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支那日本守军的最后一幕，充满恐怖和惶惑。
在丢掉了大半个城区之后，丸山房安大佐决定“奉水上将军之命”率领残军渡过伊洛瓦底江，退往东岸沙洲。水上源藏的命令无疑是违背日军作战原则的。早在7月17日，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缅甸方面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就联合发布了对密支那守备队的“感状”。而这本来应该是部队全军覆没之后发出的。此时发出这样一份文件，无疑是提前为密支那守军安排了后事，不能不让人想起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希特勒面对保卢斯上将的求援，下令将其提升为元帅的事。那时保卢斯元帅的心情与接到感状的丸山房安大佐只怕是异曲同工。
水上源藏少将下达的撤退命令则与此相反，他给丸山的命令的内容是“密支那守备队的残余兵力，向南方撤离”。面对矛盾的指挥，丸山没有依照惯例“玉碎”，尽管矛盾重重，他却在最后接受了水上的撤离命令。他后来解释如此安排的原因，是第18师团据守的加迈和孟拱都已经失守，保留密支那作为反攻的基础是一厢情愿。至于遮断缅北铁路，并不需要坚守已经落入盟军手中的密支那市区，只要在附近随时派遣有力部队袭击铁路线，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如此说来，放弃密支那似乎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实际上日军也已经打不下去了。在整个密支那，日本守军只剩了大约800名，而且接近半数是伤员。只有还能行动的伤员被列入撤离之列。
撤退之前，担任军医主任的椿军医大尉被招入守备队司令部参加准备会议。这里本来是一座被树木环绕的二层建筑，因为遭到中国军队的炮击，第二层已经被摧毁，刚好在第一层顶部上方倒塌，丸山房安大佐就把指挥部设在残存的第一层中。由于战斗中军医的特殊地位，椿大尉出门的时候，周围的日军军官纷纷向他行礼，并向他打听会议情况，但这位军医只是略略鞠躬致意却全无回音。过了一会儿，有位军官前往军医院，却听到那里响彻了“不要”的哀号，原来，日军的军医正在给重伤后不能行动的士兵注射升汞，令其“安乐死”。
这些负伤的士兵，说来也都是在战斗中对中国军队顽抗到底的死硬分子，日军中的“勇士”，却在自己人的手上这样死去，令这名军官不寒而栗。
实际上，由于有些伤员反抗过于强烈，日军也发觉这样让他们死去会引起军心的极大动摇。于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产生了。一部分未死的重伤员被放置在竹筏上，任其向下游八莫方向漂流，他们被告知“八莫有医院”。
伊洛瓦底江水深流急，路上还有两岸的中国军队伏击。这样的漂流，自然是九死一生，对有些伤员来说，还不如直接“安乐死”痛快一些。
重伤员被处置，日军中活着的人也与死人相差无几。此时，他们大多须长发乱，军服褴褛，因为所有日军阵地已经都在中国军队迫击炮的射程内，而且飞机不断来轰炸，日军只有守备队司令部的炊事兵还能够做出饭团来，大部分士兵只能依靠一把生米果腹。有日军军官形容密支那最后的日子里日军的情况：“我们存身的地方也是墓场的所在。贴身收藏着家人照片的战友，在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和机关枪攻击下纷纷毙命。能为他们做的，只是把他们的小手指砍下来，准备带回国去。尸体就地用土掩埋，有的埋得很浅，被炮弹击中时腐败的断手残肢都会迸飞出来，其状惨不忍睹。身上带着十几名战友遗骨的士兵，自己也被打死，令其他人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只是把死守当作天命，不让自己去想明天，依靠多年的训练无言地抵抗下去。”
