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鼓峰一役前后，关东军领导层的不满情绪一直很大，不是对尾高独断专行不满，而是认为参谋本部不值得信任。
如果以根正苗红来衡量，关东军可比“朝鲜军”要牛多了。它直属天皇管辖，所辖师团都是日军中装备最好，训练最严，战斗力相对也最强的部队，因此号称“皇军之花”。
关东军的最大假想敌便是苏军。关东军对苏军的印象，还是“干岔子岛事件”中，不花多少力气便击沉苏军炮艇的记忆。张鼓峰战役结束后，尽管军部一再对外声称日军没有吃败仗，但在内部，大家都知道“朝鲜军”和第十九师团最后打得很惨。
关东军火大就火大在这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参谋本部、“朝鲜军”司令部肯放手让尾高一搏，飞机坦克一齐参战，这场小小的边界战争绝不至于陷入被动。
关东军的判断，就此便被飞机坦克的缺席给纠缠住了，没几个人在乎苏军相对强大的综合实力，大家只是对苏军作战素质和技能的薄弱津津乐道。即便停战，还有人提出，应该由比“朝鲜军”更为精锐的关东军出面，把苏军赶到张鼓峰以外去。
张鼓峰毕竟是“朝鲜军”料理的范围，关东军再激昂再愤慨也插不上手，他们只能把力气用在自己那一摊子上。
关东军其实也有一个“张鼓峰”，这就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诺蒙坎。传说康熙年间，曾有一个叫诺蒙坎的喇嘛在此传经布道，诺蒙坎由此得名。它是一座半草原半沙漠的空旷荒原，淡水极为缺乏，唯一的淡水资源为哈拉哈河及其支流。
到了雍正时期，内外蒙就在哈拉哈河以东十五公里处划分界线，史称“雍正界线”。河西是沙丘绵延的不毛之地，河东沿岸地带均为水草肥美的湿地，外蒙士兵经常渡河到东岸放牧。
日本人以精细著称，“满洲国”成立后，内蒙事务实际由关东军所操纵。关东军在一张过去俄军的远东军事地图上发现了漏洞，在这张地图上，绘图人员按照“有山以山为界，有河以河为界”的原则，想当然地将“国境线”定在了河流中线。
关东军立即指示“满洲国”修改地图，把边防巡逻线移到了哈拉哈河。随后蒙古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与“满洲国”及其背后的关东军争执不休。
当时外蒙古在苏俄的暗中扶持下，宣布独立已有十年之久，但因为与大多数国家都未建交，外界对其政治内幕一直处于猜谜的状态，即便是关东军，也不知道外蒙古与苏联的真实关系如何。有人甚至提出，能不能采用离间计，拉拢外蒙古亲日反苏。
要刺探这样封闭型“国家”的情报，实在是太难。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牌，同时进行拉拢的尝试，关东军便授意“满洲国”与外蒙古在满洲里进行边界谈判，史称满洲里会议。
会议召开前，关东军特意安排往满洲里运送了大量日用商品，不是要繁荣当地市场，而是要给与会的外蒙方代表看一看，“日满提携”是何等的其乐融融，以便为“日蒙提携”制造机会。
关东军费尽心思，玩尽花样，可是事实胜于雄辩，会议召开那一天，外蒙方代表不用买商品，瞧瞧伪满代表，就明白“日满提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与外蒙方代表身着统一民族服饰不同，伪满代表简直是个服装的大杂烩：有人穿长袍马褂，有人穿军装皮靴，还有人干脆身着和服木屐，完全是日本人的装扮。
伪满代表在谈判时根本不敢有自己的主张，全是哼哼哈哈，言不由衷。遇到重大问题，实在避不开，他们还得向自己的“日本随员”请示，而这几个参加谈判的“日本随员”，也俨然主宰着伪满代表团的一切。
眼睛出卖了心灵，眉毛又出卖了眼睛，关东军自己就把“日满提携”的美好形象给生生毁了。外蒙古代表团在谈判桌上丝毫不肯相让，担任团长的“外交部副部长”桑布更是极其强硬，让关东军大为头疼，就这样，满洲里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年多，最后什么结果也没谈出来，倒是引起了苏联和外蒙的共同警觉。
就在谈判谈到一半时，苏联和外蒙古签订了互助协议，在法理上确认了同盟关系，苏联明确宣称：“根据协议，任何一个国家进攻蒙古，将意味着对苏宣战。”
要说关东军在满洲里会议上一无所获，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至少弄清了苏联与外蒙古的关系，用不着再疑神疑鬼，或做其他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自此，外蒙古被日本视为苏联的傀儡国，所有矛头都指向苏联。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五相为首相、陆相、海相、藏相、外相），正式制定了“北攻苏联，南下南洋”的所谓“国策”。
七七事变的爆发，打断了关东军“北攻苏联”的备战进程，之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不仅大部分侵华兵力被牵制于关内，关东军中许多训练有素的步兵联队还先后被抽入关内参战。
再怎么抽，关东军始终把包括七个常设师团在内的精锐部队留在建制内，以作为戒备乃至于未来进攻苏联的有生力量。
日本希望中国尽快投降，可惜事与愿违，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抵抗极其顽强，中日之战成了一场持久战。为了应付战争需要，参谋本部只好继续从关东军身上抽血，原驻海拉尔的一个骑兵集团被调到了华北。
骑兵集团在被调走前，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处理诺蒙坎一带的边境纠纷，并曾多次与蒙古军发生冲突。它一调走便形成了力量真空，参谋本部拆东墙补西墙，用刚组建的第二十三师团填补了这一空缺。
“九一八”可以说是关东军走向“辉煌”的起点。左右照片均为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刚从旅顺迁至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右侧照片中站在最前列的，是春风满面、沾沾自喜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第二十三师团是特设师团，属甲种编制，部队里有很多退役老兵，这些老兵长期受到武士道精神灌输，又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训练，基本能够撑起整个师团的战斗力。
第二十三师团的兵员大部分来自北九州的熊本，这个地方的人又以凶悍好斗著称，在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第六师团便“产”自此处。虽然第二十三师团不及第六师团，但在日本陆军中也算是佼佼者，不然不可能归于关东军帐下。
第二十三师团长是小松原道太郎中将，他精通俄语，在驻苏联大使馆做过副武官，后又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专门从事苏联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在当时日本陆军将领中，是为数不多的苏联专家之一。
一支“凶兵”配上一个“苏联通”，往外蒙古边境一扎，那就是虎视的意味。苏联也毫不示弱，第二十三师团前脚刚进海拉尔，苏联后贝加尔军区所属的第五十七特别军后脚便跟入蒙古，其敌对目标就是第二十三师团。
