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日军冈田大队长的指挥，第55联队第三大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位大队长一面下令在拉加苏和中国远征军对峙的福田支队立即脱离战斗，从战场南侧绕路，抄小道退往师团总部孟关；一面指挥本部向北猛攻拦路的中国军队，试图杀出一条血路，在打洛以北控制万塔格山口的马约高地建立防御阵地。
这纯粹是被打昏了头。仗打到这个时候，日军已经有好几天处于半饥饿状态。带着大量伤员，而且火炮都在撤退中抛弃了的第三大队，要突破第65团的阻击十分困难。从兵力和士气上看，中方明显占有优势，而且拦截日军的部队在不断增加。更主要的是，从抗战开始，中国军队几乎一直在守、守、守，如果说进攻他们可能缺乏信心，装备了美国迫击炮和冲锋枪的远征军们打起防守来可说驾轻就熟，绝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在缅北作战中，的确很少有远征军守不住的地方。
眼看伤亡不断，却毫无进展，作为大队副官的井上咸向大队长冈田提出了一个先向南再向北，走一个U字形撤退路线的方案。
其实，南线也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往师团总部所在地孟关，后来福田支队就是沿这条路撤退的。但是，这条小路多经过悬崖陡壁，福田支队从此撤出的时候，所有重武器都被抛弃，骡马大半摔死。目前第三大队伤兵满营，虽然丢弃了一部分重伤员，但其他负伤较轻的人员显然也无力攀爬悬崖逃生。所以，井上的建议是虚晃一枪，做出南撤的姿态，实际上南行一段后仍然转道北上。马约高地易守难攻，如果控制了那里，仍然可以阻止南线中国军队通过万塔格山北上——第56联队正在万塔格山北麓和孙立人的新38师苦苦鏖战呢。
冈田中佐采纳了井上的意见，日军避开中国军队锋芒，向南撤退。不过，在井上看来，这也是一个死马当活马医的方案，如果中国军队缠上来，边打边退的日军在运动中很难控制部队，极可能在连续的战斗中被打散。井上对自己这个方案并不怎么欣赏，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他写道：“突围虽然成功，但如果认真说来，这却让我对在战斗中一直绝对信赖的大队长产生了一丝异样的感觉。尽管我的方案也是深思熟虑所得，但实在没有把握。作为身经百战磨炼的职业军人，在危急关头反而要按照我这个半吊子的速成军人建议来指挥战斗，让我忍不住心中想，大队长不要紧吧？不过，这件事也让我自信心暴涨，感到自己指挥部队绝非难事。”
远征军时代的缅北战场示意图，可以看到很多译法与现在不同，字也是从右向左排的。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曾详细地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认为他们对权威有绝对的服从精神，但一旦感到权威不如自己，就会毫无心理障碍地产生取而代之的想法。大到对中国“学生打老师”，小到井上因为一个建议被采纳就对长官失去信任，似乎都有这种思想的体现。
看来，在日本，“虚心纳谏”对上级来说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不过，井上的方案的确并不怎么高明。从对峙中撤退并不容易，实际上，现在冈田中佐的对手新22师，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灭就是在边打边退中跑散了架，以至于这支精锐之师未经过一场决战就全军覆没。
不过，第55联队第三大队运气好得很。中国军队没有追击，日军在损失很小的情况下脱离了战斗。
新38师师长孙立人
新22师师长廖耀湘
史迪威与廖耀湘
