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接到交涉训令时，苏军已经登上了张鼓峰。
张鼓峰位于邻近朝鲜的中苏边境，因峰顶有一块形状如刀的岩石，因此又名刀山。它的海拔仅有一百多米，但在20世纪30年代，这座不起眼的小丘陵却被迅速推到了风口浪尖。
围绕张鼓峰的归属，“满洲国”和苏联展开了激烈争执。“满洲国”不过是站在前台的木偶，在后面拎着线操控的是日本。日本依据清末时的中俄条约，认为张鼓峰整个属于“满洲国”，国境线应在山峰的东面。
都是板上钉钉、无可辩驳的事实，可是事实有时就是政客们手里烙的大饼，想怎么翻就怎么翻。同是一份条约，苏联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们在俄文文本上耍了花样，并且拿着这份文本，言之凿凿地声称国境线应在张鼓峰的峰巅，也就是各据一半。
起先大家只是打嘴仗，不久之后，因为一个苏联人的叛逃，嘴仗终于有了演变成大阵仗的可能。
这个苏联人名叫留希科夫，身份为克格勃远东区部长。他以视察为名，越过边境逃亡到了“满洲国”。日本方面不仅大肆宣传，专门为此刊出“号外”，登载《留希科夫亡命记》等文章，参谋本部还以上宾待遇，敲锣打鼓地把留希科夫迎进了日本国内。
留希科夫无疑是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他的反水，立即让苏联高层陷入恐慌之中。
1938年7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截获并成功破译出一份密电，内容是苏军将向张鼓峰一带部署兵力。日方由此判断，这是留希科夫叛逃后，苏联重新调整边防部署的一个前兆。
果不其然，7月9日，十几名苏联士兵登上张鼓峰，挖出战壕，拉起铁丝网。两天后，张鼓峰上的苏军增至四十人左右。
苏方的边防调整具有相当的针对性，情报提供者是德国人佐尔格。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新闻记者和德国驻日使馆顾问，但他实际上是苏联间谍，并被称为20世纪最出色的间谍之一。
佐尔格作为柏林特别调查组的成员，参加了对留希科夫的秘密审讯，审讯一结束，他立即向莫斯科发出一份密电：“熊已被解剖，兽医掌握了它的神经脉络和五脏器官位置。”
莫斯科接到电文，便知道留希科夫已将苏军在远东的部署情况完整地吐露给了日方，于是立即着手对防御体系进行全面调整，其中，占领张鼓峰并以张鼓峰为战略据点，便是这一调整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前苏军从未单方面向张鼓峰派过一兵一卒，这一动向足以对日本人的神经造成刺激，日本国内媒体在报道时更是运用了（苏军）“侵入满洲领土”“占据军事要地”等触目惊心的字眼。
1938年7月15日，日本国境守备队的几名士兵化装成朝鲜族农民，偷偷地登上张鼓峰的几座山头，分头绘制苏军边境军事设施图。苏军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一名叫松岛的士兵当场中弹毙命。
事情闹大了，重光葵被匆匆召唤出场。
战乱年代，外交官的日子也不好过。重光葵从前是驻华公使，“一·二八”淞沪会战结束前，他在上海的虹口公园被朝鲜刺客的一颗炸弹炸成重伤，差点因此丢了小命。
尚没有完全脱离危险状态，重光葵就伏在床头签下了有关停战协定的一堆文件，签完之后才进手术室。手术结束，重光葵告别了他的一条腿，成了拄着拐杖走路的瘸子。
中国生涯固然不乏凶险，可跟在莫斯科的日子一比，还算是轻松的。由于国力对比悬殊，在跟中国人谈判时，重光葵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而这种感觉，苏联外交官绝对不可能恩赐给他。
重光葵先是向苏联递交照会，以松岛之死为由，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可是苏联不吃这一套，说松岛“侵犯苏联领土”，咎由自取，死了等于白死。
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重光葵不得不放低身段，提出“退一步说”——退一步说，就算国界经过张鼓峰山顶，苏军单方面设防也不合适，应该先撤兵恢复原状，然后商定国界。
苏方负责交涉的是苏联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他并不打算“退一步”。
重光葵急了起来：“必须恢复原状，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苏方负责。”
这是外交场合能让人听得耳朵生茧的一句老话。李维诺夫也把脸一板：“任何威胁都吓不倒莫斯科！”
重光葵铩羽而归，东京炸开了。李维诺夫的那一巴掌，看似只扇了重光葵一人，可是参谋本部从上到下，都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莫斯科吓不倒，难道我们东京就是被吓大的？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中佐起头喊了一嗓子：打！
稻田所谓的打，并不是和苏联全面开战，而是进行有限的火力试探。在稻田看来，侵华战争之所以始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就是因为背后有苏联威胁，使得日本不得不分出相当兵力来对其警戒，但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没有威胁，有多大威胁，始终得不到确凿证明。
要是能够在某一地点试着打一下，就能解出这道题，知道苏联的威胁究竟有多大。
稻田认定张鼓峰正是能用于试验的“某一地点”。因为地形所限，这里兵力最多也只能用到三个至四个师团，不太可能扩大为全面战争。即便搞糟了，输掉一个小山丘也没什么了不得，再糟一点，无非是报销一个师团。
还要再糟一点——不可能再糟下去了，张鼓峰西面还有图们江作为屏障，残局是一定可以收拾的。
搞糟只是做坏的打算，还有好的方面。想想看，假如苏联不动手或动手后不堪一击，日本不仅可以挽回面子，更重要的是，还能从此放心大胆地将警戒兵力大批调入中国关内，到那时，侵华战争绝对有望迅速取胜。
稻田“打打看看”的胆子或者说是创意，仍然来自那个叛逃的留希科夫。
没有苏联的肃反运动，留希科夫不会被迫来东京。作为苏联在远东的特务头目，留希科夫同时也是远东地区肃反工作的总负责人。在他任职的短短一年时间里，远东有二十万人遭逮捕，其中被处决者超过七千。
留希科夫在莫斯科的朋友给他通风报信，提醒他“注意安全”，留希科夫马上意识到自己即将被送上断头台，于是慌忙出逃。
连肃反工作的负责人都要被迫亡命海外，可见肃反运动是何等冷酷无情。这一期间最常见的现象是：人们提心吊胆地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门没有被敲响，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了。
