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司令官的难得光临，并没有给前线带来好运。他前脚刚走，苏军后脚就发动了进攻。
1939年8月1日，苏军突然出兵，向酒井第七十二联队驻守的阵地发起猛烈进攻。进攻过程中，轰炸机、重炮、坦克、步兵一齐上阵。
自诺蒙坎战役开始以来，苏军都是以防守为主，这种积极进攻甚为罕见，小松原得报后顿时紧张起来。
经过三次诺蒙坎战役后，不光是士兵有了“反战”情绪，就连小松原这样的高级将领也开始从“求战”滑向了“怯战”。
没办法，对手的装备太多，火力太猛，这种战争继续打下去，只会让人越打越沮丧，越打越自卑。
所谓事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想干。所谓职业，就是今天干了，明天还得干。现在的小松原属于论点上班，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身上已找不到半点激情。
他希望就这么先守着再说，偏偏苏军又攻过来了，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得设法抵挡一下才是。
这天傍晚，三角山上的卫生队接到了转移阵地的命令。在接到命令的同时，每个卫生兵还收到两张信纸，以供他们出发前写家书。
不是一般的家书，是遗书！
对松本等人来说，那个最令他们害怕的时刻终于来了。
松本把信纸铺在膝盖上，拿着一根破烂铅笔头，潦潦草草也是抖抖嗦嗦地写了一封。遗书是写给老婆的，无非是嘱咐老婆，万一自己战死，要尽心抚养父母小孩之类。
写这样的遗书，就好像自己已经提前死掉了。松本把写好的遗书折叠起来，放入怀中，此时此刻，他的心里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怨念：上面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写遗书呢？恨我们不快点死，不早点给苏军坦克碾碎，给苏军大炮当炮灰？
议论“血气男儿留空名”那会儿，出于卫生队队长的身份，松本还劝别人不要乱发议论，以免军纪查处，可当写完遗书，他自己也沉不住气了。
我们这些人不但“死了等于白死”，还是微不足道的虫子，在当官的看来，虫子死多少都是无所谓的！
松本又恨又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突然像个夜叉一样吼叫着冲出了棺材一样的掩体，一边拿着军刀在山上乱劈乱砍，一边歇斯底里地狂叫怒吼。
可怜的军医已处于半疯癫状态，直砍到筋疲力尽，喊到声嘶力竭，他才如同一堆烂泥一样瘫倒在地。
第二天早晨醒来，松本爬出洞，迎着晨风使劲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总算，脑袋有点清醒过来。
要是没有战争，呼伦贝尔完全称得上是个美丽的世界，云彩、阳光、草原，四周广阔无边，到处生机勃勃，就好像是被日军侵占的东北大地一样。
“要是还能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该有多好哇！”松本不由得感慨起来。
日本兵在为发现的两只小野鹤构筑防炮掩体。这个镜头多少显露了一些日本兵身上尚存的人性，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没有谁真正甘于沦为炮灰。
他是个医生，他天生不是屠夫，如果可以，他甚至愿意在呼伦贝尔草原当个牧人，与世无争，平平安安地过上一辈子。
一个念头涌上松本的心头：“我能不能逃跑，扔下刀枪拿起牧鞭？”
参加诺蒙坎战役以来，松本多次差一点丧命，这使他心里充满牢骚、怨恨和恐惧，逃跑的念头有过，不过都是随便想想，闲来发点感慨，这一次他却是真的想逃，而且逃的欲望很强烈。
松本思前想后，一时难下决心，但当他再次看到身边的战刀时，终于明白，他根本就逃不掉。
松本的战刀不是部队所配发，是祖传的。侵华战争以前，士官以上都可以领到战刀，但后来因为部队扩充得太多，就发不起了，只好自己从家里带来或者掏钱购买。
松本的这口刀名叫“长船”，出征时，父亲把它送给了松本，还嘱咐了两句话，一句是不要撒谎骗人；另一句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先前松本没把这些话太放在心上，现在处于这种处境，才真正地掂到了话中的分量。
假如逃跑，他自己是解脱了，家人怎么办？按照日本国内的规矩，一家人就麻烦了，他们一定会被戴上“非国民”的标签。
所谓“非国民”，就是非日本人，相当于日本人眼中的“奸细”，顶着这顶帽子，家人将因此受到牵连，乃至于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原来除了送死，别无选择，想通之后，松本也就无所谓了，反正这条命不是自己的，而且早晚得丢。
卫生队从三角山转移到了733高地。围绕这块高地，双方曾反复争夺，仅坦克兵就交战多次，因此战壕都不用挖，全是苏军原先待过的现成战壕。
733高地上有一支日军炮兵分队，这支分队刚刚领到炮弹，兴之所至，便一连向苏军阵地射了五六发过去。
士兵们多半时间只有挨打的份儿，难得见自家威风一回，都像小孩子过年看放鞭炮一样，拍手欢呼起来。欢呼声未停，苏联人就送了回礼过来，三十几发炮弹，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就是有钱人家的做派呀。士兵们慌不迭地抱着脑袋趴在地上，除了暗念阿弥陀佛，没人再敢吭气了。
高地上的日军炮兵可能是像卫生队一样，从二线阵地新调上来的，胆儿特别肥。他们自思在步兵面前丢了面子，还想再找回来，苏军暂时停止炮击后，又装上炮弹，赌气似的打了三发。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那边看样子真生气了，哗哗哗地还击了几百发炮弹，733高地四周被打得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士兵中弹惨叫的声音不绝于耳。
