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守火车站的日军，是日军铁道第5联队吉川部队，配属日军第114联队直属通信中队，战斗力很强，他们依托工事和车站建筑、机车库负隅顽抗。
正是因为火车站一带战斗的胶着，使背靠伊洛瓦底江的日军面对远征军取得了一个极佳的正面支撑点。这里对从西向东压来的远征军来说，是日军防线最中央的位置，将其拿下可以把密支那城区日军切成两段。这种诱惑无论对史迪威还是郑洞国都是难以克制的，而日军也深知此处一旦失守，整个密支那的防御体系就将崩溃。所以，双方不断增兵，围绕着日军构筑的坚固的“火车头要塞”阵地，展开了激烈的攻防。
然而，尽管付出了重大代价，“火车头要塞”阵地始终没能拿下。这里成为日军防御的典范，直到密支那战役末期，面对兵员耗尽的日军，中国远征军才终于将其攻克。
拿不下“火车头要塞”，一个重要问题，出在远征军对进攻的组织上。国民党军在传统上存在忽略将士生命，进攻时侦查不利，一味要求前线人员猛打猛冲，以“不怕死”来夺取敌军阵地的做法。在现代化的攻防体系面前，这种作战方法很难取得成果。
有一部同样反映远征军反攻缅北战役的纪实作品《战场上的蒲公英》，描述了国民党军在进攻时的这种迷茫。当时，远征军第103师正在进攻松山日军阵地：
“四周尽是些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不断有人中弹倒地，死去的人无声无息，受伤的人大声地哭号。可军官们却不理睬那些伤者的哀嚎，只是急切地命令：‘上！快上！’蔡智诚（作品主人公，当时的一名新兵）看见王光炜（第103师前敌总指挥）和陈永思团长也从陡坡底下爬上来了，正督促着士兵继续前进。
于是只好在恐怖中向前走。最可怕的是看不到敌人的位置——只瞧见身边的人不断地死去，却不知道开枪的人在哪里，那感觉真像是遇到了鬼一样。
蔡智诚问：‘日本鬼子躲在什么地方啊？’
‘他们在坑道里，这里看不见，走近些就能看见了，’游湘江（连长，在本次战斗中阵亡）回答。
再走近些？这里距离日军阵地差不多有200米，再往前走还要被打死多少人？蔡智诚想起枪的射程只有40米，不由得暗暗叫苦，他觉得自己一定等不到和鬼子交火就死掉了……
再往前走，弹坑越来越多，死尸越来越多，敌人的枪弹也越来越密集，进攻的队伍只能跳跃着、躲闪着，曲折前进。”
在这种情况不明的状态下，对着机枪的密集火力发动进攻，效果和损失可想而知。而日军作战素质的确不可轻侮。抗战胜利后，原国民党军预备第二师第6团团长方诚上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小册子。该书于1946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元老的高度肯定，认为其有为这场战争总结经验，明辨得失的作用，较为客观。方诚用23条对比评析了中日两军当时在各个方面的不同。比较结果是，除“领袖英明”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21条占优。例如第二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于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13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阻击时，常能发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双方综合素养的差异的确较大，笔者认识的一位八路军老战士回忆，第一次和日军作战时，最令他惊异的是，日军普通士兵也有的身上带着照相机。
在印度经过美式训练的远征军，大约是当时国民党军中的翘楚，但是短期的训练仍然不足以弥补整体素质的不足，特别是军官对战场的适应速度和战术调整能力。他们攻下了火车站周围的各个阵地，只有“火车头要塞”令人无可奈何。