只有同时翻看中国军队的战史，才能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在第65团发起对第三大队的总攻（中方称为百贼河之战）之前，中方统帅部已经下令将傅宗良团长撤职查办，押送重庆审判。因此，25日下午，一攻占敌第三大队的阵地，傅宗良立刻将职务交待给副团长罗英，说：“从现在起，我的职务由你代理，我走了！”26日赶到新平洋转回师部等待处分。中方内部的这一场风波使前线的指挥出现混乱，因此未能抓住战机对冈田大队进行有力的追击。
王楚英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驻第65团美军联络官艾伦中校，一向同傅宗良不和，现见傅宗良不遵从史迪威的命令擅自变更进军路线，便向史迪威揭发其事。史迪威未经查证，就电报重庆告傅宗良抗命，请将其调回国内惩处。蒋介石遂电令廖耀湘：据报，傅宗良擅自变更进军路线，显是敌前抗命，着解回重庆法办。在此之前，史迪威已将他给蒋介石的这个电报副本发给了廖耀湘。”
傅宗良团长被撤职的命令发于何时，王楚英没有交代。但我手中有一封廖耀湘写给傅宗良的信，内容如下：
宗良我兄青鉴：迭获捷讯，感奋全军，方期迅奏扫荡打洛成功，乃史迪威将军来，气度狭小，听信谗言，坚令立即将兄另调。气恨莫名，本拟决裂玉碎，又以全师整个前途攸关，强自抑压，故特派副师长亲自前来，当面商讨一切。军长昨日来列即回重庆。弟必将史历次决心变更行动等笔证，命令指挥不遵系统，与我决心处置实施经过、战果等情呈报军长转呈委座。希兄暂回部一转，面谒军长，部队指挥暂交罗副团长负责，预令争气速清扫残敌完成任务为（要）。兄所述美方进谗言之克伦，弟亦已要求撤回。兄荣誉职位有弟及军长尽全力作主，不必受刺太烈。在此意外拂逆之时，应心平气和，立定奋斗至最后一分钟之志向，亦不可以诿气也。现由副师长面达，南望浴血战斗之全团官兵，不禁为之潸然泪下矣。手此敬上。顺颂勋祺。耀湘手书元月二十日夜
从签署日期来看，这封信写于1月20日，可见在百贼河之战前，傅已经被免职。廖耀湘在信中对傅表达了强烈的支持与对美方的不满，颇能体现这位绰号“湖南骡子”的将军的性格。这段文字，笔迹遒劲但多处有漏字补充，可见廖耀湘写信的时候情绪颇为激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没有标点符号，可算当时中国文书的一个特色了。文中所提“军长”即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当时在军中并没有实权但深孚众望，此时正即将飞往重庆述职。孙立人曾说自己一生最敬重的长官有两位，一为宋子文，一为郑洞国。廖耀湘的信中，也表现出了前线部队对这位军长的信赖。文中提到的副师长，即当时的新22师副师长李涛，这封信就是廖耀湘手书，交李涛带给傅宗良的。
王楚英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此前，廖耀湘也收到了傅宗良改变进军路线及其自订作战计划全文，他心中是赞成傅宗良的计划而不支持史迪威原计划的。且认为蒋介石要将傅宗良撤职查办的电令也下得过早，必须等65团攻取打洛的作战行动成败而后定。他便立即给蒋介石复电：傅宗良改变史迪威将军令该团进攻打洛的进军路线，事先已得到我的允许，责任应由我负，尚应视该团作战结果而定是非。他还向史迪威报告说，傅宗良的行为得到了他的允可，现派李涛副师长亲往傅团督战。此外，廖耀湘另给傅宗良写信，交待在李涛督促下仍按傅宗良的计划行动。”
不过，王楚英可能没有看到廖耀湘给傅宗良的信，所以并不知道廖曾建议傅宗良首先回到师部与郑洞国军长沟通，这显然对傅保住职位非常重要。然而傅宗良并没有从命，仍然在前线指挥战斗，直到打完百贼河之战后才返回师部。
远征军驻印部队副总指挥兼新一军军长郑洞国，他是中方将领中握尚方宝剑的的主心骨。
这可能就是职业军人与“懂官场”的军人之区别吧。
廖耀湘给傅宗良的信
对这个时候回到师部的傅宗良，廖耀湘组织了夹道欢迎，让这位满身战尘的团长怨气全消。不过，估计廖耀湘私下也会有些哭笑不得：正月十五拜门神，军长都走了好几天了，你还回来干吗？
而这个时候，史迪威却坐着橡皮船亲自到第65团前线考察去了。
