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3年，是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历克塞一世·科穆宁苦苦等待的一个机会。强大的穆斯林敌人出现了分裂，已然呈现颓势。一次持续的征伐也许就能带来繁荣与和平——这两件事情已经在帝国消失了太久。
十几年前的1081年，阿历克塞一世即位。加冕礼上，他曾许下承诺，要让帝国重现昔日的兴旺昌盛，尽管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他陪伴着帝国迎来最终覆灭的可能性要大得多。400多年来，继承了原罗马帝国东半部分的拜占庭一直处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之中。到阿历克塞一世出生的11世纪中叶，当年横跨地中海的强盛帝国在伊斯兰教力量的步步紧逼之下，领土范围只剩下如今的土耳其和希腊一带。而在1071年，即阿历克塞一世加冕的10年前，情况恶化到了极点。来自中亚、新近崛起的入侵者土耳其人在偏僻的亚美尼亚城镇曼齐克特（Manzikert）把拜占庭军队一截两段，俘虏了拜占庭皇帝及其随从。得胜的苏丹穿着拖鞋，把脚搁在皇帝的脖子上，仿佛这个遭受屈辱的帝国不过是他仪式上的脚凳。当时的拜占庭编年史作者米哈伊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us）描述道：土耳其人就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涌入了小亚细亚。15
拜占庭的东部前线被打得千疮百孔，西部国境也被重重包围。诺曼冒险者挺进了意大利半岛，他们是维京人在法国定居的后裔，认为攻打这里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强大的领袖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和他儿子博希蒙德的带领下，诺曼人几乎没有遭遇抵抗就征服了意大利南部。1081年，他们攻入希腊，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大军就逼近君士坦丁堡。看起来，唯一的问题只在于消灭拜占庭的是诺曼人还是土耳其人了。
这一长串灾难实际上正是阿历克塞一世加冕的原因。前一任老皇帝年近八十，根本无力抵御任何侵略，被他打发去了修道院。面对两大强敌，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阿历克塞一世的处境很艰难，但是通过圆通的外交手段、果敢的决断精神以及几次不失时机的贿赂，他止住了帝国的崩溃。
接下来14年里，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努力稳固前线，并为子民带来了繁荣，至少表面上如此。虽然缓慢，但是局势的确已经开始扭转。由于小亚细亚土耳其人的新任苏丹不够强势，无法让埃米尔们统一战线，到了1095年，苏丹的领地已经很大程度上分裂成了一些互相争斗的酋长国。
阿历克塞一世等待的时机正是此刻，这也是他精心动用金钱攻势推波助澜的结果。如今，他的大敌四分五裂，虚弱不堪，只要发动反攻，就能把土耳其人赶出小亚细亚，平复曼齐克特之役造成的创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然而不幸的是，阿历克塞一世没有足够的军队来把握机会。失去小亚细亚，让帝国经验丰富的士兵损失大半。他拼凑出了一支由雇佣兵和新兵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迈出了君士坦丁堡的黄金门（Golden Gate），但这些人在实战中毫无用处。第一次对阵正规军，他们转眼就被打得溃散而逃。后续的两次军队改革带来的效果也微乎其微。
比起数量，雇佣兵的质量是个更大的麻烦。大部分雇佣兵都来自帝国周边的未开化部落，他们的忠诚度很成问题。遭遇作风强硬、纪律严明的西方军队，或是数量更多的东方军队时，他们会害怕。如果阿历克塞一世能够找到可靠的士兵——哪怕几百人就行——就能让他们充当主心骨，坚定剩余部队的决心。
幸运的是，这类士兵近在眼前。西欧的重甲骑兵一旦发起冲锋，几乎无人能挡。只要掌握好平衡——拥有足够的骑士来强化军队，又要避免他们数量太多不好控制——阿历克塞一世就能把土耳其人彻底赶出帝国的领土。