1910年日本发行的一张明信片，远处即为当时的参谋本部。在日本军部内部的分工上，参谋本部掌管陆军军令，陆军省负责陆军行政事务。说得更简单一点，参谋本部管打仗，陆军省管后勤。
经过肃反，远东地区已经人心惶惶，内部出现极度不稳的迹象，稻田认为，这正是出手试探的绝好机会。
稻田一言既出，作战课掌声雷动。那些年轻好战的作战参谋，瞬间都像稻田一样，有了种被注射鸡血之后，马上手握键盘，准备继续打怪升级的冲动。
“稻田计划”很快就引起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二者合称军部）高层的兴趣。
1938年7月16日，参谋本部向“朝鲜军”下达命令，要求调兵向张鼓峰集结。
“朝鲜军”是驻于朝鲜的日本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第十九、二十两师团。第二十师团早就到中国关内参战去了，“朝鲜军”只有第十九师团可以调遣。
第十九师团成立于1915年，已有二十多年的建军史，属于常设老师团，训练素质很高，此前也一直担任对苏的第一线防务。尽管如此，“朝鲜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仍不敢冒失，他将第十九师团集结于图们江，但严禁其擅自出战。
从“朝鲜军”司令部到第十九师团，等的就是一纸正式命令。
针对“稻田计划”，各部门开始坐下来进行商谈。外务大臣（外相）宇垣一成首先表示反对，他顾虑的主要是国际形势，觉得边境纠纷终究还得靠双边谈判来解决。
军部向来是擦屁股时才会想到外务省，所以宇垣的想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接下来一个人的意见却不得不姑且一听。
这个人是海军大臣（海相）米内光政。米内担心，武汉会战在即，长江上的登陆作战需要大批军舰护卫，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到时大部分小型舰艇都要拿去使用，万一再同苏联开战，海军将无法确保图们江及朝鲜海峡的交通安全。
海相的不同意见很快就被稻田给顶了回去：放心，苏联不会动手，我们陆军正是要取得苏联不动手的确证，所以才要打这一仗，你们海军就放一百个心吧。
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很难让米内信服，但军部这些人却都很听得进去。
据史学家研究，武汉会战前，正是日本战时经济得以顺利维持的顶峰，也就是说，战争消耗和生产力水平恰好维持住了平衡，这也是稻田的理论能够在军部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物质条件。
眼看作战命令即将下达，只剩最后一道关了。
这道关本来不过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过场，让军部意想不到的是，到头来它却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难关。
在张鼓峰行使武力，以及进行必要的动员，必须取得裕仁天皇的准许。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是裕仁的叔叔，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他预先进宫跟裕仁打了个招呼：“必须以武力夺取那个有争议的地区（张鼓峰）。”
见裕仁没反应，载仁察言观色，赶紧补上一句：“陛下如不批准，当然不能行动。”
裕仁回头召见了自己的心腹、内大臣汤浅仓平，问他怎么看，汤浅直言不讳：“从大局来看，目前不应同苏联交战。”
裕仁沉吟半晌，忽然问：“即使我不同意，他们（军部）仍要独断专行，怎么办？”
汤浅的回答是：“如果任由他们独断专行，今后就无法控制陆军了。若引起对苏战争，不知日本的命运将会如何，实在令人担忧。”
裕仁恨恨地说：“大概不到这种地步，陆军是不会醒悟的。”
元老西园寺公望听到这番宫中对话后，显得很是忧虑。因为此时裕仁已挂着陆军大元帅的头衔，陆军全是他的部下，现在眼看着部下可能将国家拖入危险境地，他自己却摆出一副瞧热闹的旁观者姿态，实在是不负责任。
西园寺对他的秘书说：“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对头。对陛下来说，眼下需要的是坚决不予批准。万一对苏联使用武力而引起战争的话，近卫首相也负有责任，他最好辞职！”
西园寺是三朝重臣，从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开始，就享誉朝野，虽已不当政，但他的话对裕仁和近卫内阁多少都有一些影响力，所以当陆军大臣（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代表军部正式进宫请示时，裕仁不予接见。
裕仁之所以拒绝接见，除了有汤浅和西园寺相谏的原因外，实际上他还想借这个机会摆摆架子，给给脸子，因为裕仁虽自恃陆军大元帅、军队统帅大权的掌握者，但在一些具体环节上，却常常被陆军绕开。他认为自己受到了陆军的漠视，内心感到很是恼怒，一有机会就想给军部大臣穿小鞋，以便让这些人更加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裕仁没有露脸，露脸的是侍从武官长，他传达了天皇的旨意：“如果你们是请求允许行使武力，朕不想批准，也不必为此觐见。”
一听这话，板垣和载仁都愣住了。
1938年7月20日，经过板垣等人的再三恳求，天皇心里舒服了，这才答应接见。
见面时，裕仁当场问道：“这件事同有关大臣联系过了吗？”
板垣顺口答道：“外务大臣、海军大臣都表示赞成。”
板垣是在扯谎，不幸的是天皇还知道他在扯谎。裕仁看上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整天坐在家里，一副痴痴呆呆的样，其实骨子里是个精到内伤的人。他早就征询过外相和海相的态度，知道那二位都不同意张鼓峰行使武力，于是大为震怒，他声色俱厉地斥责道：“陆军的做法根本不像话！”
板垣、载仁一听就知道露了馅儿，顿时尴尬到无地自容。裕仁仍然不依不饶地进行数落：“陆军不是第一次这样了，‘满洲事变’的柳条沟（指九一八事变）也好，这件事件之前的卢沟桥（指七七事变）的做法也好，都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在当地独断专行，甚至多次使用卑劣的手法，这是朕的军队所不应该的……”
裕仁摆出陈年老账，并不是说他当初不想发动侵华战争，或者真的大权旁落了。其实所谓统帅权，始终都在他手里牢牢攥着，只是他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得失来做出决定，有时故意放松，有时又格外收紧，比如“九一八”前，裕仁明明知道关东军“独断专行”的气氛，但他想从中渔利，便故意放松统帅权。到七七事变也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陆军的“独断专行”，恰恰是裕仁故意纵容的结果。
