7月到年末，苏联飞机的越境侦察多达三十次，是上半年的两倍。
在初步获悉“关特演”的内幕之后，苏联远东军又在碉堡群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了反坦克设施。日军坦克在诺蒙坎战役的表现其实只是一般，但是因为苏军在西部前线吃足了德军坦克的苦头，导致对坦克战特别敏感。如果不在远东挖上几道反坦克壕，设置上一些反坦克障碍物，他们自己心里都觉得不踏实。
在第四次诺蒙坎战役中，朱可夫曾选择星期天发动“八月大攻势”，并一举击垮了关东军。为了防止关东军如法炮制，一到星期天和节假日，苏联远东军地面部队都要采取严密的警戒措施，空军值班部队则要进入一级战备装态，也就是飞行员直接在飞机驾驶室里待命。
日本是一个感性的民族，岛国的政治家们在思维上也往往自相矛盾，缺乏必要的逻辑性。7月2日的御前会议就是一个典型，天皇和近卫一样，本来都希望美日谈判继续进行并取得成功，但最后做出的南进决定却是南辕北辙。
美国方面很快就获悉了这些内容，他们立即断定日本对谈判毫无诚意，谈判形势由此极度恶化。
近卫没有反思一下自己的政策是否需要做出改变或调整，他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松冈，认为正是松冈坚持要跟随德国对苏作战，才惹怒了美国。
自第二次近卫内阁组成以来，松冈到处上蹿下跳，使得内阁近乎已成为他一个人的活动舞台，这也使得身为首相的近卫十分不愤。
既然内阁已变成了“松冈内阁”，还要它何用？7月17日，近卫步米内之后尘，呈请内阁总辞职，用这种类似于自行断腕的方式，将松冈摒出了局外。
这是近卫耍的一个政治小把戏，而且非常成功。7月18日，天皇再命近卫组阁，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阁员大部分都未变动，除了倒霉的松冈，其外相一职被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所取代。
近卫让丰田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合作，共同负责美日谈判，并由他自己亲自进行指导。
一方面，近卫试图以全新的姿态与美国谈判；可是另一方面，进攻越南南部的政策不但未被取消，而且被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7月25日，日本陆军占领西贡，紧接着，海军又占领了日俄战争期间俄国舰队曾停泊的金兰湾，并在附近修筑了一座大型飞机场。
金兰湾隔海与马尼拉、新加坡相望，陆上与泰国相毗连。日军在占领金兰湾后，英美荷在南洋的殖民地已全部处于其进攻范围之内。三国闻之既惊且怒，美日谈判几乎为之中断。
日军进入西贡。当时的西贡为法国维希政府所控制，是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最后一个地区。在被日军占领之前，美国可从这里向中国运送军火、燃料及每月一万吨的援助物资。
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英美特别是英国在战略上比较被动，两国在跟日本打交道时多少还有点哄着对方的意思。恰恰是苏德战争改变了世界局势，形成了英美苏从东西两面包围德国的新格局。英美的负担迅速减轻，它们在向苏联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同时，对日本的态度也更加趋于强硬。
7月26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实施冻结令，不仅冻结了日本商社在美国的资金，还停止了对日本的全部贸易，经济制裁迅速上升为真正的经济战。
英国、荷兰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英美荷毫不留情的经济封锁，使得日本海外贸易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完全失去了市场。
日本原来在美日谈判中的主要诉求，是希望美国不要参加欧战，这样一来，其中心不得不集中在如何恢复美日经济贸易之上。
南进不易，北进也没有能够启动的苗头。看上去占有绝对优势的德军在进展上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他们的闪电战在苏联的斯摩棱斯克搁浅了，以至于到7月中旬以后，战线已呈胶着状态。
这是怎么说的呢？一帮“北进派”都被挫伤得不轻。在参谋本部“秘密战争日志”的字里行间，也逐渐出现一些充满悲观情绪的描述。有的埋怨德军不给力，“德苏战争的推移缺乏明快，有如东京的夏雨连绵不绝”。有的对苏军的抵抗能力感到吃惊，“斯大林政权的强韧性与预期相反，至少德军不打到最后，这场战争就不会结束”。
到7月底，连叫嚷得最凶的田中都改变了腔调，承认德军推进缓慢以及苏军抵抗十分顽强。
在参谋总长杉山进宫晋谒时，天皇满脸阴云地撂下一句：“‘关特演’给各国带来不良影响，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日本的处境只会越来越困难。”
他还对杉山说：“苏联远东军的西调不是越来越少了吗？这样一来，日本就难办了！关东军的动员是否也停止为好？”
从参谋本部这方面来说，并不打算就此停止“关特演”。一者充实关东军的力量，乃是他们多年来的目标，“关特演”正好是一个机会，机会错过就找不回来了。二者，就算是南进与英美作战，充实关东军也没错，起码如果北方有动静，关东军还可立于不败之地。
御前会议的决定上有言：“北方问题在适当时机给予解决。”眼看“柿子”迟迟无法“成熟”，参谋本部只得另寻“适当时机”。
杉山上奏天皇，提醒说日军大规模向中国东北运兵的举动，很有可能会被苏军看成是日军已经开战的表示，从而先发制人，提前向日本发起进攻，特别是出动空军对日本进行空袭。
