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日，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上将正在为演习做讲评。突然莫斯科打来电话，电话中命令他立即动身，第二天向国防部部长伏罗希洛夫元帅报到。
电话没有说明此行的内容，这让朱可夫的心凉了半截。
肃反运动覆盖苏联全军，白俄罗斯军区也不能幸免。朱可夫的上级同僚隔三岔五就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通知，然后就在“报到”过程中一去不复返，其中就包括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久而久之，“报到”近乎成为死刑判决书的代名词。
再怕也不能不去，一路上朱可夫都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的脑袋还能在脖子上待多久。
1939年6月2日，朱可夫走进了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
伏罗希洛夫首先询问了朱可夫的健康状况，然后就说到了已经结束的这一次诺蒙坎之战。据伏罗希洛夫透露，苏联高层对苏军在这一次诺蒙坎战役中的表现并不满意。因为在刚刚结束的这场冲突中，苏军虽占有火力上的优势，但没能取得预想中的战绩，以至于指挥所被端、空军落败，后面的仗也打得一点都不轻松。
苏军高层预计诺蒙坎还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日军将会卷土重来，伏罗希洛夫指着地图说：“一场严重的军事冒险正在酝酿。无论如何，事情不会就此结束……”
说到这里，他问朱可夫：“你能立即动身飞到那里，并在必要时接管部队的指挥吗？”
朱可夫马上领悟过来，斯大林是要授予他指挥刀。
虽然伏罗希洛夫用的是问句，但实际上就是下达命令，听到这句话的人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松了口气的朱可夫当即回答：“我已准备好马上起飞！”
应该说，如果不是肃反，朱可夫还不一定能得到如此重用。
第一代红军领导层中名将太多了，完全可以用灿若繁星来形容，不说加伦，即便是朱可夫曾经的顶头上司乌鲍列维奇，也十分了得，此人被誉为二战前苏联最优秀的军区司令员。显然，从资历到实战经验，无论他们中的谁，都比朱可夫更有资格担任前线总指挥。
正因为这些更有资格的人都挂了，朱可夫才会成为斯大林的最佳人选。
朱可夫出身骑兵，是布琼尼元帅的得力助手和下属。到肃反结束，五大元帅杀了三个，留了两个，留下的这两个，一为伏罗希洛夫，一为布琼尼，二位同属于苏联国内战争时第一骑兵军的将领，而第一骑兵军称得上是苏联的精锐部队。
顺着布琼尼这条线，朱可夫在政治上首先达到了“及格线”，这也是朱可夫能够保住项上人头的重要前提之一。
年轻时的朱可夫是个帅小伙。朱可夫曾是沙俄军队的一名骑兵，因为在一战中作战勇敢而被提升为军士，拍摄此照时正是升为军士的时候。
除此之外，就得有点真本事。朱可夫从骑兵排长做到骑兵军长，有着指挥机动作战的丰富经验，同时指挥军区演习的经历，又使他初步具备了调度大兵团的那种宏阔眼光。
还有一点也可能是苏联高层予以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抗战爆发后，朱可夫曾作为军事顾问援华，尽管他当时只是在技术问题上为中国军队提供咨询，并未参与具体作战计划的制订，但多少积累了一些对日军的认识和作战经验，如今在诺蒙坎战场上正用得上。
1939年6月5日晨，朱可夫乘飞机抵达蒙古，重点是研究驻蒙古的第五十七特别军在诺蒙坎战役中的指挥得失。
让他想不到的是，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竟然设在距离诺蒙坎前线一百二十公里之外！
朱可夫十分吃惊，接着他来到特别军司令部，见到了军长费克连科等人，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费克连科至今未到前线去过，什么都一问三不知。
军参谋长库谢夫向朱可夫报告了局势，朱可夫一听，就知道这位军参谋长也一样没到过前线，不了解诺蒙坎战场的真实情况。
朱可夫调查下来，在军司令部的高层指挥人员中，只有军政委尼基舍夫去过事发现场。
朱可夫怒不可遏：你们这算打的什么仗，为什么不把军指挥所设在前线？
见朱可夫发了火，费克连科很是慌张，结结巴巴地辩解说，不是他不愿意到前方指挥，是因为那里找不到构筑指挥所的木料。
如此荒谬的解释，对于以性格火暴著称的朱可夫来说，只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他扔下费克连科等人，气冲冲地赶到哈拉哈河东岸，亲自对诺蒙坎战场进行了考察。
经过实地考察以及对苏蒙军前线官兵的询问，朱可夫确认，刚刚过去的战役绝不是普通的边境冲突，而且正如伏罗希洛夫所说，日军没有被打服，在退出742高地后，一定还会再次发起“严重的军事冒险”，而以第五十七特别军现有的精神状态和实力根本无法取胜。
1939年6月8日，朱可夫向伏罗希洛夫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对局势的判断分析以及进一步行动计划。报告当天便得到答复，费克连科因“丧失战斗意志”被撤职，朱可夫兼任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
朱可夫走马上任后，军指挥所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第五十七特别军迅速占领了河东的所有要点，开始昼夜不停地构筑永久性工事。
兵派上去容易，关键是还得吃饭饮水。朱可夫在前线考察时注意到，诺蒙坎战场附近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无法就地征用物资，从武器、弹药、燃料，到所有粮食用水，都必须从外地运过去，如此就牵涉到一个兵站运输的问题。
在朱可夫的要求下，苏联开始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博尔集亚火车站大量运送作战物资。最初是几列军列为一批，每隔一定时间便开往博尔集亚，之后，时间间隔变得越来越短，军列也越来越密集，有时甚至多达三十列军列为一批。
货物卸在博尔集亚，还得继续运到诺蒙坎，中间没有铁路，由此又给朱可夫出了个大难题。
对朱可夫是难题，对日军则是武器。
