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越岛作战中，塔拉瓦守军指挥官柴崎少将曾对战前离开的记者说了这样一段话：“美国人用一百万大兵，花一百年时间也拿不下塔拉瓦。”
虽然事实证明柴崎这段话纯属夸大其词，但塔拉瓦之战的确给美军造成了极重伤亡，很多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那样的血战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却在这个无名荒岛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以至于直到今天，美国海军仍把一艘万吨两栖攻击舰命名为“塔拉瓦号”，来纪念这场战役。
八莫日军守将原好三，在防卫八莫的时候，未必没有和柴崎一样的雄心壮志。
同样是密集筑垒防守，塔拉瓦守军有四千余人，八莫的守军只有三千余人，数量上略少，但原好三大佐随时可以得到南坎方面的支援。而进攻八莫的中国远征军不可能像塔拉瓦战役的美军那样，用300毫米以上的重炮直接轰击日军阵地——那是大洋海军战舰的专利。特别是八莫战役打响前，由于新一军、新六军在密支那徘徊不前，一个新的消息让日军上下颇为振奋。日军中风传由于大陆战局紧张，国民党政府准备将在缅北战场的远征军驻印军部队空运回国。如果这样一来，八莫方面日军的防御之战岂不唾手可得？
在豫湘桂战役中被打得全线吃紧，元气大伤的国民党政府的确有这个意思，而且后来果然抽调了新六军部分部队空运回国作战，但仍然留下了新六军的第50师，与新一军配合作战。
密支那战役后，新六军包括新22师在内的部分部队空运回国，在国内战场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参加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最后一次大战役——雪峰山会战，这一仗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有三支部队参战，即新六军、第18军、第74军。早已油尽灯枯，连轻度智障都派上前线的日军，实在抵挡不住如此豪华的阵容，一半逃遁，一半被歼。雪峰山战役胜利结束，大陆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终于以一场胜利为八年血战画下一个句号。
在八莫战役时，中印—滇缅公路还没有打通，抽调远征军主力回国显然会影响整个中印缅战场的格局，这肯定不为盟军所接受；而眼看公路和输油管都快要铺进国内，在松山、腾越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中国也亟待收获牺牲的成果，所以，咬着牙也不会这时做出自毁长城的事情。
神通广大的中美工兵部队在修建中印公路
在这种简单的逻辑面前，日军却急于传播和相信“美械支那军即将离开”的谣言，显然军心已经不那么可靠。
10月15日，中国远征军在密支那的部队大举东进，日军的幻想彻底破灭。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攻击作战，进攻部队摆了个分成左、中、右三纵队的奇怪队形。
担任主攻的，是左路孙立人所部中国远征军部队新一军，从密支那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从西北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目标直指八莫。中路廖耀湘的新6军第50师则向南直插，从八莫以南的南支（Nauchye）、曼那等地直取西堡（Hsipaw，也有翻译成“细胞”、“昔卜”的），从战术上看，似乎是要肃清八莫以南的日军第2师团策应部队，掩护新一军对八莫的攻击。而在这支策应部队的南边，还放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右纵队，这个右纵队不是中国军队，主力是英国陆军第36师。
有廖耀湘的一个军掩护八莫战役的侧翼难道还不够，还要放一个英国师来掩护廖耀湘？
