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哲人更进一步培育人文科学的技艺，严格说，这些人可以说是民法的创始者。罗马人在语文和习俗方面有所改变，使得新生的每一代不再熟悉《十二铜表法》的风格，那些研究法律的古人对于内容可疑的条文，所做的解释已经不够完善。阐明暧昧难明的含意，确定适用的范围，应用合理可行的原则，扩大与日俱增的影响，调和各方瞩目的矛盾，这是更为崇高而重要的任务。古代法规的阐释者已经在暗中左右行省的立法，他们运用精到的解说与法务官的公正协调一致，以改革黑暗时代的暴政。不管所使用的工具是多么陌生和复杂，制定人为的法律体系所要达成的目标，是要恢复自然和理性最简明的规范，使得一介平民能够凭着自己的本领，有力量推翻共和国时代所建立的制度。这场变革从《十二铜表法》到查士丁尼当政延续了将近1000年，可以划分为时间概等的三个阶段，各有不同的指导模式和法学家的特性以资区别。[40]
第一个阶段大致从罗马建城303年到648年(450—105 B.C.)，自负和无知将罗马法限制在狭隘的范畴之内。罗马在适合公共活动的日子开放市场，举行集会，精通法律的专家在广场上散步，准备向市民同胞提供所需的劝告和意见，即使询问者的地位卑贱也一视同仁，希望能获得他们的选票，同时答应在未来只要有机会，他会回报他们所给予的支持。等到这些法律专家的地位随着年龄日益增长，就坐在家中的椅子或官座上，带着庄严的神色等候主顾前来请教，这些人来自城镇或乡村，从清晨开始就把专家的大门拍打得山响。他们经常提出咨询和商议的项目，多半是社会生活的应尽责任和法庭诉讼有关的事务，依据谨慎的原则和法律的规定，形成口头或书面的专家意见。同一阶层的法律专家和家族里的年轻人获准前来旁听，他们的子侄获得私下传授经验的好处，穆西安家族享有多年的名望，就是因为后裔能够传承民法有关的知识。
第二个阶段从罗马建城648年到988年(105 B.C.—235 A.D.)，是罗马法光辉灿烂和卓然有成的时代。从西塞罗的出生到塞维鲁·亚历山大在位，体系已经建立，学校已经创制，书籍已经编成，这两位大人物的生与死，对于教导有志于法律的学生有很大的助益。伊利乌斯·庇图斯又称卡图斯，意为“绝顶高手”，他著有《三方纪要》一书，是有关法律体制最古老的著作。监察官加图致力于法律的研究，获得举世称誉的名声，他的儿子更能克绍箕裘。穆修斯·斯卡埃沃拉的同宗有三位是法学界的贤德之士，但是他们的门生弟子塞维乌斯·苏尔比西乌斯对这门学问最为专精，他也是西塞罗的好友。在共和国时代和以后的恺撒统治之下，学术的传承终于由帕皮尼安、保罗和乌尔比安完成统合，建树之大可以说与前人不分轩轾，他们的作品有不同的标题，与所获得的名声一起流芳百世。我们以拉贝奥的著作为范例，从中能看到有很多的观念出自他们的倡导和启发。拉贝奥是奥古斯都时代最著名的律师，他的时间被平均分配在乡间与城市，事业和著述并重，可以列举出400多卷作品，都是他退隐的成果。而他在法律界的对手卡庇托特意搜集相关的书籍，有259卷作品经常被引用，只有少数教师精通100卷著作，能够用来陈述意见。
第三阶段从罗马建城988年到1320年(235—567 A.D.)，罗马法的贤哲之士已经式微，从亚历山大在位到查士丁尼统治为止。对法律的求知欲已经获得满足，暴君和蛮族据有宝座，积极进取的精神转向宗教信仰的争论，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贝里图斯的法学教授，乐得把先贤的著作照本宣科诵读一番。法律的研究进度缓慢，没落却很快，从而可以推论，法学教授需要和平与精进的环境。那段时期出现了很多位著有大部头作品的民法学家，这可以清楚证明，必须要有共通的判断、经验和勤奋，才能写出这些作品，也才能阅读这些作品。在一个循环往复的时代，很难出现西塞罗和维吉尔这样百世不见的天才人物，但是杰出的法律教师可以造就青出于蓝的门徒。
法律体系大致能适合早期罗马人的需要，在建城后大约7个世纪时，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有相当的精进和改良。斯卡埃沃拉家族从使用和经验中获得教训，塞维乌斯·苏尔比西乌斯却是第一位为自己的技艺建立起通用理论的法学家。[41]为了识别他理论的真实和虚假，他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斯多噶的学说当作绝对正确的法则，将特定例子归纳为一般原理，在一团混乱之中散发出秩序和雄辩的光芒。
西塞罗与苏尔比西乌斯同时代，两人是很好的朋友，他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专业律师，但是他具备无可匹敌的天赋才华，运用点石成金的本领，使国家的法律体系发出耀目的光芒。西塞罗拿柏拉图当范例为自己的国家写成《论共和国》一书，可以当成一篇法律的论文，费尽苦心从天国的起源，推论出罗马制度的睿智和公正。按照他那崇高的假说，整个宇宙形成一个巨大的联邦，神与人都是生命共同体的成员，用同样的本质共享一切，理性制定自然和民族的法律，所有实用的制度虽然经过意外或习惯的修正，全部出于公理正义的权利原则，神明将这些原则铭刻在每一个善良的心灵之中。他精通这些富于哲理的奥秘，用温和的态度将怀疑论者排斥在外，因为他们拒绝相信这一切；还有就是享乐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想采取行动。后者对于共和国毫不关心，他只有劝他们憩息在满是阴影的花园。西塞罗提出非常谦卑的请求，新的学院要保持宁静，要是共和国不顾一切加以反对，他那美好壮观、秩序井然的结构，苦心建立、崇高博大的体系，很快会遭到毁灭的命运。他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是仅有的教师，他们教导市民加强武装，尽到社会生活的责任。
有关哲学的指导方面，斯多噶教派以坚定的意志为甲胄[42]，主要穿着的时机是在法律学校，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也能用来作为装饰。罗马的法学家从雅典的柱廊学会如何生活、思考和死亡。他们多少会习染不同学派的偏见，喜爱充满矛盾的悖论，养成争论强辩的习惯，非常在意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形式优于内容的概念，被用来确定财产权。特雷巴提乌斯赞同罪行的平等，认为接触耳朵等于接触整个身体。要是有人偷一堆粮食或是一大桶酒，那就等于是犯了偷盗一切事物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