1939年6月10日，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诺蒙坎地区的日军地空部队全部撤回了原驻地。日军的撤退不是要将诺蒙坎拱手相让，而是认为诺蒙坎的地形将自动绑住朱可夫的手脚。
按照日本陆军的兵站常识，当使用大兵团作战时，陆地兵站线的长度一般不得超过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而从博尔集亚到诺蒙坎，兵站线长达七百五十公里。
以“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为标准，辻政信判断苏军再怎么添加兵力，也没法集结和动用大兵团，相反，他相信日军能做到。
辻政信在地图上计算了一下，从海拉尔到诺蒙坎，不到两百公里，如果利用内蒙古的白阿铁路，距离还要更短一些。
这下辻政信有把握了：日军可以出动大兵团，苏军至多只能供应中小兵团，以我的大兵团吃你的中小兵团，还会有困难吗？
日本驻苏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大佐回国述职，正巧在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看到苏军增援部队，据他估计，起码有两个苏军的机械化师。
到达东北后，土居马上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向植田及其幕僚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连声嘱咐：“赶快让国内增援坦克和飞机，如果做不到，就只有引兵后退，求得妥协。”
植田听后默然无语，辻政信则在旁边一个劲地冷笑。他倒不是不相信土居的话，他是坚信自己的“兵站极限论”：兵站补给线是瓶颈啊，懂不懂？老毛子有再多的机械师，也通不过瓶颈，都得卡在那儿！
生怕土居回国传播这条消息，以致动摇了参谋本部及国内舆论的作战决心，辻政信过后把土居拉到另一个房间，带着威胁的口气恐吓他说：“像今天这样的软弱话，将危及土居君的生命，你回东京以后千万不要乱说，要不然当心那些少壮军官把你给宰喽。”
辻政信对前景自信满满：“这次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苏联坦克抓到新京（即长春）来，举行庆祝胜利的阅兵式。”
辻政信摇着个鹅毛扇，不慌不忙，做闲庭信步状，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好不欣赏。
关东军司令部由此制定了一个缩回拳头打人的策略，即先撤出诺蒙坎，然后找准时机，集中兵力给苏军以“分期分批地”严厉打击。
植田和辻政信都把对手估计得太低了，朱可夫也有标准，但不是他们的。
日军的兵站常识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只有大板车这样的运输工具。
苏联人不用大板车，用载重汽车。
朱可夫将驻外蒙苏军的所有载重汽车，包括火炮牵引车在内，都动员出来，并采用了歇人不歇车，轮流替换汽车驾驶员的办法，昼夜不停地将战略物资运往诺蒙坎。
只花了十天时间，苏军就在诺蒙坎储备了半个月以上的作战物资，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计，坦克等机械化部队也畅通无阻。
朱可夫重兵在握，万事俱备，他不光守，还要反击——有限度地反击，以便更好地达到防守的目的。
就兵力而言，起初集结于诺蒙坎的主要是苏军第五十七特别军、外蒙古军骑六师等部队，如果是单纯防守，差不多已经够用，但如果要进行反击，这些力量尚嫌不足。
斯大林曾关照伏罗希洛夫，只要朱可夫挂帅出征，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支援。
斯大林确实下了最大的决心，因为“红色间谍”佐尔格刚刚传来了最新情报，情报中对日本军事实力进行了揭示。
佐尔格发现，侵华战争的长期化，已经使得日本资源和生产力极度紧张，在缺乏德国支援的前提下，没有能力与苏联作战，要战，也必须重整军备。
从1939年6月算起，佐尔格预计日本需要用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重整军备的任务。也就是说，日本如果要对苏联大规模用兵，最快也得是1941年以后。
佐尔格的结论是，尽管日本在诺蒙坎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但实际上未能做好与苏联大规模作战的准备。
既然日本还未做好准备，斯大林便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利用自己相对先进和充裕的军备资源，对日本陆军予以狠狠打击的机会。
有了斯大林的吩咐和支持，伏罗希洛夫完全照朱可夫开出的菜单上菜。包括武官所说的那两个机械师在内，苏军精锐部队陆续从欧洲调往远东，前线苏军的实力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苏军的这次兵力东调中，各式特种部队的聚集最为引人注目。从第一次诺蒙坎战役中的兵种对比来看，苏联空军从指挥机构到飞行部队，都明显落于下风，此次新任空军主任（相当于空军司令员）斯穆什科维奇中将奉调而来，负责对在外蒙空军进行统一指挥。
斯穆什科维奇抵达外蒙古后，马上对前一阶段空战的失败教训进行了剖析。
飞行员们的水平没有日本航空兵高，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个人能力不够，完全可以通过集体配合来弥补，偏偏在先前的空战中，因为缺乏经验，飞行员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这就上了日本人的圈套。
在现有飞机性能上，单翼的伊-16速度比九七战快，但是滞空时间不长，双翼的伊-15速度慢一些，不过具备足够的滞空能力，二者正好优势互补，如果能使这两种战机有机配合，就能抗衡和抵消日本航空兵的个人能力。
斯穆什科维奇带来了一个飞行教官班。这个教官班的成员包括二十多名老飞行员，他们或参加过援华，或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在与德、意、日三国的航空兵交手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空战经验。
确定方略后，斯穆什科维奇便将教官们分散到各作战机场，让他们以空战格斗的实战方式，对年轻飞行员进行配合训练。在短时间内，每个飞行员都被轮训一次，虽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鼓舞了空军士气，也给年轻飞行员们壮了胆。
