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有的人往往在年华最灿烂时死去，这样的人多才华横溢，比如王勃、李贺，比如王弼、卫玠。如果说卫玠仅因貌美便留名于史，那么王弼的大名震烁古今，便是货真价实了。
王弼，河内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曾外祖父是荆州刘表。他自幼聪颖，好老庄之学，与何晏、夏侯玄一起，在魏国正始年间发动玄学革命。当时，何晏非常看好这个才华横溢的少年，为其题字：后生可畏。
知道这个成语的来由了吧？
确实可畏。因为王弼太有思想才华了，太有哲学头脑了。
不过，王弼的身体不好，在最青春的岁月里死去了。当时，执政的大将军司马师听到消息后甚为惋惜：“天丧我也！”
王弼并非执政者幕府中的智囊，但司马师仍有此语，说明当时王弼虽年轻，确实名重于世。
自老子、庄子之后，到王弼出现之前，中国可以说没有纯粹的哲学家。即使同时代的何晏、夏侯玄，也多是辞大于理，语言华美有余，而哲思不足。及至天才少年王弼出现，形势为之改变。
王弼发展了老子的学说。
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王弼不然，认为“道”即“无”，“无为本，而生万物”。这种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思想比较于两汉时代繁文缛节地夹带了过多杂质的儒家经学，可谓进了一大步。
王弼曾与名士裴徽进行过一次深入的切磋。
裴徽：“‘无’确实是万物所依靠的，圣人也不敢轻易去碰这个东西，可老子却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
王弼：“圣人体会到了‘无’，但‘无’又不可被解释，所以说时一定涉及‘有’，以此证明‘无’。其实，即使是老子和庄子最终也没能跳出‘有’，这正是我注释它的原因所在。”
王弼注释《老子》时，还不到二十岁。
当时何晏为吏部尚书，其府邸有魏国最负盛名的玄学沙龙，每日宾客盈门。
少年王弼前去拜访，何晏久闻其名，于是在《老子》中找出了某条义理抛给他：“此条义理我们大家已嚼到头了，你还能提出新的见解吗？”
王弼品而发难，提出问题，四座皆不能辩。
后来，王弼终注完《老子》，见解独特，成一家之言，流传至今，为解读《老子》第一书。何晏当时也在注释《老子》，初步写成，回访王弼，见其所注《老子》后倒吸口冷气，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回家后便把自己的《老子注》改名为《道论》《德论》，以避王弼同名著作的锋芒。
王弼又注《周易》。
魏晋清谈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内容，而王弼一人独注两本，为玄学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然天不佑英，韶华竟逝，二十有三。
谈起王弼生活的三国时代，我们往往只着眼于金戈铁马，只知道刘关张曹操孙权诸葛亮，却不晓得在那风云征战的背后还有那样一群人：王弼、何晏、夏侯玄……
他们都生活在魏国，正是他们的出场，让三国时代有了另一种气质：那决然不是慷慨悲歌的建安风骨，而是放旷洒脱的正始风神。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西晋的一天，王家和裴家的名士聚集一堂清谈玄学。
山东琅邪王家与河东闻喜裴家作为魏晋顶级豪门，世家联姻：裴遐是王衍的女婿，裴是王戎的女婿。
婚后第三天，裴家女婿回门王家，当时郭象在座，名士济济，不清谈还干什么呢？
郭象率先发难，他有意避开了更能说的裴，而选择了当时还没什么名气的裴遐为对手。两人开始交锋，郭象文采华丽而丰富，一下子就把裴遐震住了。
王衍说：“子玄，你真是口若悬河，注而不竭呀！”
郭象嘿嘿一笑：“温习，温习。”
