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逢动荡乱世，3世纪长久以来饱受苦难的罗马帝国人民又面临着新的灾祸。在君士坦丁诞生前的三个世纪里，罗马的建筑师、工程师和士兵在已知的世界范围内来往奔走，将秩序和稳定远播至意大利以外的蛮荒之地。随着强大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拉开序幕，直线距离超过5万英里的修整道路四通八达，耸立的高架渠横跨山峦河谷，密不透水、坚不可摧。这些城市公路可谓罗马帝国的伟大秘密，连通各地集市，减轻商旅负担，同时组成了帝国的通信系统，一日之内就可以跨越500英里范围。在主干道周围，整洁优雅的城市、竞技场、公共浴室，甚至室内管道工程争先恐后地涌现，一切都昭示着文明的极度繁荣。然而到了3世纪，时间的洪流侵蚀了帝国的荣耀，街道上沾染了反抗者的鲜血。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罗马大道曾经令帝国四通八达，如今却成为最大的弱点，叛军和暴民蜂拥而至。乱世之中，没有人能高枕无忧——甚至那些醉生梦死的罗马皇帝也无法自保。在这个世纪的前80年内，罗马帝国皇位更迭了28次，只有一位皇帝逃脱了遇刺或被俘的命运，得以善终。
四处呈现冷漠和衰朽的景象，罗马帝国曾经坚不可摧的基石日益动摇。帝国军队为拥立皇帝，不得不明哲保身、疲于奔命，同样无法摆脱成为乱世牺牲品的命运。259年，皇帝瓦勒良率领大军对抗波斯，遭遇了罗马帝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大败之一。瓦勒良被敌人俘虏，被迫忍受巨大屈辱，以身体充当趾高气扬的波斯王的踏脚凳。当这位悲惨的皇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波斯人剥下他的皮，将其染成深红色，并且在里面填充上干草，之后将这可怖的战利品悬挂在墙上，向来访的罗马使节大肆炫耀，昭示着帝国曾经的无敌神话是多么的空洞可笑。
这样堂而皇之的羞辱固然令人难堪至极，然而罗马的作家们为国民性格的腐朽堕落发出的悲叹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2世纪，波利比阿（古希腊历史学家）就开始批判那些曲意逢迎的政客，指责他们使帝国的共和政体堕落为暴民统治，古罗马历史学家撒路斯特痛批政党内部的罪恶勾当，另一位历史学家李维——著名的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记述者，曾经如此写道：“这些日子……不论是我们本身的疾病，还是他们的治疗措施，都让人难以忍受。”1
然而，一个更加不祥的预兆正悄然显现。相比灾难的预言，铺天盖地响起的是狂热的颂词，歌颂帝国皇帝的不朽功绩和持久统治。但很显然，那些皇帝本人和这两样都丝毫不沾边。皇位上的那个人就好像帝国舞台上一闪而逝的幻影，这似乎是一个可怕的铁证——上帝已经背弃了他的子民。蛮族的敌人像狼群一般在边境蠢蠢欲动，但相比于率军御敌，将军们更多时候是用手中利剑扫清通向皇位的道路。帝国军队曾是皇帝的仆从，如今却成了他的主宰者，随着朝代不断更迭，国家频繁地陷入动乱之中。
接踵而至的持续内战经常导致皇位继承发生混乱，但税务官们照样按时来去，带来名目更多的苛捐杂税。走投无路的“影子皇帝”试图通过降低帝国货币中的银含量来节省支出，但随之导致的通货膨胀将经济体系毁于一旦，大部分帝国领域又恢复了原始的易货制。日益严重的社会动荡带来恐慌，人们开始在宗教的神秘世界中寻求庇护，宗教宣扬现实世界是易逝的或邪恶的，人们将希望寄托在魔法、占星术和炼金术上。生活充满苦难，极端者甚至抗拒婚姻或选择自杀来逃避现实。当时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不论富人、穷人都同样祈求救赎。
达尔马提亚带来了慷慨的救赎。一位坚忍不拔的战士戴克里先站出来宣布称帝，他来自落后、蛮荒的土地，那里遍布险峻的山峰和茂密的森林。他采用通常的方式，暗杀先代君主，踩着敌军的尸体登上了皇位。戴克里先作为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对他人所怀疑的事实从不否认。帝国的疆域确实太过广大，在动乱的岁月里，单凭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成功统治全境。帝国的土地跨越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从湿热的北部不列颠森林延伸至南部烈日灼烧的埃及沙漠，从西部的直布罗陀巨岩直达东部的波斯边境。即使戴克里先把全部的生命耗费在执掌帝国大权上，也不可能有足够迅速的反应去应对每一次危机，也很难派遣他的全权代理人2去替代他征战四方；长久以来的帝国历史已经带来了太多教训：皇帝的将领使用手中的利剑扫平了通往皇位的道路。如果摇摇欲坠的帝国要幸存下去，戴克里先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收缩帝国的广阔疆域——这个举措几乎垮了他的前任们。历史上很少有领袖人物在改朝换代时面临如此困难的境地，但实用主义者戴克里先发现了一种非正统的解决途径：他推举了一个人，名为马克西米安，年纪很大，酒瘾严重，戴克里先任命他为帝国的副帝，或称“奥古斯都”，将帝国一分为二。