苏联空军的活动变得积极起来，从6月17日起，他们出动机群进行轰炸，日军囤积在前线的五百桶汽油以及大量的粮秣均被炸起火，给第二十三师团造成很大损失。
这些天里，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一直在对苏军进行侦察，根据苏军不断增兵以及活动频繁的迹象，他认为这是苏蒙军对日军发动进攻的前兆。
要不要打？第一次诺蒙坎战役，第二十三师团是吃了亏，可是关东军司令部也说了，那是兵力不足的缘故。如果这次能引起老大们的重视，一拥而上，没准还能一雪前耻呢。
关键是凑够一撮人马上走，至于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有什么关系呢？
1939年6月19日晨，小松原向关东军司令部发报，说给苏军以“严惩”的时机到了，事不宜迟，应及早发动进攻。
植田司令官接到电报，即刻召集作战课的参谋们进行讨论。大部分参谋都提到了天津租界谈判，所谓天津租界谈判，是日本向英国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禁止租界内部的法币流通，以便进一步封锁和打击中国的抗战经济。
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说：“在处理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时，最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如何对待英国。如果这个时候与苏联发生纠纷，会使军部受到牵制，从而影响英国问题的解决。”
寺田老成持重，他用一种审慎的口气表示：“诺蒙坎问题要解决，但是否选在英国问题处理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意下如何？”
参谋们交头接耳，都认为课长说得对，在这个敏感时刻，不应再喧宾夺主，对苏作战确实应当慎重才是。
“三谋参谋”辻政信一听就来了气：“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关东军的传统是什么？不言而行！”
植田谦吉，第十三任关东军司令官，一个长着花岗岩脑袋的老家伙。深陷诺蒙坎这件事，也真不知道是辻政信把他带到了沟里，还是他跟辻参谋一起跑进了沟里。
在辻政信看来，谈判可不是光靠嘴巴就占上风的，靠的还是实力，如果这次关东军能够“不言而行”，对苏蒙军发动突然打击，就可以提高日军的国际威望，到时准保能把谈判桌前的英国人吓得面无人色，还有什么谈不成的？
他针锋相对地质问寺田：“如果在诺蒙坎坐视敌人的挑战而不顾，必将发生第二、第三次诺蒙坎事件，甚至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
按照辻政信的说法，只要日方一强硬，就能挫败对方的战斗意志，他却没有反过来认真想一想，假使苏联更加强硬地反扑过来又怎么办？这不是更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吗？
可是辻政信一番没有多少逻辑可言的论调，还是博得了满场彩。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第一个起身叫好，其他参谋也都迅速转变了立场，最后连寺田本人都推翻了自己的见解。
寺田原来所持的是“自重论”，辻政信是“强硬论”，就跟原来的不扩大论和扩大论一样，是非对错在这里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表现得更强硬更有气势。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也就是“越‘左’越好”，哪怕是“左”到离谱的地步。
在“左”的高调面前，几场所有类似的场合，都会由辻政信这样毫无自知之明的逞强莽撞之辈控制局势，慎重论者则会被视为怯懦而抬不起头来，先前连满腹经纶的石原都挨了一刀，更不用说寺田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所有参谋里面，包括寺田在内，都没有作战的实践经验，就算是一般的参谋工作，经验也不及辻政信，所以根本回答不了辻政信的质问。
强硬论统一了会议基调，也帮助与会的植田和矶谷下定了决心。
接着起草作战方案，第二十三师团遭到“罢免”。参谋们异口同声，认为第一次诺蒙坎战役中的不尽如人意，与第二十三师团的素质有关，这个组建不久的师团从作战指挥到部队士气，都存在问题，以这样的状态与苏军作战，很难取胜。
大家想到的理想选手，是第七师团。在作战课看来，只有这样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出马，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当天参谋们将作战方案送交植田，请他裁决。
植田的额头出现了很深的皱纹，他看着地图，默默地聆听着辻政信就方案所做的说明。据辻政信说，过去植田总是边听说明边点头，但是那一天不知为何，神态非常反常，一脸深沉，且中途未作任何表示。
辻政信满腹狐疑地猜测着司令官的心思，当做完说明，他看到植田掏出手帕，开始擦拭脖子上流下的汗，随后才慢慢地开了口。
植田同意方案的几乎每个步骤，唯独不同意撤下第二十三师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可能跟自己的幕僚完全一样。辻政信等人只关注如何打赢，他还得照顾方方面面，诺蒙坎一带是第二十三师团的防区，要是骤然弃之不用，很有可能让该师团丧失信心，以后海拉尔靠谁守？
植田如此表态：“上次是第二十三师团，这次还是他们上吧，换了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
其实幕僚们不过是过于急功近利罢了。关东军编制内虽多达八个师团，但直辖师团只有两个，除了第七师团，就是第二十三师团，公平地说，第二十三师团并不比老师团差到哪里去，若是换了第七师团在诺蒙坎，也未必就能打得更出彩。
植田说到激动处，忽然老泪纵横：“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则，如果我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
既然植田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众人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方案中的第七师团变成了第二十三师团。
