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玩家

在对中原大战进行准备的阶段,蒋介石估计阎、冯不会在平汉线上投入主力,而只会抽出一支精兵南下襄阳,以威胁武汉。按照这一预估,他决定将第三军团部署于襄阳。

第三军团是一个杂牌军的混编军团,部队编号五花八门,但没有一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团的三大主力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也跟反蒋联军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相仿,都是靠吃几家饭、穿几家衣一路混过来的。

蒋介石之所以要将第三军团用于平汉线,固然是出于战略考量,但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其嫡系部队的数量远远比不上反蒋联军,在将主力部署于陇海线和津浦线之后,剩下能编入平汉线作战序列的部队,也就只能是清一色的杂牌了。

蒋介石希望这些他通过给官给钱的方式拉来的杂牌,能在平汉线上帮他挡住反蒋联军的南下之师,以保证他在其他两个战场上能一举奠定胜局。为此,在中原大战即将爆发之际,他曾专门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并在会上对第三军团的杂牌将领们作了一番铿锵激越的训话。

混世诀窍

作战的关键是什么?对于这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蒋介石给出的答案是:多杀人!

蒋介石说你们在战场上只要记着多杀就行,不要怕没有弹药,打完了我可以立即给你们补充——枪械弹药库里有的是,既可以自己制造,也可以向外国购买。

在军事学上,这叫作大量杀伤敌方有生力量。蒋介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战事。他还说:“如果能够杀伤他一团的兵员,他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补充训练完成,直至投入战场。三个月时间,这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你们必须注意!”

当说到“杀伤”这两个字时,蒋介石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散会后,将领们便三三两两地走到街上去吃饭。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几个人进了一家饭店的饭厅,大家把皮包放下来,拉开椅子坐下,彼此相视一笑,原来的紧张气氛顿时烟消云散。

众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金钰首先说:“老总(指蒋介石)今天的精神很好,对战事也满有信心,我看这一仗不会失败的。”

徐源泉接过他的话茬:“是的。不过老总的说法我觉得太露骨了。打仗嘛,本来就是杀人的事情,为什么还要那么说?”

说完之后,徐源泉将在座的人都扫了一眼:“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回去对部队不好那样传达,太残忍了。”

王金钰深表赞同:“是啊,我们打的是内战,杀的都是中国人。老总今天的讲话,不像是‘国家最高领袖’对内作战的说法。敌人的兵员同样是中国老百姓。我想,我们不能这样传达下去。”

其他人也都点头慨叹:“太不像‘国家最高领袖’了。”

徐源泉、王金钰包括在座的几位,平时没有一个是吃斋念佛的善菩萨,也都无缘参加外战,讲穿了,大家都是靠打内战才打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他们在背后如此议论“国家最高领袖”,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觉得“杀伤”两个字太过血腥气或不愿参加内战。

杂牌部队就像是岩缝中长出的野草,能活到今天,都得有一点自己的混世诀窍。这些诀窍中有两点比较关键:一是时时刻刻都要保存实力;二是根据时势需要,随时随地“择良木而栖”。

蒋介石发表那通杀气腾腾的训话,毫无疑问是想驱使杂牌们不惜血本地为他卖命,可这也正好触犯了杂牌军“保存实力”的禁忌,难怪要引起不满。

事实上,在中原大战初期,阎、冯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些杂牌军的拉拢。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杂牌军头也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脚踏两条船的打算,他们均与阎、冯保持着信使往还,同时对战场形势抱着观望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人肯为老蒋出死力打硬仗?

蒋介石对此其实了然于心。他的参谋处在阵中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冯逆(冯玉祥)对王金钰、徐源泉等勾结煽惑,但奸谋迄未得逞。”

“奸谋迄未得逞”,不等于没有得逞的可能性,而且就算他们不倒戈相向,若是始终出工不出力,给你来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也够麻烦的。

于是,如何驾驭控制这些杂牌军队,使其不被对方所收买利用,而为自己效命疆场,便成为蒋介石在战争之初就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事情最后归结到究竟由谁来当第三军团的总指挥,蒋介石决定选择何成浚。

何成浚是湖北人,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辛亥起就领兵打仗,但军事指挥能力并不算出众,以致还让蒋介石产生了鄂籍将领都不善于打仗的印象,并下达手谕:“选将,慎用鄂人!”

何成浚考取过文秀才,并在张之洞经办的书院肄业,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并被保送至日本留学。按照这一金光闪闪的履历,他至少也能混成一个“儒将”,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何成浚不爱读书,也从不研究稍微深刻一些的时政问题,甚至他连看报刊都是走马观花,泛泛而过。

不读书,肚里自然就无货。据何成浚曾经的幕僚回忆,他竟然从未见何成浚能够在公众场合发表一篇有条有理的演说。

为将一般,为政似乎也只能在及格线上下徘徊。何成浚长时间在湖北任职,并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因此最喜欢别人称他为“湖北家长”,然而他在湖北也没有做出过太多让人称道的政绩。

众所周知,蒋介石比阎、冯更重视政治型幕僚的选用,幕府中高手云集,且不说黄郛、杨永泰的深谋远虑,钱昌照、张群在政经、外交方面的专业才能,就是陈布雷的笔、吴稚晖的嘴,也足以让一般人望而却步。

在这个圈子里,何成浚若是真的一无所能,早就靠边站了。他能够始终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正是缘于有一套人所不及的特殊本领。

孟尝君之风

民国初年,天津人孙洪伊在北方政界颇有影响。后来他加入了同盟会后,通过罗致一部分人而形成一派力量,称为“小孙派”,与南方孙中山的“大孙派”比肩而立。

把孙洪伊拉进同盟会的就是何成浚。何成浚因此在同盟会内名声大噪,并受到黄兴等人的信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军政部部长,何成浚是陆军部副官长。

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他超常的社交能力逐渐为人所熟知。何家经常住有闲人,他不仅招待食宿,有时还给点零用钱或帮助介绍工作,人称有“孟尝君之风”。除了慷慨疏财外,何成浚对上门之客都是求见必见,热情招待。

一传十,十传百,各地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的成分非常复杂,有革命党人,也有湖北同乡、各路军人、政客、失意书生、党混子,乃至上门寻求帮助的普通老百姓。

何成浚虽不可能做到有求必应,但他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总是尽力而为:来找事做的,就安排工作,即便一时没法安排的,也招待食宿,临走时再赠送路费。

何成浚每个月用在这方面的开支都不少,除了公家开支外,有时帮他招待客人的助手也得贴进去很大一部分薪水。

从蒋桂战争起,何成浚便利用他在社交方面的影响力和才能,南来北往地帮蒋介石“跑外交”。不过他最主要的成就并不是做说客,而是对杂牌军进行拉拢和策反。

民国年间,由于诸侯割据与时局变动过于迅速,杂牌军在数量上相当可观。一些杂牌军头看到蒋介石的力量越来越大,想投奔过来,倚为靠山,可是他们又听说蒋介石为人狠辣、奸险多变,怕吃亏或被蒋介石吞并,这时候何成浚就能在中间起到一个搭桥担保的作用。

何成浚的经历显赫。清末秀才、老同盟会员、早期士官生、黄兴的老部下兼老同事、辛亥革命元勋,这些头衔拣任何一个出来,都够炫耀上半天,更是那些资历较浅的杂牌小军头们所不能望其项背且为之肃然起敬的。

如果有谁说何成浚配不上“军事家”这一称号,那你就太较真儿了。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军事家”都是战神级别,而且何成浚吹起他的革命往事、军事韬略也同样是纵论滔滔,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

除了“老革命”“军事家”外,何成浚可谓是中外皆通,讲国外,给你来日本的明治维新;讲国内,秀才出身的他对于士大夫圈子的一套周旋应付手法更是极其娴熟。这些都足以令那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老粗军人为之倾倒,且自惭形秽。

当然,让人敬是一回事,让人亲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蒋老总”,很多人都敬他畏他怕他,但是亲近他的杂牌军头却委实不多。

说起来,年轻时候的蒋介石也倜傥过风流过浪荡过,只是中年以后才开始学曾国藩写日记,并且变得越来越像个清教徒。中原大战期间,为了拉近和马鸿逵等杂牌军头的距离,他曾邀上刘峙等人与马鸿逵打麻将。麻将桌上,蒋介石输给马鸿逵三四万元,马鸿逵又输给了刘峙,于是蒋介石对刘峙说:“经扶(刘峙),你给拨下账好了。”那三四万元就这样抵销掉了。

蒋介石要亲近马鸿逵的目的达到了,可是这种亲近其实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因为人家一看这做派,就知道你老蒋不是真正的赌徒——麻将桌上无父子,更无上级与部下,哪有让人抵销的道理?

何成浚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大玩家,不仅对于三教九流、吃喝嫖赌行行皆通、样样出色,而且玩得很认真,绝不会像蒋介石那样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敷衍。

“战略物资”

有一年夏天,何成浚和时任汉口特别市市长的刘文岛等人在汉口俱乐部赌博,玩摇骰子押单双。刘文岛当庄家,何成浚下注。何成浚那天的运气不好,还没赌一会儿,就输了几万元。之后他看准一宝(即押宝),在“双”上押回了两万元,其他人也纷纷在“双”上押注。

这个赌博游戏的道具包括酒杯、碟子和骰子。骰子放在碟子上,用被称为“宝盖”的酒杯盖着,如果摇过之后,骰子的点数显示是“双”,那么作为庄家的刘文岛就输了;反之则赢。

刘文岛很精明,他怀疑这一宝可能就是“双”,不敢贸然揭宝,便要将“双”卖出,可是因为赌注太大,无人应买。于是,刘文岛就宣布这一宝作废重摇。

作废重摇本是赌博中允许的,但是赌桌上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凡作废的宝,不能打开宝盖,必须接着再摇,让众人重新下注。

不管这一宝是“单”还是“双”,就成了永远的谜。刘文岛太想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了,他不顾规矩,伸手将“宝盖”揭了开来。

大家一看,果然是个“双”。

何成浚平时在钱财方面非常大度,输赢对他来说无所谓,但刘文岛这一举动让他非常生气,当场说了声:“不玩了!”便甩手而去。

何成浚对于玩是很认真的,绝不苟且。那些杂牌军头有的出身行伍,有的出身土匪,有的属于三教九流,讲江湖义气,有的嗜好鸦片,热衷吃喝嫖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不仅引何成浚为同道,而且视其为老手。

肃然起敬之余,军头们转而乐于和何成浚亲近,反正是大家一起玩嘛,何分彼此?

为蒋介石拉拢杂牌,何成浚还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他和蒋介石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老蒋尚未发迹时,两人曾一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买卖,算得上是一道吃过、喝过、玩过、乐过的老朋友。

何成浚或许无真知,但大事不糊涂。他这一辈子,一没有办过军校,二没有当过军事教官,三没有训练过军队,更没有说建立属于个人的军政小组织或单独成立军队了。

他曾对人说过:“我一生当过几次总指挥,但我手里实际没有兵权,如果我直接带兵,蒋介石就不会相信我。”

由于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同时蒋介石也不像阎锡山在给官给钱方面缩手缩脚,所以何成浚就敢于替蒋当家,他去拉拢杂牌的时候,腰包里都装满空白委任状和钱,只要事情能谈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

后来到了抗战,军统局有个专职搞策反的处长,他认为何成浚是策反方面的老前辈,便特地前来求教。何成浚对他的策反经验毫不隐讳:“搞策反工作就要大量用钱。我在天津搞策反,不知用了多少钱,如果蒋介石要清查我的账,恐怕我的脑袋都保不住。”

当时国民党内有三个官员都擅长奔走拉拢和周旋应付,除了何成浚外,尚有陈调元、刘镇华。何成浚字雪竹,陈调元字雪喧,刘镇华字雪亚,人称“三雪”,但以何成浚在杂牌中的号召力最大。

对杂牌们来说,何成浚近乎等于一种信用的保证。有的军头说:“只要何雪公(何成浚)说一句话,我们就过来。”有的说:“我们只认你何雪公。”

有一个何成浚招抚过来的旧式军人,听说老蒋要召见他,也不知是福是祸,心中十分害怕,就打电话给何成浚说:“我要求先见了你,再去见委员长,万一出了事,我死了也甘心。”

蒋介石委任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真不需要考虑来考虑去,因为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好的人选了,而且军团里的很多大小杂牌军头本来也是由何成浚给收编过来的。

第三军团总指挥部设于漯河车站,何成浚就在由武汉开来的一列专车上办公。漯河是豫南粮食集中市场,商业相当发达,各种物资供应非常齐备,但这些都是土货,何成浚看不上眼,他所需要的日用品全都是从汉口运来的:不但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高级烟酒样样俱全,而且还有四川、云南及印度的大烟。

如果仅仅为了个人享受,何成浚没必要搞得这么铺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日用品实际上是他指挥作战时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或者说“战略手段”。

以上仅属初级。何成浚专门从汉口调来一批中外名厨,日夜制作各种各样的点心和筵席,流水般地用于招待所有杂牌军头。就“战略物资”而言,这算中级。

最高级也可以说威力最大的“战略物资”,是成批从汉口搜罗来的高级妓女。何成浚一面将这些高级妓女乱点鸳鸯谱式地分配给各个将领(他自己也不例外),一面在漯河街上一所相当宽大的四合院里布置了一所陈设考究的“军人之家”。然后他就和将领们各自带着妓女住进院子,并且每天在院子里吃喝吸赌。

这是其他那些洁身自好或自命清高的高层官僚绝对做不到的,但人家何成浚不在乎:说好要一起愉快地玩耍嘛!

