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沙丘意外病故之后发生了一件令人奇怪的大事：已经加盖了玺印召长子扶苏速回咸阳主持丧事的诏书迟迟没有发出。这不是一般的诏书，而是关系到大秦帝国生死存亡的诏书。因为它是中国第一个专制帝国第一次最高权力交接的诏书。每一次帝国最高权力交接的时候都是一个帝国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最高权力的瞬间真空会引发各种势力的蠢蠢欲动与激烈角逐，而这封诏书是秦始皇化解这一角逐的定海神针。但是，这封体现秦始皇个人意愿的诏书最终却没有发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这大秦帝国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各方势力又有哪些行动呢？
《史记》中有两处记载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日：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日：以兵属蒙恬，与丧会成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
两篇传记的记载都是诏书写好但未授使者，秦始皇病故。只是在《秦始皇本纪》记载中，诏书已加盖了皇帝符玺。“未授使者”四个字可以有三种理解：
一是秦始皇写好之后他自己没让立即发出；
二是秦始皇因病情严重诏书写完之后已不能亲自安排发出了；
三是有人从中作梗使诏书未来得及即时发出。
究竟哪一个是历史的真实呢？
不好讲。
《史记》的两篇传记都只写了“未授使者”四字，由于记述过于简单，我们今日已经不知道“未授使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
先说秦始皇写好诏书之后他自己没让立即发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有！为什么有这种可能呢？估计有两点原因：一是心理准备不足；二是过度自负。
从《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来看，秦始皇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自己的长生不老，而对自己人生即将谢幕这一点始终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他刚刚接见了徐福，又给徐福调派了强弩手，秦始皇对找到长生不老的仙药还充满渴望，自己的人生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要结束了呢？毕竟他才五十岁！他有死亡的预感，所以，他写了诏书；但是，他还有长生的幻想，因此。他并不想立即将写好的诏书发出去。这是自己未发。但是，到了病危之时他已经无力再去处理这件事。最终，诏书变遗诏，未得发出。如果事实如此，这是秦始皇一生之中出现的一个最重大的政治失误。
未及时发出诏书的第二个原因是秦始皇的自负。秦始皇生前威风八面，谁敢不从？这种局面使秦始皇误以为自己的话不可能不算数！即使死了，自己的诏书成为遗诏，谁敢篡改遗诏？秦始皇根本没有想到诏书一旦变成遗诏，一切皆有可能！秦始皇如果想到了这一点，他早就会下手防范了。
再说秦始皇因病重写完诏书却来不及发出。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处理后事，秦皇远不如汉武。汉武帝早年先立了太子，晚年又误杀了太子；去世前三天，他立了八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并召霍光等五位顾命大臣在病榻前接受诏命，一切都安排妥当，汉武帝恨恨而去。但是，最高权力的移交却相当成功。尽管汉昭帝刘弗陵尚有两位年长的哥哥，但是，汉武帝的周到安排使一切阴谋都无法得逞。汉武帝在最高权力移交一事上的个人意志得到了完全实现：一是他明确了太子的人选，二是他立了五位顾命大臣。这样，谁想更改汉武帝的意愿都不可能。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临死前三天”这一时间，因为这是汉武帝最终决定立幼子刘弗陵继位的时间。人生都有临死前三天，但是，绝大多数人把握不好临死前的这段时间，为什么呢？大家将来都可以实践，有几人能准确判断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令人眷恋又令人遗憾世界的时间？极少！正是因为对死亡时间的准确判断，汉武帝才痛下决心，断然决定立八岁的幼子为帝。其时，汉武帝共有三个儿子在世，他最终选的是幼子。依汉武帝之雄才，他不可能不知道立哪个儿子为帝是关系到汉家江山的大事，非同小可。但是，汉武帝突破了“国赖长君”的祖训，选定幼子继位。幼子刘弗陵当时才八岁，八岁的孩子能干什么？
