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秦帝国的建立和一系列法令措施不失时机地制定与颁布，赢政终于完成了历代秦王所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给中华五千年的史书献上了耀眼的篇章，气势何等恢宏！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赢政面前，那就是他个人的称谓。秦朝以前，周天子称王；这个昔日唯我独尊的名号如今已经被许多国君堂而皇之地采用了。
面对着自己大一统的壮丽河山，面对着自己前无古人的皇皇功业，一个被人用滥的“王”字显然不能表达统一帝国国君的大气度、大豪迈、大手笔，更无法彰显自己的威严、独尊与大家风范。内心的极度膨胀让赢政觉得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称谓。于是，一个新的称号诞生了，那就是“皇帝”。那么“皇帝”一词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在刚刚统一、百废待兴之际，赢政为什么对改变自己的称谓如此急切呢？
公元前221年的一天，赢政踌躇满志地坐在秦国都城咸阳的大殿里，得意洋洋。原来，秦国统一的最后一战，齐王田建主动放弃抵抗，举国降秦，并表示愿意做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君。这个消息传到咸阳，赢政自然是心花怒放。因为，齐国的不战而降，大大缩短了他统一天下的时间。另外，哪有什么五百里地的封君？齐王田建真是昏了头，所以他对齐王田建的愚蠢感到可笑。大殿上的群臣听到这个消息，齐声高呼万岁。面对欢呼的群臣，赢政沉思片刻，一脸严肃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今天下大定，我的名号也应当改一下了。如果再叫秦王，如何显示我大秦帝国取得的丰功伟绩？又怎么能名垂青史呢？请各位大臣讨论一下，该怎么改好呢？大臣们听了赢政的一番话，都微微一愣，朝堂上顿时鸦雀无声，因为他们没想到赢政在兼并六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议名号，改称呼。随后，大殿上立即开始议论纷纷。
不一会儿，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认真商量后，一起上前奏报：当年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土地只有千里，诸侯有的来朝见，有的不来朝见，五帝无法控制天下诸侯。现在大王兴正义之师，平定天下，全国统一设置郡县，法令一统，这是亘古以来没有的大事，五帝实在无法和大王相比。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以泰皇最为尊贵，因此大王应当称“泰皇”。
而大王发布的政令应当称为“制书”、“诏书”，大王则自称“朕”。
应当说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给秦始皇上奏的尊号已经登峰造极了，从称号到政令、自称，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赢政并不满意。既然前人已经用过，再让我用，如何显示我的伟大和与众不同呢？一定要创新，要有创意。
于是，赢政下令：去掉“泰”字，留下“皇”字，再用上古的“帝”号，合起来称为“皇帝”，其他的称呼都按你们商定的使用（王日：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目“皇帝”，他如议）。看来，赢政最在乎的还是自己的称号。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称号由此诞生。
当大臣们以为当天的朝议已经结束时，赢政又说，过去君王下世之后，即位的君王和大臣都要给先君一个谥号。这是后代君王议论前代君王，是以下犯上，从我开始，废除谥号。朕称“始皇帝”，下面是二世、三世，直至万世。
赢政统一天下之后，要办的事、待办的事、急办的事可以说千头万绪。
为什么赢政如此重视自己的称号问题，首先要解决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赢政这种做法本身，表明他的野心在极度膨胀，头脑已经开始发热了。秦始皇兼并六国后，自以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皇帝”一词非他莫属。以后，他还制定了一系列与皇帝有关的制度，如“制”、“诏”是皇帝命令、文告的独特形式，“陛下”是臣民对皇帝的尊称。皇帝的亲属也有了独有的称谓，皇帝的父亲为“太上皇”，皇帝的母亲叫做“皇太后”，皇帝的妻子封为“皇后”，等等。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建立了与皇帝相关的礼仪制度，但是由于史料匮乏，它的原始面貌我们很难厘清。
另外，秦始皇之所以对自己的称号如此在乎，还出于一个重要原因，即他急切地需要为自己正名。