正常情况下，如果日本本土遭到空袭，日军战机完全可以不待钦命就实施反击和越境作战。杉山隐含的意思，其实是想让天皇给关东军的地面部队授权，让他们也可以像航空兵一样，不根据钦命就采取实质上的作战行动。
裕仁听后未做出任何明确表示，只是再三叮嘱：“可不要乱来呀！”
天皇不表态，可以认为是默许，也可以认为是不满或不同意。过去天皇对重大问题保持沉默时，一般都是不满的意思，加上他此前几次三番，话里话外，都显露出对陆军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杉山推测，天皇不同意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杉山固然老奸巨滑，然而天皇也称得上是“个头不大心里俏”，愣是不给对方一丝一毫见缝插针的机会。
“苏军先发制人”只是参谋本部为“适当时机”找出的一个由头。不料仅仅几天之后，关东军情报主任参谋甲谷悦雄中佐就给参谋本部打来专线保密电话，报告中苏东部边境的苏军已停止使用无线电通信。
无线电不会无缘无故地静默，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要动武的前奏。杉山这个乌鸦嘴！参谋本部收到报告后，简直把魂都惊散了。
到了晚上才证明是虚惊一场。原来这并不是苏军有意为之的军事行动，而是当天发生了太阳耀斑，电离层被激发后吸收短波，破坏了无线电通信，科技界称为“德林格尔现象”。
要说陆军的反应绝对算得上机智。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随后便给东京发来电报，询问苏军如果真的大举空袭，而他又来不及请示，关东军能不能“独断专行地发动进攻”。
接到这个电台，东京方面立即回电：“反击应以在国境线内为原则，中央希望关东军能慎重行事。”
关东军这边刚刚碰壁，那边参谋本部已跟捡到宝似的，伙同着陆军省有关负责人，连夜策划出“对苏态度案”，称如果苏联对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还是应不失时机地应战。
8月3日，陆军把这一方案送交海军，希望海军能予以支持。海军尤其是其核心的军令部，这时正沉浸在准备不惜与英美决一死战的亢奋当中，最怕的就是陆军突然玩弄花招，拿着海军的拳头打海军的眼，把日本的进攻箭头重新拉向北方。
收到方案后，海军还没怎么认真研究，就没头没脑地甩过来一句：“陆军的事由陆军自己去干，单独上奏，请求圣命。”
在参谋本部看来，能主动跟海军商量方案，乃是抬举对方的表示，不料居然被海军拿来垫了舌头，这真是岂有此理。作战部长田中听到后忍不住怒气攻心，大发雷霆。
关上房门，海军在内部抓紧时间对方案进行了一番推敲，终于弄清楚原来“对苏态度案”不是求战，只是应战，如果苏联不先出手，日本就不能出手。
吃了橄榄回过味来的海军开始后悔因此得罪陆军。毕竟在他们的盘算中，以后要跟英美作战，有些时候还是少不了陆军的配合。为此，他们又赔着笑脸，向陆军表示亲近，并在“对苏态度案”的基础上，与陆军共同制订出了陆海军一致方案。
在一致方案中，相关内容被明确为：“针对苏联的进攻，从防卫出发，应不失时机地应战。”
一些激进的“北进派”认为“从防卫出发应战”过于消极，还不如“熟柿主义”。有人更是破口大骂：“这简直迂腐透顶。”可是实际上要通过这样的方案也不容易。
在大本营与政府的联络会议上，杉山因此遭到首相近卫、内相平沼、外相丰田等政府阁员的集中攻击。这个说“从防卫出发应战”乃是自明之理，弄个方案完全多余，那个说应战当然是必要的，但只能限定在遭受苏军空袭时。
内阁的这帮人个个口若悬河，牙如利剑，杉山左遮右挡，陷入了四面楚歌、穷于应付的境地。一位在议会上旁听的陆军部中佐在日记中记述道：“参谋总长当场出丑。”
好在近卫内阁对一致方案的看法基本和海军相似，认为这仅仅是个形式，翻不出多大的浪，所以方案最后还是未加任何修改就通过了。
8月6日，天皇批准了一致方案，并以“大陆命”的形式予以公布。
参谋本部以为“大陆命”可以令进攻苏联柳暗花明，却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向被他们所不屑的政府内阁只轻轻一招，就让费尽周折鼓捣出来的“大陆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原来在“大陆命”推出的同时，近卫内阁也拟订了一个“对苏外交谈判纲要”。“纲要”要求苏方严守中立条约，在远东不给日本造成威胁，其中就包括“停止对蒋介石提供援助，停止对中国共产党下达抗日命令和提供援助”。作为对等条件，日方承诺会同样遵守中立条约。
在讨论“纲要”的联络会议上，丰田提出，只要苏联遵守中立条约，日本也没有理由随意去攻打苏联。与会的陆军负责人一时无法表示反对，加上“纲要”中的各项条款都对日本有利，使得“纲要”非常顺利地在会上得以通过。
“纲要”通过的第二天，外相丰田即召见苏联驻日大使，明确告知对方：“日本将忠实地履行中立条约中所规定的各项义务。”
参谋本部完全没提防内阁还有这一手。苏联既然已经得到了日本的底线和保证，它又岂能在跟德国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来踏雷区？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命”不是多余吗？
至于陆军方面，既然在联络会议上已同意“不无缘无故地发动对苏战争”的原则，如果还要在私底下再搞一些小动作，无论在国内国外都很难通过。
终日打雀儿，却也有被老鸦鹐了眼的时候，参谋本部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企图依据“大陆命”来擦枪走火的想法只能被束之高阁。
“涩柿主义”是没戏唱了，“熟柿主义”还有希望吗？苏德前线传来的消息再次给“北进派”泼来一盆冷水：在苏联红军的顽强阻击下，德国人已差不多止步不前了。与此同时，苏联远东军也一直未大量西调，所谓出兵苏联的“适当时机”始终无法出现。