如今他又像祥林嫂一般地婆婆妈妈，无非是因为侵华战争搁浅在了那里，让他左右为难，只有摆脱自己在其中的干系，才能继续显示出天皇的永远英明。
裕仁最后扔下话来：“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动用。”
板垣和载仁听得虚汗直冒，十分惶恐，退出后两人便表示了辞职之意。
军部大臣举足轻重，可不是一般角色。参谋本部满腹委屈地嘟哝：“如果大元帅陛下对陆军不信任的话……”
陆军省方面，则由首相近卫文麿居间进行调停。侍从武官长也在宫里劝裕仁：“希望陛下对军部大臣以温言相加。”
见戏的确演得有些过了，裕仁又重新换上了一副新的脸孔，对板垣和载仁进行挽留。
经过这番折腾，“稻田计划”算是彻底夭折了。军部声明：“对张鼓峰中止行使武力，着重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相关命令随即传至第十九师团。第十九师团枕戈待旦，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的却是取消作战命令，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恼火透了。
尾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这一期在士官学校的历史上被称为“荣耀的第十六期”，日本陆军中的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都是尾高的同学。
有这样显赫的学历背景，尾高向来自命不凡，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只可惜他分在了第十九师团，有那心也没那机会。
同属“朝鲜军”，第二十师团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进入了东北，此后一直在中国关内作战，第十九师团不一样，它有一个固定任务，那就是一旦日苏正式开战，就必须出兵攻占海参崴。因为负有这一特殊使命，第十九师团不得不整天待在家里，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苏联，等于哪儿也去不了。
日苏什么时候开战呢？鬼才知道。第十九师团自成立后，一次都没有出动过。尾高上任后，也始终看不到和冈村等人并驾齐驱的可能，他常对此抱怨不已，多次请求“朝鲜军”司令部给予第十九师团出兵的机会，以便增加师团的“光荣传统”。
现在机会终于上了门，可是突然又失之交臂，能不让人打心眼里感到郁闷吗？
当年的日本陆军将校里，像尾高这样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还有很多，由于实在找不到“立功”的机会，他们甚至不得不铤而走险。
比如一个叫长勇的家伙，曾是参谋本部的参谋。1931年10月，参谋本部的一批少壮军官阴谋发动政变，建立军人内阁。长勇赫然就在其中，他不仅是指挥者之一，预设的军人内阁里还有他的席位，乃“警视厅总监”。
政变不幸中途流产，沦落为“十月事件”，长勇受到审查，并被从参谋本部驱逐出去，下放到了部队。
又如田中隆吉，没他煽风点火，“一·二八”淞沪会战恐怕还打不起来。那时田中是驻上海的副武官，为了给陆军找到出兵上海的借口，他不惜使出各种下三滥手段，什么打伤自家的日本僧人，焚烧工厂，无所不为。之后的绥远战役，在满蒙军背后摇头晃脑、指手画脚的也是这位仁兄。
长勇、田中都在第十九师团，前者为步兵联队长，后者为山炮兵联队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名叫佐藤幸德的联队长，最受尾高信任和器重，而且同样属于冲动型。
可以这样说，第十九师团就是日本军人中不得志者和冒险家的乐园。这群渣渣聚一堆，就跟干柴似的，全仰着脖子等火星上身呢。
如果军部高层铁板一块，纵使他们等到心焦掉也无济于事，问题在于，军部根本就不是一块铁板。
主张息事宁人的主要是板垣征四郎、载仁这些军队高层，所谓“既得利益者”，做什么都瞻前顾后，现在既遭天皇斥责，差点丢掉乌纱帽，也就不愿再去冒险了。稻田等处于中低层的少壮派可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冒险就有机会，不冒险就一点机会没有。
稻田改变不了高层的决定，但没人能堵得了他的一张嘴。他一直在背后唠唠叨叨，闲话一大堆，其主旨自然还是论证作战有理。
论据之一，不打仗还能成名，此事古难全。第十九师团长驻朝鲜，缺少实战经验，正好利用这次机会，让第十九师团接受锻炼，从而一夜成名，把它打造成对苏作战的第一兵团。
论据之二，好人要好到不像人，坏人也要坏到不像人。不给苏军一点苦头吃吃，以后边境事件还会有增无减，而第十九师团的将佐们正是“坏到不像人”，可以痛扁苏联老毛子的最佳人选，如果说他们还完不成对苏作战的任务，日军里面就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了。
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所以稻田的“坏”不是指缺点，而是优点。别人说尾高鲁莽，稻田就说他大胆果断，敢做敢当，乃最可贵的“纯武人性格”。对尾高以下的长勇、田中、佐藤，稻田也是赞不绝口，称为豪气干云。
稻田的言论是朝着高层发的，可惜上面不屑一顾。比如板垣，当初就是靠策划“九一八”冒险上位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比较能看穿稻田等人的用心，无非“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想靠冒险一夜走红而已。
板垣属于过来人，持的就是过来人心态：你们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得明白一个道理，钻石恒久远，多了不值钱，第一个冒险成功了，不等于第二个、第三个就能复制成功。
稻田的话触动不了高层，然而当传到第十九师团耳朵里时，效果却完全两样。
参谋本部有一个作战参谋到张鼓峰视察，把前后经过，特别是稻田对作战的支持，一五一十地透露给了尾高。尾高如遇知音，腰杆一下子硬了起来。
按照“朝鲜军”中村司令官的命令，第十九师团主力应于7月28日前返回原驻地朝鲜罗南，尾高却迟迟不愿回撤，一直拖到7月29日，实在拖不下去了，他才被迫下令撤兵。
主力走了，就连师团部也回了罗南，只有作为师团长的尾高还留在最初部署的位置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意外发生似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天早上，尾高突然接到侦察报告，约有十名苏联兵开始在沙草峰南面构筑工事。