所幸，中国军队在伊洛瓦底江对岸的马彦高地部署兵力并不多。据推测，这是中国远征军在作战中依据“围师必阙”的原则给日军留下的一个“生门”。在密支那如此，在滇西反攻的松山大战中，日军后方也始终存在一条撤退的通路。一般来说，这样的部署，可以使敌军因为有生路而不愿意拼命，但是，中国军队的良苦用心，日军似乎并不领情，大多数地方的日军守备队都是战到弹尽援绝“玉碎”。不能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军，在法西斯思想的武装下，是一支十分顽强的军队。
7月27日开始，水上源藏少将开始做突围的努力，他指挥部下收集周围缅甸人留下的小船，用木料制作筏子，并且确定了三个渡河点。日军计划在8月1日开始渡河，用三天的时间，按照工兵、炮兵、步兵的顺序完成撤退。尔后退往第56师团据守的后方基地八莫，那里，第56师团搜索连队的原为一大佐正在布置城防。
被安排最先渡河的，是水上源藏少将和他的旅团（步兵团）司令部，以及伤员、非战斗员、后勤人员等，第二天为第114联队总部、军旗中队等，第三天则为全军。原第三机关枪中队中队长广中清大尉被任命为后卫大队的大队长，负责掩护。自知难以生还的广中大尉下令掩护部队人员，可将遗物和绝命书交给渡河的人员。广中所部后在8月4日中国军队的大举总攻斗中被全歼，无一幸免。
由于日军选择夜间乘大雾实施渡河，而且水上源藏指挥得当，中国军队虽然有零星部队不断对日军进行打击，但直到第三天才发现日军在全线撤退，只得仓促对其发起总攻击，此时很多日军已经逃走。应该说，日军撤退的隐蔽性是很高的。
最初的撤退是按照计划进行的，日军第56师团炮兵部队渡过伊洛瓦底江后，还在江对岸设置了炮兵阵地，把所有残存的炮弹都射向中国军队的方向，作为对后续撤退人员的支援。
但是，这个预定的秩序却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以至于大量日军未能及时撤退，成为中国军队反攻时的牺牲品。这主要是因为密支那的激战已经让残存日军的神经绷紧到极点。所谓拼死防守，一定程度上已经是惯性使然。此时，忽然得到通知可以逃生，许多人顾不上通知友军就开始向江边撤离，争抢渡河，造成极大混乱。而此时伊洛瓦底江正在涨水季节，江面宽阔达六七百米，浊流滚滚，远处中国军队的炮火又不断逼进。渡口的日本工兵纷纷自己逃命，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试图维持秩序。这一切都使突围在后半程成为一场逃跑大竞赛。原第114联队副官平井郁郎大尉将其称为“密支那战役中最悲剧的一幕”。
中国远征军攻占的密支那，上方为伊洛瓦底江。
第114联队第二机关枪中队最后一名军官田中中尉，率领所部最后十名部下抢到一个木筏，开始了争渡。他把两名腿部负伤的部下放置在木筏中央，左面四人，右面四人，用简易的木桨划动前进，自己在尾部用竹篙撑筏离开岸边。仅仅走了不到300米，木筏在水中开始打转。无法操纵的日军只能任其顺流而下。不久，木筏撞上了水中的障碍物，一头顿时翘了起来。尽管日军大多出身水边，但对于这种平地木筏的操作却毫无经验，手足无措之中，两名伤员和四名右侧的日军落入水中。其余几名日军士兵勉强支撑，希望水流帮助木筏复原。正在此时，隐藏在岸边的中国军队开始对田中中尉等射击，田中的手臂中弹，落水。由于泳技娴熟，危机中田中爆发了极大的潜力，带着一处贯通伤依然拼命挣扎，被附近正在撤离的工兵信田伍长所乘木筏发现救起，而他的十名部下从此踪迹全无。田中是该中队唯一的幸存者。
（图为日军回忆录中所绘）
平井郁郎大尉是走在最后的少数人员之一，他本来负责携带全部花名册，奉命在部队“全灭”的时候，负责向总部报告战败经过。但是，密支那守军选择突围让他的使命失去了意义。因此，8月3日晚，他被派往城北通知失去联络的松木正信小队撤离阵地。一路上，路边都是被炮弹打倒的树木、残垣，平井需要不断避开飞来的炮弹，多次迷路，只能依据枪声定位寻找目标。当初风景秀丽的密支那已经不知去向。费尽辛苦完成任务之后，回到守备队司令部的平井发现此地已经空无一人——司令部撤退的时间定在当晚10时，此时已经是12时，该处人员早已撤往河边。赶到伊洛瓦底江边的平井发现这里一片混乱。他在堤岸的旁边发现一个竹筏，十余名日军正在那里张望。丸山大佐也在竹筏上，看到平井，喊了一声：“快点儿上来。”平井还在按照礼节在水边行礼报告：“我回来了……”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不耐烦的“快点儿上来”，他这才发现丸山似乎没有心情听他的汇报。平井上筏的时候引发了剧烈的晃动，缅甸船夫连忙用力撑住筏子，但丸山依然是一副活死人的模样，筏子上面的人皆是无言。
