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暴力的运用是如此熟悉，甚而视为自然之事。在我们的纵容之下，微不足道的怒意或引起争议的权力都会成为充分的理由，可以在国家之间产生敌对的行为。但是就圣战的名义和性质而论，需要进行更为严谨的查证。我们不能贸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可以肆意拔出毁灭的宝剑，除非动机相当纯洁、争执完全合法、需求无法避免。作战行动的策略要求取决于经验获得的教训，然而这种教训得来何其缓慢。在采取行动之前，宗教事业的公正与合理要能满足我们的良心。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基督徒，全都被说服，认为发动十字军是顺应天理人情的事。他们不断滥用《圣经》和修辞的文句来掩饰他们的实际想法，看起来像是坚持信仰的理念以及上天赋予的自卫的权利。然而他们却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的特定称呼，将异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视为邪恶的敌人。[12]
其一，正当防卫的权利可以将民事和宗教的盟友全部包括在内，这是很合理的事。权利的获得基于危险的存在，敌人的恶意和实力所形成的双重考量是评估的重点，归咎于穆斯林信奉对人类有害的教条，他们认为有责任要用刀剑灭绝所有其他的宗教。这种无知和偏见的指控受到《古兰经》的驳斥，从伊斯兰征服者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公开与合法的宽容，也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但是不可否认，东方的教堂受到严苛的束缚和高压的迫害。即使处于这种环境，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他们对于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依然坚持己见维护神意的权力要求。在正统教会的信条之中，不信上帝的民族始终是巨大的威胁，会让我们丧失现在的宗教或未来的自由。到了11世纪，土耳其战无不胜的军队的确令人感到忧虑，这种后果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已经近在眼前，不到30年的工夫，他们就征服了亚洲所有的王国，最远到达耶路撒冷和赫勒斯滂海峡，希腊帝国在毁灭的边缘摇摇欲坠。除了对基督教弟兄表示诚挚的同情，拉丁人基于公理正义和利害关系也要支持君士坦丁堡，这是西方世界最关紧要的天堑，为了更好地进行防守，对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击退眼前的强袭，应该给予同等的重视。为了达成目标，必须提供适度的援助。我们同意非常现实的考量，但是派遣数量如此庞大的兵力到距离遥远的东方去作战，亚洲无力供应强大的援军，就会遭到覆灭的命运，欧洲会因人口减少而降低应有的实力。
其二，夺取巴勒斯坦对拉丁人的战力或安全毫无助益，征服这个距离远、面积小的行省，唯一合理的借口是宗教狂热的信念。基督徒肯定“应许之地”是不可剥夺的名称，它流淌着神圣救世主的宝血，他们有权力和责任从不义的据有者手里光复继承的产业，那些邪恶的异教徒亵渎基督的墓地，在朝圣的路途上欺压他的信徒。但崇高的耶路撒冷和神圣的巴勒斯坦，类似的宣称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地方早已废止了摩西的律法。基督徒的上帝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神明，伯利恒和骷髅地分别是他的出生和埋葬之处，就是光复也无法补偿对《福音书》有关道德训诫的侵犯。这些论点在沉重的迷信盾牌前面一闪而过，只要抓住奥秘和奇迹的神圣理由，宗教的心灵就很难将它抛弃。
其三，宗教战争已经在地球各个区域开打，从埃及到立沃尼亚，从秘鲁到印度斯坦，获得了传播更为广泛且适应性更强的教义的大力支持。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引起敌对行为的充分理由，人们不仅普遍认同，有时还肯定这是最高的价值。手持十字架的战士可以杀死或制伏冥顽不灵的不信者，这种上帝赐予的恩典是主权和慈悲的唯一来源。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400年，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这些蛮族，花费同样的时间，运用类似的手段，分别获得罗马帝国在西部和东部的行省。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因时间和条约的关系，合法据有了所征服的地区。但是伊斯兰的君王在臣民和邻国的眼里仍然是暴君和藩王，可以用战争和起义的武力，将这些非法的所得合法拿走。