关东军的作战方案随即报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围绕这一方案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有人提出，诺蒙坎事件说到底不过是边境冲突，现在侵华战争悬而未决，关内兵力很是紧张，这种时候在边境牺牲和消耗部队是否值得？
更多的人主张，边境纠纷应比照张鼓峰事件的处理方式，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这方面的意见主要来自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对于诺蒙坎战役，表现得并没有张鼓峰那么热心，这主要还是由于前线消耗太大，国内生产力早已力不从心，参谋本部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侵华战争中来。
不过他对上次搜索支队全军覆灭，始终耿耿于怀，总想寻机进行报复，关东军的作战方案正中其下怀。
稻田在参谋本部，是除总长、次长以外一言九鼎的人物，只要那两位老大装闭嘴葫芦，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岩畔是陆军省的人，并不属他管。
于是，稻田便拉上岩畔，一起去找岩畔的上级、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做个公断。
稻田报告完毕，岩畔正要发言，板垣就打断他说：“好啦！大不过一个师团的事情，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让关东军搞去吧。”
没让岩畔说下去，板垣就完全同意了稻田的意见。
板垣出自关东军，自然是很能领会娘家人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在稻田、岩畔求见之前，他已经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教育总监西尾寿造中将等日本陆军的巨头进行了沟通，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进行试探性进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关内的大规模进攻已告一段落，再要往前突进，暂时力不能及。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也就用不着抽调关东军或让关东军做什么配合，自然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先玩上一把。
虽然板垣已经开出了合法通行证，但参谋本部内仍有人反对动用战略单位的师团，认为抽调如此多兵力后，可能影响东北“治安”。稻田便学着板垣的口吻说：“万不得已时，只要决心放弃大兴安岭以西就行了，而且做这件事我们也有限度，至多把一个师团交由关东军自行裁定。”
1939年6月20日，植田向地面部队下达了集结令。
板垣、稻田所谓的限定兵力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或者说装聋作哑，这次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指挥的战役，名义上虽是由第二十三师团单挑，但实际上关东军直辖部队中的所有精兵强将都出动了，包括第七师团第二十六联队、第一战车团（相当于坦克师团）、第二飞行集团（相当于飞行师团）。
坦克部队的加盟，让第二十三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感到特别高兴。
第二十三师团高层有两个所谓的“苏联通”，除了小松原之外，就是大内。大内曾出任驻拉脱维亚的武官，另外他还像朱可夫一样，是骑兵出身，做过骑兵集团参谋，对草原作战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据说他在就任参谋长时，就曾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在海洋般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作战，只靠徒步行军是不行的，必须用机械化部队迅速开辟出一个行动半径。”
大内甚至提出：“那种日俄时期的马拉三八式野炮，射程最多不超过四五千米，用这种炮，无论如何是打不了胜仗的。”
显然，大内的一些想法脱离了日本陆军将官的习惯性思维，也正因为如此，注定得不到关东军司令部的重视和认可。现在植田拨出第一战车团，也不是因为采纳了大内的建议，而只是为了把他的宝贝拿到前线去显摆显摆。
如此大规模调动，使得诺蒙坎前线的高级别日军将佐成堆，那些坦克和航空兵的头头全都和小松原一样挂着中将的肩牌。
按照日本陆军的规矩，在一个战区内，如果将领们军衔相同，以授衔早的为主官。小松原提升最早，便名正言顺地被植田授以前敌总指挥一职。
上一次兵力过少，又缺乏重武器配备，这次人既多，又拥有坦克大炮，让小松原的脑袋一下子充了血，精神极度亢奋。
在日军战将中，若是要挑出一个有希望对苏军战而胜之的大将，还真非小松原莫属。大使馆副武官可不是白做的，小松原曾仔细研究过苏军的战术特点，并据此写过一本叫《如何与苏军作战》的册子，送交参谋本部后，参谋本部如获至宝，专门加印并秘密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对苏作战的专家。
按照小松原的研究，苏军士兵受过极其严格的正面攻防训练，要从正面攻破它的防线比较困难，但苏军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彼此之间的协作能力很弱，他们一旦被包围或侧翼受到包抄，就会陷入全线混乱。
这种研究成果正好契合日军喜欢迂回进攻的特点，因此在关东军中很受欢迎，山县在第一次诺蒙坎中用搜索支队迂回敌后，差点将苏蒙军的指挥系统予以完全摧毁，更从实践角度对此战术进行了验证。
没有人不知道要迂回，关键在细节，也就是如何实现迂回。
关东军司令部为小松原准备的作战方案，系由第一战车团从背后包抄，第二十三师团从正面进行策应，这样当然是为了使战车团的机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但在小松原看来，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模式，呼伦贝尔草原一望无际，无遮无拦，如此多的坦克，即便再怎么伪装隐蔽，也很容易被苏军发现，导致功亏一篑。