打下密支那火车站之后，远征军的军官才发现，原来那个“火车头要塞”之所以顽强，固然和使用坚固的火车头和钢轨构筑工事有关，但另一个重要原因竟然不在地面以上——在这个要塞的各个火力点之间，日军都设有地下交通壕相连。在中美炮兵进行火力准备，用炮火轰击日军阵地时，大部分日军都隐蔽在要塞以外，只有当远征军步兵发起攻击时，他们才会从交通壕进入射击阵地，实施阻击。所以，中方炮火虽猛，日军伤亡却不大。而美军顾问（因为采用美式装备作战，在密支那的远征军中，美军顾问的作用和权力都很大）呆板的炮击后冲锋的战术从不改变。据说，美军直到冲绳战役时，才第一次采用了不炮击直接夜间偷袭的战术。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攻克火车头阵地的中国士兵。
密支那被攻占时，唯一修复后可用的火车头。
这个教训的确够深刻的。火车站等处的激烈攻防让双方流尽了鲜血，根据日军统计，在整个6月间，密支那守军阵亡千人，大雨中整个战线后都是伤兵和双方反复争夺中遗留下的尸体，密支那呈现出消耗战特有的惨烈特征。
密支那战役中的中美联合炮兵部队
但是，也正因为看到火车站无法拿下，中国远征军才变更思路，改变主攻方向，变从西向东进攻为从南向北进攻，给日军造成了致命一击。
7月11日，调整部署后的中国远征军留下第42团继续攻击火车站，主力调到外线，再次发动攻击，第150团突破日军在密支那南郊“第一条横马路”部署的防线，成功攻入市区！
在缅甸的史料中，战前的密支那是一座南北长3公里，东西宽1.5公里，依傍伊洛瓦底江绵延的美丽城市。这里被称为缅甸文化的北限，也是缅北铁路的终点。日军占领密支那时，以第18师团进驻此地，当时的日本官兵对密支那整齐的行道树和美丽的英印混血女郎印象深刻。这里甚至还有两座缅北罕见的电影院。商队通过这里，可以北向西藏，南向缅甸，西向印度，东向云南。这一优势让密支那商业繁盛，它的政府机构和居民住宅集中在北部，而整个城区的南部都是商业区，以贩卖宝石和木材著称。
密支那郊外的简易机场和缅北铁路
而到了1944年的雨季，这一切都在中日两军的炮火中不复存在。参加作战的中国老兵回忆称：“打下的密支那，甚至没有一堵齐腰高的墙和一根耸立的电线杆。”这座城市南部精巧的商业区成为两军殊死争夺的地带，也是中国军队最终突破日军阵地，攻入密支那城区，将日军挤入死地的关键地区。
对于密支那的战斗，中国和美国的史料记载有着不同的特色。美国方面的记载含糊其辞，仿佛这就是一场在泥泞中的混战，而经过一系列充斥着流血、喝骂、威胁的战斗，80天混战的结果日本军队终于选择了放弃。
这肯定是不对的。在中国军队包围圈中，有一名日军军官后来侥幸突围，战后成为日军第114联队老兵联谊会的主要干部，他写了一本书来形容密支那之战，名字叫做《铁与肉弹——密支那八十天的攻防》。这个日军军官就是原第114联队副官平井裕郎大尉。在他的书中，他详细记述了日军在密支那的防卫工事。这是一套严格依据日军条例，并经过长时间构筑的要塞化防线。战斗中日军还不断拆取民房加固工事，加上数千名长期经过武士道训练的日军官兵，密支那不可能通过一场无组织的混战就能攻克。
中国方面的记载较为详细，记录远征军部队在郑洞国、潘裕昆等将领指挥下，攻入密支那城区后，先后从“第一横马路”进攻到“第十一横马路”的过程。他们先后在这11条被当作防线的马路上与日军展开激战，最终将日军打垮。这样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巷战战例。然而，缅甸出版的密支那地图上，根本就没有“第一横马路”这一类的地名，让我们感到无从核对远征军的战果。
激战之后的密支那
面对今天的密支那地图，两边的记载似乎都有点儿对不上号。
幸好，有一些执着的人用他们的努力为我们解开了答案。专门研究远征军历史的戈叔亚先生，曾经数次深入缅甸现场调查。2008年3月，戈书亚先生和原远征军第50师师长潘裕昆将军的女婿晏伟权先生，在密支那进行了长达十天的艰苦工作，在当地华侨艾元昌先生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揭开了“11条马路之谜”的答案。
