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定格在1939年8月20日，这就是苏军大反攻的起始时间，比关东军计划中的“第四次诺蒙坎战役”整整提前了四天。
日子是朱可夫特地选定的。当天是星期天，按照苏军要过冬，短期内不会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预判，日军前线实行了星期休假，将校级军官有一半轮流去了海拉尔。包括第六军司令官荻洲在内，前沿日军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军官缺员。
凌晨2点45分，朱可夫将准备投入反攻的命令传达到一线连队，这时对面的日军阵地仍然是一片沉寂。
也难怪，白天有大炮和坦克联手攻击，晚上有袭扰机和蚊子作祟，除了在海拉尔休假的那帮特殊阶层，战场的士兵，可以说谁都休息不好，常常是“刚刚迷糊过去，梦做了一半天就亮了”。
趁天还没亮，能迷糊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5点45分，前线日军的迷糊劲还没过去，苏军重炮兵就突然发作，先前迎战中已暴露炮位的日军高射炮阵地首当其冲，成了他们发泄的对象。顷刻之间，阵地内的防空指挥部、高射炮、高射机枪全都遭了殃。
重炮的示威，是要为另一个主角的出场揭幕剪彩。
随着空中马达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云层后现出苏联空军的出场阵容，一共是一百五十架SB轰炸机和一百架战斗机。它们对侥幸逃过重炮的防空设施进行了逐层“补课”，在此之前，部分苏军火炮还向射击目标施放了烟幕弹，以增强空袭的准确性。
在重炮和空袭的轮番重击下，三十分钟以后，日军高射炮、观测所、通信站被全部击毁，防空力量进入了死寂状态。
灭掉高炮之后，苏军兴趣点转移到日军地面部队身上。各种规格的炮弹像下雨一样呼啸着向日军阵地飞去，在各个阵地上四处开花。
到这个时候为止，日军尚不知道对方要发动大反攻。松本还在2号阵地上瞎琢磨：以往苏军总是采用立体协作的炮击战术，即迫击炮打背面，坦克炮打正面，今天怎么打完迫击炮，不打坦克炮啦？
当时山县联队主力已转移至巴尔夏嘎尔高地，左思右想之后，松本推测可能是这个部署被苏军看穿了，觉得2号阵地上没多少兵力，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把坦克部队调到主阵地上去了，以节省坦克炮弹。
可怜松本还以为苏联人和他们一样，也在束紧裤腰带使用弹药呢，殊不知人家炮弹有的是，压根儿就不用省。
苏军炮兵正在布置作战计划。苏军不缺弹药，只是战术步骤和时间分配的问题。
苏军炮兵和空军形成默契，地面炮击结束，马上就是空袭。在大批战斗机的掩护下，SB轰炸机每批二十架，排着队轮流在日军阵地上空投弹。之后，再换炮兵射击。
冰激凌配川味火锅，那味道真是够爽够痛快。在苏军连续猛烈的轰炸下，日军的前沿高地几乎变成了一座座火焰山，战壕或被震坍，或被直接炸平，弄得士兵连个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往往因缺乏掩蔽而被炸得支离破碎。
一名日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炮弹遮天盖地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测所用尽一切办法，努力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结果，因为还有轰炸机在轰炸、战斗机在扫射。”
大炮是找不到一点对付的法子，那么飞机呢，航空兵们都死哪里去啦？步兵联队长们这才想到他们自己也有飞机，不禁指着天空大骂起来。
天空早已被苏联空军肃清，飞行集团连能够出战的完整战队都凑不出来，从中国关内紧急征调的第六十四战队此时尚未到达战场。
轰炸无休无止，没有哪一天的炮击时间有这么长。蜷缩在战壕里躲炮弹的松本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开始怀疑苏军是否要发起反攻了。
答案是肯定的。8点30分，朱可夫向前线部队发布加密命令，规定十五分钟后正式动手。
8点45分，经过新一轮空袭，天空升起红色信号弹，反攻正式开始，日军阵地首先遭到攻击的不是正面，而是两翼。
日军不把情报和后勤当回事，朱可夫却高度重视这两个环节。
要在诺蒙坎地区搜集情报，本身具有较高难度，一来这里没有常住居民，二来，日军警戒严密，小股侦察兵很难渗入日军防御纵深。
朱可夫的办法，除了凭借绝对制空权，用飞机侦察地形外，另外一个重要手段，是审问日俘。
日本兵平时深受武士道教育（也可以说是毒害），同时他们还经常被告知，在战斗中绝不能做俘虏，不然不仅会遭枪毙，而且还要遭到非人的折磨，所以战场上的日本兵很少肯投降或被俘，就连松本这样的非战斗兵，也从未设想过束手就擒的一天。
可是苏军在诺蒙坎战役中抓到了很多俘虏，这也与前线日军士气低迷有很大关系。
有一名日军侦察兵被派到哈拉哈河边的芦苇丛中监视苏军，可是人派了，东西忘了给——蚊罩和手套。
哈拉哈河边的蚊子那简直是猛如虎，为了不被发现，监视时还不能有动静，这家伙只好坐在岸边，任由蚊子叮咬，一动不动地熬到天亮。
天亮后苏军侦察兵发现了他，被蚊子叮得面目全非的日本兵已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听到喊话，便乖乖地举起了手。
为了从俘虏口中套出情报，朱可夫亲自进行审讯，并让人给这位日本兵端来半杯伏特加酒。
俘虏在接过酒杯后的第一句话，让朱可夫感到无比惊讶：“请您先尝一口，我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而且他还有一家百货店，需要我去继承。”朱可夫和苏军翻译都觉得十分好笑。翻译说，按照你们日军的士兵守则，成为俘虏是羞耻的，也是难以忍受的，你们在被俘时就应该口喊天皇陛下万岁而英勇自杀啊，怎么还会担心中毒呢。
俘虏苦笑了一下回答：“父亲命我活着回家，而不是死了回家。”
通过审问日俘，朱可夫获得了大量情报，但俘虏兵往往只了解一个局部，或者是自身所在部队的状况，同时这些情报及相关细节是否全部属实，也需要做进一步验证。
反攻发起之前让关东军摸不着头脑的“八日攻势”，实质上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火力试探。通过“八日攻势”，朱可夫从南到北，把日军三十多个阵地的虚实又全都打探了一遍。
“八日攻势”成了促使兴安师溃散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本来在朱可夫预料之外，但它进一步证实了情报中最有含金量的那一部分，即日军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兴安师的驻守区域，也就是日军防御侧翼。
在诺蒙坎被俘的日军，从画面上看，数量确实不少。
兴安师溃散之后，荻洲无法迅速用其他部队进行接防，则说明日军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部署到各个阵地上去了，一旦侧翼有闪失，缺乏足够的人手去填坑。
朱可夫的战法由此确定：突击两翼，从南面和北面合围日军，并在敌援军赶到之前迅速予以歼灭。这种包抄两翼的打法，在苏军大演习中曾反复运用，官兵对此已经很熟练了。
朱可夫事先将反攻部队分成三个集群，即南部集群、北部集群和中央集群，并留下了由装甲旅和空降旅组成的战略预备队。
参加南北两翼包抄的部队，也就是南北集群，在发起攻势的前天晚上，就进入了预定地点，并且在哈拉哈河岸的草丛中一直隐蔽到天亮。
红色信号弹升起后，南北集群即分别发起进攻，坦克和步兵像怒涛一样扑向日军左右两翼的高地。他们一边冲锋，一边在沿途插上小红旗，以表示到达的位置。
为了掩护冲锋部队，西岸外蒙古高台上的炮兵群不断进行射击，炮弹倾盆暴雨一般向日军阵地倾泻。到中午为止，南北集群对左右两翼高地初步形成了包围。包围之后，又继续用炮火进行严密封锁。
高地上到处都能听到爆炸声，整个上空被黑烟笼罩起来，大晴天的也看不见太阳，使日军的观察和相互联系变得格外困难起来。在通信线路被炸断后，南翼的第七十一联队被迫派出了传令兵，可是因为黑烟和黄尘的遮蔽，连传令兵也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阵地的出入口。
中午12点前后，炮击暂停，官兵刚刚放下心来，突然像刮起一阵大风一样，在履带的轰鸣声中，四五十辆坦克一拥而上……
无奈之下，被围日军只得用反光镜等原始办法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在离前线战场两百公里的海拉尔，荻洲接到了关于苏军进攻的首份报告，不由得大吃一惊：太意外了。
意外，并不单单因为当天是星期天，而是他想不到朱可夫会在冬天到来之前，就发起雷霆万钧的大反攻。从7月下旬开始，日军就在诺蒙坎着手构筑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只是搭起一个架子，重要部分还有三分之二尚未完成，如果早知道有这一天，他就会假都不休，没日没夜地在前沿督工了。
荻洲不在诺蒙坎，暂时替他受累的是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正如朱可夫所料，小松原的快速预备队严重不足，他只得让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先想点办法。
嵯峨彻二本来手上也没有多余兵力，所以做了一上午的壁上观，好在这时候原驻关内的第六十四战队到了。
第六十四战队的资本是他们的老大，战队长横山八男少佐是日本有名的飞行专家，飞行技术非常高超，曾代表日本参加横越非洲大陆的飞行比赛，并一举获得成功。
如果前面还有第一、第十一、第二十四战队，第六十四战队或许还能谦虚谨慎一点，可如今这些神全倒了，连嵯峨彻二看他们的眼神都有些依赖，由不得横山和战斗机飞行员们不冲动，来到诺蒙坎之后，茶也不多喝一口，立刻龇牙咧嘴地冲上了天空。
苏联空军或许正在换班，原有飞机去了一半，只有五十二架SB轰炸机在投弹，身边护航的战斗机亦不足六十架。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在横山的指挥下，第六十四战队摆开匀速水平运动的密集队形，准备向轰炸机群发起攻击。
在诺蒙坎战场上，日本人再精再鬼，最后喝到的还是苏联人的洗脚水。横山一不留神，就中了斯穆什科维奇的诱兵之计。
苏军战机。诺蒙坎战役后期，苏联空军在空战中已占据压倒性优势。
一百余架最新式的伊-15、伊-16就埋伏在轰炸机群背后。这些改进型的“燕子”和“黄莺”装有火箭发射架，随机配备空射火箭弹，可进行远距离攻击。
