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成肉身的信条原来只限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在公元7世纪结束之前，已经传播到遥远的岛屿不列颠和爱尔兰。[354]所有的基督徒在举行礼拜仪式时，无论是用希腊语还是拉丁语，内心都存有这种观念，口里诵读同样的词句。要是就人数和华丽的排场来看，获得正教基督徒的称呼还是太过于勉强。但在东部，非常显著之处在于使用并不光彩的名字，称为东正教徒或保皇分子[355]，这些人的信仰并非以《圣经》、理性和传统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尘世君王的专制权力上，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他们的敌人可能会断言，说是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自认是国王的奴隶。同时他们会怀着恶意很高兴地提到，马西安皇帝和他那处女新娘激励并改进卡尔西顿信条。处于优势地位的派系一定会劝告大家要尽服从的本分，那些异议分子力主自由的原则免于各种约束，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处于宗教迫害的权势之下，聂斯托利派信徒和一性论者沦为叛贼和逃犯。罗马那些最古老和最能发挥作用的盟友，受到训诲：不要将皇帝看作是基督徒的首领而应看成是仇敌。语言是使人类的种族聚合或分离的首要因素，很快就出现一种特殊而又长久的标志，抛弃沟通的工具与和解的希望，很快可以用来区分东部的各种教派。
希腊人有历史悠久的统治权，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加上雄辩的技巧，使他们能传播语言，毫无疑问这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完美的技艺。然而还是有一些民族，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居民，仍旧保持故有的传统，使用本国的方言。不过，差别在于科普特语限于住在尼罗河畔粗鲁无礼和大字不识的农夫使用，叙利亚语[356]使用的范围是从亚述的山地到红海地区，适合诗文和辩论这些层次较高的题材。希腊语的词句和学识传播到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他们那种蛮族的腔调，罗马帝国的居民听到也无法了解，但是现代欧洲的学习风气在恢复古老的蛮族语言。叙利亚语、科普特语、亚美尼亚语和埃塞俄比亚语都用在各自的教堂，成为神圣的工具。不论是《圣经》还是最孚众望的神父，都使用国内的译本[357]，使得神学的理论和词汇更为丰富。经过1360年这么长一段时期以后，聂斯托利的一篇讲道词所点燃的争论火花，仍旧在东部的腹地烧起一场大火，相互敌对的教友依然尊奉创始者的信仰和戒律。聂斯托利派信徒和一性论者，处于无知、贫穷和奴役的极为悲惨境地，拒绝承认罗马在信仰和灵性方面的最高权力，兴高采烈接受土耳其主子的宗教宽容和自由。这样一来他们可以施加革除教门的诅咒，一边是对圣西里尔和以弗所的宗教会议，另一边是对利奥教皇和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
他们对于东部帝国的灭亡产生哪些重大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加以注意，读者也会乐于明了形形色色的景象，包括：其一，聂斯托利派；其二，雅各派[358]；其三，马龙派；其四，亚美尼亚人；其五，科普特人；其六，阿比西尼亚人。前面三个教派通常都使用叙利亚语，后面的民族都使用本国的方言而有所区别。但是现代的亚美尼亚和阿比西尼亚土著，都无法与他们的祖先交谈。埃及和叙利亚的基督徒拒绝阿拉伯人的宗教，但是采用他们的语言。时间的流逝有助于保留僧侣的行业，在东部跟在西部一样，用已经废弃的语言来赞美上帝的恩典，大多数会众根本不知所云。
(500—1663 A.D.)
不论是在他出生还是担任主教的行省，不幸的聂斯托利所主张的异端邪说，很快被消除得毫无痕迹可寻。东部的主教在以弗所当面抗拒西里尔的傲慢，他用拖延时日的让步来抚慰他们的情绪。这些高级教士或他们的继承人，在卡尔西顿的裁决上面签字的时候，难免口里发出喃喃的怨言。一性论者获得的实力，基于一致的热情、利益以及逐渐产生的信心，能够与正统教会达成和解，最后只有在为“三章”进行辩护时，他们才无可奈何发出叹息的声音。那些表示异议的弟兄，态度虽然不怎么温驯，倒是非常诚挚，全部在刑事法的压制下化为齑粉。早在查士丁尼统治的时代，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就很难找到属于聂斯托利派的教堂。越过帝国的边界，他们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激起对自由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去征服。在波斯虽然受到祆教祭司的抗拒，基督教还是扎下很深的根基，东部的民族能在有益身心的阴影下面休憩。总主教居住在首府，拥有所属的宗教会议和教区，以及都主教、主教和教士，形成外表壮观而且秩序井然的教阶制度。他们为新入教者人数的增加而欣慰不已，这些信徒从信奉《阿维斯陀圣书》转变为接受基督的福音，还有人要脱离尘世过寺院生活，而且他们要面对一个手段高明而又势力强大的敌人，更能刺激强烈的宗教狂热情绪。