“北攻苏联”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之一，虽然因抗战爆发而被迫暂时搁置，但从参谋本部到关东军都对此念念不忘，相关作战方案也一直在秘密研讨和制订中。
对苏作战的主设计师是石原莞尔，时任参谋本部作战指导课长。就在张鼓峰之役结束不久，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等人，便根据石原的设想，提出了一个对苏作战的“八号作战计划”。
这一计划预计到1943年，日本便可以发展出对苏一击的能力。至于怎么击，稻田设计了两个方案，一为甲案，一为乙案，甲案是从苏联沿海边疆开始攻击，乙案是沿“满”蒙边境进行包抄。
关东军反复研究了两个方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先是派出军事测绘队，秘密潜入两处边境绘图，继而又让高级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组织人员调研。
在昭和时代的日军幕僚群里，辻政信的知名度非常高，远非稻田可及，跟他的名气处于同一档次的，陆军中有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海军中有山本五十六、米内光政。
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这些人无一不是职位很高的将军，石原莞尔虽是做幕僚出的名，但他后来也晋升到了关东军参谋长，唯有辻政信，一辈子都是参谋。
有人说，如果陆军中没有姓辻的这位参谋，日本所走的道路也许会大大不同，就这一点而言，他在昭和时代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并不亚于一个著名将军。
辻政信性格中的一大特点，就是极爱出风头。早在陆军士官学校读书时，学生们夜间集合行军，别人总是尽量减少辎重，他不仅身上一个家当不少，而且还要特意在铺盖里塞上几块砖头。教官检查时，看到了这几块砖头，当然要喜出望外加极力表扬，结果辻政信就成了“学生的榜样”。
实事求是地说，仅以军校表现而言，辻政信确实当得起这个榜样。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为此还获得了天皇恩赐的银表，到部队实习后，又接着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陆军大学是日本陆军的最高学府，毕业时成绩排在前六名的，可由天皇授予军刀一把，称为“军刀组”。
辻政信在他那一期“军刀组”中排第三名。记者前来采访，辻政信很神秘地对记者说：“本来我应该是第一名，就因为对手是皇子殿下，所以才排到了第三。”
“皇子殿下”指的是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当时也在陆军大学就读，与辻政信同期。辻政信认为他遭遇了“潜规则”，其实这是件没影的事，皇室子弟并不参加名次排列，只享受特别待遇。
辻政信自信心爆棚，本人也很能吹，但考试的本事还是有的，毕竟能进入“军刀组”，并坐到相当于探花的位置，本身就已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
成为“军刀组”成员，预示着今后将会有不错的前程。当然，预示还只是预示，要想真正混出头，修行的路还长得很。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辻政信回到了原来实习的部队，这就是第九师团，师团长正是植田谦吉。
不久，第九师团参加了“一·二八”淞沪会战，担任中队长的辻政信第一次进入真正的战场。在上海战场上，他亲眼看到士兵们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庙行阵地发起冲锋，然后纷纷被打倒在地。在此之前，因为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想象中的中国兵就是东北军的长相，是裕仁天皇所称的“豆腐军”，但淞沪一战使辻政信改变了印象。
冲锋失败后，辻政信站起身，高举着双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走去，一边走一边指着日军的死尸，意思是请求对方容许他收尸。中方看到后果真停止了开枪。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把对方看成与自己对等的军队，辻政信又怎么肯用举手的方式去收尸呢？
最危险的一次，辻政信坐在装甲车里掩护步兵冲锋。原以为躲在铁皮壳子里再保险不过，没想到车子中途出了状况，竟然在中方阵地前熄了火。
这一惊非同小可，车里众人急忙跳车逃命。辻政信刚刚跳下车，左膝盖就挨了一枪，幸得部下用机枪掩护，才得以慢慢地爬了回来。
与辻政信一块坐在装甲车里的还有大队长空闲升少佐，这位没爬回来，被中国军队活捉了，释放后自杀于吴淞。此外，辻政信所在联队的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也中弹身亡。
“一·二八”淞沪会战让辻政信见识了真正的中国军人。后来他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见解，说假如大家武器一样，单纯比较士兵优劣的话，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就是支那兵（中国兵）。
辻政信在淞沪会战中吃足了苦头，但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他得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毕竟是军校特优生，在第一线中队长中，辻政信的指挥才能显得相当突出。某次往前推进时，辻政信所率中队遭到中国军队的射击，士兵们赶紧卧倒，队形乱得不成样子。
辻政信不顾危险，站起来发号施令，他先把士兵们排成阅兵式的正规队形，然后又把队伍疏散开来，这样可以保证指挥命令的通畅，以便实施下一步作战行动。
当时一名大队副官看到后，大加赞赏，认为辻政信的临场布阵非常灵活和巧妙。
辻政信也不乏一般日本青年军官悍不畏死的作风。除了敢于举着双手跟中方交涉外，在几次作战中，他都挥舞着天皇御赐的军刀，一马当先地冲在队伍最前面。
其实日本陆军中向来讲究这个，几乎每个中队长都得事先做好第一个中弹的心理准备，但到辻政信身上就不一样了，他可是“士官状元”兼“陆大探花”呀，光环本来就够夺目了。
辻政信由此获得了“鬼中队长”的名声，所属旅团的旅团长给他颁发了感谢状，也就从这时候起，他引起了师团长植田的特别关注。
淞沪会战结束，第九师团返回日本国内，辻政信被植田选定为介绍实战情况的代表，巡回全国各地，专门向军队和教育界做励志讲演。
在海陆军参战部队中，被选为讲演代表的军官共有十二人，其中最拉风的就数辻政信，倒不一定是他的事迹最过硬——说句实话，最过硬的应该是那些闭着眼睛躺在战场上的人。
辻政信不是最过硬的，但他是活着的人里面最能讲的，尤其是左腿中弹那段经历，被他讲得如同战神现世。辻政信说，他中弹后，仍然不肯撤下阵地，只返回阵中做了简单处理，随后便奋不顾身地跛着腿，继续指挥本中队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总攻……
没有演绎过的不叫故事，经过辻政信夸张的演绎，这段战地故事让会场下的人们听得心惊肉跳，如临其境。报纸在刊登相关新闻时，特地加了辻政信的照片，称他是“军人的楷模”“阵中之花”“令阵中将士惊叹之猛将”。
