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康河谷一线布防，挡在远征军前面的日军，是日军第18师团主力。这个师团本来是一个两旅团编制的甲种师团。加入缅甸方面军后，为适应山地作战取消了旅团一级建制，减少了一个步兵联队，改为三步兵联队制山地师团，但大大扩编了其炮兵编成，在胡康河谷这样的山岳丛林地带，其实际战斗力反而得到增强。
这支敌军的主要编成如下：师团共辖六个联队，其中步兵联队三个，即第55、第56、第114联队，每个联队辖三个大队和两个炮兵中队，每个大队辖四个步兵中队和一个炮兵队、一个辎重队。步兵以外，师团还辖一个山炮联队，即第18山炮联队；一个工兵联队，即第12工兵联队；一个辎重联队，即第12辎重联队，总兵力两万余人。
胡康河谷道路艰险，溪谷纵横，非常不适于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在战史上，对中国远征军从印度杀回国内选择了胡康河谷这条险路，曾经有一个说法，认为这是为了出其不意。
试图出其不意，却遇到两万多敌军拦路，这实在不能算成功。事实上，日军缅甸方面军参谋前田博少佐在他的著作《缅甸方面军的作战和战后处理》中，披露了当时日军的作战计划，对于中国军队会选择胡康河谷反攻缅甸，日军早有准备。
1943年年中的时候，日军在缅甸一共有五个师团。这些部队包括隶属于第15军的第18师团、第33师团和第56师团，以及直属于方面军的第55师团、第5飞行师团。
日军对这些部队的配置如下：司令部配置在缅甸首都仰光，第5飞行师团分散配置在缅甸各个机场；第55师团负责南缅防务，部署于印缅交界线南端的港口阿吉普一带，警戒英军从海上发动登陆攻势或沿海岸东进攻击；第33师团负责中缅防务，部署在曼德勒以西地区，对抗英帕尔方向的英军；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均部署在北缅，警戒中国驻印远征军和云南方向部队的攻击。中国远征军发动反攻之后，日军干脆将北缅单独列为一个战区，成立了第33军直接指挥该地区的作战。此后，日军陆续增兵，到1945年，在缅甸方面军属下共计有九个师团又三个独立混成旅团，用于缅北的就有五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占其总兵力的一半以上。
从这个配置看，日军对缅甸的防卫重点为重西轻东，重北轻南，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如果发动自胡康河谷的反攻，地点正在缅甸的西北，恰恰是日军防卫的重点。
既然明知这是敌军防卫的重点，地形又如此不利于进攻，中国远征军为何不选择另一条路发动反攻呢？
这是远征军总指挥、中印缅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中将的决定。史迪威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他缺乏军事常识。事实上史迪威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他很清楚选择这条反攻路线的风险。察看当时的史料，似乎可以看到这位高个子将军决策背后的一丝无奈。
史迪威急于发动缅北反攻的原因，与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浪漫的“I shall return”（我会回来）不同，有着更加现实的目的，那就是尽快打通中印公路，稳定中国战场，并通过这条路线提供装备、物资，重新武装中国军队，以期从东方发动对日军的反攻。
1943年的中国战场，牵制着日军29个师团的主力，世界很难想象中国如果倒下，将给反法西斯阵营带来怎样的灾难。要知道，美日在所罗门群岛的血战，把瓜达尔卡纳尔岛打成了“地狱岛”，把萨沃岛湾打成了“铁底湾”，日军出动的部队，也不过一个多师团而已！但是，作为一个农业国，中国军队的战斗，必须依靠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支持。大到飞机、汽车，小到望远镜的镜片，电台里的真空管，当时的中国，几乎都无法自己制造。在美国参战以后，这个“世界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也对中国打开了大门。然而，随着沿海港口的丧失，中国失去了海上的补给路线；苏日友好条约的签订，关死了西北方向的援助；滇缅、滇越路的中断，又让西南方向的援助无法入口。偌大的中国，只剩了一条飞跃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与外界保持着艰难的联系。高山，低压，剧烈的空气运动和日军飞机的拦截，使这条航线艰险异常，中美飞行员在这条航线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连中国防化兵事业的创始人李忍涛将军，都在这条航线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天气晴朗的时候，“驼峰航线”的飞行员们甚至可以用地面坠毁飞机闪光的铝片作为导航指示，可见损失之惨重。