战争期间,只要能帮他哄好杂牌,蒋介石也同样视而不见。他以后搞“新生活运动”,专跟黄赌毒作对,那都是在自觉屁股已经坐稳,暂时无人能对之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负责向漯河供应“战略物资”的大员,就是蒋介石的兵站总监俞飞鹏。俞飞鹏由于擅长赌博,还是各个赌局的组织者。他和何成浚一拍一档,配合十分默契。

何成浚既是收编杂牌的能手,又是统驭杂牌的内行,用蒋介石在公文中最喜欢使用的一句话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酒桌前的杯盘狼藉,赌博台上的吆五喝六,烟灯旁的吞云吐雾,乃至和身边妓女们的嬉笑谑浪,都不过是他用以交好这批难以应付的杂牌军头,并最终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使之服服帖帖的专用手段。

冯玉祥也派人收买平汉线方面的杂牌军头,但都在何成浚面前败下阵来。徐源泉收到冯玉祥送来的一份委任状,上填“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他马上将这份委任状交给何成浚,再由何成浚转交蒋介石。事隔不久,蒋介石便委任徐源泉为“讨逆军第十六路军总指挥”。

紧箍咒

中原大战之初,冯玉祥一共组织了五路部队,其中四路分别由陕西、甘肃、宁夏等地陆续向河南进发,以参与陇海线战事,只有张维玺部一路负责平汉线。

张维玺部后以张维玺为总司令,改称为南路军。南路军由陕西汉中府东进,与何成浚第三军团在许昌附近进行交战。

杂牌军装备较差,战斗力也不强,加上杨虎城等或是冯玉祥旧部,或与冯玉祥有联系,都不肯主动出战,所以导致第三军团在交战过程中屡屡受挫,几乎没胜过一仗,而张维玺也一直处于主动地位。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为缓解陇海战场的不利局势,又要何成浚从平汉线抽调一部分军队去兰封前线进行增援。

蒋介石的命令毫无疑问会让第三军团的处境雪上加霜,留在平汉线上的各杂牌军也势必要承担比以前更重更难的作战任务。这些将领平时对于蒋介石就牢骚满腹,心怀怨望,对于这一部署自然都不乐意接受。

何成浚刚宣布完命令,众将便都一个个地叫起了撞天屈。他们先是诉说自己的兵力如何单薄,编制如何不足,继而埋怨待遇如何不公,苦乐如何不均,最后便把所有锋芒都集中到了“蒋老总”身上,讲到激动处,还有人开口谩骂起来。一时间,事态变得极其紧张和严重。

在这一过程中,何成浚始终一言不发,慢条斯理地在大烟灯旁边烧着烟泡,并不时从嘴里吐出一口一口的烟圈,一副悠然自得甚至是事不关己的表情。

等到众人都发泄得差不多了,何成浚才从烟榻上坐起来说话。人们都以为他会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装腔作势地教训上两句,不料“何雪公”却对大家表示了“诚恳的同情”,而且居然也发起了牢骚。他感慨万端地说:“你们太不了解蒋老总的为人了,你们所说的那些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

何成浚又诉说起了他的革命往事。不过这回重点不是炫耀,而是诉苦——

知道不?我当年跟孙中山闹革命,跟黄兴做部下,跟陈其美(蒋介石的义兄)做朋友的时候,“蒋老总”不过是一拎包小弟,他不知道多奉承我呢!

后来?后来我和“蒋老总”一道闯上海滩,玩股票,逛妓院。嗨,那时的“蒋老总”一文不名,还骗过我的钱哩。当然,我是不会跟他计较这些的。

再后来?就到北伐啦,我帮“蒋老总”打天下,不说功劳,苦劳数数都一大堆。

在滔滔不绝地复述完这些历史后,何成浚以“不胜感慨系之”的口吻说:“蒋介石今天当了领袖了,可是他对得起谁?”

不是有军头忍不住已经骂了老蒋吗?何成浚也顺势将老蒋大骂一通,而且表现得比将领们更加痛心疾首和淋漓尽致。

何成浚的“同病相怜”和“惺惺相惜”,让众将犹如服了一剂清凉剂,那个轻松和愉快,起初那种沉重、紧张的情绪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何成浚接着一声招呼,周围立刻酒肴杂陈,美女环列,“军人之家”的欢乐时光又降临了。

眼见都已吃饱喝足,何成浚这才把手一挥,让妓女和仆从退下,和众人商量起正经的,也就是怎样分担部队被抽调后的空缺。

他不讲任何大道理,只有一句话:“军人嘛,打仗就是唯一的职业,不管到哪里都得打仗,否则就会没有饭吃。”

话虽不多却意味深长,老粗们一听就懂:你们骂也骂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都没关系,接下来就得干事了,不然哪个主子也不可能赏饭,更别指望刚才的那些美女佳肴了。

有八卦相生,便有五行相克,有孙悟空,便有紧箍咒。何成浚就是杂牌们自觉自愿戴在头上,最后想脱又脱不掉的紧箍咒。

面面相觑之后,众将除了接受了“何总指挥”的命令,也再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飞机与乌鸦

在中原大战中,杨永泰建议蒋介石采取“双弹战术”对付反蒋联军。双弹者,一为“银弹”;一为“空弹”。所谓“空弹”,就是用空军对反蒋联军进行威慑,达到从心理上动摇和瓦解对方的目的。

驻于漯河的蒋军航空第三队不仅担任西线的侦察轰炸任务,还协同陆军攻击驻守许昌的樊钟秀部。樊钟秀在西北军中亦属杂牌,其特点是“兵无纪律,官有积习,不能打仗”。在南路军序列中,樊部被作为前锋,但樊钟秀在到达许昌后,便开始拥兵自固,勒马不前。

樊钟秀以前跟西北军打过仗,冯玉祥对他并不信任,把樊部放在最前面,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眼见樊钟秀不肯往前推进,冯玉祥也不敢将张维玺的南路军主力置于樊部之前,就怕樊钟秀反戈相向。樊钟秀一看张维玺不上,也正好有理由取巧不进。

于是平汉线上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虽然南路军占尽场面优势,但双方却没有大战,仅有小规模的接触,而其障碍所在,其实就是多了一个樊钟秀。

樊钟秀成了南路军中名副其实的鸡肋——张维玺的其他部队既不敢出其前,又不愿留其后,只好跟随樊部一道与第三军团“对峙”。其实如果他们抛开樊部,直接挥戈南下,汉口可能早就拿下来了。

徐永昌讽刺说,南路军在平汉线上与其说是与敌军对峙,不如说是与友军对峙更恰当。

樊部避开了地面作战,但避不开空中打击。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遭到飞机的数次轰炸,损伤尚在其次,更主要的还是官兵以前从未见过飞机,突然看到一种空中大鸟竟然会朝他们俯冲投弹,个个惊恐万状,士气亦为之动摇。

冯玉祥知道后亲临视察,并在对樊部的集中训话中打了个比方:“你们看到的飞机与乌鸦,哪个多?”

众人回答:“乌鸦多。”

冯玉祥又问:“乌鸦小便时,有没有尿到你们头上?”

众人哄笑:“从来没有过。”

冯玉祥由此得出结论:“既然这样,那么当飞机投弹时,能命中你们的机会就更少了。”

众人一想似乎很有道理,于是都欢呼起来,对飞机轰炸的恐惧心理大减。

6月4日,航空第三队再次对樊部实施轰炸,樊部官兵遂以“飞机与乌鸦”理论作为精神武器,连躲都不屑于躲了。

结果可想而知,樊部被炸得死伤过半,樊钟秀也被当场炸死——冯玉祥的比方听起来很有趣,不过他或许忘了,乌鸦不会特意朝人的脑袋上撒尿,可飞机炸弹却是专门奔着人堆人群去的。

在“空弹”的支援下,第三军团在地面作战中也取得进展,他们不仅完全占领许昌车站,而且还对许昌城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许昌守军十分恐慌,冯玉祥闻讯,急忙再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同时从陇海线抽调孙连仲、张自忠等部驰援许昌。

第三军团进攻许昌,使西北军受到牵制,对改变整个中原战场的局势起到了很大作用。晋军方面就认为冯玉祥抽兵陇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败着:“冯玉祥不分轻重缓急,东西兼顾,致失陇海方面主力战的胜机,殊为可惜。”

与冯玉祥东西兼顾不一样,蒋介石始终将陇海置于平汉之上。除了从平汉线抽调援兵外,他还将教导师(包括教导一师、教导二师、教导三师)等部队全部增加过来,这使得中央军终于稳住了阵脚,陇海战场也再次形成对峙之势。

在西北军增兵平汉线的同时,南方的张桂军紧密配合,起兵攻入了湖南。

蒋桂战争后期,“湖南王”何键附蒋讨桂,想到广西境内去打个秋风,最后却被杀得大败。从那时候起,何键就知道桂军不好惹,于是他又开始脚踏两只船,暗中与新桂系联系起来。

蒋介石知道后十分生气。有一天,他把何键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张慕先叫过去,让左右拿出一张电报给张慕先看。

张慕先一看,原来是何键拍给“李白”的电报。还没等他看完,蒋介石就已愤然作色,拍案大骂:“芸樵暗中捣鬼,中央已经截收了他发给“李白”的电报,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告诉芸樵,要他放明白点!”

张慕先吓得默然无言。几分钟后,见蒋介石的脸色稍缓,他才为自己幕主进行解释,无非是强调“何主席”处境困难,不得不与“李白”虚与委蛇,并且说如果何键与“李白”的关系搞得太僵,“他们(指“李白”)就会勾结边区散匪,从中捣乱,徒然贻患地方”。

蒋介石听后就再没有说别的话。

收到张慕先的电报,何键深感不安,便趁蒋介石到武汉之便,亲自赴汉谒蒋。这一次,他除了报告湖南军政情况外,还把湖南地处粤、桂门户,他只能灵活应付,但拥护中央之志决不动摇之类的话又详细阐述了一遍。

蒋介石也怕把何键给逼急了,真的跑到“李白”一边去,便当面对何键表示了谅解,同意他“灵活应付”。

此后,何键在联系新桂系方面便不再躲躲藏藏。他对此自鸣得意,经常对人说:“我是联络西南,拥护中央。”

可是到了中原大战,何键就得意不起来了,张桂军攻入湖南,等于逼着他表态:你究竟是联络西南,还是拥护中央,只能二选一!

热脸碰上的全是冷屁股

面对紧张局势,何键如同热锅里的蚂蚁,急得团团乱转。

他把幕僚找来商量,一名幕僚对他说:“我们反正要靠一方的,靠桂系不如靠蒋。当前桂、张、阎、冯反蒋的声势虽然很大,但他们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不会同心协作,将来结果如何,很难预料。”

何键认为言之有理,当即说:“李宗仁、白崇禧太不给我面子了,硬卡着我的脖子要我投降,这样我不干,我要打。”

可悲的是,要打还打不过。湘军被张桂军一直赶到衡阳,然后衡阳又失守了,长沙眼看亦将不保。

对于还要不要死守长沙,湘军内部争论激烈。一派说长沙乃省会重地,如果丢了,将来责任担当不起。另一派则主张放弃长沙,等蒋介石所派的援兵到达后再进行反攻。

何键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最终决定放弃长沙。6月5日,张桂军占领长沙,三天后又进占岳州。

这是张桂军气势最盛的时候。按照预定计划,他们将直取武汉,最后与冯、阎会师于中原。可是就在张桂军准备向湖北推进的时候,阎、冯却给李宗仁和张发奎发来了一封电报,称“本军”(指晋军和西北军)已与蒋军血战数月,行将获得胜利,武汉是“本军”给养之地,如“贵军”(指张桂军)先到,请向下游发展,共同会师南京,驱逐蒋介石。

究竟是会师武汉,还是会师南京,这可是一个关系着战略方向的大问题。李宗仁和张发奎不免心生踌躇,动作也变得迟疑起来,而黄绍竑率领的断后部队又没能按时跟上,使得前后部队出现了严重脱节。

趁此机会,蒋介石急调陈铭枢麾下的蒋光鼐、蔡廷锴部(又称蒋蔡军)出韶关入湘。蒋蔡军一入湘就占领衡阳,从而截断了张桂军的后路。

为消除后方隐患,张桂军主力只得退出长沙,回师衡阳,这就给南方战事增加了许多新的变数。

阎、冯(其实主要是冯)未入武汉就把武汉当成“本军给养之地”,自然是认为在他集重兵于平汉线后,打垮第三军团将易如反掌。事实也的确如此。6月10日,冯玉祥下令在平汉线上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仅两昼夜,第三军团就已被打得摇摇晃晃,露出了自己杂牌军团的虚弱本色。