“阵中之花”很快就红遍了日本，辻政信还因“重伤不下火线，且指挥有方”而获得军功章，并先后在参谋本部、士官学校任职。
参谋本部、士官学校等机构，别人想进都进不了，但对辻政信来说，却实在是件极其痛苦的事。他和许多青年军官一样，根本没那耐心在机关里慢慢熬资历，为了能早点出头，他曾频频卷入陆军内部的派系争斗，被称为“士官学校的纵火者”。
尽管辻政信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并没有因此受到高层的重视和青睐，反而又由士官学校降到了联队。辻政信一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在大失所望的同时，他还感到分外屈辱，一度想脱去军装不干了，直到被调入关东军参谋部。
最初，辻政信担任的并不是作战参谋，而是第三课的兵站参谋。在日军参谋系统里，兵站参谋无足轻重，作用和影响都很小，这让辻政信颇感郁闷，觉得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从一个坑又掉进了另外一个坑。
不过很快，这个不甘平庸的苦命人就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第三课的作战主任是花谷正中佐，也是陆军大学毕业生，比辻政信高上两届。花谷在校期间的成绩和名气都不如辻政信，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靠蛮干混出了头，常常以此自诩。
见到刚分进课里来的辻政信，花谷便以一种前辈和过来人的口气，教训他说：“你虽然在大学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别太骄傲了。与大学知识相比，懂得实战更重要。”
说到这里，花谷得意扬扬地提到了“九一八”：“比如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如果只会纸上谈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你要好好地学！”
学什么，花谷没有讲，这段话的重点其实也不在此处，但辻政信认真了。从那以后一个月内，只要有时间，他就钻在关东军的图书室里，埋头查阅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档案资料。
辻政信把事变当天的原始记录从头翻了一遍，在掌握事变全貌的同时，他还在事变经过及战术运用方面发现了几处疑点。
辻政信带着疑点去问花谷。花谷虽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但整个事变并不是他策划的，面对这些疑点，他张口结舌，回答根本不得要领，最后实在招架不住，只好挠挠头皮，显得十分难堪。
从花谷的表情中，辻政信获得了极大满足，活力指数顿时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他还由此产生出了寻根溯源，去东京拜见石原莞尔的想法。
石原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动者，所谓一客不烦二主，走三家不如走一家，见到石原，自然就能解开所有疑问。
此时的石原正如日中天，他被称为“‘满洲国’诞生之父”，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式人物。辻政信过去也见过石原，但因双方的名气和级别职务悬殊，不过是“在人群中多看了那么一眼”，从没有面对面接触过。
在辻政信的想象中，石原是战争之神，一个“连鬼都抓来吃”的人，他能不能接见自己，接见时态度会怎样，都是无法预料的。让他想不到的是，石原不仅欣然同意见面，还特意抽出时间，把辻政信叫到自己家里来恳谈。
辻政信那个感动和意外，高人就是高人哪，哪像花谷，只不过跟“九一八”沾了那么点边，就把谱摆到天那么大。
当着石原的面，辻政信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问。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疑问，大概在辻政信看来，“九一八”完全可以搞得更干脆更直接一些，为什么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做准备呢。
辻政信对“九一八”的考虑很简单，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不奋起拿下满洲，把满洲地图涂上与日本相同的颜色，就对不起（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战死者的）英灵！”
石原微睁着眼睛，面带微笑，像是早就把眼前这个年轻参谋的心给看透了。针对辻政信提出的疑问，他一一做了解释，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欲速则不达。
要拿下满洲不错，但关键是怎么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措施准备，才能确保行动成功。
听完石原的话，辻政信的脸腾地红了，感到“过去的想法该是多么幼稚，如果有洞真想钻进去”。
石原担任过关东军作战主任，他又给辻政信讲述了他的“满洲国建设思想”，手把手地教这位小参谋如何戴好“爱满洲人”的面具，以便更好地达到侵略和统治东北的目的。
这也是谋略，即不能把关东军的“权益思想”全部暴露出来，必要时候，还得装装好人，表现一点“道义思想”。
都是前辈高人所传的真经啊，辻政信听后顿有醍醐灌顶之感，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石原的一番言论，让他的思想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不同的见识，其力量竟是如此地可怕”。
在辻政信的一生中，这无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见面和对话，石原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在辻政信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他便奉石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他百般尊崇，并俨然以石原的传人自居。
辻政信后来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后，其遗骨一直扔在沈阳郊外无人过问，他儿子张学良“九一八”前不过问，“九一八”后想过问也过问不了了。辻政信就举办了一个盛大葬礼，把张作霖埋葬在了张家墓地，这是张作霖死后九年的事，总计花了十万日元。
辻政信此举可谓是震惊四座，在一定程度上对关东军的形象也有所改善。时任“满洲国”经济大臣的韩云阶对辻政信说：“辻君，你仅以十万日元就办成了需要十亿多日元的事，真狡猾呀……”
辻政信笑而不语，就听韩云阶接着分析说：“整个满洲三千万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次才算笑逐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根本不会有今天这十万日元的效果。”
