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郭林宗即郭泰，太原介休（今山西介休）人，东汉后期的太学生领袖。
郭泰身高八尺，容貌魁伟，满腹经纶，是个美男子，到都城洛阳游学后不久，便成了太学生当中的偶像。后来又得到李膺的推崇：“老夫见过的才俊多了，但像郭泰这样的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身材高大、面相英俊的郭泰，由于学识佳，又极富口才和洞察力，受到李膺等前辈力荐后，名声更大，清议推为第一。
桓帝时期，宦官当权，朝野污浊。
在这种背景下，李膺和郭泰达成了合作协议，联起手来对付这种局面。那一代士人希望用言论去改变世界。他们使用的最主要手段是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因为，到了东汉后期，用语言品评人物，已形成风气；而且还是一种利器。一个人获得怎样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他的仕途和人生走向。
在李膺和郭泰的策动下，李膺的官邸和郭泰所在的太学成为清议时局、品评人物的两个中心。
宦官们不干了。
他们去桓帝那儿告状，桓帝便把李膺等人关了起来。
和李膺比起来，郭泰算是比较幸运的，虽是太学首脑，但没被冲击。
仔细查之，可能是因为他的言论比较委婉，没达到李膺那种“危言骇论”的地步。虽然最后没被牵连，但郭泰已洞察到时局的险恶，这所有的一切已形成顽疾，仅靠朝中大臣和学生们的努力是无法扭转的。
东汉王朝需要的是一次狂风暴雨般的冲击。
郭泰带着自己的遗憾，离开洛阳踏上了回乡讲学之路。
辞别洛阳时，前来送行的名流的车辆超过千乘。回乡后，从郭泰游学的弟子多达几千人。
郭泰是陈蕃、李膺死后东汉后期影响力最大的人。同郡名士宋冲称其名望：“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
郭泰离开了洛阳。
那是大动荡即将到来的年代。
当时的很多人都有一种末世心怀。郭泰退居故乡后，也曾这样说：“吾昼察人事，夜观乾象，天之多废，不可支也。”
在这样的时代前夜，很多士人经历了由儒学转向玄学的变化。
他们返身而行，与庙堂渐行渐远，向着个体生命的深处回归。过汝南时，郭泰拜访了袁奉高，即袁阆，来去匆匆，只待了一小会儿；到了黄宪那儿，却住了一两天。
有人问其中缘由。
郭答：“黄先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仿佛碧波荡漾的大海，沉淀后不改清澈，搅动后不会浑浊，他的德才的深度和广度实在是难以测量啊！”
郭泰做得多少有点过了。
其实，人家袁奉高也是有来历的。
他是黄宪的玩伴，是推举陈蕃出山的人物。
当然，郭泰有他的理由：袁虽有名声和高洁之心，但毕竟是小德小才，甚至在他看来，袁的德才用一个勺子就可以舀起来。也就是说，他在袁、黄两家停留的时间，与主人的德才的高深程度是成正比的。
继续说黄宪、郭泰。
黄叔度名宪，老爸是个兽医，但正是这个兽医的儿子，跟郭泰，以及南方的徐穉，并称当时三大隐士。
一般来说，乱世隐，盛世仕。但东汉不是这样。无论是这个王朝初期蓬勃发展时，还是中期乱象初生时，再到末期无法收拾时，都流动着一股壮观的隐逸潮流。这就是东汉在士人隐逸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原因。
东汉历代皇帝都非常尊重隐士的传统，映照在社会上，使当时有一种“以不仕为德高”的隐逸情结。这种传统与王朝之初出现的巨隐严光有直接关系。
一般来说，王朝更迭时，往往社会会发生大动荡，这时候就会有一批人出山建立功名，另一批人入山避于林泉。而新王朝建立后，皇帝为展示宏大气象，同时也是出于考虑百废待兴的国家的恢复目标，就会征召隐士出山参与王朝的巩固与建设。刘秀即如此，所以东汉之初，全国各地都贴着征召贤良的公文。
有很多隐士确实重新返回了岗位。但最有资格的严光却拒绝了。
他是皇帝的老同学，早年曾和刘秀一起在长安读书。刘秀曾亲自去请严光，但后者高卧不起，刘秀上前，抚严光腹部，说：“子陵！不肯出山相助，为何？”
严光睡而不应，过了半天，慢慢睁开眼睛：“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强迫！”
刘秀说：“子陵！我竟不能请你出山吗？”于是叹息而去。
刘秀仍不放弃，又请严光到皇宫，两人长卧回忆往事时，严光将脚搭在刘秀的肚子上，皇帝也没有脾气，但仍无法说动严光。
严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纯粹的隐士。
他的隐逸与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价值观。