步兵们那个恨哪，你要打就打个彻底，要不打就干脆捏着鼻子一声不吭。明明没几发炮弹，却硬要逞能，解决不了问题不说，还暴露了阵地目标，徒增伤亡，这不欠揍吗？
于是众人都回过头，毫不客气地朝炮兵嚷道：“别打了！”
从8月1日开始，苏军一直保持着积极进攻的姿态，而且呈现出一天换一个阵地的“喜新厌旧”模式，即今天打酒井联队，明天打山县联队，童叟无欺，人人有份儿，不过持续的时间一般都不长，似乎并不以完全攻下阵地为意，只是给点颜色就算了。
朱可夫究竟想干什么，会不会就此发起大兵团作战，成为日军高层最想知道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朱可夫不会自己说出来，只能靠情报，而日本陆军内部并不缺乏情报战高手，比如参谋本部情报部的情报参谋崛荣三。
崛荣三有很高的情报解析天赋，在日后的太平洋战争中，他曾准确地分析出美军所要攻击的目标、内容以及日期，因此被许多参谋戏称为“麦克阿瑟的参谋”。
崛荣三的一句经典名言是“要成为长耳朵的兔子，只要完全变成兔子就可以了”，其情报生涯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股票分析”。太平洋战争期间，情报部事无巨细，每天都要收听和记录美国的广播节目内容。要从这些浩瀚的信息中发现有价值的情报，如同大海捞针，所以众人只是按部就班，就事论事，对这些内容本身并没有一点兴趣。
起初崛荣三也是如此，但慢慢地他从股票价格波动的消息中发现了玄机：只要罐头公司和制药厂的股价上涨，太平洋上的美军铁定就要开始启动下一轮进攻。
崛荣三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美军每次出兵前，都要大量生产食品罐头以及抗疟疾的药品。
在诺蒙坎战役中，参谋本部情报部同样也对苏军动向做了大量的跟踪分析。早在6月中旬，情报参谋们就掌握到一个情况，即苏军正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载重汽车。
参谋本部立即向关东军司令部进行了通报，并特别提醒关东军，鉴于载重汽车将可能成为苏军兵站运输的主要手段，必须迅速改变一个错误判断，即苏军不会在诺蒙坎地区使用大兵团作战。
辻政信收到情报后却不以为然：就算苏军在用载重汽车而不是马拉大车卸货运货，可是你们这些搞情报的弄弄清楚，大会战是什么概念，那得需要多少载重汽车呀，苏联有那么多吗？
情报参谋们费尽辛苦，给辻政信几句话就打发掉了。
日本陆军实行的是维持作战主导体制，作战第一位，情报和后勤只被作为作战的补充，可有可无。日军的参谋分为三个级别：作战参谋、情报参谋、兵站参谋，像稻田正纯、辻政信这样的作战参谋地位最高，情报参谋和兵站参谋属于一类，地位很低，且不受重视，这也就难怪日军的情报和后勤系统总是拖后腿了。
崛荣三为太平洋战争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但从来没有被参谋本部和军事主官们采纳过。战后他不无悲愤地总结道：“昭和陆军根本就不懂情报这个东西。”
尽管情报参谋在参谋本部也不值钱，可话又说回来，他们毕竟是本部门的人，现在竟然被作为下级机构的关东军嫌弃，还是让人感到脸上无光。
再看诺蒙坎前线，苏军天天进攻，担任前敌指挥的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又束手无策，活像是霜打的茄子，参谋本部就决定来个走马换将，在给关东军司令部一点警示的同时，也顺便加强该地区的作战指挥。
1939年8月4日，参谋本部在海拉尔成立第六军，下辖第二十三师团和第八国境守备队，军司令官由原驻关内宜昌的第十三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担任。
虽然成立了军，但除将第七师团的最后一个联队调来外，兵力方面并没有太多变化。这种管理方法称得上是日本陆军的常规，侵华战争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在师团以上组建军机构，乃是通行做法，而且作战结束后，军的单位也会随之取消。正常情况下，关东军不会反对。
不过这里说的是正常情况，现在的情况一点都不正常。你参谋本部早不成立，晚不成立，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成立第六军，说一千道一万，还不是因为仗打输了。
仗打输了，谁不恼火？都恼火，关东军做着梦都想扳他一局，要不然老植田瘸着腿去前线干什么？可大家正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扳回局面的时候，参谋本部却突然使出阴招，通过成立第六军，隔开了关东军对第二十三师团的直接指挥。
从植田本人到辻政信等参谋，对此无不是既愤慨又伤心：这分明是对我们不信任，有意给我们难堪哪！
关东军司令部感觉自己掉沟里了，然而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增设第六军只是难堪的第一步，还有第二步。
参谋本部把原先曾随矶谷来长春担任“监军”的两名参谋又派了过来，调查是不是要对苏联空军轰炸富拉尔基江桥做出报复。
这还是第三次诺蒙坎战役发起前的事，而且参谋本部早已答复，说是要“注意隐忍”，关东军司令部的人为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监军”询问辻政信等人的意见时，他们就老实作答：当然得报复哇，如果能够轰炸外蒙古机场，起码还可以减轻地面部队的空中压力。
询问完了，两“监军”到诺蒙坎前线视察了三天，然后起程回国。
1939年8月7日，参谋本部给关东军司令部来了电报，说已经同意轰炸外蒙古机场。