韩云阶在伪满官吏中，是一个洞察力很敏锐的人，他一眼便看出辻政信如此处心积虑，是在收买人心。
似乎又一个石原要出现了，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辻政信并不是石原，安葬张作霖这样的“妙笔”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七七事变爆发了。围绕这一事件，日本军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扩大派；一派是不扩大派。不扩大派的代表就是石原，而石原坚持不扩大的原因，就包含在他与辻政信的东京对话中，也即“满洲国建设思想”。
别人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可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辻政信完全不管这些，他一屁股就坐在了扩大派的凳子上，而且在军部讨论尚未有结果的时候，就经常跑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煽风点火，说：“军部太软弱，我们要在卢沟桥拖着他们……”
时任“华北驻屯军”作战主任的池田纯久中佐属于不扩大派，他没理睬辻政信，结果有一天辻政信就跑来对他说：“明天关东军要用山海关的轰炸机去轰炸卢沟桥，我要坐战斗机去。”
池田吃了一惊，反问道：“你说的是真心话？”
辻政信把头一扬：“当然是真心话。”
池田见他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立即表示反对：“真是帮倒忙，这是在做为矫正牛角而杀牛的傻事！关东军要轰炸中国，军部同意了吗？恐怕不会同意吧，别那么干！”
辻政信气势汹汹：“军部磨磨蹭蹭，所以要果断地去干。”
怎么劝都不听，池田也来了气：“要是这样就没办法了。那你就去干吧，不过我们将用华北驻屯军的战斗机来击落关东军的战斗机，请明白这一点！你要回头再发牢骚，我可不管。”
辻政信愣住了：“你是说友军互相攻击？”
池田毫不相让：“是的，没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我来负。”
池田当然不会真的这么做，但他的恫吓却成功地吓住了辻政信，后者乖乖地找台阶退了下去：“既然主任参谋说到了这一步，那就算了吧。”
你们也是靠喝二锅头起家的搅局者，凭什么只有你们能干，我们不能干？不行，我们也要搅局，也要尝尝成功之后喝着红酒晃悠的滋味儿。这是“九一八”后，以辻政信为代表的关东军年轻一代的普遍心理。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其实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换句话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的，是石原发动“九一八”所获得的好处和光环，一旦需要他熬的时候，他是根本憋不住的，所以类似于安葬张作霖那样的表演只能偶尔玩那么一次，所以他才会置精神导师于不顾，想要迫不及待地亲自驾战斗机去卢沟桥，哪怕那里并不属于关东军管辖的范围。
可是辻政信又是聪明的，因为他迎合了“潮流”，而石原已经不合“潮流”了。果然，以石原为首的不扩大派日渐式微，扩大派占到上风，在天皇裕仁的支持下，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辻政信正是搭乘这列快车，一跃成为“华北方面军”最年轻的参谋，而且还是他本人最热衷的作战参谋。
等到出口转内销，返回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时，辻政信的处境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东军已经进行了人事更换。辻政信过去在第九师团的老领导植田谦吉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新任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也曾是辻政信的上司，两人都很器重辻政信。
在作战课内，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是陆军大学“军刀组”成员，在军校算是辻政信的学长。辻政信在参谋本部任职时，两人曾同在一课，而且关系好到能穿一条裤子。
辻政信的军衔并不高，少佐还是刚刚晋升的，课里的很多参谋不是中佐就是大佐，但在这些参谋里面，以辻政信来关东军的时间最早，资格也就最老。另外，辻政信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强项，那就是他参加过“一·二八”淞沪会战，实实在在地扛过枪，打过仗，负过伤，不像其他参谋，都是从军校到办公室，再从办公室到办公室，所谓“桌子上打仗”，从没真刀真枪地历练过。
因为这些原因，辻政信在作战课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和发言权，那些军衔比他高得多的同事常常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
重回关东军，辻政信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自己颇为感慨地说：“通观前后，像当时关东军司令部那种上下一体、滴水不入的人际关系，是不曾有过的。”
辻政信天生就是一个没多少生活情趣的工作狂，这下干得更起劲了。同事形容他：精力旺盛，体力充沛，张起嘴来哇啦哇啦，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一时间，就好像整个司令部都在随着他一个人转一样。
在没情趣、有干劲方面，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倒与辻政信十分相似。辻政信好歹还娶了老婆，植田为免后顾之忧，连老婆都不想要，在“一·二八”淞沪会战后期，他和重光葵一起挨了炸弹，并且都被截去一条腿，自那以后，便誓不婚娶，成了一个单身将军。
对辻政信，老植田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他倍加赏识和信赖，称辻政信“言有说服力，动有实行力，是个杰出的人才”。
辻政信跟植田在一起，算是卖金的撞着了买金的。植田让他组织调研，他就不畏劳苦，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到诺蒙坎进行了详细考察，从当地的气候土质，再到河流道路，一一进行分析记录。
在测绘队和辻政信所取得资料的基础上，植田和他的幕僚们重新对稻田的两个方案进行了对比，认为乙案要强过甲案。
苏军在沿海边疆构筑有纵深达二百公里的要塞阵地网，还有十几个步兵师，纵然能从此处突破，日军也需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是甲案最大的缺陷。
按照辻政信的考察，乙案不仅可以避开甲案的问题，而且从海拉尔到哈拉哈河的路线，正是当年成吉思汗远征中亚及欧洲的进兵路线，史有前例，在日本陆军中素有小老虎之称的关东军，完全有望成为日本的“成吉思汗”。
两碗迷魂汤一灌，植田顿时飘飘然，便铁了心支持乙案，并得到了参谋本部的认可。当时陆军省更倾向于甲案，双方在内部进行了辩论，最后二比一，甲案输给了乙案。