最后，他离开洛阳，返回富春江，在那里以垂钓度过余生。严光对后世士人影响极大，成为东汉以后隐士的标杆。北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但后世对严光于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有严厉批评。总结起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
面对这样的指责，严光就真的需要低头吗？
当然不必。他的个人选择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
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更多是来自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
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对东汉后期来说，政权的无望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导致了隐逸风尚的出现。
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
于是，出现了黄宪、郭泰和徐穉为代表的“汉末三隐”。
黄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很多名士见了黄宪，都“茫然有所失”，除了郭泰的赞美外，名士周子居亦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假如黄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陈蕃，东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黄宪名气之大。
实际上，当时黄宪既没说过倾世之言，更未过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在东汉后期的三隐中，郭泰居北地，黄宪居中原，南方的隐逸代表，则是徐穉。
唐代王勃在千古一赋《滕王阁序》中说：“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塌。”徐孺即徐穉，也就是受到陈蕃礼遇的那位。
徐穉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但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对时局的判断，所以坚持不仕，拒绝了陈蕃的出山邀请。
但陈蕃回到朝廷工作后仍向皇帝推荐了徐穉：“我见豫章隐士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都是高德之士，为世人所知，如果请他们出山，出任三公，将是国之大幸。”
桓帝下诏征五位隐士入朝，但没有一个肯出山。
徐穉在山中读书、耕种、自食其力，在其影响下，当地民风淳朴清正，世所罕见。这是隐士的力量。
徐穉虽然守志隐逸，但心中不忘那些推举过自己的人。
在陈蕃来之前，太尉黄琼已举荐过他了；后黄琼去世，徐穉从江西徒步赶往江夏吊唁，因为身上没盘缠，所以一路以给人磨镜子挣出路费。
在江夏，参加葬礼的名士很多，包括郭泰。
但徐穉哭完就走，郭泰叫人追赶，谈到东汉时局，徐穉告诉来人：“请替我向郭林宗致谢，大树将倾，非一绳可以维系。”
及至郭泰的母亲去世，徐穉又千里迢迢地从江西赶往山西。古代时这一路上经历多少磨难，是可想而知的。到了山西，徐穉在郭母墓前放了一束春草，并未见郭泰而返回南方。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关于刘备，无须多说，他的仁慈，他的虚伪，他的重哥们儿义气，他的时而流露的诡计。这里说的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而不是《三国志》里的。
在这里，曹操问裴潜：“你当年与刘备在荆州刘表手下共事，觉得刘备的才能如何？”
裴潜，字文行，同样来自山西闻喜的裴氏家族，是裴秀的父亲。初投刘表，及至曹操下荆州，裴潜入其幕，后累至尚书令，成为朝廷重臣。在世之时，他以清正廉洁著称；同时，又善品人。正因如此，遂有曹公之问。
裴潜是怎么回答的？
裴潜说：“我觉得吧，如果让刘备据中原京城之地，他未必能进行有效治理，只能把事搞砸了；但如果让他把守边关险地，倒有可能成为一方霸主。”
曹操抚掌大笑。
说到刘备，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年轻时靠卖鞋为生，一下子碰到黄巾之乱，趁机找了两个帮手，以镇压起义为契机，又打出皇叔的名号，一举闯进三国大时代。