正名是论证政权合法化的基础。赢政九岁回到秦国之后，就成为了太子异人的嫡子。这注定了他将来一定要继承大统，成为秦王。因此，赢政九岁之后应当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自己将来当秦王做好文化上的准备。关于这方面的直接史料，我们目前无从看到，但是，赢政少子胡亥受业于赵高，赵高本人是一位文字学家，而且深通法典。从这一情况来看，赢政九岁归国之后接受的教育肯定不差。如果我们这个推断不错的话，受过良好教育的赢政当然懂得正名的重要性。赢政的“议帝号”就是要正名。先秦诸子历来非常重视正名，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正名”对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有序，以及对老百姓的统治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赢政统一天下后首先忙着为自己正名。
神化是树立皇帝权威的必经之路。赢政自称“皇帝”，独占“朕”字，政令称“制书”、“诏书”等，目的都是为了神化自己，通过这一系列的形式把自己和全体臣民严格区别开来，最大程度地把自己标榜得与众不同，显示出自己的独一无二。这套神化造势术，一方面源自韩非学说中的“术”和“势”，另一方面则源自赢政自己的政治需求。为了让别人感觉自己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赢政认为必须有一整套形式上的仪式作为神化自己的手段。
“皇帝”称号本身就是在神化自己。“皇”是“天人之总称”。赢政不要“泰皇”，但取“皇”，因为“皇”是尊贵之称。“帝”是“天号”。
“皇”与“帝”合称“皇帝”，神化的意义更为明显。
圣化是树立权威的又一条重要途径。赢政废王称皇帝，确有“称成功，传后世”、展示并炫耀自己功德的一面，但是，赢政更改称号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圣化自己，使自己成为天下一切崇拜的集中代表。
神化、圣化自己的基础是皇帝意识。
秦始皇是一个皇帝意识非常浓厚的帝王。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帝王心态。在秦始皇的“皇帝”称谓中，还有一种隐性称号，即“龙”。“龙”在先秦是一种神物，也是民间对“皇帝”的一种通俗称呼。
秦朝的臣民称秦始皇为“祖龙”，《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今年祖龙死”一说，暗示秦始皇将死。秦始皇听说之后，对“祖龙”一词做了新的解释：“祖龙者，人之先也。”这说明秦始皇默认“祖龙”指的就是他自己。
第二，垄断心态。秦始皇垄断心态极其强烈，在现实生活中独断乾坤。
“朕”字在先秦是第一人称的通称，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到秦始皇之时，他便独占了表示自称的“朕”字，使其成为帝王的专称，并严格禁止他人使用。这表现了秦始皇强化“一人”的独占性，皇帝制度就是“一人”政体，皇帝是天下擅揽大权的唯一“一人”。秦始皇尽管只垄断了一个“朕”字，但在实际上，这件事本身就充分体现了秦始皇的四海之内唯我至尊的思想。
正名、神化、圣化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强化现实统治。秦始皇创立的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控制臣民，特别是控制被秦国兼并的六国臣民，这是秦始皇建国伊始的既定方针。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称皇帝，垄断“朕”字，都只不过是秦始皇控制天下的一种手段。秦始皇之所以选择通过这种手段威慑天下，是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天下并不会完全臣服于他的统治。
皇帝制度的存在及其职能的实现，不仅仅依赖它所具有的物质力量，还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认同可分为主动的、自为的维护和被动的、自在的接受两种情形。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就会呈现轰轰烈烈的历史画面。
废除谥法剥夺了后世对前代君王的评议权。中国历史上的君王死后，即位的新君和礼官等大臣要给先君一个评价，这就是“谥”。
秦始皇废除谥法之举，意义深刻。首先，体现了他对大秦帝国永世长存的自信；其次，表现了他不许“以下议上”的思想；另外，还为了杜绝后世对前代皇帝的任何批评的出现。谥法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评价，是后世对先王的评价。先王死后，要根据他们生前的表现取一个称号来概括其一生。赢政认为，前代君王死后由后代继位君王和大臣们议定谥号的做法是“子议父，臣议君”，非常不合适。因此力主废除谥法，自己是始皇帝，后代君王的称号只用数字表示，下面依次是“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不能允许任何对皇帝的说三道四，在他看来，威严无比的皇帝四海之内唯我独尊。废除谥法，即是取消了后世对先王的任何评议。由此可见，秦始皇连一点点批评也不能容忍。