为了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小松原对原方案进行了调整，战车团被调到正面，第二十三师团负责包抄，总攻时间也定了下来，为7月1日。
当时日本正寻求与德国军事结盟，因此在诺蒙坎战役期间，便主动邀请德国军事观察团观战，借以显摆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价值。观察员们听说小松原是所谓的对苏作战专家，有心取取经，但当他们看到小松原对方案的调整时，全都大摇其头。
用坦克部队正面强攻，用步兵侧面迂回，这招是怎么想出来的，简直匪夷所思！
德国在坦克战方面走在世界前沿，这些观察员都是有备而来，不是使馆武官，就是高级现役军官，大多懂得坦克战术，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平原作战中，不用机动坦克部队迂回包抄，却使用步兵，坦克部队容易被发现，难道步兵就不会？
后来想了想，总算找出了一个颇为牵强的解释，哦，小松原是对苏作战专家，但并不说明他门门通，在坦克作战方面，他可能是个门外汉。
日德关系不错，既然来了，也别藏着掖着，得给人家指出来。可是没想到，小松原挺固执，横竖听不进去，而且告诉观察团：我们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击败苏军三个师，你们瞧好吧！
小松原不说这句话还好，一说，让他那专家的形象在观察员心目中跌到粉碎。
德国人一向以苏联为假想敌，天天算计着呢，苏军什么实力他们还能不清楚，小松原这个牛连德军都吹不出来。
小松原真了解苏军吗？观察团由此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小松原不是德国人肚子里的蛔虫，他以为观察员们纷纷做惊讶状，是被自己的一番话给震慑住了，于是又兴致勃勃地请对方去看自己组织的战前训练。
看了战前训练，众人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日军的战前训练，既不练大炮，也不练坦克，只练两样：一是白刃拼刺，一是步兵冲锋。
这难道还是日俄战争时代吗？没来之前，观察团真以为日军有什么制苏秘笈，看到此处全都大失所望。
只有日本人仍然懵懵懂懂，自得其乐。
关东军司令部在收到小松原的修改案后，很快予以批准。随着各路部队向诺蒙坎集结，关东军上下欢声雷动，志在必夺：让苏联军队对着天空，对着沙漠发出他们错乱的号叫吧！
朱可夫没有号叫，他回敬的是拳头。
1939年6月22日，第二飞行集团刚刚到达海拉尔，苏联空军的庞大机群就杀到了诺蒙坎。斯穆什科维奇带来几个新型的战斗机大队，当天参战飞机大多出自这几个大队，计有五十六架伊-16和四十九架伊-15。
飞机的原型没变，但是经过了改良。伊-16的升级版在火力和发动机功率上都大大得到提升，在老机里，飞行员没有滑动舱盖保护，现在也加了上去，成了“戴帽燕”。
新的伊-15俗称“海鸥”，仍是双翼机，它的上机翼为鸥式布置，可以为飞行员提供良好的视野。
飞机性能是空战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指标，加上先前极力打磨的配合训练，“戴帽燕”和“海鸥”一高一低，一快一慢，相辅相成，极大地压制了九七战。尽管第二飞行集团也声称出动了一百架战斗机应战，可是并没能在空战中捞到一点便宜，反而遭到较大损失。战斗中，第二十四战队两次被打散队形，第二中队长森本重信大尉身亡。森本重信在战斗机飞行学校做过教官，是一名王牌级别的飞行员兼空战指挥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战斗机被击落。
6月22日的这次空战对苏联空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苏联空军在诺蒙坎上空从未战胜过对手。担任战斗机大队副大队长的斯科巴里欣上尉在空战中尤有上佳表现，他一人便歼灭数架日机，战斗结束后立即被提升为大队长。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双方空军越斗越狠，百架以上战机参与的大规模混战成了家常便饭。
第二十三师团的大部队早在6月20日就出发了，由于缺乏车辆，行军完全依赖步行。与一个月前相比，这时的呼伦贝尔草原更加严酷，中午的室外温度超过了三十五摄氏度，烈日灼烤下，步兵们还要身背重达三十公斤的负荷，行军之艰难不言而喻。
细节决定成败，小松原和他的部下对细节却几乎是漠视。即便已经有过第一次诺蒙坎之战的遭遇，第二十三师团的军需部门仍不记得带饮用水，原因是他们在地图上一看，好多地方都有湖泊，反正卡车紧张，能省就省吧，让士兵们就近去喝湖水好了。
第二十三师团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行军，就此开始了他们的噩梦之旅。
其实地图上标注的湖，大多是盐水湖，连马都不能喝。士兵们的水壶第一天就喝光了，没有水喝，只好晚上宿营时在沙地里挖坑，然后轮流趴在坑边吸吮其中的湿气。
还有一个办法是早上用饭盒盖收集露水。不过能收集到的露水很少，而且里面含有不少沙子，只能说聊胜于无罢了。
松本和卫生队这次的运气应该说不错。他们和第七师团的第二十六联队一起出发，第七师团是关东军的主力机动兵团，自有关东军汽车联队服侍，因此免除了徒步行军之苦。
卫生队参加过诺蒙坎战斗，深知苏军厉害，只有第二十六联队初次上阵，一个个显得气宇轩昂，不可一世。
在长期的洗脑式宣传下，关东军大多以“无敌皇军”自居，只要没真正在战场上交锋过的，都以为苏军再牛，到了他们手上，也不过是些不经砍的乌合之众。
第二十六联队如此人五人六，还有身份背景上的特殊原因。第七师团本身是日本陆军的战略预备队，乃关东军所辖八个师团中的首席王牌，在第七师团里，第二十六联队又是绝对主力，它先后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有这样“光荣史”的日军联队在当时已经不多见，连从军入伍的日本皇室成员想要给自己镀金，也往往选择在第二十六联队混上一段时间。
在空旷的草原上，多达四百辆卡车蛇行前驱，风尘滚滚，倒也蔚为壮观，坐在卡车上的第二十六联队官兵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就连胆小的松本也受到感染，暗想“此次一定能报第一次诺蒙坎之战的一箭之仇”。