周围混乱的抢夺，哭嚎声，炮弹的爆炸声，让任何指挥命令或任何试图恢复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劳，丸山除了做活死人，又能做什么呢？平井在那一夜，看到的是一片真正的败亡之相。
密支那日军争抢木筏，开始逃跑大竞赛（图为日军回忆录中所绘）。
到达岸边的时候，传来了水上少将的死讯。8月1日，水上少将率先头部队撤退到伊洛瓦底江东岸的农塔落，在那里协调部队渡河。3日，第114联队本部渡河（不含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水上少将还曾到那里，拜谒突围而出的军旗，随后在东岸的一棵大树下举枪自尽。死前，他向第33军和缅甸方面军司令部发了电报，承担了撤退的责任。尔后，他将自己最后的撤退命令亲笔抄写一份，由传令兵交给丸山大佐。
有人认为，从水上源藏少将一贯的思想来看，他对于法西斯军国主义有一定的抵制，因此他最后承担责任自杀，却让部下撤离不再死守，带有一种对上司无言的反抗。这也让水上源藏在日本陆军中成为极受争议的人物，很多死硬的右翼分子甚至干脆将水上放到了“反对圣战的国贼”之中。与此相反，水上源藏在突围而出的日军老兵中却得到相当隆重的纪念。因为，在那场战争中，大多数日军部队，碰上的都是以“玉碎”为荣，而不是像他这样，可以放士兵一条生路的指挥官。
密支那的美军在欢庆胜利——实际上，战役后半段他们是旁观者。
不管怎样，水上为缅北日军树立了一个先例。从此，日军的守备部队大多不再选择“玉碎”，而是开始在抵抗无望的情况下撤出战斗。
密支那突围战，到底有多少日军溃围而出呢？根据丸山房安大佐的报告，共有约800名日军突围成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因为日军如果突围人员有800名，不可能人人成功。探索之下，我们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丸山房安所说的是突围前第114联队有1200人，突围后还有约800人。这中间，从名单上看，包括了预先随第18师团从孟拱地区已经退往滇西方向的第114联队留守人员400余人。
如此，试图从密支那突围的日军总数当在800人左右，途中损失半数，只有约400人逃离。在突围战中，除了水上少将以外，第114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山佃实盛中佐，日军缅甸第二野战医院院长荻生军医少佐等均死于乱军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虽然在突围中多次遭到打击，但中国阻击部队却没有及时将日军大举突围的信息转达给远征军指挥机构，因此使密支那日军未能被全歼。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军队如此耳目不灵呢？伊洛瓦底江东岸究竟是哪支部队呢？在日军方面的作战地图上，我们发现有一根从中国边境划过来的箭头，称为“云南军谋略部队”，似乎那里的中国军队是从云南穿插而来的一支部队，而不是从印度打过来的远征军驻印军。如果是这样，他们未能及时将信息反馈给远征军指挥部，也就可以理解了。
密支那战役的空中支援来自美军在印度的基地
然而，如果是这样，从国内西进的远征军与从印度东征的驻印军会合时间，是不是也应该提前计算呢？
可惜，这支部队的存在，尚未在中方史料中找到相关记载，所以，只能留待后人考证了。