唯一要确定的细节问题，就是找谁求援了。他当然不可能给博希蒙德或其他诺曼领袖写信，请他们派兵再光顾帝国。他也不能随便找一个欧洲小国的君主，那些国家自己的家务事还没理清，恐怕没有他需要的资源。知道找谁帮忙，也能保证阿历克塞一世切实获得帮助，拥有这样身份的人只剩下一个了。于是，阿历克塞一世请求教皇伸出援手，这个决定意义重大。
带着阿历克塞一世请求的拜占庭使者找到了乌尔班二世。后者正在意大利北部城镇皮亚琴察（Piacenza）主持教会会议。这是乌尔班担任教皇期间第一次组织大规模集会，他很高兴有来自东方的尊贵客人出席。拜占庭历来都拒绝承认罗马教廷的无上权威，此举之前已经导致过一次严重的裂痕。16这次拜占庭皇帝的私人代表前来，让他心满意足。乌尔班几乎没有犹豫，就邀请他们登台对大家说两句。
考虑到现场的环境，拜占庭的使者们非常明智地放弃了用世俗的金钱诱惑听众，转而营造出基督徒和谐友爱其乐融融的氛围来打动听众。当然，他们的演讲中也暗示了文化底蕴深厚的东方拥有大量财富，但是他们讲话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控诉东方基督徒被迫遭受的压迫和折磨。他们绘声绘色地说道，土耳其人已经打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东方古老的基督教群落，例如“基督徒”这个词的诞生地安条克，已经淹没在了穆斯林的汪洋大海之中。伊斯兰的大军掌控了《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中提到的全部7个教会，再放任不管，西方世界很快也将受到威胁。最后，他们总结道，保护东方的兄弟手足，捍卫君士坦丁堡这个基督教文明的巨大堡垒，是所有品行优良的基督教骑士应当肩负的责任。
拜占庭使者的讲话煽动力十足，而在乌尔班二世看来，这套理论大有可为之处。散会之后，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Alps）返回出生地法国。途中，一个宏伟而大胆的计划开始在他脑海中成形。
教皇本人深知伊斯兰教对西欧的威胁。公元9世纪时，罗马自身都遭到过穆斯林的劫掠，入侵者还烧毁了部分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基督徒在北非的领地是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其他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神父的故乡，而它们在伊斯兰教的步步紧逼之下遭到吞并，基督徒控制的西班牙也已大半陷落。如果现在拜占庭再被征服，基督教世界就相当于被穆斯林全面包围了。
一般情况下，国王或皇帝会拿起剑来捍卫基督教世界，但是眼下没有合适的候选人。拜占庭皇帝的求援已经表明现在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但在西方，有权威的王室实际上已经成了稀有物种。由于分封制度和日耳曼人把父亲的遗产分给所有儿子的传统，统治者的权威多数时候仅局限于自己的宫殿内。可以号召人们针对穆斯林的威胁发动反攻的，只有精神地位超然的教皇。
组建全基督徒的军队来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计划最早由乌尔班二世的前任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提出。他创造性地设想从西欧各国征兵，组建一支由他自己担任首脑的队伍。如此，他就能扮演当代摩西的角色，把上帝的子民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并将他信徒捍卫者的形象发扬光大。
格里高利七世还没来得及为这个梦想做些什么就逝世了。乌尔班二世作为他的密友，如今就处在有能力让它变为现实的位置上。171095年夏天，教皇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路上反复思量，将它改造成了一个甚至连格里高利也从未想象过的野心计划。
乌尔班二世这次造访法国，某种程度上算是返乡。近60年前，他以沙蒂永的奥索（Odo of Châtillon）之名，诞生在法国东北部产酒地区香槟的一个贵族家庭，是家中的小儿子。然而，他这次回来的目的并不是重温童年时期风景如画的溪谷，而是解决多情的腓力一世出格的行为引发的问题。腓力一世爱上了安茹伯爵（Count of Anjou）的妻子，还完全没有保密的谨慎意识。随后，腓力一世又错上加错，可怕地对待自己的王后。她刚生下孩子，腓力就以她太胖了为由要求离婚，之后又诱拐了安茹伯爵夫人做自己的情妇。法国的主教屡次请求他把这位女士还给安茹伯爵，但都遭到拒绝，甚至连绝罚的威胁都不能动摇国王的想法。
