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的神迹和德行像是具有生命的活力，存在于继承人的胸襟之中。在莫里斯统治时期，格列高利一直据有圣彼得的宝座，他不仅是第一人而且名声最为显赫。[186]格列高利的祖父菲利克斯[187]也是教皇，然而主教受到独身规定的约束，所以菲利克斯任职前他的妻子应该就已经过世了。格列高利的双亲西尔维亚和戈尔狄安是元老院最尊贵的议员及罗马教会最虔诚的教徒，格列高利的女性亲属很多是圣徒和贞女。他有一幅与父母合绘的家庭画像[188]，赠送给圣安德鲁修道院，保存了近300年之久。画像的构图和色彩提供真实可靠的证据，意大利人在第6世纪开始培养绘画艺术，但是那个时代的品味和学识令人不敢恭维。格列高利的作品诸如书信、布道词和对话录，在当代的饱学之士中竟然无人能出其右。家世和能力使他升为城市的郡守，弃绝尘世的排场和虚荣使他享有崇高无比的声誉。他奉献巨额遗产兴建了7座修道院[189]，其中1座在罗马[190]，6座在西西里。
格列高利的愿望是今生默默无闻，来世获得光荣。然而他诚挚奉献给宗教的事业，却像狡猾而充满野心的政治家所选择走的道路。格列高利的才能伴随着隐退所获得的光彩，获得教会的喜爱和重用，培养出来的绝对服从更是作为僧侣的主要职责。格列高利被授予辅祭的职位，便迁到拜占庭宫廷，担任罗马教廷的特使或公使，竟然大胆运用“圣彼得”的名义，摆出我行我素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就是帝国最显赫的俗家人物表现出这种举动，也会被认为是犯罪而带来莫大的危险。他回到罗马，名声更为响亮，奉行短期的修院职责以后，在教士、元老院和人民一致的欢呼声中，从修道院被推举到教皇的宝座。看起来只有他本人反对这次的擢升，他向莫里斯皇帝请愿，恳请皇帝拒绝罗马人民的选择，更使他在皇帝和公众的眼里提升到更高的地位。等到重要的训令发布以后，格列高利获得友好商人的帮助，他被装在篮子里运出罗马的城门，在森林和山区里很谦卑地躲了几日。据说靠着上天指引的光芒，才发现他藏身的地点。
伟大的格列高利一世担任教皇长达13年6个月又10天(公元590年2月8日—604年3月12日)[191]，他统治时期，是教会史上最开明的时代之一。他的德行甚至于他的缺失，都奇特地混合着纯朴和狡诈、傲慢和谦恭、理性和迷信种种相互矛盾的特质，非常符合他的地位和那个时代的特质。他的对手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长，格列高利以反基督教的头衔对这位全权主教加以谴责。对于这个头衔，圣彼得的继承者由于太傲慢而难以予以承认，也由于实力太弱不敢僭越。格列高利的宗教裁判权只限于罗马主教、意大利总主教和西部使徒这三重身份。格列高利时常登上讲道坛，用浅显而悲伤的言辞，激起听众的共鸣和热忱，犹太先知的预言经过解释以后加以运用。人民遭遇当前的苦难，感到无比沮丧，他们的注意力被引向对无形世界的希望和恐惧。他用身教和言教所发挥的影响力来决定罗马礼拜仪式的程序[192]、教区的划分原则、各种节庆和祭典的日期、游行队伍的序列和编组、教士与辅祭的职务和工作，以及圣职人员的服装规定。直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还在忙着完成弥撒的细部规范，完整的弥撒所要花费的时间长达3个小时之久。格列高利的圣诗[193]保存着剧院的声乐和器乐，蛮族的粗糙声音想要模仿罗马学校的旋律。经验让他了解到形式庄严和讲究排场的仪式所能发挥的效用，可以抚慰痛苦、坚定信仰、纾缓凶恶，以及驱散世俗之人盲目的宗教狂热，至于这有利于教会阶级和迷信行为的统治，只能在所不惜。
意大利和邻近岛屿的主教承认罗马教皇是他们的都主教，甚至主教职位的核定、合并或转移，全由他独断的权力来决定。他对希腊、西班牙和高卢所属行省的侵权行为获得成功，为后世接任教皇的权利要求开创了后果更为严重的先例。他为了防止人民对选举权的滥用，亲自出面干预，采取审慎的作为来维持信仰和纪律的纯正，身为使徒的牧人随时督导所属教区在信仰和纪律方面的表现。在他的统治之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阿里乌斯教派和正统基督教会开始修好和解，征服大不列颠的荣誉大部分归之于格列高利一世，恺撒的功劳只能占小部分。随船运到那个遥远岛屿上的是40个僧侣而不是6个军团，他肩负的艰巨任务使他无法亲身参加这场危险的宗教战争，教皇为此感到非常遗憾。不到2年的时间，他就向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宣称，已经让肯特国王和1万盎格鲁-撒克逊人受洗。罗马的传教士就像原始教会的传教士一样，所使用的武器只有属灵和超自然的力量。格列高利的轻信或明智使他永远运用幽灵、奇迹和复活的证据[194]，来坚定宗教的事实和真理。后代子孙对他的功绩极为推崇，不亚于他敬佩与他同时或前代人士的德行。历代教皇从不吝惜赐予他人进入天国的荣誉，但是格列高利在他那个阶级中，却是最后一位被列入历书的圣徒。
