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孔文举即孔融，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第二十世孙，东汉灵帝时，以出身高门，被推举到朝廷做官，后为北海太守，代领青州刺史。
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绍骚扰青州，围城甚急。
但孔融一点都不紧张，开卷读书，一如往日。有的人在危情下不着急，是因为早就想好应对办法了；孔融的厉害就在于，在根本不知道怎么退敌的前提下，仍能做到谈笑风生。
有人说了：这不是个傻子吗？
这样说多少有点过分了，你让我们的文学家孔融怎么着呢？总不能求全责备，指望一代文宗还是个军政高手。我们应该谴责的是袁绍袁本初，就会捏软柿子。
还好，陷城前，孔融逃了出来。
三国时代，是权谋的时代。对于孔融来说，大约是很难应对的，哪怕他的智商非常高。
还是说小时候的一件事吧。孔融十岁时，跟父亲到首都洛阳。当时，能被重臣名士李膺接见，被称为“登龙门”，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小孩孔融不管这些，他一个人来到李府门前，对看门的说：“我是你家主人的亲戚，快去通禀一声吧！”
看门的见是个孩子，似乎不像在撒谎，便通禀给李膺。
入府后，望着孔融，李膺有些愣神：“孩子，你有没有搞错？我好像不认识你啊，你跟我有什么亲？”
孔融说：“我的先祖孔子曾拜您的先祖老子为师，所以我们是世交啊！”
李膺和周围的宾客互相看看，知道这孩子原来是孔子的后代。李膺很高兴，热情地款待了孔融。正在这时，一名叫陈韪的官员来了，有宾客悄悄把孔融刚才说的话转述给陈韪，陈大人听后矜持地摇摇头，说：“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就出色！”
孔融一直支棱着耳朵呢，马上转头应答，道：“想必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
陈韪顿时一脑门汗，李膺和宾客放声大笑。
接着说跑出青州的孔融。他带着家眷，一口气逃到了天子所在的许昌。
许昌的中心人物自然是曹操。但孔融不那么认为。他是孔子的后代，“建安七子”的领袖，又好为人师，所以没多久，他的寓所，就成了许昌最热闹的沙龙，每天都聚着一大批人，讲谈文学，品评人物，议论政治，推荐新人。
曹操有点烦。
曹操和孔融之间是互相轻视的。
孔融是孔子的后代，曹孟德不在乎；七子的首领，曹孟德不承认，那是他儿子曹丕的看法。孔融写的东西，让曹操不屑。
当然，对于曹操，孔融更看不上，这里面不仅包括曹操的出身，还包括曹操的为人。
许昌时代，孔融对曹操的政治多有责难，比如他反对曹操禁酒。东汉末年以来，世事纷纷，人们多以酗酒为乐或自我麻醉，荒废工作，再加上酿酒浪费粮食，于是曹操欲颁布禁酒令，自然有他的道理（能否真正实施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面对曹操的政策，孔融公开反对，写了一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引经据典，大说喝酒的好处，写得气势磅礴。文章一出，孔融自己也很得意。
在禁酒令中，曹操说酗酒会荒废政事，甚至有可能导致国家灭亡。
对此，孔融反问：古往今来，因美色而荒废政事直至亡国的也不少啊，难道因为有这样的事就得把男女之爱与婚姻废除了？
孔融的说法在逻辑上没问题，但仍是狡辩之理，所以后来曹丕在评论七子时说孔融的文章虽犀利，但“理不胜辞”。
孔融还反对曹操恢复肉刑。
当时天下大乱，多生罪犯，曹操想恢复汉文帝时废除的包括宫刑、黥刑、刖刑等在内的肉刑，以示威慑。
孔融坚决反对。
孔融举了司马迁的例子。
此外，他还拿曹丞相寻开心。
在征袁绍的战斗中，曹丕纳袁绍儿媳甄氏。针对此事，孔融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大意是：“武王伐纣，获妲己而赐予弟弟周公……”
曹操觉得无厘头，怎么来了这么一句？后来才发现是在讽刺自己和儿子。
多年来，对于孔融，曹操一直憋着气，又突然接到这么一封信，当时就气倒了。
除了最后一条，其余两条均是用正常的手段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无不妥；至于最后一条，虽有干涉曹家私生活的嫌疑，讽刺得比较损，但也不至于死罪。
让曹操憋着一口气的，不是孔融多次以书信形式责难当朝宰相，而是为什么我一有个风吹草动，你孔融就在一边窃窃私语，尤其一想到写这些书信时孔融那股自以为是的神色，他就更生气了。