参谋本部判断，德苏战争年内肯定无法结束。尽管他们制订过时间表，要在9月上旬进攻苏联，也曾誓言“不管德苏战争进展如何，都要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内，解决北方领土”，可在现实面前，他们还是死心了。
8月9日，参谋本部决定：“在本年内对苏联不行使武力，无论德苏战争如何，日本将专心致力于南方。”
参谋本部从此一心一意专注于南方战线，也就是采取陆军省的方针。这一改变标志着“南进派”的主张已全面压倒“北进派”，日本海陆军都开始积极筹备向太平洋地区发动进攻。在当时通过的“帝国陆军作战要纲”中，就有这么一条：“对南方以11月末为目标，完成对英美的战备。”
在此之前，“关特演”一直在加快推进当中。经过接连两次大规模动员，大批二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预备役青壮年被征召入伍。这些新兵大部分被编入了关东军。满铁负责部队的运输，前后总共连续运了四十二天，单是满铁的牡丹江铁道局，每天到达的军用列车就有四十列之多。在中国东北的铁路车站、海港码头上，一时之间，到处都拥挤着刚刚入伍的日本兵。
在诺蒙坎战役时期，关东军只拥有两个直辖师团，诺蒙坎战役结束后不久，更是仅剩一个驻扎师团（重组后的第二十三师团）和六个独立守备大队。“关特演”使得关东军迅速膨胀起来，仅直辖师团就增加到十三个，其中多为番号在一百以内的甲种师团，再加上独立守备队、国境守备队和其他特种配属部队，总兵力共计七十万，占当时日本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这是关东军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心肥了之后，气焰通常也会跟着一道涨。曾经在诺蒙坎战役中输得一塌糊涂的关东军声言，如果让他们“对付北方敌人”，完全有把握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关键时刻，军部却对“关特演”喊了停，原本至少扩充二十个至二十五个师团的计划，才进行了一半就戛然而止。关东军司令部对此当然不开心、不高兴，可是也无可奈何。他们就像酒醉的螃蟹一样，全身都动不了，只能用眼睛死死瞪着对面的苏联远东军。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举一动都能触及苏联的敏感神经。在这方面，超级间谍佐尔格和他的间谍网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佐尔格间谍生涯末期最得意的情报，就是探知了7月2日御前会议中关于日军的南进内容。
当时松冈还在公开说南北方都将爆发战火，但佐尔格很有把握地向莫斯科报告：日本南进是确定无疑的，而北进只是虚张声势。
佐尔格的情况让斯大林松了口气，不过仍不敢从远东大量调兵，甚至在日本政府承诺会遵守中立条约以后还是如此。
9月14日，佐尔格再次报告莫斯科，认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除非以下三种情况发生：莫斯科陷落、关东军的规模三倍于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西伯利亚爆发内战。
10月中旬，佐尔格的间谍网暴露，他本人在东京被日本警察特高课逮捕，三年后遭到处决。
邮票中的佐尔格形象。这位德俄混血儿是20世纪最著名的苏联间谍，具有出神入化的间谍技能，为莫斯科提供了许多日方的绝密情报。
佐尔格被捕前的情报引起了苏联政府的重视。经过研判，他在情报中所说的三种情况暂时都没有发生的可能。正好这个时候莫斯科战役打响，苏军在西线急需大量兵力，苏联遂接连不断地从远东抽调部队，其中就包括曾参加过张鼓峰战役的步兵师。
在抽走老部队的同时，苏联又用“顶缺填陷”的办法向远东派遣了一批新编部队。这些部队的士兵没有任何军事基础，在到达目的地之后，才立即开始接受初步训练。
到1941年末，苏联远东红军估计有二十三个步兵师，总兵力达八十万左右，数量上比已经扩充的关东军还多十万。不过其中有八个步兵师，也就是二十多万兵力是新编部队。如果日苏当时发生战争，仅就兵员而言，日军并不处于下风。
关东军司令部仍期待着对苏联发动进攻，以报当年诺蒙坎落败之仇，然而局势的发展已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12月8日，日本海军对珍珠港的偷袭获得成功，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大本营的指挥重心也随之南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任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向苏联驻日大使强调：“日本将继续遵守日苏中立条约。”
这对斯大林来说无疑是个重大利好，但他又生怕日本言不由衷，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偷偷进攻苏联。为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苏联远东军的多数航空部队就进入了二级战备，飞行员们冒着严寒在飞机旁待命。地面部队更加不敢稍有懈怠，边界苏军阵地上的所有碉堡都进入了随时可以射击的临战状态。
日军大本营其实同样担心苏联从背后发动攻击。关东军接到的指示是：“大体维持现状，加强防卫，严密警戒，尽量避免发生战争。”
虽然规定只能防不能攻，但关东军司令部一直没有忘记加强对苏作战的筹划。在日本陆军的南线作战暂告一段落后，关东军司令部新设了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装甲军和第一军司令部，并任命山下奉文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