叙利亚的传教士建立波斯教会，他们的语言、纪律和教义与最早期的组织架构紧密交织。总主教由所属的副手和主教选出后直接任命，但是他们对安条克教长非常尊敬和顺从，这可从东方教会的宗教法规证实此事。[359]在埃德萨的波斯学派[360]之中，之后的世代用虔诚的态度吸取聂斯托利派的神学用语，莫普苏埃斯提亚的狄奥多尔有叙利亚文译本1万卷，可以供他们学习之用，他们尊敬使徒的信仰和神圣的殉教者，以及一脉相传的门人聂斯托利。等越过底格里斯河以后，那边的民族对于聂斯托利派的状况和语言全不知晓。埃德萨的伊巴斯主教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课程，是教导他们要厌恶埃及人，因为西里尔在以弗所的宗教会议，用非常不虔诚的方式混淆基督的两种性质。大师和学者曾经两次从叙利亚的雅典被赶走，一群传教士随之分散各地，很快激起宗教和复仇的狂热。在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期间，团结合作的一性论者已经占据了东部的宝座，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激怒他们的对手，公开宣布基督的两个位格是精神而非肉体的结合。自从最早宣讲福音书的教义以来，萨珊王朝的国王用怀疑的眼光看这群外来人和叛教者，他们不仅接受本国世仇大敌的宗教，甚至还赞同他们的侵略行为。皇家的命令禁止他们与叙利亚的教士建立危害国家的通信联系，基督教发生分裂使猜忌和傲慢的佩罗捷斯感到满意，所以一位颇富心机的高级教士才有机会大展如簧之舌。这位教士把聂斯托利描述成波斯的朋友，可以利用他来确保国王的基督教臣民有忠诚之心，因为罗马暴君宁可将聂斯托利派当成牺牲品和仇敌。聂斯托利派在教士和人民之中占有人数优势，他们受到专制君王微笑优容的鼓励，认为在面临刀剑加身时不惜兵戎相对，然而想到要与基督世界断绝原本已经松懈的关系，有很多软弱的同教弟兄感到惊慌，加上7700名一性论者或正统教徒的流血牺牲，确定波斯教会信仰和纪律的一致。基于理性的开明原则甚或是策略的需要，他们的教会制度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严苛的修院教规已经放宽，逐渐被遗忘，慈善机构拿捐献的房屋来养育孤儿和弃婴。
波斯的教士不理守贞的教规，而这在希腊人和拉丁人而言是要强制推行的。波斯教士、主教甚至教长举行公开或重复的婚礼，使得选出的人数不断增加。打出符合自然和宗教自由的旗帜，东部帝国的各个行省有数以万计的流亡分子前来效命，工作勤奋的臣民大量迁徙，使思想观念狭隘的查士丁尼受到惩罚。他们把平时和战时所需的技艺传入波斯，对这些有贡献的人员，有识人之明的国君予以重用和擢升。走投无路的教派对于努息万大帝和他那凶狠的孙儿，在重整军备的时候提供意见、金钱和部队，他们潜伏在东部从小生长的城市，宗教狂热的报酬是把正统教派的教堂送给他们当礼物。但等到这些城市和教堂被赫拉克利乌斯光复以后，受到公开指认的叛徒和异端分子，被迫只有到外国盟友的疆域里寻求庇护。虽然聂斯托利派表面上看起来平静，却通常会面临危险的局势，有时会面临毁灭的命运。他们会涉入东方专制体制常见的恶行之中，即使他们对罗马始终带有敌意，也无法使信仰福音书一事经常获得赦免。
一个殖民地有30万雅各派教徒，都是阿帕梅亚和安条克的俘虏，靠着宫廷的优容，他们获得同意可以面对总主教建立一个敌对的祭坛。查士丁尼在他的最后一份和平条约中，对于在波斯的基督教加上若干条件，倾向于扩大或加强给予他们的宽容。无视良知权利的皇帝，无法对异端教派表示怜悯和尊敬，而这些人抗拒神圣宗教会议的权威。但是他自我安慰，认为他们慢慢就会感觉到与帝国和罗马教会的联合所产生的现实利益。要是他无法让他们生出感激之情，那么他只能寄希望于他们的国君会被激怒而对他们忌恨在心。大部分基督教国王的行事都基于迷信和策略，比如在之后的时代，路德信徒在巴黎被判处火刑烧死而在日耳曼却获得保护。
基督教的教士无论在哪个时代，为了使上帝获得灵魂，使教会获得臣民，总会激起最积极的工作精神。他们从波斯的征服开始，带着宗教的武器向北方、东方和南方前进，简朴的福音沾染流行一时的叙利亚神学色彩。公元6世纪时根据一位聂斯托利派旅行家[361]的报告，基督教成功传播给巴克特里亚人、匈奴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兰人、梅德人和佩萨美尼亚人。从波斯湾到里海有数不清的蛮族教堂，他们在近代的信仰更为虔诚，表现也极为突出，由僧侣和殉教者的数量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见一斑。马拉巴尔的胡椒海岸与大洋的索科特拉岛和锡兰岛，居住着人数众多而且急速增加的基督徒，这些偏僻地区的教士和主教从巴比伦的正统教会获得圣职任命。在接续而来的时代里(500—1200 A.D.)，聂斯托利派的宗教热忱能够超越当前的范围，希腊人和波斯人的野心与好奇却受到限制。巴尔克和撒马尔罕的传教士一无所惧，追随游牧的鞑靼人前进的脚步，用曲折迂回的方式到达位于伊穆斯山山谷和塞林加河两岸的营地。他们向不识字的牧民解说形而上的信条，对于嗜杀的武士规劝他们要仁慈和安静。然而有一位可汗说要在他们的手里接受洗礼的仪式，甚至还有圣职任命的仪式，当然他们为了虚荣起见，故意夸大他的权势，约翰长老[362]轻信之名传遍欧洲常常被人取笑。为了迁就皇室的改宗者，使用一个可以移动的祭坛，但是可汗派遣一名使者去见教长，询问在大斋节期间应如何戒绝肉食，不生产谷类和酒的沙漠如何举行圣餐仪式。