能处理复杂的国政吗？为什么放着两个年长的儿子不立，偏偏立了八岁的刘弗陵？事实证明，汉武帝确有识人慧眼，刘弗陵不负父命，成为一代中兴之主。汉武帝不但有慧眼，更重要的是把握住了时间——临终前三天，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秦皇、汉武是中国帝制时代前期最重要的两位皇帝，论其立国，当然是秦皇更胜一筹，因为汉武不需要立国，我们也不知道汉武立国的才能；论其治国，秦皇、汉武各有千秋；但是，秦皇在帝位移交上明显不如汉武，一是没有把握好时间，二是没有及时明确布告天下。
秦始皇渴望长生。他一直不相信自己会这么快死亡，所以，当他在平原津病重之后，他一不准大臣们议论善后之事（回避死亡），二没有更多地考虑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这个大问题。等到病危之时，他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然而，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帝国安危的天大问题。所以，他写了诏书，但是，因为此时秦始皇已经病危，诏书写好，生命却处于弥留之际，发出之事他已经来不及再管了。所以，诏书变为遗诏，而且，遗诏落到了赵高手中。
秦始皇远没有汉武帝那么从容。他处理后事有三大弱点：一是没有明确立太子，二是没有明确一批顾命大臣，三是没有亲自督令诏书发出。
上述三点都非常重要。
没有明确立太子意味着秦始皇的二十多位儿子个个都可以被立为二世皇帝。这样，秦始皇自己想立的长子扶苏就有可能失去皇位。
没有明确一批顾命大臣意味着知道此事的丞相李斯可以一手遮天。后世皇帝临终之时如遇特殊情况，都要立若干位顾命大臣。这些顾命大臣肩负着忠实履行先皇遗命的职责。而且，由于有若干位顾命大臣，不可能出现一位顾命大臣说了谎言仍被认为是先皇遗命那样的问题，顾命大臣之间可以相互制衡。没有制衡，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没有亲自督促诏书及时发出也是一大失误。一旦秦始皇驾崩，无论生前如何威风八面，死后还能管得了什么呢？连自己的尸体腐烂任人摆布他都管不了，更何况是最高权力的移交？一封事关帝国命运的诏书在秦始皇身后只是一张废纸。
最后谈谈有没有人从中作梗。
表达秦始皇意愿的诏书留在了赵高的手中，如果说有人作梗，发出都不会知道，怎么能从中作梗呢？
赵高会作梗吗？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赵高深受秦始皇恩宠，所以，他才能担任中车府令兼行府玺事的双重要职。而且，赵高整天在秦始皇身边，对秦始皇的病情非常了解。秦始皇一咽气，他立即谋划篡改遗诏，因此，不能完全排除赵高此时怀有复杂的心情。秦始皇信任他，委以重任，他应有感激之情，他应当希望秦始皇健康长寿，长保自己的荣华富贵。赵高最早知道秦始皇诏书的内容是要扶苏即皇帝之位，因此，赵高的地位会因秦始皇的病故和扶苏的即位发生变化。
但是，要说赵高有意扣留秦始皇的诏书不发，也未必，因为发与不发，他并不能完全做得了主。毕竟秦始皇是死是活谁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秦始皇又最讨厌别人谈论他的生死问题，谁敢碰这个钉子啊！不讨论，不准备，一旦发生意外，一切皆有可能了。然而，在秦始皇尚未一命呜呼之时，赵高岂敢随意扣押。赵高最有可能的心态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如果秦始皇病情好转，肯定会关心诏书发出去没有。赵高没有得到明确发出的命令，因此未将诏书发出，这符合秦始皇病情好转不愿再谈丧葬之事。如果秦始皇病危，那就有两种可能，一是秦始皇过问此事，二是顾不上过问此事。秦始皇一旦询问，赵高会立即发出诏书，他不可能欺骗秦始皇，违背秦始皇的旨意；如果秦始皇病重陷入昏迷，顾不上问，他也就可以不发。只要诏书不发，就有文章可做。
所以，我估计在秦始皇没有病故之前赵高不敢对秦始皇的诏书有意扭留，也不能有意扣留。“不敢”是因为秦始皇万一病好了呢？或者病轻了呢？秦始皇过问起这件事，赵高负得了这个责任吗？“不能”是因为李斯是丞相，丞相的权力极大，李斯如果没有和赵高联手，赵高怎么敢抗旨呢？
但是，无论如何，秦始皇传位扶苏的诏书最终没有发出，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秦始皇突然去世，而且去世前没有将召扶苏回咸阳主持丧葬的诏书及时发出，这为大秦帝国第一次最高权力交接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呢？
