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彗星、地震和瘟疫来结束这一章，过去这些灾难曾给查士丁尼时代带来惊慌和痛苦。
查士丁尼在位第五年，9月里有20多天，可以看到一颗彗星[443]出现在西部的天空，尾巴的光芒射向北方。过了8年，太阳进入摩羯座，又有一颗彗星出现在人马座附近，亮度逐渐增加，头朝东，尾部对着西方，接连有40多天清晰可见。看到的民族惊慌失措，害怕产生不好的影响带来战争和灾祸，然而这些预兆全部实现了。天文学家不明了这颗闪亮星体的性质，但是也不愿承认他们的无知，勉强解释为天空中飘浮的流星。他们之中很少人能具有塞涅卡和迦勒底人那种极为简明的概念，说它们都是运动周期更长而且运动轨道更偏的行星。[444]
时间和科学证明罗马哲人的臆测和预言正确无误，天文学家用望远镜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新世界[445]，在历史和神话的狭窄空间之内，发现同一颗彗星每575年就重访地球一次，共有7次之多。
第一次[446]是基督纪元前1767年，与希腊古文明之父奥基吉斯[447]是同一个时代。这次的出现可以用来解释瓦罗保存下来的传说，在奥基吉斯的统治之下，金星竟然改变了它的颜色、体积、形状和运动的行径。不论是过去还是后续的时代，都没有发生过这种奇特的现象。[448]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193年，金牛座第七颗星埃勒克特拉[449]的神话故事中隐约提到，从特洛伊战争以后这星座减少到只有6颗星。达尔达努斯的妻子就是上述的山林女神，无法忍受家园的毁灭，抛弃与姐姐共舞的轨道，从黄道逃到北极，披散着长发，获得彗星的名字。
第三次出现是公元前618年即将结束之际，正好是居鲁士统治的前两代，时间与西比尔预言极为可怖的彗星相吻合，普林尼也曾提到它在西方升起。
第四次是基督出生前44年，比起以前几次更为耀目而且重要。恺撒逝世以后，年轻的屋大维为了纪念维纳斯和他的舅公而举行各种竞赛活动时，在罗马以及其他的地区都看到了这颗发亮的长发星，民间传闻说是它将独裁官的英灵送上天堂，使得这位孝顺的政治家感到极为受用，衷心表示赞许和肯定，还抱着迷信的念头，把彗星看成他那个时代的光荣。[450]
第五次来临时间，前面提到是查士丁尼统治的第五年，也是基督纪元53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与前面那次相同，虽然相隔的时间较长，但是随着彗星的到来，太阳变得暗淡许多。
第六次的回归是在公元1106年，欧洲和中国的编年史都有记载，正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狂热时期，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可能都怀着相同的信念，预言不信神的人会遭到毁灭。
第七次是公元1680年所发生的现象，正值启蒙时代。[451]贝尔的学说驱除了弥尔顿的缪斯用来修饰文学的愚昧观点，弥尔顿认为彗星“用可怕的长发散布瘟疫和战争”[452]。弗拉姆斯特德和卡西尼用奇妙的技术，观察到彗星在天空行经的轨道，伯努利、牛顿和哈雷运用数学的计算，彻底明了彗星运转的规律。
第八次将是在公元2355年，他们的计算也许会被位于西伯利亚或美洲的旷野中的未来首都的天文学家证实。