在发现第六十四战队接近后，战斗机群在一千米距离内即出其不意地射出火箭，处于编队中的日机猝不及防，纷纷中弹坠毁。参战的苏联飞行员形容这种火箭弹攻击，是在用石子砸路边的灯泡。
灯泡砸完，第六十四战队威风扫地，四散而去。
天空又成了苏军的天下，其实地面也是。小松原派人竭力搜集战场情报，得知苏军的突破重点集中在南北两翼，两翼高地上的日军均伤亡惨重，防守左翼744高地的第七十一联队尤其苦恼，主力大队里的中队长已全部战死。
小松原毕竟有过三次诺蒙坎战役的经验，尽管已感到形势不利，局势紧张，但并未陷入一筹莫展或手足无措的境地。他一面严令各部队依托阵地进行固守，一面决定从8月20日夜间起，就着手组织对苏军的反击，具体方案是，首先打破苏军进攻的一路，从内线进行反击。
既然744高地比较紧张，那就先打击这一路的苏军，顺便为第七十一联队解围。反击需要兵力，小松原是有预备队的，只是不多，所以先前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用。现在事急矣，看来无论如何得大方一下了。
这个预备队是第二十六联队的两个大队，此时就驻扎于师团司令部附近。深更半夜，小松原紧急召见了第二十六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
须见在明白师团长的用意后，一脸酸苦：“师团长是不是以为我们联队还有两个大队的建制？”
小松原不明所以。须见解释说，经过这两个星期的战斗，第二十六联队满员兵力连一个大队都没有了。
小松原莫名惊诧：“那有多少？”
须见叠出两个指头：“两个中队！”
小松原傻了，这才想起来，自己前前后后，七抽八抽，已经快把这个联队给抽光了。
两个中队就两个中队吧，总比没有强，如果运用得当，内外夹击，也能给苏军的南部集群造成一定压力。
小松原是这么筹划的，但诺蒙坎地区的作战指挥权，已不在他手上，这事得荻洲准了才行。
在同样被惊了那么一下后，远在海拉尔的荻洲忽然显得出奇镇静和乐观起来，他不同意小松原的方案，认为太悲观太被动了。
荻洲要进行全线反击，反击战术延续小松原过去的思维，即派兵绕至苏军侧后，与正面的固守部队一起，把苏军夹成一烧饼。预定反击的日期不变，还是“第四次诺蒙坎战役”的发起时间，即8月24日。
小松原吃过了无数苦头，所以行事变得比《西游记》里的沙僧还小心；荻洲初来乍到，一样苦处没尝过，就愣把自己当成了刀枪不入的石猴子。
官大一级压死人，明知道荻洲的决策相当不实事求是，小松原也只有执行的份儿。
全线反击可以，但是部队呢？没有出处。这让小松原伤透了脑筋，他只能从正在进行战斗的阵地上抽调。
原有内线反击计划随之取消，第二十六联队的两个中队被拆开来，分别去各个阵地进行掩护，以便使被列入反击兵团的部队能够抽身而出，就连驻守于744高地的第七十一联队，也被要求加入反击，因为荻洲选定的反击突破口，正在南翼。
除了反击兵团，就是固守部队，其中包括据守北翼的搜索队、位于中央的山县联队，本来还应包括一支伪军部队，但正是他们，又在关键时候朝“皇军”的胸口猛捅了一刀。
这支伪军是伪满洲国军独立第一旅，因旅长为石兰斌，所以代号为“石兰部队”。
“满洲国”军队分为兴安军和伪满洲国军，前者是蒙古族部队，后者是汉人部队。七七事变后，曾屡次发生伪满洲国士兵刺杀日本军官事件，那些派驻伪满洲国军的日本顾问们人心惶惶，都说：“满军太糟糕了，既不能作战，又不能信任，不过起个仪仗队的作用罢了。”
关东军本来没打算在诺蒙坎使用“仪仗队”，只是前方兵员吃紧，兴安师又掉了链子，不得已才让石兰部队顶了兴安师的缺，调到侧翼来进行掩护。
就在8月20日夜间，苏军举行大反攻之时，石兰部队的步兵第十四团突然哗变。
无论溃散还是哗变，都不是毫无预兆的。日本人认为汉人“狡猾”，蒙古人“淳朴”，但兴安军中的蒙古族官兵其实早就不那么“淳朴”了。
不同于那个惹事的二杆子贡布扎布，大部分蒙古族官兵都认为自己与外蒙古人属于同一民族，没必要刀兵相见。据说在去前线途中，部分蒙古族士兵趁日本军官不在，偷偷交谈，曾说道：“如果碰上外蒙古兵，喊一声‘我是蒙古人’，对方是不会难为你的，外蒙古人怎么会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呢？”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一些蒙古族军官私底下也彼此告诫：“战场上对日本人要谨慎，不要为他们卖命，别忘了我们都是圣祖成吉思汗的后代！”
石兰部队是另外一种情况。旅长石兰斌原为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下，这个旅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多为东北军旧部，曾参加过著名的江桥抗战，后来因抗战失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随石兰斌投降了日军。
成为伪满洲国军之后，中上级职位全被日本军官所把持，士兵们饱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早就心怀怨气。看到时机成熟，步兵第十四团便率先揭竿而起，拿日本军官做了“血祭”，然后全体投向苏军。
受其影响，石兰部队整连整营地加以效仿，这个旅很快就名存实亡了，光杆旅长石兰斌本人落荒而逃，最后被气恼不已的关东军送上了军事法庭。
屋漏偏逢连夜雨，石兰部队哗变事件使已经捉襟见肘的日军防线更加不堪，但丝毫没能改变荻洲那没一点来由的自信，他仍然在让人埋头编制反击计划，全不管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要紧的不是如何反击，而是如何解困。
1939年8月21日，苏军发起大反攻的第二天，从南北两翼到中央阵地，日军各阵地都被初步分割包围起来。相对于两翼，中央阵地的日子要略微好过一些，因为苏军中央集群采取的是缓步推进方式。
不过也就只是好上一点。
炮火一停，2号阵地的指挥官发下信纸，传来命令：写遗书。松本一口予以拒绝：“遗书我早就写好了，没必要再写。”
不过当他看清战场状况时，忽然意识到，也许是该再写一遍遗书——苏军已经穿插到2号阵地后方，他们的后路被掐断了。
2号阵地的阵前阵后，全都是苏军。开始见到尘土滚滚，显示对方正在进行大部队调动，接着声音距离2号阵地越来越近，隐隐约约能听到呼喊声，到最后，苏军士兵甚至可以大声吆喝着在阵地周围来来去去，而日军除了干瞪眼，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一辆苏军坦克逼近2号阵地，这是一辆指挥坦克，看样子，坦克部队要来了。松本十分害怕，因为2号阵地上没多少战斗兵，根本吃不消坦克的冲击。
进入诺蒙坎战场以来，有一个东西曾救过松本多次，危急时刻，他赶紧拿了出来。
这就是红十字旗。自从两次靠它脱险后，松本就知道了红十字旗的独特妙用。原先的旗已经没有了，在后方休整期间，他就地取材，用红药水在包扎伤口用的白毛巾上涂上“十”字，又重新做了两面，当宝贝一样放在贴身的背包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松本把红十字旗举过头顶，拼命地挥舞。苏军坦克部队在看到这面旗帜后，判明2号阵地为卫生队驻地，马上就来了个大掉头，朝山县联队集中的巴尔夏嘎尔高地去了。
巴尔夏嘎尔高地也早就陷入了包围。在雷鸣般的炮击中，阵阵硝烟伴随着死尸臭味，从那里一直飘到卫生兵所处的位置，令人喘不过气来。松本抬头望去，整个高地已被淹没在滚滚黑烟之中，除了黑烟，什么也看不见，仿佛是黑色地狱。
经历一个多小时的炮击后，浓烟消散，但是山县联队的炼狱并没有结束，苏军的喷火兵上来了，开始对防御工事展开火攻。
苏军采用的是POKC-2喷火器，带有类似于步枪的喷枪，喷射距离可达三十五米。卫生兵们从未见识过大规模喷火部队攻击的场面，当看到无数蓝色火焰呈直线喷射而出时，他们都呆住了。
巴尔夏嘎尔高地与2号高地相距仅四公里，凭借望远镜，松本可以对那里的一些战争细节看得清清楚楚。有两个士兵被烟雾呛得受不了，忍不住冲出战壕，要跟喷火兵拼命。
可惜的是，他们根本就得不到这个机会，火焰正好喷一身，两个士兵被烧迷糊了，忽然掉转身，呀呀怪叫着冲向了山顶……
松本看得满脸是泪，好像火焰也正烧炙着自己的肉体。
日军感觉难以承受，朱可夫这时却也暗暗吃惊，因为对方抵抗的顽强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特别是北翼的弗依高地，俨然已成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每个火力点都要靠强攻之后才能夺取。
经过8月21日、22日两天的围攻，弗依高地等于被“犁”了一遍，整个高地寸草不见，变成了一座光秃秃的焦土堆，驻守高地的第二十三师团搜索队以及配属部队也达到了伤亡的极限，可是高地仍然拿不下来。
朱可夫颇受触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对日军有所低估，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还由此认为在日军中，“中级军官盲目自信，高级军官昏庸无能”，但是下级军官和野战兵训练有素，勇猛顽强，特别是在近距离作战中更为突出。
南翼这时也未能取得突破，如果北翼再久拖不决，整个大反攻就要搁浅，也势必难以在预期内完成对日军的大包围，朱可夫紧张起来，他被迫亡羊补牢，将预备队中装甲旅提前调到了北部集群。
1939年8月23日晨，苏军对弗依高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朱可夫也对北部集群的指挥官们提出更为严厉的要求。
某师在进攻时损失很大，而且还被山县联队的步兵压得动弹不得。师长打电话向朱可夫报告作战困难，并请求新的指示。
朱可夫二话不说，命令他再次发起进攻。
过了一会儿，朱可夫亲自拿起听筒，指名要这位师长接电话。得知该师还没有拉上去，朱可夫问他：“你到底能不能开始进攻？”
师长犹犹豫豫，说他还没有把握。朱可夫很干脆地说：“我现在解除你的师长职务，叫你的参谋长接电话。”
朱可夫对参谋长提了相同的问题：“你能不能开始进攻？”
参谋长说可以，朱可夫马上表示：“我现在任命你担任师长。”
参谋长答应归答应，其实也没有把握，所以也没有即刻发起进攻，只是向朱可夫报告了他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
朱可夫的回答是：“我解除你的师长职务。等待新师长的到达！”
朱可夫（左）在指挥作战时往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也因此引来了对下属“极为苛刻和粗暴”，以及无视士兵的生命甚至“草菅人命”的指责。
在大战进行当中，根本没有讲客气、拍肩膀的余地，朱可夫绝不容许他的部下絮絮叨叨、婆婆妈妈，他要的是结果。
朱可夫向这个指挥官空缺的师派去了一名参谋，由参谋进行指挥，同时增强了该师的炮兵和空中支援。
