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完成了他人生的谢幕。但是，这位皇帝大人却是一个盖棺而难以定论的皇帝。从他死后不久的汉初开始，直至今天，对他的评价一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前人有定性的明君、暴君说，有定量的功过说（合有功有过、功过不相掩、功大于过、过大于功、功过三七开或四六开等）。我想，我们评价秦始皇，还是回归历史，看一看历代王朝对秦始皇评价的演变及其原因，这样做也许对我们今天理性评价秦始皇更有益。
秦始皇当年自称始皇帝时，大言不惭地说，从他开始，以下各代皇帝依次是二世、三世直至万世，这等于断定大秦帝国一定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始皇刚死了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的反秦起义，这场起义迅速蔓延，整个大秦帝国立即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仅仅三年，大秦帝国就像911恐怖袭击中的世贸大厦一样在这场大火中轰然坍塌。目睹这一场景的汉初政治家、思想家内心都极为震撼！他们都在思考、议论着一个重大问题：一个成功兼并六国的强大帝国为什么短短十五年就荡然无存了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看汉代学者如何评论秦始皇，必须把西汉文帝时期洛阳才子贾谊和他的代表作《过秦论》当作重点。顺便说一句，“过秦论”即论述大秦帝国的过失，将此三字倒过来读为“论秦过”正好。
为什么我们回顾两汉四百年的儒家评秦独独要把贾谊和他的《过秦论》作为重点呢？
理由有三点：
第一，《过秦论》是《史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结尾全文转引了贾谊的《过秦论》（《史记》引一位非传主文章的做法极为罕见）。因此，我们读《史记》，讲秦皇，绝对不能不提《秦始皇本纪》中的贾谊名文《过秦论》。司马迁把这篇文章全文摘引在《秦始皇本纪》的后面，就是想借贾谊表达他对秦始皇的评价，这也说明司马迁对贾谊的看法是认同的，司马迁和贾谊对秦始皇的评判是大体一致的。
第二，《过秦论》是经典名作。自《史记》全文引述之后，中国历代文章总集无不将此文列为经典范文。从南朝萧统《文选》，到晚清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再到今天的各种选本、中学语文课本，都将此文列入。所以，贾谊的《过秦论》，尤其是萧统《文选》所选的《过秦论》上篇是传诵千古的经典之作。
第三，代表性强。贾谊《过秦论》的观点集中代表了汉儒评论秦始皇的主要观点，这是司马迁把此文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后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回顾历代对秦始皇的评价时必须面对的事实。读了贾谊的《过秦论》，整个汉儒评秦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那么，贾谊是何许人呢？
贾谊（前201-前169），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因为曾担任过长沙王太傅，世称贾太傅，又称贾长沙。贾谊少年时受洛阳郡守吴公赏识，成为吴公的得意门生。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学生，学问极好。汉文帝继位后，吴公因为政绩突出被调至中央政府任廷尉（最高司法官）。吴公到中央政府任职后，向汉文帝举荐了十八岁的青年才俊贾谊。于是，贾谊被召至朝中任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贾谊的迅速升迁引起了当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集团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诋毁贾谊。在当年追随其父打江山的元老重臣“老干部”与贾谊为代表的少年才俊“新干部”的对抗中，汉文帝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前者，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离了京城。后来贾谊又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身亡，贾谊异常自责，三十三岁郁闷而死。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贾谊和屈原合传为《屈原贾生列传》，可见司马迁也是很推重贾谊的。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辞赋家，《过秦论》是他政治散文的代表作。
《过秦论》明确指出了大秦帝国速亡的四大原因：第一，三主失误；第二，大臣失语；第三，不施仁义；第四，民心尽失。
先谈第一点：三主失误。贾谊说：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贾谊第一次明确提出，大秦帝国的速亡，三代国君都有责任。秦始皇对大秦帝国的灭亡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秦始皇的过失是“足己不问”。