沙草峰是位于张鼓峰以北两公里的一座隆起山峰，高度尚不及张鼓峰，但张鼓峰属于“界线不明地区”，沙草峰则是苏方承认的“满洲国”领土。
尾高眼前一亮，立刻来了精神：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哇，干它！
中村在下令第十九师团回撤时，曾让尾高留下少部分兵力，以加强国境守备队。尾高便以此为由，认为自己也拥有边境管辖权，他下令守备队出兵，将沙草峰的苏军驱逐出去。
当天下午，守备队派出两个小队，分路向沙草峰进击。沙草峰上的苏军一看这么多日本兵涌了过来，赶紧溜之大吉。
守备队完成任务后，即返回驻地进行监视。隔了一个半小时，又有八十名苏联兵在坦克的掩护下重新回到了沙草峰。
阵势越来越大，守备队不敢再随意进击，双方形成对峙，你望我、我望你地僵持到了晚上。
那边厢，“朝鲜军”司令部已接到尾高的报告。中村及其幕僚们熬了一整夜，推敲来推敲去，迟迟难以做出决断。到30日凌晨，中村终于得出结论：不能扩大。
下午，参谋本部的回复电报也来了，与中村不谋而合。
两份命令都到了尾高手上，却是负负得正：不能扩大加不能扩大，等于扩大。
尾高并不是无脑，知道违抗上级命令是什么后果。不过他同样清楚另一个历史经验，那就是如果你赢了，即便背道而驰也没什么了不得，相反，一不留神还有成为英雄的可能。
比如驻东北的关东军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一直以来，关东军始终我行我素，也没见上面拿它怎样，反而是“九一八”的冒险成功，使这个原本只属于警备性质的驻屯军炒热了名气，并一步步走向“辉煌”。
显然，赢才是关键，抗命是其次。
可是苏军毕竟不同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中村为此焦虑了一夜，尾高也思考了一天一夜，都在想有没有赢的可能。中村认为没有，尾高则认为有，让他坚定信心的事例，是发生在1937年6月的“干岔子岛事件”。
时间往回倒转一年，同样的情景曾经出现过一次。这个干岔子岛也属于“界线不明地区”，苏联国境警备队的士兵率先在岛上登陆，将其据为己有。
关东军所属第一师团奉命前往。三艘苏联炮艇见到后高速逆流而上，对着岸上的日军进行猛烈射击。日军立即还击，当场击沉击伤炮艇各一艘。
事后，第一师团连岛都不用登，苏联就同意“恢复原状”，并撤走了部队和炮艇。
苏联人为什么会如此服软？日本军部对此做出的解释十分简单明了：被打疼了呗。一共三艘炮艇，一沉一伤，你想他们还能怎么办？
自从日俄战争之后，日苏基本没有什么直接过招的机会，“干岔子岛事件”给日军留了一个教案，这个教案上说，苏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一旦出现边境纠纷，只要你果断出手，它就必然会乖乖地缩回去。
早在重光葵出面与李维诺夫交涉的时候，日军内部就议论纷纷，认为单纯交涉不会有结果，必须得像“干岔子岛事件”那样，先打到苏联人疼，李维诺夫才会做出让步。
重光葵的交涉失败，似乎进一步验证了教案，即“外交途径总不如使用武力解决收效快”。
尾高正是这一教案熏陶出来的孩子，那种急功近利对极了他的胃口，而相对于第一师团，第十九师团在训练中一直以苏军为假想敌，都练这么多年了，若是比画比画，怎么也不可能被第一师团给甩下去。稻田说第十九师团是与苏军作战的最佳种子选手，并非信口乱捧，其中有着一定的事实依据。
尾高拳头一握：“必须趁此机会给苏军一次打击，让它尝到日本军的威力！”
尾高把正回撤的部队召回一部分，并且决定当晚就部署进攻，他让作战参谋通过电话向中村做了汇报。
中村当然不同意，可他同意不同意并不重要，尾高已经来了个边斩边奏。
在第十九师团内，尾高另有一支亲信系统，那就是佐藤联队，指挥起来最为得心应手。他打破常规，超越旅团，直接在电话里给佐藤下达了进攻命令。
佐藤联队依令渡过图们江，向张鼓峰两端开去。图们江流速缓慢，河床宽仅百米，所以渡河行动并不困难。过河之后，佐藤将联队指挥所设于沙草峰东南的将军峰，随即展开了作战部署。
调兵遣将的时候，尾高给人一副义无反顾、天塌下来也要一肩扛起的气势，可是佐藤一走，他却又有些心虚起来。
在后方坐不住，下午尾高便渡江来到将军峰，想再探一探虚实。
国境守备队队长千田贞季中佐也在指挥所，他向尾高报告了苏军的最新动向。据千田观察，沙草峰除了那八十名苏军士兵外，另有坦克战车十一辆，从早晨开始，活动就非常频繁。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活动频繁”四个字一下子触动了尾高。他从身上掏出名片，把这些话刷刷地写在了上面，然后交给佐藤。
在名片上，尾高还加了一句话：“贵官（指佐藤）如察知敌之进攻企图，应断然彻底地加以反击。”
作为尾高长期的亲信部属，佐藤对上司的一举一动皆心领神会。简单说来，这张名片不是给他看的，是为了战后给“朝鲜军”和参谋本部看，当然是在事情搞砸的情况下。其逻辑关系为：敌人早有“进攻企图”，我佐藤认为他们要进攻，所以先发制人，以免部队受到损失。
尾高的名片，不过是一张堵人嘴巴的护身符而已。
尾高说先发制人，只是要找出避祸的借口和凭据，可是就用兵而言，佐藤却真的需要这么做。
沙草峰只驻扎苏军的一部分，包括张鼓峰、沙草峰在内，整个张鼓峰地区的苏军已达到七个营，并有火炮三十六门，战车十一辆。无论是人数还是装备，都超过佐藤联队，加上又是占据两座高地，易守难攻。佐藤同时还预计到，只要战斗打响，苏军一定会继续向张鼓峰增兵，到时极有可能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
佐藤是冒险家，冒险家自有冒险家的行事法则，他决定发起偷袭，其战术名称就叫“先制攻击”，也就是先发制人的意思。
1938年7月31日凌晨2点，佐藤联队所属第一大队沿坡对张鼓峰发动攻击。
此时是苏军的入睡时间，对外部的监视较为松弛。第一大队很轻易地就得以越过地雷和障碍区，在破坏多道铁丝网后，迅速接近苏军的前沿阵地。
苏军猛然惊觉，照明弹纷纷飞上天空，各种轻重武器齐开。日军则早已做好准备，端着刺刀不顾一切地向上冲锋。
佐藤在将军峰听到喊杀声大作，知道已经短兵相接，马上下令其余部队配合进攻。
东北时值雨季，加之张鼓峰离日本海较近，经常产生浓雾。大雾连着大雨，导致能见度极差，苏军增援的火炮射击被迫中断，反而是日军士兵在肉搏中的疯狂使他们占据了上风。
拂晓时，佐藤联队分别占领了张鼓峰和沙草峰。在战斗中，苏军伤亡超过四百人，坦克大多被速射炮所炸毁。日军伤亡不到两百人，但有一名大队长和两名中队长阵亡。
说是要驱走沙草峰的苏军，结果却把计划外的张鼓峰也抄了下来。尾高和佐藤为此提供的说法是：张鼓峰与沙草峰互为支援，欲夺沙草峰，必先取张鼓峰。
第十九师团在张鼓峰初战告捷，图中两名日军士兵正在摆弄已经被打烂了的苏军重机枪。
得知张鼓峰之战打响，“朝鲜军”和参谋本部一干人等的心情可以说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在三令五申要求“不扩大”的情况下，尾高竟然仍敢于抗命不遵，喜的是前线打了胜仗，注意，这可是跟苏联人作战，而且其规模远非“干岔子岛事件”时可比。