再有毅力和韧劲的人,如果老是吃败仗,也会心虚。蒋介石亦不例外,在平汉线受挫,陇海线又无转机的情况下,他开始运用缓兵之计划,从幕后策动“和平运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致电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分歧,但是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

“和平运动”的另一调解人是张学良。与阎、冯忙得已经顾不上联系张学良不同,蒋介石不管仗打得有多激烈,都从未忘记要不遗余力地对张学良进行拉拢。

当时的东北在经历中苏同江之战后,兵疲民困,加上政府腐败,理财无方,导致经济十分萎靡。东北有较强的军工业体系,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曾表示可向阎、冯出售武器弹药,为的就是要以弹换钱,缓解东北面临的经济危机。

东北武器的售价较日本要高,以步枪而论,日本三八大盖每支二十五元,东北方面的开价是其一倍以上。太原本身也有兵工厂,阎锡山便不愿意再向东北购买,而吴铁城则力主向东北订购武器,在他的建议下,南京政府先后向东北订购了十万支步枪。

阎锡山算的是经济账,吴铁城算的是政治账,订购十万支步枪,就等于送了二百五十万元给张学良,默默地支持了东北财政。都说中苏同江之战中,是中央有负于张学良,现在也算是把这笔账给偿清了,张学良的心里能不舒坦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方交战之时,第三方肯源源不断把武器出售给其中一方,也相对地表示支持该方。方本仁就通过东北向南京出售武器枪弹这件事,断定张学良决不会与阎、冯合作。

从这时候起,张学良虽然表面上仍维持中立,但在内心里确实已明显倾向于南京。6月3日是张学良的三十岁生日,东北各军政要员齐聚沈阳为其祝寿。张学良趁便召集众人开会,以商讨应付时局的办法。会上意见分成三派:一派以张作相为主,主张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一派以王树翰为主,主张与南京合作;剩下的则是唯张学良之命是从的少壮派,也就是于学忠这些人。

因为内部意见不一,张学良颇感举棋不定。恰在此时,恰好李石曾以祝寿专使的身份到达沈阳,以促请张学良居中调停。

与李石曾进行晤谈后,张学良马上致电阎、冯,提出将郑州、开封一带划作缓冲区,立即停战。至于阎、冯呼吁的政见公开,可以“委诸国民共同研究,以备中央采用”。

蒋介石已经做出了让步,可是反蒋阵营在军事上正处于全面占优的时候,正所谓“拉口子要见血,刨树木要见根”,没有人肯轻易就这么放过他。

一通呼吁下来,“和平运动”的热脸碰上的全是冷屁股。在这片古老而坚硬的土地上,历来只回荡着一个真理,那就是枪杆子里见输赢,其他说什么都白搭。

李石曾沈阳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即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请张学良出兵助蒋。

会商后,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在张作相等人不赞成出兵的前提下,张学良准备亲率四个嫡系师和于学忠部入关。蒋方则同意先汇款两百万元,给予东北作为出兵费用,同时协助解决奉票的金融问题。

自“中东路事件”以来,奉票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虽然东北发行了补助奉票的“现大洋票”,但财政仍有匮乏之虞。如果东北再出兵入关,关外金融可能会立生险情。

钱款汇出的第二天,李石曾即偕同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赴沪。胡若愚南下,对外宣称是为了替张学良答谢送寿礼者,并且准备在上海就医治病,但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东北金融问题。

在李石曾的陪同下,胡若愚与财政部长宋子文进行了洽商,宋子文同意帮助稳定住奉票。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致电李石曾,要他转告张学良,奉票的稳定绝没有问题。

陷阱

请张学良出兵相助的同时,蒋介石自己也在摩拳擦掌,连做梦都指望着他的部队精锐能有上佳表现。

打仗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进化的过程。跟晋军打仗,让蒋军认识到了阵地的作用,于是他们的阵地也变得讲究起来。

豫东平原上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处村寨,凡是蒋军占据的村寨,都用交通壕相连。轻重机枪就布置在交通壕交叉的地方,用于进行斜射和侧射,从而加强了火力网的严密程度和杀伤力。

坚强的阵地,加上相对精良的步兵武器和准确的枪法,这样的防线似乎应该坚不可摧才是,但当西北军扑上来的时候,它忽然就不起作用了。

你不是火力强吗?人家避开白天,晚上偷袭。

至6月上旬,预定参加陇海线作战的西北军主力已有相当一部分到达指定位置。如果仅仅只看装备,西北军简直就不配跟晋军、蒋军同处一个战场:士兵没有背包,仅有一卷夹有铁铲的棉被,然后背后再插一把大刀,机枪大炮等重武器在西北军中更是极少能够见到。

可是西北军的厉害之处,恰恰就体现在这些装束寒酸可怜的士兵身上。

冯玉祥以善于练兵著称,对士兵的训练极其严格,而且特别注重夜战、劈刺、摸爬等方面的特战训练。在西北军里,大刀被置于与步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位置,几乎人手一把,因此他们的劈刺术其实就是指刀术。西北军士兵没有不会耍大刀的,夜战近战时多用大刀进行格斗。

摸爬技术是西北军的另一个绝活。在北京南苑驻军时,石敬亭曾按照冯玉祥的要求,下令各部队在营房外筑成连绵不断的假山,官兵每天早起后就围着营房“跑”假山——注意,不是爬,而是跑。先是徒手跑,然后是全副武装地跑,并且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不间断。

因为有这样的训练基础,西北军在摸寨子时便变得驾轻就熟,士兵们搭人梯上高墙,在交通壕之间纵横来去如履平地一般,往往蒋军的哨兵还未察觉到,对方已经提着刀悄无声息地摸进来了。

蒋军驻扎的寨子,前面小一些的,或驻连部,或驻营部;后面大一些的,或驻旅部,或驻师部。西北军一般都是先解决这些指挥机关,然后迅速撤掉。到了白天,当西北军的主力部队发动冲锋时,寨子里无人指挥的士兵便只能整营、整连地垮下来。

西北军中又有一类特种部队,即所谓的手枪队、手枪营、手枪旅,兵员每人配备三大件,即手枪、大刀、马枪。这些特种部队士兵的刀术和夜战技术都特别强,他们精通四式拳、四式刀、四式枪等拳脚刀枪功夫,手眼身法十分灵活,而且夜袭时专摸大据点,连带四周小据点,有时一晚上就能摸掉四五个。

蒋军刚刚才在晋军身上找到了一点感觉,很快又被西北军给吓住了。官兵们普遍产生恐惧心理,士气也大为低落,乃至于上级不下死命令,就没有人敢做主动出击的尝试。

蒋介石对此感到气急败坏,他在给刘峙、蒋鼎文和陈诚等人的信中说:“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张,而且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忧兵力不足之念,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

为了振作“革命军人之精神”,写完信不久,蒋介石便在陇海线上策动了新的攻势。他集中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在炮兵的配合下,计划来个釜底抽薪,绕道对开封实施奇袭。

行动开始很顺利。根据飞机侦察,奇袭部队所需要经过的区域兵力空虚,估计原来的守兵都已经被调到平汉线上去了。于是蒋介石便命令各部长驱直入,向开封大胆挺进。

可是这其实是一个早已布好的陷阱。

偷鸡不成蚀把米

此前,第三军团在平汉线遭遇惨败,军团总指挥何成浚下达了撤往漯河以南的命令。从许昌到漯河距离不短,最远的部队要走六十多公里。下面的参谋和各旅团长都觉得不可理解,认为即便要撤,也没必要撤这么远——敌前做长距离撤退,等于自行崩溃,如果西北军乘胜追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令人奇怪的却是西北军并没有进行追击,第三军团因此出人意料地在撤退中取得了成功,各部既没有损失辎重骡马,也没有减员。庆幸之余,人们纷纷议论:“第三军团糊里糊涂地撤退,真是莫名其妙;冯玉祥军不追击,更是莫名其妙。”

第三军团的人感到莫名其妙,南路军的将领也在跺脚。他们认为这正是一个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不需要用很大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效果,放弃了极其可惜。

放弃追击正是冯玉祥本人的决定。他认为,在张桂军已退出长沙的情况下,西北军纵然打到武汉,对张桂军也起不了支援作用,反而有可能因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而陷入被动——中央军主力在陇海而不在平汉,一旦从豫东发动进攻,西北军势必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处境。

第三军团,不过是一些缺乏战斗力的杂牌嘛,遭此挫败,短时间内更不敢北上。我正好可集结重兵于豫东,痛痛快快地打上一仗,给蒋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这才是解决战局的上策哩。

抱着这一如意算盘,冯玉祥采取了新的战略,即对豫南的第三军团仅采取监视的办法,而对豫东的中央军精锐给予狠狠的重创。

在击溃第三军团后,冯玉祥即命令张维玺的南路军停止向南追击,只要能够与第三军团相持于漯河一线即可,同时将孙连仲、张自忠调回豫东。

蒋介石发动新攻势之际,正是冯玉祥将兵力从平汉线上抽出之时。后者将计就计,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迅速后撤,以便给对手造成可乘虚捣隙的假象。

发现蒋介石中计,冯玉祥即采取“正面截堵,两侧包击歼敌”的策略,下令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从正面堵击,自平汉线调回的孙连仲、张自忠从右翼兜抄,晋军从左翼堵击,孙殿英在后方进行扰乱,从而对蒋军形成一个四面包围的口袋阵势。

接到冯玉祥的密令,各军大为振奋。负责在晋军、西北军之间进行联络的张樾亭更是欣喜于色,说:“蒋介石执行这个强袭开封的打算,用的都是他的基干精锐部队。只要我们协同努力,联系密切,别让他跑了,定能将其消灭。”

如果不是一封神秘电文的到来,中原大战这场活幕剧确实可以宣告落幕了。

蒋介石并不是从中原大战开始才实施“银弹外交”的。事实上,在大战前,他就已经对西北军里的通信译电员进行收买并发展了内线。

那封至关重要的密电就来自内线之手。看了密电,蒋介石才知道冯玉祥不仅已将孙连仲、张自忠从平汉线调回,而且还给他设了“口袋阵”,不由得大惊失色。

为了解救这场危机,他再次亲临柳河车站坐镇指挥,一面改变部署,下令出击部队撤退,一面急调平汉线的上官云相师,并限其三个日夜到达陇海前线。

上官云相原系孙传芳麾下悍将,在杂牌军中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中原大战之前,蒋、阎、冯都对他进行了争取。上官云相说他本属北方部队,似乎应该站在阎、冯一方才对,但在他困顿的日子里,阎、冯对他却没有一点照应。比较起来,蒋尚能相容,又代表中央政府,所以决定跟着蒋走。

上官师到达陇海线后,被用于攻击“口袋阵”的两侧,特别是晋军一侧,从而使出击部队获得了很大的突围空隙。

尽管如此,原有的出击部队也已被截成数段,损失较为惨重,其中损失最大的,是担负掩护任务的教导二师。教导二师由张治中任师长,其装备和待遇与教导一师相仿,但作战能力都是一样薄弱,因此经常遭受友军的讥笑和谩骂,被说成是好看不好吃的废物。

吉鸿昌派敢死队发起冲锋,敢死队先投手榴弹,再用大刀砍杀,把教导二师打了个落花流水。当时豫东正下着大雨,到处都是沼泽泥泞,教导师官兵急于奔逃,身上穿的呢子衣变成了“泥子衣”,脚上的大皮鞋也变成了“高靿马靴”。

奇袭行动偷鸡不成蚀把米,而精心培养的教导师又如此不给自己长脸,蒋介石真是被郁闷坏了。他只得继续下达严令,用火车紧急向陇海线抢运援兵。

第十二师是从后方赴援的部队之一。由于军运频繁,车辆调度很慢,每次只能运一个团。各团一到柳河,就马上被蒋介石派往了前线最紧急的地方,最后师长金汉鼎身边仅剩下炮兵营、工兵营等特种部队。蒋介石在召见他时一开口就问:“你的工兵营能打仗吗?”

工兵营的主要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所以金汉鼎觉得蒋介石问的这个问题很怪异,便顺口答道:“很能战。”

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工兵营派上第一线。

由于撤退和赴援及时,反蒋联军并没有能够大量歼灭对方,除重创了教导二师等少数部队外,只截获了百余辆汽车和一些辎重。中央军实力仍在,而且经过调整部署,加强工事,又打造了一道坚固阵线,双方重新形成对峙之势。

这次中央军奇袭行动的失败,还影响到了其他方面。东北军出兵助蒋本来已经水到渠成,不料在6月中旬召开的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出兵入关的提案又遭到了否决,反对者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央军在陇海线失利了。

长驻关外的方本仁、吴铁城闻听这一消息,均不胜诧异。在前线指挥的蒋介石自然更是沮丧万分。一名将领在谒见蒋介石的过程中,发现老蒋满面怒容,而且地上有许多瓷器碎片。出了门后,他赶紧问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委员长心情不畅,是何原因?”