但是，他没料到裴遐也不是个善茬儿，稍安后，理清思路，便开始反攻，所谈义理无不精致入微，慢慢扭转了颓势。
这时候，王衍站起身：“诸位，还是都老实点吧，不要跟郭象似的，最后被我家女婿困住。”
郭子玄即郭象，西晋玄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官至太傅主簿。
当时，向秀已经做了《庄子注》，只有《秋水》《至乐》两篇未完成，按史上记载，“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
也就是说，郭象把他人著作窃为己有，又加了点东西，最后郑重地署上自己的名字。由从容不迫、不动声色这个角度看，他确实是个晋人。
但是不是就因此否定了郭象呢？
别。
因为郭象，还真是有才华的（当时名士庾敳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郭子玄何必减我庾子嵩”）；因为他随便加的那点东西，竟字字珠玑，哲思深邃得把前辈都给撂倒了。
这样说吧，郭象在老庄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其思想尤其对当时人们的山水审美有大推动，而投奔自然又是魏晋名士极重要的一个精神和生活内容。
有人说，在魏晋名士所依赖的老庄哲学中，不一直存在着“自然”的命题吗？
还真不是这样。因为，老庄哲学中的“自然”，指的并非是山水自然，而是精神上的一个概念。
何晏、王弼“贵无”，裴“崇有”，郭象偏向于“崇有”，而又提出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独化说”。他认为，“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生“有”，天下万物的产生与变化，都是绝对独立的，这也是他重视“个体”并进一步推崇“形”的原因。
在郭象之前，玄学家们认为，“形”作为外在的东西，既不是事物的“性”，更别说是“道”了，所以是需要被超越的。
郭象反对这一点。
他认为“形”不是事物的外表，也不是“个体”的一部分，而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整体。
郭象认为“形”即全部，甚至就是“性”，就是“道”，就是事物之本；而形之美，即事物内容之美。
这个玄学理论直接导致了东晋名士对山水之美的大发现。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阮宣子即阮修，阮籍之侄，风格高简，善谈好酒：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
阮修后官至太子洗马，死于永嘉之乱。
他认为老庄与儒教没什么不同，他的一句“将无同”，让太尉王衍觉得很好，招其为部属。因为只说了三个字即得官，所以他被称为“三语掾”。
卫玠听说这件事后嘲笑阮修：“说一个字就能被起用，又何必说三个！”
阮修答：“若为天下人所推崇，又何必说一个字呢，什么都不说也可被起用。”
卫玠一愣，遂与之热烈拥抱。
也许卫玠抱错人了。
《晋书》也记载了这个故事，但主人公分别是阮瞻（阮咸之子）和王戎。这一说法比较可信，因为以任职时间推断，王衍为太尉时，阮修早已为官多年。
到底是谁说的不重要，叫人关心的是“将无同”这三个字。
“将无同”是个左右摇摆的词。魏晋名士回答问题时，不喜欢直接说“是”或“否”，而喜欢用“将无”这个口头禅，用不确定来说明大致的肯定。
“将无同”在这里的意思是，大致可以解释为：“恐怕是一样吧。”
对魏晋玄学，尤其值得注意一点：如何看待老庄与儒家的关系。是截然对立，还是于本质上是相同的？