在大喜的时刻，赢政把废除谥号与称皇帝、万世相传一并宣布，似乎有点煞风景，然而这正是秦始皇极高明的政治艺术和娴熟的政治权术的具体表现。他规定死后不准人们对他评头论足，那么他在世时禁止臣民对他的评论也就不言而喻了。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作为的专制帝王一次又一次地为身后立法。秦始皇可谓是最为突出的一位；他反复宣布一切法令“永为仪则”，世世代代都要遵守。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后，运用了各种手段加强巩固自己的统治。可以说他所建立的皇帝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性，而这些制度绝大部分被汉王朝继承，并稍加改动，使之更加完善。此后的两千多年间，虽然历代王朝都对皇帝制度有所损益，但秦始皇确立的这个制度的框架和精神基本没有变化，可谓根深蒂固，它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此时，秦始皇仍然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那就是他毕竟强夺了周朝的江山，以武力兼并了天下，这样的兼并是否具有合法性？关于这一点，秦始皇又该如何向天下人作出解释呢？
证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是每一个政权诞生之时必须首先要处理的问题。
在夺取前朝政权之后，中国古代帝王证明自己夺权的合法性有四大法宝：一是符谶，二是德运，三是传国玺，四是封禅。
先讲符谶。
“符”是符瑞，“谶”是预言。简而言之，符谶就是祥瑞。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往往都会有吉祥物出现，这预示着新王朝的建立是上应天命。秦始皇统一中国本无任何吉祥物，但是，没有怎么能行啊？为了证明自己称帝是顺应天命，就必须得凑出一个祥瑞。于是，秦朝的大臣们举出五百年前秦文公打猎时曾经捕获的一条黑龙作为祥瑞。这似乎有些无聊，五百年前之事与今何关？但是，中国第一位皇帝还是借用了祖宗的亡灵为现世的自己找到了一条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从{而证明自己夺取政权是天命天意。
再讲德运。
中国的百姓恐怕对“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几个字再熟悉不过了。古代百姓当然不用说，现在的老百姓在这些年来的古装电视剧的强力熏陶下，也早听惯了皇帝圣旨开头的这八个字。这里的“天”指天命，“运”指德运。
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首创的“五德终始”说在当时非常流行。“五德终始”指的是水德王朝、火德王朝、木德王朝、金德王朝、土德王朝相互承接，相互替代。
邹衍之说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五行学说。五行之说在中国起源很早，大致是说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是世界万物的组成元素。春秋时期，五行之间又产生了相生相克的思想。邹衍将这种思想运用到政治中，提出了“五德终始”说。该说认为“五德”支配着历史的变化，这就是“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历代帝王的更替与五行相应和。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立即有人对他说，黄帝在五行中属土德，夏朝属木德，商朝属金德，周朝属火德，现在秦朝取代周朝属水德。当年秦文公打猎，曾得到一条黑龙，它就是水德王朝的吉祥物。秦始皇欣然认同了这一说法。
在五行盛行的中国古代，金、木、水、火、土与白、青、黑、赤、黄五色相配，西方为白，东方为青，南方为赤，北方为黑，中央为黄。
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和四方相配，西方为金，东方为木，南方为火，北方为水，中央为土。此外，还与四季相配，金配秋，木配春，水配冬，火配夏；土配长夏（夏末）。
“水”在五行学说中属阴，方位为北，季节为冬季，色彩为黑色，数字为六，音律为羽。因为和五行中“水”相配的季节是冬季，所以秦朝以冬季的第一个月十月为正月。因为尚黑，所以黑色成为秦朝的象征，“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百姓也因此被称为“黔首”。尺度以“六”为数，所以，很多东西都以“六”为限，或是“六”的倍数。另外，还把黄河改称为“德水”（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日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五德终始”说论证了秦朝代替周朝符合天命。属火德的周朝被属水德的秦朝取代，这是天运。
