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0世纪，罗马的元老院和人民努力奋斗，抗拒萨克逊的奥托家族时，对于古老自由的热爱鼓舞了一种信念，他们大声疾呼，要恢复共和政体。每年要从贵族当中选出两名执政官，以及10到12名平民官员，授予他们护民官的名称和职位，但是这种源远流长的体制经不起严厉的批评，很快就消失不见。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有时还会发现元老院议员、执政官以及执政官之子的称呼，来自皇帝的授予或是那些有权势的市民僭用，表示他们的阶级、地位以及纯粹的贵族血统。[302]这些都是虚有其表的头衔，并不具备实质的政府官位和职务。只不过从公元1144年起，城市的法案注明建立元老院的日期，将之当成一个光荣时代的开始。出于私人的野心或是公众的热情，很仓促地构建了一个新的制度。
罗马在12世纪时，对于古老模式的和谐与组合，不可能仅由古物学家来说明，或是找出立法家来恢复。一个自由或者说是全副武装的民族举行集会，发出响亮的欢呼和极具分量的表决。依据法令分成的35个区部、百人连的财富和数量求得极佳的平衡、针锋相对的演说家产生的激辩、选举和投票按部就班的程序，这些都很难被盲目的群众采用。他们对合法政府的操控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可能获得的利益。阿诺德提议要恢复和遴选骑士阶层，这种做法的动机或评定的尺度在哪里呢？[303]一个全民贫穷的时代无法用金钱来衡量骑士的资格，不需要负起民事功能的法官和租税承包人，他们最原始的责任是服役时担任骑兵，现在的封建领地和武士精神能够供应出身更为高贵的人士。共和国的法律体制不仅过时无用，也不为人知。意大利的国家和族群生活在罗马和蛮族的法律之下，在不知不觉中集合了一大群平民。有些含糊不清的惯例或是不够完整的条文，保留着查士丁尼法典和御法的精义。要不是执政官这一头衔曾经被罗马人抛弃，却被意大利的城市接受并乱用，最后成为地位低下的外国土地上商务代理的官式名称，他们毫无疑问会任意恢复执政官的称呼和职务。护民官有维持正义的权力，这个代表强势的字眼有时会妨碍到公众的计划，通过他却能产生出合法的民主政体。古老的名门世家沦为国家的臣民，现代的贵族勋爵变成当权的藩王。和平与秩序的敌人经常侮辱基督的代理人，并不会长久尊敬解除武装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平民官员。
12世纪的变革给罗马带来新的生活和时代，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真正重要的事件，说明和证实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状况。
其一，罗马七丘之一的卡皮托山[304]大约有400码长和200码宽，一段百余级的石阶可以直达塔尔培乌斯岩的绝顶，残破和倒塌的建筑物使悬岩都已填平，就是比较陡峭的斜坡也变得更为平缓。在罗马建城的早期，卡皮托神殿平时是庙宇而战时是堡垒，等到城市失去以后，神殿成为对抗胜利高卢人的据点。在维特里乌斯和韦斯巴芗的内战期间，双方派兵占领、展开攻击并恶意纵火焚烧帝国的圣地，朱庇特和众神的庙宇化为一片焦土。后来在这个地点设置修道院并且建造住宅，坚实的围墙以及遮阴的柱廊在时间的侵蚀下破落或毁圮。罗马人第一个自由权利的法案是要重建卡皮托，虽然重点不是美观，而是要用武器和计划来落实整个地区的防务。他们经常登上这座山丘，就是最冷漠的心灵也会鼓起蓬勃的生气效法祖先的事迹。
其二，早期的恺撒拥有铸造金币和银币的专利，把作为贱金属的铜币放弃给元老院，[305]出于奉承在钱币上面尽量镌刻各种纹章和铭记，君王对于颂扬自己的功绩感到心安理得。戴克里先的继承人根本瞧不起元老院的阿谀之言，他们派驻在罗马和行省的皇室官员，负起直接督导铸币厂的责任。意大利的哥特国王继承同样的特权，后来一系列希腊、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王朝都比照办理。罗马元老院在特权丧失800年以后，重申这种体面而又赚钱的专利，自从帕斯卡尔二世越过阿尔卑斯山另找驻锡之地[306]以后，这个特权已经被教皇在心照不宣的状况下放弃。12世纪和13世纪有些共和国的钱币被收藏家展示在陈列柜中，在一个金质奖章上面，镌刻着基督像，他的左手拿着一本书，上面的铭文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誓言：罗马是世界的首都”，反面是穿着正式服装的圣彼得将一面旗帜授予跪着的元老院议员，盾牌上面刻着家族的姓名和徽章。