他们首先确定了中国远征军从密支那南部锲入市区之地“第一条横马路”的位置。因为这条马路是日军密支那市区南面的第一条防线，双方争夺最为激烈。一旦确定了这条马路，其他的十条马路就可以依此类推。
这条马路有两个极为独特的特征：第一，它是“西北—东南”走向，而其他所有十条马路都是“东—西”或者“南—北”走向）；第二，这条马路的路面比附近要高出来一点。日军正是依靠这一点将其改建成了一道坚固的防御工事。
2004年2月，戈叔亚曾到密支那进行过考察。在密支那南郊，中国老兵李广钿的儿子带着他们，到第二小学门口寻找第50师的墓地。他在旁边看到一条高出周边几公尺的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公路，当地老百姓叫做“高埂”，并且怀疑这就是“第一条横马路”的原址。回到昆明后，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反复查阅中美日战史有关细节，并将作战地图以及当今的美国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卫星地图进行对比，最后终于比较有把握地认定：这条马路就是当年中国驻印军占领的“第一条横马路”！
那么，这个推论是否经得起推敲呢？当2008年再次对密支那进行考察的时候，华侨艾元昌先生再次引导戈叔亚找到了这里，他也认为这就是“第一条横马路”，但苦于没有更多的证实。晏伟权先生在这条比周边高出来15英尺的马路基址上徘徊时，忽然发现了一座古老的佛寺。略一对照，对这片战场的资料了如指掌的晏先生立即认出：“缅人寺！”
缅人寺正是第150团在攻克“第一条横马路”时，遇到的日军最坚固支撑点。激战中，第150团团长黄春诚上校战死沙场（亦有说黄春诚团长在此前已经牺牲），但中国军队在白刃战中没有退缩，终于把困守在这里的日军消灭殆尽。守卫“第一条横马路”阵地的日军上藤中队，上藤敬四郎中尉以下全军覆没。
激动的晏先生大叫起来：“缅人寺！资料记载，‘第一条横马路’旁边有缅人寺。南面还有碾米厂和教堂！”
密支那之战的英文版地图，画面下方标有150的地方就是150团绕袭第一横马路的地点。
这三个要点，果然都在这条“高埂”公路的旁边。热带民族懒散的习性，让他们在重建密支那的时候，没有费时费力重新设计城区，而是一切依旧，这一点让考察工作变得比预想中容易。
找到了缅人寺，也就确定了“第一条横马路”的位置。1944年7月，这里，正是日军南部防线最坚固的屏障，总攻之前，在这里牺牲了许多中国士兵，其中一次战斗中就有两个连的部队全军覆灭。
总攻开始后，第150团在攻占缅人寺的战斗中，使用了坑道掘进战术，日军在发动肉搏反击失败后求援，虽然得到一个工兵分队的支援，但依然抵挡不住第150团猛烈的进攻。在战斗最后时刻，上藤中尉亲自携带爆破筒试图炸爆中国军队的坑道，被当场击毙。残余日军被迫向代号“马壕”的二线阵地后退，“马壕”就是中国军队记录中的“第二条横马路”。
值得一提的是，第150团就是那支5月份攻占密支那火车站，又被打出来的“丢人部队”。这个团并非远征军的老底子，而是从国内空运壮丁组成的新部队，尽管经过了美式训练并得到良好装备，但没有经过实战考验成为这支部队的致命弱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火车站之战中第150团吃了大亏，成为各军笑柄。但是，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中国团的战斗力就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提高。在密支那一个月的雨季作战，眼看战友在身边倒下，雨水和血水在一起流淌，每天在山崩地裂的炮火中冲杀，彻底唤起了中国战士的血性和凶性，将一向温良的中国普通农民变成了复仇的猛兽。在艰难困苦中，中国人永远是最坚韧的民族。从此，第88团、第89团、第150团、第42团，成为远征军中又一批最能打的王牌部队。