一颗彗星在我们所居的地球附近掠过，可能会造成损害甚或带来毁灭，但是火山和地震的作用却使地球表面一直不断产生变化。地区的土壤性质可能显示这片国土受到巨大冲击的状况，是地下火的燃烧所引起，铁和硫的结合和催化所形成，发作的时间和效果并非人类的知识所能预测。哲学家计算出可燃物质在暗中渗出的水滴，测量到地下石窟抗拒封闭气体的爆炸所增加的容积，才肯预报地震的发生时间。历史的记载并没有指出原因，而是将这种灾难事件依据发生的繁疏划分为若干时期，并且我们注意到，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地球的热力作用表现得格外强烈。每年一再发生地震，时间非常长，君士坦丁堡有次余震延续了40多天，范围非常广，震动遍及全世界的地表，至少已经涵盖整个罗马帝国。人们感觉到推撞或摇摆的运动，地面产生广阔的裂缝，庞大无比的物体被抛向天空，海洋的涨落超过正常的幅度，有一道山岭从利巴努斯撕裂开来[453]，整个倒在浪涛之中，成为防波堤，保护腓尼基的波特里斯新港口。[454]地震使蚁丘动摇，造成致命的打击，数以万计的昆虫随之化为灰尘。然而事实使大家不得不承认，人类一直在努力毁灭自己。巨大城市的架构将整个民族限制在城墙之内，几乎实现了卡利古拉的意愿，就是罗马人同舟一命，生死与共。
据说安条克的一次地震(公元526年5月20日)使25万人丧生，那天正好是耶稣升天节，拥入大批来客。贝里图斯[455]的损失较小，但是影响深远(公元551年7月9日)。位于腓尼基海岸的这个城市以民法的研究知名于世，这些研究会打开了财富和地位的青云之路。贝里图斯的学院充满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很多死于地震的青年，可能是国家的酷虐之鞭或栋梁之材。建筑师在这些灾难中成为人类的仇敌。蛮族的木屋或阿拉伯人的帐篷倒塌以后，不会伤人。秘鲁人大可嘲笑西班牙征服者的愚蠢，竟然花费不计其数的财物和劳力来为自己兴建坟墓。有位大公被富丽堂皇的大理石砸在头上，全城民众葬身在公共和私人建筑物的废墟之中，一座大城生活和制造所需的炉火，失去控制以后蔓延开来，成为烈焰冲天的火灾。人们无法从对彼此的同情中得到安慰和帮助，反而痛苦地体验到不再惧怕惩罚的恶行和激情。大胆的贪婪之徒抢劫摇摇欲坠的房屋，报复行动也抓住这一最好的时机挑选合适的对象进行，杀人的凶手和强奸的暴徒正在犯罪时被大地吞噬。迷信的思想为当前的危险增加了无形的恐惧；若说是死亡的阴影偶尔会使人产生行善和忏悔之心，那么一群处于恐惧中的民众则会强烈地感受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以更虔诚的心情、俯伏在地乞求报复的神明停息无情的愤怒。
不论哪个时代，全都指责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是瘟疫的渊薮和温床。在潮湿、炎热和停滞的空气里，这种阿非利加热病从腐烂的动物尸体中产生，特别是遮天掩日的蝗虫，在死后与生前一样危害人类。在查士丁尼和继承人所处的时代，致命的黑死病几乎要灭绝地球上的人类，最先出现在佩鲁西乌姆及其邻近地区(542 A.D.)，位于塞尔波尼亚沼泽和尼罗河东水道之间。从那里分为两条路线，向东经过叙利亚、波斯到印度；向西沿着阿非利加海岸，深入欧洲大陆。第二年春天，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君士坦丁堡受到瘟疫的侵袭。
普罗科皮乌斯用医生的眼光[456]，观察发病的进展和症状，比起修昔底德描述雅典的瘟疫，就手法和勤奋而言毫不逊色。患者宣称有时会出现精神错乱的幻觉，听到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大声威胁，或感觉到它在触摸自己，立刻成为完全绝望的牺牲者。但通常多数人在家里的床上、大街上或是工作的地方，忽然感到微微发热，征候是那样的轻微，从患者的脉搏和气色无法察知即将临头的大祸。第一天、第二天或第三天，腺体，特别是鼠蹊、腋下和耳后的淋巴腺的肿大，等于传出噩耗。等到横痃或肿块裂开，可以看到豆粒大的煤炭或黑色的物质。