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这部作品的中间，笔者意外得到了一件礼物。一位曾在笔者所在公司工作过的美国友人，告知可以为中国的战争研究者提供一批录像，主要是美国国防部的解密档案。
当时，他提到的内容主要是朝鲜战争。这里面，涉及志愿军抗美援朝的部分吸引了笔者。因此，笔者表示感谢，并请他将这批录像寄送过来。
录像寄到的时候恰好是圣诞节。寄来的邮包毫不起眼，并没有一点圣诞节的感觉。不料，拿到的时候，却发现收到的资料比预期的要多。
打开看，发现多的部分，是一些美国官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拍摄的录像，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主题竟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
仅仅一瞥，已经令人十分惊异。
中国炮兵奋力拉开炮闩，向日军阵地倾泻出一发又一发炮弹。
中国的六吨半战车在广西的山路上滚滚前进。
中国的纤夫喊着号子，拉拽着装满军用物资的小船在江边艰难行进。
中国伞兵部队在湖南向日军腹地发起反击。
……
来不及看完所有的内容，也不知道这批录像到底在国内是否已经公开过，但那份民族的感召，令作者感到，这或许是最好的圣诞礼物了。
其中，一部分录像的内容，介绍的正是攻打八莫的战斗，甚至还有中国步兵潜伏进日军阵地前线，引爆炸药摧毁其据点的整个过程。
但这只是偶然的事情，真正的战斗，是炮兵进行的。中国炮兵用美国工兵运送来的炮弹，密集轰击八莫日军阵地，成为战斗的主力。我军当时曾调用大量多种火炮联合进攻，使用的有七五山炮、八二重迫击炮、一〇五和一五五两种榴弹炮。
从地图上看，八莫城背靠伊洛瓦底江，面向东方，而这座城的东方，就是中国军队回国的道路。假如不打下八莫，日军守军可随时威胁远征军的后背。
当时，辻政信认为缅北滇西战场的中日军队，比例能够达到15：1。但日军以其在八莫的兵力，这种威胁，其实只是理论上的。
然而，中国远征军方面还是决定非打下八莫不可。
原因有二：第一，远征军在取得军事装备现代化的同时，也学会了美军的“臭毛病”——在地面推进时，绝不留敌人的坚固据点在身后。这个原则直到海湾战争，“沙漠军刀”行动的时候，美军开始使用以直升机敌后机降为主要战术的“蛙跳”作战，才有所改进；第二，日军在八莫掌握有一支机动性很强的机械化部队，包括多数战车，令远征军上下深感忧虑。
远征军中年仅十岁的小战士——从密支那向八莫进军
这倒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尽管装备了相当多的装甲车辆，但原好三大佐大摆乌龟阵，并没有把战车派出来在外围和中国军队交战。这也一度让中国方面比较疑惑，他们曾经多次派出飞机对八莫日军进行侦查，却一无所获。似乎，日军是把坦克作为神秘的预备队，藏在了这座满布佛寺的小城之中。要到打下八莫，中国军队才明白其踪迹何在。
不过，要打八莫，首先要打开其外围。因此，攻克铁壁关后，中国远征军挥师向八莫进军。10月29日，新38师抵达八莫北部天然屏障太平江，和日军第一道防线交火。
和铁壁关守敌一样，这里的日军属于八莫守军中的游什部队，在前面的战斗中消耗甚大，在兵力、火力上与中国远征军相差甚远。
在太平江北岸“三角山阵地”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第18师团55联队第二大队补充兵中队中队长吉田秀男中尉，是少数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日军军官之一。从“怒涛”般进攻的中国军队面前逃出的吉田中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装备焕然一新的美械重庆军在炮击之后陷入沉寂，幸存的日本兵匆忙爬出阵地，远远地，在硝烟中隐约看到他们在阵地前的河谷中进出，似乎有军官在喊‘keiga’（日语‘负伤’的意思。——笔者注），接着听到越来越响亮的回音，‘keiga！’‘keiga！’，而后他们开始向我们射击，并疯狂地跳进我们的阵地来。”