这期间还发生了“祢衡事件”。
喜欢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孔融，推荐了愤青祢衡，后者因受曹操怠慢，而在一次夜宴上当场嘲讽了曹操。后来，有人传言祢衡的行为受到孔融的支持。曹操没对祢衡下手，而是把他打发去了南方刘表处。
曹操的目标是孔融。
他不担心孔融威胁自己的统治（当然很多人反对这个说法），他无法接受的仅仅是在首都有一个人，四海青年才俊皆以其为师；这个人的家里，每天宾客盈门，议论他曹丞相的活动，连自己的儿子找个姑娘也跳出来点评两句。
事儿麻烦了。
许昌是曹操的，也是孔融的，但归根结底是曹操的。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有人网罗孔融的罪名，当然也可以被认为是在曹操的指使下干的。于是，借此机会，曹操把孔融满门处死。
处死了？
对，处死了。在被逮捕之前，孔融听到了四条指责：
在北海为太守时，见皇室有难，招募兵丁，举动可疑；曾诽谤朝廷；虽为孔子之后，但不遵守礼仪，打扮不修边幅，嗜酒昏狂；曾口出狂言，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公然说，孩子的诞生，是父母情欲爆发的结果，所以当父母的没有恩于孩子。
最后一条一经公布，孔融便死定了。
“父母于子无恩论”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孔子的后代孔融说的。
从某种程度上，这句话比后来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更极端。这句话直接否定了“孝”的意义，而在中国的古代，王朝多标榜“以孝治天下”。
也有另一种可能，孔融说这话是因为对险诈的世道与人心不古的失望。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孔融说了那句话，“大逆不道”的罪名便成立了。
这是曹操要的。孔融被关进监狱后，给许昌、洛阳和长安的知识界造成巨大震动，人心惶惶。
孔融的两个孩子却很平静。
他们还不到十岁，父亲被逮捕的那天，两个孩子在庭院里游戏如故。面对公差，孔融自言自语：“希望这罪行到我这儿就打住，不要连累了孩子！”
大儿子站起身来，对父亲说：“爹爹大人，您见到过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窝里还有完整的鸟蛋吗？”
看着两个孩子，孔融低下头。
再抬头时，孔融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果然，孔融入狱没两天，两个孩子也被逮捕了。
孔融死前写下一首《临终诗》：“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通冥室。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好一个“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孔融作品的文学性虽一般，但毕竟学问和名气很大，被认为是建安时代的一代宗师。
生不逢时，生不逢时！这是对孔融悲剧的最大感怀。“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这是历史的评价。
若在清平的治世，孔融想必会干得更好；但逢三国乱世，并无政治、军事与谋略之长的他，在不与当权者合作的同时，又喜欢坐在一旁议论时政，自然不为曹操所容。
说到底，孔融之死是性格酿成的悲剧。
这危险的性格来自曹操，更来自孔融自己。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正月半试鼓，衡扬枹为《渔阳掺挝》，渊渊有金石声，四坐为之改容。孔融曰：“祢衡罪同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魏武惭而赦之。人性是复杂的，最能在曹操身上体现。
曹丞相是个矛盾体，他既有宽阔的胸怀、沉郁的情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短歌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又有不容人之处，如对孔融、对杨修的下手。
曹操所杀的，都是恃才傲物又终不能为自己所用的人。这样的人物往往都是轻蔑曹操的，包括被曹操借刀所杀的祢衡。
祢衡是平原（今山东临邑）人，口才好，恃才傲物。
祢衡来到许昌，自负才学的他本以为能一下子把许昌人震住，但没想到一圈转悠下来，没人买他的账。