聂斯托利派用海陆并进的方式进入中国，在广东的海港和西安的北部居住区。[363]中国的官员不像罗马的元老院议员，罗马的议员会见祭司和占卜这类人物时会面带笑容，中国的官员在公开场合装出哲学家道貌岸然的样子，私下对流行的迷信不论哪种方式都表现出虔诚的态度。他们虽然混淆了巴勒斯坦和印度的神明，却对其推崇备至，基督教的传播唤醒了这个国家的猜忌心理，经过短时期变幻无常的命运安排，外国的教派先是受到恩宠，接着面临迫害，终于在无知和遗忘中消灭殆尽。[364]
在哈里发的统治时期，聂斯托利派的教堂从中国散布到耶路撒冷和塞浦路斯岛，他们的人数加上雅各派的信徒，远超过希腊和拉丁的全体教友。他们有25位都主教组成的教阶制度，但其中有几位免除出席宗教会议的责任，因为路程非常遥远且危险，在比较容易的条件下，每六年要向巴比伦的总主教或是教长，证实他们有虔诚的信仰和绝对的服从，一个不明确的称呼还继续用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和巴格达的皇家席次上。这些遥远的分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枯萎，古老教长所形成的主体现在分为几个部分：摩提尔的以利亚几乎是直系后裔，是真正和原始的继承代表；阿米达的约瑟夫已经与罗马教会和解；还有就是凡恩或奥米亚的西蒙，在16世纪时，波斯的索菲斯带领4万户家庭发起大规模叛变。聂斯托利派的整个团体有30万人，名义上是迦勒底人或亚述人，经常会与古代东部最博学和最有势力的民族混淆而分不清楚。
根据古代的传说，圣托马斯在印度宣扬福音。[365]公元9世纪末叶(883A.D.)，他那位于马德拉斯附近的神龛，阿尔弗雷德的使臣用虔诚的态度前往拜访，带回一船的珍珠和香料，用来酬谢英国国君的宗教热忱，其实阿尔弗雷德急着想要完成贸易和发现的重大计划。[366]葡萄牙人首先打开前往印度的航路时，圣托马斯的基督徒定居在马拉巴尔海岸已有很多世代，他们的特征和肤色所产生的差异证明他们是混血的外国种族，无论是武力、技艺还是品德都优于印度斯坦的土著。农夫栽种棕榈树，商人因香料贸易而致富，士兵的地位要高于马拉巴尔的贵族。交趾的国王与扎摩林本人基于感激或畏惧，对他们的继承特权都非常尊敬。他们承认印度的国君，然而就统治而言，基于尘世的考量，全部归于安加马拉的主教。他仍然坚持自己印度都主教的古老头衔，真正的审判权则由1400所教堂执行，有20万人的心灵和信仰要委托给他照顾。
他们凭着宗教认为可以获得最坚强最亲切的盟友葡萄牙(1500 A.D.)，但是宗教法庭检察官很快洞悉状况，认为圣托马斯的基督徒犯下异端和分裂的不可饶恕的罪恶。罗马教皇这位地球上精神和世俗的君王，并不被他们承认，他们还是像祖先那样，坚持要成为聂斯托利派教长的教友。主教在摩提尔接受圣职，要越过危险的海洋和陆地抵达他们在马拉巴尔海岸的教区。他们自古沿用叙利亚礼拜仪式，用虔诚的态度推崇狄奥多尔和聂斯托利的名字，将基督的两个位格结合起来举行礼拜。“上帝之母”的头衔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冒犯，对于圣母玛利亚所给予的誉荣极其吝啬，就拉丁人的迷信看来，却几乎将她提高到女神的位阶。当她的画像首次出现在圣托马斯门徒的面前，他们非常气愤地叫道：“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偶像崇拜者!”那种极其单纯的虔诚只要有古老的十字架就能满足。
自从分开以后不知道西方世界的进步或是堕落已经有千年之久，他们的信仰和行为从公元5世纪以来保持稳定不变的状态，怀有偏见的罗马天主教徒或是新教徒会同样感到失望。罗马来使最关心的事情是要截断他们与教长所有的联系管道，有几位主教毙命在神圣职位所设置的监狱里，葡萄牙的武装力量、耶稣会修士的阴谋诡计、果阿总主教亚历克斯·德·美尼泽斯视察马拉巴尔海岸，再加上他的宗教狂热，一起冲击没有牧羊人的群众。他主持戴佩尔的宗教会议，以完成重新统一的神圣工作，要把罗马教会的教义和戒律用严苛的方式强加在他们的身上，连他们对神父的秘密忏悔都不放过，这也是教会施用酷刑最强有力的工具。他们诋毁狄奥多尔和聂斯托利生前所建立的名声，在教皇以及总主教的统治，以及耶稣会修士在侵入安加马拉或克朗加诺的教区以后的统治之下，马拉巴尔受到欺凌压榨，民不聊生，忍受了60年(1599—1663 A.D.)的奴役和伪善。
荷兰人的勇气和勤勉动摇葡萄牙帝国的基础时，聂斯托利派的信徒就靠着活力有效维护祖先的宗教。耶稣会修士无法保有他们滥用的权势，4万名基督徒组成的大军兵锋直指正在没落的暴君，印度副主教暂时僭用主教的职权，直到巴比伦的教长派来新接任的主教以及叙利亚的传教士。自从赶走葡萄牙人以后，聂斯托利派的信条能够在马拉巴尔海岸自由地传布。荷兰和英格兰的贸易公司是拥护宗教宽容的友人；但是如果压迫只是带来藐视而并非屈辱，圣托马斯的基督徒也有理由抱怨他们欧洲兄弟的漠不关心。
