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皇为宗教自由的大业进行斗争，获得光辉的成果，然而获胜的教士很快受到解救者暴政的压迫，他们发现对政府官员极其锐利有效的武力，对教皇神圣的品格丝毫不能发挥作用。赋予教士自由选举权的伟大宪章，可以用上诉的方法消除选举的结果，可以用委托或推荐的手法予以规避，可以用任意赐予的方式加以阻止，可以用预先和专横的保留加以取代。[97]罗马教廷开始出现公开的拍卖活动，从各个民族掠夺的战利品使红衣主教和受宠廷臣大发利市，每个地区都已经怨声载道，位置重要和地价最高的教会土地，全都集中在国外人士和遥领地主的手里。教皇居住在阿维尼翁的那段时期，雄心壮志堕落为更为卑微的欲望，全心全意贪求财物[98]，要过奢侈的生活。他们严格规定教士要缴纳就任礼金和什一税，对于犯罪、骚乱和腐败的人员可以随心所欲给予赦免，这些形形色色牵连广泛的不法行为，因为西部的教会分裂而变得更为严重，延续的时间长达50多年之久(1377—1429 A.D.)。
罗马和阿维尼翁激烈斗争，敌对双方竭力互揭疮疤，他们的职位朝不保夕，不仅贬低原有的权威，更松弛古老的戒律，增加了浮滥开支和横征暴敛的需要。在比萨(1409 A.D.)和君士坦斯(1414—1418 A.D.)[99]先后召开两次宗教会议，以愈合教会的创伤，恢复君主政体的专制。但是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人员，知道自己所具有的实力，决心要维护基督教贵族统治的特权。君士坦斯会议的神父对两位教皇提出人身指控，判定他们有罪后加以摈弃，接着罢黜已经承认其统治权的第三位教皇，进而研讨罗马最高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一直要等到建立一个凌驾于教皇之上的大公会议的权力机构，否则他们不愿意解散。他们为了教会的管理和改革，决议定期召开类似的集会，每次会议结束之前，要确定后续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下次在西恩纳召开的会议很容易就避开了，但是巴西尔会议(1431—1433 A.D.)[100]大胆而强硬的议程，几乎给当政的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带来致命的打击。神父怀疑他别有用心，急忙公布第一项信条，即世界上所有教会反邪恶的斗士的代表，都对包括教皇在内的所有的基督教徒拥有神圣的宗教裁判权。除非经过协商获得他们的同意，否则任何一次大公会议都不得解散、延期或迁移。尤金尼乌斯在怒气冲天之下，为反对大会的决议而颁布谕令，因此他们大胆召唤、劝诫、威胁和谴责圣彼得蛮横无理的继承人。他们一再延后，是为了让他获得充分悔悟的时间，最后宣布给他60天的期限，如果不能听命行事，他将被暂停行使所有尘世和教会的权力。他们为了显示对君王和教士同样拥有统治权，出面接管阿维尼翁政府，废止神圣财产权的转让，保障罗马人的权益免于缴纳新税。这些大胆的行为不仅受到教士在舆论方面的认同，也获得首批基督教世界的君王给予支持和鼓励。
西吉斯蒙德皇帝宣称自己是宗教会议的仆从和保护人；日耳曼和法兰西拥护他们的神圣事业；米兰公爵是尤金尼乌斯的仇敌；教皇在罗马人民的暴乱中被赶出梵蒂冈。现在他同时被尘世和宗教的臣民遗弃，除了屈服已经别无选择，教皇下达一道丧失颜面的谕令撤销自己的议案，批准会议的决议事项，他的使节和红衣主教全部并入受到尊敬的团体，似乎完全顺从最高立法机构所制定的信条。这个团体的名声传遍东部地区，西吉斯蒙德当着他们的面接见土耳其苏丹派来的使臣，他们把12只装满丝绸衣服和黄金的大瓮放在他的脚前。
巴西尔的神父认为最大的荣誉，是将希腊人和波希米亚人约束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他们派出代表邀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教长，参加到受到西部各民族所信赖的宗教大会中来(1434—1437 A.D.)。帕拉罗古斯并不反对这个建议，他的使节被用适当的礼仪介绍给正统教会的元老院。但是会议地点的选择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他拒绝越过阿尔卑斯山或西西里海，明确要求把宗教会议移到意大利交通便利的城市，必要时也可以在多瑙河地区。这项协定的其他条款都很顺利地议定了，同意支付皇帝的旅行费用，包括700人的随从行列，[101]立即汇给8000达克特[102]作为希腊教士膳宿之用；在皇帝出国期间，额外提供1万达克特、300名弓箭手和若干艘战船，用来保护君士坦丁堡的安全。阿维尼翁城先行垫付部分筹备经费，马赛进行装运的准备工作时遭遇很多困难和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