要是继续发肿就会成为脓疮，如果还可以排除体液内的病毒，病人就有得救的机会；如果始终坚硬而又干燥，马上会形成坏疽，患者一般会在第五天去世。热病的发作通常伴随着昏睡或呓语，只要身体满布黑色的脓包或疔疮，就是即将死亡的征候；要是体质太弱无法出疹，出血后内脏会随之腐烂。怀孕的妇女染上黑死病是致命之症，却有一个婴儿活着从死去妈妈的体内被接生出来，还有三个母亲在失去染病的胎儿以后保住了性命。年轻人得病的机会最大，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容易感染。不论人的地位还是职业，瘟疫一视同仁痛下毒手，幸存者当中有很多人丧失了语言的能力，等到瘟疫再次蔓延，也不保证可以获得豁免。[457]
君士坦丁堡的医生重视医德，技术高超，但是这种疾病症状复杂，来势汹汹，使得他们无能为力。同样的治疗程序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症状变化不定，根本不能诊断病人是会死亡还是康复。葬礼的安排和墓地的使用全部是一片混乱，那些身后没有朋友和仆人的死者，他们的尸体暴露街头无人掩埋，或是留在空无一人的家中。有一位官员负责收拢四处零乱堆积的死尸，从陆路或水路运往离城市很远的地点深埋起来。最邪恶的坏人看到面临的危险和悲惨的景况，想起自己的行事也难免会产生悔恨之心，但一等到健康恢复还是会故态复萌。普罗科皮乌斯认为有些人特别受到命运或上天的照顾，就哲学的理念来说应该反驳这种说法。难道他忘记查士丁尼本人也感染了黑死病？事实上他心里也许记得很清楚，然而皇帝的饮食很清淡，生活有节制，如同苏格拉底所遭遇的状况，有更为充分的道理能够康复。[458]在他生病期间，市民的习惯上也显示出公众的惊慌，怠惰和沮丧使东部的都城出现萧索的气象。
传染是黑死病不可分割的特性，只要有人接近患者，病毒就能借着共同呼吸的空气进入肺或胃中。虽然哲学家不仅相信而且大为震惊，但是奇怪的是，最容易为想象中的恐惧所制服的人群，在遇到真正的危险时却能坦然接受，毫不在意。[459]普罗科皮乌斯的市民同胞，获得时间短暂而且并不完整的经验，以为即使与患者亲密交谈，也不会产生传染的危险。[460]这种信念可能支撑了很多辛劳照顾病人的朋友和医生，否则，毫无人性的审慎心理将使患者陷于孤独和绝望之中。突厥人的宿命论产生了致命的安全感，必定使传染病的蔓延状况更为严重。对于能使欧洲获得安全的有效预防措施，查士丁尼的政府完全不清楚，对于罗马各行省之间频仍的自由来往，并没有加以限制。从波斯到法兰西，战争和迁移使各民族混杂在一起，很容易受到感染。瘟疫的气息可以埋藏在一包棉花里历时多年，通过贸易的不当行为，被运送到遥远的地区。
按照普罗科皮乌斯的论点，瘟疫的传播方式是从海岸到内陆，最后才进入偏僻的岛屿和山区。那些逃过第一次疯狂侵袭的区域，在下一年最容易受到传染。风可能会散布这些细微的毒素，不过除非大气的状况适合瘟疫的留存，否则只要进入地球的寒带和温带就会自动灭绝。可能是空气的污染非常严重，查士丁尼在位第15年的瘟疫暴发，始终没有因季节的改变有所和缓或中止。最后，初期那种凶险的局面逐渐化解和消散，疫情交替平息和发作，直到经历52年忧患岁月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健康，空气还原到纯净和清新的性质。没有保留任何资料和数据，可以用来计算或推测这次大灾难的丧生人数。我只知道君士坦丁堡在3个月内，每天死亡5000人，后来又增加到1万人，东部有很多城市留下一片废墟，意大利一些地区的作物和葡萄全在田里腐烂。战争、瘟疫和饥馑这三重灾祸同时打击查士丁尼的臣民，人口的数量明显减少，使他的统治大为失色，状况严重，地球上最美好的地区有些至今还没有完全复原。[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