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罗马人拔出佩剑，下定决心不是死亡就是征服；原始的基督徒对这两者都甘之如饴，抱着耐心和慈悲等待使自己成为殉教者的致命一击。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仅为宗教的精神感到激动，这种风气只会产生怨恨和争执。约翰·帕拉罗古斯皇帝在逝世前公开宣布，放弃与拉丁教会联合这不孚众望的举措，尔后这种观念始终没有获得改善，一直要等到他的弟弟君士坦丁面临灾难，逼得要用奉承和欺瞒当成最后的手段。[222]为了获得尘世的救援，他的使臣接到指示，要将这件事与愿意接受精神上的服从一并进行讨论，并且可以提出保证。他对教会抱着不予理会的态度，借口是有紧急国家大事要处理。他秉持正统教义的愿望，恳求一位罗马使节的莅临。虽然梵蒂冈经常受到对方的欺骗和诱惑，现在接收到悔改的信号却不容忽视，一位使节总比一支军队更容易获得对方的同意。大约在最后灭亡的前6个月，俄罗斯的红衣主教伊希多尔以教皇特使的名义，带着大批僧侣和士兵的随员行列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像是欢迎一位朋友和父执，带着尊敬的神色聆听他的讲道，在教堂的公开场合或者皇帝的礼拜堂。教士和世俗人等都用逢迎的态度在联合法案上签署，原因是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已经获得批准。12月12日(1452 A.D.)这天，两个民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领圣体仪式的奉献和祈祷，两位教宗的名讳都受到大声赞扬和称颂，那就是基督的代理人尼古拉五世，以及被叛乱群众所放逐的乔治教长。
拉丁教士在祭坛进行圣事时所使用的服装和语言，成为引起反感的对象。希腊人用极度厌恶的口气，提到他拿未发酵的面包当作奉献的薄饼，把冷水注入圣餐的酒杯。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承认这种状况实在让他感到羞愧，对于宗教的认同和统一，他的同胞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诚意，甚至皇帝自己也怀着这种用心。拿未来要修改信条当作承诺来拖延仓促和无条件的顺从，最好的借口是自认已经犯下伪证罪，这也许是最糟糕的托辞。但是当他们那些诚实的同教弟兄用谴责的言辞对他们形成压力时，这些希腊人只能喃喃自语：“我们要忍耐，等待上帝将这座城市从吞吃的巨龙口里拯救出来，到时你将了解我们是否真要与阿兹迈特人和解。”但是忍耐不是宗教狂热的主要特性，宫廷的手腕不见得能压制民众对自由和暴力的热烈追求。
居民不分性别和阶层，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蜂拥前往僧人根纳狄乌斯[223]的小室，请教有关教会未来前途的神谕。圣人不见外客，通常在沉思冥想，恍惚之中陷入神意的通灵状态，在他小室的门口悬挂一块可以写字的木板，他们读过这些可怕的字句以后陆续离开：
啊!可怜的罗马人，你们为什么要抛弃真理，为什么不信上帝而要把一切托付给意大利人？你们要是丧失信仰就会丢掉城市!请怜悯我，啊!上主，我当着你的面诚心禀告，我一生清白无辜没有犯下任何罪孽。啊!可怜的罗马人，要思考未来，要停止作恶，要彻底悔改。在这种重要的时刻放弃祖先的宗教而去接受邪恶的信仰，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要是根据根纳狄乌斯的意见，纯洁有如天使、高傲有如恶魔的守贞修女反对教会联合的决议，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愿与拉丁人在宗教仪式上有任何联系。她们做出的榜样受到绝大部分教士和人民的称赞和效法。虔诚的希腊人从修道院分散到各地的酒馆，饮起酒来就像教皇的奴隶那样令人混淆不清，为了向无垢圣母的圣像致敬而不停干杯，恳求她大发神威抗拒穆罕默德，就像从前她从科斯罗伊斯和台吉的手里拯救这座城市一样。在宗教狂热和酗酒过度的双重麻醉之下，他们神勇百倍地高声喊叫：“有什么理由需要西方的援军、教会联合或是拉丁人？阿兹迈特人的礼拜仪式赶快滚开!”土耳其人征战行动的前一个冬天，这种像时疫爆发一样的狂暴状况使整个民族为之骚乱不已，其他的工作全部受到干扰。
四旬斋的斋期和复活节的来临，并没有激发仁慈和博爱的气氛，反而增强了狂热分子的刚愎心理。告解的神父对于信徒的心灵进行仔细的审查并且提出警告，任何人要是从教士的手里接受圣体，对于教会联合表示同意或是加以默许，都要被逼进行严厉的苦修和悔改。拉丁教士在祭坛奉行圣事，等于散播传染病给参加仪式的那些沉默和简朴的观众。邪恶的排场只会让他们丧失僧侣职务所具有的美德，一味地将希望寄托于他们的祈祷和赦罪会带来帮助，这根本就是不合法的行为，甚至有引发突然死亡的危险。圣索菲亚大教堂刚受到拉丁奉献仪式的污染，马上就被教士和人民当成犹太人的会堂或异教徒的庙宇弃若敝履，在这个巨大的圆顶下面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而过去这里的香火旺盛、灯光灿烂，回响着祈祷和感恩的声音。拉丁人是最可恶的异端分子和背离正统教义的人。大公爵是帝国的首席大臣，据说他宣称，他情愿在君士坦丁堡看到穆罕默德的头巾，也要比教皇的法冠或红衣主教的角帽更为顺眼。[224]这种情怀对于基督徒或是爱国志士没有一点价值，希腊人萦回在心，带来致命的后果。皇帝失去臣民的敬爱和支持，顺从神意的安排和怀着奇迹式的解救希望，使得民族的怯懦行为变得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