其三，随着帝国的衰微，城市的郡守沦为普通的市政官员，然而仍旧执行民事和刑事审判最后的上诉之权。他从奥托的继承人手中接过一把出鞘之剑，当成叙任的模式和职能的象征。出任这个崇高职位的人员仅限于罗马的贵族家庭，经由人民选出后，报请教皇核定。他们同时向罗马、教皇和皇帝效忠，等到三者相互对立、发生冲突以后，必定会使郡守感到困窘不知所从。独立的罗马人见这位服务的官员只拥有三分之一的管辖之权，就会将其辞退，转而选出一位大公来担任这个职位。但是这个头衔连查理曼大帝都无法加以拒绝，对于一位市民或臣民而言太过崇高。在第一次起义的狂热浪潮之后，他们毫不勉强地同意恢复郡守的职称。这个事件发生后，大约过了50年，英诺森三世是最具野心、运道最好的教宗，将罗马和自己从标志着外国领土的羞辱状况下解救出来。他授予郡守一面旗帜用来代替一把宝剑，免除他对日耳曼皇帝所有的誓言以及服务的约束和责任。教皇任命一位神职人员负责罗马的民政，现在即使不是红衣主教也会很快擢升到这个阶层，他的司法审判权减缩到较为狭窄的范围，在重获自由的年代，他从元老院和人民那儿得到公权力或公权力的行使权。
其四，等到重新建立元老院以后，尊敬的父老(如果我能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来称呼元老院议员)被授予立法和行政之权。然而他们所要达成的目标很少能够超越目前的状况，那个时代经常受到暴力和动乱的干扰，即使处于全盛时期，整个元老院阶层或参加集会的人数也不过是56位议员。他们之中最显赫的人物会加上“资政”的头衔以示推崇之意，每年要接受人民的提名，先要选出有投票权的选举人，原则是每个区部或教区10个名额，为一个自由权利的制度奠定永久的基础。教皇处于政治风暴之中抱持宁弯勿折的态度，签订条约认可元老院的建立和职权，期望从时机、和平与宗教各方面加以考量，恢复行使统治权的政府。基于公众和私人利益的动机，有时会使罗马人暂时和偶尔牺牲他们的权利要求，重新对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宣誓效忠，只有这两位才是教会和共和国合法的元首。
在一个无法律可言的城市，团结合作和朝气蓬勃的公众会议被强制解散。罗马人很快采用一种强势而又简单的施政方式，元老院的名称和权威浓缩为单一的行政长官或两位共治的同僚，等到年终或每隔6个月就要换人，重大的责任用短暂的任期来抵消可能产生的弊病。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在短暂的统治期间，放纵各种贪婪和野心的行为，司法和正义为家族和党派的利益所败坏，处罚的对象都是敌人，因而只有追随者服从他们的命令。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况下，不再有主教用宗教的慰藉来缓和严峻的情势，这一切让罗马人知道他们缺乏管理自己的能力，在国内已经没有希望找到官员的人选，只有求之于国外。出于同样的时代和动机，大多数的意大利共和国受到鼓励都采用类似的措施，不论从表面看来多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还是能够适合他们的情况，产生最有利的结果。他们从位于外国但是友好的城市，选择一位公正无私的官员，要求他有高贵的出身和无瑕的品格，无论他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靠着祖国和名声，他们将和平与战争时期最高的行政权力授予他。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合约要立下誓约并签署，有关行使权力的任期、年金和薪俸的评估、双方权利义务的性质，都要有很严谨而明确地进行规定。他们把他当成合法的上司宣誓服从，他也要立下忠诚的盟约，要从一位冷漠的异乡人转变为热情的爱国者。他选择4到6位骑士或市民，出任在军队或司法方面的辅佐官，跟随在身边的是“波德斯塔”，用他自己的费用维持仆从和马匹的适当随员行列。他的妻子、儿子和兄弟很容易受到批评，要留在幕后不能现身，他执行职务期间不允许购买土地，不可与当地人士缔结婚约，甚至不能接受邀请前去拜访市民的家庭。要是有人对他的施政提出反对意见，除非满足他们的申诉和怨言，否则不能保持体面很光荣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