基督一性论者的历史没有聂斯托利派那样曲折离奇而又饶有趣味，在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的统治之下，他们那些手段高明的领导人物使君王感到非常惊愕，竟能篡夺东部的宝座并且制服土生土长叙利亚人的教派。一性论信仰的规则是由安条克的塞维鲁教长制定，需要极端的审慎才能明辨所包容的范围。他运用“和谐论”的风格谴责聂斯托利和优迪克相对立的异端邪说，仍旧反对后者有关基督肉身真实性的论点，逼迫希腊人承认他是一个说谎者，虽然他讲的话是真理。[367]但这种相近似的概念没有办法减少暴怒的激情，盲目的敌手对于如此微小的差异竟然会争辩不已，每个派别都感到极为惊异。叙利亚的暴君逼迫臣民要相信他的信条，他的统治沾染了350位僧侣的鲜血，这些人实施反抗激怒了他，全部在阿帕梅亚城墙下被杀。[368]阿纳斯塔修斯的继承人将正统教派的旗帜移向东部，塞维鲁逃到埃及。他的朋友即那位口若悬河的泽纳阿斯[369]，虽能避开波斯的聂斯托利派信徒，却被帕夫拉戈尼亚的东方正教基督徒绞杀在流亡途中。54位主教被迫下台，800位圣职人员被关进监狱。[370]虽然狄奥多拉隐约表示包庇之意，然而东方的羊群在失去牧羊人以后，必定逐渐陷入挨饿或被毒毙的下场。
遭受宗教迫害的悲痛，濒临毁灭的教派能够复苏、团结和永存，全靠一名僧侣的不懈努力。詹姆斯·巴拉迪乌斯[371]的名字以雅各派的称呼永垂不朽，而这个熟悉的发音会使英国读者听来感到吃惊。神圣的悔过信徒在君士坦丁堡的监狱之中，接受埃德萨主教的权力，成为东部的使徒，经过他任职的主教、辅祭和教士有8万多人，都来自同一个取用不尽的来源(监狱)。阿拉伯一位信仰虔诚的酋长提供快速的单峰骆驼，使传教士的宗教狂热很快蔓延开来。雅各派的教义和纪律在查士丁尼的疆域内秘密建立，每个雅各派教徒被逼得违犯法律的规定，他们憎恨罗马的立法者。那些塞维鲁的继承人藏匿在女修道院或村庄，他们的生命已经失去法律的保护，只有在隐士的洞穴或萨拉森人的帐篷里才能获得安全。然而他们坚决表示拥有不能废弃的权利，那就是安条克教长的头衔、位阶和特权，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处于异教徒比较温和的控制之下，他们居住在离梅尔丁约1个里格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环境优美的扎法兰修道院，修行小室、供水渠道和农场一应齐全。再次一级也是很荣誉的位置，由长老充任，位于摩提尔，公然反抗聂斯托利派的总主教，要争取基督教在东部最高的职位。教长和长老的位阶之下，无论是哪个时代的雅各派教堂，都有150位都主教和主教，但是他们的教阶制度已经取消，变得杂乱无章，教区的主要部分都限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周边地区。教长经常巡视阿勒颇和阿米达这几个城市，那儿居住着有钱的商人和勤劳的工匠。一般群众每日辛苦所得不敷温饱，贫穷如同迷信一样被强加于过度的斋戒：每年有5次大斋期，教士和民众不仅禁食肉类和鸡蛋，甚至就是酒类、食油和鱼肉都不得尝用。他们现有的数量预估大约有5万到8万人，是势力庞大教会的残余分子，经过12个世纪的压迫，人数已经减少。
然而在这样漫长的期间之内，一些外来移民改信一性论的教义，有位犹太人就是阿布法拉吉斯的父亲[372]，曾经身任东部的总主教，无论生前死后表现都极为卓越。他在生前是位文辞优美的作家，能说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是诗人、医生和历史学家，也是思想敏锐的哲学家和性格温和的神学家，死后连他的敌手聂斯托利派教长都来参加葬礼。还有一群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全都忘掉了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他的墓地为这位可敬的对手流下悲痛的眼泪。阿布法拉吉斯的德行使教派获得尊荣，从表面看来，聂斯托利派的同教弟兄已经甘拜下风。
雅各派的迷信行为表现得更为低俗，他们的斋戒更为严苛[373]，内部的争论也更为猖獗，他们的法师(就我看来已经毫无意义)也更缺乏理性。有些事物需要经过反复的斟酌，可能要考量一性论神学理论的严苛要求，还有更多是出于僧侣的职位所产生的优势影响力。叙利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雅各派僧侣，可以从各自严苛的苦行及荒谬的传说加以区别。他们把生存或死亡都看成是上帝赐予的恩惠而对其顶礼膜拜，年迈的主教和教长都用双手执着牧杖，他们负起统治世人的责任，却充分显示出修道院的习惯和偏见。[374]
