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推选戈弗雷为耶路撒冷国王及统治的状况(1099—1187A.D.)

这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后过了8天,拉丁人的首领要选出一位国王,保卫和统治已经被他们征服的巴勒斯坦,这时教皇乌尔班已过世,无法与闻。“伟大”的休和沙尔特斯的斯蒂芬带着失去的名望黯然离开,后来经过很长时期的奋斗,发起第二次的十字军,终于光荣战死,建立不朽的声誉。鲍德温在埃德萨、博希蒙德在安条克分别建立公国。诺曼底公爵[74]和法兰德斯伯爵这两位罗伯特,回到西方接受更为可靠的继承权,总比留下竞争不毛之地的权杖要好得多。雷蒙的嫉妒和野心受到追随者的指责,全军一致发出自主和公平的欢声,赞许布永的戈弗雷是基督教世界声望最高的第一号勇士。他有高尚慷慨的气魄,愿意接受充满危险和光荣的职责,在救世主戴着荆棘冠的城市,虔诚的朝圣者不愿意有任何人僭用皇室的名号和纹章,耶路撒冷王国的创建者满足于圣墓守护者和男爵这个平易近人的头衔。

戈弗雷的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公元1099年7月23日—1100年7月18日),时间太短,无法为公众谋求幸福,即位不过两个星期就受到战场的召唤。埃及的苏丹率军接近,他们的反应太慢不能防止耶路撒冷的失守,现在急着采取报复的行动。伊斯兰教徒在阿什凯隆会战中全军覆没,拉丁人在叙利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法兰西诸侯英勇善战的声名遍传世界,他们在这次行动以后便长久告别圣战。部分的光荣来自兵力相差的悬殊,法蒂玛王朝的骑兵和步卒数以万计,虽然我无法准确计算出兵力的数量,但是除了3000名埃塞俄比亚人或黑人受到严厉的惩罚能够坚持不退以外,那些南方的蛮族在第一次的接战中就四散奔逃,土耳其人的积极勇敢与埃及土著的懒散阴柔形成有趣的对比。等到苏丹的剑与旗帜悬挂在圣墓以后,新即位的国王(他够资格获得这个头衔)很高兴地拥抱离开的战友,让英勇的坦克雷德仅维持由300位骑士和2000名士卒组成的军队,用来防护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戈弗雷的统治很快受到一名新仇敌的攻击,只有这个人将耶路撒冷的国王当成一个懦夫。普伊主教阿德玛无论在会议还是战场上都有极其卓越的表现,在安条克上次的瘟疫中亡故,其余的教会人员只保留了他们性格中的傲慢和贪婪,他们曾用煽动的喧嚣要求主教的选举应该先于国王。合法教长的权柄和收益被拉丁教士篡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受到异端或分裂的谴责,被排除在外,这被认为是合理的。东部的基督徒在解救者严苛的奴役之下,无比怀念阿拉伯哈里发宽容的统治。戴姆伯特是比萨的总主教,他长期接受罗马见不得人的阴谋的训练,带着本国同胞的一支舰队前来增援圣地,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状况下,成为教会有关宗教和世俗事务的领袖。新任教长立即攫取统治的权力,这是胜利的朝圣者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戈弗雷和博希蒙德愿意举行叙任仪式,从教长手里接受封地的所有权。戴姆伯特还觉得不够,要求对耶路撒冷和雅法有直接的所有权。这位英雄并没有立即严词拒绝,他愿意与教士进行谈判,将每座城市的四分之一让给教会。戈弗雷过世后没有子女可以继承他的权力,故作谦逊的主教对于其余部分最后的归属感到满意,或许他以后会在开罗或大马士革要求一个新的位置。

征服者要是没有获得教会的恩惠,这个新成立的王国虽然只有耶路撒冷和雅法,以及邻近地区的20多个村庄和市镇,还是会被人夺走。在这个狭窄的范围之内,伊斯兰教徒仍居住在很难攻陷的城堡之内。农民、商人和朝圣者还是经常面对国内的敌意。戈弗雷和他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弟弟和表弟这两位鲍德温,靠着军队让拉丁人过着更为舒适和安定的生活。后来他们向外扩张领土,虽然没有数以百万计的臣民,但看来与犹大和以色列古老的君王不分轩轾。[75]他们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甚至法兰德斯和挪威的舰队获得强大的援助,陆续占领拉奥狄凯亚、的黎波里、提尔和阿什凯隆这些滨海的城市以后,整个海岸地区从斯坎迪罗到埃及边境,全部为基督徒的朝圣者所占有。要是安条克的君主放弃最高的地位,埃德萨和的黎波里的伯爵都承认是耶路撒冷国王的诸侯,拉丁人统治的地区就越过了幼发拉底河,霍姆斯、哈马、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是穆斯林征服叙利亚以后仅剩的四座城市。

法兰西民族和拉丁教会的法律和语言、习俗和称呼,逐渐传入海外的殖民地。按照封建制度的法律体系,主要的国家和下属的领地可以由男性或女性的世系来继承,但是第一代征服者的子女成为不成才的堕落一代,只能享受奢侈的生活,被时代淘汰。盼望从欧洲到达新的十字军人员,只是偶尔出现的状况。666位骑士服役执行封建制度的任期和权利,[76]预期可以获得的黎波里伯爵麾下200位骑士的援助,每位骑士有4名骑马的扈从[77]或弓箭手[78]伴随进入战场。教会或城市供应5075名下级武士,可能都是步卒。王国全部合法的民兵组织不会超过1.1万人,薄弱的守备兵力要对抗四周数以万计的萨拉森人和土耳其人。[79]

但是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骑士[80]和所罗门圣殿骑士,兴建防御能力最为强大的要塞,这些组织是寺院生活和军事训练最奇特的结合,虽然可能由宗教的狂热所推动,但必定是由策略的需要所认可的。欧洲贵族的精英分子渴望参加这个备受尊敬的军事阶级,能够佩戴十字架的标志,立下神圣的誓言,精神和纪律可以永垂不朽。2.8万个农庄或采邑[81]立即被捐出来,供养一支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正规军队,用来保护巴勒斯坦的安全。严峻的修道院生活很快在军队的演练中消失无踪,这些基督徒士兵的傲慢、贪婪和败坏使得人神共愤。他们要求罪行的豁免权和司法的权力,扰乱了教会与国家的和谐。他们出于猜忌的争功心理,使得公众的和平陷入危险的境地。但是在他们的行为最为荒唐放荡的时期,医院和圣殿骑士还是保持无所畏惧和宗教狂热的特质,他们为了服务耶稣基督,将生死置之度外。骑士制度的精神是十字军的本源和成果,后来这种组织从圣墓移植到马耳他岛。[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