因为要靠关东军来执行乙案，参谋本部同意今后非特别需要，不再从关东军中抽调部队，以便关东军一心一意地进行备战。
假如只满足于乙案，那你就小看了辻政信。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以纯粹功利的角度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红到底朝天，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
出名得趁早哇，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稻田的作战方案，脱胎于石原的指导，石原一贯主张慢火炖汤，所以最后无论甲案，还是乙案，都把对苏作战的时间设计到了1943年，扳着指头数数，还有四五年哩，如何能等得及？
最好就是能出点事，然后以此为借口拨快时间表。
在日本陆军内部，无人不知辻政信喜欢制造事端的特点：一有什么事，他就会立即赶往现场，装作上级有命令，指挥这个驱使那个。
张鼓峰事件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乘机飞往张鼓峰，在第十九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他察看了现场，并且特地鼓动那位参谋：“喂，把那座山（指张鼓峰）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朝鲜军”司令官知道后，赶紧命令这个祸星退出了张鼓峰。
辻政信和关东军虽未能插足张鼓峰事件，也知道第十九师团在对苏作战中遭受了重创，但他们从中得到的不是教训，而是启发。1939年4月，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一份由辻政信草拟的“边界纠纷处理要纲”新鲜出炉。
对边境纠纷处理，辻政信的原则是“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为了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哪怕暂时进入苏联境内也在所不惜。
他还通过“要纲”告诉驻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决定是否要动用武力！
这哪里是处理纠纷的预案，根本是一份找机会打架的通告。它完全背离了军部在边境纠纷上暂时息事宁人的初衷，可当“要纲”被送交参谋本部时，却未遭到任何批驳。
关东军不是“朝鲜军”，在日本军界的地位非比寻常，一些高官显要，诸如板垣等人，最早皆服役于关东军。在参谋本部看来，关东军的方案再不妥，也绝不能轻易打压，以免影响“皇军之花”的士气。更有稻田等人，张鼓峰折戟之后，正急于寻找新的旗手，关东军的强硬姿态无疑投其所好，令他们击节叹赏，引为知音。
“要纲”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部队长们对“要纲”的实质皆心领神会，认为这是关东军鼓励边境挑衅乃至大打的公开信号。
果然，“要纲”出台不到二十天，诺蒙坎便出事了。
诺蒙坎在蒙语中的意思是和平，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诺蒙坎的对峙并没有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在诺蒙坎巡逻的“满洲国”部队是兴安北警备军，这是一支由蒙古族士兵组成的伪军。不管内蒙古还是外蒙古，左右都是蒙古人，皆奉成吉思汗为老祖宗，所以当外蒙古边防军过河放牧时，北警备军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十分较真，可当贡布扎布换防上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贡布扎布只是个中尉骑兵连长，不过此君来头不小，乃是北警备军司令乌尔金中将的女婿。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和靠山，他一向目空一切，很把自己当个人物。
1939年5月4日，蒙古边防军的士兵照常赶着马群过来放牧，旁若无人的样子顿时把贡布扎布给惹火了：怎么没人拦着，闹钟、公鸡都下岗啦？
贡布扎布二话不说，下令朝正在过河的人马开枪。外蒙古兵措手不及，丢下马群扭头就跑，一名少尉军官和士兵被俘虏。
外蒙古边防军的指挥官一听大怒，当即率兵过河反击。骑兵们你冲过来，我冲过去，越冲越上火，这下成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1939年5月12日，北警备军向海拉尔的关东军特务机关报告，说战斗已上升到团规模，总计有七百名外蒙古骑兵过河袭击，并占领了边防哨所。
机关一调查，外蒙古骑兵的确再次过河，但并没有所称的七百人，不过才六十人左右。很明显，这是伪军在变着法请求“皇军”上场助阵。
对诺蒙坎事件的处理，海拉尔特务机关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人建议：“诺蒙坎这个地方一向平静，又无任何军事价值，没有小题大做的必要……”
有没有必要，也不是咱们说了算，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未予理会，他将警备军的报告整理后，直接送呈第二十三师团处理。
1939年5月13日，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收到了报告，当时他正召集部下开会，会议的主旨就是研究贯彻关东军总部下发的“要纲”。列席会议的还有参谋本部的稻田正纯等人，他们在海拉尔是为了搜集对苏作战的情报，以便充实乙案内容。
看完报告，小松原等人皆喜出望外：说要落实上级精神，这不正用得上吗？
“要纲”上说，师团长可以自行划定国境线。小松原就把“满洲国”与外蒙古的疆界划在了哈拉哈河中线，以此作为标准，外蒙古军毫无疑问属于“侵入国境”，完全可以动用武力解决。
小松原即将派出的是搜索队。搜索队由骑兵和轻型坦克组成，相当于一个合成化的骑兵联队，此前搜索队曾在诺蒙坎进行过侦察，对地形比较熟悉。
小松原从搜索队拨出一部分骑兵，加上北警备军的一个骑兵团，总共集合了七百名骑兵，另外还配属了半个大队的日军步兵，从而组成搜索支队。为了保密，搜索支队于13日晚坐上汽车，悄悄地向诺蒙坎进发。
尽管知道上级一定会同意，小松原在部署完后还是做了汇报。
按照辻政信后来的记述，当关东军司令部接到小松原的紧急电报时，参谋们没人知道诺蒙坎的地名，他们瞪大眼睛，用放大镜才在边境附近找到了诺蒙坎。
诺蒙坎在地图上小到必须用放大镜去查，这或许是真的，但要说辻政信、服部这些人事前都不知道诺蒙坎，那基本上就是在欺骗外行了。
且不说辻政信曾亲自到诺蒙坎进行过详细考察，就说公开的新闻报道，日本报纸从1939年1月开始，便曾不止一次地对西部“满”蒙边境的纠纷进行过报道。关东军的幕僚，以辻政信为最，全跟工蚁似的勤劳，他们怎么可能一次都没查看过诺蒙坎在地图上的位置呢？
说不知道诺蒙坎，不过是欲盖弥彰，以便在事后做出一副比窦娥还冤的表情。
对小松原的出兵方案，关东军总部予以爽快批准，并立即决定调两个飞行战队、一百辆运输汽车归第二十三师团指挥和使用。那种慷慨和大气，直令小松原有热血沸腾之感，想到自己身在关东军，而不是那个窝囊到死的“朝鲜军”，真是太幸福了。
1939年5月15日，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由队长东八百藏中佐指挥，搜索支队向外蒙古军发起了进攻。