密支那战役，开雨季攻势的先河，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攻占了日军在缅北最重要的据点，也宣告了日军在缅北防御体系的崩溃。从此，日军在滇缅战场的抵抗转入苟延残喘的阶段。这一消息传出，整个中印缅战场一片欢腾。
在这次战役中，根据盟军方面统计，中国远征军共有972人阵亡，3284人负伤；美军有272人阵亡，955人负伤，共计伤亡5383人。需要注意的是，此外还有980名美军因病离开前线，而中国军人中，这个数字只有188人。
攻占密支那后，经过空运补充，从印度发起攻势的远征军驻印部队已经扩大到新一军和新六军两个军，并配属装甲、炮兵、汽车兵等辅助部队，大多经过实战锻炼，兵强马壮，战斗力渐趋巅峰。
对付这支部队已经令缅北日军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十分头痛，但，另一个方面中国军队的攻势，又如泰山一样当头压来。
就在密支那激战过程中，驻扎云南的第二期中国远征军（相对于1942年在缅北作战的杜聿明率领的第一期远征军），也开始了滇西大反攻。这一接应驻印军会师缅北的会战，成为中国本土战略反攻开始的号角。1944年4月14日，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签署了“怒江攻势命令”，下令部队开始向滇西反攻。
滇缅战场上的美国将军和中国伤员
滇缅战场的特殊景观——美国医生，缅甸护士，中国伤员。
卫立煌等在怒江前线视察
日方资料中的中国远征军（第二期）总司令卫立煌
承担滇西反攻作战任务的，是远征军Y部队。
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将为中国首先建立三支现代化美械装备部队——孙立人、廖耀湘指挥的驻印军远征军称为X部队，在云南的所谓Y部队，以及准备用于广东广西反攻的Z部队（最终因史迪威去职而没有建立）。
在滇缅战场上作战的，主要是X部队和Y部队。据说史迪威曾这样对驻印军解释：“X＋Y便可决定缅甸的命运，X部队从缅北打过来，而Y部队从滇西打出去，于是缅甸就解放了。”
担负滇西大反攻的中国第20集团军、第11集团军都属于Y部队，其装备因为依赖驼峰空运所以比驻印军稍差，但比之其他部队则堪称翘楚。两个军分别将军部移至保山瓦房街与保山板桥附近。作战命令下达后，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上将亦由楚雄移至保山马王屯就近指挥。
密支那反攻中摧毁的日军车辆。由于地形原因，中国装甲部队没有参战。
对于中国来说，此时抽调部队发动滇西反击，实际上颇为危险，因为有足够迹象表明，日军正在平汉线蠢蠢欲动（不久日军果然发动攻势，是为著名的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因为兵力不足而战败，伤亡惨重）；Y部队本应留作本土的战略预备队。但是，在罗斯福的强硬压力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了Y部队的反攻计划。
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
虽然对出兵疑虑重重，但一旦决心下定，蒋介石仍于4月25日致电远征军，“此次渡江出击之胜负，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
盘踞怒江西岸的第56师团，在师团长松山佑三指挥下，两年来几次试图越过怒江天堑，都被宋希濂将军击败。由于局势变化，1944年后，日军开始深恐中国军队反攻，改攻为守，大修工事。
1944年5月11晚，中国军队的大反攻正式打响。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集结在怒江东岸的两万中国远征军，在怒江150公里正面，从12个渡口乘坐橡皮艇等渡河工具强渡怒江。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率部分别由各渡口渡过怒江，向指定目标开始攻击。意外的是日军在一线并无重要据点，中国军队在渡江行动中由于江雾的掩护因而极为顺利。渡江的唯一损失，仅17名后援人员因橡皮艇触礁倾覆遇难。