“将无同”被认为是当时的名士对玄学的新认识，是一种更为超脱的看法，以为玄儒相通，儒教于本质上也是“自然”的，所以不应“越”儒教，而应“顺”儒教，也就是“顺”自然了。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春夏之季，游于洛阳郊外，依草偎花，卧谈玄理，这是西晋名士们重要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据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洛水之畔的这次聚会也不例外。
王衍，这位被认为风姿“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的名士是右派；裴和张华在总体上都倾向于儒家名教，对口吐玄虚、不遵礼法的做法相对比较反感，属左派；王戎早年虽跟阮籍等人游于竹林，并为“竹林七贤”之一，但总体上来说属于中间派。
都到了，按理说应该发生激烈的辩论，尤其在王衍和裴间。
裴，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官至尚书左仆射，反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著有《崇有论》，自生“有”，而非从“无”中生，认为《老子》的本质讲的是万事皆有“本”而勿忘“本”，并非玄学名士理解的“本即无，而贵无”。
裴善辩，钟会曾说：“裴公之谈，经日不竭。”时人谓之为言谈之林薮，他曾多次与玄学名士激烈辩论，后者均不能将其折服；据说只有王衍来了，方能使之小小屈服。但王衍走后，人们以王理再次向裴发难，依旧不能将其制伏。
所以，在这里，乐广问王衍玩得如何，似有话外之意。
王衍的回答出乎乐广的意料，他说大家都很愉快。按他的说法，当时没发生什么争论，人们只是各说各的，各得其所，各得其乐。
洛阳优游是美好的。
但名士们是否注意到大片的乌云，正慢慢笼罩过来？虽然洛阳的天空暂时还算晴朗，名士们还有一些时间畅卧花树间，摇着玉柄拂尘，讨论着哲学问题。
洛水茫茫，邙山苍苍。风，慢慢起来了。
多少年后，站在历史长河的另一端，我们发现：这大乱前的悠闲是多么残酷！只是那天参与聊天的人多未察觉。如果有人感觉到一丝担忧，那首先只能是张华。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人，西晋重臣、诗人，又通军事，博闻强记，是《博物志》的作者，官至司空。贾后专权时，因有张华等人支撑，朝廷倒也一度安稳。早年，他坚决支持征讨东吴进而统一全国，但遭权臣贾充的反对，认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戎。天下劳扰，五谷不登，兴军议讨，惧非其时。”
如果说那时候贾充以胡人之患为拒绝出兵南下的理由很是牵强，那么现在却是现实了：北方幽、并，西方雍、凉，四州胡患已成，蠢蠢欲动。所以，在那天，张华所谈论的多是《史记》《汉书》，希望王衍等人能从沉郁的历史中多体味些什么，多干点实事。
同样担忧的，似乎还有问王衍话的乐广。
乐广，字彦辅，南阳淯阳（今河南南阳）人，少时家贫，性好老庄，知遇于王戎、裴楷，受提拔，进入仕途。
乐广善清谈，尚书令卫瓘见到他与名士清谈，感慨地说：“自从何晏、王弼、夏侯玄去世以及七贤云消后，我一直担心玄学将绝，现在又从乐广那里重新听到这种声音！”
有一次，就“旨不至”这个辩题，乐广跟客人进行了辩论。
“旨不至”出自《庄子·天下篇》，原句为“指不至，至不绝”，其意深远。“指不至”，“指”通“旨”，即具有共性的义理，或者说事物之本真（虚理）。至不绝，“至”可以理解成“物”（实体），其意初可解释为：具有共性的义理不能传至于具体的“物”，即使达到也不能绝对穷尽。
乐广以手中的拂尘为道具，向他的客人举了个例子：我拿这拂尘的尾柄去敲打桌子：“到达了没有？”
客人点头。
乐广往回一撤拂尘柄：“若到了，怎么还能回来？”
乐广所说的当然不是拂尘本身的去回，而是义理的本质特点，即传达至“物”，只是相对的。至此，我们看到了禅机的影子，仿佛唐朝禅师那般智慧。当时禅宗未立，而魏晋名士于清谈中已发禅机之先，实在令人称奇。
西晋东晋之交，在清谈上玄学与佛学有合流迹象，讲求言辞简约玄远而有深意。