基督徒严谨的生活和习性已经开始松懈，逼得要加强纪律和忏悔，随着罪孽的增加，纠正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原始教会，进行赎罪的工作之前，如果信徒们能够自愿采取公开告解的方式，就不会引起紧张的对立。中世纪的主教和教士对于罪人，则会审问他，强迫他交代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规定他与上帝修好的条件。任性和暴虐轮番滥用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力，惩戒法规的制定用来告知并规范审判的精神。希腊人最早运用立法的模式，他们的赎罪规则经过翻译，为拉丁教会所仿效。查理曼大帝统治的时代，每个教区的教士都有一本法典，但很审慎地隐藏起来不让一般平民知晓。评估罪行和惩处罪犯是件危险的工作，僧侣根据经验或智慧，知道每种案件都可能发生，全都能够说出差异之处。有些列举的罪状让清白无辜的人难以设想，还有一些罪过超越理性认知的范围。最常见的犯罪行为像是奸淫和私通、伪证和亵渎、抢劫和谋杀，按照不同的情况或环境，用苦修或忏悔来赎罪，期限从40天可以一直延长到7年。在悔改期限之内，通过有益的规律生活，如斋戒和祈祷，病人得以复原，罪犯获得赦免。他的衣着简陋不合时样，表现出忧伤和懊恼，谦卑的态度禁绝社交生活的乐趣和事业的发展。但是严格执行这些法规就会使皇宫、军营和城市的人口大量减少。
西方的蛮族不仅相信这些惩罚而且大为恐惧，然而人性通常厌恶理论的原则，官吏强调教士属灵的审判权，几经努力也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按照字面要求完成悔改根本是不切实际的事，每天重复通奸会使罪行加重，屠杀整个民族也包括在杀人的罪行之中。每种行为要是分开计算，数量就会增加。在这样一个社会混乱和恶行如麻的时代，就算是生性谦卑的罪人，宗教方面的罪孽也容易欠下300年的债务，无法负担之下只能要求减刑或赦免。就富人而言，要缴纳26个苏勒达斯银币(大约是4镑)才能减免一年的苦修悔改。[13]穷人只要3个苏勒达斯，约为9个先令。这些布施立刻拨交教会使用，从信徒的罪孽获得的赎金是教会财富和权力取用不竭的来源。300年的债务相当于1200镑，即使是富有资财的人士也会倾家荡产，只能通过转让产业来抵债。丕平与查理曼最慷慨的赏赐，是他们拯救自己灵魂最明确的证据。民法有一条基本的原则：任何人拿不出钱财，就得用身体来抵账。鞭笞的肉刑也为僧侣所采用，这是廉价而又痛苦的等价处分。根据一种极其怪诞的计算方式，一年的悔改还要多加3000鞭的体罚。[14]一位有名的隐士圣多明我绰号叫“铁胸甲”[15]，对接受这种惩处具备技巧和耐性，在6天之内完成一个世纪的数量，也就是受到30万次的鞭打。有很多悔罪苦修者无分性别，都依循这个标准。法律也允许自愿牺牲者代人受罪，一个身强力壮经过训练的人员，可以用他的脊背代他的恩主赎罪。[16]
11世纪这种金钱和人身的补偿，演变为更体面的方式，让人感到满意。那些在阿非利加和西班牙与萨拉森人作战的士兵，服务军旅所建立的功勋，受到乌尔班二世前任的认同。教皇在克莱蒙的大公会议中宣布，给予献身十字架旗帜的从军人员“绝对的恩典”，一切的原罪都能够获得赦免，尔后所有的罪孽只要依据教规悔改，全部为教会所接受。当前这个时代的人生观非常冷漠，对于过去充满原罪思想和宗教狂热的世界，无法体会那种深刻的印象。本堂神父大声呼吁，唤醒数以千计的强盗、纵火犯和凶手，让他们去救赎自己的灵魂，用伤害基督徒同胞的行为，对不信上帝的异教徒痛下毒手。无论是哪个阶层或教派的囚犯，他们都热诚地赞同赎罪的条件。没有人完全纯洁，不能豁免罪孽的定谳和惩罚。大多数人对公正的上帝和教会负有应尽的义务，要靠着虔诚的勇气才够资格获得尘世和永恒的赏赐。如果他们作战阵亡，热心的拉丁教士会毫不迟疑地用殉教者的冠冕装饰他们的坟墓；[17]要是他们幸存，也不会没耐心等待天国的报酬，虽然时间已经延迟，但是恩典还会加多。他们将要为神的儿子流血奋战，耶稣不也是为了拯救世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吗？他们举起十字架，满怀信心走主的道路，上天在保佑他们的安全，或许当他们神圣的事业遭遇困难时，上帝会用那可见而神奇的力量，使他们化险为夷。耶和华的云柱和火柱[18]先于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基督徒完全有理由怀抱着这样的希望：河流会在他们渡过的时候分开，坚固城市的防壁会在他们的号角声中倒塌，太阳会在飞驰的途中暂时停下，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歼灭那些不信主的人。
