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固的城市德摩提卡在他的特定版图之内，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皇帝在此称帝，他的右脚由高贵的亲戚帮着穿上紫色的官靴，左脚则是由拉丁人的首长替他穿靴，他将骑士的勋位颁赠给他们。然而即使在叛变的行动中，他仍旧孜孜不倦地表现出忠诚的态度，公开宣布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和萨伏伊的安妮的头衔，位置在他自己和他的妻子艾琳的前面。像这样毫无意义的登基典礼(1341年10月26日)，只能在表面暂时掩饰谋反的罪行，何况孤儿寡妇并没有个人的缺失，不足以使一个臣民有借口起兵反对他的君主。缺乏事先的准备，更无法预知后面的结果，反而可以使篡夺者确定：自己做出这个决定是基于不得已而非主动选择。君士坦丁堡拥护年轻的皇帝约翰五世，保加利亚国王被请求出兵前去解救哈德良堡，色雷斯和马其顿的主要城市经过一番犹豫和考量以后，宣布不再听命于内卫统领。部队和行省的领导者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情愿接受妇人和教士较为仁慈的统治。
坎塔库泽努斯的军队分为16个师，配置在梅拉斯河的两岸，用来劝告或威胁首都。然而部队在背信弃义及畏惧之心的驱使下四散而逃，军官普遍接受贿赂，特别是拉丁的佣兵部队，他们愿意向拜占庭宫廷输诚。等到他丧失部队的向心力和效命之后，身为叛徒的皇帝(他一直在这两种身份之间随着命运而起伏浮沉)带着有所抉择的残部，夺路前往帖撒洛尼卡，然而他的事业在这个重要的地点还是以失败告终。他的敌人、大公爵阿波考库斯带领海上和陆地的优势兵力在后面紧追不舍，他被赶离海岸，用急行军的方式逃向塞尔维亚的山区。坎塔库泽努斯将部队集结起来，详细调查有哪些人愿意跟随他接受已经大难临头的厄运。那些怯懦自私的多数派屈服于现实或是退缩避走，忠心耿耿的队伍减少到2000名“志愿军”，至少也有500人。塞尔维亚的藩王也被称为“克拉尔”[352]，给予慷慨而友善的接待，但是联盟关系在不知不觉中破裂，他被视为一名乞儿、一名人质、一名俘虏。在这种极其悲惨的依从生涯中，他在蛮族的门口等待即将到来的命运，一位罗马皇帝的生命和自由完全任人支配。最有诱惑力的出价也无法说服克拉尔违反诚信的原则，但是他很快倾向于实力较强的一边，他的朋友丝毫无损地被打发离开，重新去面对充满希望和危险的枯荣盛衰。
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1341—1347 A.D.)，争执的火焰不断燃烧，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局，带来更为狂暴的愤怒。贵族和平民的党派倾轧，坎塔库泽努斯和帕拉罗古斯两个家族的拼斗，使得东部帝国所有的城市陷入混乱和迷惑之中。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受到双方乞求协助，被当作达成个人野心的工具，使整个国家遭到破坏和毁灭。摄政对于这种灾难感到极为悲痛，然而他是受害人也是始作俑者。坎塔库泽努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对于国外和国内战争的特质有极其精辟的描述。他说道：“国外战争有如温暖的夏日，总是可以忍受，有时会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国内战争有如热病的高烧，消耗精力，不予治疗就会丧命。”[353]
将野蛮民族引进文明国家的冲突和斗争之中，这种极其不当的措施充满羞辱和灾祸，虽然靠着强制的力量能取得一时的利益，但就人道和理性的最佳原则而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谴责。抗争的双方都指控对手犯下里通外敌的罪行，通常是得不到助力的一方，带着嫉妒的神色大声咒骂，事实上对于成功的先例很高兴地加以效法。亚洲的土耳其人或许并不比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牧人更为野蛮，但是基于宗教的原因，他们成为罗马和基督教不共戴天的敌人。为了获得埃米尔的友谊，两个党派的竞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行为非常卑鄙而且舍得投下本钱。