有了榜样，北部集团各部一个也不敢懈怠。苏军以坦克群、地面炮火、空中轰炸对弗依高地展开新的立体打击，火力最密集的时候，每分钟约有一百二十发炮弹落在高地上，每一平方米阵地就可以分到一发。
一般认为一平方米阵地，如果每秒有两发炮弹通过，那里将不会再存在任何生命的痕迹，弗依高地虽还未达到此等酷烈的程度，但已接近了这一状态。
搜索队几乎所有的战壕都被炸平，由于前几天下了大雨，他们曾把弹药放到战壕里进行储存，伤员也在里面进行包扎，在炮击中，这些伤员和弹药都被埋进了土里。
搜索队原有七个中队计八百多名官兵，几天激战后，仅剩不足三分之一的人员。此外，配属大炮也已全部被毁，无一能够使用。
在反复攻坚下，苏军终于攻克外围阵地，把搜索队残部压缩到了最小范围。
T-130喷火坦克随即上阵，把搜索队包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可以说连蚂蚁爬出来的空隙都没有了。
日军并不是特别惧怕一般坦克，士兵只要躲在“章鱼罐”战壕里不出来，履带就压不着，但是喷火坦克例外。
坦克上面的火龙喷过来，喷在人身上就是一个火球。当喷火坦克逼近时，日军士兵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更不用说开枪了。
阵地在继续缩小，弗依高地好像是一盏风中的残灯，随时面临着熄灭的危险。
8月23日，是一个让日本人感到特别郁闷的日子。
这一天，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对日本小兄弟，德国人也不是一点没交代。签约仪式的前一天，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给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打了个电话，专门告知了此事。
大岛浩马上晕了，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串诸如“我要抗议”“这是为什么”等一类废话。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废话充耳不闻，道声晚安后便把电话给放下了。
德苏签约的消息震惊日本军政两界——苏联一直是日德两国共同的假想敌，起码日本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日本学者在日记中记下了感想：“今天对政界来说，无疑一个晴天霹雳。”才成立半年多一点的平沼内阁因此咣当一声倒了下去，只留下一张“欧洲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的声明。
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德国之所以会下决心跟苏联签约，在诺蒙坎观战的观察团也起了很大作用：既然你干不了你的敌人，那我就选择跟你的敌人站一边儿。
这就叫权术外交，可怜的日本人被耍了。
对关东军来说，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这次苏军在诺蒙坎发起的大反攻会如此不留余地。
因为不用再顾虑来自欧洲方面德军的威胁。
关东军由此变得格外紧张起来。综合前线传来的各种情报，参谋们判断，第六军所面对的苏军兵力至少在三个到四个摩托化步兵师，外加四到五个机械化旅。
就在这时，司令部收到了第六军司令官荻洲发来的电报。上面除了报告8月24日预定全线反击外，还洋洋洒洒地提供了一堆“好消息”。
如果关东军不是已经得到情报，他们从中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样：在诺蒙坎战场上，苏军的进攻有气无力，而且行将结束，日军方面，指挥如意，士气旺盛，除了北翼稍微退了那么半步外，其余阵地皆固若金汤。
植田司令官急得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扔，这荻洲到底有没有上战场指挥，是不是还在海拉尔的房间里空想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植田烦的是荻洲身上那股不当一回事的狂劲，他对发起反击并无疑义，因为在关东军司令官的脑子里，就没有撤退两个字，只是如何进攻的问题。
植田曾考虑增调关东军其他师团参战，但不管哪个步兵师团，机动化程度都很低，要集结到诺蒙坎，最近的需一周，远的就得半个月，远水难解近渴，恐怕第六军已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只好让荻洲自给自足地组织反击兵团了。植田就怕荻洲按照“好消息”布兵，反击兵团兵力不足，从而导致功亏一篑。
1939年8月23日下午，经植田委派，矢野和辻政信坐着飞机紧急赶往海拉尔，以审看作战计划。
荻洲不在海拉尔，已经去了将军庙。两人商量了一下，就由辻政信换乘侦察机跟了过去。
辻政信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还偷懒乘飞机。诺蒙坎的制空权完全由人家苏军掌控着，“燕子”“黄莺”们正愁没猎物可叼，看到辻政信的这架“膏药旗”立刻亢奋起来，都抢着要来干它。
路上这个艰险，尽管飞行员左避右闪，还是中了弹，最后迫降于草原。辻政信到底是机关里混出来的，脑子转得贼快，没飞机他就拦了一辆卡车，并让驾驶员蛇行前进，一边躲避苏军战斗机的扫射追击，一边继续开往目的地。
祸不单行，路上又被远处渗透进来的苏军坦克给瞄上了，咚咚几炮，把卡车给炸坏了。这真是“脱身要跳黄丝网，岂知又遇罩鱼人”，还好，车毁了，人没事，辻政信倒也有一股激情，索性靠两只脚跑进了位于将军庙的第六军司令部。
见到张皇失措的辻政信，荻洲还挺乐呵：“你来得正好，明天我们就要举行全线反击，歼灭苏军了。”
辻政信把作战计划要过去翻了翻，发现计划订得还行，没有极品到以为派两个中队，就能抄苏军的后路。唯一让辻政信看不惯的，大概也就是这份计划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所以怎么看，都觉得那是“缺乏实战经验的人编出来的”。
经过辻政信的略加修改，预定中的反击兵团达到十四个步兵大队，一万五千人，不少了。
1939年8月23日下午2点，荻洲按照作战计划，向固守部队和反攻兵团分别传达命令，无非是固守的要死守，反攻的则向预守地域集结。
从荻洲，再到植田、辻政信，其实这时都在走着纸上谈兵的路线。荻洲的命令不下还好，一下可露了馅儿。首先是右翼战斗异常激烈，派去的传令兵在外层就被打死了。
反击部队方面，接到命令早一点的还好点。比如原据守733高地的酒井联队，因部队编制保存得相对完整，第一个被小松原看中，21日拂晓就撤出了733高地。那时战斗刚刚开始不久，撤也好撤一些。
苦的是后来才被添加进反击名单的部队，这些部队早已处于苏军火力包围之中，哪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撤出来的，而且基层指挥官对眼前的困境看得最为真切，好多人对荻洲的反击行动并不认可。
大家都在质疑，一线部队白天作战，晚上抢修工事，本身已缺吃少喝，疲惫不堪。要是凭借工事死守，或许还能守得几日，现在忽然要跑出去跟苏军玩冲锋，这不是“老虎口里夺脆骨，蛟龙背上揭生鳞”，自己上门找死吗？
最左翼的第七十一联队这时只剩一千八百人，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但按照荻洲的命令，仍然要抽调两个大队参加反击。诺蒙坎战役以来，第七十一联队已三换联队长，现任联队长森田彻向师团参谋长冈本连连叫苦：“两个大队都抽走了，还能剩下几个人？又怎么守得住防线。就算出去反击，恐怕前进不了多少米，也要全军覆灭的。”
冈本就是第七十一联队的首任联队长，但如今处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他对森田彻的唱衰甚为反感：“就是全体玉碎也要进攻，为了皇军的荣誉，哪怕前进两三米也好。”
森田彻被说得哑口无言。
其实这就叫坐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森田彻曾经也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极品程度，最喜欢做的就是欺负弱者，最擅长的勾当，是在看似不可能的部位，硬生生地切下一块肉来。他是七七事变的元凶和谈判代表之一，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极为凶恶蛮横，当时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不讨厌他。
白天根本动弹不了，除非晚上还有机会。事实上，荻洲能够投入的反击部队都是趁晚上才陆续到达集结区域，尽管如此，在撤出过程中，他们还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伤。
荻洲任命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为前敌总指挥。1939年8月23日夜，小松原将师团指挥部由将军庙推进至752高地附近，此时离攻击目标只有七公里左右。
小松原将反击兵团分成左右两翼，左翼以第七师团为主，由第七师团第十四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掌握，右翼以第二十三师团为主，由步兵团长小林恒一少将掌握。预定为四个联队，但直到反击开始，仍有部队未能到达，最后只凑齐了两个半。
1939年8月24日上午9时30分，这两个半联队向苏军南翼集群发起反击攻势。
此前朱可夫正在河西碉堡里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这位体格健壮、方头大脸的将军洗了个澡，看上去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情绪好极了。
就在朱可夫对着记者们侃侃而谈的时候，两名侦察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向朱可夫报告说，日军正在集结大部队，显然是在准备反击。记者们一听，既紧张又激动，有料哇，赶紧拿起笔，竖起耳朵，以便记下朱可夫发布命令时那种果敢和有力的神态。
可是他们想错了，朱可夫未发布任何新的命令，他只是语气平淡地告诉侦察兵：你们看错了，日本人已经没有力量发动有效攻击了。
侦察兵愣住了，因为确实亲眼见到日军在整军待发，记者们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朱可夫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没有人怀疑朱可夫在判断和决策上的正确性。