任何继承都是一种改造的继承。秦始皇在利用“五德终始”说论证秦朝合法性的时候，还对“五德终始”说做了符合自己需求的改造。“五德”是相互循环的，如果承认“五德”相生相克，大秦帝国最终也会被下一个德运王朝所代替。但是，秦始皇希望江山千秋万世永远姓赢，因此，他一再鼓吹大秦帝国从他开始称“始皇帝”，然后二世、三世直到万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不仅是不允许以下议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大秦帝国将万世不变，所以，他要抽掉“五德终始”说中关于循环相生的理论，以制造秦朝江山永固的神话。
“五德终始”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维护君权又限制君权，既为新王朝论证合法性，又为下一个王朝的兴起奠定理论基础。因此，秦始皇要把“五德终始”说改造成为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只为大秦帝国取代周朝服务而不为下一个王朝取代大秦帝国服务的理论。
制造神秘是一切封建帝王强化统治的手段之一。秦始皇在大力提倡“五德终始”说的同时，又大力主张“数以六为纪”。所谓的“数以六为纪”绝对不是今人所说的“六六大顺”。
那么，秦始皇的“数以六为纪”有什么含义呢？
五行与阴阳、八卦是相辅相成的。在五行中，火为阳，水为阴；在八卦里，有阳卦和阴卦之分。乾卦（□）是阳卦，坤卦（□）是阴卦，它们是六十四卦中最典型的两个卦象。
乾卦由三画“□”组成，历来有“乾三连”之说。阴卦最典型的是成两组六画“一”排列而成的坤卦，历来有“坤六断”之说（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水属阴，坤为阴，水德必以“六”为数。所以，在秦代，“六”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六寸、六尺、六马都以“六”为数，甚至秦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六乘以六）时，也是以“六”为倍数。
这些事例说明白后都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然而，秦始皇在大讲以“六”为纪的同时，却又不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如此，他有意要制造一种神秘色彩。
三讲传国玺。
传国玺是“奉天承运”的具体体现。在上部《秦赵之争》中，秦昭襄王对赵惠文玉得到的和氏璧垂涎兰尺，企图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空手套白狼，骗取赵国的和氏璧，但是最后失败了。不过，后来秦国灭掉了赵国，也如愿以偿夺得和氏璧。赢政得到和氏璧之后，命令李斯在上面书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这八个字能表明赢政得到天下是“受命于天”，而且还得顺承传之万世的天意。还有一说，秦始皇的传国玺是用蓝田玉刻成的。
“德运”听起来总是那么玄玄乎乎，让人感到神秘，而传国玺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物。因此，传国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德运”的一种物化形态。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宋代，开国皇帝一直都把手握传国玺看做是天命所归的象征。朱元璋称帝后，因为没有得到传国玺，一直以为大憾。
四讲封禅。
封禅是帝王进行的最盛大的天地祭典。“封”是在泰山山顶筑坛祭天，“禅”指的是在山南梁父山辟基祭地。“封’与禅”一先一后，先祭天，接着祭地，所以，“封”“禅”合称。
封禅是表明“奉天承运’的大典。易姓而王”的君王，一定要通过“封泰山禅梁父”的仪式，向天帝报告成功（《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史记·封禅书》，张守节《史记正义》引）。
封禅是在西周出现的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祭祀大典。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把封禅与受命于天相互联系，使封禅成为“奉天承运”的一种文化象征。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也就是兼并六国后的第三年，秦始皇东巡郡县，召集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余人到泰山下，商议封禅典礼，以表明自己当上皇帝是受命于天、名正言顺的。儒生们的议论各不相同，难于施行。
于是秦始皇黜退所有的儒生，自定礼制，整修山道，自泰山之阳登山。在岱顶行登封礼，并立石颂德。自泰山之阴下山，行禅礼于梁父山。
秦始皇举行封禅大典，固然有庆祝成功之意。但是，通过封禅进一步论定大秦帝国的合法性，仍然是赢政心中第一位的大事。这近乎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表示皇帝受命于天，向天告太平，并答谢天的佑护之功；当然更要向上天汇报自己的显赫政绩。
