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君主的真正利益在于符合国家整体的利益，要把臣民的数量、财产、秩序和安全视为最重要的基础，这样才能凸显君主真正伟大之处。再无所作为的帝王，谨慎也可以补才能之不足，还是能够制定出与天资卓绝的帝王相同的行为准则。塞维鲁把罗马帝国视为他的资财，到手以后，便刻意培植和改良如此珍贵的产业，制定有益的法律，刚直坚定地执行，不久以后就矫正了自马可逝世以来，政府各部门的滥权恶习。在司法方面，皇帝的判决一般都能做到详察、明理和公正，即使有时会稍稍偏离公平的原则，通常也是为了帮助穷苦和受压迫的人民。他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基于人道的情感作用，还不如说是专制的自然趋向，使得权贵和豪门收敛骄纵的气焰，将所有的臣民降到绝对隶属的同一标准。他兴建公共纪念物和壮观的剧场完全不惜工本，而且经常发放大量粮食和谷物，这些都是获得罗马人民爱戴的有效手段。[270]内讧的灾害已经清除干净，行省再度出现了和平繁荣的宁静景象，许多城市在塞维鲁的慷慨施舍下恢复生机，被称为他的殖民地，这些城市用兴建公共纪念物来表达对塞维鲁的感激和幸福的生活状态。[271]罗马的军威因皇帝崇尚武德和战无不胜而恢复原有的名声。[272]他的确有资格夸耀自己的成就，即位于帝国蒙受内忧外患的危亡时刻，之后却建立起了深远而光荣的全面和平。
虽然内战的创伤好像已经完全痊愈，专制政体的关键所在仍藏匿着致命的毒药。塞维鲁文武兼备，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首任恺撒的英武或奥古斯都的智谋，还是无法控制武功辉煌的军团那种骄纵傲慢的气焰。塞维鲁基于感激的心情、错误的政策和表面的需要，终于放松对军纪的严格要求。虚荣的士兵讲究戴金戒指作为装饰，获准携带家眷无所事事地住在军营之中，助长了懒散成性的风气。他给他们史无前例地加薪，以致让士兵养成动辄需索的习性，在执行危险的任务或参加公开的庆典时，均要求额外的赏赐。军队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因奢华而萎靡衰弱，也因为要担任危险的工作而享受特权，过着高于人民一般水平的生活；[273]长此以往，士兵便无法忍受军务的辛劳，不愿接受国法的约束，更不耐烦成为守本分的部属。各级军官要用极度挥霍和无限奢侈来维持阶级的优越。现在还保存着塞维鲁的一封信，他对于军队表现出放纵和失职的情况有很大的感慨，在信中告诫他的一个将领，要从军团主将自身开始进行必要的改革。如同他所说，军官要是失去士兵的尊敬，就会得不到他们的服从。皇帝如果肯正本清源地探索始末，就会发现普遍腐化的主要原因，虽然不能说是最高统帅缺乏言传身教，但是帝王之尊的恶意放纵却难辞其咎。
禁卫军谋害皇帝出卖帝国，以叛国罪名得到惩处，但这种禁卫军制度虽然危险却依然必要，塞维鲁很快用一种新的模式将其重建起来，而且将人数增加4倍。这支部队以往都在意大利征召，但由于邻近行省逐渐感染罗马柔弱娇贵的习气，募兵范围延伸到马其顿、诺里库姆和西班牙。原来那些优雅的部队，只适合华丽的宫廷，无法用来作战。于是塞维鲁以新血接替，他规定所有边疆的军团，挑选最为健壮、勇敢和忠诚的士兵，到禁卫军来服役，当作一种荣誉和奖励。此新制度实施后，意大利青年不再热衷于练习武艺，罗马街头出现的大批奇装异俗的蛮族，使人惊骇不已。但塞维鲁深表自满，外地的军团势必会将这批经过挑选的禁卫军看成维护军中秩序的代理人；凭借现有的在兵器和配备方面均优于任何武装力量的5万人兵力，他可以随时赶赴战场，粉碎一切叛变的野心，使他能够保有帝国并传之子孙。
指挥这支受宠而强大的部队，不久就变成帝国的最高官职。禁卫军统领在最初只是卫队的队长，现在不仅统率大军，还握有财政和司法的大权。在各行政部门，他代表皇帝本人并行使皇帝的权力，这样一来，政府就堕落成为军事独裁政治机构。普劳提阿努斯是塞维鲁所宠信的大臣，成为第一任享有并滥用大权的禁卫军统领，拱卫中枢的时间长达10年之久。到他的女儿和皇帝的长子结婚时，他看上去可以长葆荣华富贵，谁知却成为覆亡的原因。[274]宫廷之间相互倾轧，激起普劳提阿努斯的野心，也使他产生恐惧。皇帝感受到革命的威胁，即使仍然对其宠爱如前，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将他处死。[275]待普劳提阿努斯垮台后，名声显赫的优秀法学家帕皮尼安担任了这一责任重大的禁卫军统领职位。
历代皇帝对于元老院不论是真诚尊敬，还是表面应付，都能细心呵护奥古斯都建立的文官体制，以彰显君王的德行和睿智。但塞维鲁即位后，因为他年轻时在军营中即接受绝对服从的训练，壮年又习惯于军事指挥的专制独裁，因此他那刚愎而倔强的个性，不可能发现或者难以承认在皇帝和军队之间保持一个缓冲的力量，即使是拿来摆样子，还是大有好处的。塞维鲁不屑于对一个憎恨掌权君王却又在他不悦时表现出惊惶战栗的议会自称是公仆。因此他摆出君主和征服者的姿态下命令，而且毫不避讳地行使全部立法权和行政权。
对元老院的胜利可谓轻而易举，同时也并不光彩。要知道握有国家军事和财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一言一行都受到万民的注视和关怀。而元老院既不是由人民选出，也没有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力，更不能激起公众爱戴的情绪，只是把逐渐消失的权势，完全寄望于自古以来的舆论基础上，但是这种基础不仅脆弱而且有随时倒塌的可能。共和国成效良好的理论在不知不觉中消失，转而让位给顺乎自然而又坚实稳固的君主政体。当罗马的自由和荣誉相继传到那些或是对共和国一无所知或是对之只抱有厌恶态度的行省去的时候，赞美共和国的美好传统也逐渐消失。安东尼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在一边说风凉话，虽然罗马的君主忌讳使用帝王的称号，却握有帝王的全权。塞维鲁在位时，元老院充斥着来自东方的奴隶，他们受过教育且辩才无碍，用奴化理论来解释个人的谄媚和奉承是正当行为。这些新来的特权拥护者，他们一边灌输绝对服从的责任，一边详述过度自由将引起无可避免的灾难。宫廷乐意倾听他们的观点，人民只有忍耐。法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致宣扬说，帝国的权力并非来自推派的代表，而是基于元老院已经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权力。皇帝不受民法约束，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处理帝国如同处理私人财产。[276]知名的民法学家，像帕皮尼安、保卢斯和乌尔比安，在塞维鲁家族当政时全都飞黄腾达，罗马的法律体系和君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可说已到达极为成熟而完美的地步。
塞维鲁在位期间，人们享受强势治理下的和平与光荣，也就原谅因他而引起的残酷和暴虐。但后代子孙身受恶法和特例所带来的恶果，无不斥责他是使罗马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