朱可夫不是不知道日军将发动反击，只是他早已看穿了对手的五脏六腑，在双方兵刃还未碰到一起时，便料知对手必败无疑。
必败的攻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评论它吗？
这天早上前线刮起了大风，大风卷起沙土漫天飞舞，吹得人睁不开眼。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日军反击兵团的右翼率先启动，并由编制相对完整的酒井联队充当先锋。
朱可夫用不着增加任何命令。他的南部集群已经以两座高地为中心，构筑了宽度达十公里的铁丝网纵深阵地。
在苏军阵地上，正面为轻重机枪，左右两侧是二十辆坦克，机枪打，坦克轰，其火力的凶猛程度，比风沙还要厉害得多。冲锋中的日军像狂风中的竹竿一样，一批批地倒下去。
这还只是最前沿看到的景象，其实当天南部集群仅坦克装甲车就汇集了二百辆，后面还有榴弹炮群支援，仅铺天盖地的炮弹，就足以构成“火制”地带，酒井联队出现大量伤亡，是件毫不意外的事。
对于日军的“猪突冲锋”，日后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大兵有一句经典评论：“对一个猝不及防、病弱无力的人来说，野猪狂冲过来的确很危险，但对于一群弯弓搭箭的猎户来说，冲过来的野猪正好是盘中餐。”
诺蒙坎战场上，日军就是苏军的“盘中餐”，仅仅在上午，就有了副联队长战死的记录，有的地方日军尸体摞在一起，简直让人无法下脚，而他们得到的，只是前进不到两公里的“战绩”。
小松原急忙让炮兵进行掩护，到中午时分，酒井联队总算接近了苏军阵地前沿，但因人员伤亡和弹药消耗过大，已失去了前进的力量。
仅仅半天工夫，朱可夫的论断就得以证实。
到了下午，攻守双方易位，苏军开始进攻。坦克部队从连绵起伏的沙丘背后钻出来，会喷火的喷火，不会喷火的连撞带压，酒井联队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地被干掉，某个中队仅有四人生存，还全是重伤员。
每个日军士兵几乎都带了燃料瓶，可是苏联坦克新换的柴油发动机根本就不惧燃烧瓶，而且每辆坦克车上都装有钢丝铁刺网，让你抓没地方抓，爬没地方爬，连做“肉弹”的机会都捞不到。
下午两点，小松原的指挥部与整个右翼兵团失去联系，派出去的联络参谋和传令兵全都有去无回。小松原急得没辙，只好又疾呼飞行集团前来救援。
战前就说好航空兵要配合，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为之苦恼极了，本来新添了一个第六十四战队，但在近阶段空战中，该战队的飞行员和飞机已损失了将近一半，就连战队长横山八男少佐本人都被击落负伤，令航空兵们十分胆寒。
实在无人可用，嵯峨彻二只得把在海拉尔机场休整补充的第二十四战队调回充数。
所谓补充，并不是像苏联空军那样能迎来新型飞机，第二十四战队得到的，还是老旧的九五式战斗机，型号为Ki-10，其格斗和爬升性能尚不及九七战。
第二十四战队长收到出击命令，就跟收到死亡通知书一样，新任战队长赶紧与飞行员们一道商量，最后众人都认为，既要交差，又不至于立马就报销掉，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战术。
日本陆军航空队沿用的是一战时单机空战的经验，依靠王牌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打仗。等到王牌和九七战都损失得差不多了，他们才想到要学习苏联空军，进行有组织有指挥的作战。
第二十四战队飞临诺蒙坎后，战队内部绝对禁止单机空战，通过这种抱团抗衡的战法，才得以减少损失。
参加诺蒙坎战役的日军飞行员。在战役临近结束时，上面的大多数人都已命赴黄泉。
第二十四战队出战，并不是要与苏联同行较劲，而是为了掩护轰炸机。
下午4点，十二架97式轻轰炸机终于来了。来了一看，地面有十几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旁边又没有高射炮，不用担心被击落。飞行员们激动起来，这么好的打击目标可不容易逮到，若不赶快下手，岂非很不专业。
自从丧失制空权后，日军飞行员除了在家里修飞机外，根本就没什么机会出来活动，更不用说炸得这么过瘾了。他们索性把带来的炸弹全扔了下去，咣咣咣，卡车和卡车上的人都被炸了个光。
炸完了，第一个朝天上吐唾沫的不是苏联人，而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他们来的日军。原来地面部队忙中出错，没有做好地空识别，轰炸机炸中的是师团汽车队，其间，地面的日军士兵又是摇旗，又是挥手，处于高度兴奋中的飞行员没有一个看见。
傍晚时分，前线终于传来消息。先前无法与前线联系，只是因为右翼兵团的指挥系统已经被苏军摧毁。步兵团长小林右腿被坦克炮打掉，倒地后浑身是泥，已昏迷不醒，差一点被溃退下来的士兵踩死，过了很长时间才被卫生队发现收容。
酒井联队长左臂被打断，酒井队长的大队长、中队长几乎死伤殆尽。
眼见情形不对，酒井急忙下令将性命攸关的联队旗后送，以免被苏军缴获，随后他自己就得到了和联队旗一样的待遇。第一大队长西川重伤后被送进野战医院，一睁眼，发现以酒井为首，联队幸存的各级指挥官已经全部到医院报到，不禁脱口而出：“第七十二联队（酒井联队）完了！”
确实是完了。酒井联队有两千两百九十五人投入反击作战，这一战就有两千二百人死伤，伤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剩下来的人只够勉强编成两个小队。
森田彻第七十一联队只有一个大队能参加右翼兵团。在作战中，小队长以上的军官非死即伤，部队不得不靠士官维持指挥。
右翼兵团还有一个野炮联队，该联队一千多名官兵和相应挽马全部横尸荒野，火炮被摧毁，联队长也成了光杆司令。
当小松原收到消息时，右翼兵团残部正像雪崩一样往后逃命，出现了小松原所说的“前所未有的肆意退却现象”。
再不“肆意”，就要成死尸了。
右翼兵团虽然溃败，但还是当天反击中攻得最远的部队，起码他们离苏军阵地前沿已经很接近了，森田范正旅团长指挥的左翼兵团连苏军阵地的边都还没摸到哩。
在苏军密集的火力打击下，日军根本就冲不过开阔地。森田范正看得害怕，还特别天真无邪地向师团指挥部请示，问能不能灵活一些，不要“猪突”。
师团参谋长冈本听了很是生气。
瞧瞧人家酒井联队都是怎么干的，你第七师团号称关东军的第一块牌子，名气不小，功夫却这么烂，什么世道！
冈本大声呵斥：“给我进攻，哪怕是只能前进一寸。”
森田范正被骂得脸上无光，顿时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地反问道：“人都死光了，还进什么攻？”
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荻洲的所谓全线反击，就是在做着这样一件事。
日军费尽力气组织反击，企图从南翼包抄苏军，却不知道苏军也在包抄他们——当天，苏军南北集群中的坦克部队在日军防守阵地的后方会合，初步实现了大反攻计划中的战役包围。
接下来，朱可夫要做的，除了继续收紧包围圈外，就是把这块已在掌握中的蛋糕一块块切开，然后分食。
对此情形，身为普通医官的松本比利令智昏的高级官佐还要看得更为真切。在他的视野范围内，诺蒙坎地区已经到处布满苏联兵和外蒙古兵，而且苏军还在从西岸涌来，松本的形容是，“像大河流水一样源源不断而来”。
在宽阔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坦克装甲车卷起漫天尘土，苏蒙军的呐喊声直冲云霄，几有撼山之势。松本说，在那一刻，虽然明知这是敌人在举行大进军，但他还是从心里面感到佩服，甚至幻想那是日军的大部队，自己可以加入进去。
一辆苏军坦克正从哈拉哈河的浮桥上通过，远处是一轮红日，画面极具美感。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苏军的进攻下，很多高地都插上了红旗，日军少弹乏粮，败局已定，剩下的只有绝望的挣扎。
1939年8月25日零点，搜索队撤出了弗依高地，这是一次自发的撤退行动。
在做出这个决策之前，搜索队已经濒临绝境，战壕炸平了，子弹打光了，刀也砍弯了，整个联队仅剩一百多人，而且全是轻重伤员。高地上横躺着七百多具尸体，“恐怕鬼神看了也会害怕”。
在与师团指挥部失去联系后，搜索队长井置荣一中佐手里只有一张师团给他的最后命令：“死守到底。”
井置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战场紧急会议。军官们都认为，以眼下这种情况，死守已无必要，也守不下去，等于是大家白白送命，倒不如先撤出阵地，补充之后再杀回弗依高地。
作为指挥官，井置的选择非常有限。高地被苏军包得有如铁桶一般，要想突围成功，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就算能突围出去，仅擅自撤退的罪名，就可以置他于死地。
就战场道义而言，井置是一个不错的军人。因为他最终还是下达了撤退命令：“天黑以后，守备部队全体突围。”
由于连日水米未进，士兵们疲困至极，撤退时，大部分士兵都是抓着前面人的腰带，才得以蹒跚而行，假如一松手，就只有留在阵地上等死的份儿。
苏军晚上只围不攻，为了防止夜袭，还会远远避开，这使得搜索队残部能够以夜色为掩护，撤出了弗依高地。在诺蒙坎战场上，这是日军唯一得以整建制撤出的联队。
苏军的包围和猛击，终于让日军指挥高层那涨得发昏的头脑有所清醒。荻洲、小松原、辻政信都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不妙。
正常情况下，这时候他们应该趁插到后方的苏军坦克部队尚未把门锁死，赶紧组织部队向后撤退，起码要边打边撤，可是朱可夫所称的这些“昏庸无能的高级军官”没有人会这么想，也没有人愿意这么想，他们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反击来找出路，将守势转为攻势。
植田下令调驻牡丹江市以东的第二师团、野战重炮兵联队、速射炮部队到战场，森田范正的左翼兵团因为没有完全“猪突”，还留有实力，被命令继续进行反击。
那些在高地苦苦支撑的固守部队，全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左翼兵团能给他们带来好运，荻洲和小松原也一直催促着森田范正赶快动手，但这时候面对苏军的进攻，森田范正忙于招架，哪里腾得出手。
1939年8月25日早晨，固守部队听到的不是自家左翼兵团发起反击的好消息，而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声音。
除了进攻之外，苏军还实施了神经搅乱战术。