美械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和纯粹的美军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每人一口缅刀，穿插时用于开路，一旦开始战斗又可以用来肉搏。
在白刃战之后，负伤的吉田中尉和仅有的几名部下踏水而逃。顾不上反省自己的奔逃是否符合武士道精神，吉田几十年后仍然余悸未消地质疑“中国人为何大喊‘负伤’呢？”
作为一个日本人，他当然可以有这样的质疑，而中国人只要读一读那两个字的发音，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keiga，正是中国南方一些地方“回家”的读音。
打过八莫就到了家的门前，日军防卫厅战史称，中国军队开始八莫会战，意味着打开中印交通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99％。
苦走野人山，喋血胡康谷，吃了这么多的苦，忍受着离别父母亲人的煎熬，这些最纯朴的中国士兵知道，云南的山山水水，中国的山山水水，已经就在眼前。
难怪，在响彻云霄的“回家”的吼声中，中国兵的战斗力发挥到了极致。
攻占北岸之后，远征军一部沿太平江向下游搜索追击退却日军；另一部遵照到现场考察指挥的孙军长命令，向上游从古中缅驿道处过江南下，开始迂回日军后方。
遭到预期以上打击的日本第一线守军，惊异地发现中国军队作战凶猛，炮兵火力炽烈，而且通过迂回把战线拉得很长。考虑到自己兵力不足，江南岸日军没有再做顽强抵抗即开始退却，只是这场退却由于中国军队的迅猛追击而变成了溃败，没有多少日军能够逃回八莫。远征军迅速突破日军第一道防线。
突破太平江防线战斗的过程，反映了另一名中国将领的作战风格。此人就是新任新38师师长李鸿。和廖耀湘一样，李鸿也是一个“湖南骡子”，同时，他也是国民党抗日将领中读警校出身的将军之一。他190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据说其先祖乃唐代名将李泌。1925年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却没有去当警察，而是继续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工兵科学习，后成为孙立人最得意的部将之一。推测他在中央军校教导团期间结识了孙立人，从此李鸿的军事生涯深深地打上了孙的烙印，被视为孙的铁杆嫡系。用“荣也因孙立人，辱也因孙立人”形容颇为贴切。
1932年，随孙立人参加过“一·二八”抗战后，李鸿得到孙的推荐，调任税警总团第4团第二营担任连长，后到江西参加过对红军作战，也参加过“西安事变”时对东北军的作战准备。
1937年淞沪抗战打响，李鸿随税警总团参加战斗。激战中，孙立人被敌军炮弹击伤，负伤13处，是李鸿命令一个机枪连长将孙背回抢救的。
入缅作战时，李鸿担任新38师第114团团长，随孙立人转战缅北，率军退入印度。退入印度后第114团最先进驻，整理修建改造英军在兰姆伽留下的营区，后来有人将李鸿誉为“兰姆伽训练营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大反攻开始后，他率部攻入缅甸，先后参加了新平洋、胡康、密支那等战斗。在攻占密支那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扩编，李鸿接替孙立人担任了新38师师长。
孙立人（左二），李鸿（右一）等到医院查看伤员的治疗情况。
说到李鸿，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一个“孙立人活埋日本战俘”的传说。