如此重大的情况是没法瞒住天皇的。军部范围内主要由参谋次长具体主管作战，自然这次也得由他来给裕仁作交代。
在觐见天皇时，参谋次长多田骏诚惶诚恐，就怕裕仁像对待板垣和载仁那样龙颜大怒，暴跳如雷，没承想天皇神情愉悦，对他的态度也出奇的好，不仅追认了事态，而且还给予口头嘉奖：“朕甚为满意。”
裕仁满意，是因为听到“朕的军队”击退了宿敌苏联的军队。他乐还乐不过来呢，那句“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许动用”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裕仁具体指示：“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
那意思，反正仗也打了，便宜也占了，现在要紧的是捂着嘴在家偷乐，不要让苏联老毛子再找补回去。
多田次长进宫后，参谋本部的人员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候消息，然而最终，喜压过了惊。
这里面心情最复杂的应数稻田，他记述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次长喜形于色地回来了。”
由于天皇震怒，“稻田计划”曾遭到扼杀，现在随着天皇态度的改变，它的价值又重新得到了承认。
天皇的口头嘉勉，很快被多田骏传达给了“朝鲜军”和第十九师团。尾高和他的那些部下幕僚一听，眼泪哗哗往下淌：看看天皇和次长多么信任我们哪！
天皇都嘉勉了，当然没人再冒着傻气去追究尾高、佐藤的抗命责任，稻田更是公开说：“只要陛下没有表示不满意，那就万事大吉。第一线的师团长出于一时想不开的专断，恰恰符合了上司的意图，打开了僵局。”
稻田认为尾高干得好极了，至此，“稻田计划”似乎也可以完美落幕。从参谋本部到中村的“朝鲜军”司令部，都已做出决定，即准备像“干岔子岛事件”那样，在打疼苏联人后，不再扩大事态，而是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
这个时候，尾高倒也想见好就收，反正天皇都夸奖了，以后还怕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吗？可事到如今，局势已不是他想收就收得住的了，苏联得同意啊！
果然，苏联不同意。1938年8月1日，进入张鼓峰战场的苏军步兵已增至十个营，日军用于应战的只有四个步兵大队。日军大队在编制上大约接近于加强营，可就算是放大一倍，至多不过八个营，兵力上也还不及苏军。
再看特种部队配置。苏军有坦克战车一百五十辆，火炮六十门，飞机先后出动一百三十架。日军那边，因为参谋本部不肯“扩大”，飞机坦克均未参战，只有一共十七门火炮在张鼓峰撑门面。
力量对比这叫一个悬殊。尾高想自力更生，将第十九师团留守罗南的第七十三、七十六联队及部分特种部队也调过来。当增兵计划上报到“朝鲜军”司令部时，被中村司令官一口否决。
“朝鲜军”参谋长北野宪造少将此时正在第十九师团视察，看了实在于心不忍。
都是武士，不能见死不救，北野便想了个变通办法，他向中村发去电报，提出可以不以增兵的名义，就说是第十九师团内部的“外地演习”，这样一方面可缓第十九师团之急，另一方面也能免除参谋本部的追责。
有参谋长说情，中村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增兵方案，不过还是附加了前提，要求尾高尽量不再扩大事态云云，其实尾高哪儿还有力气去扩大事态，他能保住高地一线就不错了。
方案批下来，已是8月1日晚上，援兵到达张鼓峰，最快也得天亮以后。可是在白天的战斗中，苏军竟未能占得分毫便宜。
归根结底，前线苏军不缺人，不缺武器，缺的是一位可以心无旁骛坐下来指挥打仗的核心。
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是布柳赫尔，中国名字叫加伦。他是苏联建军时第一批授衔的五大元帅之一，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的获得者。“九一八”前，加伦在中苏同江之战中，曾指挥远东苏军击败张学良的东北军，并俘虏上万名中国官兵，由此被苏联人誉为“远东军魂”。
当张鼓峰战斗打响时，加伦的心思却并不在战场上，因为他已经自身难保。
加伦是苏联国内战争时崛起的名将，这一批将领与斯大林几乎同时出道。
最初接到秘密指令，被派到远东去清查加伦的正是留希科夫，但是加伦处事十分谨慎小心，在肃反运动蔓延远东、告密风无处不在的情况下，留希科夫竟然难以抓到他的把柄，而加伦也想方设法不让留希科夫靠近自己。
一番暗斗下来，留希科夫落败，直到叛逃前，他都没能逮捕加伦，只将空军部长抓了起来，后者是加伦的得力助手。
苏联高层接着派出苏军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以接替留希科夫的使命。
身为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理论水平却并不高。据说有一次斯大林送给他一本论列宁的书，麦赫利斯拿到后恭恭敬敬地请对方在书上题词留念，可即便是这样的“御批书”，他也从未翻开看过其中的任何一页！
麦赫利斯讲的是另一种“政治”。这厮最擅长的本事，就是告密和打小报告，这些小报告里面，除了极少数苏联高层可以豁免外，从“敌人”到同事，无所不包，因此有“小报告之王”的称谓。
麦赫利斯把更为冷酷无情的“肃反风暴”带到了远东。他在远东太平洋舰队“抓间谍”，不过二十天时间，就从舰队高层挖出六十六名“敌人的奸细和帮凶”。当然，这些还都是小喽啰，他要抓的，其实还是加伦。
留希科夫挖空心思都没能完成的活，“小报告之王”也感到棘手。为了保护自己，加伦几乎已在日常生活中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别人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找到“罪证”。
麦赫利斯久攻不破，便采取突然袭击的心理战术，鬼魅一样地现身加伦家中，对加伦进行旁敲侧击。加伦自始至终不动声色，在麦赫利斯怏怏而去后，他对妻子说：“想要吃掉我的豺狼来了。我不知道是他们吃掉我，还是我吃掉他们，但是我吃掉他们是不可能的。”
面对随时会从黑暗角落里蹿出来咬自己脖子的豺狼，苏军元帅只能以静制动，随对方去瞎折腾，最终麦赫利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张鼓峰之战中成为了主角。
豺狼终究不能代替猛虎，麦赫利斯说到底是个阴谋家和打手，并不是军事家，而就过往履历来看，他仅在营级单位担任过政委，没有丝毫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他一上阵，就弄得前线一片混乱：步炮协同、步车协同根本无从谈起，步兵和坦克不知哪里才是突破的重点，炮兵糊里糊涂地瞎轰了一天，也没能给步兵帮上多少忙。