坎塔库泽努斯靠着高明的技巧，获得他们的青睐，然而援军和胜利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把女儿嫁给一个不信上帝的异教徒，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成为俘虏，同意奥斯曼借道进入欧洲，这是引起罗马帝国灭亡最为致命的一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罪孽深重的阿波考库斯死亡，这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局势的发展对坎塔库泽努斯有利。有一大群贵族和平民使阿波考库斯感到畏惧和痛恨，他就下令首都和行省将他们全部抓起来，君士坦丁堡有一处古老的宫殿，被指定作为监禁他们的地方，进行改建工程，提升围墙的高度，使房间变得狭小，这种费尽心机的改造，目的是让被关的人无法逃走，一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为了使得工程持续顺利进行，这位暴虐的大臣每天都去巡视，带来的卫士配置在宫殿的门口，他站在内庭查问建筑的进度，没有丝毫的畏惧和疑惑。两名帕拉罗古斯家族的囚犯[354]知道陷入绝望之境，非常勇敢地拿起木棍当武器，对他进行攻击，直到他成为地上的一具尸首。报复和自由的谣言到处传播，数目众多的犯人砸开足镣，加强这座监狱的防卫力量，在宫墙的雉堞上面挂出阿波考库斯的头颅，好获得人民的赞同和皇后的善意。得知态度傲慢和野心勃勃的大臣丧生的信息，萨伏衣的安妮甚感欣慰。但是她的决定或行动过于迟缓，民众特别是水手受到大公爵的孀妇大力鼓动，发起叛变、实施攻击和展开屠杀。囚犯(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被害者或是行为不检的人员)逃到邻近的教堂，都被杀死在祭坛的前面。看来这个恶魔在死后比在生前引起更多的流血和残杀事件。然而阿波考库斯的才干对年轻皇帝的继位确有裨益，他那些幸存的同僚彼此之间产生猜忌之心，放弃对战争的指导，拒绝接受最有利的调解条件。
皇后现在了解了状况，经常发出抱怨，提到之所以和坎塔库泽努斯发生争执，完全是因为她受到坎塔库泽努斯仇敌的欺骗。教长利用在教堂宣讲的机会反对宽恕他受到的冤屈，要她用誓言来保证刻骨铭心的仇恨，否则会被施以革出教门的惩处。[355]安妮很快就无师自通，学会了如何表达恨意。她就像异乡人那样带着漠不关心的神色，看待帝国连绵不断的灾祸。现在又有一位敌对的女皇出来竞争，更加激起她的嫉妒之心。这种永不认输的脾气首先出现的征兆，是她威胁教长要召开宗教大会并罢黜他的职位。教会和宫廷的无能和内斗原本可以使坎塔库泽努斯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但是这两个党派都已虚弱不堪，使内战得以延续下去。坎塔库泽努斯过于自制的性格很难免于怯懦和怠惰的指责。他不断收复行省和城市，被监护人的领土最后全为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所围绕，这一隅之地却抵得上帝国其余部分。他要想完成最重要的征服行动，必须得到舆论的拥护和私下的联系。法齐欧拉提[356]是意大利人，要接替大公爵的职位，船只、卫队和金门的防务全部接受他的指挥。然而他没有恋栈的野心，很容易就被收买，成为谋逆的工具而完成政变，没有任何危险，也不会发生流血事件。虽然缺乏抵抗的能力和解救的希望，个性刚强的安妮仍然在皇宫守备，带着笑容观看首都陷入大火，即使如此也不愿完整地留给敌人。
但最后她还是屈服于朋友和仇敌的祈求，遵奉征服者的指示签订和平协定。坎塔库泽努斯抱着一片赤诚之心，愿意归附恩主的儿子。他的女儿和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的婚事终于完成，被监护人的继承权获得承认，但是要把政事以10年为期单独授予监护人负责治理。两位皇帝和三位皇后同时登上拜占庭的宝座，宣布大赦，使那些罪行重大的臣民不仅可以免于焦虑，也能确保自己的财产。加冕和婚礼的庆典从表面上看来和谐而且盛大，受到众人的称赞，两者其实同样虚幻而难以持久。在最近这段困苦的岁月中，政府的财富甚至皇宫的摆设，都被廉价出售或是任意侵占。皇家的宴会使用白镴或陶土的器皿，在那个贫穷而又重视虚荣的时代，缺乏黄金和珠宝就用不值钱的玻璃和皮革手工品来取代。[357]
