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这条古老的天堑，虽然经常受到侵犯却也能很快恢复作用，然而在赫拉克利乌斯的孙儿君士坦丁四世的统治下，蛮族的洪流席卷而过，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他们的进展对哈里发有利，就把这些蛮族视为未知和从天而降的辅助部队：恺撒在失去叙利亚、埃及和阿非利加以后，要防守都城对抗萨拉森人，已经两次陷入危险和羞辱的状况，因此要把罗马的军团部署在亚洲，更没有能力防范在多瑙河地区的蛮族。为了这些令人感兴趣的民族，我不得不背离保证要遵守的原订写作大纲，这个题材的优点可以掩盖我的错误或是容易找到借口。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战争、宗教还是学术，甚至谈到他们的兴起或没落，阿拉伯人总是让我们感到好奇和难以捉摸：希腊人的教会和帝国最早受到摧残，可以归咎于阿拉伯人的武力，穆罕默德的门徒仍旧掌握着东方世界政治和宗教的权杖。
然而如果认为另一群蛮族也完成了类似的工作，这种说法有点勉强，他们在公元7世纪和12世纪之间，来自西徐亚的大平原，进行短暂的寇边或不断迁徙。[164]他们的姓氏称谓非常俗气，家世来源十分可疑，行动过程无人知晓，宗教信仰盲目无知，作战英勇残酷无情，他们的公众和个人生活始终保持着团结，并且维护习俗，不会因率直纯真而软化凶狠的性格，也不会讲求策略而变得文雅高尚。拜占庭宝座的权威击退这群乌合之众的攻击，在经历浩劫以后还能幸存。这些蛮族的绝大部分都已消失，他们的存在没有留下任何纪念物；苟延残喘的余众在一个外国暴君的统治下呻吟，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我所选择的史料只能限于那些仍值得记述者，像古代的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和俄罗斯人。诺曼人的征战和土耳其人的君主国，在永难忘怀的十字军到达圣地，以及君士坦丁的帝国和城市沦陷以后，就很自然地告一段落。
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前，先击灭了保加利亚军队。保加利亚人经过这次败北以后，整个民族连带他们的名字消失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位于玻里斯提尼斯河、塔内斯河和伏尔加河那些陌生的殖民地，很可能又恢复原来或类似的称呼(680 A.D.)。[165]古老的保加利亚国王留给5个儿子的遗言，是要他们节制与和谐。年轻人将老父的教训，当成经验丰富长者的逆耳之言，5位王子埋葬了他们的父亲，分掉国王的臣民和牛群，忘记了老父提出的忠告，然后大家分手各奔前途，开始漂泊去找寻各人的机运。我们发现最富冒险精神的弟兄到达意大利的腹地，获得拉文纳太守的庇护。[166]这股迁徙的潮流直接朝着或是被迫指向都城。
现代的保加利亚沿着多瑙河的南岸，一直使用保持到目前的名字，也能维护所建立的形象，归因于当年那些新来到的征服者运用战争和条约，陆续获得达尔达尼亚、色萨利和两个伊庇鲁斯这些罗马行省。[167]教会的最高权力从查士丁尼幼年时成长的城市撒尔底迦改换到另外的地点，在保加利亚人欣欣向荣的时代，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莱克尼杜斯或阿克里达，非常荣幸能够被设置国王和教长的宝座。[168]语言是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保加利亚的先世拥有斯拉夫尼亚人的血统，但更精确的说法是斯拉夫尼亚种族，[169]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族群[170]如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拉西亚人、克罗地亚人、瓦拉吉亚人，对于这个居于领导地位的部族，不是追随他们的旗帜就是模仿他们的榜样。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他们遍布整个陆地，成为希腊帝国的俘虏、臣民、盟友或敌人。整个民族被称为斯拉夫人[171]，无论是出于偶然或是恶意，他们的名字从原来的光荣的含义被视为奴役的象征。[172]
殖民地当中的克罗巴提亚人[173]或克罗地亚人都是这个伟大民族的后裔，也是达尔马提亚的征服者和统治者(900 A.D.)，现在加入奥地利的军队共同行动。滨海的城市以及建立不久的拉古萨共和国，哀求拜占庭宫廷给予援助和指导。他们得到宽宏大量的巴西尔的劝告：对于罗马帝国只要稍表效忠即可，但是他们必须要付年金以安抚难以抵御的蛮族，以免引起无法收拾的怒火。克罗地亚王国由11位“佐潘”(封建领主)分享统治权，联合的兵力达到6万骑兵和10万步卒。漫长的海岸线曲折不齐，形成辽阔的港湾，受到一串岛屿的掩护，在意大利的海岸上几乎都能将之收于眼底。无论是当地土著还是外来人士，都可以用这个地域来练习航海的技术。克罗地亚人仿效古老的黎本尼亚型快船，建造他们的船只(双桅帆船)：180艘各型船只对于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来说已经是非常理想的配置，但我们的水手也许会嘲笑这些作战用的船只，每艘上面只配置10人、20人或40人。他们的功能逐渐发生变化，为商业和贸易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然而斯拉夫尼亚的海盗仍旧出没频繁而且带来危险。在10世纪快要结束之前，威尼斯共和国有力地控制了亚得里亚海湾，[174]让船只能够不受阻碍自由通航。这些达尔马提亚国王的祖先非常精通航海术，已经到达滥用不知节制的地步，后来才离开这门危险的行业，定居在白克罗地亚，就是西里西和小波兰的内陆地区，按照希腊人的计算，离黑海有30天的行程。