可是只要头脑冷静下来，那些被喷火坦克烧焦的尸体还是会一次次浮现在眼前，这让松本十分恐惧，想想不管第二十六联队怎样气冲牛斗，打得过喷火坦克的可能性还是接近零。
松本私底下甚至有了逃跑的念头，当卡车停下来休息时，他还特地让一名卫生兵给自己拍照，已经准备把命送在前线了。
通过空中侦察，朱可夫逐渐发现了日军的运兵趋向，同时他也意识到，近期日军航空兵的活动之所以如此频繁，并非偶然之举，实际是在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地面进攻夺取制空权。
朱可夫虽已拿出“菜单”，要求增调兵力，但这些援兵都尚未到达诺蒙坎。显然，在他们陆续到达之前，必须尽全力阻止日军的集结行动，延缓其进攻时间。
1939年6月23日晨，在空军的配合下，苏军出动了以坦克、骑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的机动部队，向先期到达将军庙的部分日军发动了迂回进攻。
第二天，朱可夫将兵力增加了一倍，其坦克分队已迂回到了将军庙背后的甘珠尔庙。
扎营于甘珠尔庙的主要是日军二线部队，松本卫生队及第二十六联队的野战医院都在这里，当苏军杀到时，松本首先听到的是苏联飞机的巨大轰鸣。
这是苏联制造的一种快速轰炸机，型号为SB，特别之处就是一个快字，它比同时期的大多数战斗机都要飞得快，到抗战中期以后，中国曾向苏联购买了三百多架SB轰炸机。
SB所过之处，日本人都傻了，因为二线部队没有配备对空火炮，只能抱着头挨炸。
轰炸结束，坦克分队又冲了过来，日军急忙钻到战壕进行抵抗。朱可夫发起的这种军事行动，不是真的要进行攻坚，只是对日军的营地及兵站进行袭扰，所以扫射之后马上就撤，并不做片刻停留。
朱可夫的袭扰战术令日军惶惶不安。小松原及关东军的情报参谋，都认为苏军已大致了解了己方的作战意图，如不及时采取措施，7月1日的总攻难以实现。
苏军的每次袭扰，都有飞机撑腰，日军航空兵自然不能坐视，第二飞行集团立即派第十二战队上阵，对苏联战机进行拦截。
第十二战队以拥有王牌飞行员而自傲。在这次拦截战中，其头号王牌筱原弘道单人一次性便击落十一架苏联战机，创造了历史新纪录。尽管交战时的苏联战机数量明显多于日机，但地面部队举头看去，从天上冒着黑烟，打着旋栽下来的几乎全是苏联飞机。
攻击间隙的日军飞行员。日军航空兵诚然训练有素，技术精湛，可也无法一个当一百个用。
苏联空军再次遭受挫折，让年轻的飞行员们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儿，然而日本航空队猛则猛矣，却后继乏力，飞机越打越少，国内的飞机制造能力有限，根本来不及增补，相反，苏联远东空军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损失了马上补充，升空作战的飞机始终有多无少。
第二飞行集团为此头疼不已，只好靠加大起飞频率来弥补飞机和飞行员的短缺，但前线兵力仍是捉襟见肘，飞行员更是疲于奔命，毕竟就像筱原那样的神射手，也得吃饭睡觉休息不是。
飞行集团的参谋们经过商讨，研究出了一条对策。
一段时间以来，飞行集团都是对他们认为“越境”的苏联飞机进行反击。参谋们认为，这是一种十分被动的空中防御术，苏联战机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摘了一朵，又长一片，长此以往，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日本航空队总有撑不住的一天。
大家由此想到了转守为攻，他们的对策是，索性拉出去打，主动对苏军的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把飞机全炸光，以便一劳永逸。
飞行集团团长嵯峨彻二中将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的空军指挥官，曾在战斗机飞行学校做过校长助理，在飞行作战上很有想法，幕僚的献策让他眼前一亮，认为极具价值，不仅是对策，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奇策。
突袭计划报到关东军司令部，辻政信等幕僚都认为，既然苏联空军“越境”攻击在先，日本航空队当然也可以“越境”还击。
不过他们也估计到，参谋本部可能不会同意这项作战计划。为免影响飞行集团的独立作战，辻政信准备先斩后奏，等取得战果以后再请参谋本部予以追认。按照陆军的习惯思维，只要有了战果，就一切都好说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关东军采取了瞒报手段，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正在东京出差的一名关东军参谋泄露天机，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岩畔一开始就是军部内的“自重论”者，他马上就递话给参谋本部：说了不要让关东军轻举妄动，你们不信，这不，关东军马上就要越界轰炸了，你们知不知道？
参谋本部听到后大吃一惊，中岛次长感到此举过于冒险。一者像岩畔所说的那样，会引起更大的外交纠纷，二者，苏军可以根据这个理由，对东北工业基地进行“越境”轰炸，当时日军在关内的军需供应很多取自于东北，一旦遭到空袭，损失会非常大，而苏联在远东又没有什么重工业，想要对等报复都找不到机会。
中岛随即给关东军参谋长矶谷拍去电报，劝他不要进行轰炸。关东军的回电倒也非常迅速，说关东军在上述问题上的看法和将要采取的手段，与“贵部”（指参谋本部）有所差异，希望“贵部”将诺蒙坎战役的一切事务交给关东军，不要再管了。
从电报的用词来看，应该是矶谷参谋长按照植田的意图所拟，但让中岛挠头的是，电文的字里行间，真的看不出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哪个是上级，哪个是下级，一个“贵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两个平级单位哩。
中岛不是一个雷厉风行、杀伐果敢的人，加上关东军地位又非常特殊，他只得把作战课课长稻田找来商量。
稻田的办法是，派作战参谋有末次中佐到长春，直接传达东京的旨意。
中岛、稻田都不知道，这份关东军的回电并不是矶谷所拟，甚至于植田和矶谷都不知道回电的事，它是由辻政信起草，违反规定让电讯班发出的。
在这份电报批准表上，课长、参谋长、军司令官一栏内，盖的全是辻政信一个人的印章，代理签字也是他一个人。课长也就罢了，关东军内却并没有军司令官和参谋长也可以找人代理的规定。