《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写成了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特长就是仁慈加上讲义气，同时还不怕麻烦，三顾茅庐请出个诸葛亮，随后一切都靠军师了。后来，为了给两个弟弟报仇，在彝陵被陆逊打败，最后死于白帝城。
小说的作者之所以削弱刘备的能力，显然是为了突出已近乎“妖”的诸葛军师。
但是，天下三分有其一，刘备当然不是纸糊的。而且，关键的入蜀之役是刘备自己打的，诸葛亮虽也发挥了作用，但总的来说只是小打小闹。曹操已算雄杰，赞赏之人不多，但仍称刘备为英雄，周瑜则称之为枭雄，可见刘备还是很有才华的。
本条中，裴潜虽没有给刘备一个更高的评价，但也没有否定刘备，其评价正好点出了后来的事实：刘备无力在中原发展，只好往西南伸触角，最后倒也算是一方霸主。
说到刘备之蜀国，其最后结果是公平的。
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弄了个皇叔当当，并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号，乍一看会觉得：呀，您是正根儿，大家都跟您混了。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王朗那段，也着重提到了汉朝的正统性，指责王朗身为汉臣，不应助曹篡汉。其实人家王朗说得才对，汉朝气数已尽，天总是要变的。换句话说，在当时，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已经没号召力了。
在那个必将垂青于新天地的时代，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刘备都不占。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国家只能早早被灭，他也只能做到裴潜所说的“一方之主”。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东晋时，中书令诸葛恢跟王导各谈家族的荣耀。
因为两个家族都来自琅邪郡，一个是琅邪阳都，一个是琅邪临沂。王家虽是东晋首席，但跟资格老的诸葛家比，仍算是新出门户：“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
王导说：“自是王家厉害，当今天下，都称‘王、葛’，而不称‘葛、王’，这便是最好的证明。”
诸葛恢到底是诸葛家的后人，聪明且口才好，跟了句：“王丞相，你的意思是排在前头的就一定优秀？”
王导点头：“当然。”
诸葛恢说：“据我所知，谈到马和驴，天下人都称‘驴马’，而不称‘马驴’。驴排在马的前头，难道驴胜过马？”
诸葛恢钻了逻辑的空子，他先设下一个定式，令王导承认，然后又于逻辑上进行推理，得出答案。
但无论如何，诸葛家在三国时代，属于第一流的名门大族，三兄弟诸葛瑾、诸葛亮、诸葛诞分别在吴、蜀、魏三国为高官，诸葛诞在魏国为扬州刺史、征东大将军；诸葛瑾在吴国为大将军，领豫州牧；最显赫的当然是蜀相诸葛亮。
有此辉煌前辈，诸葛恢自然不会在王家面前低头：与诸葛家比起来，你们王家算什么？一个诸葛亮就顶你们家族一捆人吧？所以诸葛恢的骄傲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葛王、驴马的排名，只是跟字的发音有关。
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说：“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后，如夏商、孔颜之类。则必以平声居先，仄声居后，此乃顺乎声音之自然，在未有四声之前，固已如此。故言王葛、驴马，不言葛王、马驴，本不以先后为胜负也。如公谷、苏李、嵇阮、潘陆、邢魏、徐庾、燕许、王孟、韩柳、元白、温李之属皆然。”
现在，就说说诸葛亮吧。
诸葛亮确实伟大。但是，也没有伟大到无边的地步。
关于诸葛亮的履历，无须多讲，他二十七岁时出山，虚岁五十四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诸葛亮在后来被看作智谋的化身，是因为小说的渲染和夸张。按正史记载，他的作用没那么大，很多著名的战役并不是他指挥的：赤壁之战，大破曹操，统帅是周瑜；三国局面的创立，进兵西蜀，基本上是刘备的事儿。
现在看来，诸葛亮只能算个战略家（如《隆中对》的畅谈），而不是个战术家。刘备死后，诸葛亮以北伐“恢复汉室”为己任进攻魏国，战术屡误，得不偿失。
在北伐行军路线上，诸葛亮始终坚持“兵出陇右”的原则，以求陇右与汉中形成掎角之势，步步为营地渗透魏国。
魏延则建议出奇兵直插长安。
刘备在时，对魏延甚为器重。当初始入四川，选大将镇汉中，人们都以为必是张飞，而刘备却选了魏延。刘备为魏延送行，问之：“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魏延回答：“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蜀国后期，魏延作为第一大将，始终不能发挥全力。这跟诸葛亮的压制有关。