侍从副官回答:“(蒋介石)一看到或听到前方战况不利的消息,经常用骂人和砸器物来撒气。地下是茶杯碎片,刚砸的。”

监军

与尚能形成对峙局面的陇海、平汉线相比,蒋军在津浦线上还要吃紧。

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几乎把蒋军主力全都投入到了陇海线上,其他两条线便只能靠杂牌军团勉力支撑,平汉线靠的是第三军团,津浦线靠的是第一军团。

尽管中原大战前特别是石友三叛蒋后,蒋介石对韩复榘多有猜忌,甚至一度动过将其拿下的念头,但是之后韩复榘站在蒋的立场上讨唐、反阎,又重新获得了蒋的信任。

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委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并且对他说:“今后关于山东方面的军政事务,即请向方兄(韩复榘字向方)全权处理。”

接受任命时,韩复榘一方面感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感到责任重大。第一军团除他的部队外,只有陈调元、刘珍年、马鸿逵三部人马可供调遣,其中刘珍年部驻于鲁西,指挥起来并不方便。韩复榘还听说刘珍年与阎锡山早有勾结,就怕刘部不仅帮不上忙,反而从背后倒戈。

见韩复榘面有难色,蒋介石对之慰勉有加,说他可以保证刘部不会出问题,同时正式委任蒋伯诚为军事联络员,对韩复榘予以协助。

蒋伯诚原是蒋介石的幕僚,后一直在蒋、韩之间担任联络。此人城府较深,善于揣摸别人的心理。进入韩部前,他了解到韩复榘性格倔犟,遇事吃软不吃硬,于是便投其所好,整天陪着韩复榘吃喝玩乐,并且处处表现出很贴心的样子。

韩复榘本质上是个粗人,头脑比较简单,想不到很深很复杂的东西。随着与蒋伯诚相处的时日渐长,慢慢地韩复榘就把蒋伯诚当成了自己人,对他极为倚重,决定什么事也都不背着他。

因为这个缘故,蒋伯诚可以随时向蒋介石汇报韩复榘的真实情况,实际上起到了监军的作用。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肯给予韩复榘极大权利和充分信任,也与之有一定关联。

就在陇海线爆发激战的时候,石友三首先开始对鲁西发动进攻,蒋介石把陈调元、马鸿逵都集中到鲁西参与作战,整个第一军团只剩下韩复榘部在鲁北抵御晋军,防务上十分空虚。韩复榘电请将陈调元部调回鲁北协防,但蒋介石没有同意,只答应一旦鲁西形势好转,即让陈、马两部归还第一军团建制。

一个军团支持津浦线,现在变成了一支孤旅独撑津浦线,韩复榘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在通过蒋伯诚了解韩复榘的心理状况后,蒋介石特派曹浩森前去给韩复榘疏通打气。

曹浩森原为西北军总参谋长,第一次编遣会议时期,曾在南京政府出任军政部陆军署署长,后随冯玉祥弃职而去。直到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于建安村,他深感前途渺茫,便又跑到南京寻找出路。

蒋介石听说曹浩森到了南京,不但没有责备,还亲自召见,重新任命他为陆军署署长。曹浩森感激涕零,从此便加入蒋氏幕府。

曹浩森对韩复榘说:“蒋总司令对向方兄(韩复榘)确实很倚重。这次阎、冯的联合,内中矛盾很深,我看他们决不会成事。”

作为曾经的上下级,曹浩森比别人更清楚韩复榘的性格脾气,这人一向直来直去,不喜欢听虚头巴脑的空话套话,因此他很快就转入了那些一眼就看得到的实在话题。

“晋军的作战能力,我想你是清楚的(西北军内部一向对晋军的作战能力不屑一顾),希望向方兄好好地干一下,将来山东还不是你的吗?比河南就好多了。还有一点,少云兄(马鸿逵字少云)也不愿和西北军作战,将来北调,我看不成问题。”

曹浩森的意思很明确,只要韩复榘守住了山东,以后山东省主席铁定就是他的,而山东之富足自非河南可比。

韩复榘听完后心花怒放,本来积蓄在心底的那一堆牢骚和怯意也随之烟消云散。他当即对曹浩森说:“没有什么意见,浩森兄是我们的老参谋长,今后诸事请帮忙,并盼不客气的请教,我无不遵从。请报告总司令一切都没有问题。”

闹腾

晋军在津浦线上的军事开始时系由阎锡山亲自指挥。他将傅作义部等六个军,外加一个炮兵团编为第四路军,沿津浦线南下,准备渡黄河夺取济南。

晋军刚刚进入山东境内之时,恰逢各大反蒋派别的代表集中于北方,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进行酝酿。阎锡山向来重政治经济胜过军事,于是便匆忙离开了行营。津浦线战事遂由行营主任傅作义代替指挥。

傅作义和韩复榘先在位于济南西北的禹城发生激战。韩复榘亲自乘铁甲车到前方督战,并指挥手枪团实施攻击。晋军不支溃退,此后傅作义变更方略,转为由两翼绕道渡河。

晋军有六个军,韩复榘只有一个军,为了分兵到东西两翼阻敌,兵力开始变得严重不足。蒋伯诚建议韩复榘索性放弃黄河北岸,集中兵力到南岸消灭已过河的晋军。韩复榘没有同意,蒋伯诚只好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请示。

蒋介石支持了蒋伯诚的见解,同时接受韩复榘的请求,调马鸿逵部北上进驻泰安,以巩固韩部后方。

韩复榘虽依言将人马全部撤回南岸,并拆卸了黄河铁桥,但为时已晚,从两翼渡河的晋军已经源源不断地涌向济南。韩复榘急忙动用其主力展书堂旅,在归德镇进行扼要防守。

归德乃晋军进占济南的必经之路,它的左边是黄河,右边是山地,中间仅有六七里的平地,地形十分险要。展旅又事先在这一带构筑了坚固工事,所挖出的战壕、外壕深宽各达一丈有余,防守上很是严密,以至于晋军使用了百余门火炮和数个主力团都未能拿下。

傅作义下令重新制订作战方案,对步炮协同的战术也做了进一步修改。第二天早晨,展旅尚在睡梦之中,便遭到猛烈炮击。晋军在半小时之内,向其阵地连续发射了两千余发炮弹,展旅的许多指挥机关和机关枪阵地都被摧毁。

此后乘炮击未停,晋军第一线步兵以烟雾为掩护发起冲锋。他们将成捆的谷草投入外壕,将外壕填成平地,然后一层一层地越过外壕,冲入主阵地内部。

归德镇遂落入晋军之手。韩复榘接到这一消息十分震惊,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两手也一直在发颤。

在济南失去屏障的情况下,韩复榘被迫弃城而逃,退往胶东,与此同时,马鸿逵也放弃泰安,向兖州撤退。

当济南战事处于紧张之际,南方的拉张活动曾经出现过一波小高潮: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由张群将相关委任状和印信送至沈阳。张学良也一度考虑是否要就任该职,已分别电询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人。

可是因为晋军攻陷了济南,张学良又像以前一样改变初衷,重新对出关助蒋抱起了谨慎态度。

反蒋联军在军事上进入了最被外界看好的时期,政治宣传自然也得紧紧跟上。为了加强宣传效果,阎幕府的政宣班子改动了北伐时期传唱的“国民革命歌”。原歌中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前两句被他们改为“打倒老蒋,打倒老蒋”,成了“打倒老蒋,打倒老蒋,除军阀,除军阀。”

改动后的歌词写在一张接一张的标语上,然后贴在原先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阎南下讨伐蒋军阀宣言”旁边。各校学生都被要求学唱这首改动后的歌曲,以制造气氛,加大声势。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晋军中还有一首自创的反蒋歌,听起来更是壮怀激烈:“前进,前进,大军都出娘子关,会师中原入武汉,不怕死,不偷生,打倒蒋介石,扑灭反革命!”

中原大战前,在山西公开的宣传口径中,蒋介石代表着中央政府,是革命分子,为什么他突然又变成了要被打倒和扑灭的反革命,谁也解释不清楚。晋军下层官兵对于为什么要打仗,更是糊里糊涂,倒是各种传说盛行:“蒋介石专横独断排除异己;宋美龄每天用牛奶洗澡,鞋子上一颗珠子就值几千元,因此要打倒他……”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没有人会去认真理会其中的真假是非。

别说普通人,其实就连冯玉祥自己,除了一些空洞的宣传口号外,也讲不出什么政治大道理。他这个人喜动不喜静,而且向来只注重军事,对党务、政务兴趣不大,自中原大战开始以后,便一心在前线抓军事,党务、政务等事宜完全交由阎锡山主持。

阎锡山与冯玉祥恰恰相反。他对军事不上心,平时就喜欢思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每天早上起来,就一个人到花园里漫步沉思,且神情动作相当投入:时而微笑,时而一手攀着柳枝,一手撑腰,低头作冥想状,时而撒手即走。

阎锡山也很注意听别人谈政经类的话题,凡是听到感兴趣的素材,他都会拿到自己头脑里,重新制造成自己的东西。

时人对老阎的评价是“优于考虑,缓于判断,长于静如处子,而短于奔如脱兔”。不过即使是这样,老阎也快被纷拥而至的政客们给急出病来了。

“活跃”如果用另外两个字来代替,就是“闹腾”。原来最闹腾的地方是太原,当时有两个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别之间的争吵十分激烈。其中一个是西山派。这个派别其实已经分化,张继、林森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南京政府当了高官,他们和谭延闿等人一样,屁股早就挪到蒋介石一边去了。之后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邹鲁、谢持。

另一个就是所谓的改组派,代表人物为陈公博、王法勤。该派主张改组国民党,并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

两派都与老蒋有着深仇大恨。西山派因反对国共合作,首先在国民党二大上遭到重击,邹鲁、谢持被永远开除党籍,迫使他们只好躲到上海自己搞了一个二届中央(简称“沪二届”)。

到了国民党三大,百分之八十的会议代表都由蒋介石所指派,西山派、改组派当中,除了汪精卫等两人外,没有一个人当选。由于对三大的合法性表示质疑,改组派的多数人被开除党籍,汪精卫也遭到书面警告。汪精卫、改组派因此与南京政府彻底决裂,并开始积极策动反蒋。

尽管改组派、西山派在倒蒋的最终目的上完全一致,并且都认为有必要通过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来成立反蒋政府,但在到底该由谁来召集会议这个关键点上,两派却产生了尖锐对立。

大家的马儿大家骑

改组派反三大,不反二大,包括陈公博在内,本身就都在二届中央里面。他们认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是合法的领导,新的会议应由二届中央来召集。

邹鲁等人则说,西山派在上海也有二届中央,要召集的话,应由两个二届中央(即“汪二届”和“沪二届”)联合召集才对。那意思很明白,大家的马儿大家骑,反蒋这座庙就是个“大家的马儿大家骑”的地方,要热闹大伙儿一起热闹。

陈公博嗤之以鼻:说你胖,还真喘上了。你那个自己张罗的二届中央是合法的吗?非法的!

他认为,改组派之所以要倒蒋,就缘于蒋所操纵的三大没有合法性。如今邹鲁居然要让“非法中央党部”来召集会议,这不是也违法了吗?以违法伐违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结果只会自坏法统,徒授老蒋以口实。

比之于汪精卫等元老,陈公博属于国民党内的青年一辈,但其政治能量却着实惊人。这位北大毕业生曾是中共一大代表,接着脱离中共,又迅速得到汪精卫的信任和支持。短短几个月内,便以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一举跃入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陈公博年少得志,常有觑天下如无物之感。他在参观晋祠的贞观古碑后,写下一首七绝:“虎步龙行天日姿,中原争霸尽凡儿。我来剔鲜扪残碣,碧水青山吊晋祠。”

在陈公博的眼里,即便蒋、阎、冯之流都属“凡儿”,你们这几个西山派的老朽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偏偏邹鲁、谢持也都是倔强到底的老毒物。陈公博、王法勤有新精神和新朝气,他们就摆老资格和老派头,总之就是不肯让步,甚至说即便反蒋大事不成,也决不放弃“沪二届”。

两派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已经达到了势同水火、相互倾轧的地步。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住在一起,于是在太原时,西山派便住山西大饭店,改组派住傅公祠。

阎锡山、冯玉祥和其他方面都希望能说和这两派,以便尽早成立反蒋政府。有一次,薛笃弼借看望客人之名,到傅公祠去拜访陈公博、王法勤,劝说他们牺牲成见,顾全大局,也就是反蒋第一,不要过分在意其他细节。

居中调解本是世上一件难事,轻轻一句话都可能把人给得罪透了。改组派在意的就是细节,薛笃弼却说细节不重要,王法勤一听勃然大怒,站起来举拳就要揍薛笃弼,幸亏被旁人给拦住了。这个时候,陈公博坐在一旁看报,一声不响,但显然也很恼火。

其他方面代表也有想对西山派进行劝解的。有人在会议上对邹鲁说:“如果你们私下在上海产生的二届中委,也要同正式的二届中委相提并论,那么,党内的其他派别、秘密产生的小组织很多,各有各的中委,岂不也可以提出来算一份吗?”