山下因在马来新加坡战役中大败盟军而一战成名，被称为“马来之虎”。阿南之前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担负侵华正面战场上的指挥主责。二人的走马上任，很自然是加强对苏防卫的一个重大措施。
针对这一情况，莫斯科方面做出了相应调整。继远东军区被改组为远东方面军后，外贝加尔军区也被改组为外贝加尔方面军。按照苏联军事制度的规定，军区只是本区域内的驻防兵团，改组为方面军后，就成了作战兵团。
两个方面军原来都缺乏有作战经验的指挥人员。苏联政府采取换岗的办法，将远东部队的指挥员调到西线进行实战锻炼，他们的职位则由已同德国打过仗的将军和军官代替。
从苏联的整个布局来看，重点还是放在西线，东线能不抽兵就尽量不抽兵，但这也要视具定情况而定。苏德战争的第二年，也就是1942年，苏军迎来了他们最为艰苦的时期。5月，德军发动新的攻势，苏军在从南到北的全部战场都遭遇了致命的失败。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战役之初，德军进展顺利，苏军一直被对方逼到了伏尔加河岸边。
危急时刻，斯大林下达命令：“绝不后退一步！”同时继莫斯科战役之后，再次从远东地区大量抽调兵力。据战后公布的资料，当时仅从远东方面军就抽走了八个步兵师。
这些抽走的步兵师有些就是原来的新编部队，只是经过训练，他们已经算是老部队了。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远东地区已成为培训新兵的一个基地。苏联在战后发布的一份军事文件中称：“对正在同德军作战的部队来说，远东是培养各种熟练干部的一所特殊大学。”
和上次一样，苏联还是一边抽调老部队，一边填充新编部队。经过补差，到1942年末，远东总兵力仍维持在七十五万人左右。
天自有安排处，不会着饿老鸦去吃草。一度被冰封的“熟柿主义”似乎又有了开启的可能，关东军的情绪也重新高涨起来。10月1日，他们组编了关东军总司令部，由山田乙三出任总司令官。总司令部内新设第五课，以秦彦三郎出任机关长，主要负责对苏联开展情报工作。
在总司令部的作战室里，连对苏蒙军发动攻击的路线、作战态势图都描绘好了。第五课的工作之一，也是准备在关东军占领西伯利亚后，处理可能面临的经济、治安等问题。
大家眼巴巴地望着苏德战场，就等那里的柿子掉下来，好一齐动手。可是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想多了。
至9月底，德军一直打到了斯大林格勒附近，但随后就遇到了补给线过长所导致的补给困难，严寒的气候更令他们伤透脑筋。
借助于“冬将军”的发威以及从远东增加的大量兵援，苏军终于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1943年1月31日，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集团军全军覆灭，苏德战场的局势得以根本扭转。
以这次胜利为起点，苏军开始发动反攻，一路向西推进。由于战局好转，远东这所训练新兵的“特殊大学”的压力也逐渐减轻。1943年上半年，苏联从远东调往西线的部队只有一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其主要作用也已不是救急，而是扩大战果。比如派更多骑兵到西线，为的就是利用骑兵快速奔跑的能力，追歼正在败退的德军。
到同年下半年，苏军把成批兵力调往西线的情况就几乎再也看不到了。这一切都昭示着，“熟柿主义”里的柿子已没有成熟的可能。
曾经侥幸得手的冒险家们没有一个能跳得出天罗地网。在太平洋战场，日军也从初期的节节胜利中滑落下来，开始露出原形。1942年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役中遭遇惨败，从此一蹶不振。
在此后的瓜岛战役中，日本陆军也被打了个稀里哗啦。第七师团第二十八联队是参加过诺蒙坎战役的部队，结果其遭遇比诺蒙坎时还要惨，首轮就差点被美军全歼。1943年2月，以日军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为标志，美军终于转入了战略反攻。
关东军是一个庞大的兵源仓库。处于如此困境之下，日军大本营当然不会再为了防备苏联而让这个仓库闲着，于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兵力抽调便开始了。
1943年10月，陆军省将关东军所属的第二方面军、第二军、机甲军司令部调往南方。当时为了填补由于第二方面军调出而出现的空额，大本营还下令新设了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但是第二军和机甲军司令部的空额都未能得到补充。
11月，又有八个单位以上的独立守备队、特种配属部队被调往南方战线，而且全部是有借无还，有抽无补。
关东军和南方陆军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自无扣住兵力不放之理。可是兵力如此抽法，以后该如何对付苏联远东军呢？
关东军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保持沉静。”这一口号的基本含义是，不管如何抽兵，关东军在表面上仍要装出强大的样子，不能暴露自己的弱点，同时要谨慎从事，别说不能刺激对方，就算是受到对方的刺激，“叔可忍婶不可忍”的时候也得强迫自己一忍再忍。