“足己”就以己为足，自以为是，“遂过而不变”是坚持错误不知悔改。秦二世的罪责是“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秦二世延续了秦始皇的错误，且变本加厉，使大秦帝国的暴政苛法更为严酷。秦王子婴是“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子婴临危受命，无力回天。
第二点：大臣失语。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帝国的上层政权中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智者，也不是没有能够匡正秦始皇过失的大臣，只是忠臣们已经患了集体失语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
第三点：不施仁义。
贾谊在《过秦论》中非常肯定地谈到了大秦帝国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他从儒家立场出发，点到了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一个死穴。
贾谊非常明确地指出：秦国在兼并天下之时表现得非常强大，在取得天下之后不施仁义，攻取天下与掌管天下之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大秦帝国由强大而变得非常脆弱！仁义之政是谓德政。秦始皇不行仁政是大秦帝国的一大失策。
第四点：民心尽失！
《过秦论》通过秦取天下时的强大与失天下时的弱小相对比，发现秦失天下的症结在于人心尽失。由于秦的暴政苛法，“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天下百姓人人自危，所以，陈胜一呼，万夫响应。如果民心稳定，“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
贾谊对大秦帝国速亡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
第一，关于“三主失误”。贾谊认为秦始皇对大秦帝国的速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秦二世是沿袭秦始皇的错误不加悔改，秦王子婴是孤立无奈。
应当说，这个分析是恰当的。
我们看看掌权时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从二十二岁亲政到五十岁病故，实际执政长达二十八年；秦二世在位仅仅三年；秦王子婴继位仅四十六天。单单从时间上看，对于大秦帝国的速亡，秦始皇绝对难辞其咎。秦二世在位虽只有三年，但是，这三年大秦帝国政治极度混乱，加速了大秦帝国的灭亡。到秦王子婴继位，秦始皇的儿女全部被杀，重臣能臣全部被剪灭，秦国无人可用，无兵可用。唯一可以支撑残局的章邯也在此前被秦二世逼降项羽。所以，真正失误的只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秦王子婴只是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因此，贾谊对秦始皇、秦二世的问责是有道理的。对子婴，贾谊并未苛责，看法也极有见地。由于秦始皇负有主要责任，所以，讨论大秦帝国的速亡实际上就是对秦始皇的评价。
第二，关于“大臣失语”。贾谊认为，大臣失语是大秦帝国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看法点到了命门上。不过，贾谊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讲透，而且，他也不可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为什么“大臣失语”关乎国家要害？因为它关系到帝国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
秦始皇个人犯错误并不要紧，如果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是一个完善的制度，它自身一定会有一种自我修复功能，能够给皇帝以必要的修正。
综观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挽救一个帝国败政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皇帝罪己，二是大臣劝谏成功，三是皇帝易人。
第一种，皇帝罪己。这一种方法最为不易，当皇帝者必须痛切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而且有认错改过的决心（至少能装装样子）。汉武帝就是下“罪己诏”改变治国过失的皇帝。汉武帝即位之后，发动了长达四十年的对匈奴的作战，造成了天下人口锐减、财力匮乏的严重局面，整个社会都处于动荡崩溃的边缘。在这一危急时刻，汉武帝当机立断，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与民休息，大大缓和了严重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第二，大臣劝谏成功。这种情况最多。皇帝制度下的自我调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大臣的劝谏。后代帝王还设置专门的谏官言官，负责对皇帝的施政进行劝谏。
第三，皇帝易人。皇帝制度是典型的终身制。老皇帝总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车不倒只管推；所以，老皇帝不死，新皇帝不立，老皇帝的弊政就不能终止。皇帝易人有三种模式：一是皇帝死亡，二是宫廷政变，三是易代易帝。