作家李骜在《孙立人研究》一书的前言中提到，在远征军作战的过程中，有一个“孙立人活埋日本战俘”的传说。网上有对这段传说的描述：“1942年10月24日，新编第38师第112团开始攻击前进，29日即占领新平洋。当被俘的日军被带到师长孙立人将军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正法。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结果，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活埋1200名倭寇的事件是二次大战中比较大的杀降事件，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美国方面大为恼火，认为这将使日军此后更加顽强的抵抗。然而，其结果却是倭寇一旦闻得新一军的威名，皆望风逃窜。1945年春，新一军兵不血刃占领仰光，缅甸全境光复！孙立人将军名震全球，成为二战中与张自忠将军齐名，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将领。”
这段描述漏洞百出，比如新一军并未收复仰光。这座缅甸的首都属于下缅甸，按照作战序列属于英军的作战区域。而现存的影像资料也记录了大量远征军在缅甸俘虏的日军战俘，显然并没有被活埋。此外，在当地俘虏的日军也没有1200名之多。这些都说明这段描述的不靠谱……
大规模杀俘在远征军作战中看来属于谣传，毫无历史根据。但是，新38师、新22师官兵很多都曾经打过淞沪抗战，对日军恨之入骨，也很清楚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因此个别曾经到过中国的日军老兵被活埋，却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熟识的一位记者提到，当他向远征军老兵谈起“孙立人活埋日本战俘”的传说时，对方先是大摇其头，表示从未听说孙立人下过这样的命令。不过，活埋日军战俘的事情嘛……“李鸿干过！”
语出惊人，但因为事涉严重，这位老兵此后不肯再多说，我那位记者朋友虽然百般追问，也不曾得到确切的回答。
这虽然查无实据，却很像李鸿的风格。
不过，抗战结束之后，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后来的命运坎坷，却也是远征军将领们的一个典型。
新一军自缅甸回国后，蒋介石任命李鸿为新编第7军军长，后该部队在长春弹尽援绝，在友邻部队先后起义的情况下，向解放军投诚。李鸿在此役中没有参与长春起义而被俘虏。成为俘虏后，李鸿选择了仍然追随国民党的道路，解放军方面也未加特别责难，而是将其释放。当时有人认为蒋介石在战败后作风日益辛辣，劝他不要来台湾，更不要继续投效蒋介石，以免受害。但他坚决要追随孙立人，听说孙在台湾，便冒险辗转来到台湾。
一开始情况似乎还好，蒋介石在他抵达台湾时，曾在官邸召见，当面对他颇多嘉许，并一度允诺要派他担任即将成立的成功军军长，或陆军官校校长，重新进入军界。不料事隔不到一年，李鸿就被逮捕并被施以酷刑逼供。
和李鸿同时被捕的，还有陈鸣人等八位新38师远征缅甸作战有功的高级军官。特务抓了他们后，经过漫长的四年时间，不杀、不放、不审、也不判，直到1955年，“孙立人兵变”事件后才把这批人移送军法机关进行侦查；接着又拖了18年，到1968年才侦查终结，以叛乱罪嫌提起公诉。他们的罪名是在长春贪生怕死，放弃部队，而且台湾的军事检察官还指控他们在被释放后，与投共将领秘密联络，并接受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指示来台，“争取国军高级将领孙立人及掌握兵力，以备策应匪军犯台”。最终李鸿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减刑为有期徒刑25年。
后来有人推测，所谓怀疑他们是“共谍”倒是次要的，剪除孙立人的羽翼，避免其拥兵自重，对蒋经国的“继位”形成威胁，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尽管他们在战场上曾为国民党政权做过很多贡献，但却在内部斗争中稀里糊涂地成了叛逆的嫌疑。李鸿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审判结果，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他获得释放，台湾当局才发给他判决书，他才了解自己被判刑的罪名是“阴谋颠覆，策反孙立人将军”。李鸿的夫人马贞一也同案被捕，坐牢达七年之久。李鸿夫妇在狱中生有一子，名为李狱生。