日军军官正在察看被击落的苏军飞机残骸。在“小报告之王”的指挥下，苏军在占有空中优势等有利条件下，仍然打得一塌糊涂。
在日军战机未能参战的情况下，苏军的一百多架战机本来大有可为，可是因天气情况糟糕，仅仅出动了三十架次，中间还被日军用高射炮击落了三架。
麦赫利斯不得不向斯大林报告：“在作战地区，需要一位名副其实的能够统帅一切的总指挥。”
得知前线战况紧急，斯大林直接给加伦打去电话，命令他立即赶往张鼓峰，以便“真正同日本人作战”。
1938年8月2日，加伦赶到前线，亲自指挥对日作战。当加伦赶到时，麦赫利斯还在瞎指挥，他下令一个步兵师沿着张鼓峰和沙草峰之间的凹地，向日军发动正面进攻。
一个单兵突进的步兵师对尾高来说，正好是主动送上门的猎物，他求之不得。幸好加伦及时赶到，一看就知道这是臭不可闻的烂招，急忙喊停，苏军才没有被包饺子。
加伦对前线战场进行了观察，他发现张鼓峰东南方向的52高地上只有日军一个中队，显然这是防守上的最大薄弱点，于是决定用两个营的步兵，从52高地进行突破。
就在日军防线摇摇欲坠之际，日军援兵的先行部队恰好到达张鼓峰，使尾高的可控兵力一下子多出两个大队，他赶紧全部派往52高地。
两个大队对两个营，苏军在局部处于劣势，激战到下午只得后撤，双方形成近距离对峙。
加伦指挥经验十分丰富，初步接触和试探下来，他对日军的防御能力已经心中有数。尽管从兵力和火力上看，苏军的确要超过日军，但日军在张鼓峰构筑了较完备的防御工事，加上所使用的步兵又是日军精锐部队，作战十分顽强，所以防线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攻破的。
加伦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将领。他擅长在对峙中创造战机，比如过去的中苏同江之战，加伦就一直等了两个多月，最终找到东北军海军的破绽，从而得以完成致命一击。
这一次，他也打算等一等，不用两个月，也许几天就成。
加伦能等，不等于苏联高层也有同样的耐心。仅隔一天，远东军事高层再次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人事大调整。
1938年8月3日，在苏联高层的授意下，远东方面军编成了步兵第三十九军，直接负责张鼓峰之战。不过指挥第三十九军的，不是加伦，而是原远东方面军参谋长施特恩，后者被任命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全权指挥张鼓峰一役，加伦转瞬之间便被抛于局外。
施特恩接到的绝密命令是：“实施猛烈的全线打击。”远东方面军及后贝加尔军区的所有苏军进入了完全战斗准备状态。
日军方面，通过不断升级的作战规模，尾高终于知道自己这娄子捅得有多大了。自个儿捅的娄子，还得自个儿给糊上，尾高想来想去，决定使出日军的看家绝招：大规模的迂回进攻。
迂回进攻战术，是包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内的日本军校的主课程。军校老师们会告诉自己的学生：在实施正面进攻后，一定要辅之以侧翼包围，而且用于包围的兵力越多越强，时机越出其不意，歼灭敌人的效果就会越明显。
迂回进攻最初只是日军中流行的一种战术理论，但后来却编入作战条令，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义，以至于一谈到进攻，如果没有实施迂回包围，几乎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当战场上的任何一个日军指挥官被问及，进攻的目的是什么时，他都会根据条令回答你：“包围敌人并将之歼灭！”
尾高一遇到坎，本能地便想到了迂回，他准备等援兵主力一到，即派一个联队绕到苏军后方。
和尾高一样，参谋本部和“朝鲜军”高层的脑袋里，也无一例外地灌满了迂回战术。在这些人的概念里，进攻等于迂回，迂回等于进攻，此外别无分店。尾高把方案往上一报，他们立马跳了起来：什么，你要进攻？这不摆明是要“扩大事态”吗？绝对不行！
尾高其实不是要进攻，他只是要更好地防守，可惜无人能予以理解。方案驳回后，他只得老老实实重回原点。
第十九师团被固定在张鼓峰的山脊上，进退不得，等于是自己将自己绑在板凳上挨揍。在援兵到达战场后，尾高据此做出了新的部署，但仍感相当吃紧，于是要求将留在朝鲜的最后一个联队编制——长勇联队也调过来。
“朝鲜军”中村司令官又是一番扭扭捏捏，装腔作势，不过尾高费尽周折，总算拿到了调兵令。至此，第十九师团已大部分集结于张鼓峰。
都是在增兵添将，跟苏联人一比，日军只是小巫见大巫。苏军新成立的第三十九军共拥有兵力2.3万人，机关枪有一千多挺，坦克、火炮、飞机的数量均在两百以上。这些数据里面，仅步兵和坦克，参战苏军就是日军的三倍。
有加伦的前车之鉴，新任军长施特恩哪敢懈怠，他一边继续对张鼓峰发动攻势和战术侦察，一边大规模调兵遣将，以便发动总攻。
人还没见，嗓门已经先从门外传了过来。施特恩的动作让尾高心惊肉跳，步兵是不可能多出来了，他就向参谋本部讨要航空部队。
这时日苏已重开谈判，重光葵和李维诺夫又念起了停战经，而在中国关内战场上，侵华日军已踏上了进攻武汉和广州的行程。参谋本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根本不想再跟苏联发生纠纷，因此他们既不允许尾高迂回出击，也不肯投入航空部队，以免飞机飞来飞去，造成越境作战的嫌疑。
眼看苏军即将发动大反击，军部内部开始出现主动撤兵论，陆军省次官东条英机以下都持这个观点，认为不如让第十九师团主动撤离张鼓峰，如此要进就进，要退就退，比死守张鼓峰要强得多。
这是个好建议，可是刚一提出来，便遭到参谋本部的激烈反对，其中嗓门最响的是作战课长稻田正纯。
在稻田看来，前面一场胜仗，已经让第十九师团扬了名，说明第十九师团确实是对苏作战的第一精锐师团。要是就此不声不响地撤出张鼓峰，外面知道的说是主动撤离，不知道的，准以为是打了败仗，那怎么能成？
稻田大叫：“不光彩的撤退，不仅玷污皇国军队传统，还将受到苏联的侮辱。”
参谋次长多田骏虽然不会像稻田这样扯着喉咙乱嚷嚷，但也觉得撤出张鼓峰便等于没了面子，遂对稻田的意见采取了默认态度。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相持不下，该天皇出来裁断了，可是裕仁一言不发。
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尾高早就不像原来那么气壮如牛了。对他来说，名也有了，继续在张鼓峰守下去，可以预见的是，绝不会再有什么好果子吃。
尾高就巴望着上头赶紧下个撤退令，他好马上屁颠儿屁颠儿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偏偏人怕出名猪怕肥，一个似有似无的“大胜仗”，以及臆想中对苏作战“红旗标兵”的树立，就把第十九师团给活活钉在了张鼓峰，使他们处于前进不能、后退不准的尴尬境地。