因为太过艰险，驼峰航线的运力有限而且代价昂贵。即便盟国有心为中国提供更多的装备物资，也无法依靠这样一条空中路线。为此，史迪威下决心指挥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目的是打出一条直通印度的地面公路运输线，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中印公路”。
史迪威选择胡康河谷这条进攻路线，是因为没有其他路线可供选择。
胡康河谷图示
收复缅甸，其实有很多路可走，粗粗一看，即可以通过五条道路：
第一条路，从缅甸南部沿海登陆，直取首都仰光。
第二条路，从印缅边界南段，阿拉干山以南的阿吉普方面从西向东进攻，沿海边攻夺仰光。
第三条路，从印缅边界中段，阿拉干山以北的英帕尔方面从西向东进攻，攻击目标为缅甸古都曼德勒，在那里可以直接切断南缅和北缅日军的联系。
以上三条路线，大多是在道路宽阔、行进便捷的平原和高原地区，易于美式机械化装备的部队作战行动，同时人口稠密，物资也较为丰富。
另外两条路就艰难得多了。
第四条是从印度通过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攻取北缅中心密支那，而后南下曼德勒，将日军赶向南方。
第五条是从云南越过高黎贡山，收复滇西，再夺取旧滇缅路要隘腊戍，徐徐向西向南推进。
这两条路线，经过的地区都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而且人烟稀少，补给必须依靠自己。
美军“梅支队”军用地图（地名译文为笔者所加），上标有中国最后的对外联系通道——驼峰航线。
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路线图（地名译文为笔者所加），左侧箭头是史迪威指挥的驻印军，从西向东打；右侧箭头是从云南出击的中国第二期远征军，从东向西打。
野人山—胡康河谷是道路崎岖的地方，并不利于美械机械化部队的行进和展开。图为远征军翻车事故现场。
通过前三条路线，都容易直接威胁日军在缅甸控制的核心地域和主要交通线，或对日军形成切断进而围歼；而后两条路线即便成功，也更容易与日军打成“顶牛”，形成一进一退的局面而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问题出在英国人身上。英国人在缅甸的态度十分清楚，就是排斥其他任何大国进入这一地区，坚决等待战争结束后，日本“合情合理”地向大英帝国归还这块领地。因此，无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染指缅甸，无论出于何等目的，都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个，罗斯福斡旋丘吉尔与蒋介石约定的，在缅甸南部岛屿登陆的作战计划，被一拖再拖，终于无疾而终。
可是，此时的英国，已经不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个庞然大物了。两次世界大战耗干了英国人的心血，世界的天平已经向新兴的大国倾斜。在德黑兰会议上，人们形容丘吉尔先生在罗斯福与斯大林面前的地位，就仿佛“美国鹰和俄国熊之间的一头老瘦驴”（赫尔曼·沃克《战争与回忆》）。所以，面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有求于人的英国人也不得不做出一点象征性的让步——史迪威将军可以发动反攻，但是他的路线只能局限于北缅。
第一次缅甸战役的时候，英国方面曾同意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全境作战，戴安澜将军死守的同古，就在仰光北面一点点，向南打出两百公里，就可以看到印度洋了。这个距离，也就和北京、天津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当时，在缅甸的华人给了远征军最大的支持，甚至在远征军失利败走野人山的时候，还有上万华侨坚定地追随祖国的军队撤退，宁可埋骨荒山，也不放弃。
史迪威等人在印度观看中国远征军的训练和演习
中美两国将领检阅远征军部队，右侧的美国将领是史迪威，左侧的两名中国将领是孙立人和罗卓英。
出师的中国远征军