但是，这三点都不容易。
先说皇帝死亡。皇帝死亡不是一厢情愿的事，生命的代谢有它自己的规律，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位昏君尽早过世。
既然昏君不死，那就只好以另一种办法，人为地除掉他。这就是政变！
政变具有极大的风险，而且，即使政变成功谁也无法保证继位的皇帝一定是一位明君。
最后一招就是通过易代易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模式：一是自下而上的民变，或者称之为农民起义；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军事力量逼迫皇帝退位。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赵匡胤代周建立北宋王朝，都是易代易帝。
综观中国皇帝制度两千多年的风云变幻，政变、易代都具有极大的风险，成功率都不高，因为它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相互配合；要皇帝认错，下罪己诏也极其不易；唯独大臣们的劝谏是皇帝制度下自我修复的一种最易实施的措施。
大臣失语对任何帝国都是一场灾难。因为我们不能要求一位独断专行的皇帝时时事事都处理得当，朝议是在常态下修复帝国偏颇的最佳途径。秦始皇称帝之后，朝议渐渐成为一种形式，因为，“皇帝”至尊至贵、至高至大，大臣们面对这样的皇帝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大臣的失语是皇帝制度的必然。
一个王朝的制度到了大臣们都不敢为它的长远利益进行评说的程度，这种制度岂不是完全僵化了吗？它怎么会有生命力呢？
这一点不仅贾谊看到，早于贾谊的汉初名臣贾山也说过：
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诔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比其德则贤于尧、舜，课其功则贤于汤、武，天下已溃而莫之告也（《汉书·贾山传》）。
秦始皇确实不知道他已经把大秦帝国推到死亡线上了！原因是秦始皇已经丧失了自我认识和判断的能力，他手下的大臣们又不能发表意见。
贾谊认识的局限在于他只看到了大臣的失语，但是，他认识不到大臣失语的原因是什么。大秦帝国一向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看不出秦始皇晚年的种种过失吗？如果看出来了为什么他们不发表言论呢？大臣失语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皇帝制度。
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将皇帝置于权力的顶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必须绝对服从皇权。这样，皇帝就高高凌驾于全体百姓与大臣之上，对话的基础已经不存在。这种制度的设计带有一种先天性缺陷，它存在一个至尊至贵的塔尖，高高坐在这个塔尖之上的最高统治者不受任何约束。任何制度都不应预设一个不受约束的统治者。没有谁的屁股摸不得！如果预设了这么一个最高统治者，它就可能成为这种制度的破坏者。
从历史上看，秦始皇取代的周王朝，周天子虽然是天下的共主，但是，周天子并没有直接控制天下的能力，周天子的统治是通过大大小小的诸侯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周天子是通过分权给天下诸侯来治理天下，由于分权，周天子的权力自然受到了限制。
至于商王朝，商代国君极重鬼神，商王的任何行事都要占卜，求得神的“指示”。因此，神权成为制约王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历代商王也要将权分给鬼神。
商王与周天子都要分权，这是商王、周王和秦始皇最大的不同。
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与商、周都不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到地方的郡守县令，都由皇帝一人任免。大秦帝国虽然也重祭祀，但是，皇帝已经高高凌驾于一切之上，神权相对于皇权也被逼退了。
大臣们面对这样一个处于至尊地位的皇帝，毫无办法。国家政事的好与坏全凭皇帝个人的素质和品格。在这种制度之下，要求皇帝个个是明君太困难了。即使是明君，还会有前后的变化。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励精图治，创造了开元盛世；后期却贪图享乐，葬送了大唐江山，也葬送了自己。这类前明后暗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代不乏人。
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葬送了大秦帝国，也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留下了一整套统治模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障碍。直到辛亥革命，才最终在形式上终结了皇帝制度。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深远影响，帝王思想的完全清除尚需时间。
