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皇在意大利得到自由并建立主权时，东部又恢复了图像的崇拜，这是促成他们叛变的第一动因。在君士坦丁五世的统治期间，政府和教会的联合力量推倒了迷信的大树，但并没有斩断主根。现在这些崇拜行为所维护的偶像，暗中得到教士和女性的尊敬。僧侣和妇人建立起亲密的联盟，战胜了男子的理性和权威而获得最后的胜利。利奥四世没有用刚正不阿的态度来保卫他父亲和他祖父的宗教，他那美丽动人而又野心勃勃的妻子艾琳，受到雅典人宗教热情的感染，雅典人继承了祖先的偶像崇拜而不是哲学素养。当她丈夫在世时，这种情绪受到危机和掩饰的刺激而变得更为热烈。她也尽力地去保护或是擢升受宠的僧侣，把他们从修行的洞窟里请出来，安置在东部主教的宝座上面。
等到艾琳以自己或儿子的名义进行统治时，她义正词严地要动手消灭“圣像破坏者”。而她为了未来的迫害行动所迈出的第一步，是向全国颁布“宗教自由”的诏书，先要恢复僧侣的地位，陈列数以千计的图像供民众瞻仰，传播数以千计有关他们遭受苦难和奇迹的神话。那些因死亡或被免职而空出来的主教职位则被她合法地授予他人。急着获得世俗或教会职位的竞争者，想要预先影响她的决定，就要先讨好她。她的御前大臣塔拉修斯获得提升以后，使艾琳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教长，能够管理和指挥东方的教会。大公会议决定的信条，只能用同样性质的会议予以撤销和废止。[58]她把“圣像破坏者”召来开会，这些人为了维护权益非常大胆，不愿意争辩，君士坦丁堡的士兵和民众发出可怕的怒吼，主教那些微弱的声音竟然产生巨大的回响。经过1年的拖延和暗中安排，将难以掌握的部队移防，选定尼斯作为第二次正统基督教宗教会议的地点(公元787年9月24日—10月23日)，用来排除可能的障碍。
运用希腊人所喜爱的阴谋活动，再度将主教的信仰掌握在君王的手里，只用了1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重大的工作。“圣像破坏者”现在已经不是法官，他们要以罪犯或忏悔者的身份出现。教皇阿德里安和东部教长所派遣的代表团[59]，使得整个场面增添了很多的光彩。大会主席塔拉修斯拟出决议的信条，350位主教用欢呼和签字给予批准。他们毫无异议地宣称，图像崇拜获得圣书和理性的赞同，也符合祖先和会议的愿望。然而他们对于崇拜是直接还是间接，基督的神性和形象是否有权接受同等的礼仪，还是犹疑不决无法获得定论。第二次尼斯大公会议的议程和提案现在还留存于世，可以说是迷信和无知、虚伪和愚昧的一座奇特纪念碑。我在这里仅仅注意到主教的判断，他们比较图像崇拜和伦理道德各自所具备的优点。有位僧侣与偶像崇拜的魔鬼缔结停战协定，条件是他要中断每日的祷告，去参拜挂在所住小室中的一幅图画。他为此事感到踌躇而去请教长老，决疑者回答道：“你何必再去礼拜基督和圣母的圣像，不如每天到市内的妓院去会见妓女，那对你岂不是更好。”
为了维护正统信仰(至少是罗马教会正统信仰)的荣誉，多少有些不幸的是，召开尼斯大公会议的两位君王，无独有偶地都在手上沾着自己儿子的鲜血。专制的艾琳对第二次会议给予热烈的赞同和严苛的执行，对朋友很宽容，但是对敌手绝不饶恕。在历时38年连续五个朝代的统治中，这场斗争一直激烈进行，双方的愤怒丝毫没有减弱，图像的崇拜者和破坏者之间互有胜负，我无意详述事件的细节和经过。放逐艾琳而继任的尼西弗鲁斯容许普遍的言论自由并且身体力行，这是他在统治期间的唯一美德，却受到僧侣的指控，说他基于这个缘故会沉沦地狱。米凯尔一世的性格是迷信和懦弱的，圣徒和图像没有能力保护帝座上的信徒。利奥五世穿上紫袍，肯定亚美尼亚人的头衔和宗教，受到崇拜的偶像连同高举义帜的追随者，遭到第二次流放。他们的欢呼声是在表示对谋杀一个邪恶暴君的同意，米凯尔二世是杀害利奥五世的凶手和继承人，从出生起就沾染了弗里吉亚人的异端邪说，他试图在敌对的双方间进行调停，正统基督徒的倔强顽固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偏袒对手。
米凯尔二世胆小怯懦，只有处处采取温和的姿态，他的儿子狄奥菲卢斯根本不知畏惧和怜悯为何物，这才是最残忍的，也是最后一位“圣像破坏者”。那个时代的宗教狂热情绪一直在与统治者唱反调，皇帝如果想要抗拒潮流就会激起群众的愤怒遭到惩罚，狄奥菲卢斯逝世后，他的遗孀狄奥多拉成为帝国的监护人，第二位女性终于使图像赢得最后的胜利。她的办法不仅大胆而且取得了决定性的效果，她杜撰出死去的丈夫最后忏悔的谎言，要为他洗清罪名和灵魂。“圣像破坏者”的教长遭判决以后获得减刑，免予被剜去双眼的惩罚而是抽打200皮鞭。主教兴奋得发抖，僧侣快乐得大叫，图像的胜利使正统教徒的节期保持一年一度的庆典。然而还剩下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图像是否真正具备应有的神性，11世纪的希腊人一直争论不休，所持的见解可以说是集荒谬之大成。我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不能得到肯定而明确的答复。
西部教皇阿德里安一世公开宣布，接受尼斯宗教会议的信条，并且大公会议被正统基督教尊为第七次全国会议。罗马和意大利总是顺从教父的指示，只是绝大部分的拉丁基督徒在迷信的竞赛中远远落在后面。法兰西、日耳曼、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教会采取中间路线，处于崇敬和销毁图像的两个极端之间，他们的礼拜堂里也陈列着图像，但他们并不把其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而是历史和信仰极为生动和有用的纪念物。一本愤世之作起于宗教争论，以查理曼大帝的名义编辑和出版[60]，经过他的批准在法兰克福召开宗教会议[61]，有300名主教参加。他们谴责“圣像破坏者”的狂暴行为，同时也公开发表声明，严词抨击希腊人的迷信活动和自称大公会议的信条，长久以来这些都为西部的蛮族所不齿。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和美洲的很多国家处于偶像崇拜的时代，仍旧笼罩在迷信的黑暗之中，图像崇拜用默默耕耘和不为人知的方式向前发展，对于他们的犹豫和迟疑反而产生了很大的弥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