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在宦官和主教可耻的暴政下痛苦呻吟时，赞扬尤里安的声音除了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宫廷中无法听闻外，早已欢天喜地地传遍整个帝国的其他角落。日耳曼蛮族畏惧年轻恺撒的强大兵力，尤里安的部队与他并肩作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感激的省民在他的统治下欢欣地庆贺。但是那些反对他的佞臣，为他的德业所激怒，总是秉持着一种奇怪的想法：人民的朋友就是宫廷的敌人。打一开始，尤里安的名声在宫廷中就受到怀疑，弄臣对于运用讽刺的言辞来损人很有一套，他们经常卖弄这种伎俩并得到皇帝的赞赏。这些小丑认为尤里安的简朴生活，不过是装腔作势而已。而对于有哲学家气质的武士的穿着和人品，他们竟用“被发左衽”“沐猴而冠”等荒谬的字眼加以嘲笑。他们认为这位恺撒处理公务的能力是多嘴希腊人虚张声势的传闻，这个投机取巧的士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古树参天的学院里学会战争艺术。恶意诬蔑的声音终于被胜利的欢呼所压倒，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征服者不再被当作蔑视的对象来肆意戏弄，君士坦提乌斯把部下的功劳据为己有，以满足自己卑鄙的野心。
按照古老的习俗，君士坦提乌斯在用月桂冠表彰荣誉的信函中，以君王的名义将之发布到各行省，里面却根本不提尤里安的功绩：“君士坦提乌斯综揽全局，调度有方；临阵当先，激励斗志；指挥若定，获得大捷；呈献战场生擒的蛮族国王，必使战胜之英名永垂不朽。”事实上，他离战场的距离还有40天的行程。[1]像这样过分夸耀的说法，根本不可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就是皇帝也不能自欺欺人。而且君士坦提乌斯私下认为，罗马人的称誉和关爱，是随着尤里安的地位上升而来的，因此内心产生不满，这使他听信技巧高明的阿谀者那些恶毒的谤言。他们策划了害人的计谋，表面看起来不仅光明正大而且振振有词。他们非但没有抹杀尤里安的功勋，反而承认并夸大他有极高的声望、优秀的才能和卓越的功绩。但是他们在暗中毫无根据地影射：如果善变的群众肆意妄为，拥戴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如果获胜军队的主将，受到报复私仇以及独尊野心的诱惑，那么恺撒的德业很快就会转变为危险的罪行。君士坦提乌斯在御前会议中将他个人的恐惧解释为对公众安全的顾虑，但是在私下里甚至在他内心深处，其实是用畏惧夺权来掩饰他对尤里安无与伦比德行的痛恨和嫉妒的心态。
高卢平静无事而东部各行省却危在旦夕，这为皇家的大臣们提供了一个看上去极为合理的借口，来施行他们卑劣的计谋。他们决定解除尤里安的兵权，把用来护卫他的个人安全和高贵地位的忠心耿耿的部队全部召回去。那些身经百战而又身强力壮的老兵，在莱茵河岸征讨凶狠的蛮族，现在要被调到遥远的战场对付波斯国王。就在尤里安趁着在巴黎冬营期间，手里掌握行政大权，可以尽心发挥全力推行政务时，有一位护民官和一位司法官匆匆抵达，这让他感到非常惊异。他们带来皇帝的命令，让他贯彻执行，不得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君士坦提乌斯的旨意是：将尤里安统治下的凯尔特人、佩图兰特人、赫鲁利人和巴塔维亚人组成四个军团[2]，这些蛮族士兵虽然目前军纪良好、威名大振，但全部要调离他的麾下。同时其他的部队每个单位要挑选300名最勇敢的青年，这些人数众多的特遣部队，也可以说是高卢军队的精华，要立即开拔加速行军，竭尽全力在战役开始前抵达波斯的边界。[3]