所幸苏联暂时还没有想挑事的打算。在1943年底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针对英美希望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要求，斯大林表示了委婉的拒绝。他认为，苏联远东军的现有兵力用于防守是足够的，但如果要发动攻势，则必须把现有兵力再增加三倍，而后者只有在迫使德国投降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斯大林并不会真的等到德国投降，才考虑对日开战。1944年6月上旬，英美盟军在诺曼底成功实施登陆，从而开辟出了欧洲第二战场。第二战场开辟后，苏军很快越过国境线，杀入了东欧。从这时候起，苏联从远东运往西线的兵力逐渐减少，调到远东的兵力开始不断增多。
与此同时，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完全转移到了美军手里。日军接连丢失了塞班岛、关岛等岛屿，菲律宾也岌岌可危。如此紧张的局势，使得日军大本营抽兵的手都不敢停，关东军又有几个精锐师团先后被调往南方。
一边在抽血，一边在补血，一边是谨小慎微，大气不敢稍喘，一边是我行我素，敢于也乐于制造出点麻烦。7月至8月，苏联红军两次深入中国东北境内的日军阵地，关东军都未做出任何强烈反应。
大本营在得悉消息后，还怕关东军憋不住跳出来，又打电报过来重申：“特别要坚持绝对不诉诸武力的方针，极力避免向这一方向调动兵力。”按照他们的指示，即便由国境警备队把守的后方高地被苏军占领，关东军也不能擅自反击。
想想三年前“关特演”的时候，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变着法都想找出一点对苏开战的理由，如今这帮人对苏联却连碰也不敢碰一碰，真的已经是胆小如鼠了。
7月13日，由中国内地起飞的美军轰炸机对鞍山炼钢厂进行了突袭。9月8日，又突袭了一次。关东军按捺不住，便打算出口气——借这个机会，让一直未对英美宣战的“满洲国”向英美宣战。
就这么一点近似于意淫的念头，大本营也以可能会给苏联造成过度刺激为由给否决了。
9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天大本营给关东军下达了“对苏作战要点”，提出要利用“满洲”地域辽阔的特点，阻止苏军的进攻。倘万不得已，也一定要在“满洲”东南部至北朝鲜一带进行长期坚持。
与以往的对苏作战计划相比，新的计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核心思想已经变成了“全面的持久战”。这样关东军就由进攻型转为了防御型。
正在检验步枪的日本女工。太平洋战争中后期，尽管日本动员了其国内的全部资源，但力不从心之状也已显露无遗。
就在关东军把自己缩成一团刺猬的时候，斯大林在对日开战方面又有了新的提法。10月，在同丘吉尔、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等人举行的会谈中，斯大林表示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苏联将对日本发动进攻，条件是盟国必须提供足够的后勤物资，以及让苏联在中国获得相应权益。
以此作为背景，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的这一天，斯大林发表公开演讲，直斥日本为侵略国。这是自太平洋战争以来，斯大林第一次做此表示。日本参谋本部研判认为，此举实际上是在为苏联对日作战合法化制造“前奏曲”。
面对苏联的咄咄逼人，关东军能做的除了装孙子，还是装孙子。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3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关东军的部队已被调走大半，而且这些调走的部队大部分都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另外，关东军所贮备的军用物资有三分之一被调回国内，阿南、山下等一大批军事指挥官也都奉命离开了“满洲”。连内囊都空了，试问他们还能拿什么来跟人家斗？
1945年1月，苏军从东，美英法盟军从西，对德军实施两面夹击，二战初期曾经不可一世的轴心国俨然已成十八层地狱的苦鬼。
眼看击败德国战败已经没有任何悬念，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晤，对一系列重大事宜进行协商，其中极为瞩目的一项议题就是对日作战问题。
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惨烈战况，令英美两国感到，如果没有苏联参战，要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非常困难。根据预测，在德国投降后，美军至少要拖上十八个月，才能结束在日本本土的战斗，而且还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
在会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正是基于缩短对日战争时间，“减少美国士兵生命与金钱之损失”的需要，竭力劝说斯大林尽快对日宣战。
早在几个月前的会谈中，斯大林就透露了他的计划。雅尔塔会议对此进行了确认，即以德国被彻底击败为起点，苏军将在三个月后加入对日作战。作为报偿，英美首脑同意了苏联提出的三个条件：维持外蒙现状；恢复日俄战争中日本所取得的中国权益；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
从一战到二战，大国把小国拿出来议价并且牺牲小国的事例不胜枚举。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战胜国，可是又都无一例外地被出卖了利益。由于这部分内容侵犯中国权益太大，会前除英美苏之外的其他国家对此都不甚知情，因此该部分内容也有“雅尔塔密约”之称。