李鸿出狱后贫病交迫，一代抗日名将在1988年病逝。李鸿死后似乎才忽然引发社会重视，各界致赠的挽联甚多，其中，孙立人的挽联最受瞩目，他的挽联这样写道：“六十年亲似兄弟，喜训善战。本望长才大展，精练雄师。奈竖子预定阴谋，削我股肱，构陷诏狱”；“常胜军纵横南北，能守能攻。那期上将平庸，牺牲劲旅。愿总统未遭蒙蔽，还君清白，洗尽沉冤。”
所谓“竖子预定阴谋”，背后指的是谁，昭然若揭。不过，“愿总统未遭蒙蔽”，就等同于明代大臣们给木讷天子的奏章中“愿君为尧舜”的无聊话了。
李鸿的作战风格凶悍快捷，只是由于长期在孙立人麾下，其作战能力被孙立人的光芒所遮掩。这次八莫战役，是他得以大展拳脚的一个极好空间。
攻占八莫之后，那里的两条路被分别命名为“孙立人路”和“李鸿路”。这两个名字，和“史迪威公路”并为抗战史话中西南战场不朽的传奇。
不过，在突破太平江的战斗中，我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所以，在攻打日军莫马克守军的时候，远征军多少对战术进行了调整。
第113、第114团分路渡江后，朝西南方向迂回，直取莫马克。11月10日，日军在莫马克机场被包围，不断遭到蚕食，中国军队耐心地用火炮摧毁日军工事，将日军赶出来后加以歼灭，显然准备通过这种渐进的打法使日军损失殆尽。通过松山和腾越等地的战斗，中国方面总结的经验是，对付日军攻占阵地是次要的，而消灭其有生力量，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只要有日本兵活着，就会抵抗到底，使战斗被拖延下去。
然而，这场战斗中日军却没有那么顽强。
以日军第2师团野炮兵联队第二大队补充队第二中队为例，这支部队被派到莫马克机场协助防御。第2师团兵员来自仙台，这个鲁迅先生曾经就读的城市，也同时盛产嗜杀成性的日本士兵。这个野炮联队的第二大队在八莫协助原好三部守城，其第一大队曾被配属给第18师团参加胡康河谷的战斗，结果在远征军的痛击下全军覆没，所有火炮都被摧毁和缴获。这有力的一击打断了仙台炮兵的脊梁骨，使他们在此后的战斗中远不如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那样顽强。第二中队据守机场，激战四天，先后有45人阵亡，其他人大半带伤。阵地日益缩小，渐渐趋于绝境。
此时日军并未坚持“玉碎”，而是丢弃了火炮向外突围。由于中国军队已经合围该处，残余日军炮兵和步兵一起发起白刃战，才终于仓皇逃出。在美国国防部保存的中国远征军录像中，可以看到中国士兵摆弄缴获日军火炮的镜头，大约就是此时拍摄的。
八莫莫马克机场的监视塔
战斗五天后，莫马克基本落入中国军队之手，只有少数残存日军仍依托残存工事在当地顽抗，已经不能阻止中国军队使用莫马克机场补充物资，支持此后的战斗。
在八莫机场缴获的两架日军飞机
11月14日，中国远征军留下第114团一部兵力处理莫马克残局，其他部队继续前进。第113团一个营当天抵达八莫东南郊，碰撞日军设防阵地，与守敌开始接火。该团另外两个营沿江南岸向八莫郊区挺进。第114团主力也在11月14日从东北方向逼近八莫。两支部队形成包围圈，八莫已如瓮中之鳖。
孙立人和李鸿两位前线指挥官，决心将八莫守敌全歼。为此，他们安排了一个包围圈：第114团从北部和东北部攻城，第113团由南部和东南部发起进攻；第112团从太平江上游渡江后南向迂回，切断八莫至第56师团司令部南坎之间的公路交通。李鸿并抽调一部兵力渡伊洛瓦底江，至八莫对岸、伊洛瓦底江西岸以监控八莫敌军渡江西遁。
11月22日，日军记录从南坎通往八莫的道路被中国军队切断。从位置看，这支中国军队应该是第113团赵荻所部。
不过，这并不能对八莫守敌构成太大的影响。他们早已囤积了可战斗数月的弹药和食品、药品。丢失了外围阵地的日军退守城区，原好三自任城防司令，指挥日军在城廓工事中与远征军鏖战。由于日军工事坚固，准备充分，对八莫的攻坚战显得至为激烈，由战车第一营、第二营带来大量战车参战的中国远征军部队，已经具备用战车突击的实力。但攻城开始，远征军指挥官环绕八莫考察之后，却放弃了突入八莫寻找日军装甲部队主动决一雌雄的念头。原因是日军在八莫市区大量部署路障，并且挖掘了反坦克战壕。同时，八莫市内老树盘根错节，炮击之后，很多粗大的树木被连根拔起，横倒在道路上，成为阻碍坦克在城区行动的天然障碍物。