对于那些进军圣墓的首领和士兵，我敢很肯定地表示，全部受到宗教狂热精神的感召，有建立功勋的信心，有获得报酬的希望，有神明协助的保证。我同样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对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宗教狂热并不是他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唯一因素，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还不是主要因素。宗教信仰的运用或滥用，对于国家风气所形成的潮流产生很小的阻力，反而是造成的推力却沛然莫之能御。反对蛮族的私人械斗、血腥的马上比武、放荡淫逸的爱情以及不法的格斗审判，教皇和宗教会议只会发出毫无效用的雷霆之声。说实在的，激起希腊人形而上的争论，把社会混乱或政治专制的受害者赶进修道院，将奴才或懦夫的容忍视为神圣之事，或是采用现代基督徒的仁慈和义举来建立事功，看来倒是更为容易的任务。法兰克人和拉丁人对于战争与操练普遍怀有热情，作为悔改和赎罪的过程，他们受到嘱咐要满足主宰他们内心的热情，要前往遥远的国土，要拔剑对抗东方的民族。他们的胜利甚至抱有这种企图，为了使装饰着十字架的大无畏英雄名垂千古。即使是最纯洁的虔诚行为，也不可能对军事荣誉的光辉景象毫无感觉。在欧洲那些琐碎不值一提的争吵中，诸如获得一座城堡或是一个村庄，他们都可以让朋友和同胞流血，此时为了对抗路途遥远充满敌意的民族，当然更能够快速地进军，为此，欧洲的人民都已献身军旅。
他们幻想自己已抓住亚洲金色的权杖，诺曼人征服阿普里亚和西西里，即使是平民冒险家都有希望被提升到更高贵的地位。基督教世界处于落后的粗野状况，无论是天候还是耕种都无法与伊斯兰国家相比。朝圣者叙述的故事和缺乏通商条件所带回的礼物，都在夸大东方国家天然和人为的财富。一般的庶民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接受的教导是要相信不可思议的事物，像是流着奶和蜜的土地、矿产和宝藏、黄金和钻石、大理石和碧玉建造的宫殿，以及乳香和没药的芬芳树丛。在这个人间乐园里，每名战士都能够凭着刀剑创造富裕和光荣的前途，即使是再天马行空的意愿都能够在那片土地上自由驰骋。[19]这些家臣或士兵相信上帝和主人会给他们带来好运，从一位土耳其埃米尔那里夺得的战利品，可以使营地位阶最低的随员都能发财致富。风味浓郁的葡萄美酒、艳丽动人的希腊美女[20]，产生的诱惑力使十字军的战士难以抗拒，比起他们的职业更能满足天性的要求。追随的群众处于封建体制或基督教会的暴虐统治之下，爱好自由成为更有力的诱因。西部的农夫和自治的公民成为采邑或教会土地的奴隶，接受神圣的号召可以逃避傲慢的领主，让自己和家庭迁移到自由的乐土。僧侣可以借机脱离修道院戒律的管辖，债务人能够停付累积的高利贷并摆脱债主的追讨，各种类型的恶徒和犯人能够继续抗拒法律的制裁，规避罪行所应得的惩处。[21]
形形色色的动机不仅极其有力而且种类繁多，我们要是单独计算在每个人心目中所占的分量，那可是没完没了的事，就是出名的案例和流行的方式都不胜枚举。早年改信基督教的人员，成为十字军热心和善尽职责的传教士，他们在朋友和同胞中间宣扬神圣誓言的责任、功德和报酬。就是最为勉强的听众，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拖进说服和权威的漩涡。好斗的年轻人要是受到指责或怀疑而产生怯懦的情绪，难免会引起满腔怒火。无论是年老还是虚弱的人，甚至是妇女或儿童，如果能够随着军队去参拜基督的墓地，都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考量的只是宗教的热诚，并非自己的体力。有些人在傍晚还嘲笑朋友何其荒唐，到了次日自己却兴致勃勃地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无知可以增加冒险事业的希望，减轻遭遇危险的心理负担。自从土耳其人展开征服行动以来，朝圣的路径已经湮没，完全不见痕迹。就是身为首领，对于路程的长度和敌人的状况都毫无概念。至于那些愚蠢的民众，看到在前面出现的城市或堡垒，只要超过他们的见识范围，就会追问是否到达了耶路撒冷——那个长途跋涉全力以赴的目标。
然而十字军里较有见识的人员，都不敢确定上天会撒下鹌鹑或吗哪来喂饱他们[22]，因此准备了贵重金属以便在任何国家用来交换商品。为了按照阶级支付他们在路途的花费，君王转让他们的行省，贵族出售土地和城堡，农夫则出售牛只和耕种的工具。产业在群众迫切抛售之下价格大跌，武器和马匹由于缺货和买主的急需，上涨到极其荒谬的价格。[23]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员只要具备常识和现金，在这种流行趋势下就会发一笔横财。统治者用低廉的费用获得家臣和诸侯的田地，教会的买主完成付款并且保证为他们祈祷。布匹或丝绸制作的十字架通常缝在衣服上面。热诚的信徒用烧红的烙铁或不褪色的墨水，在身体上面留下永恒的记号。一个手段高明的僧侣展现胸部显示奇迹的伤痕，得到的回报是在巴勒斯坦受到大众的尊敬和为他带来财富的圣职。[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