5月11日至25日，远征军渡过怒江并冲上高黎贡山，完成了渡江攻击战第一阶段预定的目标。远征军渡江后，滇西本地武装纷纷参战，提供情报，自发协助杀敌。远征军第20集团军渡过怒江仰攻高黎贡山，与日军多处发生激战而战斗规模并不大，似乎日军无力阻击中国军队的反攻。兰晓龙所著《我的团长我的团》就取材于这次反攻。
中国军队的连战连胜，让盟军方面颇为陶醉。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称：“滇西远征军怒江出击，是东南亚过去一周内盟军作战的重要新闻。”攻击部队只有第76师一个加强团在平达街与日军发生了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中国军队未能攻克平达，日军损失约两百人，以马驮尸体向西北逃窜，沿途鲜血淋漓。这里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观察阵地。
中国远征军突破高黎贡山形势图
鉴于中国驻印军已开始攻击密支那，盟军方面判断日军难于短期内调动大量部队增援滇西，遂令远征军全部转入攻击，渡江作战。
5月22日，远征军全部渡江。按照作战序列，第20集团军霍揆彰所辖第53军、第54军、预备第2师为右翼攻击军，攻击目标仍指向腾越。第11集团军宋希濂所辖第2军、第6军、第71军为左翼攻击军，向龙陵、芒市方向实施战役突击。日军的抵抗骤然增强，战斗集中在腾越、松山和龙陵。原来，这里才是日军真正的阻击阵地。
远征军第20集团军自渡过怒江以后，向高黎贡山日军占领的各要隘持续攻击，分别攻下南、北斋公房及明光、固东、江苴街，形成了对腾越四路攻击的态势。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腾越，现名腾冲，城墙周长约四公里，高约七米，厚约四米，为岩石所筑，坚固异常。1942年远征军败退之时，这里却无人据守，被日军轻易夺去。经过两年多经营，日军在城内修筑了重点堡垒30余座，各街巷堡垒星罗棋布，战壕四通八达，整个腾越城已成一座庞大而坚固的堡垒。日军先是依托城廓进行阻击，8月2日，远征军第36师开始向西南城墙攻击，将城墙炸开一缺口突入城内。8月5日，美军飞机集中轰炸四周城墙，炸开13处缺口，日军随后将中国军队放进城内巷战。此时，密支那战役已近尾声。
几乎与远征军右翼攻击腾越城同时，左翼第11集团军宋希濂部开始围攻龙陵城。
密支那美军阵亡将士墓地
龙陵至今是云南最为贫困的县之一。但是，从军事地理角度看，此地为滇西边陲重地，扼滇缅公路及腾越、龙陵公路之交汇点，为滇西反攻必争之地。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就在此地督战。而宋希濂却一路放弃日军坚固设防的据点，直奔龙陵。他攻取龙陵的思路是突然袭击，三面包围，北面由第87师实施攻击，东面和南面由第88师负责，龙陵西面则门户大开不设防，放日军抵挡不住时逃走——又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生门”。他希望赶在日军主力回援龙陵之前，将守敌赶出龙陵，而后全军回身，向东包抄，将仍在死守的据点各个击破，打通滇缅路的运输补给线。
反攻龙陵之初，似乎进展顺利。仅用了三四天，第87、第88两师便以破竹之势，直抵龙陵城郊。6月10日，第88师的一个团，甚至已经突入龙陵市区。围攻龙陵的中国官兵群情激奋，都以为胜券在握。6月下旬，中国一度宣布第11集团军第71军攻占龙陵，后方各大报纸纷纷刊载，同盟国的新闻媒体也予以热切报道。
但是，日本方面宣称龙陵仍在日军控制之下。经过证实，龙陵的确还在日军手中。第71军的确曾攻入龙陵，但由于士兵忙于争抢战利品，轻视日军的反攻，很快被打了出来。为此，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被调回后方，由黄杰代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之职。从此，龙陵陷入胶着战斗，中国军队骤然发现，日军第56师团竟是在全力死守龙陵，伺机反扑！