诺蒙坎战前，日本有一个叫冈田嘉子的电影明星兼歌手，后来随身份为日本共产党员的情人私奔到苏联。战斗打响后，冈田便主动要求进行对日宣传。
苏军通过大喇叭扩音器，在阵前重复播放冈田“快放下武器回家乡”的日语讲话，同时还伴以日本民谣小调。
广播一结束，苏军飞机便撒下大量传单和劝降书，传单飘飘而下，就像下大雪一样。
神经搅乱战术其实就是攻心战，“四面楚歌”平时未必见效，但到“垓下之围”时，却足以搅乱对方的心神和意志。在士兵们眼里，讲话、民谣、传单乃至于劝降书，赫然就是一枚枚精神炸弹。
面对苏军的双重攻势，当官的又气又急，荻洲和小松原更是恨不得冲上去揪住森田范正的耳朵，让他赶快出兵。
1939年8月25日下午3点，左翼兵团总算组织起了攻势，但是很快又被苏军一个巴掌给打了下去，森田范正抵敌不住，只好再将反击转为就地防御。
左翼兵团行动的失败，令翘首以盼的固守部队再次陷入了悲观沮丧的情绪之中。
松本已经在想，如果苏军真的攻上2号阵地，杀到眼前，自己和卫生队还得靠红十字旗来避祸。可要是苏军不理这茬怎么办呢，到时要想不做俘虏，便只有拼命一途。
卫生兵不配备枪支，每人手里只有一把军刀，松本作为医官，除了祖传的军刀外，只多一把老式的捷克手枪。几十把军刀，一支佩枪，面对苏军坦克的冲击，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卫能力，这些武器的真正用途其实是拿来自杀的。
按照日本陆军的要求，这时候的标准格式应该是举着军刀，一边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豪言壮语，一边向坦克冲去，叫作“玉碎”或者是“散花”。
松本也有头脑发热、难以忍受的时候，那时候恨不得一颗子弹穿过脑袋，立刻完结了自己。可是俗话说得好，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真正平静下来，想到要向死亡走去的时候，很少有人会不全身颤抖。
松本越想越怕，禁不住泪如泉涌，担心别人看见又赶紧掏出手绢擦掉。
赌注全在红十字旗上了，这是救命的旗，现在什么都可以丢，就是这红十字旗不能丢。
照片上的旗帜就是救了松本性命的红十字旗。红十字在战时是战地医疗人员的保护标志，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任何武装部队均不得攻击标志红十字的车辆和人员，但其实被攻击了也没办法。
到了傍晚，苏军的攻势果然又掀起了高潮，连左翼兵团的阵地都一度被攻入，引起大乱。不过松本的红十字旗也没用得上，因为这是当天的最后一次高潮，随着夜色降临，早晨如同涨潮一般涌上来的苏军，如今又像退潮一样退了回去。
苏军撤退，一方面是避免面对面的夜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补充弹药粮草以及进行必要的休息，以便在第二天做出收缩包围圈的大动作。
朱可夫磨刀霍霍，他的对手却还在犯傻。
晚上，日军指挥层进行会商，小松原主张以左翼兵团为主，天亮后再战，荻洲也是这个意思。
森田范正不干了。
左翼兵团名义上只用了第十四旅团，所以才由旅团长森田范正统领，但实际上第七师团除了师团部和一个留守大队外，人已经全部在这里了。
早在第二次诺蒙坎战役发起之前，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曾派一名参谋到前线观战。这名参谋回去告诉园部，说第二十六联队作为河西兵团的预备队，很可能将渡河作战。当时园部的心就咯噔一下，预感到大事不妙，第二十六联队不过河便罢，过去了也许就回不来了。
自个儿的人只有自个儿最心疼，园部赶紧写了封信，让幕僚紧急送去给须见联队长。
这封信有整整八页纸，在信中，园部叮嘱须见，如果上面要求渡河作战，又推托不掉，必须一步一步地探着往前走，切不可中断与后方的联系，以免被苏军包围。
除此之外，园部最重视的是联队军旗，希望须见千万不要把军旗带过河去。
信送达的时间是在7月10日以后，第二次诺蒙坎战役已经结束，好在须见虽然没看到信，但做法却与园部信中提及的不谋而合，军旗始终被留在军营之中。
过去第七师团出征，从没有不带联队旗一说，但是自第二十六联队开了先例之后，师团的其他联队也都纷纷加以效仿，俨然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不带联队旗，是怕联队被消灭后无法重建。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第七师团不但寸功未立，部队还遭到了很大损失，森田范正已经看出来，反击等于是在挖一口没有水的井，挖得再深都没用，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把带来的联队全都白白填进去。
各联队早已是灰头土脸，鼻青脸肿，要填，也得涂过红药水，贴了膏药再说。森田范正因此坚持：“实在要再次发起进攻，也必须将时间推后到26日晚上，否则没有办法整顿。”
第七师团如今是荻洲和小松原的唯一依赖，森田范正那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样，虽令他们十分不爽，但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点头应允，同时继续向关东军司令部告急。
植田头天已经调了第二师团，见情况紧急，他又下令把驻佳木斯的第四师团派来增援诺蒙坎。
无论第二师团还是第四师团，其机动化能力都不及第七师团，一两天工夫哪里能够赶到。现在尚指盼这个，而不是赶紧撤身走人，等于是把陷入困境中的日军埋得更深，坑前还竖一碑。
1939年8月26日上午，苏军的包围圈骤然收紧。朱可夫这时候表现出了特有的急性子，他没有耐心使用团团围困，然后迫使日军投降的战法，他要发动一系列进攻，先吃上一大口再说。
南部集群担任了主攻任务。本来说好晚上要投入进攻的第二十六联队当头吃了一记闷棍，第一大队被歼灭，大队长生田准三少佐战死。
除了第二十六联队，伤亡最大的要数第七十一联队。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时，联队长森田彻大佐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和密码本，他自己头缠白布条，带领残部跳出战壕，挥舞着战刀向苏军坦克冲去。
还没冲出几步，森田彻就被坦克机枪射倒，随后让坦克履带碾成了一堆烂泥。
步兵联队后面就是野战重炮联队，失去步兵掩护的炮兵阵地往往只能坐以待毙，所有重炮都被苏军坦克所捣毁，重炮兵联队长染谷义雄中佐自杀身亡。
内仓藤次是重炮联队的辎重兵，他当时突然听到监视哨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敌军坦克！从距我方十公里处成横队冲来，现在仍在前进！”
往前看去，无数豆粒大的黑点，正向两侧扩散开来，而且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大。
这就是可怕的坦克群，连重炮都挡不住它们，辎重兵又能起什么作用，指挥官下令：“全体上车。”
内仓急忙和其他辎重兵一起跳上汽车逃命。汽车拼着命地开，在越过第三道山脊时，他们傻眼了。
五辆苏军坦克排得整整齐齐，正等在那里。
坦克炮一阵猛轰，吓得辎重兵纷纷跳下汽车，向四周狂奔乱窜。随着坦克炮一遍遍扫过，到处都能听到中弹垂死或负伤者的呻吟声。
内仓埋头躲在一座沙坑里，才侥幸躲过了炮弹。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发现坦克炮不响了。以为坦克已经开走，悄悄抬头一看，没走，就停在距离他前方一百米处，坦克兵们正从坦克里面伸出脑袋，瞪着眼睛，毫无顾忌地搜索着草原上的漏网之鱼……
1939年8月26日下午，苏军占领了南北两翼日军的大部分阵地，外部包围圈比原来更加牢固扎实。朱可夫关上门又扭上锁，使陷于包围中的中央阵地成了一座孤岛。
2号阵地在中央阵地中不属于主阵地，加上松本先前曾挥过一遍红十字旗，所以苏军基本不来围攻，只是偶尔飞来几颗迫击炮弹。可是耳闻目睹周围的景象，士兵们的精神也早就垮掉了大半。
战斗兵对松本这样的医官向来都很欢迎，但当松本抱着红十字旗跳进士兵战壕时，这些人只是回过头来淡淡地看了他一眼。那种冷漠的表情，无疑在说，你的急救知识再高明，我还是难逃一死。
松本也感到自己没什么可做的了，剩下来的唯有等死。想到这里，他心乱如麻，情绪低落，甚至开始自暴自弃起来。
苏军在8月26日的这次猛烈进攻，犹如锁住日军咽喉的擒拿手。晚上的反击计划自然是鸡飞蛋打，荻洲借以取胜的最后一线幻想也终成南柯一梦，不仅如此，对于余下的兵力能否守住岌岌可危的防线，他心里也没了底。
这位第六军司令官心灰意懒，经常在将军庙的指挥部里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同样急得六神无主的还有辻政信，当他再次跨进荻洲的指挥部，向对方讨主意时，荻洲却喝醉了，而且浑身散发着臭烘烘的酒味，辻政信问还有什么办法，他只会翻来覆去地说一句：“我希望小松原死。”
当败局已定，前后方的日军都恨不得借酒浇愁，通过酒精麻醉的作用来逃避可怕的现实，连上战场后基本滴酒不沾的松本都喝上了。
似乎是不忍看到医官的情绪过于低落，其他卫生兵一大早就把松本叫醒，并且讨好地拿来了一瓶日本清酒。
松本睁眼一看，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酒的商标叫“忠勇”，产自日本兵库县一个叫滩的地方，属于上等清酒，在当时的日本很有名气。
战场之上，上等清酒这种东西，也就是荻洲等高级官佐的独享品，普通士兵是做梦都得不到的，但是苏军的炮火可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一律炸你没商量。原先拥有这些清酒的日军指挥官不知道是死了，还是逃了，总之是留下了一个食品小仓库，所有食品乱七八糟堆一块，也没人管，经过的士兵就来了个浑水摸鱼。
松本原本也是好酒之人，见到好酒，顿时睡意全无，打开盖，倒了满满一盖子后一饮而尽。
好酒入肚，这个垂死的人又活了。
松本喝酒时那股享受的劲头，引起了卫生兵们的兴趣。众人围着他，仿佛看戏一样的看着他喝酒。
这让松本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连忙把酒瓶子递过去：“你们也别光看着，大家都喝两口。”
没有人接，也没有人喝，都失去了享受的那份心情，他们喜欢看松本喝酒，只是觉得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得到了一丝喘息。
一个卫生兵说：“军医真是好酒量，我看这一瓶都不够你喝的，我再给你拿一瓶来。”
过了一会儿，这个卫生兵果然提了一瓶酒回来。松本千恩万谢，左一口右一口，很快就干光了一瓶酒。这瓶喝完，他也倒了下去。
松本再次被叫醒，是得到了支队长的召唤。