在这种背景下，乐广的地位更加突出，被时人尊崇，超越了太尉王衍这样的人物。王衍也每每自叹不如：“我与乐广聊，我都觉得自己的话太繁复。”
乐广亦受到青年才俊卫玠的赞叹：“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睹青天也。”
听完这夸奖后，乐广一激动，把女儿嫁给了卫玠。其实是顺水推舟，求之不得，卫玠是天下第一美男，超过了潘岳。
再后来，乐广做到侍中、河南尹。晚年时，乐广对自己的玄学人生进行了反思，而渐渐倾向于儒家名教：老庄放诞，自然洒脱；但若天下，人人如此，时时如此，将是什么样子？这是乐广的想法。
有一天，乐广去胡毋辅之家串门。
胡毋辅之鄙弃世俗，性嗜酒，放纵而不拘小节，常与王澄等人裸体狂饮。
乐广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们的身材，然后说：“如今天下已定，儒家名教中自有乐，你们何必这样呢？”
乐广的意思大约是：当初竹林名士超越名教是有特殊背景的，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仍弃名教而放旷，就值得商榷了。
但是，没人听他的。
乐广出了胡毋辅之家，沿着铜驼街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中出了宣阳门，来到洛水旁，正遇见回城的王衍等人，随后有了上面的问话。
站在河川边，青山依旧在，夕阳即将红。
乐广望着天际的云影，突然想起几十年前的三国往事，而现在风轻云淡，一切都已远去了。
乐广感慨不已。
他在水边坐下，西晋的傍晚一片寂静。乐广望着万古奔流的河水，不由自主地猛然战栗。
（一）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魏晋清谈，或在林下，或在室内，名士们身着宽松的长袍，手持用白玉做柄的拂尘，辩论时将其来回摇摆。
魏晋时的拂尘，跟现在所知的那种单柄马尾拂尘不一样，它的底部有四个柄，柄上有装饰性的毫尾。
就先说个有关拂尘的故事：
僧人法畅于晋成帝时期由北方来到江南，与建康名士交游。法畅手里的拂尘特别精美，于是太尉庾亮纳闷儿：“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还能留得住？”
法畅答：“清廉的人，不会找我要；贪婪的人，我也不给。”
不能不说法畅的回答很妙。
这种智慧表现为对一种早已存在却被大家熟视无睹的道理的提纯和呈现，一如桓冲的妻子对“衣不穿如何变旧”的阐释。
魏晋清谈，内容以“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自东晋以来又加入佛理）为基底，引发对人生（人道）和宇宙（天道）的思索；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两人辩论（或有旁观者欣赏），二是大家一起议论（有一个主持人）。
清谈场面往往是非常激烈的，常用军事用语形容之，如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
庾答：“若文度（王坦之）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韩伯）来，济河焚舟。”
清谈除了具有学术色彩外，更多的还带有社交和益智功能。它通过玄理和言辞技巧，最终难倒对方，使之理屈词穷，以双方一起达到通彻为最高境界。
下面记载的是东晋时代的第一次清谈盛会。
王导虽然是清谈场上的二流人物，但由于在永嘉之乱前参与过洛水之游，见识过很多清谈的大场面，所以过江之后以高人自居。很快便有人不服了，那是叫蔡谟的同事。
面对不屑，王导说：“我与王安期（王承）、阮千里（阮瞻）共游洛水时，那时候哪知道有你呢？”
对于王导的自诩，另一位名士羊曼看不过去了：“您以前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也以此来赞美您，但为什么您总是提个没完？”