原来，狡诈的日军第33军参谋辻政信大佐协助军长本多政材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试图将进击迅速的中国军队滞留在龙陵周围，扼守中国部队补给线上的重要据点松山，使龙陵方向的中国军队失去可靠的后勤保障，而后发动反攻将远征军就地歼灭。
集中足够兵力以后，日军计划发动反击，将远征军击溃于滇西。1942年，日军曾经成功地将远征军逼入野人山，1944年，辻政信希望将这一幕重演。
这一作战计划经过补充，后被日军定名为“断作战”。
急于求成的远征军果然上当，在雨季撞入龙陵一线，却因为腾越松山始终无法拿下，前线补给困难，双方打成胶着，军心动摇，形势颇为险峻。
这位大佐战后曾出版《十五对一》一书，描述自己的战术杰作。十五对一，形容滇西前线国民党军对日军的优势。虽然有所夸张，但日军在以少打多中，用上这一“周亚夫破七国之乱”的招数，的确颇有效果。
关键一战，在于松山。
松山位于怒江惠通桥西北约六公里处，海拔2260米。这里是滇缅公路的咽喉，不拿下它，第11集团军在龙陵战场，第20集团军在腾越战场，就只能依靠人挑肩扛从山路获得后勤支持。滇缅公路由惠通桥向西，环松山过腊猛街，经狭长起伏的冈岭滚龙坡而至龙陵。这里，日军构筑大堡垒群16座，小堡垒群五座，各堡垒间均有隧道相通，甚至把一些坦克埋在阵地中充当支撑点。日军还设立了储备充足的粮服弹药仓库，其工事至为坚固。守卫这里的，是日军北九州久留米部队、第113联队松井秀治大佐所部。由于中国军队对高黎贡山一线的攻击十分激烈，5月上旬，松井率领一部分人员前往增援，在红木街与第20集团军所部展开混战。松山守军的实际指挥官是金光惠次郎少佐和真锅邦人大尉。
日军松山守军指挥官松井秀治大佐（前排左二）、真锅邦人大尉（右一）等人合影。
远征军攻击松山是从6月2日开始的。当天炮击中，日军通信部队木村英人军曹在察看线路时，颈部被弹片击中，当场毙命，成为日军中第一个阵亡者。6月4日，第71军第28师的主力开始进攻，但很快在惨重的伤亡之下退回阵地。此后三个月，松山守敌一直处于四面被围的境地，却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至6月20日，远征军第71军已伤亡1600多人。司令长官部急遣总预备队第8军的精锐荣誉第一师赴松山战场，代替新编第28师。第71军军长钟彬亲自坐阵督战。第6军的新编第39师亦南下到达松山附近，此时惠通桥经抢修通车，汽车日夜输送弹药于敌阵前数百米，继续发动攻势。7月4日以后，远征军开始第二次攻势，占领了日军前沿阵地，但因为日军抵抗十分顽强，工事布防严谨，致使远征军无法继续前进。
日军在松山将缴获的T-26坦克埋在土中充当堡垒
此时，龙陵方面的战斗，中国远征军在泥水中苦斗，已经出现不支状况。看到情况紧急，司令长官部又急派第8军主力第82师和第103师从昆明奔赴松山，卫立煌偕美国顾问多恩准将亲自到松山前沿视察。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杰在其回忆录里写道：“实以松山地形复杂，蜿蜒数十里，敌人依据最强固之据点工事，凭险固守，虽经我空军炮兵之轰击，亦未能摧毁。”7月20日，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国远征军开始第三次攻势。这次攻势持续到8月20日，日军最关键的子高地阵地，因为屡攻不下，被中国工兵以20天左右时间掘坑道至阵地之下，使用三吨TNT黄色炸药施行大规模爆破而彻底毁灭。至此松山日军核心阵地终于动摇。9月7日，日军彻底被歼灭，东京广播电台称：“腊勐（即松山）守军全员‘玉碎’。”
松山守敌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的死，是一个谜。日军幸存人员木下昌已在他写的亲历回忆录中说，“9月6日，有人对我说，金光大队长那个时候被中国军队的迫击炮炸死了。”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余戈进行了更详细的考证，证明金光实际上在这之前一个星期可能就死了，其后，真锅大尉一直隐瞒他的死讯，以鼓舞士气。