这封电报顿时引爆了关东军作战课，参谋们全炸了，房梁差点没被他们给掀下来：早点不说同意，非让我们“隐忍”，现在我们拿什么去炸？
经过第三次诺蒙坎战役，轰炸机和战斗机不知毁损几多，要炸的话，起码得经过两周的补充才行。
最让参谋们恼火不已的，还是参谋本部前后态度上的巨大反差。当初提出要轰炸外蒙古机场时，关东军司令部曾郑重其事地打了请示，可是却遭到参谋本部的一口回绝，现在来了两个“监军”，装模作样地一问一看，走马观花，事情竟然就成了。你们这不是在侮辱关东军司令部和植田司令官吗？
有人也在暗中揣测，参谋本部前紧后松，与增设第六军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事也没有证据，只能打打肚皮官司。
似乎参谋本部的措施真起了作用，荻洲上任四天后，苏军忽然停止了每天例行的进攻，不过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辻政信和以往一样，经常以一个作战参谋的身份，越权跑到前线来指手画脚，根本就没把各个联队长甚至是第六军司令官放在眼里。荻洲对此非常生气，曾对身边的人说：“违反军纪的幕僚中，最厉害的要数辻政信，随便到第一线指挥部队，这算什么，要撤他的职！”
自然，这也是气话，以辻政信在关东军中盘根错节的关系，又岂是他荻洲能撤得了的。
辻政信是热心得过分，小松原和其他将领的态度却是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对荻洲一直敬而远之，若即若离，荻洲在前线就找不到可以交心的人。
荻洲自己对打仗的事也慢慢冷淡下来。在他上任前后，苏军一共进攻了八天，八天后，便开始修筑永久性过冬工事。
当看到日军士兵受累于天气炎热和缺乏饮用水时，荻洲由此及彼，明白了苏军为什么要准备过冬，因为眼前的酷热和缺水，同样是苏军作战时难以解决的严重桎梏。
不久，有人从阵地上捡到一本飞机散发，供苏军官兵阅读和使用的册子，名字叫“战士防御须知”。看完这本小册子，荻洲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即苏军不会再进攻，只会实行防御。
有时空中侦察也会带来不一样的信息，说看到苏军运输车队在行动，而且使用的全都是载重汽车，这说明先前参谋本部向关东军提供的情报不假。
荻洲点点头，看来朱可夫确实有可能启用大兵团作战，不过正如前面分析的，苏军即便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也得等到明年春天。
对苏军车队忙个不停，荻洲给出了一个他认为完全合理的解释：诺蒙坎的冬天极为严寒，这里的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摄氏度，要想在诺蒙坎过冬，当然需要大量的御寒物资，一点不奇怪呀。
小松原等人在其他事情上可能与荻洲不和谐，但在敌情判断上，双方却是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老毛子在“八天攻势”未果后，已经准备像北极熊一样趴下过冬了。
一辆汽车陷在了沼泽里，于是士兵们全都成了累死不偿命的牲口。日军相对落后的后勤运输和补给能力是其难以克服的短板。
日军的补给速度本来就极其缓慢，荻洲认为，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储足物资后再组织新的攻势。
关东军司令部也在窥测苏军的动静，他们还特地施展特种情报技术，对苏军的无线电联络进行了窃听和截取。
作战课调集破译专家，准备对电码进行破译，但实际上这些电报根本就不用破译，因为全都是一些明码电，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抱怨缺少修建阵地的施工材料，以及水泥质量不过关，要求调拨相关器材，有的则说是阵地上水不够了，请求紧急供应饮用水。
辻政信等人陆陆续续去前线进行了侦察，侦察的结果似乎验证了电码内容。哈拉哈河东岸，苏军全在专心致志地修建过冬工事，时常能听到士兵打桩的声音，而在哈拉哈河西岸，除了运输车队运送“御寒物资”以外，白天几乎见不到苏军有任何动静。
大家都放松下来，只有参谋本部情报部的那些“兔子”仍竖着耳朵，瞪着眼睛。
关东军司令部截获的电文被他们要了过去，情报参谋不像作战参谋，怀疑一切和审查细节是他们的职业习惯。看过电文，这些情报参谋颇感疑惑，认为前线电码不加密本身就是个怪现象。
难道是施工材料实在太缺乏，饮用水实在太紧张，弄得电报员连编密码的时间都没有了？或者，是因为在不毛之地作战，通信纪律开始松弛？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前面两种假设都不存在，那么很可能是苏军在有意识地拍发假电报。
问题是，苏军为什么要造假呢？
答案都装在朱可夫的肚子里。
松本的父亲告诉松本，不要撒谎骗人，这条戒律在战场上尤其指挥高层并不适用。
朱可夫不是经常撒谎骗人，但必要时他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可以做到极致，早在制订进攻计划的同时，他就制订了各种迷惑战术。
苏军建有专门的无线电干扰部队，在第三次诺蒙坎战役中曾建有奇功，战役结束后他们便奉朱可夫之命，停止了对诺蒙坎地区的通信干扰，否则关东军又怎么可能截获到电文？那些明码电文不用说，全是假的，为的是让日军相信，苏军将会老老实实地过上一冬。
此外，修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散发小册子，也都是朱可夫有意为之。
除了命令施工队不停地修筑工事，以便让日军“眼见为实”外，朱可夫还把一架大功率的音响设备运到前方，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只放一个内容，就是模拟打桩的声音，刻意营造大修工事的热闹氛围。