邹鲁听后很不高兴,不仅不接受对方的意见,而且以后只要见到这个提意见的人便予以冷面相对。

改组派和西山派在太原的协商最终以破裂告终,陈公博、王法勤负气离晋赴平。两派争吵的战场也随即迁至北平,双方人员在北平的报纸上互相进行攻击甚至谩骂。由于担心事态扩大,北平警备司令、警察局长还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各报尽量不要登载此类消息。

当时在太原的还有各军事代表的组织。他们害怕因此耽误反蒋政府的成立,于是纷纷建议在北平召开军事代表会议,通过军事代表会议来产生政府。

国民党向来以党治政,政府要从党里面产生,不然在合法性上就会大打折扣。阎锡山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不同意军事代表的意见,而主张等汪精卫北上,弥合两派分歧后再说,为此哪怕缓组政府。

在阎锡山这里碰了壁后,各派又去潼关找冯玉祥,冯玉祥与阎锡山在想法上惊人地一致:望汪早日北来。

自1927年宁汉分裂起,汪精卫在国民党政坛角逐中就陷入了屡斗屡败的恶性循环,直至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他因遭到新桂系的排挤而被迫流亡海外。

不过汪精卫在国内的政治声誉并没有从此落到谷底。他本人也没有放弃与蒋介石的争斗,从1929年至1930年,他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先后发表了《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等一系列文章,并提出“于党恢复民主集权,扶植民主势力”的口号。

汪精卫逐渐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精神领袖,乃至改组派和许多反蒋派别都要以拥汪为旗帜,才觉得能立得住脚。1929年9月间,改组派终于把这尊大菩萨从法国搬回了香港。

自那一年被迫出国,汪精卫就一再鼓动他的追随者“要用十二分勇气,来战胜这些困难与障碍”,要“忍受这些失败与怨恨”。他还曾用诗一般的语言为众人打气:“悬在我们的面前,宛如大海茫茫狂风骇浪之中一个放出光明的灯塔。”

汪精卫在香港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名义,向反蒋和有可能反蒋的力量颁发了委任状。除一、二路总司令留给阎、冯外,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键、李宗仁分别被委任为三至八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一时之间,从南至北的反蒋武装“俨有气吞河岳之势”。其后爆发的蒋张(张发奎)之战、蒋唐(唐生智)之战、蒋石(石友三)之战,在政治上都以拥汪为旗帜。可惜的是,这些军事反蒋行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现实似乎始终和汪精卫过不去。在中原大战开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悬在他面前的始终不是什么“光明的灯塔”,而是一系列如陈公博所说的“苦笑录”。

汪精卫只能继续等待与蒋介石一决雌雄的时机。他译述雨果的共和史诗,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共和之神从指麾,百难千灾总不辞。若云共和在天路,便当与子冲云去。”

阎、冯与蒋介石的兵戎相见,终于让汪精卫在无奈苦笑之后,眼前又见“光明的灯塔”。

钥匙

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皆为文人政客,在军事上没有本钱,固然需要依靠阎、冯等军事实力派撑腰。反过来,阎、冯要想在政治合法性和声势上与蒋争锋,也非找汪不可。

冯玉祥喜欢的是军事,对政治不太懂,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歧,他更加搞不清楚,但是政治有多么重要,他是知道的。想当年他好不容易发动“首都革命”,却被段祺瑞、张作霖抢了果实,总结教训,就是自己缺乏一定的政治主张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之故。

国民党虽然松散,毕竟还有一个三民主义,比冯玉祥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要强得多,而要想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比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元老更好使的了。另外,汪精卫一直积极反蒋,冯玉祥对汪也素有好感,因此他主张请汪北上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中原大战的帷幕一拉开,冯玉祥首先派代表到港向汪精卫致意,说以前各方面反蒋都是各自为政,步骤也不统一,结果被蒋介石各个击破。现在不同了,阎、冯在北方合作,李宗仁也在南方响应,反蒋联军的兵力已远远超过蒋介石的中央军。

军事不需要汪精卫操心,冯玉祥只想请他赶快到北平主持大计,以便在党政方面摆出堂堂正正的阵容,在声势和号召力方面压倒蒋介石。

汪精卫听后大为兴奋:“焕章先生(冯玉祥)的威望和军事力量,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我们精诚合作,誓共始终。”

过了几天,阎锡山的迎汪代表也到达香港。汪精卫设宴招待阎、冯的代表,同时准备动身启程,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发生了刘茂恩投蒋事件,阎、冯在陇海线上的军事计划被完全打乱。汪精卫闻讯很是沮丧,对于何时北行,也未再做明确表示。

汪精卫不到北平,那两派就依旧吵得像锅粥。各军代表对此已经有些忍无可忍:都是一群俩肩膀扛一张嘴,只会吹牛的货,少了你们,难道我们就不干事了?

他们促请阎锡山另外采取直接办法产生政府,以便对付外交和进行筹款,同时声明他们并非不尊重“党”,而是“党”自身闹僵了,怪不得别人。

阎锡山虽然仍坚持按秩序进行,“政生于党,党务未决,政无由产”。可是面对西山派和改组派那总也解不开的死结,他也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一直反对讨蒋的赵戴文眼见大势所趋,也开始在讨蒋上为幕主排忧解难。在阎锡山幕府中,冀贡泉一向颇有见的,赵戴文就特地把冀贡泉约至阎锡山的“督军府”进行商谈。

阎锡山首先问冀贡泉:“你对于现在的局势如何看法?”

冀贡泉答道:“没有留意,说不上来。”

赵戴文对冀贡泉说:“育堂(冀贡泉字育堂),你不要认为没有骑上虎背,咱们都在虎背上哩。有什么意见说吧,蒙(五台方言,‘我们的’之意)总司令要听听你的话,约你来正是为此。”

冀贡泉见状便不再绕弯子:“军事我不知道,政治我也知道得不多,提不出啥意见来。我感觉到的是旗帜问题。”

冀贡泉说,不管是挂共产党的红旗,还是挂北洋的五色旗,总得有个明显旗帜,“这有没有讨论和决定?这是我的书生之见”。

终于说到点子上了。赵戴文立刻接过话茬:“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搬来了箱子,没有取得钥匙。”

其实阎锡山和反蒋派别对于树旗问题已不知讨论过多少次,从太原到北平,可以说一路就没停过。

有些人建议阎锡山在北洋和国民党之外,再重开一个局面,也就是领头再建一个新党或政治派别。阎锡山则知难而退,他认为,连孙中山生前都没“箍得拢”(即掌握得住)国民党,他姓阎的何德何能,就敢插手其中?

西山派则另想了一个损招。他们计划运动北洋遗老段祺瑞参加国民党,让段祺瑞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拿孙中山的政治资本来树立新帜,同时以阎锡山为副,作为军事资本。

段祺瑞是个自信心非常强的人,从来就没相信过什么三民主义。阎锡山知道段祺瑞不会理会,于是只能对这些异想天开的政客一笑置之。

打旗,还得打国民党的旗。赵戴文一语道出了阎锡山的想法:“我们就确定用现在的青天白日旗不行吗?大家都有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关系,只是要能组成个政府。”

阎锡山把他那著名的“主张公道”也套用到了举旗问题上。他认为应本着“公道”之心,让各派都能参与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党部会议中来,而且范围越扩大越好,最好是把凡不站在蒋介石一边的人都收拢进来。

阎锡山倡导将会议开成“扩大会议”,他现在为此头疼的就是西山派和改组派总谈不到一起,而且“愈商议纠纷越多,(会议)闹不起来”。

冀贡泉因为在太原有职务,没有像其他幕僚那样跟随阎锡山到北平去,所以对两派在北平明争暗斗的情况不了解。阎锡山就让赵丕廉给他介绍了一下经过。

冀贡泉听完后略一思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我们方面,是否表示了对于组织一个联合机构有足够的诚意?”

此次掀起反蒋联合大行动,国民党除拥蒋者外,各派代表都到了山西的势力范围太原和北平。在冀贡泉看来,这不能说大家没有联合起来的愿望,举行扩大会议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展,症结也并不在此处。

冀贡泉随后得出的结论让在座诸人都感到十分惊讶:事态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恰恰出于山西自己身上,是山西举棋不定,诚意不够,从而自设了障碍。

阎锡山坐不住了,他质问冀贡泉:“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们诚意不够?”

冀贡泉说:“这次发动,山西方面显然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其他人都要唯山西马首是瞻。以结婚来比喻,男女双方都到了,成不成是不是媒人要负点儿轻重的责任?”

众人笑了起来,又都觉得冀贡泉话糙理不糙,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要害问题。

山西方面怎样才能显示主动,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呢?

冀贡泉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名叫覃振,系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当年可与孙中山称兄道弟,乃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元老,亦是持反蒋态度的西山会议派成员之一。

覃振与邹鲁、谢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于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并不反对。覃振长居北平,冀贡泉建议邀他出山,以联合各派,斡旋促成扩大会议,同时也借此向外界表达出山西希望扩大会议能够开成功的最大诚意。

犹如荒漠中见到了绿洲,阎锡山眼前一亮,立即同意了冀贡泉的建议。

青年革命家

阎锡山其实并不是不认识覃振,他们两人都是辛亥以前的老同盟会员,只是辛亥后就一直没有来往。现在如果阎锡山只是单纯地向覃振发去邀请书,免不了给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感觉。大家一致商定,由冀贡泉作为阎的专使,专门到北平礼聘覃振。

冀贡泉替阎锡山起草了一封亲笔信,到北平后即将这封信交给覃振。覃振受邀后欣然出马,答应出力斡旋。

身在香港的汪精卫听闻两派矛盾,也已多次电示陈公博等人“宜牺牲成见,勿以一二人之私影响党的前途”。在汪精卫的压力下,陈公博被迫做出让步,提出由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但仍拒绝西山派的“沪二届”加入进来。

一般人只看到“汪二届”和“沪二届”依然水火不容,覃振还看到了一个新的破绽,那就是如果集合三届于一炉,就等于承认了蒋记三届中央的合法性。

覃振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新的折中方案:不合三届于一炉,而将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集中到一起。

西山派在二届、三届上都没份,但一届有份,有些人既属一届,又属“沪二届”,如此既避开了“汪二届”和“沪二届”之间的矛盾,又在最大程度上容纳了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

覃振将方案电告汪精卫,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各派即以此为基础继续展开会谈磋商,冀贡泉则和赵丕廉代表阎锡山,从旁以第三者的立场和姿态进行协调。

民国的新闻界相对自由,四处打探和采访内幕消息的记者群集如云。各派也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通讯社,单单阎锡山就有两三个。过去西山派、改组派之所以越搞越水火不容,乃至到了决裂的程度,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各通讯社唯恐天下不乱,以至煽风点火,滥发稿件,亦是其中之一。

冀贡泉到北平后就注意了这一点。他同赵丕廉约定,凡有关扩大会议的消息,一律由两人控制起来,经他们同意发表的消息才能发表,自家的通讯社也一视同仁。

各派磋商期间,北平的报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有关扩大会议以及任何冲突的消息。处于这种相对安静平和的氛围之中,政客们相对而言也更客观冷静一些,不至于弄到谁都不肯妥协和让步的程度。

在最后一次磋商中,各派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按覃振所提方案行事,争吵多时而不得结果的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各派联名发电,征询汪精卫的意见。汪精卫不仅赞成,而且正式将随后要召开的会议定名为“扩大会议”。

这时反蒋联军继续取得节节胜利,军事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反蒋政府来进行号召。6月18日,阎锡山致电汪精卫,表示党务问题一切听从汪的主张,“望速北上,一切问题,立即解决”。

汪精卫的答复却是:“适患肝炎。”

患肝炎只是一个托词,汪精卫其实另有难言之隐——蒋介石的根基在南京,汪精卫的根基则在广州,他在寄望于阎、冯有所作为的同时,更期盼张桂军能在南方取胜,他好在广州就近开府。

可是张桂军很不争气。白崇禧、张发奎在衡阳城下打了个大败仗,被蒋光鼐、蔡廷锴的蒋蔡军揍了个鼻青脸肿。张部几乎全军覆灭,所部只剩下几千人,连军建制都编不起来了。桂军也损失大半,一蹶不振,暂时失去了往外发展的能力。

在广州开府无望的情况下,汪精卫的“肝炎”也好了,不再对北上推三阻四。当阎、冯再度联名致电汪精卫促其北上时,汪精卫一口答应下来。

7月15日,汪精卫从香港启程。1924年,孙中山受冯玉祥之邀北上,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汪精卫一路陪同,由香港赴日本长崎,再转赴天津至北平。六年后,他不厌其烦,继续遵循了这一行程路线,以示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继承人。

汪精卫的身价确实不低。轮船一到塘沽港,便受到了陈公博等四十余人的隆重欢迎。岸边军乐齐鸣,士兵举枪致贺。

离船登岸当天,汪精卫身着灰色西装,脚穿白皮鞋,头戴黄色头盔帽,不时露出笑容,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大公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说,(汪精卫)“除双颊略现清瘦外,其余与民十三(即1924年)随中山先生北来时无少异,自其精神及礼质上言,固仍一青年革命家也”。

阎、冯为汪精卫北上提供了严密的防卫措施。在由塘沽至天津途中,铁路沿线每隔数十米,就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水面上还有小炮艇进行配合警戒。行人若无天津警备司令部所派发证件,一律不准在附近逗留。