我很快结束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的个人历史，[358]他已经赢得胜利和进行统治，但是对于发生的后果，无论他自己这边还是反对他的党派，都弥漫着不满的疑云。他的党徒把大赦称为“亲者痛而仇者快”的行动。[359]那些至亲好友为了他的事业，家产全都丧失或被侵占，现在饥寒交迫在街头闲逛，嘴里诅咒领导者的自私，竟然会慷他人之慨，刚刚登上帝国的宝座，丝毫不加珍惜就放弃了个人的继承权。皇后的追随者为能保住生命和财产而感到脸红，认为这是篡夺者暂时赐予的恩惠。他们对于女皇的儿子的继承权和安全，都非常谨慎地表现出关怀和重视，来掩饰对报复的渴望。坎塔库泽努斯的朋友提出请愿书，正好让他们提高警觉，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解除对帕拉罗古斯家族效忠誓词的责任，受到信任前去守备一些受到外敌威胁的市镇，这个做法受到热烈支持，但被他用“我有极其卓越和难以置信的德行”加以拒绝(这是那位身为皇帝的历史学家的说法)。阴谋和反叛的声音扰乱了他安宁的生活，他一直害怕合法的君王被国外或国内的敌人偷走，敌人就会用他的名字和所受的委屈高举起义的旗帜。
当安德洛尼库斯三世的儿子快要成年时，他开始一心一意地为自己打算，为了效法父亲的恶行，正在蓬勃成长的野心不仅没被抑制，反而受到激励。如果我们相信坎塔库泽努斯的表白，那么他曾费尽力气用诚挚的态度，纠正年轻君王那种下流和好色的肉欲，使得他心灵的纯洁上升到与崇高地位相匹配的水平。在塞尔维亚的远征行动中，两位皇帝在部队和行省的面前表现出和衷共济的模样，年长的共治者让这位年轻的同僚了解到战争和政治的奥秘。等到签订和平条约以后，帕拉罗古斯留在帖撒洛尼卡，这里有皇家的行宫，也是一个边疆要地，因为他不在朝中可以确保君士坦丁堡的和平，并且使得年轻人可以离开奢华首都的诱惑。然而相隔一段遥远的距离会减弱坎塔库泽努斯对都城的掌控，安德洛尼库斯的儿子为一群工于心计而不用头脑的同伴所包围，他们向他灌输要痛恨这位监护人，为自己受到放逐而悲伤，而且要伸张所拥有的权利。他私下与塞尔维亚的藩王克拉尔签署协定以后，立刻发起公开的叛乱活动。坎塔库泽努斯就像当年的安德洛尼库斯二世那样，要拼老命去保卫他的特权，他在年轻时也向如他这样的对象发动过猛烈的攻击。在他的请求之下，身为年轻皇帝母亲的太后乘船启程前往帖撒洛尼卡，负起调解的使命，毫无成效只能返回。除非是萨伏伊的安妮接受了逆境中的教训，否则我们会怀疑她进行斡旋的诚意。摄政在这个时候还是紧抓权杖不放，她受到唆使公开宣称，坎塔库泽努斯合法治理国家的10年期程很快就要结束。
经历虚荣世界的苦难考验之后，坎塔库泽努斯皇帝渴望在修道院过宁静的生活，仅有的野心是获得天国的冠冕。要是这种情操是真有其事，那么他的自愿退位就会恢复帝国的和平，正义的行为也会使他的良心得到安慰。如果帕拉罗古斯未来能独自进行统治，那么不管他犯下多大的恶行，总不会比因内战而让蛮族和异教徒再度受邀来帮助希腊人自相残杀更为严重。土耳其人的武力已经在欧洲打下稳固和永恒的基础，由于他们的涉入，使坎塔库泽努斯在第3次冲突中占了上风，年轻的皇帝同时在陆上和海洋受到驱赶，被迫来到特内多斯岛，获得拉丁人的庇护。这种无礼和顽固的行为激怒了胜利者，争执已到无法和解的地步。坎塔库泽努斯将紫袍授予他的儿子马修，实施联合统治，为自己的家族建立继承大宝的权利。但是君士坦丁堡仍旧依附她那古老皇室的血胤，约翰五世所遭受的委屈加速了合法嗣子应享特权的恢复。
有一位出身高贵的热那亚人拥护帕拉罗古斯的复国大业，获得承诺将皇帝的姐妹许配给他，于是率领2艘战船和2500名协防军完成革命的任务。他们借口遭到海难，获得允许开进较小的港口，一个城门已经打开，拉丁人大声呼叫：“约翰五世帕拉罗古斯皇帝胜利万岁!”一大群揭竿而起的人随声附和。还是有许多忠诚的党徒追随坎塔库泽努斯的阵营，但是他在历史著作中很慎重其事地提到，他仁慈的天性不愿从事征战的行动，即使保证成功也要加以拒绝(难道他以为别人会相信？)。他带着开放的心灵服膺宗教和哲学的呼吁，愿意退位下台，带着愉悦的心情在寺院过修行的生活。[360]等到他不再是君主以后，他的继承人没有道理不让他成为圣徒。把余生奉献给宗教的信仰和学问的追求，在君士坦丁堡和阿索斯山的修行小室中，僧人佐萨夫受到尊敬，被视为皇帝尘世和属灵的父亲。如果他从退隐之地出来，那也是为了担任和平使者的任务，说服兴兵作乱的儿子不要再负隅顽抗，恳求皇帝原谅他的行为。[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