外蒙古军确实有七百人的规模。海拉尔特务机关“六十人”的调查结果，来自飞行侦察。在关东军航空兵中，有一个水平排序，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员的素质最高，里面藏龙卧虎，包括许多王牌级别的飞行员。侦察机飞行员的素质则被认为最差，很多侦察情报都得大打折扣。
情报不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外蒙古军在河东的驻军并不固定，时常会返回河西后方。日军侦察机飞行员没有经过反复核实，偶然两次看到一群只有六十人的苏蒙军，便以偏概全，匆匆忙忙地拿去交了差。
不过究竟是六十人，还是七百人，对东八百藏来说问题都不大。外蒙古军被搜索支队冲得阵脚大乱，让他们乱成一团的，除了人数仍然占有优势的日伪骑兵外，还有坦克和轰炸机。
坦克是搜索队的，不多，只有几辆，但足以把外蒙古军的骑兵撵得到处跑。轰炸机隶属关东军总部，它们呼啸而来，一口气甩下六十枚炸弹，把缺少防空武器的蒙古军炸得连头都抬不起来，马匹受惊后狂嘶乱叫，已完全没了阵形。
外蒙古军毫无意外地向河西溃逃，东八百藏把失而复得的哨所交到北警备军手上，便率领搜索支队撤回了海拉尔。
初战告捷，把个小松原爽到要死。他认为外蒙军已经被吓破了胆，事情可以告一段落，倒是关东军总部的兴奋点比较持久，仍然坚持把两个飞行战队交给小松原指挥，并要求加强对诺蒙坎的空中侦察和警戒。
果然，外蒙古军并没有就此收手的意思，搜索支队一走，他们再次进驻东岸。小松原觉得颇为疑惑：难道这帮外蒙古人不怕坦克和飞机了？
侦察机率先揭晓了答案。通过空中侦察，航空兵发现，河西的坦克、飞机和汽车越来越多，似乎外蒙古军在用这些装备向对手示威，而随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还有另外一股强大力量加入其中。
1939年5月20日下午，四架日本战斗机在诺蒙坎上空巡逻，与外蒙古军的侦察机不期而遇，当即对侦察机展开围击。
苏联伊-16战斗机为中国抗战做过很大贡献，图中是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伊-16。
侦察机本身防护能力薄弱，最终被击落，不过战斗过程还是显得有些惊心动魄，因为在侦察机旁边，还有一架护航的伊-16战斗机。
伊-16战斗机是苏联产品，俗名“燕子”，特点是速度快，类似战斗机。苏联曾作为军援卖给中国，到武汉会战前，中国空军的原有飞机基本被打光，真成了“空军”，就是靠购进“燕子”等苏制飞机才重新得以振作。
苏联能将飞机援助中国，自然更可以用来武装外蒙古军，可是从飞行员的表现来看，绝对不可能是外蒙古人：他的战斗动作极为熟练，摆脱日机攻击时十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只有苏军中的老飞行员才有这样的身手，这是一个苏军飞行员驾驶的苏联战斗机！
当天，北警备军在诺蒙坎俘获了一名苏军的卫生班长。这名班长证实，苏军确实已经介入战局，并在逐步增加兵力。
事情弄大了，但是第二十三师团从师团长到普通士兵，没人觉得害怕，他们反而有一种无比亢奋的感觉：这一天终于来了。
处决加伦，把苏联的肃反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在这场冷酷到底的运动中，包括加伦在内，苏军五大元帅中三位战术思想先进，且年富力强的元帅都已先后被杀。红军指挥官和政工人员有四万余人遭到逮捕，一万五千人被枪决，各大军区的现职司令员中，竟然只有一个人没有被捕。
可以这样说，肃反差不多“清”光了苏联红军的原有军官阶层，指挥系统因此瘫掉了一半，部队战斗力也急剧下降。
外蒙古的肃反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苏联政府的指使下，外蒙古军政官员被逮捕了一万多人，许多人遭到枪决。外交部副部长桑布刚刚还在满洲里会议上跟日本人争得面红耳赤，一回国就人头落地，让他的谈判对手瞠目结舌。
由于肃反的影响，外蒙古军民逐渐对扶植他们独立的苏联从亲近变为厌恶，外蒙古官兵也暗中转向崇拜自己的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些才从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为了自保，表面上装作亲苏，实际与苏联军官们并不是一条心。
这样的内幕消息被一个接一个叛逃者带入“满洲国”，让关东军听了心花怒放。关东军各师团内部纷纷传说，苏军比张鼓峰时期还要不堪一击，关东军只消出动一个主力师团，就可以轻松拿下苏军的两个到三个步兵师。
类似的情绪也被传染给了基层官兵。在第二十三师团，几乎所有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
现在，他们热切盼望的东西终于来了，有什么理由不开心，有什么理由不亢奋？
张鼓峰一役后，尽管第十九师团损兵折将，而且张鼓峰也丢了，但尾高和第十九师团却由此名扬军界，要不然尾高也不会那么快就升为军司令官，并离开原来那个无人问津的地方了。
想要哪种名，先表哪种情。小松原气宇轩昂，仿佛他也像尾高一样即将踏上成功的红地毯。
1939年5月21日，小松原决定派山县联队和搜索队一齐去诺蒙坎会会苏联老毛子。
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看过师团下发的敌情通报，认为使用整个联队都嫌浪费，带上一个主力大队，组成山县支队就够得不能再够了。看到山县如此气壮如牛，搜索队长东八百藏就像竞赛似的，也只带了骑兵和战车各一个中队，组成搜索支队随行。
小松原将作战计划上报关东军总部。得知苏军掺和了进来，关东军总部多少变得小心起来，植田司令官和一群幕僚研究了半天，向小松原提出，部队可以暂不出动，静待时机，等苏军逐渐失去防备，再进行突然袭击。
这条计策摆到小松原的案头时，作战程序已经启动。官兵们出去的时候一个个胸脯挺得老高，如果再喊他们回来，难免要疑神疑鬼，因此小松原并未撤销作战令，他让日军到诺蒙坎后，先别急着攻击，以便符合总部的偷袭意图。
当天晚上，第二十三师团卫生队接到命令，必须于第二天一早，随主力部队开赴诺蒙坎。之所以要提卫生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我们以后需要时时提及的重要人物，他叫松本草平。
不是说松本对于战役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他从头至尾参加了整个战役，并且在战后做了详尽记述，出了一本书。换句话说，他是诺蒙坎战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松本毕业于九州医学专科学校，熬到三十多岁，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医院。作为一个有家有业的中等收入阶层，他当然不会像一般街头小混混儿那样热衷于喊打喊杀或浑水摸鱼。
这时陆军省发出了关于“全民总动员”的参军征召令。
中国的正面抗战对日军力量消耗极大，按照日本战史中已有所隐瞒的数字，日军仅在淞沪会战中的死伤就已接近十万，约合八个师团，这些死伤人员均为一线精锐师团里的老兵。以后虽然一次性伤亡再没有如此惨重，但到武汉会战结束，如果把历次战役中的伤亡加起来，也是一个让参谋本部坐立不安的数字。
一批死了，就得另一批上，“全民总动员”即缘于这一背景。松本的医院开业才不久，尚处于初创阶段，可是被“爱国”的宣传口号一鼓动，松本“一颗赤诚之心燃烧起来”，脑子一发热，立即报名加入了军医预备队。