辻政信的狂妄胡为自不待言，但植田、矶谷的迁就责任也无法回避，由此可以看出日军高层在指挥，也就是所谓“统帅权”方面实在是非常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位日军大佐曾指出，仅仅凭关东军给中岛的那份回电，植田、矶谷就可以被予以罢免，甚至如果是在苏军和德军，一个对军部“抗命不遵”，这二位都可能因此人头落地。
至于辻政信，敢私自草拟并签发电报，就地免职的处分应该是最轻的处罚，同时军队还不得再行任用。
“辻政信私发电报”一案在搞乱日军“统帅系统”方面，称得上是日本陆军中空前绝后的事例，不过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过于急功近利，实行层层欺瞒的一个必然结果。
得知稻田要派人来长春，辻政信就知道麻烦来了，不能不向上汇报。
那份给参谋本部的回电，虽然用的是辻政信的腔调，然而其中反映的却正是植田和矶谷的意思，两位关东军大佬都想把轰炸进行到底。听完辻政信的汇报，大家赶紧一起商量应对之法。
巧的是，有末本应于6月25日到达位于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但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推迟。
6月30日是飞行集团预定的远程轰炸时间，植田急忙指示飞行集团，要求加快准备，并将出击时间提前到27日。
1939年6月26日，有末一行飞抵大连。在矶谷的亲自安排下，有末得到了殷勤接待，他急着要去长春，但被接待人员拉着，又是逛街，又是参观，一天就这么挥霍过去了。
利用这一天工夫，嵯峨彻二进行了最后的准备。飞行集团对外蒙古境内的各大军用机场进行了反复侦察，把目标锁定在了塔木斯克空军基地，塔木斯克在哈拉哈河以西约一百三十公里，基地停靠着许多大中小型飞机。
1939年6月27日凌晨4点，由超过一百架日机组成的飞机大编队起飞升空，随后在空中编成四个机群，向外蒙古境内飞去。其间各机群始终保持三千米飞行高度，以免被苏军发觉。
6点左右，第一梯队的轰炸机群到达塔木斯克上空。第二飞行集团采用的轰炸机型是“九七重爆”，也就是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这是日本三菱公司为关东军“北进作战”，轰炸远东地区专门研制的机种，如今正好派上用场。
此时正是苏军机场的早操时间，警戒非常松懈。随着炸弹纷纷落下，机场很快被烈火与浓烟所包围，一些飞机被当场炸毁。
苏军猛醒过来。机场周围的高射炮拼命射击，值班的“海鸥”战斗机向轰炸机群连发火箭弹，六架轰炸机凌空爆炸，数架起火受伤。在世界空战史上，这是航空火箭弹的首次运用。火箭弹本为战斗机格斗时所用，但在实战中要射中对方并不容易，倒是轰炸机密集一处为它提供了机会。
由于高射炮和“海鸥”的逼迫，日军轰炸机群被迫采用高空水平投弹方式，命中率大大降低，至少有一半炸弹都投到了空地上。
事后日军统计的战果为，击毁击伤苏联飞机一百二十四架，实际上塔木斯克基地的所有飞机加起来，也没这么多，数字显然被扩大了。不过就空袭行动而言，飞行集团的这次行动还是非常成功的，前线的苏军飞机因此受到较大损失。
傍晚，有末参谋乘坐火车到达长春。在见到矶谷参谋长时，还没等他唠叨，矶谷就直言相告：“关东军对塔木斯克基地的远程轰炸，上午已经结束。”
关东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一做法，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过程几乎如出一辙，当年军部也是派了一个使者来规劝，而且同样被关东军轻轻晃过。时间过了这么久，军部的优柔寡断，关东军的我行我素，敢情都还是老样子。
轰炸结束，关东军作战课长寺田奉命通过电话，向参谋本部稻田课长汇报了整个行动过程，并竭力吹嘘了一下战果。以为稻田起码会跟着乐一乐，未料稻田听后勃然变色，当即破口大骂：“浑蛋，这是什么战果？”
寺田不乐意了：轰炸塔木斯克是一件值得嘉奖的独立判断行为，我们正自豪着呢，你不表扬也就罢了，怎么还骂上了，莫非是嫌战果太小？
稻田更加生气：我要的是预告，不是报告，你们这哪是什么独立判断，分明是独断专行！
寺田这才弄明白，成果有多大，稻田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被关东军给耍了。
其实对于参谋本部来说，后果的严重程度还不止于此，因为越境轰炸这件事非同小可，必须向天皇进行汇报。
中岛次长仓促去皇宫上奏，结果被裕仁劈头盖脸骂了一顿：“随意轰炸外蒙境内，这叫干什么？责任由谁来负？”
中岛嗫嚅半天，只好说：“眼下战斗正在进行，等告一段落之后，将使关东军明确责任。”
中岛带着一脸沉痛的表情，窝窝囊囊地回到了参谋本部。这下子，稻田的压力就更大了。
正如中岛所说，“战斗正在进行”，也就是上下都还期盼着关东军带来获胜的消息，此时根本不可能明确什么责任，但是领导受了委屈，总不能就这么算了，要知道，自张鼓峰事件以来，参谋本部不管总长还是次长，可从来没有挨过天皇的训斥。
以稻田的级别，不可能马上指着关东军司令官的鼻子大骂，他只能怪罪到寺田一个人身上：说好不要那么性急，为什么要抢先动手，是本人冲昏了头脑，还是上了那些年轻参谋的当？
稻田用直通电话叫出了寺田，对着他大发雷霆：“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先不要动，越境空袭要经过天皇批准，你们知不知道？”
稻田在电话中的声音越来越大，气愤之余，他甚至连电话都摔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寺田拿着话筒的手在发抖，脸上青筋鼓起，已经被吓得不知所措了。
辻政信就在旁边，越听越不是滋味。在他想来，此次关东军不顾性命才取得了轰炸的“大成果”，而且在第一次诺蒙坎战役中，第二十三师团搜索支队被苏联人全灭了，适当报复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了，事前没有联系，故意隐瞒不报，也的确欠妥，可是你应该这么对我们说：“啊，祝贺你们，不过以后要注意联系……”
这是一种耍过调皮以后的顽童心态，但辻政信恰恰就是这么想的，他还想到，如果参谋本部如此通情达理的话，那么，关东军方面一定也会发去一份请罪电报。
可是参谋本部偏偏没有这么通情达理，这让辻政信感到义愤填膺——参谋本部竟然这样无视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心理，蹂躏我们的感情，这叫什么参谋本部！
辻政信问旁边的其他参谋：“参谋本部究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正在对方不知如何作答时，辻政信已经从寺田手里抢过了话筒，一个电话又重新打给了稻田。
