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受到哥特人蹂躏，而阿尔卑斯山以外的行省，为连续几位软弱的僭主所压榨时，不列颠岛与罗马帝国母体发生分离。防守遥远行省的正规部队逐渐撤走，毫无防卫能力的不列颠被放弃给撒克逊海盗，还有爱尔兰和喀里多尼亚的野蛮人。不列颠人已经陷入绝望局面，无法依赖一个正在衰亡的君主政体，给予缓不济急而又极不可靠的援助。他们带着武器集结起来驱退入侵者，察觉到自己竟有如此实力，为这个重大的发现而乐不可支。[379]遭受同样的灾难所带来的痛苦，也激发起类似的精神力量，阿摩尼卡各行省(这个名称包括高卢从塞恩河到卢瓦尔河的滨海地区)[380]决定拿邻近岛屿做榜样，效法他们的行为。这些地区的罗马帝国的行政官员都服从篡夺者君士坦丁的权威，现在全部被驱除一空。人民建立起自由的政府不像过去那样一直是专制主子手下的臣民。不列颠和阿摩尼卡的独立获得霍诺留的首肯，当时他是西部帝国的合法皇帝，来函特别嘱咐新兴的国家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这可以解释为永久和绝对放弃原有的统治权力，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主张获得了事实的证明。就在高卢的篡夺者相继败亡后，滨海的行省又重新并入帝国的版图，然而他们的归顺不是完全心悦臣服，经常会出现不稳的状况。人民产生自负、多变而叛逆的性格，不论是为了争取自由还是免除奴役都与帝国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阿摩尼卡虽然不再维持一个共和国的形式，但还是经常受到煽动，引起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叛乱[381]。不列颠的丧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382]但皇帝对一个遥远行省的独立，抱着默许的态度是非常明智的做法。这种分离不会因为不列颠人的谴责暴政或是罗马人的惩处叛逆而给双方带来无法避免的痛苦，官员基于国民之间的友谊，就会自动自发尊重相互的利益，根据联盟和防护的权利义务建立双方的关系。[383]
不列颠的变革使得政府和军事的人为结构为之冰消瓦解，独立的国家在这40年间(409—449 A.D.)，为教士、贵族和自治市镇的权势所统治，一直到撒克逊人入侵为止。[384]
其一，只有佐西穆斯对这种很特殊的处理方式留下了记录，他非常确切地提到，霍诺留的信函是写给不列颠的城市的。在罗马人的保护之下，面积辽阔的行省有92个重要的市镇在几个区域兴起，其中有33个城市因为获得某些特权，或是处于重要的位置，较之其余的市镇显得更为突出。[385]每一个这样的城市跟帝国其他行省的城市一样，成为合法的法人团体。这些城市的目标是要符合国家的政策，完全依据罗马制度的原始模式，将自治政府的权力分配给任期为一年的官员、一个民选的元老院以及人民大会。因而年度岁入和财务的管理、民事和刑事审判的运作、公用共事务的计划和执行，全部依法行事，就像一个具体而微的共和国。等到他们矢言独立时，城市和邻近区域的青年，自然就投身在民选官员的旗帜下面列阵。但祸乱之源是人人都想在政治团体里获得利益而不用承担责任，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不列颠在恢复自由权利以后，可以免于群众的喧嚣和党派的倾轧。对于家世和财富方面高人一等的上层阶级来说，那些行事大胆而众望所归的市民难免要侵犯到他们的特权。傲慢的贵族抱怨他们成了臣民的仆从，有时就会缅怀专制国君的统治。