当然，这只是在抗日的战场上。内战中的远征军各部，远没有缅甸战场的威勇。从血火中杀出异乡的丛林，弟兄们实在不可能再积极地为谁打一场不知目的的内战。他们最终也不是所谓的职业军队，他们只是拿起枪的普通中国男儿，只有当他们有着值得用生命换取的目标，他们才会义无反顾，天下无敌。
一如缅北战场上的回家，一如抗美援朝中的保家卫国。
第150团的脱胎换骨，不禁让笔者想起了百团大战中的彭德怀元帅。在这次战役后，彭德怀曾经受到不少批评，认为他违背了八路军避实击虚的战略原则，打了过多的硬仗，损失太大。但是，跟随彭德怀多年的老部下，特务团团长欧致富道出了此战的真谛：“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必要时，也得猛攻坚守，顽强拼杀，敢于啃硬骨头。”这应该是彭德怀的心声。这位中国元帅认为，百团大战“对于八路军三年的抗战工作是一个具体的检阅”，“对于八路军战斗力是一个新的提高。”这一战役，虽然在历次血战中为八路军伤亡很重的一次，但却真正锻炼出了一批能够打硬仗的队伍。当时担任山西抗日决死队政委的薄一波（决死队名义上总指挥是国民党将领鲁英麟，薄负实际的指挥责任），谈到此战中最艰苦的关家垴之战时说：“彭老总向我调两个团参加战斗，我是积极的。战斗中损失固然大，但这两个团也打出来了，成为决死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
一只真正能战的部队，必须经历血与火的考验。这一点，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是不变的真理。
突破“第一条横马路”后，日军在市区组织巷战，并进行猛烈反击。“第一横马路”和“第二横马路”之间的战斗持续了整整十天。然而，丸山大佐的反击终于因为兵力的枯竭而失去冲力，7月15日后，日军全面退缩，中国军队乘势组织小部队向敌后穿插，充分利用兵力优势扩大战果，先后攻占“木材厂”、“火车修理厂”、“八角亭”、“锯木厂”、“南普码头”、“西大坡”、“兵营”和“跑马堤”等处日军据点，打先锋的依然是第150团。
与此同时，史迪威也认识到前期急于求成的进攻事倍功半，转而赞成郑洞国稳扎稳打的攻击方法，并在雨季的间隙运来大量补给，特别是迫击炮和榴弹炮的炮弹。中国军队进攻的火力骤然增强，美军的空中攻击也得到了加强。
这一次，轮到日本军队趴在地上挨炮弹了，长时间的鏖战让日军作战储备消耗殆尽，到了7月份，每门炮每天只能有11发炮弹的限量了。
不过，比起要求“一发炮弹端一个炮楼”的土八路来，日本兵还是阔气得很呢。
日军那个后来生存下来的军官平井大尉写道：“7月12日的总攻击规模浩大，从印度来的第119航空队派出了39架B-29轰炸机投入对地轰炸，并有第88战斗机中队参加掩护，仅仅是空袭，就投下了750多吨炸弹。连守备队总部也成为攻击目标。在守备队长（丸山大佐）进行战斗部署的时候，‘空袭’的喊叫骤然而起，来不及向外逃，每个人都只能扑倒在地面上，等待炸弹爆炸。一时，仿佛百雷齐落，浓烟骤起，我们都以为自己这回死定了。
我在炸弹爆炸的间歇中，从爆炸的烟雾里穿出，看到指挥部周围尸体横七竖八。这时，敌军的炮击也开始了，而中国军队开始果敢地向阵地跃进……”
看来，史迪威这一次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7月20日，第150团攻占“第二条横马路”。于此同时，第88团从城西的射击场，第89团从兵营方向猛力向市区中心突进，日军无法承受从这么多方向同时发起的攻击，阵地日益缩小。
7月14日正午，中国军队已经从东侧绕到火车站背后的铁道线上，切断了日军主力与火车站守军的联系，在双方结合部上据守的青木守备队被全歼，指挥官青木清一中尉战死。他的部队占据铁道线路基，在铁道东西两侧展开布防，遭到中国军队包围进攻。青木中尉在日军中颇有声望，被视为年轻军官的楷模。他在发现遭到包围后，曾与部下商讨“突围还是玉碎”，但此时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掘壕突进，掘进声连日军都可以听到。绝望的青木中尉看到已经来不及组织突围，命令一名伍长携带部队名册和报告潜伏，待天黑后乘夜钻出包围圈向总部报告，自己率领残存的30名士兵发起自杀式冲锋，结果全军覆没。