王导有些尴尬：“只是觉得当年的情景再也不可得……”
可见，王导确实把西晋时的洛水之游看成一种资本了。
在东晋做高官，不会清谈，往往是做不下去的。即使做下去了，也会受到周围人的讥讽和质疑，总之会很别扭。比如，做到宰相的何充。
何充初为王敦主簿，后为扬州刺史。庾亮、王导死后，他与庾亮的弟弟庾冰一起为辅政大臣。但由于何充出身不好，致使王导不太喜欢他，主要是嫌他毫无名士气质：“见到谢尚，令人感到超脱拔俗；见到何充，唯举手指地！”
虽不喜欢，但王导在总体上还是比较尊重何充的。
有一次，何充去拜访王导，后者拿着清谈用的拂尘指着座位说：“来！来！此是君坐！”王导的意思有二，一是虽然你出身一般，无名士风流，但我还是挺尊重你的；其二是，老弟，别天天办公了，也来参与一下清谈吧！
在一个崇尚玄远的名士时代，无法想象执政者毫无这方面的做派，所以对王导等人说，成为清谈场上的人是政治需要。
只说这一天，征西将军庾亮幕府中的长史殷浩自武昌东下首都建康办事，王导盛情款待，进而促成了东晋初期这次著名的清谈盛会。
宾主之外，作陪的都是厉害角色：桓温、王濛、王述、谢尚。
从殷浩为庾亮幕府长史这一点来看，这次清谈的时间在晋成帝咸康之初即公元340年之前。此时王敦之乱已过去多年，苏峻、祖约之乱也已平息，王导和庾亮，一个内处朝廷，一个外镇武昌，互相制约，两人虽小有矛盾，但总的来说不失大体，且由于东晋内外无事，所以闲暇的生活气氛又一点点浓厚起来，为清谈玄学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说到王导，据说他在过江后，在清谈领域，专门在《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三篇上下功夫，有集中精力专啃一点的意思。
王导取出拂尘：“渊源（殷浩字）！在《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中选一个话题吧！”
这次清谈持续到半夜三更天，主要是王、殷交火，其他诸位没机会插嘴，可见还是比较激烈，最后王导感慨地说：“正始之音，当是如此啊！”
转天有人问桓温清谈的情况，桓答：“很好啊！谢尚和我都听得进了状态，只是‘二王’（王濛、王述）的神情像陪在一旁的母狗那样！”
这一次清谈，给桓温触动不小，一是他确实听得入迷；二是他发现自己还真不是混这个领域的人，于是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从后来的情况看，桓温及时退出清谈场是明智的。既然做不了名士，那就做个枭雄吧，于是他还真就成功了。
所以说，方向很重要，一个人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真的很重要。
（二）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东晋自成帝咸康年间（公元335—342年）以来，闲逸无事，清谈之风日益浓厚起来。
当年在王导宰相府中受桓温讽刺的王濛，其家如今却成了首都建康的三大清谈中心之一（其余两个中心，一为宰相王导家，一为会稽王司马昱家）；而桓温则被彻底踢出清谈场，有什么活动大家也不叫他了。
这一天午后，前来王濛家参与清谈的三位名士是：支遁、许询和谢安。
这三个人曾长时间在会稽隐逸，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次是来建康旅行的；同时也是为了探望王濛、刘惔、司马昱等朋友。
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当时的一流人物。
由于时间紧迫，转天还要返回会稽，所以谢安一脚刚跨进王家客厅的大门就说：“既然时光不能留驻，这样群星闪烁的聚会也就难以常有了。开始吧。”
许询问王濛：“有《庄子》吗？”
王濛答：“能没有吗！”
支遁终于开口：“那就快拿来吧。”