这些都是故意散布的假情报，你要从苏军手里得到真情报，那就比较难了。
朱可夫制定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反攻计划在前线只有五个人知道，分别是朱可夫本人、军政委尼基舍夫、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作战部部长，所有战役计划、命令、口令、文书，统一由司令部的一名打字员负责打印。
朱可夫规定，一直到大反攻到来的前两天之前，所有部队一律不准进入进攻出发地域，需要潜伏到前沿勘察地形的指挥官，必须要换成士兵着装。
1939年8月12日，关东军司令部拟订了“诺蒙坎事件处理纲要”，在“纲要”中，提出要在严冬季节“确保既得成果”，同时借机摧毁苏军战力，以便使“敌人野心破灭”。
在假情报的蒙骗下，植田、辻政信这些人真的以为苏军要过冬了，他们还准备趁苏军过冬麻痹时，给予突然打击哩。
辻政信随即带着“纲要”，到前线与荻洲、小松原进行协商，最终确定于8月24日对苏军发动攻势，以组织“第四次诺蒙坎战役”。
1939年8月13日，在小松原的陪同下，荻洲巡视了诺蒙坎一线战场，他仍然没有发现苏军有主动进攻的任何迹象，于是第二天就动身去了海拉尔。
“第四次诺蒙坎战役”还早，荻洲在海拉尔要处理的，是小松原给他遗留下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比如辎重人员、车辆不足，以及一线士兵老是喝不上水等等。这些问题过多过滥，够荻洲折腾上一阵子了。
关东军的眼睛被蒙住了，唯有参谋本部情报部仍对那些假电报持有疑问，他们还侦察出，苏军在博尔集亚到外蒙古之间铺了铁路，只是列车是否已经通行，具体情况尚未掌握。
1939年8月13日，就在荻洲巡视战场的当天，情报部向关东军提供了一份敌情判断，对已集结于哈拉哈河地区的苏军兵力做出了推测。
朱可夫一直在运兵，关东军始终侦察不到，仍然是因为迷惑战术在起作用。
所有即将投入反攻的部队，都是利用晚上或恶劣天气，才向进攻出发地域集结。从大炮到坦克装甲，以及其他一些军用器材，都采取了伪装分散措施，上面盖有用草木编成的伪装网。
尽管如此仍免不了会有些动静，尤其是坦克部队，动静更大。朱可夫就出动轰炸机编队，通过编队的低空飞行，来掩盖坦克的嘈杂声，同时前沿值班部队也经常利用小口径机步枪进行连续射击，以分散和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到反攻发起之前一连十几天，前线的坦克越来越多。朱可夫索性拿出一些坦克，拆掉消音器，沿着前线不停地来回开动，通过这样的办法，使日军逐渐习惯苏军的坦克声音，一方面继续为隐蔽中的坦克群打掩护；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日军在正式反攻时摸不准苏军的进攻方向。
在参谋本部情报部的敌情判断上，揭示了朱可夫偷偷运往前线的兵力概数：步兵营三十个，坦克装甲五个旅，外蒙古骑兵师两个，野炮级火炮一百三十门，重炮五十门。
情报部推测出来的兵力概数，与实际情况虽非完全一致，但已经相当接近，这个涌现出“麦克阿瑟的参谋”的情报部门果然非同凡响。
任何有作战经验的人，只要拿到敌情判断，就会知道朱可夫已具备随时发动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并且一定已有相关计划和安排。
然而情报部又一次失望了。敌情判断发出后，有如石沉大海，根本就没人搭理。
事后，情报参谋们也承认，关东军的作战参谋是否接受了他们的分析，是件颇有疑问的事。
辻政信他们究竟是怎么了？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争斗，如今在辻政信脑海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便是这些扯不断理还乱的江湖恩怨。
关东军和其上级机构参谋本部的关系闹得越来越僵，第六军的设立和取消轰炸禁令，更加深了这种感情上的对立，以至于他们与参谋本部逐渐互不联系。
参谋本部倒不像关东军这么小心眼。只是在当时汪精卫叛逃的情况下，张灯结彩，来年扶植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已成为参谋本部的头等大事。这件事还牵一发而动全身，汪精卫做了汉奸老大，其他汉奸怎么安排，以及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如何统一编组与指挥，都一齐涌了上来，从中岛次长开始，参谋本部的一众作战参谋忙到昏天黑地，既然关东军不来联系，他们也乐得先丢下不管。
关东军不同，是真耍起了性子。这些哥们儿与参谋本部之间既不通电话，也不发电报，情报部的敌情判断来了，没人当一回事。
其实这时关东军通过空中侦察，也发现苏军的运输车队很是反常，运输汽车日夜不停，川流不息，有时一天竟然达到千辆左右。
这是在运输“御寒物资”吗？怎么看都不像。
如此重大的情报，按规定应向参谋本部汇报，但关东军方面根本没这么做，他们认为，离开参谋本部的控制，关东军这部军事机器不仅能够照常运转，还可以更好地放开手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自由多惬意。
关东军从一般自恋滑到极度自恋，连与参谋本部的正常联系也中断了。
情况传到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耳朵里。载仁觉得很不是滋味，就派分管作战的中岛次长亲自到长春，做出虚心求教的样子，并承诺，第六军不会绕过关东军，仍受关东军指挥和管辖。经过多方疏通和解释，植田、辻政信等人的脸色才缓和下来。
关东军又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指挥位置，辻政信指手画脚得越发起劲，哪里轮得着情报部来给他提供什么指导。