史迪威到前线考察，是王楚英的建议。26日，史迪威乘橡皮筏，只带了不到十名随员和卫兵到达百贼河前线，指挥随员查点日军的尸体数目和俘虏的武器数量。见第65团报的数字与查验结果相符，史迪威当即对来迎接的李涛等人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很好，我要为你们请功。傅宗良上校的功劳最大，我要为他请勋，并报请蒋委员长撤销对他的处分。”王楚英回忆史迪威在百贼河前线见到了傅宗良，这是不确切的，估计是年代久远引起的误记。因为前一天傅已经离开所部了，直到打洛之战，第65团的指挥官都是副团长罗英。
回到新22师师部，得知傅宗良在这里“等待处分”，史迪威立即召见，坦诚地对傅说：“我很抱歉，我当初还以为你畏敌而抗命。”因此给傅宗良的处分，自然随后撤销。
傅宗良撤职事件引发的中美矛盾，在史迪威亲赴前线考察后烟消云散。这件事虽然耽搁了歼灭日军第三大队的时间，但是对中美双方在远征军的合作与相互信赖有极大的促进。史迪威其人，虽然缺乏温情却是个光明磊落的老军人，知错认错，毫不犹豫，在中国官兵中受到普遍的赞赏。
倔老头史迪威，其实对前线战士充满温情。
美军印缅部队教材中最初中国士兵的形象，可见当时盟军对中国军队的瞧不起。
此后，史迪威也开始动迂回这种东方兵法的脑筋了，后来在密支那和英多（Indaw）打出的两翼齐飞，就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
傅宗良后升任新22师副师长，抗战结束后一度担任青年军第207师第一旅旅长，他对内战兴趣不高，解放战争中寻机去台湾任职，总算全身而退，没有落到被俘的下场。
解决了内部的不和，新22师随即发起对打洛的攻击，这一仗，中方史料称为“打洛踹营之战”。“打洛”也有翻译为“大洛”、“达罗”的。
打洛，是胡康河谷南侧最大的一个盆地，也是日军在这一带最大的据点。对此地，有打洛镇、打洛村，以及打洛平地等不同称呼。有的文章提到远征军在缅北经过的打洛等地并无人烟，只是一块林中空地，到底当地是怎样的情形呢？
为了了解打洛的真实面貌，我采访了在神户大学留学的班端先生，他的老家就在缅北的西堡（中国也有翻译成“细胞”的）。介绍他的时候，友人本来称他为“吴班端”，我凑趣恭维了一句说，他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是一个家族的。结果颇为尴尬，班端先生花了好长时间才让我明白，缅甸人实际上没有姓，“吴”是类似于德语中“冯”，或者西班牙语中“唐”的尊称而已。如果硬要说它是姓，那缅甸人都是吴丹秘书长的亲戚了。
根据班端先生的介绍，打洛上个世纪后期曾有很长时间被荒废，若是去当地看，的确会认为那里只是荒芜的林空。远征军经过的缅北许多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当地人口不多，还是有人聚居的。特别是打洛和新平洋，依托中印之间的马帮贸易，与其他小村落不同，居民还是以缅甸掸族人和一些汉族后裔为主。只是当地人一向不向英缅当局缴纳税金，以自治为主。打洛是一个较大的村庄，称为镇固然勉强，但并非不毛之地。
缅北当地人之间也经常爆发血腥的战斗，比如那嘎族人，就以砍人头著称。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远离丛林。在部落的仇杀中，也有人会暂时躲进丛林藏身，但没有人会追进去——不久他自己就会出来的，或者，永远也不会出来了——热带丛林的瘴疠对当地人一样致命。
这一点，孙立人的胆量比当地土著还要大，他在胡康河谷作战中指示部队：“唯有放胆进行密林开路，实行对敌大迂回包抄，才是两全上策。具体做法是，以适当兵力从正面佯攻，另以主力部队秘密潜入从未有人走过、而敌军又不曾设防，也想不到要设防的密林中，以缅刀披荆斩棘，跨越高山开路前进，攻其侧背，断其补给，动摇其军心，最后对凭借天险、工事顽抗之敌，实行前后夹击，将其消灭。”