这个从军事角度看有些古怪的阵容不免让人遐想。其实，只要看看地图，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廖耀湘所部攻击的目标西堡，是日军在缅甸中部的军事重镇。当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日军就是出动一个师团，通过丛林穿插，经西堡向北，攻占了远征军的后勤中心腊戍，使整个缅甸战局急转直下的。更重要的是，西堡的路标上清楚标明，此处到缅甸古都曼德勒只有124英里。战史专家晏伟权先生去缅甸考察的时候，尽管道路情况很糟糕，但租一辆日本轿车，上午从曼德勒出发，下午就可以到达西堡。
中国远征军在八莫一带的进攻路线图
远征军老照片。前排左一就是同时享有两个绰号“湖南骡子”和“中国虎”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
实战中第50师倒没有独立完成任务，但在攻克八莫的新38师配合下，两支如狼似虎的中国远征军交错前进，不但在1945年3月24日拿下了西堡，而且继续向南挺进，前锋部队第50师一直打到曼德勒郊外，攻占了号称“曼德勒门户”的乔美镇（Kyaukme）和南燕镇（Namyeng）。这时，已经被中国远征军打怕了的日军纷纷向南或向东溃败，很多通过边界进入泰国境内，如果打疯了的中国人加一把力，曼德勒已在囊中。
当年，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廖耀湘率部以滚筒式撤退一举成名的斯瓦逐次抵抗作战，就发生在曼德勒的南面。当年那一仗打得不错，却是败退中的战斗，随后的野人山大撤退令人痛心疾首，战功赫赫的新22师只有不到3000人走出丛林。可以想象，睚眦必报的湖南人廖耀湘多想在曼德勒一报前仇！
但是，政治却不允许他向南踏出一步了。在他南翼的那个英军第36师，与其说是打日本人的，不如说是防中国人的。
远征军老兵回忆，尽管南面应该有英国人掩护，但攻克西堡以后，中国兵睡到半夜却发现日军越过英军战线来袭，六辆日军坦克差点儿端了远征军第149团的团部，连团长罗锡畴也受了重伤。关于罗团长负伤的经过，原第50师译员王瑞福回忆，当晚，他与罗锡畴团长在一幢破旧民房里住宿，两人并排睡在地铺上，已经睡熟。半夜突然枪声大作，睁眼一看，只见曳光弹乱飞，罗团长坐起身准备外出查看，尚未离开地铺，一颗流弹飞来正中罗团长后脑。经及时送院抢救，罗团长才保住性命。这一战幸而部队警惕性高、装备好，激战之后，日军战车不是被击毁就是落荒而逃，总算没有让它占到便宜。
中国远征军新22师部队，就是他们克复了西堡。
英国大兵们那边在干什么，就只有天知道了。
添乱的英国人还有一大问题，就是很多英国兵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见到远征军部队时常误以为是日本人而发生误会。远征军官兵为此十分头疼，但很快想出了办法——当他们与英军相遇，会说“顶好”两个字作为暗语——这是英美军人到中国学习的最初级汉语，但日本人显然没见过这本教材。
1945年的缅甸，在国际政治地图上，仍然是英国人的缅甸。
大英帝国绝对无法接受中国继续在这个胞波之国取得辉煌的战功。缅甸在历史上就曾经是中国的属国，如果中国在这里扩大影响，会引发缅甸人与英国无可避免的离心，使帝国在这里的殖民事业于日军打击后经受第二次的失败。
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时候，英国人的如意算盘就是让中国人掩护其撤退，但绝不让中国人打赢。因为如果日本人打了胜仗，就算现在逃到印度，只要盟国赢了整场战争，缅甸一定还会被归还给英国。如果中国人打了胜仗，那缅甸属于谁，可就不好说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绅士们算是把这个原则贯彻到了极致。
远征军在缅甸西堡建立的烈士墓地，这里是远征军归国作战中在缅甸打得最靠南的地点之一。
只是英国人没有想到，在战后世界性民族独立运动的风云中，大英帝国不但失去了缅甸，连“女王王冠上最亮的明珠”——印度，也没能保住。殖民主义在20世纪已经逐渐日薄西山。
无论如何，在1945年，英国人是无法容忍中国军队在曼德勒举行一场入城式的。这条底线，蒋委员长和美国人，也并不想去触碰。于是，政治决定了军事，远征军在攻占西堡后不久，即将其城防交给了英国人。
尽管西堡周围的战斗因此有一点失色，但仍是远征军作战中非常值得纪念的一战。
