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文明的敌对行为中，签订条约是为了交换或赎回俘虏，要是拘禁时间延长，各种状况已经清楚，就要按照他们的阶级给予仁慈或礼遇的接待。野蛮的保加利亚对于战争的法则完全陌生，设置的监狱真是暗无天日。到拉丁人知道鲍德温过世为止，一年多的时光已经流逝，在这之前他的弟弟亨利担任摄政，现在同意接受皇帝的头衔。希腊人赞扬他谦恭和蔼的态度，认为他这种行为是极为罕见又无法模仿的美德。他们轻浮奸诈的野心热衷于掌握或利用空位期的机会，不过一种继承法规逐渐用来规范和决定欧洲各个王国的世袭和传承，可以同时保障君主和人民的权益。
在东部帝国的支持下，亨利逐渐掌握朝政，身边已无当年的战友，十字军的英雄人物不是离开人世就是从战争中退休。威尼斯元首、年高德劭的丹多罗，安享皓龄和光荣以后化为一抔黄土。蒙费拉侯爵被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召回，要为鲍德温报仇雪恨以及防守帖撒洛尼卡。封建制度有关效忠和服务的一些较棘手的争执，需要皇帝和国王两人当面会谈来解决，双方基于相互的尊敬和共同的危难，能够紧密地团结合作。亨利与意大利国君女儿的婚事更能保证联盟的关系，他很快哀悼朋友和岳父的丧生。卜尼法斯被一些忠诚的希腊人说服，非常大胆而且顺利地进犯多山的罗多彼地区，保加利亚人在他接近时逃走，然后集结起来在他撤退时施以袭扰。在这时，传来消息说他的后卫遭到攻击，他来不及穿上护身的铠甲就跳上马背，端起长矛冲向当面的敌人，在鲁莽的追击中身受重伤。帖撒洛尼卡国王的头颅被送给卡洛·约翰，他虽然没有战阵的功劳，却享受胜利的荣誉。在这个令人伤感的事件发生以后，维尔哈杜因的杰弗里不仅封笔而且始终保持沉默。[250]要是他仍旧担任罗马尼亚元帅的职位，后续的功勋也会埋没在历史的灰烬之中。[251]
亨利的行事风格并非难以应付艰辛的局面，在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和越过赫勒斯滂海峡的进击中，他不仅赢得了骁勇善战的骑士的名声，也是一名精通兵法的主将。他并不一味恃勇斗狠，而是讲求谨慎稳重和虚怀若谷，较之生性冲动的兄长在讲道方面更为高明。为了对抗亚洲的希腊人和欧洲的保加利亚人，他被逼得要采取两面作战的方式，无论在甲板还是马背上，他总是先身士卒。虽然他小心翼翼地用尽诸般手段让部队立于不败之地，但还是经常用自己做榜样，以提振拉丁人消沉的士气，使他们愿意保护和支持大无畏的皇帝。这些努力和从法兰西获得的人员和金钱的支援，所能发挥的效果，还是不及难以制伏的对手本身所犯的过失、残酷的作风和最后的死亡。失望的希腊臣民邀请卡洛·约翰前来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期盼能够保护他们的自由和接纳他们的法律，但是他们很快领教到这个民族的狰狞面目，开始咒骂这个野蛮的征服者。现在他不必掩饰原本的意图，那就是要摧毁色雷斯所有的城市，将全部居民迁移到多瑙河的北岸地区。很多市镇和村庄都已十室九空，一堆废墟标示出菲利普波里斯的位置，这些引起叛乱的始作俑者，会对德摩提卡和哈德良堡如法炮制。
希腊人在亨利的宝座前面发出悲痛和悔恨的哭声，只有气度恢宏的皇帝愿意原谅和相信他们。最多不过400名骑士以及他们的下级武士和弓箭手集结在他的旗帜下，他就带领这支微弱的兵力去寻找保加利亚人并且将他们击退，而对方统率的部队除了步兵还有4万骑兵。亨利在这一次的远征行动中，对于处在敌对地区和友善地区有极为不同的感受，他的军队使其他的城市得以保全不致毁灭，羞辱的野蛮人被迫放弃到口的猎物。围攻帖撒洛尼卡是卡洛·约翰最后施加于人的灾难，竟然使自己遭到报应。他夜间在御帐中休息时遇刺身亡，将领(或许就是凶手)发现他浸浴在血泊里，亨利之死被归因于圣德米特里乌斯用长矛的一击，因而获得异口同声的赞美。[252]经过几次胜利以后，审慎的亨利与暴君的继承人以及尼斯和伊庇鲁斯的希腊君王，终于签订光荣的和平条约。即使割让一些有争议的领土，还是为自己和手下的诸侯保住了一个广大的王国。
他的统治仅延续了10年而已(公元1206年8月20日—1216年6月11日)，促成了一段短暂的繁荣和平时期。他的作为远超过鲍德温和卜尼法斯狭隘的政策，毫无拘束地将政府和军队的重要职位授予希腊人。这种宽厚的情操和做法来得及时，尼斯和伊庇鲁斯的君王准备用利诱的方式，使那些贪财的拉丁人成为忠勇的佣兵为他们效命。亨利的目标是将优秀的臣民团结起来给予应得的酬劳，不论他们是哪个民族或说哪种语言。但是他对两个极不兼容的教会，倒是不急着完成它们的合并。贝拉基乌斯是教皇的代表，他的言行举止就像是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曾经下令禁止使用希腊人的礼拜仪式，摆出固执的态度强制征收什一税，称颂圣灵的赞美诗要用双倍的行列，盲目服从罗马教皇的指示。
弱势的派别诉诸良心的责任，恳求宗教自由的权利。他们说道：“我们的肉体受恺撒的统治，但是唯有我们的灵魂属于上帝。”皇帝用坚定的意志阻止宗教迫害的行为。要是我们相信这样一位君王竟然被希腊人毒死，那么就会对人类的恩情和感激抱着不屑一顾的念头。他作战的剽悍是一种世俗的特质，与其他骑士并没有多大不同。然而亨利拥有“仁者之勇”的美称，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竟敢反对教士的傲慢和贪婪。在圣索菲亚主座教堂，他把帝座置放在教长的右边，这种僭越行为引起教皇英诺森三世严词指责。他颁布了一道有利后世的诏书禁止领地的转让，这是有关“永代让与”法规的第一个案例。很多拉丁人想要返回欧洲故土，就将产业让与教会以获得永生或尘世的报酬，这些神圣的土地立即被免除军事的服役，一个殖民地的士兵逐渐变成一大群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