魏延想自带万人，出子午谷，向长安疾进，跟诸葛亮双管齐下，但一次次被拒绝。魏延性傲，而诸葛军师只喜欢听话的部下。
二人的矛盾，不在于采取魏的奇兵计划后是否真的可以胜利，而在于它折射出一个命题：在军事上，在战争中，作为一方统帅，是不是应该具有冒险的勇气？或者说，冒险精神是不是一个统帅所应该具有的素质？
答案是肯定的。
后来，魏国邓艾伐蜀，出阴平小道以奇兵攻略成都一举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
作战中，你不可求事事皆有完全把握，以其为行事标准，只能步步受限制，进而说明指挥官的愚蠢和无能。
诸葛亮对魏延的计策不以为然，认为夺取长安后，会马上陷入包围中。
其实，兵下长安的意义在于“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威慑效果（魏国内部都已觉察到长安的重要和危险，才有魏明帝亲自坐镇长安之举）。在魏国内部权力层（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争斗背景下，攻下长安可以出现新机会。
况且，攻略长安后，出关中，东进洛阳，地势多为一马平川，行军效果远远要好于从四川出陇右，但诸葛亮就是不愿意冒险，盲目相信兵出陇右的好处（所谓进可攻，退可守，保险系数大）。
既然如此也罢，那你经营好了。
可事情又并非如此。
魏国军事力量之所以强大，关键一点就在于“屯垦”政策的成功，使每一个桥头堡阵地都有丰厚的粮草作为后盾。对于魏晋统帅，这已形成传统：曹操、邓艾、羊祜、杜预统军时都如此。
诸葛亮呢？
兵出陇右后，却于军队“屯垦”方面毫无建树。
诸葛亮只依靠后勤的远道运输（可是蜀道难啊），而粮草一旦接济不上，就被迫退兵，导致一次次劳而无功，即使后来颇为自得地发明了所谓“木牛流马”，也于事何补？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这是个貌似感受双方人品的故事，但也不一定。
华歆字子鱼，是平原高唐（今山东德州）人，曹操的谋主荀彧死后，他出任尚书令；曹操又死，华成为曹丕身边的重臣。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当皇帝前，华歆曾带人逼宫，把汉献帝从座位上拉下来，并警告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傀儡顺应天下大势，将皇位禅让给诗人曹丕。汉献帝知道，这华歆虽然岁数很大，但却是个厉害角色，当年曾奉曹操之命带兵冲进后宫，把躲进夹壁墙的皇后扯着脖领子揪出来。
终于，在华歆、王朗、贾诩三人的协助下，曹丕通过接受禅让的方式得到帝位：汉朝四百年的江山就此了结。
禅让大礼举行当天，洛阳南郊人山人海。
此时，华歆不仅是禅让大礼的现场总指挥，还兼着司仪的角色。在华歆拟定的程序中，曹丕有点不好意思地一步步登上高台，当场拜华歆为司徒。曹丕篡汉虽有华歆的功劳，但禅让仪式上，华歆的脸上始终没有笑意，同样如此的还有陈群。
后来，在一次宴会上，曹丕问华歆和陈群：“那一天，你们似乎都不怎么高兴。夺取汉室江山的过程中，你们是帮我的。但为什么成功了，却又板着脸呢？”
华歆微笑，示意陈群回答。
陈群说：“作为您的属下，在顺应天意、奉命行事的过程中，我们自然要尽力。但是，作为汉朝之臣，在那天，不冲您瞪眼就不错了。”
华歆继而大笑，说：“陛下，正是如此！”
这是虚伪吗？或者说，他们这大臣当得，非常职业化。无论如何，从华歆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冷酷的一面。不过，这并不是他性格的全部。其实，他是个很好的官吏，为官几十年，特别清廉，家无余财。
华歆最大的特点，应该说还是做事理智果断，有始有终。
在他年轻时，有一次，跟荥阳名士郑泰同行，路遇一老者，请求同行。郑泰见其可怜，就要带着他一起走。华歆反对，理由是：路途危险，一旦发生什么，就不能扔下他。意思是，如果不能完全对老者负责，就不可轻易许诺。郑泰不听。后来，老者掉进枯井，郑泰便想扔下走人，被华歆制止。
上面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一次，华歆和王朗坐船逃难，有人想搭船，被华歆拒绝。王朗说为什么不可以，船上还有地方啊。后来追兵迫近，为加快速度，王朗想扔下搭船的人。华歆高声道：“安可如此！最初我拒绝他，正是担心眼下的情况出现。你既然已把他搭救上船，现在又怎可扔下他不管？！”
总之，在上面的故事中，华歆是超越了汉末另两位名士王朗和郑泰的。可是，由于眼神不好的管宁的出现，华歆的形象几乎完全毁了。
管宁是北海朱虚（今山东安丘、临朐东南）人，据说是春秋时的大人物管仲的后代。他少年家贫，喜好读书，凿壁偷光，昼夜不舍，而心性淡泊。华歆知其名，便前来相会，两个人都很崇拜陈寔，一来二去成了伙伴。