在密支那战败上吊的日军士兵
平井郁郎当时大部分时间在铁道线附近的南部地区指挥部督战，这里的主力是日军第114联队第一大队，已经陷入中国军队攻击的漩涡之中。本来在医院养伤的第一大队大队长水渊少佐带伤到一线指挥作战。第三大队阵地遭到30架中美空军飞机的攻击轰炸，“阵地崩坏，中国兵勇敢地一边投掷手榴弹，一边向前突击”，平井描述道。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中国军队采用坑道作业爆破日军工事，日军则利用房屋组织巷战，平井记述这种巷战让中国军队颇有损失，而他们使用“油脂炸弹”将日军工事烧成一片火海。笔者推测，所谓的“油脂炸弹”，就是凝固汽油弹。已经负伤的水渊少佐再次被击伤，不得不由第一中队中队长大西大尉接替指挥。最终日军不支，被迫放弃南部地区，战斗开始向日军第二大队大队长冷川少佐指挥的中部守备地区展开。
作为日军的普通官兵，他们不知道，这时密支那的日军指挥机关，也在一片矛盾混乱之中。
在密支那日军中，军衔最高的军官，无疑是第56师团步兵团长（即旅团长）水上源藏少将。按照日军的命令，水上少将也应该是密支那的最高指挥官。
但是，整个密支那战役中，日军的实际指挥官，从始至终，都是第114联队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
实际上，当水上源藏少将到达密支那的时候，丸山房安大佐就十分无礼，根本没有前去觐见的意思。以宽厚著称的水上源藏并不在意，自己带了副官去拜访丸山大佐，但丸山仍然毫无感动，反而很不客气地斥责道：“带这样一点儿人来，能顶什么用呢？”结果，水上少将只好带着自己的少量部下到城北江边，建立起一个孤零零的阵地，变成了一只奇特的独立部队。
第56师团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
步兵第114联队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
在战斗的整个过程中，水上少将都无法对密支那的攻防进行指挥。这种古怪的现象，即便在下克上情况十分严重的日本陆军之中，也堪称奇观。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条是密支那的守军主力第114联队，最初属于第18师团，所以第56师团的水上源藏带着少量幕僚就来接收指挥，很难获得支持。另一个原因，则是丸山房安大佐“上面有人”。
这个“上面有人”指的是第33军参谋辻政信大佐，他是丸山大佐的好友。水上源藏奉命增援密支那的时候，正是这位辻参谋，自作主张扣下了水上少将的部队主力，并且让第33军军长本多政材和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无可奈何。
辻政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6期毕业。1931年陆军大学毕业，在日军中资历并不高。但是，这位大佐，足以让日本陆军的将军们头疼。
辻政信人称“豺狼”，既有在中枢任职的资历，又有在前线的作战经验，是日军中的阴谋家，也被认为是日军中的战略家。
第33军参谋辻政信
他策划的阴谋甚多。1937年辻政信任北支那方面军参谋，主张扩大“卢沟桥事变”。他敏锐地预计到日本将在东南亚动武，遂与人合著了一本名为《只要读了就能赢》的关于南方作战的手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本小册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势如破竹。辻政信一路参与了对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等地的入侵作战。1943年3月，辻政信在菲律宾下达了对菲律宾最高法官桑托斯一家老小的灭门令，并假借大本营命令将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攻占新加坡以后，下令严厉镇压当地华侨的反抗运动，制造“新加坡大屠杀”，屠杀在新华侨十余万人。故此，此人被视为日军中的干将，在很多日军下级军官中深受支持，被视为战术天才。1944年，辻政信被调往第33军担任参谋，实际上被赋予了拯救缅北战局的重任。辻政信在战败后依然展现了自己的才能，竟能化装逃回日本。战后他写作了《潜行三千里》和《十五对一》，描述了当时的战斗和自己脱身的经历，十分畅销。