在东部基督徒所具有的形态中，无论哪个时代的一志论者都称为马龙派信徒[375]，这个名字在不知不觉中从隐士头上被转移到修道院头上，之后又被拿来称呼一个民族。马龙是公元5世纪的圣徒或是蛮汉，在叙利亚展现出宗教的疯狂性格。相互敌对的城市阿帕梅亚和埃米萨争着要供奉他的遗骸，在他的墓地兴建一所宏伟的教堂。他有600个门徒在奥龙特斯河岸，把个人苦修的小室连成一片。在有关“道成肉身”的争论中，他们在聂斯托利和优迪克的教派之间取得平衡，用非常精巧的方式平安穿过正统教义的界限。但是不幸的难题出在“一个意志”上面，也就是基督对两种性质的运用，完全是穷极无聊才会产生这种误会。赫拉克利乌斯皇帝是个改信者，被当作马龙派信徒，被拒止在埃米萨城墙之外，他在同教弟兄的修道院找到庇护，他们的神学课程得到天赐的礼物，那就是广大而富裕的领土。这所古老学院的名字和教义传到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中间，安条克的马卡里乌斯教长表现出他们的宗教热忱，在君士坦丁堡的大公会议中宣称，他只要在基督的“两个意志”教义上签字，就会被砍成几块丢进大海。[376]同样用不那么残酷的迫害方式，很快就使平原地区没有抵抗能力的臣民改变信仰，这时在利巴努斯山区，强壮的土著用勇敢的行动维持“马尔代特”或“侠盗”[377]这个光荣的头衔。约翰·马龙是位学识渊博而又最孚众望的僧侣，擅自僭占安条克教长的职位，派遣他的侄儿亚伯拉罕率领马龙派信徒，对抗东部的暴君，保护他们的民政和宗教自由。正教基督徒君士坦丁的儿子用虔诚的仇恨心理说服一群士兵，他们被布置在帝国的城堡里，就是为了对付基督和罗马的共同敌人。
一支希腊人的军队入侵叙利亚，圣马龙的修道院被战火毁灭，那些最勇敢的首长受到出卖而被谋杀，1.2万名追随者被运送到亚美尼亚和色雷斯遥远的边区。然而马龙派这个谦卑的宗派，比起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生存得更为长久，他们在土耳其主子的统治下，仍旧享有宗教自由和已经缓和的奴役生活。他们从古老的贵族中选出自己的总督，在卡诺宾修道院的教长仍旧幻想自己坐在安条克的宝座上，9个主教组成他的宗教会议，下面有150位教士，保留结婚的自由，受到委托要照顾10万信徒的灵魂。他们的国度从利巴努斯山区的山脊一直延伸到的黎波里海滨，在一块很狭隘的空间，逐渐倾斜的地势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气候和土壤，神圣的云柏生长在积雪的高地上[378]，下方是种植着葡萄、桑树和橄榄的山谷。马龙派在12世纪时弃绝一志论的谬误，与安条克和罗马的拉丁教会修好，建立友善的交往[379]，出于教皇的野心和叙利亚的灾难，就是过去的同盟关系通常也可以恢复。但是依据合理的推测仍然可以提出质疑，他们的联合是否非常完美而且确实具有诚意。罗马教士团有博学的马龙派信徒，他们想要让祖先所犯的异端邪说和分裂教会的罪名获得赦免，使尽一切办法还是白费力气。[380]
打从君士坦丁在位开始，亚美尼亚人[381]就决心要依附基督徒的宗教和帝国。他们的国家一直动乱不已，加上不懂希腊语文，使得他们的教士没有参加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所以会在冷漠和停顿的状况下，随波逐流了84年之久[382]，直到哈里卡纳苏斯的朱利安所派遣的传教士，最后将他们空虚的信仰完全据有为止。朱利安流放到埃及时，他的对手塞维鲁是安条克的教长，这位一性论者发挥辩论或影响力将朱利安击败。只有亚美尼亚人是优迪克真正的门徒，这位不幸的父老竟被大部分属灵的后代抛弃。亚美尼亚人还保留这种信仰的观点，认为神性和永不腐朽的物质创造出成年的基督，或者是无须创造就能存在。他们的仇敌谴责亚美尼亚人崇拜一个幽灵，为了反驳这种指控，他们就嘲笑和咒骂亵渎上帝的雅各派，说他们把肉体最卑劣的弱点，甚至营养和消化这些自然的本能，都归到神的身上。亚美尼亚人的宗教不可能从知识或权势获得更多的光荣。他们的皇族随着最初的教会分裂而灭亡，那些身为基督徒的国王是拉丁人的部从，或是土耳其苏丹朝廷设在伊康的诸侯。他们在13世纪兴起和衰落，国土只限于西里西亚地区，毫无希望的民族很少有机会享受奴役生活的安宁。
从最早的年代到现在，亚美尼亚一直是不断上演战争的舞台。索菲斯王朝的政策极为残酷，消灭从陶里斯到埃维兰这片土地上的人口。数以万计的基督徒家庭被迫迁移到波斯遥远的行省，有的遭到灭亡的命运，少数能够繁衍绵延下去。受到高压的权威统治，亚美尼亚人的宗教狂热会炽烈燃烧而且义无反顾，宁可戴上殉教者的冠冕，也不要穆罕默德的白色头巾。他们保持虔诚的信仰，痛恨希腊人的谬误思想和偶像崇拜。他们与拉丁教会的短暂联合并不是欠缺诚信的问题，否则他们的教长也不会将数以千计的主教呈献在罗马教皇的脚前。亚美尼亚人的教长居住在埃克米阿辛修道院，距离埃维兰只有3里格。47位总主教每位有4到5位副主教，为了获得绝对的服从，由总主教授予圣职，但是大部分高级教士都是挂名的荣誉职位，简朴的言行使他们在宫廷觐见和供职时显得更为尊贵。他们在举行礼拜仪式后还要耕种田地，位阶越高越要过严苛的苦修生活，我们的主教听到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属灵的宗教帝国之内有8万个城镇或村庄，教长接受每个年龄在15岁以上人员自愿缴纳的少量税款，每年的岁收大约是60万克朗，仍不足以供应慈善事业和贡金从无间断的需索。自从上个世纪初叶以来，亚美尼亚人在东部的贸易和商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每年的赢利极多。等他们从欧洲回归时，商旅队通常会在埃维兰附近稍作停留，在祭坛上奉献他们辛勤工作的丰硕成果。优迪克的宗教信念在巴巴利(Barbary)和波兰的会众中宣讲。[383]