辻政信在电话中对稻田说：“是苏联飞机先炸的我们，关东军只是采取适当的战术手段予以还击，对这种行动，军司令官（指植田）批准就行了，没必要报送天皇。”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辻政信表情从容不迫，一副有理有节的样子，让作为课长的寺田在旁边都听得目瞪口呆。
洋洋洒洒说了一通后，辻政信抛下一句：“如果有问题，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接着，挂电话，走人。
知道什么叫潇洒吗？这就是。你别管他讲的在理不在理，起码那种大丈夫敢做敢当的气势，是别人学都学不像的。
原先大家多少还觉得有些心虚理亏，给辻政信这么一起哄，人人都觉得是参谋本部欠了自己。其中最感到冤屈的，应该算是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了。好不容易设一妙计，为了能够确保轰炸成功，他还把手下的三个少将飞行团长都派去现场指挥，那真是砸锅卖铁毫无保留，到最后一句好话没捞到不说，还被臭骂了一顿，实在是太窝囊了。
飞行集团自此再没有了出击的积极性，而苏联远东空军要整补损失掉的飞机，暂时也保持了克制。那些天，诺蒙坎的天空难得地恢复了平静。
飞机消停，人不会消停，没有飞机，朱可夫照样可以继续他的地面袭扰战。
1939年6月28日，苏军一个坦克营忽然向将军庙攻来。将军庙这时已成为第二十三师团的指挥所，在七十多辆T-26坦克的横冲直撞下，将军庙外围的日军阵地立刻陷入混乱，小松原急忙调来几十门速射炮，但苏军坦克营并不纠缠，很快又撤走了。
朱可夫的这种快打快撤的战术，在让小松原伤透脑筋之余，还恼羞成怒：这是跟我玩阴的呀，看我接下来怎么阴你。
说朱可夫“阴”，其实人家的战术光明正大，反而关东军随后使出的招数倒是一点见不得阳光。
1939年6月底，一支神秘而又诡异的日军特种部队来到了诺蒙坎。这支部队从军服颜色到袖章，都跟普通日军完全不同，而且他们的驻营地戒备森严，就连日军的野战部队都不准轻易接近。
臭名昭著的黑太阳“七三一”部队出场了，因为要掩人耳目，对外一直挂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牌子。
这是一支专业从事细菌战的部队，对于这群魔鬼来说，世上没有什么他们不能干或干不出来的事。关东军司令官植田等人则鬼迷心窍，把“石井部队”和细菌战当成了战胜苏军的秘密武器。
毋庸讳言，“七三一”属于变态部队，有“日本细菌战之父”称号的部队长石井四郎大佐更无异于一个变态撒旦，他到前线之后就怂恿小松原，尽快用炮击或飞机布撒的方式，向苏军展开细菌战。
听说要发射细菌弹，小松原一个劲摇头：你这边放炮，他那边必然要还击，万一把堆在阵地上的细菌弹都给打爆了，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
飞机布撒的话，难度更高，自从空袭塔木斯克基地后，苏军的防空措施做得十分严密，飞机要是飞过哈拉哈河并投弹的话，十有八九会被高射炮或对方战机给干下来。
小松原想吃包子又怕烫着，石井便只好动用“七三一”部队，实施人工布撒。
事前，石井向诺蒙坎地区的所有日军部队发布通知：“从此时起，不准饮用河水，因为河水可能已被污染。”随后，日军一线部队开始启用石井带来的“石井滤水器”和“石井滤水车”。这两个东西都是石井的发明，用以把污水转换成饮用水，可以部分解决士兵在野外作战时的用水困难，它们大概算是“七三一”部队唯一正常的发明了。
与此同时，石井秘密派出了一支由细菌专家和骨干组成的“玉碎部队”。“玉碎部队”在出发前都写了血书，发誓无论成败都不泄露任何机密。
趁着黄昏时分，“玉碎部队”悄悄地摸进哈拉哈河上游，确认对岸没有任何动静后，他们才划着两只事先准备好的充气橡皮舟前往河中央。
橡皮舟上装着金属桶，桶里全是鼠疫等烈性传染病菌。这些家伙把盖子打开，将细菌全部撒进河中，整个哈拉哈河上游完全被细菌所污染。
干完这些令人发指的勾当，植田、小松原和石井就坐在营中，一心等待探马送来苏蒙军遭受细菌战攻袭，然后纷纷躺倒的情报。
可是他们失望了，苏蒙军一点没事。
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苏联早已在远东建立了复杂而严密的情报网络，通过苏联特工的侦察和抗联的配合，朱可夫已经提前掌握了关东军将在诺蒙坎实施细菌战的绝密情报。
在“七三一”部队到达诺蒙坎之前，朱可夫就向部队下达了细菌战防护命令，并进行了防护演习。苏军还专门从后方铺设了数条输水管线，借以保障部队的饮水需要，他们根本就用不着去喝没有安全保障的河水。
最后被细菌“麻翻”的有，而且很多，不过不是苏蒙军，而是日军自己。
虽然日军各部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为了保密需要，他们又不敢把这件事说得太清楚，结果仍有士兵偷偷地去喝河水。于是，小松原接二连三地收到许多非战斗减员的报告，有的甚至是整个中队都成建制失去了战斗力。不了解内幕的部队长们一头雾水地向他报告，争相讲述士兵发生“怪病”的事。
日军士兵在展示和炫耀从苏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左二士兵头戴的防毒面具应该也在其列，由此反过来可以说明苏军在反毒气战和细菌战上确实早有准备。
石井把事情弄砸，还得小松原出面给他擦屁股。小松原耷拉着一张苦脸，把屎盆子扣到了苏军身上，说是苏军对水源地下了毒，“水中检查出细菌，目前石井部队正在调查中……”
细菌战成了石井给小松原下的一个绊子。后来日军大溃退，供水系统被完全破坏，受伤的士兵们喊叫着要水喝，正好眼前就淌着白花花的哈拉哈河，不喝白不喝，于是不明真相的士兵耐不住干渴，捧起河水就往喉咙里灌……
喝过之后，便生怪病，一种从未见过的怪病，不少人因此倒下。许多与他们接触的人也很快被感染，并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一名参战日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简直到了人间地狱，整个人都快疯掉了。”
据战后关东军军医部的统计，第二次诺蒙坎战役期间，共有一千三百人因病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死于细菌感染，这些细菌战的牺牲品被称为“病因不明的死亡”。关东军搬起石头，没想到砸中的却是自个儿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