“雅尔塔密约”还需要中国政府接受才可以最终成立，而蒋介石对其中侵害中国权益的条款自然是坚决反对。为了迫使蒋介石接受密约，斯大林一面让罗斯福做说客和施加压力，一面向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凡是苏军开进的地方（具体指东北），中国的行政机构都将由蒋介石建立。
斯大林实在是太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蒋介石真正担心的东西了。在美苏双方的外交攻势下，除了对租借旅顺尚不能认可外，蒋介石已经基本默认了密约的全部条款。在中苏正式谈判之前，作为谈判代表的宋子文曾估计，谈判的主要困难只会集中在对旅顺港的租借问题上。可是他过于低估了斯大林对远东的胃口和谈判手段。
斯大林会谈中完全撕下了与美英谈判时装绅士的一面，整个人都表现得十分狰狞可怕。谈判刚刚开始，他就把“雅尔塔密约”的文件往宋子文面前狠狠一掷，态度盛气凌人：“你看过这东西没有？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
实际上，中苏当时对“雅尔塔密约”就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维持外蒙现状”，苏方的理解是承认外蒙古独立，中方的理解则是，外蒙古虽然已经事实独立，而且那里只驻有苏军，没有中国军队，但在法律上，中国仍应作为外蒙古的宗主国。此外，在中蒙边界的划定、对旅顺港的管理、东北铁路的使用等问题上，双方也有较大分歧。
谈判进入了十分艰苦的阶段，中方代表反复讨价还价，也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但始终没法满足苏联的要求。
在此期间，日本参谋本部也得到了苏联将对日宣战的情报。他们并不怀疑苏联会对日宣战这一点，所抱有疑问的主要是“三个月之后”这个时间——不可能这么快吧，“熟柿主义”让我们等了多久？
日本人由己及彼，猜测苏联可能会在日军被美军打到“瓜熟蒂落，不堪一击”的时候再对日宣战，而不会正好在德国投降后的三个月之内。
宣战的时间待定，但苏联正在一步步将日本向墙角处挤压，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即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将部署在欧洲的军队大批运往远东。据参谋本部侦察，西伯利亚铁路的运兵车每天至少有十列。
4月5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通知驻苏大使佐藤，称苏联将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
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签订，该条约的有效期为五年，如果不延长，条约就将在一年后失效。参谋本部认为，这是斯大林继指责日本为侵略国后，准备对日参战的第二个步骤。
5月8日，德国终于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至此，苏联对日参战就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从5月8日往后推三个月，就是8月。这是远东的雨季，其天气条件并不适合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仅仅为了一个雅尔塔会议的承诺，苏军真的会在这样的不良天气条件下发动进攻？而且准备上也来不及啊！
经过研究，日军大本营继续保留了先前的推测。他们认为苏军不太可能在三个月后乃至年内对日本发动进攻，不过在8、9月份之间完成作战准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可以肯定，苏军已在为开战做准备，己方当然也不能含糊。5月30日，大本营命令关东军完全转入临战状态，同时拟订新的对苏作战要点，作为关东军备战的指导方针。
新要点相比于原要点又退了一步。它立足于日本本土决战，规定即使整个“满洲”放弃四分之三，关东军也要以持久战的方式，在中国东北与朝鲜交界的通化附近一带坚守。
6月4日，刚刚上任不久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根据天皇的命令，专程赶到大连，向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传达要点，同时就战局问题与他们交换了意见。
山田赶快奉命行动起来。6月14日，他在位于长春（时称新京）的关东军总司令部召开了兵团长会议，敦促所属各部加紧备战。
改变作战部署，并不像在棋盘上摆棋子那么简单。多年来，关东军都是以进攻的姿态在中苏边境加强战备，突然要让他们把散布在“满洲国”东部、北部的部队撤到南部和西部，同时还要转移军需物资、重新修筑防守阵地，岂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最后一项，材料缺、人员缺，什么都缺，让总司令部备感焦虑和不安。
经过一番筹划，山田决定对原关东军筑城部予以加强和改编，重新组建成关东军建设团，然后以建设团为主，在通化一带进行城防构筑，重点是修建最后抵抗阵地的复廊工事。
从6月末开始，关东军又动员了三万伪满洲国军，强抓了一批劳工，试图加快进展。人是有了，但建筑材料还是不足，加上期限实在太短，所以一直到7月末，这些工程中的大部分仍停留于纸面计划。
相对而言，兵力配备要比军事工程来得方便。大本营通过由中国关内战场抽调、重新组建和动员等措施，使原本已近乎于空壳的关东军扩充至七十五万人，师团有二十四个。
不过这些新组建部队不管编制还是装备、素质都极差，里面居然还有十几万人没有枪，新兵则不是年龄偏大，就是太小。按照陆军省的评价，其战斗力尚不及以前精锐师团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以换算，那二十四个师团也仅相当于过去的八个半师团。有人称他们是“用竹枪武装起来的不堪一击的纸老虎”。