祢衡很郁闷，觉得这许昌遍地都是白痴。
因为冥冥中，他始终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来历不凡，是天下奇才，所以眼前的现实让他光火。
这个倒霉的许昌，难道真的没有伯乐吗？
这样一琢磨，他便想到孔融。来许昌前，他就知道这座城市除了有个皇帝有个曹操外，还有个天下青年才俊皆以为师的孔融。
于是，找了一天，祢衡直闯孔府，嚷嚷着要跟孔融喝酒。
孔融为孔子之后，按说在尊奉儒家礼法方面，要起到表率作用。
但事实恰恰相反。在东汉后期那个环境中，他的一举一动都散发着旷达不羁的味道。他爱酒更是出了名的，所以祢衡话音刚落，他就说：“好啊，怎么个喝法？”
祢衡一愣。
这一年，孔融已经五十岁了，比祢衡大了足有三十岁。
这一老一少的友谊就是从喝酒开始的。
许昌的岁月，祢衡心里有点矛盾：一方面，他渴望获得权贵们的认可和尊重，一方面又鄙夷这些权贵，比如掌权的曹操。
有一段时间，祢衡怅然若失。还好，有个忘年交孔融。而孔融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当别人的老师。
两个人总凑到一起喝酒、聊天，谈论天下之事。一次，喝到后半夜，都高了，祢衡对孔融说：“当今天下，幸有孔老师，仲尼不死！”
孔则对祢衡说：“君自是颜回复生。”
这样的互相赞美多少有点肉麻。
在许昌，孔融自比当年的李膺，以推荐后生的伯乐自居。
对于祢衡，孔融是想重点培养的。所以，他没有草率地向朝廷推荐，而是通过孔府的沙龙，慢慢让许昌的才俊认识祢衡，扩大祢衡的名声。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昌的士人们开始这样传了：知道不，孔府有位天下奇才！
天下奇才？
是啊！
有了这样的铺垫，孔融决定正式向朝廷推荐祢衡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这祢正平太有才了！
如此下来，弄得曹操也很想见见这祢衡。
祢衡却拒绝了曹操。究其原因，是因为真的讨厌曹操，还是因为狂劲又上来了？不得而知。
只说曹操，表现得还算淡定，没动怒，但心中盘算：你不见我？好，我给你官做。
什么官？负责击鼓的小吏。
祢衡竟从命了。
在一次宴会上，许昌文武皆在，喝到痛快处，曹操命打击乐小队表演，以助酒兴。
队员依次上场。按规矩，队员击鼓试音前，皆应脱去旧衣，穿上新衣，轮到祢衡，他大摇大摆地上场了，并未换新衣，一曲《渔阳掺挝》，浸满怀才不遇的悲情，听上去，沉郁悠远，令在座众人颇为伤感，曹操也为之动容。
这时候，打击乐小队的领班从幕后露出脑瓜，说：“呀，祢正平，你怎么没换上新衣服就上场了？去换啊！”
祢衡回过头来，瞄了领班一眼，没搭理他，持鼓猛击。
领班再次提醒他。
祢衡放下手中的鼓槌，去掉头巾，脱下衣服，裸体呈于众人面前，使得全场惊骇。
祢衡裸体击鼓，性情所至，当是想起多年来的遭遇（其实也没几年），愤恨之情于不觉升于心头，又顺便讥刺了曹丞相，所谓“以清白之体对污浊之人”。当然，并不像《三国演义》中“击鼓骂曹”那段记载的那么夸张。
宾客都把目光转向曹操。
曹操缄默，冷冷地望着裸体的祢衡。
在座的孔融起身解围，其实也讽刺了曹操，他的话是：“祢衡的罪过相当于胥靡，不能发明王之梦。”
胥靡，指服劳役的囚犯，一般是用绳子把犯人连在一起，令其在工地上做活。
据传，商朝帝王武丁曾做了个梦，梦到一位贤人，于是就叫人按梦中的模样画像，然后寻找此人，最后在一个工地上发现一个叫“说”的犯人和画像上的人一样，武丁遂以此人为相，果然是治国贤良。
孔融的意思是，祢衡的罪和“说”一样，也是那样的人才，但却不能引发你的梦。
曹操始有愧色，自言自语道：“祢正平，我本想侮辱你，却不料被你侮辱了。”
“祢衡事件”发生后，曹操做了冷处理，没直接杀掉祢衡，而是把他派到荆州刘表处，所谓借刀杀人。但糊涂的刘表没中计，将其遣至江夏的黄祖处。一次，祢衡又发狂了，黄祖可不吃这一套，脾气暴躁的他，当场就把祢衡弄死了。
天下狂士多辩才，才华在舌头上，祢衡是典型的例子。
祢衡死这一年才二十五岁。二十五岁的他是辩士，却未必是济世之才。
当然时代也没给他机会，而一个连机会都没有的人，又怎能说是天才奇才？
这一点，祢衡和自以为是且每与曹操不同怀的杨修相似。所谓人以群分，祢衡是非常看重杨修的，他曾说：天下之才，唯有孔融和杨修而已。
无论如何，祢衡死了。
在江夏时，祢衡突有万千感慨，写就一篇《鹦鹉赋》，以笼中鹦鹉自比，只是苦于不能翱翔天空。
他想怎么翱翔？
总觉得这是个怀有小聪明的人，跟当时第一流谋士程昱、荀攸、郭嘉比差得远，更不用说跟作为谋略家的荀彧、司马懿、贾诩这样的人物比了。于是，他和被自己欣赏的杨修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纯正的鸡肋。