为了处理这个局面和其他一些胡作非为的情况，乌尔班二世宣布于11月18日在法国中部奥弗涅（Auvergne）地区的克勒芒举办宗教大会。这次大会计划持续10天，尽管出席者仅限于神职人员，让好奇者有些失望，但他还宣布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从第二天起到最后一天，当地的大教堂将对公众开放，教皇届时可能会发表重要讲话。
这一公告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克勒芒周边地区的百姓都蜂拥而来，迫切地想知道教皇会说什么。尽管11月寒风凛冽，起初的会议也是例行公事地审判买卖圣职、出售教堂办公室的罪行，宣布教士的婚姻，由世俗领袖任命主教，等等，但公众的热情却持续高涨了整整一周。正如人们所料，教皇再次要求腓力一世交出情妇，并再次被拒绝，最后正式将腓力一世逐出教会。
到会议第九天，公众的数量已经太过庞大，大教堂无法容纳。所以人们在克勒芒东城门外的开阔地带搭建了一个平台。完美策划了这一壮观场面的乌尔班二世站起身来，开始了发言。他接下来的讲话真真切切地撼动了整个欧洲。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无法确切得知他讲了什么。尽管现今存有当时的4份记载，其中一份的记载者还声称自己就在现场，但没有一份逐字记录了乌尔班二世的全部发言，它们都是在事件发生几年后才写下的。所以这些作者很有可能只是凭印象回忆了他们认为教皇“应该”说的话。无论如何，尽管细节差异很大，但这几份记录在讲话的要点上达成了共识。
教皇在开头似乎详细描绘了东方基督教世界的悲惨境遇。他重申了拜占庭帝国对土耳其人的暴行、基督教圣地的被毁和对基督教朝圣者被谋害的担忧。但乌尔班二世的重点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耶路撒冷。按照西方中世纪的观点，那里是世界的中心。
当西方的基督徒沉迷于本土琐碎的战争时，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兄弟姐妹正遭到屠杀。耶稣基督出生、死亡并被复活的神圣之城，如今被残忍的渎神者统治。在圣殿山，穆斯林建起了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其中一条铭文警告基督徒不要再信基督：“真主是清算神速的。”剩下的那些信徒的圣地，要么被关闭，要么被接管，当地的基督徒被驱逐，而朝圣者时常被抢劫、折磨乃至杀害。
少数选择留下的基督徒则会遭遇可怕的对待。法国修道士兰斯的罗贝尔（Robert of Rheims）如此回忆乌尔班二世的描述：
（塞尔柱土耳其人）杀人时喜欢把受害者肚子剖开，扯出肠子并绑在木桩上。随后，他们鞭打受害者，强迫他们绕着柱子爬动，他们的内脏纷纷流出，最后倒下死去。他们会把人绑在木桩上，并向这些人放箭。他们会抓住受害者，让这些人伸长脖子，看看能否用剑一下把头砍掉。而面对他们强奸妇女的暴行，我还能说什么？18
乌尔班二世通过这个生动的画面，巧妙地调动了人们的情绪。那些有罪的人，只要不是杀人犯，都可以通过远征东方来救赎自己。那些与手足同胞争斗不休的人，应当树立更高的目标去参与一场正义的战争。那些远征途中失去生命的人，今生的痛苦将会在天堂获得丰厚的回报。
在演说的结尾，乌尔班二世巧妙地在教会的教义中加了点儿新内容。自公元5世纪的圣奥古斯丁以来，西方基督教思想家传授的观念：如果符合一定的标准，那战争可以是正义的。19而乌尔班宣扬的却不一样。他把听众称为“圣彼得的战士”，呼吁他们保卫教会。骑士们参与的普通战斗，都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土地、财富或权力，这让他们平凡的灵魂遭到玷污，在审判之日（Day of Judgment）有沦入地狱的危险。而收复耶路撒冷的战斗则有着更高尚的理由，因此有助于涤清罪恶的灵魂。佩戴十字的骑士将因为虔诚和朝圣之举而得到净化，成为基督的骑士。十字军东征不仅是一次正义的战争，还是一次神圣的战争。20
待教皇发言完毕，许多人开始放声悲泣，有人呼喊“上帝的旨意”（Deus vult!）。随着尊贵的主教勒皮的阿希马尔登上平台，跪在乌尔班面前，呼喊化为咆哮的声浪。阿希马尔宣誓将远征耶路撒冷，而教皇的随从剪下了两条红布，以十字的形式缝在了阿希马尔外衣的肩膀上。之后，无数骑士和小贵族蜂拥而上，希望“佩戴十字”，以至于红布很快告罄，随从们只能把捐赠的服装撕成布条来满足所需21。