大约是这种热情，让英国人感到了中国在缅甸的强大号召力。在发动反攻的第二次缅甸战役中，英方严格限制中国远征军的行进路线，试图尽量避免他们与缅甸普通民众的接触，以免给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造成问题。将中国远征军进攻的路线限制在人烟稀少的缅北，大概不无这方面的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只好无奈地选择了胡康河谷来发动这次进攻。
谈到从印度出征的中国远征军，史迪威的名字不能回避。作为这支数万名官兵组成的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并不是一个挂名的摆设，他有着真正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在当时乃至此后的中国，都堪称一件古怪的事情——把军队交给外国人来指挥，这几乎是一种近乎于卖国的行为。史迪威能够指挥中国驻印军，纯粹因为他手中握着的美援，他是中国实在不能得罪的。
不过，反攻开始以后，史迪威最终还是将指挥权还给了孙立人和廖耀湘两位中国将军，放手让他们指挥前线的作战。实战让他明白，指挥中国军队，最好还是中国人自己来干，否则再好的美国将军，无论是柏特诺还是梅里尔，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没法突破中西文化的高墙，把一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出来。从结果来看，他这个选择堪称明智。
一个有指挥权却又并没有真正指挥每个战役的将军，一个在最后胜利之前黯然回国的美国人，史迪威的形象在不同人眼里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述。
在美国国内的舆论中，史迪威是一个“中国通”，一个现代的戈登，他一手培养出了一支当时无论训练还是装备，最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军队。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直而勇敢的老兵，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而且富有进攻精神。在日军气焰最嚣张的时候，他指挥了对缅甸的反攻，并成功地打通了中印公路。他和中国将军孙立人的配合珠联璧合，孙在前方指挥战斗，史在后方提供支持，是远征军成功的基石。史迪威深受罗斯福总统的信任，在美国国会畅通无阻，这使得他在整个缅甸战役中是最财大气粗的一个。他的解职，纯属遭到东方国家一些小人的陷害，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
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中，无论1949年前还是1949年后，对史迪威的好感都十分有限。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将史迪威描述成一个傲慢的美国佬，一个企图利用美援杠杆夺取中国主权的阴谋家。他在无法迫使蒋介石交权的时候，甚至组织中国军官试图通过政变的方式直接把“花生米”（史迪威给蒋介石的外号）干掉！最终，在中国人的联合抵制下，正义得到伸张，这个比敌人还可怕的盟友终于被赶走了。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逃之后，人们不再讨论史迪威试图干掉蒋介石正确与否，但依然津津乐道于远征军里中国军官为“捍卫民族气节”，和史迪威等无礼的美国佬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办公室中的史迪威。真实的情况是这个“醋性子乔”生性活跃，从来不愿意坐办公室，总是穿上一身士兵的服装到前线走来走去。这好像是史迪威唯一一张在办公室的照片。
史迪威和他的爱将梅里尔。梅里尔准将是美军特种部队——加拉哈特空降旅的指挥官，功勋卓著；但要他代替中国将领指挥中国军队，也同样不可思议。
著名的一张照片：蒋介石夫妇与他们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明明是谈笑风生的三个人，根本看不出其中的两个男人都恨不得要了对方的性命。所谓包装，看来也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
事实上，在中印缅战区的上层，乔治·史迪威是个很少有人喜欢的“醋性子乔”。英国人不喜欢他，甚至面对试图打开中印公路的计划，本应受益最多的蒋介石似乎也有些冷淡。