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司马文王问侍中陈泰曰：“何以静之？”泰云：“唯杀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可复下此不？”对曰：“但见其上，未见其下。”一个年轻的皇帝，不甘心受权臣摆弄，带领一帮残弱卫士做决死反击，最终血染长路。
司马懿在晚年奋起一击，发动“高平陵之变”，剪除了曹爽集团，控制了魏国政权。没多久，司马懿就去世了，长子司马师接着掌权，不久即废掉了魏帝曹芳，另立曹家子弟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司马师死，弟司马昭继之，为大将军，专魏国之政，代魏自立的欲望，迅速膨胀起来。
魏帝曹髦，年轻气盛，不堪被司马昭遥控和凌辱，召来三位姓王的大臣（这“三王”并非来自魏晋世族太原王氏或琅邪王氏）：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玄学家王弼的父亲），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今我意已决，当讨伐之。”
少年皇帝要三位大臣帮助他诛杀司马昭。话一落地，三个人就吓得跪下了。
王经说：“陛下所想，臣自知之。但大将军经父兄盘桓，现持权已久，朝廷内外皆为之效命。而宫中力量微薄，如何能对抗？您这样做，为的是去疾，但结果只能是使病更厉害，祸上身矣！不可轻举妄动。”
王业张望左右，王沈则一言不发，他已经决定告密了。
从宫里出来后，王沈带着王业去将此事报告司马昭。王经则鄙视他们的行为，对着他们的背影，做了一番痛斥。
宫中的曹髦已经下了决心。
他是曹操曹孟德的后代，他觉得他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与其苟延残喘，不如在烈焰中燃烧。他是大魏皇帝，他有自己的尊严。现在，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为了维护曹操的尊严，决定去死。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六月二日，一个闷热的早晨，下着雨，曹髦挥剑升辇。
他在宫中组织起了一支包括侍卫、宦官、童仆等在内的几百人的部队，开始了对司马昭的讨伐。这一定是以卵击石。但同时，也说明这位皇帝实在忍无可忍了。
司马昭听到报告后，首先是大惊，随后笑了。他重赏了王沈。后来，王沈与贾充、荀顗、王浑、裴秀、石苞、荀勖、陈骞、羊祜、郑冲、何曾并列开国功勋。
司马昭的首席幕僚贾充心领神会，带人出大将军府，直奔皇宫去收拾局面。
贾充时任中护军一职。中领军和中护军是魏晋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职位，前者是三品官，后者是四品官。两者都执掌皇宫外禁军。其中，中护军一职，司马师担任过；中领军一职业，司马昭担任过。
现在，曹髦还没冲出洛阳皇宫，就被贾充的人马拦于南阙宫门下。此时，曹髦也豁出去了，挥剑就冲杀，称敢抵抗皇帝者，灭九族。贾充带的军队虽然都是精兵，但见皇帝怒了，一个个不敢近前，而步步后退。太子舍人成济见形势不妙，慌忙问贾充怎么办。
贾充沉思良久，慢慢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司马大将军养你等，就是为了今天之事。”
成济愣了一下，随即催马上前，一戈就把曹髦贯穿了。
魏帝曹髦被刺死在辇上，这一年他只有二十岁。权臣的部下在众目睽睽下把皇帝刺死，这样的场面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贾充虽然叫成济过去对付曹髦，当曹髦真的在上千双眼睛下被刺死后，贾充本人也有点傻了。再傀儡，那也是皇帝。所以，贾充也倒吸了口凉气。
但无论如何，皇帝死了，而且是被铁戈扎了个透心凉。
《晋书》记载：“天子知事泄，帅左右攻相府，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相府兵将止不敢战，贾充叱诸将曰：‘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济抽戈犯跸，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
《晋纪》：“成济问贾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养汝等，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济曰：‘然。’乃抽戈犯跸。”