因为知情者范围太小。秦始皇在世之时没有明确定太子人选，仅在病危之时才写了一道诏书，让长子扶苏回京主持丧葬。扶苏主持完丧葬自然将继承帝位。秦始皇虽然没有明确写出这一点，但是，每位大臣、每位公子都不会误解秦始皇的这一意思。因为秦始皇的意愿已经非常明确了，他有那么多儿子，独独选长子回京主持丧葬，为什么呢？当然是想让扶苏继位。可是，这封诏书是秦始皇口授、赵高书写，又没有发出，还留在赵高手里，百官之中唯丞相李斯一人知道，公子之中雎胡亥一人知道，身边人唯有赵高知道，地点又是在巡游途中的沙丘。朝中的大臣们（如右丞相冯去疾）不知道，都城中的诸公子不知道，秦始皇身边的重臣蒙毅不知道，长城军团的主帅蒙恬不知道。
由于知情者范围太小，所以，扶苏、蒙恬、蒙毅等重要人物都无法参与。命运就掌握在胡亥、赵高、李斯三人手中。
秦始皇的玉玺在赵高手上，只要知道内情的赵高、李斯、胡亥三人联手，就可以篡改秦始皇的遗诏，就能够改变秦始皇的生前愿望，完成大秦帝国第一次最高权力的移交。尽管赵高手下个别宦官知道秦始皇之死，但是，他们未必知道诏书内容；即使知道诏书内容，也绝对不敢泄露半个字。
所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漏洞！
能够发现这个巨大政治漏洞的人一定是个非常敏感的人。是谁最早发现这一政治漏洞的呢？
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赵高。
赵高是谁呢？他怎么能够代拟诏书，存放诏书，并在秦始皇身边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的机要职务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为赵高列传。司马迁鄙薄这个人物，还是赵高不足以人列传，不得而知。但是，从《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李斯列传》等文中，却散见着赵高的生平行事。赵高卑污的一生，还是比较清晰的。《蒙恬列传》中说：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
赵高是赵国王室的远亲。究竟是什么样的远亲，因为什么事情，什么时候来到秦国，史书没有记载，已经无法准确得知。有人说他的祖上是作为人质来秦国，后来留在了秦国。但是，这仅仅是猜测而已。赵高的母亲是犯人，受过刑，地位低下；刑满获释之后，便留在“隐官”（《史记·蒙恬列传》的原文是“隐宫”，但先秦史研究名家马非百认为“隐宫”是“隐官”之误）干活。赵高兄弟数人，都出生在“隐官”。“隐官”是个什么地方呢？“隐官”是一个安置刑满释放人员的作坊。
赵高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社会地位当然极低。但是，赵高有一大优势，他有两手绝活。一大优势是“强力”，即身强力壮，做事勤勤恳恳。两手绝活：一是精通法令，二是擅长书法。我们在《统一制度》一章中讲过，秦始皇用小篆统一全国文字之时，颁布了三种标准字书，其中一部就是赵高写的《爰历篇》。可见，赵高一笔好字，尤精小篆。赵高的另一绝活是精通法律。秦代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法律，焚书令中就有“以吏为师”之说。赵高的这一绝活在秦代极受重视。正是凭借着一大优势两手绝活，又善于察言观色、逢迎献媚，因而很快就博得了秦始皇和胡亥的赏识和信任，被任用为中车府令，成为秦始皇身边的官员。中车府令官阶不高，但是，管理秦始皇的“专列”，地位重要（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史记·李斯列传》）。
人皆有贪欲。赵高管皇帝车马，管调兵的符节和皇帝玉玺，是机要官，深得皇帝信任。但是，赵高并非大秦帝国的重臣，不是高官。
赵高做了机要官员，当然希望继续“进步”，做高官；但是，高官是跟出来的。赵高要做高官必须贴上一位公子。公子都是秦始皇的皇子啊！皇子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象征。秦始皇二十多位公子，选谁呢？
这个被选中的皇子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受喜爱，二是好忽悠，三是傍得上。三者缺一不可。长子扶苏倒是符合第一条，他深得秦始皇信任，信任比喜爱更高一个层次。但是，扶苏已经成人，不好忽悠，而且扶苏远在边地，赵高也傍不上啊！
胡亥和扶苏不同。胡亥是秦始皇二十多位儿子中排行第十八的幼子，深得始皇喜爱。最重要的是胡亥没有扶苏成熟，赵高能够忽悠得了他，而且胡亥在宫中，赵高有机会傍这个政治“大款”！赵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结交了秦始皇的儿子胡亥，并教胡亥学习法律（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央狱——