事实上，这一举措并没有听上去的那样具有改革意义，尤其是因为罗马帝国在名义上分裂已久。在罗马梦想征服世界的许久以前，亚历山大大帝的铁骑已经远达印度境内，荡平了一切敢于反抗他的势力，将征途中所有难以攻克的土地都划归帝国版图之内。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脚步拉开了希腊化时代的序幕，虽然他的帝国已经随着他本人的逝世四分五裂，但希腊文明还是得到了极为广泛深远的传播。自西方传播而来的罗马文明好像希腊化世界外部的一层肤浅外表，尽管武力昌盛，却在根深蒂固的古老文明面前畏缩不前。东部的权力阶级虽然以拉丁语作为自身语言，却没有将之传播到市井街巷。不论在思想上还是特征上，东部帝国都保留着十分鲜明的希腊特征。
戴克里先将讲拉丁语的帝国西半部分领土赐予马克西米安，自己则统治着更加富裕，希腊文明也更加根深蒂固的东半部分。理论上，帝国仍然统一，不可分割，但事实上东西两部分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维系两个部分的宽泛的纽带依然将今日的东欧和西欧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片土地。分割所带来的后果在两个世纪之后依然不甚明朗，但戴克里先的这一举动显然已经将罗马与拜占庭世界一分为二。
与他人分享权力显然是十分危险的游戏，要冒着为自己培植强大对手的风险，但马克西米安证明了他作为同盟者的忠诚之心。戴克里先一方面为胜利而喜悦，同时意识到两个人联手依然难以抵抗侵犯边境的入侵者大军，因此将皇权再次分割，任命了两位执政官，称之为“恺撒”（Caesars）。这两位恺撒被赋予了足够大的权力，能够调动军队，甚至制定法律，大大减轻了两位上层统治者的执政负担。这四个人如今被称为帝国统治阶级，虽然在当时能够非常有效地治理国家，但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种“四帝共治”（Tetrarchy）制度带来的到底是敌人还是盟友。
此时此刻，戴克里先的宏图大志才刚刚起步。骤然减轻的工作量让他得以对混乱不堪的官僚机构进行重组。打破杂乱无序的官僚体制，代之以清晰、高效的军事化系统，将帝国分割出十二个教区，每一个教区由一位代理人统治，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事务。收税变得更加便捷，钱财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戍边军队士兵的武器装备得到极大补充。预算充裕，疆土无忧，戴克里先毫无疑问完成了稳固皇位的划时代创举。
没有任何人比皇帝本人更清楚，权力顶峰的位置是多么的危机四伏。暴乱变革不断发生，因此军队只忠于皇帝个人，而并非虚幻的皇位，这一状况本身极不稳定，充满危险。无论力量多么巨大，魅力多么非凡，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让国土之内的每一位人民都幸福安康，一旦弱点暴露，内战便会随之爆发。很早以前，延续很久的朝代的皇室血统能够震慑野心，但到了现在，任何手中掌握军队的人都能够自立为君主。为了打破这一叛乱和内战的怪圈，戴克里先需要确保皇帝的位置受人崇敬，不论谁登上这个位置。
这是古代世界最为伟大的抗争。有序的继承制度需要的是稳定和平，但通常这样的稳定和平恰恰都是由暴君带来的，每一个独裁者都为攫取权力寻求正当理由，正是这种行为逐步破坏了继承制度。在任何情况下，将皇权这一概念进一步强化的想法最终都在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面前败下阵来。最后的五十年中，皇帝从军队中诞生，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证明自己也具有帝王之才。他们与军队共同进餐，为他们的笑话开怀大笑，仔细倾听他们的忧愁，尽心尽力维持他们的忠诚。这样的平易近人是必要条件；如果不这样做，你就很可能会忽略最初诞生的一丝不满情绪，星星之火最终将演变成内战的熊熊烈焰，然而这样一来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皇帝并非生来神圣，也不过是一介凡人。凡人意味着可以随意被杀死，或者被取代；如果他不具备扭转乾坤的才能，自己也会被赶下皇位，所有曾经的伟大成就最终都将破灭。
罗马帝国有着一直延续的悠久传统：将专制的本质掩盖在民主共和的表象之下。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甚至谢绝冠上皇帝的头衔，而是选择以无伤大雅的“第一公民”作为自称。在三个世纪多的时间里，罗马军团都骄傲不已地以“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PQR）3自称，似乎这样一来他们就代表了人民的意愿，而非暴君的命令。但如今，戴克里先希望改变这种现状。帝国皇权不再隐蔽在漫长、腐朽的所谓共和体制之后。赤裸裸暴露出的皇权才能让人民感到敬畏，反之，一味地伪装成“第一公民”只会激起民间叛乱的情绪。