不过，孙立人的大胆并非莽撞，为了实施丛林穿插，他曾与史迪威反复研究。史迪威为此责成美方负责部门，为中国远征军全力提供丛林作战所需的热带病预防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在战场上敢打敢拼的远征军官兵，竟然在注射预防针时出现晕针现象，倒成了一件战场上的花絮。
穿越丛林的大规模穿插战法，在缅北丛林中打中了日军的要害。田中新一凭险设置的多道防线，都是在这种穿插中瓦解的。
与孙立人这一战术可以媲美的，是“黑土地之狐”林彪创造的攻城术。在解放战争初期，缺乏大规模攻坚经验的共产党军队，曾多次受阻于国民党军在城市中组织的街巷防御战。林彪本人就曾在四平吃过陈明仁的亏。经过四平之战，爱琢磨的林彪终于想出了攻坚的妙招——他麾下的第四野战军攻城时不走街道，而是从建筑中开路，遇房拆房，遇墙拆墙，强行打开新路直取敌军要害。这样一来，敌军部署的巷战工事就都成了摆设。在进攻天津、锦州的战斗中，林彪的部队依靠这种战术，使号称“固若金汤”的国民党军防御体系在极短的时间内崩溃。此后，国民党军在防御作战中对林彪闻风丧胆，很少有据城顽抗的勇气了。
虽然林、孙两人并非一个阵营，但军事才能上的亮点，却颇有相似之处。
缅北爆发战争以后，当地居民大多逃走，或随中英军队退向印度，或南下到缅甸南方较为繁华的地方。远征军在缅北作战期间，当地出现畸形繁荣，出现了不少以军营为核心的新居民点。战后，随着军队的离去和中国发生剧烈变化，中印公路封闭，缅北马帮之路不再通畅，打洛和新平洋等地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此后，缅甸政府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不断实施镇压打击，很长时间不重视当地的开发，以致人口锐减，土地日趋荒芜，打洛等地逐渐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地。直到近来，缅甸寻求与中国突破缅北的鹰中日史料对照下的中国的贸易合作，重新重视缅北地区，中印公路沿线才开始有了一些发展的模样。班端到日本留学，也是想在日本寻找帮助家乡进行开发的可能。
面对日军猖獗的狙击手，中国远征军采取了以狙击对狙击的打法，这是一名隐藏在丛林中的远征军狙击手。
班端并对缅北存在能吞人的大蛇之类说法表示不大可信。以他的了解，在西堡等地的确野生动物不少，但并没有体型特别大的品种，倒是蚊蝇肆虐，有些可以传播可怕的疾病，比猛兽更加危险。
从所收集到的资料看，远征军在缅北的战斗照片背景中，也经常有缅甸平民使用的木质、砖瓦小屋，有佛像的寺院，甚至一些西方人士用于避暑的精美别墅。看来，缅北虽然荒凉，但并非完全无人烟的地方。
不过，打洛这种“镇子”，建设时只是为了方便居住，仅仅有一些木板房而已，绝非据守之地。所以，日军的记载中，并未在打洛组织抵抗，中国军队攻占打洛，属于“无血占领”。
那么，被中国方面的史料形容得绘声绘色的“打洛踹营之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这一仗的确是存在的，只是地点并不在打洛镇，而是发生在俯瞰打洛的马约高地。
经过几天的跋涉，日军第55联队第三大队终于在2月1日撤退到了马约高地。这里地势险要，井上形容“从马约高地进入万塔格山地，目力所及，都是如同马背一样相连的群峰”。在这里，他们遇到了由岛田中尉率领赶来增援的补充兵部队“菊大队”，日军在这里的守备兵力得到增强。岛田还带来了师团的指令，下令第三大队坚守马约高地，如果遭到中国军队进攻，要沿着横切万塔格山脉的山路一路进行迟滞抵抗，以掩护腰班卡的侧翼。
与补充兵一同到达第三大队的，还有久违的食品给养。所谓给养，除了饭团之外，副食只有绑成球状的大蒜。尽管如此粗陋，这些在拉加苏被迫从中国兵的厕所中淘洗米粒食用的日本兵还是欣喜若狂。井上回忆：“尽管只有这些东西，把食品分配以后，我和大队长就着烧烤的大蒜果腹，当时那种美味的感觉至今仿佛还在齿间残留。”今天的日本人平时对大蒜的味道敬而远之，超级市场上经常有比普通大蒜贵十倍的“无臭大蒜”出售。看来，这些臭毛病在缅北战场上都是顾不得了。