秦始皇无论是称皇帝还是神化自己，其目_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政治上实现高度统一，不允许诸侯纷争的局面再次在自己建立的大一统的大秦帝国内出现。所以秦始皇首创了皇帝制度，他用“五德终始”说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保障了整个王朝思想舆论上的统一。但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加强对地方和官员的控制方面，秦始皇也是煞费心机，想尽办法。那么，秦始皇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呢？
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常常有巨大的惯性。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这一年（前221），丞相王绾等大臣认为，六国刚刚被灭，燕、齐、楚等国地处偏远，如果不封王镇守，很难统治。所以，建议立诸皇子为王，镇守偏远之地。这一建议实质上是希望秦始皇能封皇子为诸侯王。
秦始皇把这个建议交付廷议。所谓廷议，即大臣们的朝议。朝堂之上的意见几乎是呈一边倒地支持丞相王绾“分封诸子”的建议，只有廷尉李斯一人反对。
李斯认为，周文王、周武王当年分封的诸子、兄弟、亲戚极多，可是到了后代，当年的亲戚关系越来越疏远，相互攻击，如同仇人。而周天子也管不了诸侯之间的战争。如今天下靠大王的神灵获得统一，划分为郡县，皇子功臣们也有赋税重赏。如果维持这样的局面，天下非常容易控制，并且能得到安宁。如果设置诸侯，很有可能会重蹈周朝的覆辙。
秦始皇说，秦统一天下之前，天下百姓无不苦于连年战争，原因就是那些诸侯王相互争斗。现在朕仰仗祖宗神灵，刚刚安定了天下，如果再立诸侯，这等于又要挑起战争。天下百姓岂不是难以得到安宁？廷尉说得对。
秦始皇坚定地支持李斯的主张，没有采用分封制，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了郡县制。
中国的郡最早产生于战国时的晋国。《战国策·楚策一》曾经记述了赵简子的一段话：“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从这一史料来看，早期的郡，级别低于县。战国时期，郡主要设在边地重镇，战国七雄都设立了郡县。比如魏文侯时期，吴起任西河郡太守，后来吴起受到魏武侯的猜忌，离开魏国来到楚国，曾在楚国任边郡太守一年，然后才被任命为令尹，施行变法。所以，郡县制并不是秦始皇的独创。早在商鞅变法之时，秦国就合并了一些边邑组建为县。
郡县之制虽然非秦始皇首创，但秦始皇却第一个把这一制度推向了全国，而且执行得很坚决。郡县制和秦始皇的个人集权思想不谋而合。公元前221年，秦朝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据说以后又增为四十郡、四十六郡。
郡的长官称为“守”，县的长官称为“令”，均由国君直接任免。郡县制使天下形成了“中央——郡——县”一整套系统的行政机构，对实行集权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设立郡县制的理由之一是避免战争。基于血缘关系而分封的诸皇子，到了后代，很有可能会因为血缘关系的疏远而相互发动战争。实行郡县制之后，县令、郡守由皇帝任命，不能世袭，因此，不存在为了土地、权力相互发动战争的可能。郡县制有效地使君主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郡县制是皇帝制度的政治基础。避免分裂只是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郡县制与皇帝制度最相适应。秦始皇要实行的是皇帝一人的独裁统治，如果实行了封建制，皇帝的权力就会受到封君的制约并会因此削弱，而郡县制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皇帝一人的绝对权力——天下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天子，所以皇帝可以最大限度地实行独裁政治。
制度效力的发挥需要上下配合。在秦始皇采用郡县制的同时，中央政府实行了三公九卿制。“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与太尉，“九卿”指奉常、宗正、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少府、治粟内史。上下两种制度被秦始皇绝妙地运用自如，这极大地保证了皇帝的集权统治。
秦始皇神化、圣化自己，采取各种方法为自己大造声势，目的都是为了给大秦帝国的合法性寻找依据，为自己的武力强夺找到借口，并为自己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秦始皇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之后，他还会将哪些宏图伟略付诸实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