恺撒心中已经预料到这道命令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为此感到极为悲伤。为了使参加协防军的志愿人员踊跃投效，特别规定他们不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被调到别的地区去打仗。这事关帝国的信用和尤里安的荣誉，所以一定要保证遵守双方约定的条件。背约和高压的行为，使日耳曼不受羁绊的武士丧失信心，激起他们的愤怒之情，就他们而言，诚实是最高贵的德行，自由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过去，军团的成员享有罗马人的头衔和特权，应征入营防守共和国的疆域；但是现在这些佣兵部队，听到共和国和罗马古老的名字，根本无动于衷。高卢是他们出生的家园，他们全心全意依附着这片土地，过着自古以来所习惯的生活。他们喜爱尤里安，从内心对他表示感激和钦佩，同时轻视并痛恨皇帝。他们害怕劳累不堪的行军、波斯人如雨的箭矢和亚细亚炽热的沙漠，因而提出抗辩。他们认为保护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神圣的责任。所以，他们奉献自己只为了拯救家园，却已经没有余力去做分外之事。高卢人得知了迫在眉睫和无法避免的危险，这更加深了他们的忧虑和苦恼，等到行省的兵力被抽调一空，日耳曼人失去了武力的震慑，就会违反所订的和平条约。虽然尤里安的指挥能力和战斗精神依旧，但是军队的实际战力已经虚有其表，在无效抵抗之后，人民和皇帝必然会将国家的灾难归罪于他，而他不是成为蛮族营地的俘虏，就是君士坦提乌斯宫廷的罪犯。
假如尤里安遵从接到的命令，等于是给自己签下死刑判决书，有受他提拔的部下也都会被株连；但正式拒绝是叛逆行为，不啻在向君士坦提乌斯宣战。皇帝冷酷的猜忌心理、带有绝对权威的命令再加上奸诈的计谋，使尤里安没有辩白和解释的余地，何况恺撒没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很难借故拖延时日以从容思考谋求对策。独坐愁城更增加了尤里安的忧虑，宦官早就怀着恶意把萨路斯特从现职调走，现在连能放心商量的人都没有。他甚至不能用大臣的背书来加强说明的分量，因为他们也害怕因涉入本案而随着高卢一起毁灭。解除兵权的时机事先经过仔细的考量，正值骑兵将领卢庇西努斯[4]被派到不列颠，去驱退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的入侵，以及弗罗伦提乌斯为了估算贡金前往维埃纳。后者是一个狡猾而腐败的政客，遇到紧要关头不愿分担责任，一直规避与尤里安见面，因尤里安曾向他表示，在君王主持的会议中，任何重要的决定，一定要统领出席才有效。此时，恺撒因宫廷信使言语粗鲁和纠缠不休的请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们甚至表示，如果他想等大臣回来再处理，那等于是承认自己犯下拖延的罪行，连带使他们也将遭到处决的命运。尤里安没有抵抗的能力，但也不愿执行命令，于是用很慎重的词句请求辞去恺撒的职位，甚至说这正是他的意愿。然而对于紫袍，他无法光荣保有，更无法安全舍弃。
经过痛苦挣扎后，尤里安迫使自己承认，卓越的臣民应以服从为美德，只有君主才够资格判定全民福祉。他发布命令，贯彻执行君士坦提乌斯的旨意。有些部队开始向阿尔卑斯山进军，从几个守备部队抽调出来的特遣队，行进到指定地点集结。士兵穿过成群惊惶而恐惧的省民时感到极为困难，群众想用无言的绝望或大声的哀鸣来激起他们的怜悯，士兵的妻子手里抱着幼儿，混合着悲伤、柔情和愤怒的语气，指控丈夫将她们抛弃。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使恺撒起了恻隐之心，派出相当数量的驿车运送士兵的家人，[5]尽力抚慰他给大家带来的艰苦。这些可视为最高明的手段，更增加了恺撒个人的声望和戍边部队的不满。一大群武装人员的悲痛很快产生暴戾之气，他们的怨言在帐篷之间传播，随着时间的消逝变得肆无忌惮，他们心里开始酝酿大胆的反叛行动。在护民官默许下，一份诽谤文字在一个极为恰当的时机于暗中散布，生动描述恺撒被罢黜的羞辱、高卢军团受到打压的痛苦以及亚细亚暴君的卑劣恶行。君士坦提乌斯派来的奴仆对于危险情势的发展，感到惊慌且已提高警觉，逼着恺撒尽快让部队开拔，但对于尤里安诚恳而明智的劝告，没有经过考虑就加以拒绝。尤里安的意见是部队不要行军通过巴黎，并且暗示最后的会晤会产生危险和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