到了天津车站,更由天津公安局特务主任率特务员贴身保护。车站上每隔五丈设两名警察,十丈设一名宪兵。在车站欢迎汪精卫的人员也必须持有统一证件:一个临时的蓝色符号,上面盖有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印章。

汪精卫本人对此次北上也表现得踌躇满志。在赴天津途中,他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自己对党务与政务的主张,与阎、冯趋于一致。同时他认为,蒋介石要对国内两年来发生的战争负责,应该自行辞职,以谢国人。

僵住了

不到山穷水尽,蒋介石当然不会自行辞职,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在此之前,陇海线上的作战双方也都寸步不让,不过焦点已逐渐移至孙殿英所驻守的亳州。

蒋介石虽未陷入冯玉祥的“口袋阵”,但经过那一劫,却让他意识到了孙殿英在侧背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他一面继续遣使到亳州对孙殿英进行游说,一面派第三军军长王均进攻亳州。

王均起初以为孙部不过是乌合之众,未等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便率部独攻亳州。未料孙部守城很有一套,士兵们凭借投掷手榴弹,使得第三军不仅没能攻下亳州,还受到了很大损失。蒋介石知道后来电申斥:“自由行动,轻进轻退……纵使弹药堆积如山,亦不够该军消耗。”

不久,王均奉蒋命再攻亳州。蒋介石专门调拨给他四门榴弹炮,加上该军原有的大炮,在城外一字排开,对亳州城实施炮击。可是这次炮击对城内目标的破坏程度十分有限,随后投入进攻的步兵也士气不振,进攻行动又失败了。

之后王均便采取了长围久困的办法。航空第三队也参与助攻,飞机每天都要对亳州轰炸好几次,亳州城北门被炸得浓烟滚滚,火光一片。

从5月到7月,亳州被围了整整两个月。孙殿英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向阎、冯救援。阎、冯回电说:“援军即去助兄攻蚌取皖。”阎、冯每天都有类似内容的电文发到亳州,可是最近的援军尚在六百里之外,远水难解近渴。

孙殿英当时有四种选择,只是他对任何一种选择都没有把握:战,力量薄弱,难以奏功;守,缺乏援兵,恐难持久;降,利害关切,顾虑太多;走,四面封锁,无路可走。

战、守、降、走四个字在孙殿英的脑袋里盘旋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他特地将软禁于城中的张钫约至家里谈了一夜,经过一番权衡,到午夜三点,他终于下决心投降,同时释放张钫。

拂晓六点,孙殿英让人将张钫送出了城。张钫进入城外的王均军营后,马上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

蒋介石没有忘记之前关于拿五十万元换张钫的承诺。他派指挥空军的毛邦初亲自驾机,先带十万元现款前往亳州,并让毛邦初捎话过来:“前方款项不够,容飞徐(徐州)再取四十万元交给殿英,以践将张(张钫)放回即给五十万元的诺言,表明决不失信,然后再谈其他问题。”

上午十点半,毛邦初在城外军营下机,正好孙殿英也派人来到城外。原来在张钫出城两个小时后,孙殿英就接到了冯玉祥发来的电报,得知孙连仲将率四个师星夜增援,当晚已到达鹿邑,预计明天早晨就可以抵达亳州。

张钫将毛邦初带来的十万元交给来人,请对方即刻回城,商定办法再来磋商,同时他也暗自庆幸,多亏了那两个小时,要不然孙殿英就不会这么痛快地放他出城了。

孙连仲率重兵来援的消息令围城部队大为紧张。王均的第三军共有三个师,除王均自己统领的第十师有些战斗力外,其他两个师的战斗力都不算强。

张钫一边向蒋介石报告,一边请毛邦初到鹿邑一带进行侦察。毛邦初立即驾机实施高空侦察,他在鹿邑至亳州间没有看到军队踪迹,但在降低飞行高度后,就发现路边两旁的田地中存在人足马蹄的痕迹,痕迹很宽,说明部队数量不少,同时树林中隐隐约约也有人马在走动。

第二天,孙连仲果然率大军杀到,且来势凶猛,孙殿英则自城内进行接应。亳州西南由此解围,孙连仲、孙殿英当晚成功会师,但城北、城东的蒋军仍在进行抵抗。

第三天,二孙计划自夜半发动进攻,对这两面的蒋军实施夹击。孙殿英在城内等待孙连仲发出进攻信号,然而一直等到拂晓都无结果,天亮后城外的援兵更是变得踪影皆无,一问才知道孙连仲居然率部向西撤退了。

孙殿英闻听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乘汽车追至鹿邑,质问孙连仲为何来去飘忽,撤退了连声招呼都不打。孙连仲未予置辩,他将一份命令交给孙殿英。

孙殿英接过一看,顿时表情也僵住了,那正是“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进”。只见命令上写着:“速退太康、杞县之线,万勿通知殿英,切切。”

别说孙连仲执行命令时一头雾水,就连孙殿英看了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冯玉祥为何做此决定。

把肠子都悔青了

孙殿英如今的处境极其尴尬:刚刚准备投蒋吧,援兵来了;以为可以解围了吧,援兵又跑了;再投蒋既不可,蒋若再攻,自身又独木难支。

我这是前世烧了什么断头香,怎么这么倒霉?

梦想中的安徽省主席看来是当不成了,只有舍去亳州的地盘,保全实力才是上策。计议已定,孙殿英恳求孙连仲在鹿邑再多待一天,为他全军退出亳州提供掩护。

这个人情孙连仲不能不给。于是孙殿英又赶回亳州,组织部队对蒋军实施了一次佯攻,然后趁天黑出城往鹿邑追赶孙连仲去了。

天一亮,亳州绅士即欢迎蒋军入城。王均喜出望外,他向蒋介石报告:“二孙西走,亳州克复。”

其时谁都搞不明白二孙为什么要撤,事后才弄清楚是冯玉祥中了蒋介石的反间计——张钫一出亳州,蒋介石就故意四处散播消息,说孙殿英业已投降。冯玉祥信以为真,他唯恐孙连仲吃亏,才发去了那份电文。

得知孙殿英其实并未投降,并且已和孙连仲合兵一处,冯玉祥简直把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失去了也还可以再夺回来,而且以二孙合成一股的实力,攻下亳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冯玉祥的原计划是令孙连仲先解亳州之围,接着再会同孙殿英由亳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如今只要增加一个夺取亳州的步骤,计划仍可照常实施。

冯玉祥令鹿钟麟进驻太康,指挥二孙实施这一行动,可是却遭到了二孙的反对。

孙殿英在亳州被困过久,亟须休整。孙连仲数月以来辗转行军、长途作战,同样面临着士兵过于疲劳和部队损失重大的窘境。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亳州离津浦线较远,二孙若深入敌后,弹药和粮草的补给将变得非常困难。

西北军长期驻防于贫瘠的陕甘宁青等省,从来也没有发过十足的军饷,弹药给养一向都很紧张。因为任务紧急,运输不便,开往前线部队的所需弹药主要靠士兵随身携带,平均每支步枪的配备子弹不足百粒。

行军路上常常发生这样的笑话:前边士兵的布制子弹袋破了,一排步枪子弹漏出来掉在了地上,后边士兵拾到自己装了起来。前边丢了子弹的士兵知道后向他索要,不给,于是两边就吵起来。

阎锡山在战前曾承诺会对西北军的给养予以全力支持。刚开始他尚能说到做到,但到了后来不仅数量变少,而且还不及时。西北军的军费由此越来越紧张,前后行军作战几个月,上至师长,下至兵夫,不分级别,一律只发给每人十元银币,并通令全军:“勉筹巨款,以示体恤。”

中原大战爆发时,似乎天公也被这些彼此打来打去的武夫们给激怒了。西北军一进入洛阳就开始干旱,到了夏收季节,河南全境更是遍遭冰雹袭击,已熟的小麦还没来得及收割就被砸倒在了地里。官兵们拿着那可怜巴巴的十元银币都很难买到吃的,有时甚至连咸菜糠米也找不到。

要是晋军的待遇也差不多,大家同甘共苦,倒也不去说它了。问题是晋军按月发饷,给养充足,还发有罐头食品。西北军士兵一看到晋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阎锡山不止。

如果说生活待遇方面尚能容忍,枪支弹药和其他军事器材对于打仗而言,却是绝对不能或缺的,偏偏山西在这方面的供给更为苛刻,渐渐已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这也越来越影响到西北军的作战效率,比如一直驰骋于蒋军后方的郑大章骑兵部队,特别需要配备无线电讯的联络,可是却始终领不到一架无线电台,要不然他们对蒋军的威胁将会更大。

自进入陇海战场后,经过几次战役的消耗,孙连仲部的弹药已所剩无几,兵员伤亡又未能及时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孤军深入确实很危险。

鹿钟麟向冯玉祥报告上述问题,冯玉祥亦无法解决,他只好打消原议,令孙连仲、孙殿英撤至柘城、太康。

阎锡山正借召开扩大会议之机,在北平“摆下诸仙大阵”。北方的“落伍军人和退休政客”一个个都成了“三山五岳的英雄”,孙殿英虽失去亳州,但因为撤退迅速,部队毫无损失,自然又是英雄中的英雄。

赵戴文出面设宴欢迎孙殿英,陈公博和晋军将领商震作即席讲话,对孙殿英推崇备至。陈公博说:“我以前以为孙殿英先生是个三头六臂的人,现在一见,才知道是个白面书生。”

商震过去招安过孙殿英,两人有历史关系,评价起来也就有了一点叙旧的味道。他说:“我当年就认识孙殿英同志。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勇敢善战,有正义感。”

“孙殿英同志”是个大麻子脸,识字不多,哪里像白面书生?说到打仗,同是杂牌将领,孙殿英还远不如石友三。只是众人现在都要拉拢他出力,所以才不嫌肉麻地纷纷加以恭维。

汪精卫和覃振也出席了欢迎宴会。陈公博和商震是吹捧“反蒋英雄”;覃振则在私下大讲宋美龄的坊间笑话,从另一个侧面来贬低老蒋。听覃振讲得津津有味,坐在对面的汪精卫含笑不语,怡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误再误

实际上,当时前线的不少人都认为,亳州解围相当失败,乃是典型的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以抽出兵力转用于其他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埠、宿县,在战略上是动摇津浦、陇海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本是一招出奇制胜的妙招,可惜又中途变卦,这是再误。

“一误”可以说是冯玉祥上了老蒋的当,但“再误”则只能归咎于阎锡山对西北军支持不够,以致功亏一篑。

中原大战初期,北平的小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三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阎锡山,一个是冯玉祥,每个人的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件东西:蒋的左手拿着“钱”,右手拿着“官”,表示谁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加官晋爵;阎的左手拿着算盘,右手拿着账本,表示凡事都要为自己盘算;冯的左手拿着个窝头,右手拿着把大刀,表示只能穷拼。

冯玉祥在听人讲起这件事后,笑着说:“真缺德!”

当时众人都把它当成笑话听,可是随着战事的延续,笑话渐渐就变成了现实——蒋介石的“银弹战术”其实就是靠“钱”和“官”在起作用,以后冯玉祥还将有更多部属因禁不住这种诱惑而叛冯投蒋;阎锡山一贯持“保本主义”,答应承担西北军的弹药粮秣,之后又自食其言;冯玉祥连窝窝头都快啃没了,拿着大刀的手也越来越乏力。

阎锡山并不只是在陇海线上“误”,事实上,他在津浦线早就犯下了大错。

早在傅作义攻下济南,战事极其顺利之际,阎锡山突然决定下达一纸命令,委任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为第四路总指挥,率领两个军参加津浦线作战,并以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傅作义为副总指挥。

当时很多人都对此觉得莫名其妙,认为如此任命对战事只有弊大于利:张荫梧和傅作义关系不睦,素来势同水火,这在山西军政界乃是公开的秘密。

周玳问阎锡山:“那方面(指津浦线)原有行营主任指挥作战,现在又派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究竟谁指挥谁呢?这不是添麻烦吗?”

阎锡山回答:“我有多年的经验,你不要管,就下令吧!”周玳猜测阎锡山这么做,一定另有作用,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其实阎锡山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以张荫梧来监视和牵制傅作义。事情起因是张荫梧给阎锡山发来密电,告了傅作义一个黑状:“张学良和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秘密参加了这个会议,请注意。”

张荫梧到达济南后,阎锡山发给前线的给养、弹药等都责成张荫梧分配。不久,傅作义就来电说,张荫梧不发给他弹药,没法打仗。张荫梧也来电指责傅作义,说傅作义不听指挥。

两人相互攻讦,大闹意见,致使部队无法向前继续推进。周玳知道后,急忙对阎锡山说:“津浦线方面,我们是主攻。济南攻下以后,应当乘胜急速南攻才对。他们这样争吵,导致战事迟滞不进,如何是好?”