《史记·李斯列传》）。傍“大款”，找靠山，历来是攫取权力的法宝之一。赵高真聪明，简直是无师自通，他深谙这个道理，并且很早就在胡亥身上下了大工夫，做了大量的“功课”，所以，一旦秦始皇沙丘病故，赵高平日的工作就显现出成绩来了。
秦始皇沙丘病故的巨大政治漏洞被赵高发现了。赵高立即想到，必须篡改这封遗诏！赵高为什么要钻这个政治漏洞？为什么一定要冒死篡改这份遗诏？篡改秦始皇的遗诏可不是改文章、改错别字，那是灭族的重罪！
世事沧桑，皆缘利害。人世间光怪陆离的万象其实都缘于“利害”二字。人要生存，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但是，获得好的生存环境有两种途径：一是正道，二是邪道。
赵高的出身不好。他生于隐官，母亲是囚犯，这在当时是一件令人终生耻辱的事；但是，赵高靠一大优势两手绝活当上了秦始皇身边的机要官员，这已经是获得荣华富贵了。不过，欲壑难填，人的贪念永无止境。
赵高要篡改秦始皇的遗诏，就要废掉秦始皇立皇长子扶苏的诏书，改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人当皇帝。这个人当然非胡亥莫属。
天上不会掉馅饼。赵高早就在胡亥的身上下了很大工夫，胡亥如果做了皇帝，赵高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胡亥能接受赵高篡改秦始皇遗诏的想法吗？这取决于两点：一是胡亥是个什么样的人，二是胡亥能够从中得到什么。
胡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秦始皇非常喜爱的排行十八的小儿子。胡亥的蒙学老师是赵高，赵高主要教他“决狱”断案，胡亥与赵高的私交甚笃。
胡亥原先并没有篡改秦始皇遗诏自己当皇帝的意图。所以，赵高要实现自己的阴谋，第一步就要过胡亥关。赵高是怎样说服胡亥的呢？
一说胡亥。
赵高的阴谋是让胡亥当皇帝，这虽然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是，胡亥听说后立即拒绝。胡亥为什么会反对呢？
观念支配行动。胡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秦始皇要立皇长子扶苏，赵高不怀好意地问胡亥，你大哥要当皇帝了，你却没有一点封赏，你怎么办？
这是引诱胡亥不满，然后步步为营，好让胡亥同意篡改秦始皇遗诏。但是，胡亥回答得很干脆：“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这等于说父皇的安排是天经地义之事，毫无不妥。明君最了解他的臣下，明父最知晓他的儿子。父皇下世，不封诸子为王，没什么可说的。言外之意是这本来就是应该的。胡亥的这一套说辞说明两点：一是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切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矩来办；二是胡亥原先并无弑兄篡位的想法。
二说胡亥。
人对诱惑的抗拒是有限度的。赵高看出的这个巨大政治漏洞足以改变秦朝历史，实际上它最终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赵高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个大好时机呢？赵高扣下了秦始皇没有来得及发出的诏书，就是要决心废弃这个诏书，改变秦朝的历史。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胡亥的第一次反对而停止运作，而是继续对胡亥采取攻心战术：一是向他灌输天下可以改变的想法，二是让他明白为君与为臣地位差别极大。这两点都有巨大的蛊惑力。
知道秦始皇病故和召皇长子扶苏回京主持丧事的仅有三个关键人物：胡亥、赵高、李斯。既然秦始皇的这封诏书没有发出，这条诏命就可以改变。
制造诏书所需的皇帝玉玺就在赵高手中。换句话说，只要赵高、胡亥、李斯联手，秦始皇的遗诏完全可以改变。
所以，赵高在两个方面大力忽悠胡亥。一是“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于子与高及丞相耳”，二是“臣人与臣于人，制人与制于人，岂可同日而道哉”。
这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胡亥：遗诏可以篡改，当皇帝和当臣民差别太大。
人生的决定往往取决于片刻之间对利害的权衡。胡亥听了赵高这番话肯定动心，为君为臣全在自己与赵高、李斯手中。但是，胡亥又拒绝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不外乎三点：
