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历史的光芒似乎从10世纪的黑暗之中照射出来。我们怀着好奇和尊敬的心情，打开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的作品，这是他在心智成熟的年龄，为了教诲自己的儿子而亲手动笔写成的，他曾承诺要在这部书中展现出东部帝国在和平和战争的时代国内外的情势。他根据个人以及历朝君王的做法，在这些著作的第一部书中，详细描绘了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和皇宫极为奢华的仪典和排场。[81]接着他在第二部书试图精确说明欧洲和亚洲各军区也就是各行省的情况。罗马战术运用的方式、部队的纪律和阵式、陆地和海上军事行动的准则，在这些极为实用的作品的第三部书中详加解释，这部分也可能是君士坦丁七世的父亲利奥六世所著。[82]第四部他谈到帝国的施政方针，透露拜占庭政府在与世界上各个国家友好相处或采取敌对行动时制定策略的机密过程。还有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著作，有关法律、农业和历史的实用体系，有助于增进臣民的福利和马其顿君王的荣誉。称为《巴西利克》的60卷巨著，[83]是有关民法体系的法典总览，是在这个辉煌王朝前面3位统治者的手下逐渐完成。
农业技术部分是古代最优秀的人员运用闲暇的时间，再三斟酌才敢动笔，其中经过精选的文章都编在君士坦丁20卷的《农艺学》之中。他指示要把历史上重大兴亡和善恶的事迹，分案分条编成53卷[84]，使每个市民都能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致重蹈覆辙。东部帝国的统治者不惜放下身段，放弃立法者的尊贵地位而屈居于卑下的教师或作家。要是他的继承人和臣民毫不在意他那身为家长的关怀之情，我们倒是可以继承和享用这份永恒的遗产。
这份礼物经过精确的衡量和评估，就会降低本身的价值和后代的感激，即使据有这些皇家的财富，我们仍旧为贫乏和无知而深感悔恨，原作者日益颓废的光荣也为冷漠或蔑视所抹除。《巴西利克》这部书完全在抄袭查士丁尼的法学作品，只不过是带有偏见和残缺不全的希腊文译本而已，但古代市民的理性常被顽固思想的影响力所取代，像离婚、娶妾和放款求利受到绝对的禁止，妨害到贸易的自由和私生活的幸福。君士坦丁的臣民在那部历史著作中，可能十分仰慕希腊和罗马难以匹敌的各项美德，并可能从中了解从前的人士是如何尽自己所能达成所渴求的目标的。然而帝国的高级官员或枢密大臣要是准备出版新的圣徒传记，必然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译者西蒙[85]荒诞而又华丽的神话，使迷信获得更为丰富而阴郁的材料。教会的一年行事历中所记载的功德和奇迹，在哲人的眼里比不上一个辛劳的农民，他会繁衍造物主恩赐的谷物，为他的同胞提供所需的粮食。
编著《农艺学》的帝王作家，却致力传授杀人放火的毁灭艺术，这是自色诺芬[86]时代以来，作为英雄和国王必备的本领。然而利奥和君士坦丁的《战术学》却掺杂那个时代等级较低的成分，缺乏原创性的天才，只能就胜利的结果肯定其有关的规定和原则，要想运用适当的风格和方法则显得力有不逮。他们把毫无关联和互不兼容的东西，盲目混合在一起：像斯巴达的方阵和马其顿的方阵，像加图的军团和图拉真的军团，以及奥古斯都的军团和狄奥多西的军团。甚至对于军事基本知识的应用，至少在谈到有关重要性的体认上，都让人怀疑。他们所熟悉的一般原则受到理性的指导，然而它所具备的优点，以及面对的困难完全在于如何实践履行。一个士兵的纪律主要靠训练而不是靠学习养成，指挥官的才能来自冷静和机敏的头脑，天生用来决定军队和国家的命运——前者是毕生劳累养成的习惯，后者是剎那间战机的掌握。靠着战术的课本要想在会战中获胜，就像依循评论的规则写出史诗一样，成功的可能性真是微不足道。至于典礼手册，则是教会丧失纯洁和城邦失去权力以后出现的可厌而无聊的活动，产生极其冗长而无用的记述而已。对于军区或行省进行研究，也许可以获得可信而有用的资料，通常这是政府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不必再依靠有关城市起源的神话，或者对城市居民的道德败坏的恶毒讽刺诗句。
历史学家对于这样的资料当然很乐意加以记录，如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像首都和行省的人口、税收和岁入的额度、皇家军队里服役的臣民和外国人的数量，连“哲学家”利奥六世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都不以为意，那么历史学家对此毫无所悉，也不应该受到责备。君士坦丁对于公共行政方面的著述也有类似的缺失，但仍然具有很多优点而显得与众不同：古代的民族有些状况极为可疑，叙述的内容非常荒谬，但是关于蛮族的地理和习俗都有很精确的记载。在这些民族之中，只有法兰克人有资格观察并记述东部城市的状况。奥托大帝的使臣是克雷摩那的主教，10世纪中叶曾经描绘了君士坦丁堡的情景，表现出明快的风格、生动的叙述和敏锐的观察。甚至就是勒特普朗德的偏见和热情，也都带有奔放和天才的标记。我靠着国外和国内极其有限的资料，深入探讨拜占庭帝国的形式和实质，了解希腊人的行省和财富、民政和军事的力量以及他们的特性和文学状况，这段时间约有600年，从赫拉克利乌斯在位到法兰克人或拉丁人成功的入侵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