2号阵地及附近几个小阵地上的零散作战部队组成支队，这个支队长是按军衔和授衔时间早晚，由上级从军官中临时指定的。松本从没有见过此人，如今也就仗着酒劲，扯着嗓子喊了一声：“什么支队长，有事叫他过来找我！”
支队长听见了，果真找来了。
日军上下级等级森严，松本知道不好，他晃晃脑袋，赶紧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朝支队长跑去。
支队长受到松本的怠慢，脸色铁青，先是大吼一声：“命令！”接着说，“看起来，这里就数你最健康了，今晚酒井部队要迂回敌后，命你随队参加。2号阵地医务由丸山军医接管，命令完毕。”
先前松本也多次随战斗部队出击，但那个死去的秦医长从不对他使用命令口气，如今支队长不仅下达严厉命令，而且那句“数你最健康”，摆明是在讽刺和羞辱人。
松本酒醒了大半，听了之后不由得又羞又恼，便故意用吃奶的劲高声做了回复，然后噔噔噔地跑回了自己的战壕。
一回战壕，他就骂开了：“什么支队长，肮脏的家伙！”
想到自己出生入死，往往都是被派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担当救护，现在还受这种羞辱，松本就难以释怀。
“做缺德事的人是要受到神的惩罚的。神只保护老实人，不保护那些肮脏的家伙，走着瞧吧。”
兵荒马乱，也没人理他，松本借着酒劲大骂了一通之后，心里这才感到好受一些。
支队长所说的“酒井部队”，并不是真正的酒井联队，酒井联队主力早在反击中全军覆灭。这里的“酒井部队”其实就是中央阵地上的“零散支队”，不过里面确有不少是参加反击前酒井联队留在阵地上的士兵，支队长借用这个名义，纯粹是为了披张虎皮给自己壮胆，给人感觉，好像他们还是成建制部队一样。
中央阵地上的成建制部队，如今只剩下一支，那就是山县第六十四联队和配属的野炮第十三联队。
山县联队是苏军在中央阵地上遇到的最大也是最后一块硬骨头，因此苏军不惜血本，几乎所有进攻力量都集中在巴尔夏嘎尔高地。有人统计，五分钟内，落在高地上的炮弹多达四百多发。炮击过后，许多战壕倒塌，一些来不及转移的士兵均被活埋在土里面。
朱可夫不计代价的紧逼围攻，加速了日军防线的崩溃。
仅8月27日一天，山县联队的战死率便高达百分之六十九，配属野炮联队的伤亡还超过这一数字。
山县联队还能守住高地，依赖的是“日落公式”，即太阳只要一落山，苏军便会撤兵休战，等第二天再攻。
荻洲怪小松原没有打好仗，其实小松原比他的责任心要强得多，尤其是山县联队属于第二十三师团，得知这个联队难以靠自身力量突围，小松原赶紧组织救援。
包围圈外的第二十三师团残余部队，都是从两翼撤下来的残兵，那种残是残到不可想象的残，各联队中人数最多的为第七十一联队，在联队长森田彻战死后，该联队还剩下约五百人。
经过七拼八凑，连通信队、工兵联队都算上，小松原最终凑足了1140人的临时救援队，预定于8月27日夜间，在自己的亲自率领下前往救援。
如果不是苏军的攻击点偏重于山县联队，“酒井部队”早就稀里哗啦了，现在连山县联队都需要外力救援，“酒井部队”却还要跳出战壕，主动向苏军进行迂回攻击，实在让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日军中级军官的“盲目自信”，即便局势已是如此糟糕，还糊里糊涂地以为小蚂蚱能翻得了天；另一方面也说明日军的高层指挥系统已经何等紊乱无序。
1939年8月27日下午5点，松本随“酒井部队”出发了。
说是要夜袭迂回，但晚上黑乎乎的，两三米外什么都看不见。部队几次发生前后脱节和迷失方向的情况，导致行军速度极为缓慢，计划中的行程才走了一半，东方的天空就已经是白蒙蒙的了。
1939年8月28日凌晨4点，“酒井部队”到达苏军阵地附近。这时候指挥官才发现方向搞错了，没有迂回到苏军背后，却迂回到了苏军阵地的前面，同时天也亮了，夜袭迂回计划彻底失败。
日军所处的位置，是一片广阔平坦、毫无遮拦的荒野地带，再要往后撤退，根本来不及，而“酒井部队”中即便是原酒井联队的士兵，现在的子弹盒也大多是空的，能用的就是一把刺刀，连趴下射击都难以做到。
指挥官骑虎难下，只得发出了“玉碎突击”的命令。
按照德国人的评价，日军指挥官身先士卒纯属“愚蠢蛮干”，大多数时候，他们也确实都是这么“蛮干”的，所以在日军的伤亡率统计数据中，往往军官比重非常大。
随着“酒井部队”的指挥官高举战刀冲在最前面，士兵们也都挺起刺刀跟了上去，整个战场像是奔腾的洪水中卷起了巨大漩涡。
人对事物的判断通常会有两种思维：一种是理性的；一种是非理性的。理性思维告诉松本，这是在草菅人命；非理性思维则如同有人在旁边不停地诱导和鼓吹：快加入进去，快加入进去！
支配松本，或者说所有日军士兵的，是非理性思维。松本热血上脑，他拔出战刀，朝卫生队大叫一声：“冲啊！”便带头冲了出去。
究竟要往哪里冲，松本并不知道，就是鬼神附体一般地跟着一道冲，至于冲到哪儿，冲了多长时间，事后完全不记得了，只听到子弹嗖嗖地从耳边掠过，周围不时有人倒下，部队犹如闯入了火焰阵。
突然，部队最前方冒起一股黑色硝烟，跟着轰的一声巨响，弹片四处飞溅，漫天飞舞，在拂晓和晨雾中显得格外耀眼。这是西岸外蒙古高台上的苏军重炮阵地开始发言了，以第一声炮响为开端，炮弹铺天盖地般的射过来，就好像是成千上万个空罐头被一齐敲响了一样，声音震耳欲聋，惊天动地。
苏军对哈拉哈河东岸进行炮击。居高临下的连续炮击，让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冲着冲着，松本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因为他突然发现周围已经是地狱一般的世界：地上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尸体以及浑身是血的伤员。
医生的职业敏感让松本再也顾不得“玉碎突击”，他急忙在附近一座小沙丘上插上一面红十字旗，然后命令卫生兵们把伤员集中到沙丘旁边的洼地，开始进行紧急战场救护。
临时急救所的设立，使洼地也被罩上了人间地狱的色彩。这里仅重伤员就收容了近百人，有人送来时已断了气，更多的是送来了以后叫着叫着才咽气，伤员伤口处的鲜血往往呈喷涌状，纱布和止血带都难以止住，被染得一片殷红。
松本所见到最惨的一名伤员，是原属酒井联队的一名年轻少佐。这名少佐的四肢都被炸飞了，只剩下光秃秃的身体，像不倒翁一样坐在地上。
这是一个非常硬朗的军人，被炸成这副惨样，他仍是一声不吭，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很大，如果不是偶尔眨一下眼，没人会想到他还是个活人。
越是这样，松本心里越不好受，“玉碎突击”，说穿了就是往苏军炮火里钻，纯粹都是去送死呀。当场死了也就罢了，像这样被炸得光秃秃的，连动一动都做不到，可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是真正的悲哀。
在卫生队手忙脚乱地抢救伤员时，几辆苏军坦克冲到了急救所旁边。或许是受到松本所插十字旗的影响，坦克没有冲进来，也没有立即进行射击，但乌黑的坦克炮口一直正对着洼地，这让卫生兵们战战兢兢。
“坦克会不会开炮，什么时候开炮？”“机枪会不会射，会不会使用火焰喷射器？”这些问题的主动权都掌握在苏军手里，生杀予夺，在彼一人。
松本一边哆哆嗦嗦地处理伤员，一边时不时拿眼睛瞄一下坦克，就怕那些铁家伙突然闯入。
“玉碎突击”已经碎到不可收拾，残存的战斗兵没有丝毫能力来保护急救所，军官传下命令：“重要文件及资料烧掉，来不及烧掉的埋到土里，全体做好自杀准备！”
松本急忙把随身的照片、笔记本、行李埋掉，随后便又去抢救伤员。这时候他只知道自己还要履行军医的职责，至于接下来会不会死，如何死，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也不想去考虑了。
苏军终究没有对洼地动手，一方面是因为遵守国际法；另一方面，可能与苏联当局始终对诺蒙坎抱着“有限战争”的克制态度也有相当关联，他们胜券在握，没有必要再赶尽杀绝。
黄昏以后，苏军按照“日落公式”，照旧鸣金收兵。“玉碎突击”的幸存者们于是趁着夜色，如惊弓之鸟般向后四散奔逃。
松本狂奔一夜，竟然鬼使神差地跑进了“森林地带”，也就是秦医长遭猫耳洞活埋的那个地方。
就在迷迷瞪瞪的时候，一个军曹也气喘吁吁地来到“森林地带”。他一见到松本，便进行报告，说卫生队已撤出了2号阵地。
这名军曹负责保护丸山卫生队，而2号阵地已经交给了丸山卫生队，松本对军曹的举动十分不解：你应该朝丸山报告哇！
一问，才知道丸山卫生队撤退途中遭遇苏军坦克袭击，丸山的胸部被坦克机枪打穿，军曹是用躺在弹坑里装死的办法才逃出来的。
松本不胜唏嘘，感叹自己真是命大，如果不是因为喝了酒被支队长遣出，可能被坦克机枪打死的就不是丸山，而是他松本了。
夜晚几乎是日军利用“日落公式”逃命的唯一机会，不仅2号阵地的日军撤了，巴尔夏嘎尔高地的山县联队也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当“酒井部队”向苏军阵地发起“玉碎突击”，并被打得彻底碎掉的时候，山县联队也在高地上经受煎熬。
对包围圈中最大的这块日军阵地，朱可夫显示出了志在必夺的决心，因此当天炮火特别凶，甚至打破了以往“日落公式”的规矩，到晚上11点钟才停止开火。
苏军喷火坦克一度冲进阵地，撒着欢地喷射火焰，把躲在战壕中的日军士兵烧成了一个个大火球。与此同时，野炮联队残存的五门大炮已全部被毁，重武器碎片到处都是。幸存下来的士兵只能靠步枪和燃烧瓶跟坦克进行对抗，谁都能看出，山县联队的全军覆灭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山县和野炮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拼命撑了一天，是为了坐等小松原率救援队前来接应，但直到苏军炮火停熄，救援队也没来露个脸，而联队与师团部从下午开始就完全失去了联系。
山县侧耳听了一听，附近根本听不到日苏两军交战的枪炮声，也就是说救援队即便出发，也离得很远，而天一亮，苏军势必还要发起猛烈进攻，以步炮两联队战斗力尽失的情况，无论如何是挨不下去了，因此山县和伊势商量了一下，决定趁天黑自行撤退。
撤退命令在晚上11点，也就是苏军停止炮击以后正式下达，但因为伤员太多，一直拖到凌晨3点才得以撤出高地，并从包围圈的间隙穿了过去。
有人要出去，还有人要进来，山县无论如何想不到，在他撤走两个小时后，救援队又登上了巴尔夏嘎尔高地。
此时的中央阵地大部分被苏军所占领，通过极为困难，救援队沿途受到苏军警戒和装甲部队的“关照”，一天下来减员不少，连前卫队长都被打死了。
尝千辛历万苦，小松原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但他在高地上所能见到的，只是横七竖八的尸体。
小松原这下傻了眼，正待抽身撤退，苏军已经包围上来。
救援队做了山县联队的替死鬼，在苏军炮击下，他们所携带的速射炮和机关炮大多被毁，剩下来的几门炮也没了炮弹，士兵们只能用与山县联队差不多的方式与苏军进行对抗，以便熬到日落以后向外逃生。