在罗马帝国的其余部分，专制的君王用令人憎恶的信条来扑灭其他的教派，至少也要使他们保持沉默。埃及人的个性极为刚愎，始终反对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查士丁尼的策略就是期待他们的阋墙，并且要抓住机会来排除异己。亚历山大里亚的一性论教会[384]被腐朽而不断的争执撕裂，等到教长过世后，两个党派支持各自的候选人：盖伊安是朱利安的门徒，狄奥多西(537—568 A.D.)是塞维鲁的弟子。前者获得僧侣、元老院议员、城市和行省的支持；后者则凭借圣职任命的时间在先，以及狄奥多拉皇后的重用和宦官纳尔塞斯的武力，这些部队原本可运用于更为荣誉的战争之中。最孚众望的候选人被放逐到迦太基和撒丁尼亚，使得亚历山大里亚激起狂怒的火焰，在发生分裂170年以后，盖伊安派的徒众仍旧尊敬创始人的事迹和教义。双方分别靠着数量和纪律的实力，发生互不退让的血腥冲突，街道上满布市民和士兵的尸体，信仰虔诚的妇女爬上自己房屋的屋顶，把尖锐或沉重的器具投向敌人的头顶。纳尔塞斯最后的胜利要归功于蔓延的大火，毁灭了在罗马世界规模和人口位居第三的首府。查士丁尼的部将却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征服一种异端邪说，狄奥多西自己也很快被免职，倒是没有产生事故。
塔尼斯的保罗是一位正统教会的僧侣(538 A.D.)，被擢升到阿塔纳修斯的宝座。他滥用政府的权力，任意派用或更换埃及的公爵和护民官，戴克里先时代核定的面包津贴被扣留，教堂无法维持都要关门，一个因宗教而分裂的民族被剥夺精神和实质的粮食。等轮到他下台时，狂热和报复的人民将暴君革出教门，除了奴性深重的东方正教教徒以外，没有人把他尊为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主教。然而，像这样的做法都是盲目的野心作祟，当保罗受到谋杀罪的起诉而被驱逐，他用700磅黄金作为贿款，乞求能恢复受到痛恨和羞辱的职位。
保罗的继承人阿波利纳里斯排出作战队形，进入带有敌意的城市，看上去既能祈祷也可以立即战斗。他的部队全副武装，分布在所有的街道上，主座教堂的大门有人守备，一小队精选的卫士配置在大厅的高坛上，用来保护首领的人身安全。等到他巍然在上，站立在宝座前面，把武士的上衣丢在一边，随即出现在群众眼中的是穿着袍服的亚历山大里亚教长。大众在惊愕之余哑口无声，但是等到阿波利纳里斯开始诵读圣利奥的巨著，马上就有一大堆咒骂、谴责和石块向他投射过去，攻击皇帝和宗教会议那讨厌的走狗。使徒的继承人毫不客气地发起反击，士兵涉过血流成河的街头，据说有20万人倒在刀剑之下。就是把当天的杀戮延伸到阿波利纳里斯长达18年的统治中，这种数字也令人难以置信。
后面两位接任的教长优洛吉乌斯(580 A.D.)[385]和约翰(609 A.D.)，尽一切力量要与异端分子对话沟通，武力和辩论比起福音书的表白更能发挥作用。优洛吉乌斯的神学知识都表现在许多卷著作上，用来夸大优迪克和塞维鲁的谬误，期望将圣西里尔语焉不清的论点，能与利奥教皇和卡尔西顿神父所制定的正教信条，取得立场和内容一致的共识。慷慨好施的约翰基于迷信、仁慈或策略，下达指示要着手进行各项慈善事业和救济行动，曾经自己出钱维持7500名穷苦无依人员的生活。等到他接任以后，发现教会的金库有8000磅黄金，他从古道热肠的虔诚教徒那里募到1万磅，然而这位总主教能够在他的遗嘱里夸耀，个人身后的钱财还不到三分之一个价值最低的银币。亚历山大里亚的教堂全部移交给正统教会，一性论的信仰在埃及受到查禁和取缔，恢复了一项法律使这些身为异端的土著不能享受国家的荣誉和薪俸。
教长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征服埃及教会的贤明之士和领导人物。狄奥多西以使徒或狂热信徒的精神，抗拒查士丁尼的威逼利诱。教长答复：
诱惑者为了展现尘世的王国才运用这样的诱骗手段，但是我的灵魂对我而言远比生命和权力更为重要。教会落在一位君王的手里，他能够杀害我的肉体，但是拿我的良心无可奈何。无论是放逐、籍没还是入狱，我都在所不惜。以前那些神圣的教长阿塔纳修斯、西里尔和狄奥斯科鲁斯，我会坚持追随他们的信仰。诅咒利奥的作品和卡尔西顿的大公会议!诅咒对他们制定的信条完全接受的人!诅咒他们从现在直到永远!我赤裸裸离开母亲的子宫来到世上，必然会赤裸裸进入坟墓，愿那些敬爱上帝的人，跟随我一起获得救赎。
在使他的教友获得安慰以后，他搭船前往君士坦丁堡，承受皇帝无可抗拒的压力，连续进行了6次谈话。他对神学的见解无论是在皇宫还是城市，都能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好感。狄奥多拉发挥影响力保证他的安全，让他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不伤颜面地去职。他虽然没有在宝座上逝世，但能长眠在自己的故乡，也是一件幸事。阿波利纳里斯接获他亡故的消息，竟然非常无礼地宴请贵族和教士，但是要重新举行选举的报道也使他笑颜顿失。就在他享用亚历山大里亚的财富时，他的对手管理着蒂巴伊斯修道院，获得人民的自由奉献而维持下去。教长的永久继承权因狄奥多西的去世而获得认可，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论教会，以雅各派的名义和共同的信仰联合起来。这样的宗教信仰原来只限于叙利亚一个范围很狭窄的教派之内，但现在扩展到埃及或科普特民族的大多数人中间，他们几乎一致反对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的裁决。