宗教为戴克里先提供了完美的宣扬自身政治理论的渠道。力量和正统并非是来自人民之中，而是来自神的赐予——戴克里先并非仅仅是一个主神在人间的代表，他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神明。那些被允许直视皇帝的人拜倒在他脚下，不去关注皇帝本身散发的光辉。这确实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奇景，戴克里先也确实将陈旧的过去逐步埋葬。这不再是为文明世界的神圣主宰披上一层武装的外衣那样的事情了。一顶光芒四射的皇冠戴在了他的头上——戴克里先也是帝国历史上第一位佩戴皇冠的帝王，金色的长袍披在了他的肩头。繁缛的典礼仪式持续举行，这也是从东方学习来的传统，在那里，神圣统治者的传统根深蒂固，戴克里先如今正式脱离了凡人的范畴，成为众人之上的神明，在他周围是等级森严的各阶层帝国统治阶级。
用诸神的伟大威力去支撑摇摇欲坠的皇位可谓是一大智慧创举，这与骄傲自负毫无关系。在战火纷飞的动荡世界里，用神明的惩罚作为威慑叛乱者是最有效不过的手段。如今，叛乱也就意味着渎神，暗杀皇帝是对神明的大不敬。几乎是一瞬间，戴克里先一手创建了专制的君主政体，一位半神皇帝的每一道命令都有着绝对的宗教权威作为支撑。尽管这背后的信仰经常改变，这种帝国权力的模式毫无疑问是决定拜占庭皇位归属的政治意识形态。
罗马帝国的异教徒们也十分赞同地接受了这种变化。他们作为泛神论者，接受一位或两位被神化了的皇帝绝非难事——事实上，很多个世纪以来，他们都在神化他们的历代统治者。但这对于戴克里先而言却算不上是什么好消息，并非所有人民都是异教徒，他的神性宣言带来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另一方是罗马帝国此时此刻发展最为迅速的宗教。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罗马充斥着大量传统意义上的神明。近来戴克里先的改革毫无疑问令许多社会弊端得到改善，但对于绝大部分人民而言，生活依然充满惨痛与不公。人民饱受苛捐杂税压迫，动乱的半个世纪以来，腐败又进一步加剧了赋税的残酷，大众发现腐败的统治阶级无法为他们带来庇护，在富人绞尽脑汁扩大土地时，穷人只能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内心的痛苦无助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不同的“神秘崇拜”中寻求庇护，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基督教。
与他们所在的充满专制不公的世界正好相反，基督教宣扬人们所受的苦难并非徒劳无功；他们与压迫阶级所做出的胜利斗争，上帝都会看在眼里，全知全能的上帝将会弘扬正义，惩治邪恶。在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里，他们并不是孤独无助的弱者，而是由慈爱的上帝进行引导和保护，上帝能够兑现赐予他们永生的承诺。这个现实世界，以及它所带来的所有苦难都会消逝，化作虚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美的极乐之地，那里不存在伤痛，每一滴泪水都会消失无踪。古老的异教同那些虚无缥缈的神明和空洞模糊的来世幻想，与基督教的吸引力相比，完全不值一提。
当帝国的执政官出面要求人民为皇帝做出牺牲的时候，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十分干脆地表示拒绝。他们很乐于缴纳税款，在军队里服役或是在委员会任职，但（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基督教只能接受一位上帝。不论权力如何巨大，皇帝自始至终只是一介凡人。
这样否定皇帝戴克里先的神圣地位自然在帝国权力阶级掀起了轩然大波，皇帝对此表示无法容忍。这样危险的反动论调——居然敢对神明大不敬，否定神性——必须彻底铲除。一道法令正式颁布，人民必须为皇帝做出牺牲，不论是否需要冒着死亡的危险，罗马帝国也开始了历史上最严酷的镇压基督教行动。
这件事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尤其是在东方，这道法令更是得到了极为彻底的贯彻。教堂被拆除，基督教文献被焚毁，上千人被监禁、遭受酷刑折磨，或是被处死。尽管这一切如暴风骤雨般袭来，迫害行动并不像之前希望的那样成功。异教徒和基督徒已经共存了许久，基督教会的遭遇得到了很大同情。当然，社会上流传着那些可怕的故事，关于基督徒的同类相食，永生不死；他们秘密集会，啃噬他人的肉体，饮下他们的鲜血，但没有人再相信这些言辞了。大部分异教徒拒绝相信一种鼓励缴纳税赋、家庭稳定和贸易诚信的宗教的信徒会是危险的反叛分子，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基督徒是邻居、是朋友，也是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尽最大努力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挣扎求生。基督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掩盖、磨灭，或是因迫害而灭亡。它已经在帝国内部广泛传播，并开始了改变世界的进程。