就算是死守，也得守得下去才行。尾高把住在军营的“朝鲜军”北野参谋长找来，现场指给他看：每天飞机炸，大炮轰，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要飞机绝对不可能，北野便通过“朝鲜军”向参谋本部申请大炮。好说歹说之下，参谋本部终于松了口，答应拨出一批炮兵部队，专归尾高调度。
在长勇联队和炮兵部队正式到达前线之前，还有一段足够尾高煎熬的日子。
1938年8月6日，第三十九军用于张鼓峰的兵力集结完毕，在施特恩的指挥下，按计划对张鼓峰实施总攻。
张鼓峰是被河流相夹的一个狭长地带，西面是图们江，东面是哈桑湖，要从陆路登上张鼓峰，只能从北面的沙草峰和南面的52高地进出。施特恩以一个师搭配一个坦克营，分别从南北两面发动进攻。
苏军使用的坦克为T-26轻型坦克，这种坦克因防护能力较差，所以一般不单独行动，主要用于支援步兵作战，中国在抗战中购买过一批，由此成立的机械化部队在昆仑关战役中曾给日军以重创。
平原战是坦克的最佳舞台。张鼓峰虽是丘陵，但坡度不大，坦克车辆在行驶中障碍很少，这使得T-26火力强、速度快的优点得到了充分发挥，日军前沿阵地的胸墙因此被坦克炮打成了锯齿形状。
继坦克之后，飞机也找到了机会。到下午4点，连日罩于张鼓峰一带的浓雾逐渐消散，苏联空军趁机对张鼓峰和沙草峰进行反复轰炸，重型轰炸机出动超过两百架次，到最后，连张鼓峰峰顶上那块著名的刀形岩石都被炸得粉碎。
防御张鼓峰的日军承受了极大压力。在日本陆军的辞典上，关于防御有两种军事用语，一种叫作攻势防御，或称决战防御，是以攻为守，逼迫对方进行决战，但是尾高的大规模迂回计划遭弃，也就意味着攻势防御没了可能。
第二种就是专守防御，说得难听一点，等于缩在乌龟壳里被人揍。要是第十九师团有乌龟壳就好了，不幸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士兵穷极之下，连手榴弹和石块都用上了，仍然无法阻止苏军的突进。
夜幕降临后，苏军的飞机坦克作用减弱，尾高急调两个大队至山顶增援，通过发动夜袭，才把已进至山顶的苏军驱走。
加伦打了一天没结果，“下课”，施特恩新官上任，一天之内同样是两手空空。想到麦赫利斯那阴森森的目光，他的脊背立刻起了丝丝凉意。
施特恩发去了一份捷报——不是战报，是捷报，上面说：“日军残余分子已被清除出我境内，所有的边防站都被我红军牢牢控制。”
在一切不切实际的要求面前，就算是原来不擅说谎的人都被迫无师自通。施特恩对迅速取胜尚无把握，但他知道自己除了搪塞，已别无他法。
经过第一天的较量，施特恩初步尝到了机械化密集打击的甜头。张鼓峰的陆地面积南北相加，总共不过三公里，一弹丸之地耳，这么多大炮、坦克和飞机投入进去，可以轻易形成遮天盖地一般的火力优势。
1938年8月7日，施特恩如法炮制，在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日军损失比第一天更为严重。
苏军炮火覆盖面很广。张鼓峰以北有一座伪满军哨所，伪满士兵将生火的炉子搁在哨所附近，被苏军炮兵发现，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立即延伸射击，直到将炉子炸飞为止。
轰炸刚刚告一段落，苏军即以坦克为先导，步兵随后，向日军守备阵地发起包围攻击。T-26坦克一马当先，扮演了战场清道夫角色：工事压塌，暗堡击毁，电话线碾断，日军阵地内被冲得人仰马翻。
日军用以对付坦克的是速射炮和炸药包，只是坦克太多，一时难以应付，速射炮也接连被苏军击毁。所有阵地之中，最危险的仍然是52高地。
苏军T-26坦克的防护能力较弱。图为飞入草丛之中的炮塔，其坦克车身已被击毁。
52高地与张鼓峰山顶血脉相连，一失全失。尾高急调预备队增援，意识到使命艰巨，行前预备队专门举行了简短仪式，匆匆忙忙地表达了“必死报国”的决心，然后才急速向52高地赶去。
知道残酷，到了现场一看，比想象中还要残酷：守卫52高地的日军伤亡惨重，大队长和几个中队长非死即伤，阵地已经面目全非。
预备队毕竟是生力军，一番死拼，高地总算没有易手。
一天鏖战下来，拍着胸口喊庆幸的是尾高，深感失望的则是施特恩，因为他的网里仍然找不到大鱼的影子，张鼓峰和沙草峰的山顶还在日军掌握之中。
对施特恩来说，唯一能聊以自慰和庆幸的是，他总算捡到了一条“小虾”：苏军以舟艇横渡哈桑湖，控制住了张鼓峰东坡。
两轮较量结束，难分胜负，尽管尾高和施特恩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那种焦灼不安的心情却是一模一样的。
施特恩等不得正式开场，就策划对张鼓峰山顶的日军进行夜袭。既然是夜袭，参与的人数就不能太多，又估计到白天日军遭到极大消耗，防守力量薄弱，施特恩只派了一个营。
然而他错了。山顶尚有两个日军大队的编制，每个大队的人数再嫌不足，凑起来还足以应付一个营。
施特恩的夜袭以失败收场，他只能在天亮后再开“高压锅”。让他料想不到的是，天亮之后，尾高变得更为坚挺。
1938年8月8日，长勇联队、关东军增援的野炮高炮部队，全都到达了战区，日军的防御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施特恩的“高压锅”光听见动静，却无法将对手蒸熟蒸烂。
气粗了一点的尾高研究战况后，意识到东坡的失守终究是个大麻烦。此处虽非山顶，但被苏军卡住位置后，52高地与张鼓峰山顶将在防御上失去有机联系。
为了抢回东坡，尾高也组织了一次夜袭。施特恩千争万争，就争到这么一个落脚点，哪里肯舍，而且东坡已经集结了大量苏军士兵和坦克。双方的夜袭最终都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
这一天，施特恩发送的“捷报”戏剧性地登上了苏联中央报刊的头条位置。类似的假消息已经见怪不怪，不过它确实救了施特恩一命，按照“捷报”的说法，这时苏军已经控制住张鼓峰和沙草峰，施特恩的任务变成了“击退日军的反扑”。
作为加伦的参谋长，施特恩在步炮、步车以及陆空配合上，都显得十分熟练，其中最出彩的一笔，是横渡哈桑湖，抢占东坡。它的作用不仅是切断52高地和张鼓峰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这一制高点，向炮群指示集中攻击的目标，苏军的火炮攻击由此变得更准更狠。
但是，再好的幕僚长也难以完全代替主帅。施特恩细节上抠得不错，对战局的整体把握却难以与加伦相提并论。加伦是集中兵力对日军据点进行逐个拔除，看上去速度虽慢，但能收稳扎稳打之效，施特恩急于求成，他来了个处处撒网，普遍攻击，52高地、张鼓峰东坡、张鼓峰山顶、沙草峰全是均衡用兵，反而欲速不达。
施特恩望山顶而兴叹，他不知道，占据山顶的日军也已到了强弩之末。
从7月31日起，第十九师团在张鼓峰鏖战九天，作战兵员每一天都在缩水。尤其在施特恩对张鼓峰实施机械化密集打击之后，日军损失更为严重，每天都要倒下两百人。一线大队的步兵为此平均减少一半，其中佐藤联队的情况最糟糕，作为占领张鼓峰“首功之臣”的第一大队仅剩三十人左右，还没一个小队的人多。
假如这些伤亡，都是在对射或白刃战中产生的倒也罢了，让尾高感到格外惊恐的是，火炮造成的死伤超过了子弹和刺刀！