有一次，华、管二人在菜园子里锄地，地上有一小片金子，管宁理也不理，继续玩命挥锄；华歆则把金子拿起来端详了一下才扔掉。
后人解读该故事，多以为华歆爱财。其实，故事所讲的，跟钱财没什么关系，所涉及的，乃是人心是否被外物所累的问题。最后的结论，似乎指向管宁不为外物所累；华歆相反，内心有杂质。
真的是这样吗？
接下来，又出现了“割席断交”事件。
管宁和华歆在室中读书，窗外有喧嚣声，所过之人鲜衣怒马。前者不为所动，后者跑出去看个究竟。于是，管宁把席子割断，又来了句“子非吾友”。
无论如何，人们决定把荣誉全部给管宁，管宁就是想做官也得犹豫了。
魏文帝曹丕在位时，华歆两次推荐管宁效力国家，皇帝曹丕甚至亲自征其入朝，但都被管宁拒绝了。这样也好。但是，如果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管宁比华歆高尚，那么就有点问题了。说到底，只是人生志向与趣味不同罢了。
在万马奔腾的三国时代，学成后是选择野居避祸，还是选择济世安民？
华歆选择的是后者。早年董卓暴乱，华歆曾游说袁术讨董，袁术迷糊不从，他便追随孙策、孙权。曹操爱其才，叫汉献帝下旨，将其调到许昌，他欣然从命。虽有这样的经历，你不能认为他反复无常，他只是在用行动实现着人生抱负，寻找着能发挥最大能量的地方。
还是看看同代人对华歆的评价吧：
魏文帝曹丕：“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
诗人曹植：“清素寡欲，聪敏特达。存志太虚，安心玄妙。处平则以和养德，遭变则以断蹈义，华太尉歆也。”
东汉广陵太守陈登：“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
曹魏陈群：“若华公，可谓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三国志》作者陈寿：“华歆清纯德素……诚皆一时之俊伟也。”
顺便说一句，后来华歆曾给出祁山北伐的诸葛亮写了封信，从天时与人和的角度劝其歇菜，还是与民休息、倾力建设蜀国更妙。正在气头上的诸葛军师，没有搭理他。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山涛，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说起他，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嵇康写的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
当时，山涛推荐嵇康为官，被嵇康拒绝。其实，嵇康只是借此信表明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立场，而非真跟山涛绝交。嵇康被司马昭斩杀前，他跟探望自己的儿子嵇绍说：“别害怕，有你山涛伯伯在，你就不会是孤儿！”
山涛出仕过两次。
第一次出仕，在山阳为官，由此结识嵇康、阮籍，三人结金兰之好，并入竹林。后来，山涛弃官归乡，便有了本条中嵇康、阮籍的造访。
事情大概如此：一日清晨，阮籍醒来，觉得很郁闷，便独自驾车从洛阳郊外奔向河内郡山阳县拜访嵇康。二人碰头后，又从山阳转奔山涛家。到达山涛家时已是下午，三人畅谈，天色渐晚。
此时，山涛的妻子韩氏叫下人带话给山涛，说酒肉已准备好了，一定要把二人留下来过夜。
山涛把想法说了，嵇康和阮籍互相看了一眼，前者说：“好啊，睡一宿就睡一宿吧，明日再走不迟。”
韩氏之所以要留下二人自是有原因的。
自从山涛认识了嵇康、阮籍后，她就觉得老公有些冷落自己，心里便念叨：几个男的走得也太近了吧？一天睡觉前，韩氏便以此事问山涛，后者回答：“在心中，被我认为是真正朋友的，唯嵇、阮二人啊！”
韩氏说：“古时候，负羁之妻也曾悄悄观察过狐偃、赵衰，我也想偷偷看一下你天天夸奖的这两个人，你看行吗？”
山涛大笑：“有何不可？”
现在，嵇康和阮籍乘车前来拜访山涛，正是个机会。
到了晚上，韩氏透过墙上的小洞窥视嵇、阮二人，顿时被迷住了，只见嵇康身高近乎八尺，如玉树临风；阮籍虽没嵇康高大，但松颜鹤相，颇有得道仙人的气质。
在屋子里山涛与嵇、阮通宵畅谈，韩氏则两眼看得发痴，久久不能离去。
转天，在送走嵇、阮后，山涛问老婆：“昨天看够了吗？这两人如何？”
韩氏不好意思地说：“好像还没看够！”
山涛说：“你觉得我跟他们比如何？”
韩氏说：“我觉得，你的容止与才华，比不上他们俩；之所以跟他们成为朋友，靠的是你的见识和雅量。”
山涛：“正是此话，他们二人也常说我在这方面超过他们！”
知夫者，妻也。
竹林七贤中，山涛岁数最长，少年家贫，正如韩氏所说，山涛为人深沉、宽厚，而有雅量，不露锋芒。山涛参与竹林之游也比较低调，很少像嵇康那样撰文明志，或像阮籍那样写诗抒怀。
后来，有人问王衍：“山涛所掌握的玄学义理怎么样？他本人又是什么样的人？”
王回答：“此人不肯以清谈家自居，虽不读老庄，但言谈往往与老庄之道相合。”