第三点，不施仁义。贾谊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秦始皇不施仁义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崇尚法家，二是遵循水德。
大秦帝国显然没有尽杀儒生，朝廷中还有儒学博士叔孙通。可是，秦始皇却非常喜欢韩非那一套法家的独裁专制理论。所以，法家的专制思想在秦始皇后期逐渐成为他施行独裁的理论基础。焚诗书，禁锢思想，都是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与支配。儒家的仁义完全不适合秦始皇的口味，儒家思想对巩固专制统治的巨大作用秦始皇完全不能认知。
水德说让秦始皇认为水德属冬，崇尚杀伐。所以，严刑峻法是水德王朝的特点。这种五德终始的理论严重误导了秦始皇，让他迷信刑罚。
第四点，尽失民心。贾谊论述大秦帝国尽失民心也是极其中肯的。
贾谊论秦始皇是从大秦帝国的速亡开始，因为大秦的速亡给汉代人的刺激实在太强烈，所以，讨论的出发点是秦朝速亡；而讨论秦朝的速亡又是以陈胜、吴广和山东六国力量的对比进行的，因为这最让贾谊惊叹不已。秦灭六国势如破竹，可见，秦国比六国强大得多；但是，强秦却败于陈胜、吴广。难道陈胜、吴广比六国还要强大吗？
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非铦于钧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
贾谊认为：陈胜的地位远比六国之君低得多，陈胜军队的武器、素质比六国军队差得多，至于统兵的将领更赶不上六国的将帅，但是，六国于秦却败得一塌糊涂，陈胜于秦却赢得了天下的群起响应，最终推翻了强大无比的秦帝国。
陈胜面对大秦帝国所表现出来的“强大”让贾谊惊呆了，所以，《过秦论》两次拿陈胜与六国对比，而且还专门为陈胜书写了一段。不过，贾谊笔下的陈胜实在是不堪人目的下三滥：
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乏人，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
陈胜不是名门望族，地位十分低下，陈胜的才能连中等水平也达不到，陈胜的富有更是无从谈起，只是个戍边的小卒。总之，在贾谊笔下，陈胜是一个“六无”之人：无才，无德无地位；无财，无名，无依靠。但是，他竟然能成大事，岂不怪哉！
陈胜最大的神奇就在于，他这样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振臂一呼，竟然能造成导致大秦帝国灭亡的全国性民变！一个如此不值一提的陈胜为什么能够战胜强势的大秦帝国呢？
因为陈胜面对的大秦帝国与六国面对的秦国已完全无法相比。六国面对254的秦国是一个具有坚强核心、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秦国；陈胜面对的大秦帝国却是一个民心尽失、人人自危、个个欲叛、元气大伤的大秦帝国。
失不失民心看什么？看天下百姓对陈胜、吴广发动民变的反映。陈胜、吴广因为误期将被判死刑，因此，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中选择了造反。这场八百人的起兵最终会是什么结果？陈胜、吴广自己也不可能有太高的预期。他们是被逼无奈才反的。但是，让陈胜、吴广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点燃的反秦烈火竟然获得了天下百姓的群起响应。
为什么陈胜、吴广发动的这场民变会让天下百姓云集影从呢？关键是天下百姓早就对秦国暴政极度不满了，只差一点火星，就能引发连环大爆炸，就会炸翻整个大秦帝国。陈胜、吴广就是点燃这场大爆炸的一枚火种。
陈胜、吴广在商议起兵时曾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
刘邦在起兵反秦之初，曾经在沛县城外向城中射进去一封帛书，告诉沛县父老：“天下苦秦久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一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起兵之后，曾经痛骂郦食其，你这个不懂事理的儒生，“天下同苦秦久矣！”（沛公骂日：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陈胜派往原赵国攻城略地的大将武臣也说过：“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刘邦、陈胜、武臣都讲了一句共同的话：天下苦秦久矣“天下苦秦久矣”这六个字值得我们深思：“天下”，指范围之广；
“苦秦”，指民众深受大秦帝国之害；“久矣”，指时间之长。六个字说尽了天下百姓群起响应陈胜、吴广的根本原因是百姓长期饱受秦祸，早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说明大秦帝国此时已经尽失民心。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因为违法，担心被武帝追究，打算谋反。刘安找到了手下最有军事才能的门客伍被（pi，皮）商议叛乱之事，但是，伍被拒绝支持淮南王刘安的叛乱。理由只有一点：淮南王叛乱不可能成功！
伍被为什么认为淮南王的造反不能成功呢？
因为没有民意支持。
淮南王刘安认为，当年的陈胜、吴广没有“立锥之地”，就凭他那八百人竟然搞成功了，进兵到关中之时竟然有数十万大军。我淮南国再小，总还有十几万军队；而且，我淮南王的军队素质比起陈胜、吴广强多了。他们能行，我为什么不行？
伍被认为，秦始皇的暴政苛法导致天下百姓无法忍受，民间早已积聚了巨大的反秦能量，陈胜、吴广振臂一呼，激活了这股能量，这才出现了天下纷纷响应的局面；如今，武帝虽然穷兵黩武，但是国富民强，整个天下完全不具备这种反政府的强大民意。