松山之战，中国远征军使用兵力先后达三个师，日军被击毙1500余人，而远征军死伤合计为6763人，双方伤亡比例约1：5，打了三个月，充分反映了战事的惨烈。
尽管伤亡惨重，但松山之战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松山意味着什么？松山本身是一个很沉重的符号，这要从300年前说起。松山之战，是中国反法西斯战役正面战场全面反攻的第一仗。而300年前在另一个松山，还发生过另外一起战争，就是明末洪承畴率领明军最后的预备队第十三总兵出征到东北，营救锦州，在锦州城外的松山战败。那次战败是明军的最后挣扎，此后明朝的覆亡已经无法避免。松山符号对当时的中国军人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符号。在抗日战争的松山战役中，把过去惨痛的符号变成了走向胜利的符号。这是第一层意义。
远征军两年前原有机会打一场跟松山非常相似的战役。第一次远征军由杜聿明指挥的第5军、第6军、第66军，在1942年初出征，率军后撤到密支那时突然得到消息，说密支那已被日军占领。这时杜聿明有两个选择：第一，率领军队打密支那，拼死一战，突破这个地方就可以回国，那样的话就可以把弟兄们带回家；第二，不去打，换一条路走。杜聿明选择了第二条路，走野人山回国，结果远征军因为病饿牺牲的人是参加战斗死亡的九倍。数万远征军没经过跟日军一战，死在野人山中。有一个姓蒋的中尉，在远征军穿越野人山时，因为饥饿把自己的皮带吃了，肠梗阻，最后没医没药疼死在山上。这个中尉死前说，为什么不让他们去跟日军拼死呢？要没有意义地死在山上！
松山战役是第二次远征军的出征，实际上他们在打松山前，中国军队面临和第一次远征军很相似的局面。松山战役我们损失了将近7000人，感觉好像我们的损失太大，但跟1942年的密支那相比，这些战士牺牲得多么光荣。远征军主力部队正在龙陵跟日军第56师团主力进行战斗，此时正逢松山地区的雨季，打通松山就是为远征军龙陵地区主力打通了提供物资的路线。龙陵地区中日军队在混战，中国军队得不到有效补给，很可能出现第二次“野人山”。只有打下松山，才能迫使日军虎头蛇尾地取消处心积虑的“断作战”。从6月份开始打，打到9月份，这个决心不好下。中国军队宁肯在松山拼死，也要把远征进行下去，打开大反攻的局面，这次我们选择对了。
根据史料，当时在云南的远征军中有大量的少年兵，最年轻的中国少年兵只有十二三岁，他们作战悍不畏死。我们总说和日本打仗，是一个大国和小国在战斗，可以用几个人的命拼日本人一条命，并最终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但这只是宏观的看法。假如把时间放在1943年、1944年，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观念实际上是不符合当时事实的。中国的确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人口已经在沦陷区，而和日军胶着的战线上的部队，根本不可能抽调到大反攻的正面战场。那时候中国能控制的兵力，人数并不比日本多，能够动用的资源也不比日本多。在滇西战场出现了那么多的少年兵，是中国人值得自豪，也值得痛切纪念的事——中国人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正在献出我们最后的儿子。
远征军中的少年兵，最年轻的只有12岁。他们有些人在十来年后的朝鲜战争中，依然是志愿军最出色的战士。
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就看他的少年，当时中国的少年能为国家做出这样英勇的牺牲，代表我们民族必将获得重生。
松山，是中国人战胜自我的一个符号。
拿下了松山，腾越和龙陵也指日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