自从埃及的王国灭亡以后，1000年的时间转瞬而过，亚洲和欧洲的征服者一直骑在这样一个民族的头上。他们过去所拥有的古老智慧和权力，已经超越历史的记录。他们的民族精神被宗教狂热和迫害的冲突重新点燃火花，于是弃绝希腊的习俗和语言，并且把它当成来自外国的异端邪说。在他们的眼里，每个东方正教基督徒都是陌生人，雅各派信徒则都被看成是自己的市民。教士不得结婚和举行葬礼仪式，违者视为犯下最重的罪过。当地的土著拒绝承认对皇帝的忠诚和效命，只要离开亚历山大里亚一段距离，皇帝的命令就只有在军事武力的强制之下才会得到他们的服从。这个民族尽最大努力来恢复埃及的宗教和自由，600所修道院培养数以万计的神圣武士，就他们来说生有何欢而死又有何惧。不过经验能够区分主动与被动的勇气，狂热的信徒接受拷问架和火刑的荼毒，不会发出一声呻吟，等到面对全副武装准备接战的敌军，就会浑身战栗赶快逃走。埃及人的性格怯懦，只能将仅有的希望寄托于更换主人。
科斯罗伊斯二世的军队减少了地区的人口数量，然而雅各派信徒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倒是享受了一段短暂而不算稳定的休养生息时间。赫拉克利乌斯的胜利不仅恢复了宗教迫害而且变本加厉，教长再度离开亚历山大里亚到沙漠避难。本杰明(625—661 A.D.)逃走时听到激励士气的声音，嘱咐他要等待下去，再过10年就会获得一个外来民族的协助，这个民族就像埃及人一样举行古老的割礼仪式。
解救者的状况和解救的性质以后会详加说明，我现在必须跨越11个世纪的间隔，叙述埃及的雅各派信徒目前的惨状。人烟稠密的大城市开罗提供住处或是庇护所，给贫穷的教长及剩余的10名主教，阿拉伯人入侵以后还留下40所修道院。科普特民族遭遇到奴役和背教的迫害过程，使人口衰减到剩下2.5万到3万个家庭[386]这样极为可耻的局面，他们都是一群不识字的乞丐，只有更为不幸的希腊教长和数量更为稀少的会众，对比起来才能给他们一点安慰。[387]
科普特的教长无论是恺撒的叛徒还是哈里发的奴隶，仍然以卑躬屈膝服从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国王为荣。教长以夸大他们的贡献来宣示效忠，同时厚颜无耻地断言，他们能率领10万名骑士以及相同数量的骆驼进入战场，可以投鞭阻断尼罗河的水流。[388]教长的祈祷使得埃及甚至整个世界获得和平与富足。狄奥多西流亡到君士坦丁堡时，向他的女保护人毛遂自荐，他要使从北回归线到阿比西尼亚国境的努比亚的黑人民族改信基督教。[389]信奉正教的皇帝对女皇的企图产生怀疑，同时要一争高下，于是派遣相互敌对的传教士，分别是东方正教和雅各派的信徒，让他们同时搭船前往。但基于爱情或畏惧的动机，女皇的命令被更有效地执行。正统教会的教士为蒂巴伊斯省长扣留，这时努比亚的国王和他的宫廷很快受洗，皈依狄奥斯科鲁斯的教义内容和礼拜方式。
查士丁尼派出的使者到达的时间迟缓，觐见国王受到礼遇以后被打发归国。但是当使者指控埃及人犯下异端和背叛的罪行时，黑人改信者受到教导后知道该如何答复，因此说道：“知道他是卡尔西顿大公会议派来的使者，绝不会为带来迫害的人而放弃他的弟兄，这些都是有真正信仰的教徒。”经过很多个世代，努比亚的主教一直由亚历山大里亚的雅各派教长命名和授予圣职，到12世纪，还是基督教在那个地区占有优势的地位。有一些仪式及残留的若干遗迹，在森纳和栋古拉[390]那些落后的村庄仍旧可以见到。然而努比亚人还是噩运难逃，又重新恢复偶像崇拜，当地的水土气候使得一夫多妻的习性根深蒂固，他们最后还是背离十字架，让《古兰经》获得胜利。一个形而上的宗教对于黑种民族而言，可能显得过分的精微和高雅，然而黑人或鹦鹉经过教导后，还是可以重复念出卡尔西顿或一性论者的信条。
基督教在阿比西尼亚帝国有更根深蒂固的基础，虽然相互的联系经常受到干扰，这段时间也有70到100年之久，但是就亚历山大里亚的母会来说，还是保留这个殖民地成为永久的门徒。只要有7个主教就可以组成埃塞俄比亚宗教会议，等到主教人数增加到10位，能够选出一位独立的总主教。埃塞俄比亚有位国王出于自己的野心，就晋升他的兄弟坐上教会的宝座。预判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所以反对增加主教的数目。主教的职位也逐渐加以限制，只能由拥有“阿布纳”[391]头衔的人士担任，这些人都是阿比西尼亚教士阶级的领导人物和创始人。教长以埃及僧侣来补充空出的职位，这位陌生人的外表在人民的眼中应该看上去是年高德劭的，对于国君也不会带来危险或造成威胁。
在公元6世纪(530 A.D.)埃及的宗教分裂已成定局时，敌对双方的首脑以及他们的保护人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相互之间努力竞争，要在征服遥远和独立的行省方面胜过对手。皇后用勤奋的工作态度再度赢得胜利，虔诚的狄奥多拉在僻远的地区建立教会，灌输雅各派的信仰及纪律。[392]埃塞俄比亚人的宗教使他们在诸敌环绕的状况下，沉睡了近1000年之久，已经忘怀整个世界，也被世界遗忘。葡萄牙人绕过非洲的南端，出现在印度和红海以后(1525—1550 A.D.)，好像是从遥远的星球降临地面将他们惊醒。经过初次的交谈，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的臣民观察到信仰方面的类似而非相异之处。两个民族都期望通过与基督教同宗弟兄的联盟，获得更为重要的利益。埃塞俄比亚人处于孤独和隔离的状况，几乎再度堕落到野蛮生活之中。他们的船只过去曾赴锡兰从事贸易，现在竟然不敢在阿非利加的河流中航行。阿克苏美的遗迹被这个民族放弃，大家都分散在村庄里。皇帝成为虚有其表的头衔，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能居住在固定的营地就感到满意。