现在日军最喜欢的是夜晚，最怕的是白天，山县联队在撤退过程中，连看到月亮从云层中钻出，都紧张到心扑通扑通乱跳。
还只是有月亮，天光尚未大亮，何况看样子已经钻出了包围圈，于是山县联队长又激动起来，他高声喊道：“向诺蒙坎前进！向诺蒙坎前进！”
这里的“诺蒙坎”，是指日军后方，至于前进，不过是把撤退说得好听一些。
就在此时，从后方传来了隆隆的马达轰鸣声和吱吱的坦克履带声，不一会儿就有十辆坦克朝他们奔了过来。
毫无疑问，这应该是来接应的自家人，山县联队一片雀跃：“是友军！是友军！”“是我们的坦克！”“我们得救了！”众人一边欢叫着，一边迎着坦克跑了过去。
可是山县联队高兴得早了些，“日军坦克”并不认他们，啪啪啪地就是一阵机枪扫射。
这根本就是苏军坦克。
对山县联队长和他的部下来说，从高地突围后，他们就成了玻璃瓶里的癞蛤蟆，看起来前途是光明的，其实出路是没有的——巴尔夏嘎尔高地的包围圈仅仅是小包围，外面还有大包围，在发现猎物乘夜溜走后，处于大包围圈外围的坦克部队便应命找了过来。
用植被伪装的苏军BT坦克。BT坦克意即快速坦克，共有七个型号，是二战时T-34坦克的前身。
跳来跳去，还是没能跳出如来佛的掌心。
日军顿时大乱，在杀得对方尸横遍野后，苏军坦克这才拍拍屁股，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
1939年8月29日晨，余悸未消的山县联队走出了好长一段。以为这下太平了，不料路上忽然又有一大群人朝他们射击，随着子弹掠过，官兵像被割倒的稻草一样倒了下去。
山县急了，一个劲地朝旗手喊：“那一定是友军，他们打错了，快摇军旗，告诉他们，我们是自己的部队，让他们别打了！”
旗手闻听，急忙揭掉军旗上的外罩，然后展开军旗使劲地摇晃起来。
这一晃不要紧，对面打得更猛更狠了，子弹像暴风骤雨一样飞过来，山县联队站在那里，藏也没处藏，躲也没法躲，士兵大片大片地倒下去，受伤没死的也发出了鬼哭狼嚎般的惨叫。
原来朝他们开枪的还是苏军，人家没打错。
战后，山县联队一名叫后藤金市的士兵回忆起来，仍对当时的场面不寒而栗，他甚至怀疑，山县联队能够从高地突围而出，是不是苏军有意“放水”，为的是在路上更好地进行截杀。
一些士兵忍受不了弹雨攻袭，就一个个地往旁边的河里跳，但那里也藏不住人，结果这些兵又被打死在了河里，一时间河水为赤。
后藤金市吓得魂飞天外。正好不远处有一块洼地，他就赶紧跳了进去。一瞧，里面已经趴了两位，一个少尉军官，一个士兵。
子弹像下雨一样噼里啪啦地打在身前身后，掀起的沙土四处飞溅，呛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似乎洼地也不是理想的藏身之所，军官和那名士兵突然跳出洼地，向前奔去，但是还没跑出十来米，两个人就被打倒在地。
往洼地外面跑太危险了，可是总不可能一直趴在坑里面，后藤金市咬咬牙，钻出洼地后，没有往前而是往后跑，跑到河边，一个猛子扎了进去。
河水不深，流速也不快，后藤金市抓了几片水草叶子顶在头上，利用苏军的射击死角逆流而上，几个小时后，他奇迹般的摸到真正的友军阵地，获救了。
后藤金市是诺蒙坎战役后期分配到山县联队的补充兵，在此之前，山县联队已经多次补充，但这次联队终于没能逃过灭顶之灾。
当后藤金市从河里潜水逃命时，步炮联队的两名最高指挥官，山县和伊势身边只剩下四个人，而且始终无法突围。
1939年8月29日下午4点，山县感到形势严重，下令将联队军旗和密码本烧毁，并砸碎了电台。之后，包括山县、伊势在内的四人自杀，只有一名传令兵和战斗兵乘天黑逃了出去。
烧掉联队军旗，又称“奉烧”，也就等于将联队编制予以销户，据说这是日本在对外作战中第一次进行“奉烧”。山县联队虽七零八落地逃出了几百人，但这个联队已经在名义上消失了。
借着夜色，巴尔夏嘎尔高地上的救援队也准备冲出重围，返回后方，但小松原知道外面一定里三层外三层，突围凶多吉少，因此他一度非常犹豫，甚至事先写好了遗书，准备率部就地发起自杀式冲锋。
在跟第六军司令部联络时，荻洲坚决反对。他倒不是认为小松原的性命还有多重要，就像他对辻政信所说的，小松原在成为败军之将之后，最好“死掉”——在日军传统意识里，小松原只有死掉才能成为英雄，而英雄的上级可以不用为失败埋单。
荻洲着急的是，救援队现在等于是第二十三师团存在的象征，如果都随小松原自杀了，第二十三师团完全覆灭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这事以后没法跟关东军方面交代。
由于荻洲劝阻，小松原便下决心突围。突围前，他与荻洲进行了最后一次联络，随后便破坏电台，烧掉了密码本，此外，还命令官兵将各自的军衔肩章取下并销毁。
正如小松原所料，救援队在突围过程中遭到层层围堵。指挥战斗的冈本参谋长右腿被炸成重伤，幸好师团的军医部长还比较沉得住气，战斗如此紧张，他仍能依靠手电筒照明，在壕沟里为冈本做截肢手术。冈本虽然少了一条腿，但是命保住了。
1939年8月30日，救援队再遭围击，突前的第七十一联队残部被紧紧包围，该联队的第四任联队长，才到职仅几天的东宗治中佐与他的官兵在自杀式冲锋中被击毙。
救援队的结局与山县联队如出一辙，溃不成军之后分成小股，用东躲西藏兼各显神通的办法，才得以撤到后方，所不同的只是山县死了，而小松原还活着。
第二十三师团最后集中溃退到了松本所处的“森林地带”。诺蒙坎战役之前，该师团出动部队约为一万五千人，到此时减员了一万两千（不计历次补充兵员），还剩三千残兵败将，而且已是“刀卷刃，枪空膛，一个个蓬头垢面，形同小鬼一般”。
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从外观上看，应该全是大正十一式轻机枪也就是俗称的“歪把子”。
就是这样在松本看来苟延残喘的部队，仍处于极度危险的境遇，他们在“森林地带”被苏军坦克部队围得水泄不通，而且包围圈还在继续缩小。
荻洲已无力对第二十三师团进行挽救。作为第六军系统内的另外一支主力，第七师团的伤亡也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已彻底丧失战斗力，若不是师团长园部和一郎预先留了一手，没有把联队旗带来，有的联队恐怕就只能做注销处理了。
本想出口气，最后却断了气。关东军司令官植田由此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在下令征调第二、第四师团之后，他又抽调了第一师团的一个旅团，同时为防万一，还派兵增强了海拉尔以及海拉尔以西的防御。
植田是准备豁出去立即再打一场的，除了要救出小松原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山县联队覆灭之后，联队军旗没有下落，植田和荻洲不知道它是不是完全烧掉了，会不会落入苏军之手。
各人有各人的利益考虑，比如红十字旗对松本来说就是千金不换的宝贝，毕竟危急时候可以救命，而植田、荻洲辈之所以把联队旗特当回事，则是因为这东西跟他们的仕途紧紧相连，没准把联队旗抢回来，还可以一俊遮百丑，掩饰战败责任呢。
得知第六军兵败诺蒙坎，参谋本部紧急调集重兵前往诺蒙坎，其中包括中国关内的第五、第十四师团以及一些特种兵联队。不过参谋本部调兵的出发点与关东军司令部完全不同。
关东军当局者迷，参谋本部旁观者清，他们意识到，关东军的这次惨败，与以往三次诺蒙坎战役中的失败都不同，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这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服输的问题了。
胜败在日本陆军内部几乎就是衡量一切的准绳。因为彻底战败，参谋本部强硬派的声音一下子全都消失了：看来老毛子还是惹不起，不如等两年再说吧。
内部计议的结果，是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且不管苏联开出的条件有多么苛刻，也要接受，以争取尽快了结诺蒙坎这场无休无止的争端。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平时大多数时间都躲在幕后，这时候也不得不放下手里的鸟笼子，跑到前台来收拾残局。他出面明确了不惜向苏联全面让步的原因：“处理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期间，必须维持北方边境的平静。”
1939年8月30日，奉载仁亲王之命，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亲赴长春，对关东军首脑进行说服工作。
去了一看，关东军还是强硬派的天下。植田正磨刀呢，而磨刀的理由也很充分：小松原、联队军旗，甚至那些遗弃在战场上的尸体。
植田说，他将在哈拉哈河结冰前的两个月中，再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真正的作战”，中间可以保证不渡河，只在河东作战。
植田声称，在这次作战中他将推出全新战术，此战术跟朱可夫的“夜退昼攻”调了个个儿，是“夜间进攻，白天固守”，而且每次夜间向前推进都不超过五百米，然后挖掘阵地进行固守。
这基本就是从前夜袭战的一个演化版，“夜间进攻”是没问题，关键是白天能守得住吗？因为中岛听来听去，植田用于固守的方法还是战壕和肉弹两种。
植田倒也干脆：你是说可能守不住对吧，派兵啊，让参谋本部派更多的兵来支援。
中岛是个没多少主心骨的人，给植田这么一撺掇就动了心。双方预定在9月10日发动总攻。
就在中岛即将返回国内时，当天前线传来消息。朱可夫突然在“森林地带”网开一面，放了小松原及第二十三师团残部一马。松本记述，当他们从“森林地带”撤出时，已经处于半生半死的状态，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周围的苏军坦克只是远远监视，并没有乘机上来进行截杀或追击。
诺蒙坎停火交涉现场。苏军的进退自如，表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始终掌控着整个战役的主动权。
1939年9月1日，苏军到达苏联和外蒙古所主张的边界线后，便不再往前推进，其做法与张鼓峰事件时如出一辙，即只要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块，就不会超出范围。
如果苏军这时要全歼第二十三师团，乃至乘胜追到海拉尔，都易如反掌。显然，朱可夫在最后时刻为谈判留足了余地。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经历了前后两次大战役，连他也不得不对苏联的这种铁腕表示叹服：“关东军制定了‘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的原则，可是关东军又做不到，倒是苏军做到了。”