前线日军从一名战死的苏联军官身上得到一份地图，这份地图到了辻政信手上。他从地图上得到的信息是，苏军在哈拉哈河地区至少部署了三个师，而且背后在修临时铁路，但是他仍然没放弃自己原先的那套理论，也就是“兵站极限论”。
就算是有临时铁路，总不至于修到诺蒙坎吧，还不是要载重汽车卸货。一个大兵团会战所用的物资，苏联人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载重汽车呢？
没有足够的物资，苏军三个师攻个三天，也就到顶了，其效果很难超过“八日攻势”。再说了，不是还有“第四次诺蒙坎战役”吗，就像“处理纲要”中说的，没准这一战就可以摧毁苏军战力，破灭其“野心”，所以根本就不用着急。
辻政信关于苏军“汽车不足”的观点根深蒂固，因为日军自身经验在那里，要知道，日军在诺蒙坎的运输汽车，全部加起来还不超过七百辆。辻政信预计，苏军可能会多一些，不过满打满算，千辆出点头，就不得了了，而这一数量，难以负担大兵团作战的实际所需。
的确，大反攻需要的物资，不是一个小数目。在这么短的时间和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要将它们从博尔集亚火车站运往诺蒙坎前线，在他人看来，完全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如果你只会按照设定的游戏规则玩，将永无出头之日，朱可夫要打破游戏规则，创造新的奇迹。
再按部就班地去博尔集亚卸货，显然已经行不通了，朱可夫投入两个铁路工程兵团和一个筑路工兵营，开始抢铺一条临时铁路，就从博尔集亚一直延伸到外蒙古境内。
铺铁路是大动作，难以完全保密，所以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都隐隐约约侦测到了，但他们不知道这条铁路的具体进度。
修筑临时铁路本身就是一个工程奇迹，经过五十八天的日夜施工，在总攻发起之前，铁路已铺设到了乔巴山市，而且早已通车。这条铁路长达三百二十四公里，将原先的兵站线缩短了近一半。
到这里，辻政信的思路起码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剩下的一半兵站线，总得用载重汽车运吧，所以辻政信说朱可夫一定“汽车不足”。
朱可夫的确不足，他也为此伤透了脑筋，可问题在于，辻政信所认为的不足，与朱可夫的不足，完全是两码事。
在朱可夫开出的清单中，仅炮弹就需要一万八千吨，航空炸弹六千五百吨，加上食品燃料等其他物资，总计六万吨。朱可夫计算了一下，运输这些物资，需要三千五百辆载重汽车、一千四百辆油罐车。
8月14日前，朱可夫想尽办法，弄到了一千七百多辆载重汽车和九百多辆油罐车。
这可不是千辆出点头的问题，如果辻政信知道的话，准得仰面摔个大跟斗。
让朱可夫愁容满面的，正是与辻政信概念完全不同的“汽车不足”。为了调集足够车辆，朱可夫忙到了席不暇暖的程度，特别是在大反攻进入倒计时的那段日子里，他的身体疲劳到了极点，双眼布满血丝，嗓音嘶哑，特别想打瞌睡，为此桌子上总是放着几杯浓浓的酽茶，借此提神醒脑。
1939年8月14日以后，国内又陆续拨来一千多辆载重汽车和三百多辆油罐车，还少几百辆车，不过缺口已经越来越小。
苏军是怕未来的补给不够用，日军却是早就不够了。
按照关东军后勤部门的战后分析，当时日军起码缺少三千辆运输卡车。荻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向前线补充了一千五百吨物资，连苏军的一个零头都不及，这使前线日军提前陷入了饥寒交迫、青黄不接的窘境。
荻洲解决问题的办法倒也实在，不能做加法，就做减法。他下令尽可能节约第一线兵力，从第二十三师团抽出部队去后方修筑过冬工事。
1939年8月17日，松本的卫生队奉命随抽出部队转移，他们来到了一处“森林地带”。
说是森林，其实不过比别的地方多一些灌木和小松树。在这里，松本碰上了秦医长带领的另一拨人，两边都有三十来个卫生兵，人多力量大，短时间便在林子里建起了临时医务所。
建了医务所还得建用于休息的战壕，秦医长和松本虽是上下级关系，但彼此相处融洽，于是决定给两人挖一个双人战壕。
在挖什么样的战壕时，双方有了争论。秦医长主张在断崖下挖猫耳洞，松本则竭力反对。
猫耳洞内比室外温度低，蹲在里面要相对凉爽一些，但是松本认为不安全，有塌方危险。
自从那次差点被活埋后，松本对掩体塌方特别敏感，他觉得还是找一个平坦地方挖“章鱼罐”比较好，就算塌了，还可以靠“土遁秘法”自救。
秦医长大大咧咧，说断崖上面还生着灌木，怎么会说塌就塌呢，你就别大惊小怪了。
松本争不过秦医长，只好迁就了对方。
晚上秦医长呼呼大睡，松本哪里睡得着，他时刻都担心猫耳洞会塌下来，只有抬头盯着顶上的土壁，迷迷瞪瞪，一晚上没能合眼。
还好，这是个平安夜。
第二天，秦医长接到命令，步兵晚上要对苏军发动夜袭，需要卫生队跟从。秦医长便用商量的口气，问松本能否带队前往。松本人老实，又觉得秦医长待自己不错，就爽快地答应了。
这天夜晚确实很适合发动夜袭，天上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是夜袭的阵容让松本有啼笑皆非之感。
那是一支步兵小部队，人员尚不足一个中队，就这么一丁点人，能干得了什么？
大家在黑暗中摸索了约有四公里路程，步兵指挥官告诉松本：“卫生队原地待命，没有命令不准擅自行动。”
步兵把卫生队扔下，自顾自地往前面去了，手无寸铁的卫生兵们趴在地上，就像被遗弃在荒野中的儿童，那个怕呀，连松本自己都不知不觉浑身哆嗦起来。
以为前面要打仗，不料好久都听不到一点动静，没有枪声，没有呐喊，既不见夜袭部队返回，也不见任何人来跟他们联系。
卫生队在焦虑和不安中，一直熬到凌晨3点，相互之间已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对方的脸，还是不见有人前来招呼。
松本在诺蒙坎出生入死，已经成了半个老兵，凭经验和直觉判断，他认为夜袭部队其实什么都没干，虚张声势地绕了一圈后，早就撤回去了。
