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万物的神明总是逃不过立场不同的信徒的大声抱怨。同样一件事的结局在欧洲看来是解救而大加赞扬，而亚洲则认为是灾难，不仅悲痛还要加以指责。耶路撒冷失陷以后，流亡的叙利亚人到处散布惊恐和忧惧；巴格达感觉受到了羞辱而悲伤万分；大马士革的宗教法官扎因丁为了表示悲愤，当着哈里发的面撕扯自己的胡须；整个国务会议听到这件凄惨的事故，如丧考妣。但是信徒领袖能做的也只有痛哭流涕而已，他们都是土耳其人手里的傀儡，阿拔斯王朝到末期曾经恢复若干临时的权势，但是他们没有开疆辟土的野心，能够统治巴格达和邻近行省就已感到满足。真正的藩王是塞尔柱的苏丹，他们无法避免亚洲王朝的自然法则，那就是英勇的崛起、事功的建立、内部的倾轧、堕落的后裔和衰亡的结局这个永不止息的循环。他们现在的精神和权力，已经无法用来捍卫神圣的宗教。在波斯遥远的边区，桑吉尔是宗族最后一位英雄人物[115]，基督徒对他的名声和军队感到陌生。当苏丹深陷后宫的温柔乡中，他把虔诚的宗教任务交付给奴隶来执行，这些奴隶的土耳其名称叫作阿塔贝克，有点像拜占庭的大公，也可以称之为“尚父”。
阿斯坎萨是位骁勇的土耳其人，曾经得到马立克沙王的赏识，获得殊荣可以站在宝座的右边。他在随着国君逝世而引起的内战中，丢了自己的头颅和阿勒颇的统治权。原来在他手下任职的埃米尔仍旧追随他的儿子曾吉，他们这支部队第一次作战是在安条克击败法兰克人。曾吉为哈里发和苏丹效命，在30次战役中建立起军事方面的声誉。他是唯一能为先知的宗教受到羞辱而进行报复的勇士，因而被授予摩提尔总督的职位。他没有让公众失望，在围攻25天以后终于攻占埃德萨，越过幼发拉底河光复被法兰克人所征服的地区。[116]摩提尔和阿勒颇的独立统治者接着降服了库德斯坦那些黩武好战的部落，他的士兵受到教导要把营地视为仅有的国土，相信以曾吉慷慨的个性，会赏给他们丰厚的报酬，何况他有很高的警觉心，保护留在后方的家人。
曾吉的儿子努尔丁率领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逐渐将伊斯兰信徒的势力统合起来，将大马士革王国纳入阿勒颇，对叙利亚的基督徒发起长期的战争，终于获得胜利。他将统治区域扩大至从底格里斯河到尼罗河的广大区域，阿拔斯王朝用皇室的各种头衔和特权酬庸忠诚的服务。就是拉丁人也被逼得承认，这位所向无敌的对手无论是智慧还是勇气，公正还是虔诚，全都高人一等。神圣的武士无论是一生的言行还是为政之道，都以恢复最早几位哈里发的宗教狂热和简朴生活为己任。他的宫殿抛弃黄金和丝绸，统治的疆域之内禁止饮用酒类，税收很审慎地被用于公共事务，俭省的家用靠战利品合法的配额来维持，还能购买一处私人的产业。受到宠爱的妃子为妇女用品的花费太大而哭穷，国王回答道：“哎呀!真主在上!我不过是穆斯林的司库而已，不能把他们的财产转让给你。不过我在霍姆斯拥有3间店铺，你可以拿去，这些是我唯一可以送给你的东西。”他的审判室让权贵感到悚惧，贫民获得庇护。苏丹过世几年以后，一位受到委屈的臣民在大马士革的街道上大叫道：“啊!努尔丁!努尔丁!你在哪里？可怜可怜我们吧!请从坟墓里出来保护我们!”担心亡故国君的名字会引起骚动，一个在世的暴君感到羞惭和恐惧。
法蒂玛王朝统治的叙利亚被土耳其人和法兰克人运用武力夺走，就埃及的状况而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权势和影响力的式微。然而他们是先知的后裔和继承人，仍旧受到尊敬，在开罗的皇宫维持着天颜难近的习性，轻易不会让臣民或外人窥探或亵渎。拉丁使臣[117],叙述他们接受引见的情景，要经过一段很长的幽暗走道，接着是阳光闪耀的柱廊，啁啾的鸟鸣和潺潺的流泉，四周的景色是一片生机盎然，贵重的摆设和稀有的动物更显得宫廷富丽雄伟，皇家的宝藏展现的只是少数，其余的品项比想象中的还要多。一列很长的大门敞开，由黑人士兵和内廷宦官担任警卫。觐见厅的内殿用帘幕遮掩，首相在前面引导使臣进入大厅，将弯刀解下，趴俯在地面跪拜3次，帘幕这时才拉开，让他们看到信徒领袖，他向宝座前的第一个军奴表示他的愉悦，这个军奴却是他的主子。
苏丹已经篡夺了埃及最高的行政权力，任何想掌握权势的敌对竞争者都要靠武力来夺取，最为杰出或实力最强者列入“皇家武班”。[118]达冈姆和绍威尔两个党派轮流将对方逐出首都和国土，弱势的一方会乞求大马士革的苏丹或耶路撒冷的国王，给予带来危险后果的保护。无论是伊斯兰的苏丹还是基督徒的国王，就法蒂玛王朝而言都是教派和国君不共戴天的仇敌。土耳其人凭着武力和宗教使埃及无法抗衡；法兰克人可以从加沙直抵尼罗河，进军极为便利。同时基督徒的疆域占据了中间的位置，迫使努尔丁的部队要绕过阿拉伯的边缘地区，路途不仅变得更加漫长而且环境极为恶劣，他们不得不忍受沙漠的焦渴和辛劳，暴露在焚风的吹袭之中。土耳其君王在暗中保持宗教狂热和勃勃野心，渴望用阿拔斯王朝的名义统治埃及，帮助恳求他出兵的绍威尔派复位，只是第一次远征行动冠冕堂皇的借口。整个任务交付给谢拉古埃米尔才获得成功，他是一位英勇而又资深的将领。