王戎曾这样评价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山涛入晋后位至司徒，并长时间负责为朝廷选拔人才的工作，很多晋朝大臣都是他选拔和推荐的，年过七十仍办公不辍。
值得一提的是，山涛有远识，认为全国虽然统一，但各州郡武备不应荒废。这在西晋之初是非常清醒的看法。
只可惜，晋武帝司马炎没听他的。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魏晋时，尤重人的容貌、气质、风神，并第一次在生命的个体中注入了审美意识，人们不惜用最为光洁、鲜亮、美好的词语去形容人的容貌、气质和风神，请看《世说新语》中这些原汁原味的说法：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有人叹王恭形貌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本条中，对嵇康的描述更具代表性：嵇康身长七尺八寸。以此推算，其身高在一米八以上，再配以“萧萧肃肃，爽朗清举”的举止，“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的气质，难怪“风姿特秀”，冠盖魏晋。
而山涛的形容更惹火：“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样的形容，可以说把人的想象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起来。
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东晋时，权臣桓温北伐，登城楼远眺，感慨地说：“中原百年陆沉，王夷甫诸人难辞其咎！”
谈及西晋的灭亡，人们想到的第一个词便是：清谈误国。
随后，首先想到的人是王衍，即王夷甫。为什么？因为他下场不好，被羯族领袖石勒俘杀，所率晋军全军覆灭。也就是说，有了这样的坏结果，然后再进行反推，看：清谈误国吧？
其实，叫王衍以一人之身承担整个时代的动荡是不公平的，而且他也承担不起。
王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跟从兄王戎一起，把山东琅邪王家的荣耀引入新层面。二人都做到了宰相级别的官。其中，王衍官至太尉。
说实在的，王衍的清谈功夫不是最好的，比如他就曾受到裴的轻蔑，当时名士燕集，裴对王说：“我们家族的裴楷为一世之模范，他的好名声怎可计量呢！”
王衍便亲切地称其为“卿”。
裴笑道：“我可以成全你这个志向！”
而且，王衍也未能像何晏、王弼、郭象那样留下理论著作，其玄学根基往往取自他人，自己没什么独特见解，因义理总是变化，被称为“口中雌黄”。
但是，这并不影响王衍是个清谈的符号式人物。意思是说，王衍虽不是顶级清谈家，但其综合实力指数却很高：
魏晋名士首先讲究的是容貌、风神，这两方面，王衍都很突出。王戎曾形容过王衍：“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是讲他的气质和风神的。
至于王衍的容貌，则被这样形容：“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说通俗点就是，王衍长得特别，擅长清谈玄理，经常手里拿着一把玉柄拂尘。而且，他的皮肤还特别白皙，跟拂尘的玉柄没什么区别。用《名士传》里的说法：“王夷甫天下奇特，明秀若神。”
名士还讲究雅量，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随便举个例子：
名士魏顗为会稽郡山阴县令，同乡孔沈、虞球、虞存、谢奉并称四族之杰，或长于清谈，或长于写作，或长于学术，每个人都有一处特长，只有魏顗没有什么突出的特长。有一次，虞存嘲笑他：“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就是说，我跟你约法三章：“若与你清谈，则当同死罪；若与你侃文学，则受刑罚；至于钻研经典，讲谈学术问题，就抵罪！”
意思很明显了：对那几件事你并不精通。
但魏顗听后怡然而笑，并无生气之色。这就是雅量。
这方面的例子，王衍表现得也不错：一次，他与裴氏家族的裴邈发生矛盾，后者想给王衍点颜色看看，于是就总挑衅，但王衍并不接战。裴邈跑到王衍家骂街，想以此让王衍回击，引起舆论的指责。王衍依旧非常从容，看到暴跳如雷的裴邈，慢慢地道：“裴邈白眼儿，你又在发狂吗？”
还有一件事更有意思：
在一次聚会上，王衍看到一个族人，想起多天前曾托他办事，但到现在还没消息，于是随口问：“托您办的事怎么样了？”
应该说这话没犯歹，但却不知那族人为什么怒了，随手抄起个饭盒就朝王衍的脸砸来。
幸亏王衍躲得快，否则还真就被破了相。王衍被丢饭盒后依旧很平静，似乎没什么话要说，只是转身洗了把脸，拉着从弟王导同车回家了。