与此同时，大批作战经验丰富的苏军劲旅被从西线调到东线。自5月起，苏联远东军的实力更呈直线上升之势，到7月末，关东军估计远东红军的总兵力与上一年相比，已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一百三十万人。部队全部进行了换装，装备有新式的T-34坦克和其他技术兵器。
二战结束后，一位苏军军官听到关东军的这个估计后，歪着头笑了：“（苏联远东军的兵力数量）实际上比关东军估计的还要多。”
7月17日，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美英苏三国举行首脑会议，史称波茨坦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发布了《波茨坦宣言》。这个共同宣言劝告日本无条件投降，声明如不投降，将给予日本以最后的打击，使日本本土完全毁灭。
由于苏联当时尚未公开对日宣战，所以未在宣言上签名，最后确定由三国共同发表，即美英中三国——中国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讨论，但宣言发表前，已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
《波茨坦宣言》发表后，日军大本营对苏联的态势重新进行了研究。尽管中立条约还有一年的有效期，然而鉴于西伯利亚铁路的军事运输越来越活跃，大本营估计苏联完全有可能伺机参加宣言，也就是对日开战。
原本以为苏军在年内不太可能发动进攻，现在“综合军政方面情况来看，今年秋天苏联极有可能对日本采取行动”。
出席波茨坦会议的三国首脑，自左至右，分别为英国首相艾德礼、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也称“苏联总理”）斯大林。
秋天就要到9月份了，这说明大本营仍然不相信苏军会在8月份动手。他们认为过了雨季之后，天气较为干燥，那个时候更适合于苏军发动攻击。
相比于大本营，关东军的判断更为乐观。他们相信即便到了秋天，苏联的行动也只会限制于小打小闹，因为不等到11月，苏联远东军的后方部队不可能做到完全集结。
11月，中苏边境已经冰封雪冻，同样是不适宜于打仗。照此推演，苏军的大规模进攻非得等到第二年（1946年）春天开冻以后不可。
俗语道，梦是心头想。与其说这些都是关东军的推测，不如说是他们想要的推测更好。正如关东军参谋草地卓吾所言：“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如果苏联马上来打，我们真难以应付。倘若再过一段时间，（关东军）在编制、装备、训练上或有所改进。”
于是关东军的上上下下便只能心存侥幸：“但愿苏军在今冬以前不来打！”
日军大本营和关东军都不会想到，斯大林所设定的对日开战时间就在8月份，即他们估计的进攻准备期内。
7月16日，波茨坦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杜鲁门在柏林接到了一份绝密电报：“确诊尚未完成，但结果满意且超出预计。”这是事先设置的暗语，表明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试验成功。
苏联也正在加紧研制他们自己的原子弹，而且情报机构打听到了美国的进展程度。这就使得斯大林得以同时获悉了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
本来苏联对日宣战是以中苏签约作为先决条件的，斯大林本人曾多次强调这一点。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美国靠原子弹就能迫使日本投降，自然用不着苏联出兵了，如此一来，苏联在中苏谈判中也必然会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不得不决定提前开战。当天，他从波茨坦打电话到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指名要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接听电话。
华西列夫斯基在苏德战争期间任苏军总参谋长。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时，他正作为远东苏军总指挥部的最高负责人，在远东秘密制订作战计划和进行作战准备。
在电话中，斯大林先是查问战役准备得怎么样，接着便征询对方的意见：能否提前十天完成战役准备。
在此之前，斯大林就曾要求华西列夫斯基想办法缩短准备期。当时华西列夫斯基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不必把汽车调运到远东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在与美国接洽后，美国同意像二战时那样支援大量汽车，并运至苏联的远东港口。这一难题这才得以迎刃而解。
现在斯大林还要缩短准备期，华西列夫斯基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招了。他向斯大林报告说，部队的集中以及一切必备物资的调运都不许可这样做。
战争自有战争的规律，经历过苏德战争的斯大林对此非常清楚，他只得同意了华西列夫斯基的意见。
另一方面，斯大林又竭力装作对原子弹的事情毫不知晓。会议期间，苏联军事代表安东诺夫上将仍然向英美盟国表示，苏联出兵的具体日期要视中苏谈判的具体日期而定，意思是希望美国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其接受谈判条件。