戴克里先在与基督教的战争上吃了大亏，在公元305年，他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二十年的统治生涯让他的身体精疲力竭，帝国统治的光辉声望也无法弥补这一切。他已年近六旬，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已经献出了他的大半生青春去为国家尽心服务，在余下的年月里，他一点也不想再继续背负如此重担了。令其他三位皇帝震惊的是，戴克里先迈出了罗马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步，公开宣布他正式退位。具体到戴克里先个人而言，这不过是他选择“辞职”罢了。从这件事本身的意义上而言，与戴克里先做过的诸多决定相同，彰显着他的雄心壮志：适时地选择退位，体现了他惊人的远见，同时极大地转变了历史的进程。
古代世界从未完美解决过关于继承的问题。罗马帝国和古代时期的其他国家一样，采取的是父子继承制度，以保证帝王家族的小集团代代掌握着对国家的统治权。这种制度的最大弱点便是假如一个朝代没能产生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整个帝国就会陷入动荡，发生流血政变，直到最强大的竞争者胜出为止。不论继位的皇帝如何形容他们的神圣权力，事实都是他们继承皇位的合理性来自强大的力量、智慧的头脑，或是一次完美策划的暗杀。只有在启蒙时代的成文宪法中，才采用合理的政治体制解决了这一引发国家动乱的基本问题。若非如此，任何统治都会在根本上演变为最简单的原则——适者生存，或者就像罗马的奥古斯都那样，用共和的表象作为伪装，或是采用更具说服力的那句名言，“Carpe diem”——及时行乐。
罗马帝国从未诞生过任何明确的关于皇位继承的制度，但是极为类似的举措仍然存在。戴克里先之前的两个世纪，罗马帝国逐渐从闲适安详的黄金时期堕落为如今他治下战火纷飞的时代，当时比较明智的继承制度是如果统治者没有生育自己的后代，便会亲自挑选最为中意的人才，培养他们作为自己的继承者。在将近100年内，皇位在众位贤君的手中传递，彰显着罗马帝国处于力量和荣耀的巅峰，这个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事实，即美德和才干才是通往高位的基石，而非血统。这种政治体制之所以优越，应归功于这些被选中继位的皇帝都没有自己的男性后嗣，而事实最终证明世袭将成为其中的致命要害。马可·奥勒留，最后一位“养子”皇帝，育有13名子女，当他临终之时，他将帝国传给了他的亲生儿子，聪明过人的康茂德。然而康茂德沉迷在权欲中心，完全不适合统治国家，同时极力宣扬自己是海格力斯的化身，认为自己是“世界的引导者”，为了满足自我膨胀，还将罗马城与一年的12个月重新命名。罗马人民忍受了他们的自大狂皇帝达12年之久，然后康茂德的统治便被彻底推翻，他也身败名裂。之后，一名元老院议员亲自出马，将这名暴君勒死在浴场中。4贤明的统治又一次因改朝换代而终结。
戴克里先的最终声明被证明是一项创举，领先于它发布时代大约15个世纪之久。这不仅是一位疲惫老人的退位；更是一项成熟的尝试，以宪法的形式解决了皇位继承的难题。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同时选择退位；他们的恺撒伽列里乌斯和苍白的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 the Pale）正式继位为皇帝，同时也任命了他们自己的恺撒，完成了皇权的顺利过渡。这不仅是一次彻底、有序的皇位继承，避免了内战的灾祸，同时也为帝国带来了两位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皇帝。没有任何人能在不首先成为恺撒的前提下就直接升为奥古斯都。
让出皇位，放下权杖，戴克里先宣布彻底放弃自己的权力，心情愉快地回到他位于亚得里亚海岸萨隆内地区的豪华宫殿，开始了种植卷心菜的田园生活。5他身边的人对此感到十分为难，困惑于该如何对待一位退了位的半神，同时历史已经以它自己的方式证明了戴克里先本人遗产的下落也同样神秘莫测。戴克里先结束了混乱的帝国秩序，重新带来了稳定安逸，或许这足以为他赢得“奥古斯都大帝第二”的美誉，然而很不走运的是，各种意义上而言，另一个人的出现掩盖了他的光芒——正是19年之后登上皇位的那个人。戴克里先将罗马帝国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未来掌握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