《魏末传》：“贾充呼帐下督成济，谓曰：‘司马家事若败，汝等岂复有种乎？何不出击！’倅兄弟二人乃帅帐下人出，顾曰：‘当杀邪？执邪？’充曰：‘杀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将军士皆放仗。济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车下。”
成济狠，是贾充狠，其实是司马昭狠。
曹髦之死让人想到曹操。孟德，三国时代多么伟大的人物！纵横四方，惧过谁？可他的后代，命运却如此悲惨。
皇帝被弑，魏国朝野震恐，就连蜀国和吴国都大吃一惊：这司马昭，真做得出来。
曹髦被弑后，太傅司马孚第一个跑来抚尸痛哭。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昭的叔叔。
与此同时，侍中陈泰也来了。陈泰是陈群之子，颍川长者陈寔的曾孙，跟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是儿时的玩伴。司马懿剪除曹爽集团时，他站在司马家这边，奉劝曹爽放弃反抗。
得知皇帝被杀，其他大臣本来都不敢吱声，因为不知道司马昭接下来会怎么做。
现在，看到司马孚和陈泰去哭了，于是有胆量的也来了。在舆论压力下，司马昭也有点坐不住了，担心激起大规模的反抗风潮，便也跑到南门下。
现场一片混乱。
孙盛在《魏氏春秋》中这样记载：“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时大将军入于禁中，泰见之悲恸，大将军亦对之泣，谓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大将军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
干宝《晋纪》中的描述是：“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会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我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
情况是，司马昭到来后，将众臣召集到大殿上。
这时候，他需要一个两全的处理办法。所谓两全，就是既不杀贾充，也能安抚群臣。当然这太难了。
司马昭见侍中陈泰没进大殿，一问情况，得知自己的这位玩伴哭完皇帝后就回家了。司马昭叫仆射荀顗去把陈泰找来。颍川陈家跟荀家世代联姻，荀顗是荀彧之子，陈泰的舅舅。
在陈家，荀顗劝说陈泰给司马昭一个面子。
陈泰说：“以前，人们喜欢拿泰与舅进行对比，现在可以断定：舅不如泰！”
尽管如此，陈家的人还是希望陈泰别把事弄僵了，叫他赶快去见司马昭。
陈泰重新回来后，司马昭将他拉到一边的屋子，问：“现在的情况你看到了，天下人会怎么看我？怎么能使局势稳定下来？”
面对魏国皇帝之死，陈泰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杀贾充以谢天下！”
司马昭想了想，说：“能不能找一个比这轻些的处理办法？”
陈泰笑：“但见其上，不见其下。”就是说，只有杀官位更高的，而不能杀官位更低的。或者说，只知道还有比这更重的，不知道还有比这更轻的！
司马昭沉默不语。
陈泰，颍川世家陈寔的后人，自有方正的家风，所以说出上面的话来一点也不奇怪。
最后，司马昭没舍得杀贾充，而把亲手杀死皇帝的成济拉出去斩了，并诛了三族。当然有舍不得的成分，但主要是不能杀贾充。否则的话，就没人给他卖命了。
最后的问题是，怎么定位魏帝曹髦。
这说的是司马昭怎么定位。只能说曹髦无道了。否则的话，被杀就不成立了。
随后的事实也是如此。在向洛阳士民表态这件事时，司马昭以朝廷的名义宣布：曹髦之死，咎由自取，废皇帝号，仍称高贵乡公。
司马昭最初要以平民的规格葬这位皇帝，最后似乎觉得有点过了，于是假托太后的意思改为王礼。说是王礼，在下葬那天，只有几辆破牛车。陈泰一声叹息，他觉得司马昭太过分了。不久后，陈泰吐血而死。
贾充，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人，司马昭首席心腹，后助司马炎建立晋朝，为开国元勋，官至尚书令。其女很著名，贾南风，嫁给了智力低下的晋惠帝，成为史上最强势的皇后之一。
多年后，已经是西晋泰始八年（公元272年），贾充已为尚书令，因善于察言观色，受宠于晋武帝司马炎。
有一次，贾充宴请朝士，河南尹庾纯在座。