这就算是夜袭啦？
松本又惊又气，不由得佩服起指挥官们的智慧和勇气，原来夜袭战术竟然已经进化到这种层次了，连自己人都可以欺骗。
另外，松本其实能够理解夜袭部队。凭那几个毛人，如果傻乎乎地真去攻击苏军阵地，不啻羊入虎口，也许一个都回不来，你别看步兵在卫生队面前显得神气活现，但这个世上，历来只有烈妇没有烈夫，面对苏军的坦克和大炮，他们还不一样地怕死？
让松本感到特别气愤的不是这个，而是夜袭部队用“原地待命”给卫生队画了个圈儿，不准他们“擅自行动”，撤退时又不派人来知会一声。
这也太自私了，天一亮，卫生队就算想回去都回不去。
眼见得“待命”就是送命，松本再也顾不得许多，当即下令全体后撤。
撤退时，松本一边走一边警觉地观察着周围情况，不料走了一会儿后，他发现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卫生兵，其他人早就像兔子一样跑得没影了。
这不知道是多少次死里逃生了，但当松本撤回小森林时，他才知道，死神伏击他的位置并不在夜袭路上。
猫耳洞塌了，把秦医长埋在了乱石堆中。挖出来时，身体已经冰冷僵硬。
松本既为秦医长难过，也为自己的侥幸逃生感到恐惧和后怕。
秦医长的今天，会不会是我的明天呢？
卫生队再次接到转移命令。估计是补给情况又有所缓和，因此他们又被从后方调到前线，新阵地是山县联队驻守的2号阵地。
对去哪里，卫生兵们并没有任何决定权，就算前线是地狱，一个命令一来，也得睁着眼睛踏进去。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人的求生欲望反而格外强烈，在往前线开拔的途中，狂风卷着黄沙漫天飞舞，行军异常困难，但没一个人敢脱离队伍，都怕因此而丧命。
2号阵地与苏军阵地已经相当之近，等于是在对方眼皮子底下，但让松本感到诧异的是，苏军并不向这里发射重炮，所有重炮炮弹都带着呼啸声，嗖嗖地从头顶掠过，奔后方日军阵地去了，落在2号阵地的主要是重迫击炮。
为什么苏军不重炮轰击2号阵地？这问题问得很贱，然而答案十分简单：正因为离得近，苏军怕误伤自己人，所以轻易不朝此处发炮。
尽管只使用了重迫击炮，但给日军造成的伤亡一样不小，而且苏军坦克还经常来袭。
朱可夫拥有较为丰富的实战经验，这使得他对于一些技战术细节能够加以重视和研究。
在第二次诺蒙坎战役中，日军步兵发动肉弹攻击，用燃烧瓶来对付坦克，当时确实使苏军坦克受到一定损失。事后经检查，苏军受损坦克有百分之八十都不是被反坦克炮炸掉的，而是毁于日本步兵之手，其中又有一多半系步兵投掷的燃烧瓶所引燃。
作为坦克专家，朱可夫不仅重视整体战略战术，对许多具体细节也绝不放过。他意识到，连燃烧瓶都能炸坦克，说明坦克本身一定有问题，最后症结就集中到了苏军坦克的汽油发动机上。
朱可夫从苏联国内紧急调运几百台柴油引擎，战地修理营加班加点，把坦克装甲车的发动机全部改造成了柴油式，同时在车尾要害部位加装了钢丝铁刺网或防护板，确保燃烧瓶即使投在上面，也很难使坦克燃烧。
日军仍然给一线步兵普遍配发燃烧瓶，连卫生兵们也人手一只，但对苏军坦克的威胁已经不大。
燃烧瓶不管用，就发反坦克雷。
反坦克雷从外表上看，像一块夹馅面包，因此俗称“面包地雷”。无论燃烧瓶还是反坦克雷，投掷之前都得先靠近坦克，这可需要做肉弹的勇气，第二次诺蒙坎战役时，当苏军坦克逼近时，松本也只敢大喊“快埋反坦克雷”。
在2号阵地，松本看到了敢贴近坦克的“无敌勇士”。一名叫渡边的士兵用竹竿绑着反坦克雷，利用向坦克匍匐前进的方式，接连炸毁两辆坦克。
只是第三次不行了。
苏军把诺蒙坎作为武器试验场，所有类型坦克全开了过来，其中甚至包括尚在试用中，还很不完善的T-35重型坦克。
T-35堪称坦克家族中的航母和巨无霸，它有分为两层的五个独立炮塔，共拥有三门火炮、五挺机枪，火力超强。当渡边离T-35还有二三十米距离时，他就被机枪打成了蜂窝。接着，坦克很冷酷地开过去，把渡边的尸体碾为肉酱，压成肉饼。
T-35后来没有得到推广，是因为它的弱点同样致命，那就是行动非常缓慢笨拙，很容易被“肉弹”找空子，但苏军在T-35背后还配了狙击手，坦克看不到的死角，他们用子弹补上。
肉弹攻击的场面，就在距离松本仅一百五十米的地方上演，后来这些悲惨的镜头再也没能从他脑海里抹去，终其一生，都在折磨着他。
看到渡边死去，松本就好像自己也死过了一次，他绝望了。当晚上山县联队也传令下来，说是要组织夜袭，让卫生队派人跟随的时候，松本立刻举手报了名。
前面是地狱，后面也是地狱，左是死，右也是死，比死更可怕的却是对死亡的等待，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活多久。
处于这样的环境下，简直要让人精神崩溃。松本想，与其坐在阵地上受罪，不如冲到苏蒙军阵地里，挨上一枪是痛快，要是能杀掉一两个苏联兵，也算是够本了。
这次夜袭跟上次夜袭的基本程序差不多，卫生队还是得先“待命”。
“待命”的过程中，松本既紧张又亢奋，一直暗暗念叨着：“马上就要打起来了，马上就要呐喊冲锋了，一场厮杀就要来临！”
可是规定时间早已过去，臆想中的刀光剑影不仅没有出现，前方还静得可怕，一点不像夜袭前后应有的景象。
莫非夜袭部队又熊啦？
如果一个人拥有许多次死里逃生的经验，他一定会成精。
松本就是这么一个“精”，联想到上次的教训，他判断夜袭部队肯定撤退了，而且又把卫生队给遗忘了，于是断然下令撤退。
撤回来一打听，果不其然，夜袭部队已经撤了。不过通过这次经历，松本发现两次夜袭行动，他其实都有些冤枉夜袭部队。
夜袭不成功，并非日军步兵胆怯，或是有意作假，蒙骗上司。事实上，夜袭部队两次都摸进了苏军阵地，但那里早就空无一人，一个苏军士兵看不到不说，连枪支弹药甚至食品和水都没有找到。
撤退时，也不是夜袭部队不想通知卫生队，只是两边都怕被高台上的苏军所发现，尽量把身子压得很低，结果就是你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