就在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日军东侧月光无法照到的山谷深处，隐约传来咔咔砍伐树木的声音。后来日军分析，这说明中国军队已经到来，正在潜入谷底。
来的正是第65团第一营。代团长罗英，以第一营紧紧尾随残敌，在1月31日夺取了打洛，此时正在继续向马约高地方向追击，这是他们开路的声音。
不明所以的日军用掷弹筒向有砍伐声的山谷一阵开火射击，之后就听不到伐木的声音了。
或许是山中的土人？日军一面疑惑，一面派侦察兵前去侦察。两天后，侦察兵报告打洛方向可见袅袅炊烟，可能已经被中国军队占领。田中大队长命令把阵地移向一处视野更加开阔的高地（中方称为2134高地）。
然而，就在日军移营的第二天，中国军队的偷袭又打响了。
当时，井上咸大尉正在大队部的隐蔽部里。“我刚想走出去把腰伸直放松一下，周围非常近的地方，忽然传来爆豆般的冲锋枪射击声和敌人的喊叫声。我和大队长几乎同时掏出了手枪。情况很快判明，联队炮阵地遭到一队中国潜伏部队的突然袭击！”
“我从掩体向外看，竟然看到了敌军穿着绑腿的脚！”就在这时，联队炮兵中队的速水大尉赤手空拳跑了进来，报告联队炮兵阵地已经被中国兵攻占。
联队炮阵地就在大队部旁边，担任警戒的筱原中尉抽出指挥刀，带领附近的士兵朝枪声响起的方向扑去，就此一去不复返。冈田大队长连忙组织兵力反击，但另一个方向的机枪中队阵地也被中国军队攻占，指挥官三浦中尉只身逃了出来。这种情况下，日军能做的事情，就只剩下迅速脱离战斗，以避免被全歼的命运。
好在岛田中尉指挥的生力军拼死断后，扼守住了下山的隘口，总算将大队部保护着撤了下来，但两个大队都损失很大（事后日军将两支部队重编为一个大队，即第55联队第三大队，仍然以冈田恭为大队长）。”
所谓迟滞抵抗，如今已经不现实，日军一面逃命，一面感到十分奇怪：刚刚到达打洛的中国军队，怎么对这里的地形如此熟悉呢？竟然能够毫无征兆地同时对几个日军阵地发起突然袭击，难道美国人有什么先进的测绘仪器能够找出山中的小路？
其实，中国军队所有的，是一个令人怆然神伤的答案。
只因为这支追击而来的中国远征军新22师，当年正是通过这里败退到缅甸去的。在那次撤退途中，饥饿、疲劳、凶猛的热带疾病，使全师一半以上的官兵倒在了这片荒蛮的丛林之中。当时在杜聿明军长身边担任参谋的邹德安老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尸体。有时半夜爬到路边窝棚睡觉，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睡在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死人中间。尸体发酵膨胀，军装撕开一个个大口子，在尸体上蠕动的蛆、苍蝇、蚂蚁不计其数，也大得出奇。在跨过一个一个尸体时，看到是自己认识的人，有时也找一些树叶把脸遮挡起来。我最好的朋友谢竹亭参谋就是这样，靠着大树就‘睡’过去了。他的未婚妻是军政工队队员郭萍，长得别提有多漂亮了……”
饥饿的邹德安他们是走到打洛后才被美军飞机发现的，得到空投补给，结果没有经验的战士又被撑死很多。有一位战前在南坎开设医院的美国军医戈登·西格雷夫，他在远征军反击缅甸的时候一起进入缅北，并为中国士兵服务。他描述远征军前一年从缅甸败退到印度留下的遗骨时，这样写道：“之前我们看到了不多于50或者60具中国人的骨架，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每100码就有10到30具骨架。和难民的骨架不一样，好像这些士兵当时并不是死了后，尸体就被遗弃在那里的小路和水坑边的，他们是死在破烂的营地里的。很明显，是他们的同志将他们抬到营地里来试图挽救时死去的，由于活人太虚弱而无力将他们埋葬。”
新22师从打洛盆地撤到印度，又从打洛盆地开始归国之战，就是这样惨痛的经历，让远征军的老兵们对打洛周围的每一个山头了如指掌，也让他们能够如同孙悟空一样钻入日军阵地的核心，来一次突然发难。