庾纯为人方正，在此前，以贾充奸佞，就奏请皇帝，想把贾充调出洛阳，叫他去镇守长安。贾充由此心怀怨恨。
这次贾充请客，庾纯后到，贾充说：“您以前经常走在别人前面，这一次为什么落在后面？”
话不是随便说的，因为庾纯的先祖是士兵，所以贾充有此问（普通士兵，通常都走在队伍的前面）。
庾纯不动声色，答：“市场上遇到点事，走不开，故而来晚了。”
这话也不是随便说的，因为贾充的先祖，是管理菜市场的小吏。
二人开始互相讽刺了。
贾充愤愤，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功劳和地位都比庾纯高，所以在对方反唇相讥后，有些受不了。
接下来，开始喝酒，轮到庾纯向贾充敬酒时，后者说什么也不喝。
庾纯年纪比贾充大，而且脾气也暴，说：“长者为寿，老夫敬你酒，你竟然不喝！”
贾充的火一直在憋着，随即大声道：“你有老父在堂，却不辞官回家尽孝，有何面目妄言长者！”
自汉朝以来，帝王皆标榜以孝治天下。
魏晋更是如此，因为江山分别从东汉、曹魏那里夺来，自然没办法标榜以忠治天下。在当时，如果父亲年过八旬，作为孩子应辞官回乡在老父身边尽孝。
贾充抓住了庾纯的这一点把柄。
这一下，也把庾纯惹恼了，史上的原话是：“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
贾充也急了，说：“我辅佐二世，荡平巴蜀（当年，贾充一直反对攻打东吴，所以在这里没好意思提‘荡平东吴’），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
庾纯接下来的这句话把两个人的激战推向高潮：“高贵乡公何在？！”
满堂大臣目瞪口呆。
贾充指责庾纯不孝，庾纯则抨击贾充不忠。实际上，这已经不仅仅是指责贾充了，连司马家也骂了。
谁也没想到庾纯敢这样说。
无论如何，这宴会没办法进行下去了。
贾充则已处于崩溃状态，他叫手下去抓捕庾纯，幸好中护军羊琇（重臣羊祜的堂弟）、侍中王济护佑庾纯，后者才逃离贾府。
一句“高贵乡公何在”，直戳贾充的软肋。或者说，西晋建立多年后，大臣们对曹髦的残酷之死仍无法释怀。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钟会，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三国时期魏国太傅、书法家钟繇的少子，曾祖父是与陈寔、荀淑齐名的颍川长者钟皓。
在那个时代，来自颍川，又是陈、荀、钟三大家族之后，钟会想不成为风云人物都不行。
钟会相貌俊秀，脑瓜聪明，又为贵公子，所以魏国上下视其为宝贝。
司马师掌权的时代，淮南边将起兵讨司马兄弟，大臣傅嘏力主刚做完眼睛手术的司马师亲征。司马师从其谋，以钟会掌军机，亲征淮南。平叛过程中，钟会连献妙计，使得司马师取得胜利。返洛阳途中，司马师眼疾发作，猝死于许昌。
这时候，魏帝曹髦想趁机剥夺司马家的大权，于是命令司马昭留守许昌，叫随征大臣傅嘏只身率军回洛阳。
没想到，傅嘏早就已经是司马家的人。
他立即找到司马昭说明情况。这时候钟会亦在，两个人建议司马昭违抗帝令，立即率军回洛阳接任大将军。
司马昭正是在钟会和傅嘏的策动下，才顺利接班，继父兄之后掌控魏国大权。
钟会以功升黄门侍郎，后又屡献妙计，实际上已成为司马幕府中的谋主。于是，一时间成为洛阳的中心人物。
钟会这个人，非常聪明，有突出才华，坐下能清谈，上马能带兵。但同时，为人亦刻薄狭窄。这也难怪，因为他既是名士，又是谋士，更是司马昭最倚重的新贵。于是，后一种性格被放大了，因受宠而渐渐目中无人。
对于钟会，司马师的评价是：“此真王佐材也！”意思是，钟会是那种能辅佐国君的人物。
皇帝曹髦的评价是：“会典综军事，参同计策，料敌制胜，有谋谟之勋，而推宠固让，辞指款实，前后累重，志不可夺。”
司马家的盟友、当朝太尉蒋济的评价是：“非常人也！”
晚辈名士裴楷说：“钟会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
因反对司马家专政而投奔蜀国的夏侯霸（夏侯渊之子）则说：“有钟士季，其人管朝政，吴、蜀之忧也。”又说：“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终为吴、蜀之忧，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
但是，也有人对钟会表示怀疑。
大臣傅嘏就曾当面对钟会说：“子志大其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意思是，你的志向大过你的能力，而建功立业固为难事，又怎么能不谨慎小心呢？
对于司马昭崇信钟会，昭妻王元姬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见利忘义，好为事端，宠过必乱，不可大任！”