不论就时间还是位置来说，保加利亚人的丰功伟业[175]只限于一个很狭小的范围(640—1017 A.D.)。在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时，他们的统治已经延伸到多瑙河南岸地区，但是实力更为强大的民族紧跟他们的迁徙行动，逼得他们又回到多瑙河北岸，然后向着西方发展。然而，只有晦涩难解的记录保存了他们的功绩，可以夸耀获得的荣誉，那就是他们在战场上杀死了一位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过去这荣耀属于哥特人。皇帝尼西弗鲁斯一世在阿拉伯战争中丧失声誉，却在斯拉夫尼亚战争中丢掉性命(811 A.D.)。第一次的作战行动中，他大胆而成功地深入保加利亚中部地区，烧毁皇家的宫廷，但其实也不过是一些木造的建筑物和村庄而已。然而就在他搜寻战利品以及拒绝和平条约时，他的敌人激励士气和集结战力，使得撤离的渡口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战栗的尼西弗鲁斯在知道状况以后大声喊道：“天哪!天哪!我们已经插翅难飞了!”有两天的时间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完全是一副坐以待毙的模样，等到第三天的早晨，保加利亚人对营地发起奇袭，罗马君王和帝国的重要官员都被杀死在帐幕里。瓦伦斯皇帝的尸体能够免遭亵渎(378 A.D.)，但是尼西弗鲁斯的头颅被插在长矛上示众，他的头盖骨镶嵌黄金制成的底座，经常在胜利的宴会中斟满美酒供大家饮用。希腊人哀悼君王受到侮辱，然而他们认为这是贪婪和残酷应得的惩罚。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酒杯，十分清楚地表现出西徐亚旷野的习性和风俗，但是在与希腊人和平交往、获得文明开发的地区，以及引进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以后，就在同一个世纪的末叶，保加利亚人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保加利亚的贵族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学校和皇宫接受教育，西美昂是一位有皇室血胤的年轻人，研习德谟斯提尼的修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他想成为国王或武士，放弃僧侣的修道宣誓。在他超过40年的统治之下(888—927/932 A.D.)，保加利亚跻身世界文明强权之列。西美昂一再对东部帝国发起攻击，希腊人可以任意谴责他的忘恩负义和亵渎神圣，以从中获得一丝安慰。他们花钱买到异教徒土耳其人的帮助。但西美昂的第二次会战，弥补了前一次会战的损失，只要能躲过这个可畏国家的军队，就可以算是一次胜利。塞尔维亚人被击溃，人员不是成为俘虏就是四散逃走。要是有人在他们恢复元气之前到这个国家来游历，会发现这个国家只有不到50个流浪汉，没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过着被追捕的危险生活。阿奇洛斯河岸有一个古代的遗迹，希腊人在此地被击败，蛮族的赫拉克勒斯用神力折断了他们的尖角。
西美昂编组部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在与皇帝面对面的谈判中，他强迫对方要履行他所提出的和平条件。他们的会面戒备十分森严，皇家的座舰被拖着靠近一个人工制造而且警卫森严的平台，保加利亚人的排场要与皇帝的权势一比高下。态度谦逊的罗马努斯一世说道：“你是基督徒吗？那么你有责任不让教友流血牺牲。你愿意接受和平，难道不是受到财富的诱惑？那么请收起你的剑，张开你的双手，我会尽最大努力来满足你的欲望。”他们用皇家的联姻来保证双方的修好，自由贸易获得核准，恢复到原来的规模，宫廷最高等级的礼遇用来维系保加利亚人的友谊，比起敌国或外国的使臣更为优渥。为了表示对西美昂的尊敬，皇帝加封其崇高而令人反感的头衔，特别称他为“巴塞勒斯”或皇帝。不过这种友情只维持了非常短的时间，西美昂逝世以后两国再度大动干戈，他的继承人发生内讧，难逃毁灭的命运(950 A.D.)。
11世纪初期，巴西尔二世呱呱坠地就继承帝位，平生的作为获得保加利亚征服者的称号。他在莱克尼杜斯的皇宫发现金库里有40万镑(约为1万磅的黄金)的财富，使他的贪婪多少能够获得满足。他对1.5万名战俘施以极度冷酷和令人发指的报复，而且他们的罪名是保卫自己的国家，更能显示出暴虐和残忍的性格。这1.5万人都被剜去双目，每100个战俘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保留一只眼睛，使他能够牵引瞎眼的百人队返乡参见国王。据说他们的国王因而死于忧伤和恐惧之中，这种可怖的景象使全民为之惊恐畏惧，保加利亚人从他们的居留地被扫地出门，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行省之内。幸存的酋长劝诫他们的子弟要坚忍图成，负起雪耻复仇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