除了关东军增援的炮兵部队外，第十九师团的编制里本身也有山炮联队，联队长是田中隆吉，但所有的这些炮根本就不是苏联人的个儿，既掩护不了步兵，也保护不了自己。田中隆吉战后尚心有余悸，在分析败因时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螳臂当车。”
什么都能瞒，伤亡不能瞒。当触目惊心的数字报到“朝鲜军”司令部时，中村司令官再也无法安之若素，他主动将第十九师团留在朝鲜的最后一个大队也调至战场。
从8月9日到10日，张鼓峰之战继续。苏军以张鼓峰东坡为基地，通过舟艇不断向张鼓峰运送部队、装备和物资，同时指引炮火进行攻击，第十九师团没有飞机助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移过来移过去。
战前日本海军曾担心的一幕也接踵而至。由于连日暴雨，洪水猛涨，使得日军从图们江南岸到达张鼓峰，必须使用舟艇，然而图们江面已被苏联太平洋舰队控制和封锁，军令部调来的几艘战艇都被击沉，后继援兵和补给只能通过一座庆兴桥提供，而这座桥后来也处于半瘫痪状态。
在“高压锅”的猛蒸猛煮下，第十九师团虽然尚未烂，但也快了。
尾高的“亲信部队”佐藤联队包括联队长佐藤在内，仅剩三名军官，其他在前线作战的联队也是伤亡枕藉，整个师团差不多被打成了空壳。尾高明知必须留下预备队，到这一步也顾不得了，他把作为预备队的长勇联队全都部署到了第一线——不管怎么说，打满补丁的裤子总比光屁股强吧。
当着部下的面，尾高鼓动残余官兵们继续在张鼓峰死守下去，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为此他还搬出了一段“七生报国”的典故。
所谓“七生报国”，说的是日本古代的两名兄弟武士，战败后弟弟问哥哥：“你死后的愿望是什么？”
哥哥说：“我的愿望是轮回七次（即七生），再回人间消灭敌人。”
两兄弟商量妥当，便互刺自尽。尾高说到这段著名典故的时候，脸上仍然是一副抱着垃圾股还死不肯割肉的倔强样，可是一转身一回头，他那惨白惨白的脸色足以吓死人。
尾高以师团参谋长的名义，向已离开前线的“朝鲜军”北野参谋长发出电报，先将第十九师团所处险境描述一番，接着便老实承认“目前本师团的作战能力已到了最后的极限”，希望参谋本部能通过外交途径，尽快实行停战。
参谋本部闻讯，派一名高级参谋对张鼓峰进行了紧急视察。这名参谋飞回东京后，把战场的不利态势和惨烈战况如实进行了汇报，他告诉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晚撤退不如早撤退，晚撤退的话，只会招致更多毫无意义的伤亡。”
参谋本部大惊失色，赶紧下令关东军做好应急准备，同时将原计划赶赴广东参战的一个师团抽回，作为第十九师团的预备队。
1938年8月10日夜，苏军占领张鼓峰山顶的一角，但也正是在这天晚上，日苏的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日本方面，由于武汉会战打响，军备需求变得格外紧张，国内生产力也再次达到极限。据参谋本部测算，假如爆发对苏全面战争的话，其现存弹药不足十五个师团一次会战所需，所以军部虽然调兵遣将，但实际上并没有决心和准备进行两面作战。
8月10日晚上12点，重光葵和李维诺夫分别代表本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停战协定并没有重新划定边界，只是规定日苏两军须双双撤离张鼓峰山顶。
日本政府自夸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军部则对外逞强说，张鼓峰战役是以少数兵力顶住了大敌，所以不是败仗。
为了进行宣传，日本报纸还特意避结果抓细节。长勇联队长作为第十九师团的军方代表参加了谈判，他在谈判现场故作姿态，来了个仰天大卧的睡佛造型，记者们如获至宝，对这一幕进行着力渲染，写出了一个纯属意淫的勇武故事。
结果却是真吃亏。军部将第十九师团撤到了图们江南岸，第十九师团固然战斗力已严重不足，可是军部也没有再增派其他部队去张鼓峰设防，理由是：“边境上的几个丘陵没有任何留恋的必要，不应该继续近距离对峙，以免播下冲突的种子。”
日本方面出版的“张鼓峰事件特辑”画报封面。张鼓峰一战被日本政府和军方视为大获全胜的一次战役，这些宣传品对此进行了单方面的竭力鼓吹。
苏联人对那几个丘陵却是很在意，在第十九师团撤离后，他们迅速控制住了张鼓峰和沙草峰，相对于以前的假消息，这次才是真正的占领。
四天后，苏联高层通过内部调查报告，得知了假消息的真相，不过随后的态度和做法却颇让人捉摸不透。
苏联高层不仅未对假消息进行追查，还大摆庆功宴。所有参战将官和部队都获得了列宁勋章或红旗勋章，施特恩也不例外，唯一例外的是加伦，他并不在授奖名单之列。
1938年8月18日，施特恩正式取代加伦，被任命为远东方面军司令。三年后他遭到处决，不过跟张鼓峰之战毫无关系，罪名是“暗藏的托洛斯基分子”。
加伦预感到灾祸来临。当他从张鼓峰前线被召回时，精神已极度紧张，返回途中，他和麦赫利斯坐在同一列车厢里，麦赫利斯对他冷嘲热讽，说他不应该穿白色制服去前线，尤其是去前沿阵地。
白这个颜色在苏共概念里绝对不是好词，它代表着与“苏联红军”相对的军政力量。加伦一生谨慎，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忙中出错，给人找到了可攻击之处，可他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知道，与“白”相比，一定还有更大更可怕的罪状在前面迎候着他。
在前前后后想了一通之后，加伦逐渐意识到新的罪状会是什么，一时悲愤交加。当着妻子的面，他不停地嘟囔着：“全被出卖了，全被出卖了！”
1938年8月31日，加伦奉召到莫斯科参加中央军事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就是解决“哈桑湖事件”（苏方对张鼓峰事件的称谓）责任的追究。
张鼓峰一战，日军伤亡一千四百余人，苏军伤亡则达到四千多人，苏日伤亡对比接近三比一。内部数据一公开，举座皆惊。
三倍的兵力和武器对比，结果却是恰恰相反，这确实令人震骇。尽管加伦仅亲自指挥了一天，但加伦还是因指挥问题遭到了严厉批判，并被定性为导致这次“重大失误”的罪魁祸首。
如果只是就军事言军事，尚属正常，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伏罗希洛夫的主持下，加伦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军事会议当场撤销了加伦的所有职务。
不久，加伦被逮捕入狱，并遭拷打至死。在他死后四个月，法庭才以“日本间谍罪”追加宣判。
与加伦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第十九师团长尾高。他抗命在先，战败于后，但因参谋本部稻田等人一直予以支持，事后不仅未受追究，还带着“勇将”的名誉到关内做了军司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