松本所亲身体验到的，正是朱可夫所实施的“夜退昼攻”战术，即天一黑苏军就撤出阵地，天一亮再靠炮火夺回来。
在越打越聪明的苏军面前，夜袭和肉弹攻击一样，都让日军陷入了食之无味，然而弃之将更加无术的可悲境地。
每时每刻都与危险打交道的经历，让松本本能地拥有了一种对危险的超强预感。2号阵地有一座工兵联队修筑，专供军官们隐蔽的战壕。相对于士兵们自己挖掘的掩体，这座战壕显得十分坚固考究，壕顶上不仅建有两层松木、木板、沙袋构成的隔离带，而且还铺了五层厚厚的钢筋水泥板。
壕分内外两洞，内洞宽敞，住着高级军官，外洞低矮，中下级军官都集中在那里，像松本这样的最底层级军官，只能在外洞口挤上一挤。
人人都以为越靠近隐蔽壕越安全，唯有松本觉得悬，因为他注意到，一辆苏军坦克曾开到离隐蔽壕一百米的地方，一停就是二十分钟。
无事不登三宝殿，苏军坦克绝不会浪费这二十分钟，松本判断，隐蔽壕可能已经被发现了，坦克这是在进行侦察。
随后，苏军侦察机也盯住了隐蔽壕，在上空来来回回低空盘旋了好几圈。
松本深知苏军炮火的厉害，隐蔽壕的安全，全在“隐蔽”两个字上，一旦目标暴露，你那所谓的坚固根本就不够对方开销的。
有一个叫福田的军医，一直钻在隐蔽壕里，松本劝他离隐蔽壕远一些：“我觉得这个隐蔽壕太不安全，咱们还是到士兵壕去躲一躲吧！”
福田哪里肯听，要是有资格，他还想到内洞待着去呢。
见对方毫不理会，松本只好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刚坐下不到一分钟，就听见晴天霹雳一声响，隐蔽战壕真的中招了。
苏军打来六发炮弹，六发全中，隐蔽壕顶部及四周的圆木墙壁被震得走了形，但这座战壕确实坚固，这么轰都没有塌，很多军官仍然躲在里面。
苏军侦察机幽灵一般的来了，低空盘旋两圈后才飞走。经过空中侦察，苏军炮兵确认目标及测量数字无误，马上又打来六发炮弹，并且再次全部命中。
十二发重炮炮弹的连续轰击，终于使隐蔽壕承受不住了。眼见得它一点点地往下塌陷，最后形成一个凹形大坑，包括福田军医在内，没有出来的军官全部被活埋在了里面。
在轰炸隐蔽战壕的过程中，侦察机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些侦察机低空盘旋，且个个大摇大摆，无所畏惧，其中就包括“夜行怪客”波-2袭扰机。
注意，波-2出行的时候不再是黑夜，而是白天。
为侦察机创造如此优越环境的，自然是战斗机。日苏两军对诺蒙坎制空权的掌握，大体可分三个阶段，7月以前，制空权一度在日军的飞行集团手中；7月以后，随着斯穆什科维奇及其大批新飞机的到来，日军飞行集团损兵折将，逐渐处于不利局面。
到了8月初，又完全是另一个新的开局。斯穆什科维奇在国内空军部队、飞行学校中大贴招贤榜，挑选了一批飞行、格斗技能都甚为出众的老飞行员及新锐尖子，组成“拳头部队”。
斯穆什科维奇的“拳头部队”。飞行作战质量由飞行员和战机共同组成，二者缺一不可。
这一次，他要完全夺取制空权，所以必须绝对精锐参与。
“拳头部队”到达战场后，锋芒直指各个日军机场，不光是袭击，还要进行封锁，直至将日军飞行战队完全驱出。
第一、第十一战队相继丧失元气后，日军飞行战队里最活跃的是第二十四战队。该战队在“7·29”空战中遭遇了重创，随后被迫从一线的额拉依机场撤出，转移到靠后的野战基地。
可是斯穆什科维奇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驱”的目的达到后，他还要通过连续空战，以痛打落水狗。
在“8·4”空战中，第二十四战队又被打得不成人样，战队长松村黄次郎中佐的座机起火燃烧，迫降于苏军后方。
僚机飞行员西原五郎赶紧施救，他把飞机停在一块选定的平坦草地上，但没有关掉发动机，在把受伤的松村拖进自己的座舱后，即加大油门滑跑起飞。
这时苏军已经看到日机迫降的位置，正开着汽车飞奔而来，双方一个前脚一个后脚，差不了多少时间。
西原成功逃脱，靠的就是未关闭发动机所抢来的那点时间！
得知这件事，日本各大报纸对西原五郎勇于拯救他人的武士道精神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只是这种类似于第一战队“操纵的神”获救的事例，最多不过骗骗老百姓，实际于事无补。
“8·4”空战后，第二十四战队因大量减员和极度疲劳，已到了不能再战的程度，当天晚上就被调回海拉尔机场休整补充。
至此，日军在诺蒙坎的制空权大半丧失，以至于苏军侦察机大白天都可以跑到日军阵地上空晃来晃去。
2号阵地隐蔽壕被炸事件，对前线日军的士气造成不小打击，只是他们不知道，苏军还有最致命的一击，而且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现代战争的胜败所归，并不出于数学计算之外。截至8月18日，朱可夫所需要的六万吨物资已大部分运到前线，对于日军，苏军已掌握了相当大的优势，就连秘密集结的步兵都已超过日军数量的一半。
到8月中旬，先后传来的两个消息，更增强了朱可夫获胜的底气。
第一个消息能让日本人气到吐血。当初日本邀请德国观察团观战的初衷，既不是请他们来做军事顾问，也不是为了给他们看笑话，目的只有一个，博得德国元首希特勒赏识，以便及早促成日德军事同盟的实现。
可是事与愿违，此举起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效果。德国人不来看，还以为日军有两下子，看过之后，才知道日军连半下子都没有。
观察团每次发回国的报告千篇一律，把处于“一战水平”的日军贬得一钱不值，说到精彩处，甚至可编成一部笑话集。
比如，日军以勇猛自诩，指挥官往往身先士卒，报告中对此莫名惊诧：高级指挥官不在后方指挥，竟然和部队一起冲锋，这完全是“缺乏必要军事指挥常识的愚蠢蛮干”。
日军当宝贝一样的坦克部队及其战术，笑得德国人的牙掉了一地：完全失败呀，日本人没几辆坦克，而就为了爱惜这些破坦克，居然使用步兵掩护坦克，并用骑兵向苏军坦克发起“愚蠢的进攻”，大家能想到世上还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战术吗？