说西堡战斗值得纪念，至少有三条理由。第一条理由，西堡之战参战日军的番号极为庞杂，都列出来长得可以当一封信。根据战史记录，西堡之战，日军共集中了包括第29、第56、第113、第146、第148五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还有23个其他单位的部队。要是齐装满员，这批日军可以达到三万名，而中国军队一个第50师就敢单独对这里发起强攻。
实际这些日军部队都是惊弓之鸟，他们有的曾被远征军歼灭过，有的经过多次补充，战斗力极差。两军交锋仅仅三个小时，日军残部就弃城逃走，我方统计毙伤日军约1600名。
想一想，日军在抗战中通常按照一个联队顶中国军队一个军来计算，攻的和守的多少都会有点儿感到吃惊。
西堡日军其实并非全无还手之力。第50师特务连在进攻西堡时，承担沿公路左侧，直接对市区进攻的任务。攻击开始后，连长曹卓琨到第一线指挥，路上被敌人发现，军官打扮的曹卓琨立即遭到日军狙击手的重点“照顾”。尽管曹反应迅速，未被击中，但其身边的连队司号员周勇却中弹阵亡。曹在回忆录中写道：“战后清点人员，特务连伤亡二十多人。最使我悲痛的是，我失去一位贴身号兵周勇，他当年不到20岁，对我十分忠诚。原想随我到最前线吹奏冲锋号以助军威，未料过早死去。敌人善于狙击指挥官，狙击手发现了我，是向我射击的，不料号兵替我死去。每当念及此事，心中感到十分难过。”
远征军老兵曹卓琨
不到20岁的周勇，大概就是日军所说作战“悍不畏死”的中国少年兵中的一员吧。
西堡日军很快被打垮，主要原因是第50师突击过于犀利。在正面进攻遭到敌军在南渡河组织的河防阵地顽强抵抗时，潘毓昆师长看出日军兵力不足，不可能在漫长的战线上处处设防的弱点，派出一支部队从日军防御空隙中迂回攻击，偷渡南渡江，仅用了六天的时间就到达西堡外围，突然袭击了在无名高地据守，负责掩护市区的日军第146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敌中队长中村大尉阵亡，部队溃散。
这一仗，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扫清了西堡外围据点，第二天开始攻城。这种突如其来的强攻给了日军极大的震撼，番号庞杂的守军来不及协调就被击溃。
这也表明打到缅北战役后期，中国远征军对日军的作战特点已经十分清楚，不可一世的日军在同样重视谋略的中国军队面前，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威风。
第二条理由，在四川成都建川博物馆，至今保留的一条日军战车履带，就是西堡之战的战利品。
保留至今的日军装甲车履带，1990年代发现于缅甸。
西堡之战中，日军依托制高点355高地，出动了以九七式装甲车为主力的战车部队，掩护步兵反击中国军队的进攻。结果，遭到第50师师长潘毓昆少将亲自指挥的火箭炮部队迎头痛击，遭到全歼。战斗中有七辆日军战车成为中国远征军的战利品。
不过，看惯了33吨重的M-4谢尔曼战车，中国远征军的官兵对仅有三吨重的日军铁皮战车兴趣缺缺，竟将其丢在缅甸当地数十年，完全忘却。当地华侨李生勇先生回忆战后还曾经在被遗弃的日本战车上玩耍，这些战车后来可能被当地人拆卸作为废铁卖掉。在这位华侨的指点和帮助下，晏伟权先生从西堡观音寺找到了一截日军战车的履带，后经多位相关人士的努力送回国内，在建川博物馆展出。
远征军官兵乘车通过简易公路桥开往前线——这种叫做贝雷桥的东西可能是英国人少见的优秀发明
这也是远征军和日军战车部队在缅甸作战迄今留下的唯一物证。
根据当时留下的照片判断，日军这支装甲部队使用的九七式装甲车大多装有身管较长的战车炮。这与战争初期日军八九式坦克装备的短管战车炮颇为不同，具备一定穿甲能力，显然是吸取了和盟军装甲部队作战的教训。不过，这种武器在中国军队装备的M-4、M-3战车面前依然不足道。在欧洲战场上，面对虎式坦克和德国重突击炮，M-4谢尔曼坦克被称作“打火机”，一打就着。但面对日军只有25毫米的战车炮，它却是地地道道的“巨无霸”。
虽然中国的装甲部队在整个抗战历程中，始终没有发展出如同德国闪电战那样的大规模攻击战术，但远征军换装了先进的车辆武器后，日军一直也没有找到对付中国战车的有效办法。
第三条理由，这是中国远征军在第二次入缅作战中，打得最靠南的地方。
远征军入缅作战，历史记载纬度最南的作战也是其第一仗，发生在皮尤河汊，地点已经接近缅甸首都仰光。1942年3月19日，远征军第200师摩托化骑兵团和第598团在此伏击了日军第55师团的摩托化步兵一部，随后双方在皮尤河大桥以北的同古，爆发了长达12天的血战。