甚至连乌尔班自己都没有想到观众的反应会如此强烈。这不仅是因为教皇魅力非凡，更是因为这个世纪以来，全欧洲的宗教意识都开始觉醒。《启示录》中的可怕景象在中世纪已经不断显现，而11世纪之初似乎显得尤为不祥。距离耶稣基督的降生与复活已经过去了一千年，人们逐渐感觉世界正走向终点，最后的审判日显然已经临近了。
为了逃避日益增长的罪孽感，中世纪的欧洲人越来越倾向于寻求修道院和圣物的力量，以期获得安慰。圣地或圣人的残存部分，或者他们接触过的物体，都可以成为罪人有力的护身符。自查理曼以来，许多圣坛都供奉了圣物，它们的尊崇地位堪比中世纪教堂中的圣礼。
与耶稣或圣母马利亚有关的圣物拥有最为强大的力量，但那些地位稍低的圣徒的圣物同样可以显现神迹，往往也是朝拜的目标。在公元9世纪，西班牙发现了耶稣十二使徒之一大雅各（St. James the greater）的遗骨，消息一经传出，基督徒们不惜徒步几百千米穿越敌国领土，只愿看上一眼。供奉遗骨的西班牙圣地亚哥大教堂（Cathedral of Santiago）顶住了维京人和穆斯林的进攻，到了乌尔班演讲的年代，这里已经成为基督教世界著名的圣地。
因此，乌尔班一提到耶路撒冷，就立刻让人们兴奋不已。耶路撒冷不仅是一座城市，还是耶稣基督生活、死亡和复活的所在地。如果圣徒抚摸过的衣服是圣物，那耶稣居住过的城市呢？正如耶稣基督本人是历史的中心人物一样，耶路撒冷也是世界的中心22。
但基督徒从未遗忘《福音书》中的场景。尽管大部分基督徒都不识字，但所有人都从神父或司铎的口中了解过耶稣的一生，对书中耶稣待过的村庄和地点烂熟于心。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之母圣海伦娜（St. Helena）尽管年过70，却来到圣地，走过基督的脚印，这是第一次“官方”朝圣。据传说，一位年老的犹太人指引她来到哈德良建立的神庙的所在地。那里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被用来堆放垃圾，而海伦娜就在地基之下发现了埋藏的真十字架。
海伦娜进一步挖掘，又发现了更多圣物，包括耶稣受难时十字架上的铭文和钉住他的4颗钉子。23她把这里打扫干净，而她的儿子——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在这里修建了圣墓教堂。海伦娜的余生都在巴勒斯坦（Palestine）旅行，在所有还能辨认出的神圣遗迹上修建纪念教堂。皇室的举动引发了朝圣的热潮。不到一个世纪，就有超过200座修道院和宗教住所建立起来，为苦行赎罪的人提供帮助。
到公元4世纪末，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圣杰罗姆（St. Jerome）声称耶路撒冷散发着一种“精神能量”，并建议读者去拜访其他重要地点，例如耶稣成长的地点拿撒勒（Nazareth），出生的地点伯利恒，受洗的地点约旦河，将水变酒的地点迦拿（Cana）。24
朝圣的概念已经变得十分流行，朝圣者浩浩荡荡，给当地的修道士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圣杰罗姆到生命的晚期时，感觉自己有必要抑制这种概念，于是写道：尽管朝圣可以让基督徒的灵性修行变得圆满，但对于获取救赎而言，它并非不可或缺，无论在哪儿，人们都可以有美好的生活，真正重要的是品格与信仰。尽管如此，但圣杰罗姆本人的最后40年都在伯利恒度过，因此圣地对信徒的诱惑有增无减。
亲身来到耶稣曾经行走过的地方，这可能是精神供奉的终极体现，但要实现这样的朝圣十分困难。旅途耗时数月，花费惊人，朝圣者要有勇气面对船只失事、土匪劫掠、气候未知的危险，而沿途的居民往往也充满敌意。如果他们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还需要获得官方许可才能参观圣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给穆斯林官员足够的贿赂才能获得网开一面的机会。此外，人生地不熟的外国朝圣者还会遭遇一些常见的困难：奸猾的商人、黑心的向导、天价的纪念品和糟糕的食宿。
朝圣之旅过于艰难，以至于它有时被用作惩罚的手段。那些罪行尤其严重的犯人，如杀人犯，会被要求在脖子上挂着凶器走路前去圣地。这也是一种标志，向其他朝圣者表明他们不是普通的信徒，应当被公众唾弃。而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受罚者还要以最丧失体面的方式朝圣。正如英国诗人乔叟（Chaucer）所言：当一个人公开犯罪……（他必须）裸体或赤脚朝圣。毫不奇怪，这些忏悔者需要在沿途所有神殿获得签名，证明他们确实去过那里。25