按照稻田的分析，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确有效率，即便作为敌人，也得承认其中有可取之处。
苏军不再发动新攻势，与欧洲方面局势的变化亦有关联。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按照“史上最荒唐婚姻”的相关协约，苏联也准备前去分上一杯羹，诺蒙坎已不再是斯大林关注的重点。
所有这些消息，都足以让中岛完全改变态度。回到东京后，他便把植田等人如何抗命不遵，拒不停战的表现，给载仁描述了一番。载仁听后大为震惊，于是再次派中岛前去长春，严令关东军必须在9月4日以前停战。
植田就不是个省油的灯，都这种时候了，他还胡搅蛮缠，当着中岛的面，要求起码允许关东军再进行一次小规模战斗，并且强调，如果连这一要求也得不到允许，他将递交辞呈。
这下彻底把载仁给惹火了：一败二败三败连四败，败到家都不认识了，还以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皇军之花”呀，可以继续耍你那小姐脾气？
1939年9月3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急电，内容一反往常的商量口气：“立即主动结束诺蒙坎战事，停止一切战斗行动。”
接到电报，植田及其幕僚这才发现大事不妙，但是已经晚了，此后追魂电开始接踵而来。
1939年9月6日至8日，参谋本部连下两道命令，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被免职，编入预备役。关东军的作战参谋也大部撤换，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作战课长寺田雅雄、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作战参谋辻政信被免职，副参谋长以上一律退出现役。
一夜之间，关东军内的强硬派几乎被一扫而光。原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诺蒙坎事件移交外交谈判解决。
“诺蒙坎战役的总设计师”辻政信在免职后，被调往驻汉口的第十一军司令部。据说在走之前，他又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
日本与苏蒙就诺蒙坎归属在哈尔滨展开谈判，就在即将签字的前一天，苏蒙代表团忽然撤走了。原因是辻政信私底下威胁苏蒙代表，说自己的部下、前辈、晚辈许多都战死在了诺蒙坎，非得找补不可。如果有人胆敢签字，马上会有白俄刺客来摘掉尔等的项上人头。
苏蒙代表一听吓坏了，他们知道辻政信说得出做得到，是个相当疯狂的家伙，于是赶紧收拾行李走人。
因为辻政信的恐吓而导致谈判破裂固然不好，但相比之下，总不会比自己被杀更严重吧。
辻政信的小儿把戏其实无关结局。哈尔滨是你的地盘，想派刺客就派刺客，那我不能换个地儿吗？最终交涉地点移到莫斯科，诺蒙坎的那条线依然照苏蒙要求划定。
1939年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晤，双方签订了关于诺蒙坎地区的停战协定，这是日本继张鼓峰事件后签订的又一个边界协定，战争结束了。
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即9月17日，苏联入侵波兰，开始了与德国的分赃游戏。在诺蒙坎战役的最后阶段，斯大林没有再过于咄咄逼人，原因之一也正在此处。
这一天，身在前线的松本听到了停战消息，同时他还收到了关东军军医部颁发的一张奖状。在参加过历次诺蒙坎战役的所有一线军医中，只有他一个人生还。
拿着奖状，松本并不怎么感到高兴。经历了地狱一般血腥的战场，他心里只有一种强烈的厌世感，乃至于对周围的所有东西都不再感兴趣。
在苏军的严密监视下，关东军对尸体进行了收容。9月24日，在收容过程中，卫生队发现山县和伊势的尸体，以及尚未完全烧掉的联队军旗。
军旗的发现，让关东军司令部大大松了口气。其实也就他们把军旗看得如此重要，别人并不当一回事，在苏军看来，联队都覆灭了，有没有缴到那面小旗子实在是无足轻重。
关东军共从战场收集到四千多具尸体，临时火葬时，因为大火引爆了手雷，两名负责火葬的士兵还因此陪葬了进去。
这火化的四千多具尸体仅是死者中的一部分，当时第六军发布战报时，称战死者为七千余人，但实际情况远远不止。根据二战结束后靖国神社的统计数据，战死于诺蒙坎的日本官兵应为一万八千余人。
左为苏军用飞机将伤亡人员运往后方，右为即将撤离的日军追悼阵亡士兵。据统计，苏蒙军一共战死7974人，受伤15251人。
火烧掉的除了尸体，还有日本对苏作战的信心。裕仁天皇窝着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这才想到要对“朕的军队”进行查办，他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从上到下，对所有负有责任的人员进行了层层追究。
除参谋总长载仁亲王身份特殊，系皇亲国戚，所以得以留任外，次长中岛铁藏、作战部长桥本群均在劫难逃，被双双免职，转入预备役，作战课长同时易人，稻田正纯被降到军事学校做了副校长。
关东军司令部这一层早就罢免的罢免，撤职的撤职，再往下去，因为各级军官死伤过多，需要进行善后处理，所以缓了一步。
1939年11月6日，终于轮到了荻洲和小松原，两人均被撤职，几个月后编入预备役。小松原的参谋长冈本则还没等免他的职，就在医院里被伤兵用战刀给劈掉了。
之后便是中高级指挥官中蔓延的自杀潮。其实不一定是当事人自己想自杀，比如搜索队长井置荣一，关东军司令部专门派来两名他熟悉的军官，劝了一晚上，不是劝他不要自寻短见，是劝他“为国尽忠”：你下令撤退，让关东军没了面子，还不赶紧将功补过，自行做一了断！
井置起先犹不服气，分辩说他在率部逃出时，弗依高地在作战上已毫无价值，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关东军司令部急了，竟然通过军医部部长直接告诉井置：你有糖尿病，腿部的伤反正也治不好了，早死晚死都是一死，何必赖活着呢。
井置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好用手枪给自己脑袋上来了一下。
其实直到日俄战争，日军内部还不兴这一套，变态是从“一·二八”淞沪会战空闲升少佐自杀开始的。当时辻政信在巡回演讲时，以空闲升部下的身份加以大力宣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井置以外，被逼自杀的还有第八国境守备队队长长谷部理睿大佐，理由不外乎都是仗打得糟糕，不死不足以保全“皇军荣誉”。
只有第七十二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不算被逼的，不过想想整个联队都覆灭了，就算能养好伤出院，也没他什么好果子吃，于是步了井置、长谷部的后尘。
甚至关东军对被苏军俘虏过的人也不放过。这些人被送至陆军医院，严禁外出，也不准与他人交谈，以免吐露苏军优待俘虏的实情。
士兵相对还好一些，经询问、审查后，即三至五人为一批，被派去苏蒙边境修碉堡去了。军官更倒霉，审查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被俘是“皇军”的污点，你是军人，这么活着实在是太耻辱了。
回到房间，这些军官就会得到一把手枪，逼他们像井置一样自杀。好多人死前猛抓自己的头皮：“苏联军都没有杀我，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呀？”
是呀，早知道这样，回来干吗呢？有人就聪明，选择了不回来，二战结束后还能以苏联市民身份，携妻带儿回日本原籍探亲哩。
诺蒙坎战役对日军在二战前的整体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开始，他们对苏军的实力并不完全清楚，“迄今为止，我们不了解苏联已将其摩托化部队装备到何种程度”，这一仗打完，了解了，原来苏军装备尤其是炮兵和坦克装甲兵，在火力和机械化程度方面已经远超日军。
战后，日本军部专门成立“诺蒙坎事件委员会”，对诺蒙坎战役中双方所拥有的军备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凡是在战场上曾直接同苏军打过仗的部队，没有一个不认可苏军猛烈的火力。委员会因此在一份报告中说：“日本陆军由于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战经验，逐渐丧失了对火器的正确认识。”
此外，苏军在战术、情报和后勤上的优势也十分明显。委员会认为，苏联军队摈弃了过去沙皇军队因袭守旧的一套作战方法，已经能够依据每次战役的具体情况改变战术，同时对苏联远距离输送并储存作战物资的能力，研究人员也感到十分惊讶。
推敲了半天，这个委员会也拿不出任何克制苏军的有效办法。日本国内的生产力就那水平，装备上实在是有心无力。
于是只好在苏军身上撇开优点找缺点，一找，找到了。
说是苏军偏重于特质装备，攻势缓慢，特别是在近距离战斗中往往缺乏冲劲。说白了，就是很少会像日军那样端着刺刀冲锋。
委员会如获至宝，最终得出结论：“为了战胜在火力上占优势的苏军，关键的打法是突袭。”
一帮人敢情白研究了，他们不知道小松原在诺蒙坎战役中曾经搞过多少次突袭，这法子要灵，小松原还会一败涂地吗？
近现代战争早就不是武士个人之间的比武竞赛，而是以钢对钢，以铁还铁，谁的破坏力更强，给对手造成的破坏程度更大，在机动武装的组织技术方面更优越，谁就能占到上风，一味地蛮干、不服输和诡诈早就行不通了。
在“北攻苏联，南下南洋”中，原本“北攻苏联”是排在优先次序的，但是诺蒙坎战役炙痛了日本，自此再不敢轻易往北边伸手，之后“南下南洋”代替了“北攻苏联”，日本依靠海军跟美国较劲去了。
对于苏联而言，诺蒙坎战役同样是一个转折点，自国内战争结束后，它的一些军事理论和装备在实战条件下得到了检验，表明已具备了与德国这样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抗衡的实力。
如果说在张鼓峰战役时，苏联对自身的军事实力还缺乏足够自信的话，诺蒙坎战役之后便大为不同了。面对国际社会的聚光灯，苏联人开始大谈特谈自身所拥有的新型军队：摩托化步兵、重炮兵、坦克装甲兵、空军，以及各兵种的协同作战。
参战苏军中，七十人被授以苏联英雄称号，其中当然以朱可夫最为耀眼。这是他平生指挥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凭借此次战役，朱可夫获得了斯大林的认可和信赖，被提前晋升为大将，并被任命为苏联最大的军区——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