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远征军没能走得那样远，只到达了西堡。当中国远征军撤离西堡时，他们没有想到，从此中国军队数十年再没能回到缅甸如此靠南的地方。
但这个纪录，如今应该是被打破了。2010年9月1日，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军舰泊靠缅甸八莫港引发印度焦虑不安”。这里所说的八莫，并非远征军东征路上打下的“八莫城”（Bhamo），而是缅甸南部港口“八莫港”（Burmese）。两艘中国军舰此前曾在本地做过短暂停留。
按照印度媒体的报道，新德里智囊机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的高级专家高希（P.K. Ghosh）认为，“中国军舰在缅甸近海的活动值得密切关注”。他并表示，“这很可能是中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已经拓展到印度洋领域。”
唐朝中叶，大唐西域军统帅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帝国军队会战于坦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败绩。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安史之乱。历史学家对于坦逻斯之战，有这样一个评价：“中国人从此离开了中亚西亚，再也没有回来。”
在缅甸之战中，中国人同样离开了近在咫尺的曼德勒，向北方退去。随着此后中国大陆进入内战阶段，当时大约也有人准备写下“中国人从此离开了缅甸，再也没有回来”。然而，几十年后，中国人却轻松地重新出现在了比曼德勒远为靠南的缅甸港口。
这不是一种军事力量的重现，而是中国在世界影响不断扩大的体现。
这种影响，还在不断的扩大之中。
攻占西堡，对中国远征军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行动，为缅北战场中国军队作战的区域划下了一条南限。但中日两军在缅北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次对决，还是要算八莫。
攻占密支那后的远征军兵锋东进，势如破竹，日军大多数据点皆一鼓而下，也是直到八莫，才碰上了一根硬钉子。
如果拿下八莫，东去云南打通中印公路，前方已经是一马平川，南坎、芒友、遮放，皆无险要可守。
蒙哥马利元帅在评价他的北非战争生涯时说：“阿拉曼之前，我们不知胜利；阿拉曼之后，我们不知失败。”
八莫日本守将原好三大佐显然不想让中国人说：“密支那之后，我们不知失败。”
应该说，原好三大佐在八莫的城防上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
从密支那到八莫345华里，攻打八莫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沿伊洛瓦底江东岸南下，从东侧切断八莫与南坎方面日军的联络，然后攻城；另一条是小路，沿江西岸南下，到达八莫对岸的江村，然后渡江攻城。
历史上，从印缅发动的多次对八莫的进攻都是从西侧而来，因为八莫以西的江面宽阔，水流缓慢，笨重的攻城装备比较容易从这里渡过伊洛瓦底江。然而，原好三却在城东果断地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显然对后方并不放心。
这一招果然有过人之处。远征军对八莫的进攻，正是从东方而来。
早在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候，新38师第113团的部队就曾到过八莫，因此熟悉当地情况。他们也明白伊洛瓦底江上游波涛汹涌，难于徒涉。但当年的天险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面前几乎是不成立的——密支那的中美工兵不分昼夜工作，赶修了一座横跨伊洛瓦底江的大浮桥，把密支那通八莫的公路连接起来。
10月15日，孙立人指挥新一军部队全部渡江完毕，新38师为第一线兵团，新30师为第二线兵团，直扑八莫。