可是原子弹的试验成功已经完全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想法，即对日战争必须在苏联的帮助下才能取得胜利。有了这张新冒出来的“王牌”，杜鲁门顿时精神大振，在整个波茨坦会议召开期间，他所担心的主要问题，都不再是苏联是否出兵，而是德国赔款和如何控制东欧。
杜鲁门一直忍着不向苏联人透露他的秘密。直到7月24日会议快结束时，他才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苏联翻译面前：“请你告诉大元帅（指斯大林），我们已经制造出了威力很大的爆炸物，准备用来打日本，我们想用它来使战争结束。”
斯大林不动声色地回答说，他希望杜鲁门“会很好地利用它来对付日本”。
实际上，斯大林的内心早就急得像一座烧着了的老房子了。他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在美国投下原子弹后，远东已不再需要苏联出兵介入，那将意味着他在远东两手空空，无利可图。
斯大林对日开战的心情变得非常迫切。7月30日，《波茨坦宣言》发表后的第四天，华西列夫斯基被正式任命为远东苏军总司令。自8月1日起，所有远东红军皆归他一体指挥。
这时的日本其实只有两条路可走，即要么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要么承受毁灭性的军事打击，可是它却始终处于迷迷瞪瞪的状态。当然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美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这使他们对《波茨坦宣言》采取了漠视的态度，时任首相铃木贯太郎说：“我认为这个宣告只是重复了《开罗宣言》，因此政府不必予以重视。”
军方认为苏军最早也要到9月份才会发动进攻，内阁和天皇更天真，居然还幻想得到斯大林的帮助，以苏联从中调停的方式，来与美国单独媾和。在天皇的建议下，日本政府向苏联提出，拟派近卫为特别代表赴莫斯科进行会谈。苏联外交部立即表示对近卫不予接待，并且说他们无法弄清日本所谓的和平建议条款。
吃了人家的闭门羹后，外相东乡还不甘心，仍打电话给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让他再努把力，“促使苏联热情对待特使”，并且一再提醒对方：“此事若是错过，可能铸成千年之恨。”
日本的选择，只应了那句老话“猪羊入屠户家，一步步去寻死路”。因为苏联对日本的求和表示，不仅装聋作哑，而且一个字都没有向英美中等盟国透露。盟国领袖们得出的印象就是，日本已经拒绝了《波茨坦宣言》。
杜鲁门认为：“现在没有选择余地。”第一批投弹目标得到批准。8月6日，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被投向广岛。
直到此时，日本政府仍没有意识到事情有多么严重，甚至铃木首相最初都不相信报告中所说的一枚炸弹会有多大的危害性。日本军部更是认定这种炸弹只是一种特异性炸弹，其效果并不如美方宣传的那样恐怖，“不足惧”。
倒是斯大林马上反应过来，判断在核武器的威慑下，日本很快就会投降。8月7日，美国向广岛投入原子弹的第二天，斯大林向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从8月9日开始对日作战的命令。
当华西列夫斯基接到命令时，苏联远东军在军事上仍未做好充分准备。除了高级指挥人员尚未完全到位外，人员物资也还在集结中。事实上，直到远东战役开始后好几天，运送士兵、飞机、车辆、燃料和其他重型武器的列车，仍然在沿着西伯利亚铁路源源不断地开往远东。
可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为了“不错过时机”，斯大林必须立即对日本开战。
莫斯科时间8月8日下午5点，求见一再遭拒的日本驻苏大使佐藤终于“有幸”被召至克里姆林宫会谈。佐藤走后，大使馆内的年轻人私下预测：假如今天的会谈时间较长，日苏关系还稍稍有保持的希望；若短时间结束，就一定要坏事。
5点半稍过一点，佐藤就结束会谈乘车返回使馆。从使馆到克里姆林宫之间的行程约需十分钟，也就是说真正的会谈过程只进行了二十分钟。
佐藤带回来的也果然是坏消息。在见面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只冷冰冰地向他朗读了宣战书：“苏联从明日即8月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在中立条约尚未过期的情况下，苏联宣战的理由是“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宣言》”，苏联对日作战可以尽可能快地结束战争。佐藤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于是特意追问道：“所谓自8月9日起为进入战争状态的时间，是否意味着8月8日是和平状态，自9日起为战争状态？”莫洛托夫答道：“是这样的。”
苏联外交部最初通知佐藤会面的时间是下午8点，临时改到5点，是为了与苏联远东军的进攻时间相一致：莫斯科时间8月8日下午5点，相当于日本时间8月9日零时。
在苏军发动进攻的前夜，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打电话，要对军队的准备情况进行汇报。斯大林的助手答复说，斯大林正在看电影，不能打扰，他要报告的话，也要晚一些时候再报告。
斯大林爱看电影，也经常看电影，新上演的影片尤其是战争片，几乎没有一部不看。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大军马上就要开始进攻啦，还为了看一部电影而连三军司令的报告都不顾？
这或许可以说明一点，斯大林已别无选择。事到如今，不管你华西列夫斯基在准备上还有什么问题，都得给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