王濛从书架上随意取出《庄子》一篇，众人展卷看，是《渔父》。
在大家的建议中，谢安被推举为清谈主持人：“大家先各自谈谈自己的心得吧。”
这是清谈的一种，众人围坐，先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展开辩论。支遁第一个开讲，一口气说了七百多句，语言精美，见解新异，及谈完，众人皆言“妙”。
随后按顺序，许询、王濛、谢安陆续开讲。
等大家都说完了，谢安问：“各位尽兴了吗？”
大家表示有点不尽兴。
谢安说：“那我帮大家来尽兴好不好？”
言罢，他拿起《渔父》，先是自行责难，引出论题，然后顺势抒发胸臆，滔滔开讲，直到月上西窗。其言谈才高语秀，洒脱自得，四座鼓掌。
最后，支遁说：“安石啊，你确实是一贯追求高深的玄理！”
（三）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东晋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5年）的一天，艳阳高照，清风徐吹，殷浩、孙盛、王濛、谢安四大名士，徐徐往会稽王司马昱家去了。
前几天，孙盛和殷浩在殷家已有过一次火星撞地球般的对决，被认为是整个东晋最激烈的一次清谈：“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据记载，殷浩“口谈至剧”，也就是说话语速特别快，不给对方喘息之机；孙盛也不是个善茬儿，按南北朝檀道鸾所著《续晋阳秋》里的说法，东晋中前期，殷浩于玄学清谈上名重一时，当时能与之抗衡的唯有孙盛。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孙盛能谈却是事实。
孙、殷的这次清谈，极为投入。手下上来饭菜，二人都顾不得吃，饭菜被反复热了几次。此外，就是极激烈。辩论中，两人不时甩着各自手中的拂尘，尾毛落满饭碗。直到暮色西沉，月亮升起，二人还没顾上吃饭。
最后，殷浩说：“孙盛，别做嘴强的马儿，我要穿透你的鼻子牵着你走！”
孙盛也不示弱：“放心吧，我不穿你的鼻子，怕你豁了鼻子跑了，我要穿你的脸！”
殷浩和孙盛的这次碰撞，可以被视作正统玄学（殷浩承何晏、王弼之脉）和儒教维护者（孙盛）之间的正面较量。
现在，殷浩和孙盛又转至司马昱处决战，辩论《易象妙于见形论》，此论的作者正是孙盛本人。孙盛在《易象妙于见形论》中驳斥了王弼解释《周易》的观点，而殷浩则坚持王弼的主流玄学思想。
开始时，大家都看好殷浩，但几个回合下来，出现了令人意外的事：
殷浩难以从孙盛的这篇文章中找到可下手的漏洞，且说着说着竟把自己也带到沟里了。孙盛后来居上，意气风发，鲜明地阐发自己这篇文章的观点，言辞甚为犀利。在座的谢安、王濛等人见殷浩形势不妙，于是一拥而上，但仍不能将孙盛制伏。
眼看着众人即将败北，会稽王司马昱一拍脑门，说：“快去请刘真长！”
那位超级傲慢又才华横溢的刘惔便来了。
在此之前，孙盛听到他们要去搬刘惔，立即汗流满面。
刘惔到来后，他叫孙盛再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后者重复时显得很紧张，大不如之前那样洋洋洒洒。
刘惔听后，轻轻一笑，只道了二百多字，观点简约恰当，一语中的，孙盛遂理屈词穷。在座众人鼓掌大笑。
接下来，司马昱请客，刘惔、殷浩、孙盛、王濛、谢安一起去后园夜宴了。
在这次清谈上，司马昱、殷浩、王濛、谢安、刘惔五人都是反对孙盛的观点的。
孙盛首先是个历史学家，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他写有名著《晋阳秋》；其次才是作为清谈家而存在的。他是个尊儒派。对何晏、王弼以来的老庄玄学，他是持反对意见的，曾写有《老聃非大贤论》和《老子疑问反讯》，在老庄流行的年代公然质疑；同时，又作《易象妙于见形论》，不满王弼的观点，自然为坚持王弼主流玄学思想的在座诸名士所不容。
从阵容上来说，这次出场的名士是整个东晋时代最强的。