掌管坦克部队的美军指挥官布朗上校表示，八莫不是一个适合战车行动的城市，所以，他把部队放在了市区外围，作为移动炮台，协助对八莫的攻击。
在八莫的战斗中，孙立人压制住容易冲动的李鸿，坚决阻止任何血勇式的冲锋，严格要求部队按照战术训练的要求，用炮火一一清除日军据点，然后再推进。同时，无论白天夜间，进攻部队必须做好充分的防卫，以免日军反击突破防线。
速度当然会慢一些，但是可以少死很多人。这种极端重视生命的做法，在清末以来的中国军队中十分少见。也许，孙立人将军是想，已经到了家门口，他希望把更多的弟兄们活着带回家。
守，被步步蚕食；攻，根本打不进中国兵的防卫圈。日军虽然使用八九式中型坦克作为固定火力点，但这种装甲巨兽也承受不住炮弹的连续打击，纷纷被毁。这样的打法如同巨石压顶，让日军指挥官原好三大佐进退两难，除了死扛硬打毫无办法。
远征军装甲部队开赴八莫战场
假如他想“全军玉碎”，那只要等待就好了。
但是，根据日军方面的记载，第33军在松山、腾越两地日本守军“玉碎”之后，其战术也进行了调整。
日军第33军参谋黍野弘（当时军衔少佐）在回忆录《昆司令部战记》中写道：“攻克密支那的印度远征军（指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经过补充、训练、休整之后，于11月开始南进，首先夺取了八莫守备队的外围阵地。11月15日，郑洞国率领约四个师的兵力，包围了八莫守备队的核心阵地，开始攻击。接到这一消息后，军司令部即要求对八莫守备队进行救援作战的准备工作。”
这段描述不十分准确。日军始终认为，在八莫指挥作战的是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并且传说郑洞国就在八莫上空的飞机上建立指挥部，指挥作战。而日军对八莫的救援作战，则发起于八莫被包围之前，并非其外围阵地尽失后才打响的。
由于云南前线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势，使日军意识到如果一味死守，最终的命运并不能“死里求生”。中国军队的作战意志十分强烈，即便如金光惠次郎少佐那样顽强，最后也只有被歼灭一条路。这种发现让日军下层士气不振，战斗欲望下降，日军指挥机构不得不设法尽量避免“玉碎”的发生。所以，决心对八莫守军进行救援。
不过，此时在云南方面，第56师团主力在畹町与卫立煌所率领的远征军云南方面部队激战正酣，第18师团残部除了一个联队留守南坎，其他部队已经开始向南转移，以保卫整个第33军退往缅泰边境和缅甸南方的通道不被截断。此时，不要说想派出足够的增援兵力，仅仅是拼凑一支“像样的”部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东拼西凑，最终，这支增援部队的序列被确定下来。指挥官为率部在南坎休整的日军第56联队联队长山崎四郎大佐，其部队包括来自四个师团的兵力：第18师团第56联队的两个大队（留一个大队防守南坎）；第49师团吉田支队所属，由神田少佐指挥的一个大队；第56师团木村大队和由工兵、辎重兵等组成的杂兵一部；第2师团野炮兵联队第三大队。
说起来，这支部队的各大队兵员都基本被补齐，共计五千余人，兵力也算雄厚，他们将从南坎出发，突破65公里的纵深救援八莫守军。但这批日军大多为从国内征集的新兵，训练水平和战斗意志较差。相对来说，第49师团和第2师团的两个大队战斗力较强。
在滇西作战中，被视为灵魂的日军“名参谋”辻政信亲自到前线，协助山崎大佐指挥对八莫的解围。
日军动作很快，11月8日，山崎支队各路指挥官在南坎接受作战命令，第18、第56师团所属两个大队沿南坎—八莫公路东侧攻击前进，称为右翼部队；第49师团所属一个大队沿公路右侧攻击前进，称为左翼部队。炮兵以两个中队配属右翼，一个中队配属左翼，其他部队作为预备队。
11月9日，日军对八莫的救援作战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