值得注意的是，耶路撒冷落入穆斯林的掌控并未影响朝圣的贸易。旅游业是圣城的生命线。在短暂的迫害26之后，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迅速发现维持这条财路对他们而言最为有利。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与基督徒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为了让神殿保持开放，让朝圣者在城内获得保护，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需要鼓励朝圣，为了维护已有场所，还要向朝圣者赠送价值不菲的礼物。27
这种关系让双方都受益匪浅。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哈里发的国库，到10世纪早期，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地位实际上已经与之前基督教国家统治时期相差无几。人口的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频繁。诺曼的公爵、英格兰的王室，甚至恐怖的维京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åda）都曾去耶路撒冷表达过自己的敬意。一位来到耶路撒冷的穆斯林甚至抱怨基督徒似乎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简直都找不到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医生或一个不是犹太人的庄家了。28
在置身事外的观察者看来，这种相对的平静似乎会持续下去。地中海的两大势力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局势也相对稳定，还约定了永久国境线。不过，尽管基督徒的情况比较简单，拜占庭永远是圣地基督徒的保护者，但穆斯林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
伊斯兰世界尽管从外面看起来铁板一块，但内部实际上分化严重。其中的主要矛盾存在于占少数的什叶派（Shi’ite）和占多数的逊尼派（Sunni）之间，这一矛盾几乎和这个宗教本身一样古老。29政治方面，逊尼派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坐拥首都巴格达，统治着巨大的阿拔斯王朝30。然而到了10世纪，逊尼派的哈里发，即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受制于几个强大的首领，无法阻止对立的什叶派哈里发在埃及建立王朝。
塞尔柱（Seljuk）土耳其人的到来，阻止了阿拔斯王朝继续腐化。这是一个来自中亚大草原31的半游牧民族。作为逊尼派的新信徒，塞尔柱人是狂热的战士，他们控制了巴格达，给衰微的阿拉伯帝国注入了新的能量。1071年，他们在曼齐克特的可怕战役中击溃了拜占庭军队，又在接下来6年内把什叶派建立的埃及法蒂玛王朝（Fatimids）赶出了其之前侵占的叙利亚领土。1077年，土耳其人在巴勒斯坦划定了一条脆弱的边界线，将耶路撒冷掌握在手中。于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微妙平衡瞬间被打破了。
圣城的新主人震惊于其中林立的教堂，这更让他们确信：允许它们存在的什叶派属于异端，应该被驱逐。土耳其人立刻发动了一场宗教迫害运动，他们摧毁了教堂，逮捕了朝圣者，查抄了基督徒的财产。尽管他们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没有了朝圣带来的贸易，耶路撒冷迅速衰败下去，但此时木已成舟。土耳其人的暴行传到西方，而拜占庭还没能从曼齐克特的惨败中恢复元气，于是教皇乌尔班二世举起了大旗。
1098年，更宽容的法蒂玛王朝将土耳其人赶走，重新入主耶路撒冷，但那时，第一批十字军已然举起了他们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