阎锡山既不愿放弃对傅作义的监视,又不想离开北平或太原,他采取的办法,是派参谋处长辜仁发带着他的银质私章到前线替他指挥。

辜仁发到达前线后,傅作义还听指挥,说怎么指挥就怎么打。可是张荫梧桀骜不驯,不听指挥,当着辜仁发的面只一味说傅作义如何如何不好,却始终不一起研究战事。

辜仁发只好强调,他来是为了代阎锡山指挥作战,而不是听关于傅作义的坏话。张荫梧一听更不买账了,他说傅作义不听他的指挥,这个样子不能打仗,就是阎锡山本人亲自来,他也要跟阎锡山讲讲理。

两人大吵一顿。阎锡山以为,张荫梧、傅作义看到他的私章就犹如看到令箭一般,哪敢不服从指挥,谁知他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权威,没有人把他那枚小小的私章当回事。

辜仁发指挥不动张荫梧,第二天就跑回后方复命。

阎锡山见状,又让周玳去济南指挥。周玳叫苦道:“辜仁发比我精明能干得多,他都指挥不了,我如何能行?”

阎锡山坚持说:“他(指辜仁发)的威望不够,你去了他们不敢不听。”

周玳无法推辞,但又不想如辜仁发那样灰溜溜地被赶回来,就向阎锡山建议:“张、傅两人既已水火,不能协同作战,不如把两人分开。正好韩复榘已向胶济路方面东撤,我军如南下进攻,颇有后顾之忧,不如令傅率重兵南攻,令张率本部东进,将韩复榘逐下海去。”

阎锡山同意按此方案执行。周玳即前往济南和张荫梧面商,张荫梧答应照办,但又在周玳所定的分兵方案上,多要走了一个军。

周玳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便打电话通知傅作义率部南进。因此前傅、张相争,晋军未能及时地乘胜追击,马鸿逵等部已退入曲阜、兖州据守。傅作义便下令对这两座城池展开围攻。

周玳的方案只是无法之法,其实并未让傅部在给养上得到根本改善,再加上官佐贪污,使得军用品不敷使用。

攻城期间,正值大伏天,山东大雨连绵,但很多部队根本没有防雨设备,有的纵然有也不顶用,军鞋在雨地里穿一天底子就破了,士兵们只好赤脚行军打仗。傅部的粮食供应不足,只能就地征集,可是征粮又不给钱,自然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很难征集到足够的粮食。

粮食不够吃,“料面”倒有的是。中原大战前,山西已二十多年未遭兵灾,百姓称得上安居乐业,同时吸大烟和“料面”(海洛因的俗称)的陋习在山西又一直盛行,从普通家庭妇女到军队里的士兵,很多人有此嗜好。

山东人说:“阎锡山的队伍,每人带有两支枪、一支炮,枪是步枪、大烟枪,炮是高射炮(将海洛因放在烟卷中仰面吸食,称为高射炮)。”当地还流传一个笑话,说点“高射炮”时,须拿烟卷裹上“料面”,可是因为一连下了几天雨,“料面”受潮,火柴也点不着,结果晋军士兵个个困于毒瘾,无力作战。

一方面是部队战斗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傅作义在感到阎锡山对自己不信任后,也不免泄气。虽然晋军还不至于仗仗皆败,但从此以后没打过什么好仗却是可以肯定的。

在傅作义的指挥下,攻城部队曾几度攀上曲阜的城墙,不过都被打了下来,以至于一连损失了两个团仍无法得手。

周玳的分兵方案还极大地削弱了晋军的南下力量。由于兵力不够,傅作义在用主力部队攻城的同时,只能以保安纵队等部掩护其侧翼。

保安纵队是中原大战前阎锡山匆匆扩建的新兵部队,为了掩饰备战的企图,才命名为“保安纵队”。士兵大多是从绥察两省和山西雁北等灾区招募来的灾民,年龄大的已经五十多岁,年龄小的仅有十二三岁。这些人入伍时个个面黄肌瘦、步履蹒跚,且都披着无面的白板破羊皮袄,有的下身还裹着破麻袋一类的东西,连条遮羞的裤子都没有。当地人戏称为“皮袄队”。

保安纵队所发的武器都是一些老掉牙的“老套筒”,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子弹更是少得可怜,每人只配给十发。虽说战前已训练了半年,但士兵们不仅未进行过一次实弹训练,甚至连一般的制式教练都没有完成。

山西晋商遍天下,山东境内也有许多晋商。他们看到这些子弟兵所携带的破旧武器,都感到既疑惑又惊诧:“你们带的家伙连此地红枪会都不如,去山里打仗,行吗?”

行与不行,也就是上来凑个数而已。保安纵队扼守的是一座石山,上面光秃秃的,一棵树木也没有。本来计划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但他们并没有配带镐锹一类的工具,老套筒上连刺刀都没有,加上附近的老百姓早已逃避一空,也无从搜借,于是他们只好把部队散摆在山脊上,借以虚张声势。

这种空城计骗鱼腩部队可以,若用来骗经验丰富的精锐部队,那就是自己找罪受。很快,保安纵队便明白了这个道理。

触犯了众怒

先前老蒋只专注于陇海线,指望仅靠韩复榘等几支杂牌部队就拖住晋军、石友三,但在韩复榘兵退胶东,马鸿逵也迭电告急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从陇海线上抽出部队用以援鲁。

陈诚师首先到达津浦线。发现傅部侧翼薄弱,陈诚没有去曲阜正面应援,而是由左翼迂回,在悄悄接近保安纵队的阵地后,突然发起攻击。

陈诚师装备着轻机枪,轻机枪一扫,暴露在石山的守军便慌了手脚,他们的老枪旧弹不是打不响就是卡壳拉不开栓。几个老兵投出几枚“地瓜”手榴弹,试图稳住阵脚,但也不顶用,其他人都在没命地向后奔逃。

保安纵队的指挥官们严令据山死守,不得再退,并亲临阵地督战,然而部队还是兵无斗志,没人肯打死仗。只见退下来的兵被赶上去,赶上去后又退下来,反复多次,最后依然是一窝蜂地向后溃退,一退便无法收拾。

由于侧背受到威胁,傅作义被迫将进攻曲阜的正面部队也撤了下来。进攻兖州的晋军也放弃攻城,加入了溃逃的行列。陈诚则会同马鸿逵等部,分路进行追击。

晋军在溃逃时也未忘记自己的嗜好。一名犯了瘾的副团长让人前拉后推,哼哼嗨嗨地大声呻吟,实在熬不住,就让士兵围拢过来,帮他堵着风吸“料面”,一边吸还一边大叫:“我是不走了,让我死在这里吧!免得活受罪。”不过才四十里山路,这伙人竟然走了十四个小时。

晋军的后续增援部队一面堵截收容,一面节节设防。为了扫清视野,迟滞中央军的前进,他们将遍地将要成熟的玉米、高粱、谷子等秋庄稼从根部踏倒,踩编成辫子式的纵横交错的障碍物。结果沿途两百余里青翠茂密的青纱帐,顷刻之间全都变成了铺满田野的“大地毯”。

山东为孔孟之乡,曲阜存有孔庙、孔林等遗迹,过去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战乱年代,各路兵马大多会选择绕城而过,但晋军却执意要攻下此城,这件事早已触犯了众怒。现在看到他们又如此暴殄天物,当地农民不由得愤而发起反击。

手持刀矛的红枪会从四面八方扑过来,争相拦截收缴溃兵的武器。这些由农民组成的红枪会员在气势上比溃兵们要足得多,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即便一个人对付十几个溃兵的围攻,仍然叫喊跳跃毫不示弱,反正一句话,不把武器留下,就别想走人。当晋军各部三三两两地跑回后方时,不少人已成了徒手兵。

陈诚等人乘一时之兴,并不敢远追,之后他们就停留在距晋军前沿阵地较远的防守线上,以待大军集中。

在此次津浦线作战中,陈诚部最为卖力,也实际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其表现之优异,比蒋介石一直精心打造的教导师要好出许多。

原先蒋介石认为在他嫡系部队中,只有第一师比较有战斗力,现在又添了一个陈诚师,这令他有一种无意中捡拾到珍宝般的欣喜。事后陈诚部被扩编为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成为第十八军的基本骨架,陈诚被破格提拔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

中原大战前,陈诚的职务还只是代师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升至军长,这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是最特殊的。

我退一寸,人进一丈

晋军在津浦线上面临着危机,亟须将胶济线上的张荫梧调过来,或至少调一部分过来,这是很多人都能看清的事实,然而阎锡山、张荫梧却计不及此。

韩复榘退出济南后,济南商会会长马良替阎锡山奔走,跑去对韩复榘说:“阎总司令绝不计前嫌,如果双方息争,山东商民同深感戴。”

韩复榘此时不便得罪马良,便说:“我很感激老先生的好意。现在只要人家不打我,我保证也不去打人,请先转告对方停止进攻,我绝对尊重民意。”

韩复榘虽有此表示,但并没有和马良谈妥息兵言和的具体办法,马良心里无底,也就未再请示阎锡山。

实际上韩复榘说的是真话。他所避居的胶东一带土匪很多,这些土匪又大多已被阎锡山委任为别动队,这使韩部面临着前有狼后有虎的困境。韩复榘曾一再对幕僚们说:“咱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上山当土匪。”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晋军不打韩复榘,韩复榘决不敢主动打晋军,更何况阎锡山派来的代表仍驻于韩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复榘颇为复杂的心态。

冯玉祥、石友三与韩复榘有历史关系,他们也接连给韩发电,要韩表明态度,共同讨蒋。

讨蒋与息兵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韩复榘自然不肯轻易表态,他和蒋伯诚商量,希望能通过蒋伯诚催促蒋介石尽快在津浦路上发起大规模反攻。

蒋伯诚很同情韩复榘的处境,几次代韩向蒋告急,说明韩“度日如年”,如果再不发动反攻,就没法支持了。与此同时,他又为韩复榘出主意,让韩给冯、石发电,先是说“(讨蒋之事)待与阎总司令妥商后再行宣布”,接着又说“俟领得本月份饷项即行发动”。

蒋伯诚想用缓兵之计来让晋军停止进攻,可是这一招并未能够奏效。张荫梧一心要拿下韩复榘,以便与傅作义争功,其他一概不理,他一边继续从正面发动猛攻,一边亲率大部人马从北面绕攻韩部后方。

韩部兵力单薄,难以应付,只得继续向后撤退。撤退过程中,韩部既要挡住步步紧逼的晋军,又要随时击退各路土匪,弄得手忙脚乱,以致未能在预定的防线稳住阵脚,部队损失很大。

韩复榘意气消沉,颇有山穷水尽之感,不禁又流露出放弃胶济线,到沂蒙山区当土匪的念头,为此还发了一份下野通电,电称“煮豆燃萁,摘瓜抢蔓,我退一寸,人进一丈”。

蒋伯诚见状很是恐慌,他把韩部的三个师长找来共同商议。众人一致认为,韩复榘此时发出这份下野通电不但不能缓和局势,反而会招致晋军的乘势进逼。

商量下来,决定由三师长联名发出挽留韩复榘的通电,以挽回下野通电对军心士气的影响。之后,三师长又一起去向韩复榘阐述意见,并向韩保证会固守现有阵地,一直等到援兵到来和津浦线发动反攻。

见手下仍愿意继续坚持下去,韩复榘心定了不少,遂表示:“大家的意见,我也同意。好吧,咱们就撑撑看。”

天时地利在这个时候帮了韩复榘一个大忙。山东半岛的河流有两个特点:一是平行的河流多;二是所有河流都是从南向北横向流入渤海。加之大雨不断,河水猛涨,晋军在前进时受到不少阻碍,步伐便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

在增援津浦线的同时,蒋介石仍未完全放弃在陇海线上决胜负的初衷。他决定接受陆海空军总参谋长杨杰的建议,向反蒋联军实施锥形的“中央突破”,以期打开缺口,取得主动地位。

民国时国内有两大军事理论家:一个是蒋百里;另一个就是杨杰。论理论造诣,蒋百里要胜过杨杰,但在实际的军事指挥上却未能有太大成就。杨杰曾评价说:“蒋(蒋百里)通好几国文字,勤学苦练,古今中外战法懂得很多,惟所遇非人,未能大露头角。”

概而言之,杨杰认为蒋百里无出色战绩,与其本人无关,与跟错了幕主有关。

杨杰是蒋介石在振武学校的校友,不过他后来又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是该校中国留学生班第三期学生。从陆大毕业回国后,杨杰先为程潜所器重,接着又受知于蒋介石。“择明主而事之”,成了他觉得自己的成就有可能超越蒋百里的重要依据。

杨杰才气纵横,每以姜尚、孔明自拟。中原大战开始没多久,有人请教他对于当前形势的看法,他说:“阎、冯之间以及阎、冯与其他各派之间,各怀鬼胎,意见不一,政治上是脆弱的。”

至于军事方面,杨杰认为:“阎军、冯军在给养上有差别,很难同心协作,结果是要失败的,但也不是一两个月所能了局,可能要打一两场恶战才能解决。”

这些意见都体现了杨杰不同一般的军事眼光和智慧。蒋介石对杨杰也十分器重,不仅采纳其计,而且将制订作战计划的任务也全部交给了他。

早在日本陆军大学就读期间,杨杰就以图上战术和应用战术作业见长。日本陆军大学有一种名叫野外参谋旅行的教学形式,也就是指挥演习,杨杰曾被指定为野外参谋旅行的统裁官和演习师长。班里同学,谁演参谋长,谁演旅团长,谁演骑、炮、工指挥官,都由杨杰负责分配。

知道“中央突破”乃是在幕主面前体现自身价值的绝佳机会,杨杰遂也拿出平生所学,不仅拿出了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还操刀为各部队制定了明确的作战任务和作战线路图,后者连对第一线和第二线部队的动作要求都讲得非常详细。

杨杰的作战计划看上去精美绝伦,但总攻还是失败了,特别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失败的原因恰恰就出在他的计划上。

杨大炮

外界流传着很多关于杨杰在日本求学的逸事——

全球兵学界悬赏征求解答一道战术难题,最后是杨杰解答了。陆军大学的日本同学们惊羡不已,有人还要用皮尺量他的头,认为他的头脑特别发达。

由于学习成绩实在太好,日本老教官劝杨杰加入日本国籍,还要把女儿许配给他,但被他以需要努力钻研军事、富国强兵为由,予以拒绝。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正准备收拾行囊回国,杨杰突然接到了日本天皇要求召见的通知。在华贵的接见大厅里,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天皇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最后天皇说:“以你优异的学业,朕打算留你在日本军界任职,不知意下如何?”