美国参战以后，在华的日军部队很多被调往太平洋战场。从1940年到1943年，尽管日军在敌后战场对八路军发动了多次猛烈攻势，给太行、冀中等敌后根据地造成巨大损失，但正面战场的各条战线上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减少，抗战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相持阶段。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对发动积极的反攻兴趣不大。这一点，他与英国人在缅甸的思路相似，都有“等”胜利的嫌疑。
不能不说蒋介石的思路有一定道理，他深知日军的战斗力和自己部下的弱点。即便装备了美式武器，反攻也不是那样好打的。既然依靠美国最后总会打胜，又何必付出巨大的代价呢。如果中印公路打通，对日的反攻就无法回避；如果中印公路打不通，蒋介石大元帅有充分的理由和日军继续“对峙”。1944年滇西反攻，中国军队惨重的损失似乎也在反证蒋介石思路的正确。然而，1944年日军出其不意的大规模反攻，给装备训练都落后的国民党军造成了巨大损失，史称“豫湘桂大溃败”，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重庆一片恐慌。假如中印公路早日打通，国民党军或许远不会败得那样惨。如果把意义放得再远一点，很多原来对国民党较有期待的人士，正是因为这次大溃败丧失了对它最后的信心，而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
这时候再抱怨日军没有默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唯一的教训是：有实力，才有的选择，战场上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刀把子放在别人手里。
当说谁都不喜欢史迪威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群体——远征军的将士们。当史迪威指挥部队发动反攻的时候，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并不是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而是在印度的几万名普通中国官兵。
他们大多不懂政治，即便懂，也往往幼稚得可笑。他们支持史迪威，并不是因为亲美，而只是因为，他给了弟兄们一个回家的希望。
为了这个希望，他们可以奋战至死。难怪史迪威称呼这些战士，总是用一个句子：“我的孩子们——”
对史迪威在远征军中到底是怎样的角色，作者思前想后，觉得唯有英语中的“Old Father”（老爸爸）最为贴切。
美国工程兵准将皮克是修建中印公路的功臣。这位技术娴熟、善于管理的将军一向没有架子，平时就和中国、美国工兵部队的普通士兵打成一片，因此深得军心。
图为美国利用《租借法案》转交给中国的航空炸弹，其财大气粗可见一斑。
在只剩一条驼峰航线与外界联系的情况下，上层或有观望和种种考量，但普通的中国战士依然在艰苦奋战。
中国远征军士兵在印度的美军医院就诊
英语中的“老爸爸”，是部队里对那些脾气暴烈却爱兵如子的将领的昵称。他们会踢着你的屁股冲锋，但又会为每一个士兵准备从丰盛的早餐到避孕套所有的装备。美国陆军名将巴顿、霍兰德·史密斯、海军登陆战专家特纳，都曾被冠以这样的称呼。
又是“中国通”和老兵，又是帝国主义阴谋家，又是“老爸爸”，哪一个是史迪威真实的形象？也许，哪个都是，哪个又都不是。
史迪威确定了反攻缅甸战役的战略方向，并为每一个战役下定决心。但是，他对远征军更大的贡献，则是在后勤方面。
1943年，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装备比美国军队还好。这是因为，史迪威一次就从美国给中国驻印远征军运来了按照美军标准三个师的装备。但在印度的中国军队，当时只有新38师和新22师两个师。“贪婪”的孙立人和廖耀湘毫不客气地瓜分了三个师的装备，结果就是美军当时每个师只装备两个榴弹炮营，而孙、廖两师，每师却装备三个。
史迪威对此不但不制止，反而有些洋洋自得。在史迪威的努力下，远征军的新兵都不是立即补上前线的，他们要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训练才可以投入战场，以至于战争后期从重庆飞到印度的青年军，大多还在训练，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远征军所需要的装备，完全按照美国军队的方式进行补给。
远征军老兵张克仁回忆，在印度进行的训练中，有一个细节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都有练习卧倒的科目，但中国军队的老兵倒地总是先调整一下姿势，让人先着地，枪后着地。美方顾问对此进行了纠正——不要管枪，如果砸坏了换一支就是，人是最重要的。
在缅甸前线，盟军采用飞机运送伤员，无论中国、美国还是英国士兵，都享受同样的待遇。