几天以后松本才知道，附近报名的医生寥寥无几，加他一块儿，不过才四个人，而宣传上说“所有医生都有义务报名”，难道“所有医生”就只有四个？
都这个时候了，老实的还是老实，滑头的还是滑头。松本为此后悔不迭，有一种上当受骗后的失眠感觉。
松本被编入第二十三师团卫生队，并担任见习医官，随后便跟着师团前往海拉尔。因为是秘密行动，出发时连家属都不知道，这些人就匆匆地踏上了行程。
沿途“漫长而无聊”，师团官兵所乘坐的列车全挂着窗帘，基本与外界隔绝。士兵们只有趁带队军官疏忽之际，才能掀起窗帘偷偷地往外瞄上两眼。
当列车经过东北时，即便只能透过窗缝暗瞧，松本仍然被惊得目瞪口呆。车窗外，是一大片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高粱地，如此景观，在国土狭窄的日本难以看到。
其实好多年前，当石原莞尔第一次踏上东北土地时，他的那种惊异与激动，和松本别无二致，当然，除此之外，他的目光中还有更多属于强盗的贪婪。自此以后，就有了“九一八”，有了“七七”，军人们的欲望无穷无尽，且长江后浪推前浪，越来越难以遏制，连“老前辈”石原最后都落伍了。
可是强盗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还未到达目的地，松本就有了这种体会。
熊本气候温暖，与东北完全不同，第二十三师团的官兵大多不甚耐寒，但他们开赴东北时，正值寒冬，到处冰天雪地。士兵们靠近窗户呼出的气，马上就会冻成白冰，松本在观看窗外时，都不敢把脸靠车窗太近，唯恐鼻子被冻到玻璃上拔不下来。
到了海拉尔更要命，当地晚间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摄氏度，师团的医务室天天“门庭若市”，被冻伤或因寒冷引发其他疾病的伤号络绎不绝。
由于伤号太多，屋外又过于寒冷，第二十三师团不得不推迟野外训练计划，就在这一时期，松本有了与诺蒙坎的第一次接触。
别的部队怕冷可以窝在屋子里，只有搜索队不行，外出侦察是他们的本分，哪怕被冻成一条条僵尸也得出行。因为哨所报告蒙古军时常“越界”，小松原便临时从搜索队抽了二十多人，前去诺蒙坎进行侦察。
松本作为军医随行，那次侦察行动让他遭了大罪。
去的时候是拂晓时分。海拉尔至诺蒙坎一带，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的气温都低于零下四十摄氏度。松本跟侦察兵们挤一块儿，乘的是顶上没篷子的大卡车，这时天上下着大雪，地上刮着寒风，简直是在受酷刑。没过一会儿，松本就感觉全身都被冻僵。
偏偏目的地还不是一会儿就能到。诺蒙坎除了哈拉哈河东岸那一块湿地外，植被非常稀少，抬眼望去，全是一座座绵延起伏的小沙丘。这些沙丘千篇一律，很难作为自然地标，行军时，要保持一个易于确定的参照物或不迷失方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整整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总算到了哈拉哈河附近。一些侦察兵拿着望远镜前去侦察，松本站在卡车上待命，可怜他已经被冻得迷迷糊糊，手脚麻木，连意识都有些模糊了。
那些侦察兵大概常年在外，挨冻受累惯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不说，松本也不好意思再说受不了的话，他只好在卡车上一个劲跺脚，活动身体，同时不停地咀嚼冰糖，这才缓过劲来。
那是3月份的事。到了4月，第二十三师团真正开始进行野外训练，经过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和恢复，病号减少了三分之二，松本对严寒的承受能力，也比先前要好了许多，可是诺蒙坎仍让他心有余悸。
当进军诺蒙坎的动员令传到卫生队时，松本既紧张又不安，不知道这次诺蒙坎会给他什么苦头尝。
1939年5月22日，卫生队一大早便尾随山县支队出发。这支随军卫生队由卫生兵、担架兵、辎重兵组成，临时队长就是松本本人。
早上的呼伦贝尔草原天气晴朗，气候宜人，似乎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卫生队成员们因此心情轻松，路上笑声不断，犹如小学生郊游一样。
乘车抵达诺蒙坎的日军士兵。
野战部队均由师团汽车队负责运送，而卫生队全是跟着运输马车步行，因此前后很快拉开距离。5月22日午后，搜索支队、山县支队率先到达了诺蒙坎。
按照小松原的要求，山县没有马上接战，而是一面隐蔽作战企图，一面进行地形和敌情的侦察。
在陆军按兵不动的同时，空战的锣梆已经提前敲响。继日军航空兵击落苏军侦察机后，双方战斗机面对面地展开了首次交锋。
当天，苏军出动了伊-16战斗机群，“燕子”们在诺蒙坎的上空比翼齐飞，日军应战的是九七式战斗机，代号Ki-27，简称九七战。
一场对攻下来，苏军落败，伊-16不是被击落，就是被击伤。意识到对手来者不善，苏军迅速将第二十二驱逐机团调到蒙古东面的图们机场，以与日军航空队相抗衡。
第二十二驱逐机团拥有二十八架伊-16和三十六架伊-15。伊-15俗称“黄莺”，这是一种老式的双翼机，但其优点是发动机功率很大，能在空中停留很长时间，理论上应该比“燕子”更适合空战。
可是理论只是理论，实战中，“黄莺”显得很是笨拙。在5月23日发生的新一轮空战中，苏军一个战斗机大队全军覆没。
通过空战和对地面机场的侦察，日军航空队发现了苏联空军的大幅度增兵趋向，并由此判断，当时苏联战机的数量已经超出日军。
关东军司令部真有个好婆婆的样，为了帮助第二十三师团取得制空权，植田第一时间便下令再增派一个飞行战队，在海拉尔组成第十二飞行团，其中第十战队为侦察和轻轰炸机战队，第十一、十二战队为战斗机战队。
5月24日，第十二飞行团长东荣治少将奉令从哈尔滨进驻海拉尔，对今后的空中作战进行统一指挥。
东荣治一到海拉尔，便着手建筑野战机场群，部署空、地勤部队，摆出了放手一搏的架势。5月24日这一天，日苏飞行员们再次在诺蒙坎的空中展开惊心动魄的大血拼。
苏联空军预定以战斗机大队的形式，组织“燕子”与“黄莺”联合作战。因伊-15飞行速度较慢，伊-16大队提前到达了集合空域，可是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伊-15大队的踪影。没有同伴联手，伊-16大队也少了底气，于是决定返航。
即便在返航途中，仍没有遇见一架伊-15，飞行员们又惊又疑。直到回到机场，一查询他们才知道，伊-15大队在前往集合的路上，已遭到日机攻击，所有战斗机一架不剩，全部被击落！
苏军遭遇到了参战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失败。其实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日本航空兵原先只在关内与苏联志愿空军交过手，但当时的战斗规模很小，也因此对苏联空军的实际作战水平并不掌握。大动干戈的诺蒙坎空战，迫使双方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航空兵们这才感到苏联空军不好对付。
苏联空军的失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败给对手，而是败给了自己。空军系统中展开的肃反，包括苏联空军主任、副主任、远东地区空军主任在内，苏联空军中四分之三的高级将领遭到清查，最早一批掌握先进空战思想和指挥能力的人被扫荡一空。
到诺蒙坎空战爆发时，只好由一名少将临时主管空军。由于调配无方，空军上层机构重复而臃肿，指挥体系混乱，很多有经验的老飞行员被分配给各级陆军使用，没有能迅速集中起来。直接在前线作战的多位年轻飞行员，他们受到的飞行训练质量很差，缺乏这种高强度空战应具备的飞行技术和战斗技能。