达冈姆派被推翻并且遭到屠杀，走运的对手掌权以后，出于忘恩负义或猜忌嫉妒的心态，再不然就是忧虑未来的状况，很快邀请耶路撒冷国王进军，从傲慢的恩主手里解救埃及。谢拉古的兵力面对联军居于劣势，只能放弃尚未成熟的征服行动，撤离佩鲁西乌姆是让他安全退却的条件。土耳其人排成单列，在敌人面前通过，他们的将领走在最后，手拿战斧，充满警觉性地向四周观望。一名法兰克人竟敢问他：如果不是怕受到攻击，为什么走在最后面？大无畏的埃米尔回答道：“你们是有权发起攻击，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士兵要是不能将一个不信真主的人送进地狱，那他就不能进入天堂。”在他的报告中提到资源的富足、土著的柔弱、政治的混乱，使努尔丁重新燃起希望。
巴格达的哈里发赞誉他那虔诚的企图，谢拉古率领1.2万名土耳其人和1.1万名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埃及发起突击行动，然而要对抗法兰克人和萨拉森人的联军，他的兵力仍嫌不足。不过，从他一连串的作为，像是率部渡过尼罗河；向蒂巴伊斯退却；巴贝因会战[119]主宰战场的部队调动；亚历山大里亚的奇袭作战；在埃及的平原和山谷，从北回归线到海洋这片广大的疆域，实施的行军和反向行军等，我的看法是，他把用兵之道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卓越的指挥加上部队的英勇更是如虎添翼，在作战行动的前夕，一位马穆鲁克大声叫道：“要是我们不能从基督徒的手里夺回埃及，为什么不放弃苏丹给我们的职位和报酬，退休后像农夫那样辛勤耕作，或是与后宫的妇女一起纺纱？”虽然谢拉古在战场上竭尽所能[120]，他的侄儿萨拉丁在亚历山大里亚坚守到底[121]，第二次入侵行动还是以签订有利条约和撤退告终。
努尔丁保存实力，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发起第三次行动。耶路撒冷国王阿玛里克的野心和贪婪，很快给了努尔丁出兵的机会，因为阿玛里克始终服膺一种错误的原则，那就是“对上帝之敌无诚信可言”。医院骑士的盟主要履行宗教的军事职责，鼓励他继续进军，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答应提供一支舰队，配合叙利亚的军队采取共同的行动。不讲信义的基督徒并不满足于劫掠和津贴，他们抱着热烈的期望要征服埃及。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穆斯林对于大马士革的苏丹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首相身处四面受敌的险境，只有屈从于举国一致的意愿。努尔丁似乎受到优厚条件的引诱，可以享有王国每年三分之一的岁入。法兰克人出现在开罗的城门前，但是郊区的古老城市在军队接近时起火燃烧，一场狡诈的谈判使他们受到欺骗，而且希腊人的船只无法越过尼罗河的障碍。法兰克人在充满敌意的国度保持审慎的态度，不愿与土耳其人作战。阿毛里只能退回巴勒斯坦，他的行动丧失公正的立场，也没有达成目标，只给他带来耻辱和谴责。
谢拉古完成了解救的工作以后，被授予地位崇高的袍服，很快他的袍服就沾染上了绍威尔派的鲜血。土耳其的埃米尔不辞辛劳，暂时担任首相的职务，但外来者的征服行动加速了法蒂玛王朝的灭亡。只要苏丹的信差带来一句话，立即完成刀不出鞘的改朝换代。哈里发的罢黜完全是因为本身的懦弱和首相的暴虐，当先知的后裔和继承人接受拉丁使臣很粗鲁的握手时，就是他们的臣民也感到脸红；当他呈送后宫妇女的头发时，臣民不禁流泪，这是悲伤和忧惧的象征，好引起大马士革苏丹对他的同情。努尔丁的命令和法学家的宣判，阿布伯克尔、欧玛尔和奥斯曼的圣名要用庄严的仪式予以恢复，公共的祈祷要承认巴格达的穆斯萨迪是真正的教徒领袖，阿里之子的绿色制服改成阿拔斯王朝的黑色。法蒂玛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阿德泽德只活了10天，在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前逝世也是一种福分。他留下的财富可以保证士兵的忠诚，平息信徒的不满。在后继发生的各种变革中，埃及再也没有背离穆斯林的正统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