在史迪威的努力下，在印度为中国远征军伤员开办了军医院，这是医院员工合影，其中有美国人、印度人、中国人，还有缅甸人。医院大部分护士都是缅甸的女孩子，远征军的中国士兵对她们的殷勤和周到印象深刻，也成就了不少后来的跨国婚姻。
同时，远征军受伤的战士，通常都是被立即用飞机运往印度进行治疗。这样的做法，让远征军官兵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也极大地提高了远征军的士气。张发奎将军曾记录在九江战役中，战死的士兵被丢弃在阵地上，负伤的士兵无人去管。士兵们一边听着袍泽无助的呼救，一边看着他们的残躯在自己身边翻滚，怎么可能还会拼命打仗？
在远征军的反攻中，史迪威做的最出色的一件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满足了前线部队的补给需要。每当中国军队向前攻到一个新的据点，中美混合工兵部队就会跟着把路修过去。美军工兵司令皮克准将是修筑过密苏里水坝的工程专家，他给中国战友的承诺是：我离你的路程，永远不超过一天。他做到了。同时，史迪威还大批调动飞机空投解决中国军队的补给问题。
而据日军回忆，在胡康河谷的战斗中，输给中国军队，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补给。
陈鸣人的一个第112团在胡康河谷谷口，拉开一字长蛇阵大战两个联队的日军，后续部队足足等了两个月才跟上来。这一来是因为部队要翻越野人山才能进入新平洋周围的战场，1943年底，野人山一带意外地多雨，人员和装备行动十分困难；二来，则是因为在上层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扯皮。
扯皮的原因是当时的远征军参谋长柏特诺固执地认为陈鸣人怯战，认为他当前的敌人不可能超过一个大队。可能出于用人不疑的考虑，史迪威站在柏特诺一边。但是，搜索营在临滨附近的战斗中，发现日军居然升起充气飞艇来为炮兵指示目标，这绝不是一个大队日军所能拥有的装备。所以孙立人坚决地支持前线部队的判断，要求大部队立即增援上去。
美军方面认为，日军虽然有一个师团在前面拦路，但主要部署在胡康—孟拱河谷后方的孟拱一带，现在雨季未完，日军无法快速从孟拱方向把大部队开到新平洋。显然，美国人是按照自己打仗的方式来计算日军行动的。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同样惊呼日本兵似乎依靠空气、树叶和水就能无休止地作战，这和美国兵带着从军毯到避孕套全副装备上战场的概念大不相同。中方军官则试图依据到手的情报说服对方。根据潘德辉送来的情报，日军在胡康谷口放了三个联队——第55、第56步兵联队，第18炮兵联队。第55联队和第18炮兵联队的指挥部设在分割南北两路的万塔格山麓之于邦镇，第56联队设司令部于大龙河岸边的太白家。战斗重点在北线，因为北线道路宽阔，修路后可以通行车辆坦克。日军第55、第56步兵联队，第18炮兵联队的指挥部都在这里。南线日军兵力较少，以第55步兵联队冈田大队为主。
双方的口水大战持续许久，这时传来了第112团第三营陈耐寒营长阵亡的消息。
固执的史迪威并非不肯认错的人。他只是太有优越感，对中国的军官和情报同样不肯信任。陈耐寒营长的阵亡，让史迪威冷静了一些。他采取的行动是，亲自到前沿看一看。
远征军的战车上搭载着头戴英国式钢盔的中国步兵，与各国的政要们相比，他们才是对反攻最为热切的支持者。
到拉加苏前线视察的结果，是史迪威接受了孙立人的判断。他一面通过空投物资增援前线的中国部队，保持他们的战斗力；一面迅速集结部队，集中物资，将新38师和新22师全部投入到反攻中去。
这时，在前线双方的战斗，基本集中在两个点上，北面入口的“李家寨”，和南面入口的拉加苏。“李家寨”守军是从临滨被日军压回来的第一营残部。这里本来没有村寨，只是一片茂密的榕树林，因为守在这里的指挥官是第一营连长李克己，所以被戏称为“李家寨”。这里曾遭到日军疯狂的攻击，都被中国军队用密集的弹雨打退，日军称，“敌人巧妙地在密林中构筑了阵地，并用优势迫击炮进行阻击。我军无法取得进展，陷入胶着状态。”
由于及时的空投补给，“李家寨”的守军粮弹充足，日军的围困没有效果。
而拉加苏方面，负责防守的是第三营。虽然陈耐寒营长在战斗中阵亡，但要日军拿下这个阵地，同样一筹莫展。
而这个时候，日军的补给却由于战线太长，出现了巨大的困难。
日军回忆，当时的补给运到前线，首先要用铁道运到胡康河谷出口的孟拱，然后用卡车运到孟关。此后，简易公路就无法通行了，只能使用大象和独木舟运送。由于日军失去了制空权，所有这些，都要在夜间进行。
以某一日为例，日军第55联队一个大队的全部补给品如下——“大米两袋，岩盐一袋，手榴弹八十，生大蒜一袋，发酵后制作的豆制品一大盒，还有路上运输兵打死的两只猴子……”
这时的中国远征军呢？每天，中国方面由战斗机护航的运输飞机就在日军眼前投下充足的弹药、食品、医药，饥肠辘辘的日军个个“除了咬牙切齿以外，毫无办法”。