然而，这位辻参谋真的很了不起吗？他在日军内部的老同僚则点出了此人的真实面目。辻政信在1939年任关东军少佐作战参谋时，曾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名义，起草下达一份《满苏国境处理纲要》，公开鼓励前线部队向苏军挑衅，结果引发“诺门坎事件”，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突破缅北的鹰中日史料对照下的中国驻印军归国之战因日军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而被撤职。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在与部属们的闲谈中，曾蔑称辻政信“这种上蹿下跳的小丑，什么东西……”在日后解密的山本五十六的日记书信中，更是充满了对辻政信的挖苦嘲笑。
侵华作战期间的辻政信（右侧第二人）
无论如何，辻政信在第33军位高权重，部队的主官无人敢于否定他的意见。因为那样如果战斗失利，就得承担“嫉贤妒能”的责任。
他调开水上源藏的部队，可以说是出于公心，因为考虑到滇西中国军队大举反攻的压力，决心集中使用兵力。此后，日军第33军的确集中兵力对滇西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发起代号“断”的攻势，给远征军造成极大困难。丸山房安在指挥权上一反常态地寸步不让，背后就是他在支持。他和丸山房安大佐都属于日军的少壮派，瞧不上水上源藏这样传统的日本军官。密支那战局错综复杂，作为滇西的侧背，辻政信当然愿意与自己更加亲密的丸山掌控那里的局面。
实际上，水上源藏在日军中是一名比较另类的将领，他比较有人情味，也不主张在必死的情况下依然进行“玉碎战”。所以，虽然成了摆设，在中国军队攻入市区后，他不断向上级提出放弃密支那的建议，认为该城已是死地，与其徒然牺牲部属死守，不如保存力量，退到缅中，帮助从英帕尔战役败退下来的日军守住曼德勒，还可以保住半个缅甸。
在密支那被俘的日军士兵（中）
战后，原日军中颇有一些人认为水上的建议更加理智。但是，他们忽略了水上建议的后果——那将使抗战中的中国获得没有障碍的国际援助。
那简直是放虎出笼。对此十分不满的辻参谋起草了一条命令发往密支那——“水上少将必须死守密支那”。这种针对将领个人的命令，在日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那一天起，水上少将对战局的发展就不再参与决策了。
8月3日，第150团攻占“第十一条横马路”。
戈叔亚等人考察到了这条马路的旧址，他发现，在这条马路的前方，已经没有了房屋，面对的是空荡荡的江岸和茫茫丛林。
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是我们中国人打下了整个密支那！
难怪美国方面对于密支那之战的记载如此古怪，原来，他们在整个战役的总攻阶段，都守在城区以北的机场里，看着中国军队一条一条街道地打下这座城市。
这座城，如今是我们的了。
就在这一天，水上源藏少将下达了他到达密支那以后唯一重要的命令——命令日军残军突围。
不是命令“水上少将必须死守密支那”么？这样突围，如何交代？水上源藏的交代是，水上少将会留在密支那。
在密支那缴获的日军武器
密支那中后期表现不佳的美军。整个密支那战役中国军人共有112人因患病离开前线，而这个数字在美军中是93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