伍被的话道出了陈胜、吴广起义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天下没有蕴藏着这种巨大的反秦能量，谁也不可能调动千千万万的百姓参加反秦大起义。
这股巨大的能量就是离秦、怨秦、叛秦、反秦的民心！
综上可知，贾谊《过秦论》论述的大秦帝国速亡的四大原因条条切中要害，秦始皇对不施仁义、大臣失语、民心尽失都负有极大的责任。
以贾谊为代表的汉儒对秦始皇的评价有两大特点：一是评价较低（近乎全面否定），二是实用性强（重在讨论大秦帝国的速亡）。
其实，秦始皇也不是全无是处，大臣失语也不是最初就如此，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兼并六国之前大臣们在秦廷上常常是敢于讲话，而且是讲真话、实话；当时的秦王赢政也曾有过两次知过善改的良好记录。
第一次，郑国间谍案出现之后，秦王赢政在大秦国旧贵族的喧嚣中错误地下达逐客令，收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后，立即收回成命，重用李斯。
第二次，灭楚之时，青年将领李信力主二十万大军可以灭楚，老将王翦认为非六十万大军不可。赢政认为王翦年老胆小，于是派李信率领二十万大军灭楚，惨遭失败。赢政得知李信兵败之后，亲自到老将王翦家中道歉、认错，诚恳邀请王翦出山，并且满足了王翦带六十万大军出征和他个人所有的物质请求。
李斯上书，王翦直言，说明此时的秦王赢政深知堵塞言路是为政之大忌。所以，他以自己的行动倡导大臣进谏。
赢政的这两次知错改错，第一次为秦国挽回了大批六国人才，为兼并六国储备了大批有才之士；第二次是重用了能臣王翦，集中全秦之力，灭掉了土地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最终兼并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强大的对手。
秦兼并六国成功之后，赢政改秦王为始皇帝，创立皇帝制度，这标志着赢政的头脑从此极度膨胀，再也意识不到自己还有可能犯错误。兼并六国的成功并不能保证自己从此事事正确，一个人人生前期的成功也不能保证人生后期的成功。
秦始皇自此再也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因为他已经意识不到错误。
秦始皇第一次灭楚之后承认自己有错是因为打了大败仗，战争以鲜血教训了他，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兼并六国之后，秦始皇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一个接一个开工，求仙问道，频繁出巡，不立太子，不立皇后，焚诤书，坑术士，北击匈奴，南征越地，给秦国子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秦始皇的这些暴政并不能如兵败楚军一样立即让秦始皇意识到犯了错。何况兼并六国的成功已使他飘飘然，忘乎所以。
秦始皇称皇帝之后，他的宫廷上并非完全没有朝议争辩，大臣们也并非一开始就患上了集体失语症。
比如说秦始皇建立郡县制之时，以丞相王绾为首的朝中许多大臣一边倒，集体反对，只有李斯支持秦始皇。这次朝议以秦始皇决意要执行郡县制而告终，最终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郡县制。但是，郡县与封建之争并没有结束。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再次提出郡县制不如封建制，结果引发了李斯的建言和焚诗书事件。
我们对比一下两次郡县与封建之争，第一次秦始皇仅仅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全国推行郡县制，并没有其他严厉的举措，没有对朝臣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第二次郡县与封建之争，秦始皇又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但是，这一次却颁布了焚书令。
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并没有处罚博士淳于越，但是，淳于越和朝中大臣们的心理肯定承受了一次重大的打击。贾谊说“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前面讲过，郡县与封建各有利弊，因为两种制度的争议而引来焚书令，谁还敢再多言？“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以贾谊为代表的汉儒对秦始皇的否定性评价不是偶然的，它是汉代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秦汉相承，时代相连，贾谊尽管是汉文帝朝的少年才俊，但是，贾谊出生于公元前201年，也就是刘邦建立汉王朝的第二年。所以，贾谊生活的时代是西汉初年，此期的现实政治让人们更多地思考秦亡汉兴的原因，更多地在总结秦始皇的过失，为新兴的汉帝国提供历史借鉴。正是这种时代因素让人们来不及思考秦始皇的贡献，人们所有着眼点都放在了秦始皇的失误上。
政治的思考从来都必须服务于现实需要。汉代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必然是为巩固汉王朝的现实政治服务的，所以，汉儒评价秦始皇充满了浓郁的当下的实用色彩。
那么，汉代以降的学者又会如何评价秦始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