井上咸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拉加苏之战中的一个小插曲，正是关于补给的，双方的胜负，也许关键就在这里。
井上咸大尉所属的步兵第55联队第三大队在南线围攻拉加苏。
拉加苏一战，从1943年11月1日中国军队攻占拉加苏，一直到1944年1月下旬日军留守的福田秀良分遣队逃走为止，打了三个月。
这里的兵力，包括第55联队冈田第三大队，长桥中佐的纳卡地区特遣队残部，长尾大尉的预备兵第一补充队，总兵力近2000人。根据王楚英的《缅甸作战中的史迪威将军》，发现此战在拉加苏的中国军队，只有第112团第三营。
这段插曲就发生在日军围攻拉加苏的战斗中。
说起来，拉加苏能守三个多月，中日双方可以说都感到有些惊奇。和中国军队交手的第18师团可是日军的王牌，从杭州打到广州，从马来亚打到新加坡，军中全是老兵，精通丛林作战，号称“百战百胜”。中国远征军毕竟也是人，能顶得住这支日军的疯狂攻击，如果没有点儿特殊原因是不正常的。
这个特殊原因，一方面如前所述，中方的战斗力确实强，作战凶猛顽强，美军提供的空降补给也十分及时。另一方面日军自己也有问题，第18师团的司令部，包括它的补给部队——辎重第12联队都在胡康河谷另一端的孟关，距离拉加苏七十公里，因为山道崎岖实际上到前线要走三百公里，所以日军的补给线拉得太长，造成前线供应不足，使日军战斗力不能充分发挥。
但是，再怎么样，打了一个多月以后日军还是撑不住了，他们疑惑的是：这守拉加苏的是中国人吗？在中国大陆最能守的城市衡阳，也不过守了47天，那守军是整整一个第10军呢，怎么会这么小的一个阵地竟打不下来？
于是，12月，第55联队的联队长山崎大佐（有资料为丸山房信大佐，这是不确切的，丸山的第114联队是18师团的总预备队，当时在密支那，不可能到拉加苏）亲自带着联队旗和援兵到前线督战来了，按照日军惯例发扬精神力量，鼓励士兵组成敢死队发动决死攻击。14日，日军发动决死夜袭，敢死队队长是第7中队中队长玉城中尉（战死后特晋大尉）。这位平时喜欢唱戏自娱的联队长还给敢死队唱了一段“元禄快举”（即日本武士大石良雄袭击吉良侯的传奇）的浪曲鼓舞士气。
远征军战士在丛林中与日军交战，敌军就在100米内，从火力上来说，缅甸战场上中国军队对日军有压倒的优势。
不幸的是，由于日军工兵部队未能有效配合，这次夜袭在中国军队厚密的迫击炮和准确的近战火力面前还是失败了，死伤了47名敢死队员。这次突击，不少日军都抱着打破中国军队阵地，进去大吃一场的念头的。
可惜，攻击还是失败了，井上咸回忆很多敢死队员难过万分。这倒不是因为失败，原来，在战斗开始之前，日军给每个突击队员都发了两天的食粮配给，负责补给的林田义弘中尉反复交待：不要一下都吃了啊，不然明天就没有了啊。
不过，大多数敢死队员还是把两天的配给都吃掉了。一来，每天的配给不过是一个饭团而已，冲锋之前不多吃一点实在冲不上去；二来，很多士兵说：“中国兵的炮弹那么多，谁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命呢？”结果等败下阵来，那些“不幸”没有战死的敢死队员才发现，自己居然要饿上整整一天才能得到新的食物，有些日本兵不禁后悔地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有人跑来报告，说此战并非一无所获，还是攻占了中国军队阵地的一角，那里有粮食，就是……
还有什么就是？！饿疯了的日本兵蜂拥而去，到了那里却目瞪口呆。
原来，攻占的中国军队阵地，是战地厕所的所在地。由于一年时间的美式训练，这支中国军队的土工作业非常出色，地堡战壕建造十分迅速，而且交叉火力设计科学合理，仓库、隐蔽部、野战医院等阵地设施也非常齐备。文明化的中国兵还修有战地厕所，这是地面上挖好的壕沟，周围还略有遮蔽，在包围圈中很有利于卫生。大概因为这些见识，后来新一军到东北打仗的时候，当地纷纷传说该军全是大学生。
不过，厕所就是厕所，里面自然是黄白之物，美国牛肉罐头中的蛋白质加上中国农家出身士兵旺盛的消化能力，使这一片地方猖狂地弥漫着类似硫化氢的味道。
就在这里，地上居然有人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行中国字：“日本兵，你饿吗？那就吃吧。”
吃？再饿也不会有人吃这个吧？
看来中国兵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中国兵把来不及带走的大米都倒在了池中的粪尿里。井上咸大尉回忆，这些米，在黄澄澄的粪便上，闪着点点白色的光。
……
怎么办？没有什么怎么办！有饿极了的日本兵已经扑了上去，捞起粪尿中的大米，在旁边的河水中洗一洗，捏成个团团，就嚼吃起来。
其他的人立刻被这种气氛带动，疯狂地争抢起来……
井上咸大尉写道：“那种情景，是今天饱食终日的人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