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远征军，原好三大佐在八莫摆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乌龟阵”。从战后的结果看，这可不是什么好的阵法。所谓“乌龟阵”，指的是日军防御部署完全是防卫态势，对反攻不作考虑。原好三这位陆军士官学校30期的高材生，手中有三个中队的战车部队，实战中也有挥军控制柬埔寨王宫的战斗经验，却似乎是个地地道道的装甲战术盲。他竟然把坦克埋在阵地中充当支撑点，来与中国远征军对抗。
大概，原好三大佐对“铜墙铁壁”、“金城汤池”这样的防守态势特别钟情吧。
但是，战车没有了机动能力，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活棺材”、“乌龟壳”，特别是日军的战车装甲薄、吨位小，成为固定目标后，简直就是中国军队优势炮火的最好靶子。打八莫的过程中，中国远征军的部队除了给被俘日军的坦克拍过几张照片以外，几乎不记得这支敌军发挥过什么作用。
几十年后，有另一位将军效仿过原好三的战法，同样把坦克埋在地里当碉堡用，结果虽有百万大军，却在一百个小时内被打得全军崩溃。这个将军就是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1989年的科威特战争，规模可比八莫之战大多了。
可见，不吸取教训，在战争中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八莫日军的城防，从最初布局就是个“被歼灭的样子”，但真要歼灭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到具体的布防，当时的日本陆军还是有一套办法的。
原好三大佐把部队分三线部署：第一线放在伊洛瓦底江支流太平江沿线，组成江防阵地；第二线部署在莫马克的飞机场周围；第三线则是城廓防卫阵地。他计划以逐次抵抗的方式，迟滞中国军队的进攻，为日军部队“恢复元气”腾出时间。
三线阵地中，设防最为严密的，自然是市区城防工事。八莫市区南北皆有沼泽地，迫使进攻一方只能从狭窄的通道对市区进行攻击。
八莫古城，范围并不大，宽约3000码，纵长5000码，原好三把三分之二的部队，约2500人驻防于此，早在密支那战役刚开始时就大修工事，已达半年之久。这段时间，日军专心致志地做防御部署，把八莫城彻底变成了一座要塞。
据远征军留下的报告称，“为了构筑秘密工事，半年前敌人就禁止民众进入市区，许多掩蔽部都是十四五层合抱不着的大树，夹杂着钢骨泥土建筑起来，一座座的像是地下堡垒，150毫米的重弹打在上面，若无其事；五百磅的炸弹直接命中，也不能把它全部炸毁。核心阵地前一百码，挖了五码宽、三码深的壕沟，防止我军战车攻击，壕底用机关枪交叉火网封锁，步兵接近非常困难，一切都是做死守的准备。”
有死守的工事，部队也比较有战斗力，原好三大佐是有信心和孙立人在这里掰掰腕子的。他甚至派出人员，在附近的山间道路拦截各处败退下来的日军残兵，不论番号，编制成作战部队，以加强对八莫的防御。
不过，这种做法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从原日军第18师团老兵野崎间人的日记或可见一斑。
到了1944年10月底，野崎所在的第56联队第三大队已经被打垮后重建几次，他们原担任在铁龙卡（中文也作“典龙卡巴”）防守当地太平江上的铁索桥，防止中国远征军偷渡的任务。这里海拔超过6000英尺，空气稀薄，道路崎岖。日军认为中国军队从这里偷袭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才派已经疲惫不堪、元气大伤的第56联队残部防守此地。不料，新38师最拿手的就是迂回袭击。与新平洋作战中左右试探、略带盲目的情况不同，此时的孙立人对迂回作战早已得心应手，因此，进攻八莫的战斗一打响，即命令部队抢占铁龙卡，指挥攻击的正是此前因西通截路而赫赫有名的第112团团长陈鸣人。
孙立人做出这个决断，可能与他的国学渊源深厚有关。所谓铁龙卡，有一个中文名字“铁壁关”，正是清代乾隆年间大将傅恒平缅甸叛军时所走的要道。
此时，野崎所在的部队尚未就位。日军军官还准备组织反击夺回铁索桥，但甫一交锋，中队长就被中国军队准确的迫击炮击毙，于是野崎等人员只得落荒而走。
野崎的日记，记录的就是他们此后逃窜中的经历。
年轻时的孙立人与父亲合影。他从父亲那里所得到的国学功底，可能是他选择攻击铁壁关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