杨杰自然是深明大义,他委婉而坚决地予以了拒绝:“回禀陛下,学生蒙国家器重被派来贵国求学,安敢弃国而他留?学生去向,当由国家而定。”

……

所有这些逸事的第一传播者都是杨杰自己。除此之外,他私下最乐于讲述的,还有在北伐和中原大战中帮助蒋介石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种种事迹。

据杨杰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由于无法挽回颓势,曾九次电邀他北上问计。有一次,他陪同蒋介石驻于柳河车站,忽有飞机从高空来电,称:“漯河西北方向发现敌军一个骑兵大集团,正在向车站疾进中。”

蒋介石听报异常惊慌,忙问杨杰应当如何处置。杨杰回答说:“现在没有工夫详细说明,只要立即告诉站上,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机车。”

那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郑大章的骑兵军在车站附近出现了。杨杰知道敌众我寡,不能力战,就命令安好机头的列车向北急开,开至二三十里后,又向南开,如此南北往返二三次。骑兵跟着列车跑,跑来跑去,跑得精疲力竭。郑大章在无可奈何之下,便派兵去烧归德飞机场了。

归德机场上的轰炸机已经起飞,本来是要向敌军骑兵投弹的,但没有找到目标,只得返回原地。按照空军原则,轰炸机降落前,必须中途把炸弹扔掉,以免降落时发生爆炸事故。杨杰在得知郑大章要烧机场后,便不准飞机卸下炸弹。

当骑兵们焚烧机场时,飞机上存留的九枚炸弹被先后引爆,声震如雷,硝烟弥漫。郑部以为遭伏,慌作一团,杨杰趁机令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率特务营下车发起冲锋,终于击退了郑大章的骑兵军。

听到敌军退却,老蒋转忧为乐,笑着对杨杰说:“耿光(杨杰字耿光),不是你在此,我们一定当了俘虏了。”

这个故事与“蒋介石柳河遇险”以及“郑大章火烧归德机场”高度重合,但细节上却有相当大的出入,而且除了蒋介石曾两次出场外,并没有其他人可提供旁证——其实蒋介石的出场,也只是像陆大故事中的日本教官和天皇一样,用以衬托男主的英明神武而已。

很多人都不相信杨杰的话,说他只会吹牛,因此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杨大炮”。

如果只是个人爱好,喜欢吹牛倒也算不上是什么绝对的坏事。左宗棠没发迹前,不是还吹嘘他在船上把十几个水盗都打得落花流水吗?

不幸的是,杨杰把他这种浮夸的毛病也带进了参谋业务之中。他所做的作战计划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全都是闭门造车的结果,与现实情况完全对不上号。

西北军可不光是会舞大刀片,事实上,他们在土木作业方面的技能水平也很高。

谁也不打谁

1922年至1923年,在冬季最冷的时候,冯玉祥曾在南苑举行了全军夜间挖战壕比赛。当时地面冻土厚达四五寸,而且还严禁用火烤化冻土,在这种情况下用大镐凿土,就像碰到石头上一样,不能凿进半分。

最后全军士兵都把练操用的铁杠打成扁头凿土,有人手腕都被震伤溃烂了。比赛过程中,因工负伤的官兵多达数百人。

在陇海战场上,西北军各部不论行程远近,每天到达驻地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外壕,以挖至三丈宽两丈深为标准。各部自营长以下,除伙夫及专勤人员之外,一律要参加挖壕,而且谁先完成土方,谁才能先去吃饭睡觉。第二天不管外壕暂时用得上用不上,部队照常行军。

当蒋军攻到西北军阵地前沿时,发现对方的前沿战壕又深又宽,根本冲不过去。可部队上去之后又不能随便撤退,于是只好在壕边趴下,就地弄个沙堆挡住头部,然后一直熬到天黑再撤下来。

因为给养跟不上,西北军后来主动从原阵地上撤退了。即便在这种无阻击的情况下,蒋军也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才得以越过西北军所筑的这道战壕。

对晋军的一侧的突破同样因计划制订机械、缺少变通而遭遇挫折。阎锡山将控制在郑州的两个炮兵团调去增援,加上原有的七个炮兵团,九个炮兵团三百二十四门大炮齐轰,蒋军连人家的阵地边沿都无法接近。

“中央突破”行动的失败令蒋军元气大伤,有的旅只剩下一千六百人,仅合正常编制的一个团。同时因向津浦线抽调部队的缘故,陇海线上的兵力变得愈加单薄,部队重新分配防线时,就算是一千多人的旅也需承担十五公里的防线。

旅长领到防守任务后去向师长报告,两人相对泪下,师长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上面命令我们守,不能不守。至于守得住守不住,再说吧!”

还好,蒋军本来最怕的西北军也打惨了,加上给养不足,也没有多少主动进攻的动力。双方在陇海线上不再比谁打得最狠,而是比谁挖的工事最深最宽,最适宜于躲避敌方的枪炮子弹。

深沟高垒之下,前线官兵大多已丧失斗志。以蒋军为例,每逢蒋介石下达攻击命令,各部总是只派出少数部队敷衍了事,然后做些假报告,捏造些假的伤亡数字。

陇海线上,枪炮声依然整天响个不停,但谁也不打谁,都是拿来骗骗高层大官们的。时间一久,对阵双方竟然还交起朋友,互相来往起来。

蒋军樊崧甫旅的对面是西北军赵登禹师。有一天,赵师向樊旅阵地派来一个士兵代表,此人上身一丝不挂,下身也只穿一条短裤,赤脚草鞋,手拎一只篮子,隔得老远就喊:“不要开枪,你看我没带武器,我送一篮面给你们吃。”

旅长樊崧甫在电话里听到汇报后,让部下将这名士兵代表接进阵地,并尽量用好酒好饭招待。

之后樊旅仿效赵师,派士兵着同样装束,拎一篮大米,老远就朝对方喊:“不要开枪,送大米来给你们吃。”赵登禹闻讯,也下令款待樊旅的士兵代表。

自此前沿官兵往来频繁,甚至约定进攻时互相通知,朝天放枪。某次樊旅奉命派一个连进攻赵师阵地,少数人到达了外壕边沿,其中一个士兵受伤跌进了壕里,另外三个士兵跳下去救他。这时赵师中有人喊“打打打”,马上就有人说:“他们大头儿争天下,管我们小兵什么事,不要打,让他们把伤兵抬回去吧。”于是樊旅的四个兵都得以安全返回。

对这一情况,蒋军的师旅长都知道,但又都假装不知。蒋介石三番两次下达的总攻击命令因此全都沦为空谈,各部扭股儿糖似的谁也不肯向前,这让蒋介石十分沮丧。

人的毅力和意志不是钢筋水泥混凝土,一旦到达容忍的极限,一样还是绷不住。蒋介石终于绷不住了,他下令后方辎重先行后撤,准备全线总退却。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的幕僚张群曾告诉晋军将领,说如果当时晋军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乘势出击猛攻,蒋军马上就会崩溃。

这当然属于马后炮,彼时晋军和西北军都没有想到对手会准备总退却,也没有主动发起进攻的任何计划。

就在蒋介石欲乘车撤回后方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看完电报,蒋介石喜形于色,对幕僚们说:“下车!下车!”

张群急忙问什么事,蒋介石说:“局势大有转机,你看看这个电报。”

定海神针

石友三所部有三四万人,且战斗力较强,在反蒋联军的杂牌部队中属于一流档次。为了对他进行笼络,让石友三在攻取山东时多卖些力气,阎锡山便发表他为山东省主席。

不料晋军很快就靠自己的力量拿下了济南,这下阎锡山又后悔了,觉得自己是做了一桩亏本生意。他暗中派人在济南一带拉拢当地的青红帮,准备将来给石友三捣乱,让石友三的省主席当不成。不仅如此,他还派人在河南石部的后方进行破坏,阻碍石友三收税和拉壮丁。

除了暗的一手外,阎锡山还有明的一套。按理,山东的地方官员都应由石友三委任,起码表面上要让他核准一下,可是晋军在进入山东之后,每占领一个县,除民政外,其他所有机关要职包括县长和税务局长在内,全都由阎锡山亲自委任,尤其是财税方面,一分钱也不许石友三过问。

石友三十分不快。当时阎锡山对石部提供的补给,也像对西北军一样,起初还算及时,以后是屡要不来,最后就变成了千呼不应。石友三借题发挥,对着部下们大发脾气,说:“大敌当前,危急存亡之秋,竟这样不关心我们。才回婆家尚且如此,将来还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阎锡山要当恶婆婆,石友三也就顺理成章地做起了坏媳妇,战事稍遇阻碍,他本人就常驻开封,不愿再上前线了。

石友三不但负进攻鲁西之责,还掩护着陇海线上反蒋联军的左翼,他打仗如此不上心,无疑让担任前线指挥的徐永昌、鹿钟麟等人十分头疼。徐永昌认为,阎锡山不能善待石友三,其实与冯玉祥不放心樊钟秀一样,都是因小失大,导致战事不能成功的典型例子。

后来听到阎锡山正在北平酝酿未来政府的人选,石友三觉得既然山东省主席已名存实亡,不如到北平政府里去谋个差事,于是就向阎锡山提出要一个军政部长的职位。

阎锡山不同意。周玳从旁进谏:“正在打仗的时候,应当满足他的要求。如果不想要他,打完仗再说。”

小马倒嫌路窄,这说的仅仅是政治,在军事领域,石友三不仅不是小马,还是悍马,千万得罪不起。可是周玳能看到的,阎锡山却看不出来,他还在为授石以山东省主席那件事后悔呢,哪肯再轻易答应让石友三入阁。

在与汪精卫磋商时,他特地强调:“石友三反复无常,贪得无厌,又是一个粗人。如果把军政部长给了他,也太不拿政府当一回事了,别人还怎么干?”

阎锡山的话又传到了石友三的耳朵里。旧恨添新仇,石友三顿时勃然大怒,他立刻让前线部队停止作战,以静观时局变化。

石友三素有“倒戈将军”之称,他先叛冯投蒋,接着又叛蒋投阎,在倒戈事业上已属二进宫。从来有了一、二,就不会在乎三,背弃阎锡山在石友三看来不会有任何心理障碍。

他需要考虑的只是弃了阎锡山后再投谁。因浦口事变中炮轰南京,蒋是不能投的,投冯的话,又受不了过去那种给人当孙子似的拘束和委屈。石的幕僚中有几个人是东北籍,就劝石友三投靠张学良。石友三是吉林人,乡土观念也相当浓厚,于是立即表示同意。

随后,石友三便给张学良发去一份密电,大意是阎锡山狡猾无信,排斥友军,万难与之共图大事,他愿意率部北上,听张学良的指挥,共同打阎。

石友三的密电恰好被蒋介石的电讯机构所截译,蒋介石在专车上收阅的正是这份电报。

原先蒋介石虽移兵津浦线,只是救一时之缓急,对在津浦线上决胜负并无充分信心和把握,其原因不外是顾忌鲁西石友三以及鲁北晋军的实力甚强。

现在好了,石友三打定主意要反戈相向。至于鲁北晋军,蒋介石通过情报分析注意到,津浦线上仅有傅作义指挥的一个军,兵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前线将官的指挥权限划分上又存在着很大问题:傅作义主打津浦线,可他只是前敌副总指挥,张荫梧才是总指挥。

这两个因素都导致傅部行动迟缓,无法给陆续调至津浦线的蒋军援兵以有力打击。

津浦线不仅可攻,也必攻,因为它还关系着张学良出兵与否。在张群、吴铁城的一再催促下,张学良曾经口头表示:如果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

决定战局的,既不是陇海线,也不是平汉线,而是津浦线。津浦线才是中原大战的定海神针!

意识到这一点后,蒋介石马上决定改变总退却的计划,他要紧紧抓住机会,重新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