钟会是司马幕府的谋略中枢，但由于出身高贵，所以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喜欢以名士自居。而且他也确实是名士，非常精通玄学。如此一来，他就不得不面对魏国最俊朗和最有才华的名士嵇康。
钟会和嵇康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个是曹家皇帝的女婿，一个是司马大将军的红人；相同之处是两人都很傲。矛盾，也就势必难免了。
其实，几年前，钟会还没出名时，就已经拜访过一次嵇康了。
但那时候钟会没有自信，担心嵇康会非难自己的文章，踌躇良久，最后一咬牙，把那卷文章隔着墙头扔进了嵇宅，随后一溜烟跑掉了：“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此时的嵇康，通过啸聚竹林而名声更大。
玉山将崩的奇伟容貌、卓尔不群的性格和突出的思想才华，每个站在嵇康面前的人，都会感到压力的。现在，他跟司马家不合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并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借“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直取司马家施政的理论基础。大家都为他捏把汗。司马昭，已经确实向手下的幕僚打听嵇康了。
在这种背景下，钟会要再次拜访嵇康。
在讲两个人的相遇之前，先说一下多年前钟会投掷到嵇康院子里的《四本论》。
何谓《四本论》？所谓“四本”指的是当时对人的“才性”问题的四种看法：一、“才”和“性”是一回事，即“才性同”；二、“才”和“性”不是一回事，即“才性异”；三、“才”和“性”不是一回事，但有关联，即“才性合”；四、“才”和“性”一点关系也没有，即“才性离”。
“才”和“性”的关系，在魏晋时期被认为是个难题，很多名士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到东晋，清谈名士如殷浩，面对《四本论》往往也是一筹莫展，如碰到“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殷仲堪被认为精通玄理，“莫不研究”，但殷本人也曾叹息道：“如果让我解读《四本论》，那就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了。”
当时，钟会收四家看法，逐一进行了点评，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钟会持“才性合”的观点。
在这里，“性”可以被理解成“德”（也有人理解为天赋）。钟会认为“才”和“德”不是一回事，不过二者又有所关联。就其本人的表现来看，似乎也确实是这样：
钟会有“才”吗？
我们说：有。钟会的“德”如何？一般吧。
由此可见，德才不是一回事。但是，又有关系，所谓大德配大才，钟会有才而并非魏晋顶级人物，是德与之配的结果。在今天来看《四本论》，选择第三种看法也是比较恰当的。只是，这已经不再是以德服人的时代。
现在，钟会再次拜访嵇康。
孙盛《魏氏春秋》记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钟会闻康名而造之。”
与当年怀揣《四本论》孤身造访嵇康有了些区别，现在钟会已是司马昭帐下炙手可热的人物了。
此行钟会“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可谓浩浩荡荡。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认为：山阳即今日河南修武县，离洛阳不近，钟会以贵公子居京师，宾从如云，未必走数百里，远至山阳访康。又，《向秀别传》称：“（向秀）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也就是说，在洛阳郊区，嵇康还有一处别墅。因此，余先生认为本条事件发生在洛阳郊外，而不是在山阳县，这也符合“宾从如云”随钟会造访的情景。
其实，以山阳离洛阳远而疑之值得商榷。
当时河内郡山阳县风景秀丽，是洛阳权贵的度假避暑胜地，很多人都在那里建了别墅。钟会往山阳度假并拜访嵇康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管是在洛阳郊区，还是在山阳县，总之钟会又一次来了。
嵇康正跟向秀在家门口的大树下忙活着。忙什么呢？打铁。嵇康的这个爱好由来已久，小时候家贫时如此，长大出名后也不改其好。