司马昱不去管他，估计辩论起来也插不上什么嘴，厉害的是殷浩、孙盛、刘惔。
殷浩在晋成帝时代已被认为是清谈场上综合实力最高的；至于自负才有天高的刘惔，就别说了，泰然自若地把脚丫子架到桓温肩膀上的主儿，是简秀派一号人物，辩论时往往一针见血、绝杀制敌。在殷浩败北，众人又都不能制伏孙盛的情况下，把刘惔请来，足见其实力。
说一下大背景。
这次清谈发生在公元345年。
这一年晋穆帝以两岁的年龄即位，会稽王司马昱以宰相身份辅政。
东晋的清谈，在此前的晋成帝和晋康帝时代转盛，到晋穆帝永和初年达到高潮。这次大会，除支遁、许询身在会稽以及韩伯（有实力，但很少参与这种群体清谈）未参加外，东晋的清谈高手基本上都到齐了。
但任何事物，盛大之后，便是萧索。
永和初期以后，王濛、刘惔相继以不足四十岁的年龄去世；谢安高卧会稽东山，很少再西入京城。至于殷浩，决意在政治上冒险，后吞下了北伐惨败的果子，被废为庶人，轰出了建康。
清谈场上的诸位名士，最终各奔人生的天涯。
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王羲之发起的有四十二位名士参加的兰亭会；二是已为中军将军的清谈大师殷浩北伐中原，终遭惨败。
殷浩，字渊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东晋大师级的清谈家。
他是沉书的殷羡的儿子，桓温少时的玩伴。殷浩青年时已负盛名，名士韩伯是其外甥，但做舅舅的有此语：“康伯未得我牙后慧。”他不是傲慢，而是在清谈上确有一套。
两件事可以证明：
王濛、刘惔去找殷浩清谈，谈完在回去的路上，刘对王说：“渊源真可。”
王说：“卿故堕其云雾中！”
能被此二人夸奖，可见确实不简单。另一次，谢尚不服，要去会会殷浩。
这得详细地说一下。谢尚是名士谢鲲之子，谢安的从兄，来头甚大，在谢家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谢尚少即成名，王导比之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当时有女名宋袆，曾为大将军王敦小妾，后不知怎么归了谢尚。
谢问宋：“我跟王敦比如何？”
宋答：“王大将军跟您比，好比农夫比贵人。”
桓温则说：“谢尚北窗下弹琵琶，仿佛天际真人。”
这妖冶的谢尚还曾干了一件大事：
在一次战争中，从北方的后赵那里夺得了于永嘉之乱中丢失的传国玉玺！
在此之前，因没有秦始皇时传下来的那块玉玺，东晋的皇帝被称为“白板天子”。
谢尚既是一流名士，又功勋巨大，所以很想挑战一下殷浩大师。
在殷家，谢尚说：“我听说，中朝（西晋）时，每到春日，名士们都聚集在洛水之畔清谈，那情景真是令人艳羡！”
殷浩说：“其实不必。现在江东名士也不比那时候少！”
谢尚正欲张嘴，殷浩摆了摆手：“你先别忙，你不是要跟我辩论，我们就辩《庄子》的《逍遥游》，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不等谢尚作答，殷浩滔滔不绝地先扔下数百句，文辞丰美，动人心意，听得谢尚张大了嘴，不觉间汗流满面。
此时，殷浩扭头对手下说：“拿毛巾来给谢郎擦一擦脸。”
由此可见殷浩在清谈上的厉害。
清谈主要分简约派和丰澹派。前者代表是刘惔；后者代表是殷浩——此人清谈起来语速极快，滔滔不绝。
后来，郗超问谢安：“殷浩比支遁大师如何？”
谢安回答：“超拔之处，支遁过殷；而娓娓论辩上，殷浩自能制伏支遁。”
快嘴殷浩曾于家人墓所旁隐居十年，在此之前一度做过庾亮的参军。
时为荆州刺史的桓温，以孤旅越三峡天险攻灭成汉政权后，声名显赫起来。
为制约日渐坐大的桓温势力，在朝中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决定叫殷浩出山，以其为扬州刺史（在东晋的军政地图上，荆州、扬州、江州、京口是最重要的四个地方，尤其是长江中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扬州往往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又督扬、徐、豫、青、兖五州军事。