一是“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二是“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三是“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所以，胡亥认为：
“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意思是，篡改遗诏，“天下不服”，不但自身危险，而且会危及国家社稷。这时胡亥的认识倒是很清楚的，而这一清晰的认识并没能阻挡住权力的巨大诱惑，大秦帝国的前景也正是向着这个巨大的诱惑发展的。
一个“不义”，一个“不孝”，一个“不能”，再次见出胡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再次彰显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并没有废除儒学。胡亥的拒绝没有让赵高退却，赵高仍然坚持不懈地劝说胡亥。为什么呢？
因为事关重大，胡亥的话并未说绝。
什么叫事关重大？胡亥当皇帝和当公子，对于赵高来说，事关重大。
因为，胡亥当了皇帝，赵高就可以一步步掌控胡亥，大秦帝国的江山可以一步步变成赵高的江山。扶苏当了皇帝，不但赵高掌控不了朝纲，而且连现有的位置都保不住。扶苏对赵高至少没有多少好印象，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这两种机要官肯定做不成了，更遑论掌握朝纲，做梦去吧！所以，这两位公子谁当皇帝对赵高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为自己的权益奋斗！
什么叫话未说绝？
胡亥仅仅是拒绝，但是，并未警告赵高再说这类话必将禀告丞相，加以严惩。这一点赵高心知肚明。所以，赵高两次碰壁之后，并不灰心。
于是，赵高第三次游说胡亥。
游说一个人成败的关键在于击中对方的软肋。胡亥两次反对都有自己的理由，赵高要说服胡亥必须有针对性地破解胡亥的理由。
赵高怎样破解胡亥的理由呢？
赵高讲了几个历史故事：一是商汤杀夏桀，周武王杀商纣王；二是卫君弑其父。商汤灭夏，杀其亡国之君夏桀。周武王灭商王朝，杀暴君商纣王，但是，天下人并无异议，反而称赞商汤和周武王的所作所为符合道义。卫君弑其父，但是，卫国却称赞卫君的盛德，连孔子评论此事时都不认为子弑其父为不孝（高日：臣闻汤武弑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弑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
历史最有说服力。赵高非庸才，他讲的历史故事对胡亥影响重大。因为两组历史故事一是臣弑君，二是子弑父。以臣弑君“不为不忠”，以子弑父“不为不孝”。弑君弑父都能做，何况杀兄称帝呢？胡亥能听不进去吗？这些堂堂皇皇的历史事件，为其政变蒙上了一层正义的遮羞布，使胡亥不致做贼心虚。
将神圣的灵光打在小丑的嘴脸上，借以行其奸，这似乎成了历史上一些奸邪小人遮盖其丑行的常规做法。
利害关系往往最能打动人。赵高说了这些还不算，他还从正反两面讲了一番利害。正面讲了两点：一是“大行不小谨”，二是“盛德不辞让”。什么意思？做大事就不要被小节约束，有能力就不要辞让，这是从正面讲；反过来讲，“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赵高铁齿钢牙，完全从利害上诱导。赵高认为，胡亥是顾小忘大、犹豫不决，最终会为害自己，徒留悔恨。只有“断而敢行”，才能“后有成功”。
历史有时会玩弄一个恶作剧，让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去扮演一个英雄的角色。于是，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善恶、忠奸、美丑一下子都被颠倒，这样的错位甚至成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王朝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
赵高为了个人的利益托荫，为了傍上一个能够控制的政治“大款”，使出了浑身解数，摇唇鼓舌，胡亥终于败下阵来。
于是胡亥同意了赵高篡改遗诏的阴谋。沙丘政变由此拉开了序幕，开始进入实际的操作阶段。
但是，仅有赵高和胡亥两个人的合谋，此事断断难以完成，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李斯。李斯是左丞相，手握大权。如果没有李斯的首肯，谁敢篡改秦始皇的遗诏？李斯在沙丘即可抓捕赵高。那么，李斯会同意赵高的这一阴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