其二，每个城市的管辖权涵盖邻近的地区，元老院那些继承了世袭影响力的主要议员都支持此制度。较小的城镇、村庄和地主顾及本身的安全，也要依附这些在发展中的城邦好获得庇护，城市吸引力所及的范围要视财富的多寡和居民的数量而定。但家业庞大的世袭领主不愿受制于附近有实力的城市，渴望成为独立自主的王侯，拥有决定和平与战争的权力。他们原先附庸风雅展现意大利风格的花园和田庄，很快变成坚固的城堡，一旦发生危险的状况，可以为邻近的乡土提供防护作用。土地的收益用来购置武器和马匹，并维持一支军事力量，其成员是奴隶、农民和一群投靠他们的乌合之众。在自己领土内的酋长具有的权力就像一个民选官员。不列颠有一些酋长可能真是古代国王的后裔，但还有比真实数字更多的人会采用尊贵的家谱，申辩被恺撒们所篡夺的继承权利。[386]他们的处境和希望使他们喜爱祖先的服装、语言和习惯。要是不列颠的王侯恢复到蛮族的状况，城市还是会保持着罗马的法律和生活方式。整个岛屿会因两个不同的国家派系而形成分裂，由于利益和憎恶引起的怒气，再度陷入成千上万的战争和倾轧之中。国家的实力无法联合起来对付国外的敌人，反而在无谓的内部口角中消耗殆尽。当某一个人的功绩远超同侪，必然会成为英明的领导者，等到他能够夺取邻近城市的自由权利，就会擢升到僭主的高位，使得不列颠在摆脱罗马政府以后再度受到专制的压迫。
其三，不列颠教会由30到40名主教组成，加上适当比例的次级教士。他们的处境不够富裕(对他们而言已经是贫穷)，所以会产生举止得当和堪作表率的行为，以获得公众的尊敬。教士的利益和性质都使得他们赞同和平，并且要与情意相投的国家取得协同一致的步调，在平常的讲道中把这些经验教训谆谆告诫所有的教徒。主教会议也可以说是国家最有分量和最具权威的集会，在这样的商议过程中，各地的王侯和官员与主教混杂坐在一起，自由讨论和争辩国家和教会的重要事务，要调停不同的意见，建立盟邦的关系，征收所需的税赋，做出明智的决定，同心合力地执行。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不列颠人普遍同意要从主教中选出一个不列颠人的首领，也就是独裁官。不过，像这种值得主教们关注的事情，却为宗教的狂热和迷信的行为所干扰，不列颠的教士一直处心积虑想要根除贝拉基异端，这不仅引起大家的憎恶，也在本乡本土给他们带来侮辱。
高卢的行省一直对罗马帝国百依百顺，不列颠和阿摩里卡的反叛，把寻求自由权利的风气传播到高卢，这是非常明显而自然的事。在一份正式的诏书中，霍诺留皇帝以如父执辈一般关爱的语气(君王都是如此表达，却很少让人感受得到)强烈地保证，要召开7个行省的年度会议(418 A.D.)。这个名称特别适合阿基坦以及古老的纳博讷，很久以来他们就将凯尔特人的粗鲁和落后改变为意大利人的文雅和进步。[387]阿尔勒是首府，也是商业中心，被指定为举行会议的地点。通常每年从8月15日到9月13日，连续举行28天的会议。参加的人员是高卢的禁卫军统领以及7个行省的首长，7个首长中其中一个的头衔是总督，6位是省长，加上60个城市的官员和主教，还有就是身份和地位很高的富有地主。人数多少并不清楚，但是要具备相当的资格，这些人也可视为各地区的代表。会议经过授权可以解释和传达君王所颁布的法律，听取省民申诉所受的冤屈和愿望，缓和过重和不公的赋税，集思广益讨论地方和国家的重大事件，着眼于恢复7个行省的和平与繁荣。
要是图拉真和安东尼普遍建立这种制度，使得人民关心政府，产生生死与共的感情，罗马帝国就会珍惜众志成城的智慧和功业，将这种观念传播到每一个角落，臣民获得应有的权利就会巩固国君的宝座。专制政体的行政权要是被滥用，那么在会议的调停和干涉之下，就某些方面来说会产生制止和修正的效果。全体公民和自由民的武力可以用来抵抗外敌，保卫国家的安全。人民的自由权利可以发挥温和施政与慷慨献身的作用，罗马帝国仍旧可以保持天下无敌和永垂不朽的声威。要是这一制度的规模过大或者因人事变迁而无法存在下去，那么主要的成员也许就可以各自保持活力及独立。但当帝国衰亡到病入膏肓时，才迟迟运用局部的治疗方式，可以说无法收到任何重大而有益的成效。霍诺留皇帝之所以表示惊奇，是他必须迫使勉为其难的行省接受这种特权，而照理来说应该是由行省向他提出恳求才对。为此他不得不规定不出席会议的代表要罚锾3或5磅的黄金，看来他们是把霍诺留给予的自由当成是虚幻的礼物而不愿接受，反而认为这是压迫者最后给予他们的残酷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