可以说，日军在马约高地的溃败，背后是那些至死不能还乡的中国士兵血淋淋的诅咒。
马约高地的失守，打开了中国军队横越万塔格山的通道。廖耀湘指挥全师追击，冈田大队败退到腰班卡，新22师的部队也已经尾随而来。腰班卡的日本守军第56联队，因为主力都在北线外围和新38师的部队激战，留守的部队只有一个第二大队所属的小仓中队。冈田大队残部和小仓中队在腰班卡村外，对新22师展开了一场仓促的防御战，一排破旧的茅草房成了双方争夺的目标。日军此时已经兵无斗志，短暂而激烈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日军第56联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小仓大尉阵亡，腰班卡落入新22师手中。此战中方记载，击毙日军第56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芋生中佐，实际上芋生是在此后的战斗中阵亡的，并非毙命腰班卡之役。
此时，孙立人刚刚拿下腰班卡北面的外围阵地太白家，不得不感叹廖耀湘先拔头筹了。
胡康河谷战斗的报告被送到了东京日军大本营（1月19日），曾在大本营任职的田中新一在报告中，为胡康河谷西段未能如预定计划继续坚守一个月而提醒上司，缅北的中国军队与传统中国军的战力不可等同视之，称“敌军兵力火力为我军三倍，有战我而胜的信心……我军损失多出于炮击与白刃战。”
日军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
腰班卡失守后，为了避免被围歼的命运，田中新一匆匆将前线部队全部撤出，回缩胡康河谷的行政中心孟关，在那里亲自组织防御。
大本营对18师团的报告十分重视，一面着缅甸方面军研讨缅北战局，一面从包括马来亚、泰国等地，抽调部队补充第18师团的损失。
因此，2月下旬，在孟关设防的第18师团又渐渐恢复了元气。此时，中国军队对孟关外围的攻势已经开始。经过调查，远征军指挥部认为，尽管打洛所在的南线存在一条可以到达孟关的小道（即日军福田支队撤退的路线），但无法通行重武器，而且道路狭窄陡峭，敌军很容易设防。所以新38师、新22师将一同从较为平坦的北线出发，以太白家和腰班卡为后方，进攻孟关。由于深知孟关日军防御严密，史迪威甚至动用了他手中唯一的美军部队——“梅支队”投入这场战斗。
美军“抢劫者”部队指挥官梅里尔准将。他身边的两名战士并非中国士兵，而是美军中的日裔士兵。
梅支队，即美军5307部队，绰号“抢劫者”，是由美国陆军准将梅里尔（也翻译成麦瑞尔）指挥的一支准特种部队，成员均为美军在太平洋战区具备山地丛林战斗经验的官兵，共计2500余人，装备精良。史迪威决心让他们在攻击孟关的战斗中打出威名。
面对中国军队的攻势，田中新一并不准备束手待毙，他决定发动一次防御性反击来消灭中国军队的进攻部队，以达到在孟关长期坚守的目的。
为此，他决定在孟关之前南比河畔的一片灌木林中设立伏击阵地。这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穿过河床的道路附近，还可以看到满是赤锈的炮车和卡车残骸，那是盟军一年前从这里向印度撤退时留下的。第18师团终止了零敲碎打式的防御，试图在这里打一场会战。
在等待中国军队来袭的过程中，日军专门进行了几次演习，师团的作战参谋直接下到大队一级，指挥官兵熟悉在炮兵直射火力支援下的突击。
按照田中的作战计划，新得到补充的第55联队第三大队任务十分重要，将在战场右翼实施对被围中国军队的迂回突袭。
3月1日，孟关之战打响。正面日军在炮火掩护下，与进攻而来的中国远征军展开激战，第三大队如同预先计划的那样，全部跃出战壕，开始从右翼的丛林中向前穿插，直取中国军队背后。
令第三大队大队长冈田恭中佐意料不到的是，这一次，第三大队却狠狠地踢到了铁板上，以至于连他自己的性命也被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