晋武帝司马炎曾问王戎：“我听说你的从弟王衍具备一切名士的特点，有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王戎说：“有。”
皇帝问：“谁？”
王戎说：“在古书里可以找到这样的人物。”
魏晋清谈经历了四个高潮期，一是曹魏正始时期，二是曹魏竹林七贤时期，三是西晋元康时期，四为东晋永和时期。
元康是晋惠帝司马衷的年号，起止时间从公元291年到公元299年，贾后通过张华等大臣施政，使这八九年比较安定。此时，“洛水之戏”已成为清谈的代名词。名士们在洛阳城外的洛水边心游太玄。王衍既是参与者，又是攒局者。
王衍虽然是全能名士，但在家里非常怕老婆。
王衍之妻郭氏和贾充之妻郭槐并称洛阳两大恶女，前者是后者的从妹。贾充和王衍，都以怕老婆著称。贾充敢叫人把魏国皇帝杀了，但却不敢惹自己的老婆；王衍呢，更是怕家里的这位，到什么程度呢？这样说吧，在外面清谈时，王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一回到家，舌头就不跟劲了。
郭氏笨拙而凶悍，多贪欲，聚敛无厌，又喜欢横加干涉别人的事，搞得王衍很头疼，但又没什么办法。
一天，因批评嫂子连路上的马粪也不放过而险些遭痛打的王澄给哥哥王衍出主意：“我们的老乡幽州刺史李阳正在洛阳述职，这李阳广交豪杰，为人很是野蛮，被称为京都大侠……”
王衍：“我听说过此人，怎么？”
王澄在哥哥耳边窃窃私语一番。转天，洛水边的清谈结束后，王衍没急于回家，而是等天色完全黑透后，才不紧不慢地溜达回去。
一回家，郭氏就问：“你怎么才回来呢！”
王衍说：“不行？”
郭氏一愣，心想胆子大了。
王衍说：“今天在洛水聚会，李阳也参加了。”
郭氏：“李阳？！他都说什么了？”
王衍先把郭氏的缺点陈列出来，然后说：“不光我说你这样不好，就连李阳也说你这样不好。”
听了这话后，郭氏陷入沉默。
还别说，从此以后，郭氏老实了许多。
将郭氏摆平的王衍，在外面清谈起来更畅快了。不过，这种生活随着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到来而骤然停止。
八王之乱中，众多名士遇难，随后的永嘉时代，把这种残酷推向极致。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匈奴首领刘渊死了，刘聪即位，这是一个既花天酒地又野心勃勃的人。他派石勒、刘曜﹑王弥和呼延晏连续袭击洛阳地区，尤其是石勒的羯族骑兵所向无敌。
西晋朝廷商议迁都。
有人建议到长安，有人建议到豫章，有人建议到建康，均遭王衍反对。在此之前，他向朝廷推荐了弟弟王澄和从弟王敦，分别出镇荆州和青州，并跟他们说：“时局危险，是为三窟。”
这是引用“狡兔三窟”的典故作比方。
但狡兔王衍为什么不走？没有人知道。也许他太留恋洛阳的一切了：洛水之畔，伊水之滨，春日迟迟，清谈玄虚，这种生活他已经习惯了。
总之，在一次朝廷会议上，王衍大怒，嚷嚷道：“你们谁愿意走谁走，我反正死也不离开洛阳。”
当然，在没死的时候，他还是离开了洛阳。
这一年岁尾，石勒的骑兵再次向洛阳逼近。掌握朝政的太傅司马越拉上身为太尉（最高军事长官）的王衍，以迎击石勒为名，率十万士兵离开了洛阳。
这是一支奇怪的军队，既像是去寻找石勒，又像是借机离开洛阳这个灾难中心。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春，司马越因病死于行军途中。此时，军中的最高统帅是太尉王衍。王虽不懂军事，但脑子不糊涂，知道这种时候不能发丧，于是封锁消息。但消息最终还是走漏了。
当年四月间，在河南苦县宁平城，石勒率领的羯族骑兵终于把王衍带领的十万人追上了。
场面相当悲惨：西晋的士兵多是步兵，军中又有不少司马越的幕僚及其家属。而最高军事长官王衍又不懂军事，你说这仗怎么打。
石勒先是下令万箭齐发，随后又率骑兵冲杀，十万晋人被全歼。
包括王衍在内的一大批王公大臣被俘，随后一同死难了。具体到王衍，死得很惨：石勒命人推倒土墙，把他活埋了。而后人又在黄土上给王衍扣了顶重重的帽子：清谈误国。
早年时，王衍的父亲为平北将军，有公事报至首都洛阳，但差人笨嘴拙舌，面对羊祜、山涛这样的高官，似乎太紧张了，越说越乱，最后也没说清楚。
王衍时在洛阳，知此事后就从差人那儿问了个明白，然后一人去拜见羊祜、山涛。
那时候，王衍才十四岁，聪明灵秀，风神洒脱，嘴皮子尤其利索，在两位高官面前丝毫不紧张，所言之事，清楚流畅，条理分明。
山涛惊奇，完事后，拉着小王衍的手打量个没完，情不自禁道：“生儿子不就应当像王衍这样吗？”
羊祜在座，冷冷地说：“此人善谈，必将以盛名处当世大位！然败俗伤化乃至乱天下者，肯定也是他！”
而少年王衍对羊祜颇不以为然，甩袖而去。