教皇的世俗权力是在那个时代的苦难中不知不觉产生的，欧亚两洲被鲜血浸染时，罗马的主教必须以慈善与和平使者的身份来进行统治。
其一，前面提过，罗马教会获得意大利、西西里和更遥远的行省很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权，一般由副辅祭担任代理人，对于地区的牧人和农民拥有民事甚至刑事的审判权。圣彼得的继承人就像地主[195]，警觉而又慎重地处理他的世袭遗产。格列高利的书信里充满各种有益人心的教诲，像是不要从事结果可疑或令人烦恼的诉讼；对于收租使用的度量衡要保持公正；同意任何合理的延误；减少教会田地上奴隶的人头税，他们靠缴交罚金来买得结婚的权利。[196]这些地产的租税或收益，要由教皇出钱冒险运到台伯河口。在运用这些财富时，他要像教会或贫苦家庭的忠诚管家，尽量考虑各种开源节流的办法，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他的收入和支付的账册非常繁复而且数量庞大，曾经在拉特兰大教堂保存了300多年，成为基督教财务制度的典范。他依照四大节庆把每季的收入按比例分配给教士、用人奴仆、修道院、教堂、墓地、善堂、罗马的医院以及教区其他的用途。在每个月的第一天，他根据不同的季节，发给穷人规定数量的谷物、酒、奶酪、蔬菜、油、鱼、肉类、衣物和钱财，经常召唤负责财务和库管的职员，使用他的名义满足贫苦家庭和绩优人士的额外需要。无依病患、孤儿寡妇、外乡旅人和朝圣香客偶然遇到的灾难，不论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他的救济。教皇经常将他简单的饮食分给够格与他同桌的子民，然后他才能安心食用。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罗马的贵族和贵妇接受教会的恩惠，并不会感到羞愧。有3000名修女从她们的恩主手里获得食物和衣服。很多意大利的主教要逃避蛮族，躲进梵蒂冈好客主人的屋檐之下。格列高利完全够资格被民众尊称为“国父”，他始终保持恻隐之心和仁者的风范，只要看到街头有倒毙的乞儿，他就会难过得几天无法从事圣职。
其二，罗马的不幸遭遇迫得神职人员处理平时和战时的事务，君王的缺席使他代行其职，究竟是出于虔诚还是野心，他自己都感到怀疑。格列高利将皇帝从长期不闻不问的酣睡中唤醒，揭露东罗马的太守和属下大臣的罪行和无能，指控为了保卫斯波莱托而抽调罗马所有老兵的行为。他同时也鼓励意大利人防守他们的城市和圣坛，以及在危机发生以后亲自指派军事护民官，必要时指挥行省部队的作战行动。但教皇的好战精神受到人道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制约，意大利战争期间采用征收贡金的办法，他毫不客气指责是令人厌恶的压迫行为。有些怯懦的士兵出于虔诚的心理，抛弃军旅生涯要出家成为僧侣，他违反皇帝的诏书加以保护。要是我们相信格列高利的说法，那就是他可以轻易利用伦巴第人的内部倾轧来造成他们的毁灭，不会留下任何一个国王、公爵和伯爵来拯救这个不幸的民族，而能够免于敌人的报复行动。他是基督教的主教，更愿意执行有利于和平的职务，经过他的斡旋，平息武力的冲突，但是他很担心，希腊人的权谋和伦巴第人的情绪很难达成神圣的承诺，无法遵守休战协定的各项要求。他感到签订全面而持久的和约已经毫无希望，竟然想在没有获得太守和皇帝的同意的情况下，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敌人的刀剑已经对准罗马，靠着教皇温和的辩才与及时的礼物，才能移走面临的危险。格列高利的功绩受到拜占庭宫廷的谴责和羞辱，但是获得心怀感激的人民真诚的敬爱，他得到的是一个公民所能得到的最纯真的报酬，和一位君王所能得到的最高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