此时，后赵羯族暴君石虎已死，北方大乱，东晋又有了用兵中原的机会。
桓温一度以为这个机会会落到自己头上，当得知北伐军司令官为殷浩后，甚为不平。
二人既是小时候的玩伴，又是长大后的竞争对手。在清谈玄理上，桓温搞不过殷浩，只好锐意往军政上发展。没想到，现在，在会稽王司马昱的支持下，殷浩把自己这条路也堵住，他怎能好受得了！
不过，桓温没采取什么行动，而是静观其变。
因为桓温很了解这个少年玩伴，知道自己所需要的只是等待。
再说殷浩。在此之前，王羲之给殷浩写了封信，称其不适宜领兵北伐；王濛则给桓温写了封信，称殷浩的学识足以能使其从容应事，其本领与时人的赞誉是相当的。
就这样，到了永和九年秋，连纸上谈兵都很困难的清谈大师殷司令率军七万出发了。
出发时，殷浩刚上马就下马了，怎么呢？因为摔下来了。是凶兆，还是他压根儿就不会骑马？总之，最后的结果是还没看到洛阳的影子，殷浩就以名士之性情逼反了晋军先锋羌族首领姚襄，在其反戈一击下，殷浩大败而归。
桓温名温，可不温柔。
此时，落井下石名正言顺，于是上书朝廷，请废殷浩为庶人。
会稽王司马昱从了，贬殷浩到东阳信安。这还不算，桓温还放出风去：“少年时，我与殷浩曾同骑竹马，殷浩每次骑的都是我丢弃的，以此来看，和我相比，他终处于下风呀。”
被废信安的日子，清谈大师殷浩没了清谈伙伴，以读佛经度日。
闲暇的时候，殷浩便是生闷气，既有对桓温的恨，更有对司马昱的怨，每每对侍从说：“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意思是：我顺着你（司马昱）的梯子爬上去了，现在可倒好，你把梯子给撤了！
日子如此憋屈，逼得殷浩终日在空中比画着写字。
大家很好奇，但又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后有好事者窃视，顺着他比画的字迹，模仿着比画，得出四字：“咄咄怪事。”
这是一个清谈家的命运。
总之，我们认为他神经了。
不过，也莫嘲笑殷浩，谁又不是这样？
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还没为什么痛哭过，人生就到眼前这一步了。
在那个时代，以清谈名士的身份率兵出征完败而归的例子很多，殷浩只不过是最典型的一个。咄咄怪事，后来被指称难以理解的事。事情怎么会这样？殷浩感到茫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做个闲来无事的清谈家多好！
当年，殷浩隐居丹阳家人墓所的时候，总有建康名士来拜访他。
有一次，来的是王濛、谢尚、刘惔。聊天中，三大名士感觉殷大师确实有绝尘之意。
回建康的路上，王、谢颇为感叹：“殷浩大师不出山为官的话，叫天下的苍生怎么办？”
一时间，朝野上下竟以殷浩比作管仲和诸葛亮，以殷浩出不出山来判断东晋的兴亡。真是太过分了。现在看来，这是在害殷浩啊！把他架到炉子上烤。殷浩后来终于惨败，说这话的那些人都哪儿去了呢？
当然，更大的责任得由他自己承担。
一直欣赏殷浩的王濛当初评道：“此人不但长处胜人，在对待长处上也胜过别人。”看来此话不实。
事情还没完。
后来，桓温良心似乎有所发现，觉得对自己的这个少年玩伴太狠了，于是想起用其为尚书令，并修书与殷浩。后者很惊喜（可能真是寂寞难挨了），既想答应桓温，又想在信中表现出一种不在乎的样子，于是在措辞上修改了半天。
后来，殷浩终于写完了，把信纸装进信封，但又不放心，拿出来再看一遍，如此反复多次，以致最后清谈大师完全把自己搞迷糊了，竟忘了把信纸装进信封，导致桓温收到一个空信封。他以为殷浩是在讽刺自己，于是大怒，从此再也不搭理这个少年伙伴了。
公元356年，留下了“咄咄怪事”和“拾人牙慧”两个成语后，已经神经了的殷浩，孤独地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