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清蔚简令。”“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恬和。”“桓温何如？”曰：“高爽迈出。”“谢仁祖何如？”曰：“清易令达。”“阮思旷何如？”曰：“弘润通长。”“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远何如？”曰：“远有致思。”“卿自谓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至于斟酌时宜，笼罩当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魏晋年代，品评人物之风大为流行，这种时尚发端于东汉后期的桓灵之时，后来成为名士社交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条则最具代表性：
宰相司马昱问名士孙绰，以下诸人如何，孙答：刘惔清简、王濛温恬、桓温高迈、谢尚清令、阮裕弘通、袁羊清便、殷融远致。
司马昱又问孙绰自己如何。
孙答：“我擅长的，都比不上诸位贤达；至于考虑时势，把握全局，大多也赶不上他们。虽然不才，但仍常寄怀于高拔玄远之境，赞美古代的《老子》《庄子》，情寄玄远，不让世事打扰心志，自认为这种高拔的情怀没什么可谦虚的。”
乍一看，孙绰在谦虚。但再一看，发现他一点也没谦虚。魏晋名士珍重自我、爱惜自我，这种健康美好的自信，是来自于生命的觉醒。
而且，魏晋之人心性坦荡，推人不避亲。
比如王衍，最珍爱和欣赏弟弟王澄，有人问他天下名士的排行，他说：“阿平（王澄）第一，子嵩（庾敳）第二，处仲（王敦）第三。”
再看：
王丞相云：“洛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王衍，此君特秀！”
王导的意思是，洛阳的舆论，都把我比作王承、阮瞻，我当然也很推崇这两个人。但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推重王衍，他风神秀彻，才能出众。
在这里，王承（来自太原王家，而非琅邪王家）和阮瞻属于外人，而王衍属于王导的族兄，按后人的想法，在这里应该谦虚一下；但实际上王导没有谦虚，依旧推重自己的族人王衍。
继续看：
有人问侍中袁恪之：“殷仲堪何如韩康伯？”也就是说，殷仲堪和韩康伯比，谁更强？恪之答：“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意思是，两人义理上的成就，优劣难分，可门庭闲静，名士风度，这一点，殷仲堪比不上韩康伯。所以，后来，殷仲堪在哀悼韩康伯的诔文上这样写道：“柴门白日闭，清幽庭院闲。”
王恭曾问谢安：“支遁法师与我祖父（王濛）相比，怎么样？”
谢安答：“王长史玄谈，意趣清新。”
王恭又问：“和刘尹（刘惔）比怎么样？”
谢安答：“哎！刘尹才能出众。”
王恭说：“如您所言，法师比不上他们吗？”
谢安答：“这正是我的意思啊。”
品评之风虽发端于东汉后期，但当时多关注人的道德层面，到魏晋时则更多地落在人的形貌、风神、气度上，这个微妙的转化说到底是对个体生命之美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关照和肯定。反过来，在这种时尚下，人人都注重自己的风神。
戴渊是扬州人，少好游侠，经常带人蒙面伏于芦苇荡，于江淮间抢劫过往客商。
有一次，碰到陆机由江东返回洛阳，带的东西很多，装满了船头，一下子就被戴渊给瞄上了。戴渊于岸边盘坐于胡床之上，舞剑调度，指挥着手下抢劫，动作潇洒，面色从容，所谓“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
陆机看个满眼，不禁于船头赞叹。
也就是说，在魏晋时，连一个强盗在打劫时都具有名士风度，一个时代的特质由此可见全豹。
可以说，在魏晋品评中，论者往往以鲜美光洁的词语来形容名士，本条中的“清简、温恬、高迈、清令、弘通、清便、远致”即是如此。
同时，对美的外貌进行深情地肯定。
因为魏晋之人最可爱的一点，就是他们不相信所谓“内在美”比“外在美”更重要。他们认为“以貌取人”是一件相当靠谱的事，一个人内在的东西，他的思想、精神、品质和风格，一定会通过外貌体现出来。
这种大胆咀嚼生命之美的时代，还有吗？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不觉至台门。魏晋人多有小名，连一朝宰相也很难不被叫来叫去的。
桓温的父亲桓彝，在路边窥视宰相王导：“都说阿龙洒脱，阿龙确实洒脱。”
洪迈在《容斋随笔》里以南宋人的视角去看晋人，颇不平：“呼三公小字，晋人浮虚之习如此。”
阿龙是王导的小名，在宋朝人洪迈看来，喊一朝宰相的小名是不可思议的，以此指责魏晋时人们的放肆。
可笑啊！
说的当然是洪迈。
有人说，桓彝呼王导小名，肯定是因为桓彝比王导岁数大。其实呢，两个人都出生在公元276年。
魏晋人的小名，多以“阿”打头，比如王戎小名叫阿戎，王导小名叫阿龙，王敦小名叫阿黑，王澄小名叫阿平，王恭小名叫阿宁，袁宏小名叫阿虎。
亲切如此，可复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