阿比西尼亚人知道自己非常贫穷，想出合理的计划要输入欧洲的才智和技艺。[393]他们的使臣接受教导，要在罗马和里斯本提出恳求，希望获得一群铁匠、木匠、瓦匠、泥水匠、印刷工人、外科医生和内科医生，以供他们的国家使用。等到发生紧急的危险状况，有必要给予武器和兵员，使其获得立即和有效的援助，用来保护不好战的民族免遭野蛮的侵略，使这个内陆国家不致受到蹂躏。这时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正派遣强大的兵力从海岸前进。450名葡萄牙人在战场上发挥欧洲人天生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加上滑膛枪和火炮难以抗拒的威力，最终拯救了埃塞俄比亚。皇帝在极为惊恐的时刻，答应要让自己和臣民恢复正统基督徒的信仰。一位拉丁教长代表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394]帝国的疆域扩大了10倍，应拥有比美洲的矿脉更多的黄金，怀着贪婪和狂热的最具野心的希望，要建立一个完全顺服为基督徒所有的非洲。
然而因痛苦所迫而立下的誓约，在身体复原以后就被遗弃。阿比西尼亚人仍旧坚持不屈，遵从一性论的教义，相互的争辩使虚弱无力的信仰激起反抗的怒火。他们把拉丁人烙上阿里乌斯派和聂斯托利派的标签，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们崇拜“四”个神，这是分离基督的两种性质而造成的。夫雷摩纳是分配给耶稣会的传教士用来举行礼拜仪式的地点(1557 A.D.)，也可以说是拿来供流放之用。这些传教士精于文理科学和工匠技艺，他们的神学知识和端庄有礼的行为，只是受到尊敬，却无法达成传教的作用。他们并没有被上天赐予奇迹，欧洲军队增援的希望也最终破灭。经过40年的忍耐和努力，终于获得更为有利的觐见，阿比西尼亚的两位皇帝被说服，罗马会使献身的修士得到尘世和永恒的幸福。最早改变信仰的皇帝丧失宝座和生命，“阿布纳”赦免叛军，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替天行道，大声威胁要将叛教者革出教门，也使臣民不再受效忠宣誓的束缚。苏斯尼乌斯凭着勇气和运气，用塞古伊德的名义登极称帝，替扎登吉尔的命运和气数报仇，用更为积极的态度来实现亲戚未能达成的宗教大业。在耶稣会修士和他那些不识字的教士之间，展开无法势均力敌的战斗，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宣布自己是信仰卡尔西顿信条的改宗者，认为他的教士和人民都会毫不迟疑地赞同君王的宗教。在自由选择之后紧接着就是强制的法律，只要相信基督有两种性质，就要接受痛苦的死刑。阿比西尼亚人被禁止在安息日工作和嬉戏。塞古伊德面对欧洲和非洲，公开宣布要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断绝一切关系。
耶稣会修士阿方索·门德兹是埃塞俄比亚的正统教会教长(1626 A.D.)，以乌尔班八世的名义接受悔罪者的效忠，以及他发誓弃绝异端的行动。国君跪在地上说道：“我承认教皇是基督在人间的代理人，圣彼得的继承者，也是统治全世界的君王，我发誓对他要绝对服从，我要把我自己和我的王国奉献在他的脚下。”他的儿子、弟兄、教士、贵族甚至宫廷的妇女都要立下同样的誓词。他把位阶和财富授予拉丁教长，传教士在帝国最重要和最便利的位置兴建教堂或城堡。耶稣会修士自己谴责他们的首领不智，犯下致命的错误，忘掉福音的宽大为怀和自己所下达的政策，在仓促之间运用暴力推行罗马的礼拜仪式和葡萄牙人的宗教法庭。他谴责古老的割礼，然而这是基于健康而并非迷信的缘故，才首先于埃塞俄比亚发明，这地区就气候而言有其必要。新的洗礼仪式和新的授予圣职典礼给当地土著带来痛苦，就是最神圣的死者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而最显赫的人物被外国的教士革出教门，这使他们感到恐惧而战栗不已。阿比西尼亚人为了保卫他们的宗教和自由，不得不激起狂热的情绪，带着不惜牺牲的精神揭竿而起。5次叛乱遭到扑灭，使得举事者血流遍地，两位主教在会战中阵亡，整个军团横尸战场或是窒息在洞穴之中。所有人员无论阶级、地位和性别，只要是罗马的敌人，就难逃羞辱的死亡。但是胜利的国君最后还是屈服了，那是因为这个民族以及国君的母亲、儿子和最忠诚的朋友，能够发扬坚持到底的决心。塞古伊德听到怜悯、理性或是畏惧的声音，他基于良知所发布的诏书很快就揭露出耶稣会修士的暴虐和软弱。巴西里德在他的父亲过世以后将拉丁教长赶走(1632 A.D.)，恢复全民的意愿和埃及的信仰和修行方式。一性论者的教堂回响着凯旋的歌声，“现在已经把埃塞俄比亚的绵羊从西方的鬣狗口里救出来”。孤寂的王国永远关上大门，排斥欧洲的技艺、科学和宗教狂热。[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