反观日方参战的第十一、十二战队，航空兵们均是通过“精兵主义”训练出来的老手，飞行时间多在一千小时以上，同时还具备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
第十一战队参加了许多较大规模的侵华战役，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长城抗战、七七事变，由此得以培养出一批以筱原弘道为代表的王牌飞行员。
筱原弘道的飞行和格斗技术熟练刁钻，在前两轮诺蒙坎空战中，他因一人击落九架伊-15而一举成名，是关东军直至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头号王牌。
第二十四战队的突出之处则是战队的指挥能力，其战队长原来供职于陆军航空本部，两个中队长也都是飞行教官出身，空中指挥游刃有余，特别善于抓住战机。伊-15大队还未到达集合空域，便遭到日机全歼，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双方在指挥能力和应变上的差距。
短短两天之内，两个战斗机大队先后覆没，给苏联空军造成了沉重打击，飞行员们的士气陷入低迷之中。
5月24日，松本卫生队前往诺蒙坎的行程才进展到一半。
在被主力甩开后，已没人给卫生队带路或指引方向，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沿草原上留下的车轱辘印往前挪。
卫生兵不是野战兵，野外长途拉练并不是他们的强项。行军队伍中，笑声渐渐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人人脚上磨出的水疱，以及背包的压力。这个时候，松本倒宁愿坐在卡车上冻一冻，毕竟三个小时的熬煎总好过三天的折磨。
看到运输卡车从身边不停掠过，却不能捎上自己一段，卫生兵们牢骚满腹，有人忍耐不住，朝着卡车的背影破口大骂：“混账王八蛋！”
呼伦贝尔的气候开始慢慢显露出它的狰狞。中午气温超过三十摄氏度，士兵犹如在烈日下被烤人肉串，每个人都汗流浃背。卫生兵们所带的水壶摸上去滚烫，连壶里的水也跟烧开了差不多。可是到了晚上，气温还不到十摄氏度，大家又被冻到四肢僵直，早上起来便浑身酸痛，怎么爬也爬不起来。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窖，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受的了。尤其是到最后两天，水壶已空空如也，士兵们一边走，一边朝着天大喘气，仿佛一群被冲到岸边脱离水面的鱼。
卫生队22日出发，26日才到达诺蒙坎，中间整整花了四天时间。在野外宿营地，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条小河，众人也不管水能不能喝，就像牛一样趴在岸边，咕嘟咕嘟地把自己给灌了个饱。
松本感觉是小河挽救了他和整个卫生队，灌下肚子的水“从脑门顶一直甜到脚后跟”。
1939年5月26日，小松原师团长离开海拉尔，前往诺蒙坎进行检查。
这时关东军高级参谋辻政信已坐镇海拉尔。在小松原动身出发之前，辻政信亲自越境做了一次侦察，以避免再出现“六十人”那样的错误，回来后，他用肯定的语气告诉小松原，经过他的反复侦察，确定河东的苏蒙军只有四百人，而且没有什么重武器。
辻政信看得起中国兵，并不表明他就看得起苏联兵和外蒙古兵。他曾说过，假如持相同武器，日本兵排第一，中国兵排第二，苏联兵充其量位居第三。
按照辻政信的计算公式，日军只要派一个一百多人的中队，就能轻松搞定四百人的苏蒙军——老大打老三，那是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事。
听到这话，小松原更加信心满满，他派去打仗的可不止一个中队，如此说来，绝对干得过。
小松原到前线后，先是检查了备战情况，接着又听取了前敌总指挥山县联队队长的汇报。根据部队到达和准备的进程，山县把进攻时间确定在28日拂晓。
见已万事俱备，小松原当晚便放心地返回海拉尔。
1939年5月27日晨，日军继续向被作为集结地域的将军庙前进。这时的日本兵个个精神抖擞，就连向来“胆子小、皮儿薄”的卫生队都端出了“皇军之花”的架势，大家根本就不把苏蒙军放在眼里。
卫生队队长松本也是如此，但当部队到达将军庙时，一幅情景令他大为震撼。
墙壁上有一个大窟窿，能分辨出那是炮弹打出的贯穿洞。显然这颗炮弹不可能来自日军，而只会出自哈拉哈河对岸的苏军。松本到底没经历过真刀实枪，一看到窟窿，浑身忽然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日军有炮，苏军也有，而且可能更多更好……
5月27日对日军而言，原本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日子。三十多年前的这一天，日本海军以少胜多，击败了庞大的俄国舰队，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奠定了基础。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谁都这么想，可并不是次次都能做到。将军庙的这个窟窿给松本造成了不祥的预感，让他重新陷入恐慌和不安之中。
野战部队可不在乎区区一个窟窿。通过这些天来的地面和空中侦察，山县得知，在哈拉哈河东岸仅进驻了两百名蒙军，而诺蒙坎集结的日伪军达两千多人，十比一，进攻优势十分明显。
在诺蒙坎与日军作战的外蒙军士兵。可以看到，外蒙军从服装到武器装备都沿袭苏军。事实上，其编制体制、教育训练、作战理论也都与苏军如出一辙。
一提到进攻，山县跟张鼓峰的尾高有着一样的思维定式，那就是要实施迂回，其战术部署是：搜索支队负责从侧后进行迂回，以阻断苏蒙军向河西的退路，然后山县支队从正面推进，双方合围后对苏蒙军予以全歼。
松本见到个窟窿就吓得直抖，山县的前方却已经是胜利在望——教科书和作战条令上都说：“敌军只要后路被袭，马上就会全军崩溃。”
1939年5月27日午夜，东八百藏率搜索支队率先向东岸的川叉进发，前为骑兵中队，后为战车中队。
日本受国力和资源条件，特别是缺乏优质钢材的制约，所制造的坦克战车数量有限，每个主力师团只能配属一个战车中队。各师团都把战车中队当宝贝疙瘩，可是到了战场上，又总也解决不好步车协同的问题。
在日本陆军中，奉行的是“大步兵主义”，步兵让坦克围着他们转，坦克兵则反过来抱怨步兵进攻时跟不上，或跟上了也对坦克保护不力。由于战车中队和步兵联队怎么也拧不到一块儿，第二十三师团便索性把战车中队编进了搜索队。
战车中队共有十二辆坦克，其型号为94式，属于轻战车范畴，被称为“土豆坦克”。让它担任机械化的轻骑角色，倒也算适合，尤其在侵华战场上，由于中国军队的反装甲火力十分薄弱，土豆坦克曾得以大行其道，从最早的淞沪会战到当时的武汉会战，都能见到它耀武扬威的身影。在那种几乎无敌的情况下，日军内部为节约子弹，甚至禁止使用车载机枪，坦克兵只好探出炮塔，用所携带的骑枪进行射击。
根据第一次出击的经验，外蒙军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坦克装备，区区几辆坦克，便把外蒙军冲得稀里哗啦，现在战车中队倾巢出动，还不得把他们给吓得尿炕。
东八百藏也得到情报，说在前线发现了苏军坦克活动的迹象。面对苏军坦克，战车中队自然就没那么欢腾和不可一世了，但东八百藏对此并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