德国人眼中的“不可思议”，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他们一直是在垃圾堆里搞装修，制造坦克需要原料、金钱和时间，而士兵只要一张明信片就能招来一群，你说哪一个更宝贵？步兵掩护坦克，天经地义，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这是日本的国情，不是德国的，观察团毫不客气地指出，日军的战斗力非常薄弱，德国跟这样的国家结盟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因此在对日外交上应“格外谨慎”，不可与日本过分亲密。
纳粹元首尽是一些势利货色，希特勒在收到报告后马上做出决定，不再带日本这个笨手笨脚的小朋友玩了，日本政府要求军事结盟的请求遭到明确拒绝。
德国对日本的不义气，等于给朱可夫卸下了包袱，一旦他们发动反攻，苏军在欧洲方面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
兴安警备军，通称兴安军。这支草原上的伪满洲国军并没有能够逃脱“凡伪军皆不中用”的规律，打仗全靠“太君”帮忙，自己一点都不给力。
朱可夫听到的另外一个好消息，则与兴安骑兵师有关。
兴安骑兵师隶属于兴安军，兴安军共有四支警备军，其中就包括在诺蒙坎弄出事端的兴安北警备军。
各警备军都属于站岗放哨的治安部队，后来便计划从四支警备军中抽调主力，编成具有野战性质的兴安骑兵师（又称兴安师）。
兴安师下辖三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迫击炮团。该师为甲种编制，一般警备团只有四个连，它每团有五个连，其武器配备仅次于正规日军，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军中，属于第一流装备师。
从第二次诺蒙坎战役开始，关东军司令部便下令兴安师参战，并额外配属了兴安军官学校教导团，使这个师由五个团增加到六个团。
参战的兴安师被列入河东兵团，由战车团长安冈正臣统一指挥。在河东战场上，他们主要负责与外蒙古军骑兵第八师（骑八师）作战，一度占领了对方所控制的诺尔台高地。
但是好景不长，苏军通过坦克大战，击溃了河东兵团的主力，从而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兴安师。
兴安师起初能从骑八师身上占到点便宜，只是低水平线上的较量，其实这个师内部问题一大堆，最大的问题就是成立时间太短。
兴安师从师长、参谋长，到团连甚至是排的军官，大部分是日本人，也就是说，在指挥上它属于“皇军系统”，“伪军”只分布于士兵和少数下层军官阶层。这样，军官要从不同编制的日军部队中抽调，士兵也来自各警备军，因编组过于仓促，彼此缺乏必要的磨合，直至出征前，官兵之间还是互不相识者居多，有的士兵连本团团长或本连连长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出征的骑兵还没有军马和鞍具，炮兵则缺乏驮马和挽马。到了前线，安冈一看，光着屁股怎么打仗？这才赶紧派人去海拉尔等地方购买马和鞍具。
买来的马尚未到士兵之手，路上就遭到苏军飞机的连续轰炸扫射，损失了一百多匹。剩下来的，有一半以上均为没有调教训练过的生马，与实战的规格和要求相去甚远。
来不及集中训练的还有士兵，因为没有经验，当苏军进行猛烈炮击时，士兵竟然不知道要深藏战壕，老是喜欢探头探脑地出来瞧热闹，结果不少人的脑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热闹掉了。
在苏军第三十六摩步师和装甲兵团的配合下，骑八师发起反攻，兴安师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差点被全歼。在小松原派第二十三师团接应后，残部才得以撤了下来。
兴安师至此再无能力投入进攻，只能在侧翼警戒阵地担任掩护。尽管如此，这个倒霉的伪军骑兵师终究没能逃脱厄运，在苏军发动的“八日攻势”中，他们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参战一个月，全师三千余人仅剩下不到三百人，重武器损失率达百分之百。
损失的那两千多人并非全是战死或负伤，其中的一千多人都逃了。苏军摧枯拉朽式的火力攻击，毫无疑问是导致逃跑的主要原因。蒙古族兵不像日本兵那样纠结，反正是替人打工，也没有什么“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顾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想逃就逃。
另外一个原因，是日军在诺蒙坎的物资非常紧缺，僧多粥少，偶尔有那么一点好吃的好喝的，蒙古族士兵什么也分不到，日本军官却可一人得双份，他们还为此编了个理由，说是“我们日本人生活水平高，你们蒙古人不习惯吃喝”。
蒙古族士兵经常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境地，都是爹妈生父母养的，一想，我们连白菜叶子都吃不着，干吗去替你们操那卖白粉的心，不如遁去。
就像破了洞的容器一样，士兵或单独行动，或集体逃亡，今天走了三五个，明天跑了百八十，最后就连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那不到三百人，转眼间也逃散大半。
当然也没全跑，还剩三十一人，里面除去三十个日本人，只有一个是蒙古族人——这个蒙古族人从小在日本长大，自己也以为自己是日本人了。
即便不崩盘，以兴安师的那点实力，朱可夫也不用太过在意，他重视的是兴安师原来的设防位置，因为那里藏着他的破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