钟会带人来后，嵇康并未停工。这时候，正在一旁拉着风箱的向秀提醒嵇康：“有人来了，前面那个像是钟会。”
嵇康仿佛没听见，依旧扬锤不辍，旁若无人。
钟会就站在光着膀子的嵇康身边，但后者仍没有要搭理他的意思：“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儁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半晌过后，钟会终于忍不住了，转身要离去。这时候，嵇康才从背后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你听到什么而来，又看到什么而去？
钟会没回头，他的回答是：“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我听到所听到的而来，看到所看到的而去！
钟会既为嵇康所轻，深以为恨。
大树下的这次遭遇似乎为嵇康之死埋下了伏笔。
后来，嵇康因事受牵连下狱，钟会趁机在司马昭面前说了些关键的话，让一度犹豫不决的司马昭最终下了斩杀嵇康的决心。
钟会离开嵇宅，他决定建立更大的功名。他的目标是蜀国。
此时，诸葛亮已死，蜀国军队在姜维的率领下，频频进犯魏国。
司马昭想反攻蜀国，但包括贾充在内的幕僚和大臣们都认为不可取，而只有钟会支持司马昭的攻蜀计划。
司马昭当即封钟会为镇西将军，全权都督关中军事。
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国发兵逾十六万，分三路攻蜀，统帅分别是：邓艾、诸葛绪和钟会。
钟会军是主力，有十多万人。
钟会本欲出汉中，直陷成都，却不料被邓艾抢得先手。
正当钟会与姜维僵持于剑阁时，邓以精兵出阴平小道，飞越险山，奇袭绵竹，兵临成都，迅速灭蜀。
钟会有点没脾气。
钟会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些致命缺点，比如嫉妒（不过，他对晚辈很宽容，魏晋时的两位名士王戎和裴楷就是经其提携和推荐走上仕途的）。现在，伐蜀之战中，钟会与邓艾多有矛盾，后者走奇险小路，神速行军，攻下成都，主将钟会气不过，便向洛阳发去密报，称邓艾有谋反之心。
这时候，率孤军攻陷成都的邓艾一激动，竟擅自封官于蜀国降臣，同时并没有班师回朝的打算，而是向洛阳建议自己驻军成都，以乘机顺流而下攻灭吴国。
这一下子惹恼了司马昭。
其实，邓艾没有反意，但挡不住他这样做叫司马昭不舒服。
司马昭叫钟会收捕邓艾。钟会把任务交给了监军卫瓘。后者捕捉了愣神的邓艾。
此时，大家都在看钟会。已经入成都的他，手握重兵！
按《三国演义》的说法，钟会后来欲割地称王，反叛司马昭，受了所谓诈降的姜维的鼓动。其实，没有姜维，钟会也自是明白：蜀国已灭，自己拥重兵，功高盖主，即使老老实实地回洛阳，阴鸷的司马昭突然翻脸也不是没有可能。
与其承受惊恐，倒不如再往前进一步，割据成都和西蜀，掉头讨伐专权欺君的司马昭，魏国上下定会有所响应，进而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公元264年春，钟会宴会部下，席间突然展示了魏国太后的“遗诏”，声明自己将为国除奸，回师洛阳讨伐司马昭。
但应和者甚寡。
钟会顿时有些发慌。如采取强硬手段，他担心激起兵变。紧张中，钟会一时间没了主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和司马昭的关系，怎么一下子就进入水火不容的地步了呢？
很多年前，钟会名气还没那么大，大将军也没那么跋扈。一次，司马昭跟大臣陈泰、陈骞同车共驶，有意捉弄一下钟会，于是过其家门口时，司马昭叫二陈大喊：“钟会！”
等钟会出来时，司马昭和二陈却驾车跑了。
好不容易，钟会才从后面追上了，司马大将军回头嘲笑道：“跟人家约好同行，为什么迟到了呢？大家都等你来，你却遥遥不至。”
古人忌讳提对方父辈祖辈的名字，在这里司马昭巧用了同音字“遥”，点了钟会的老爹钟繇的名字。钟会当然听出了门道，于是答：“矫然懿实，何必同群？”意思是说，懿德和实才矫然出众的人，为何一定要跟大家合群呢？
陈泰之父是陈群，陈骞之父是陈矫，司马昭他爹自然是司马懿，钟会一句话点了他们三个人的老子的名字，反应可谓奇快，令司马昭和二陈措手不及。
随后，司马昭又问：“古代的皋繇是什么样的人？”
钟会回答：“虽然上不及尧、舜，下不及周、孔，但也是懿德之士！”
司马昭大笑。
中古时代是非常讲究避讳的，两个人聊天，一方不能说出另一方父亲和长辈的名字，同音字也不行，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魏晋时，很注重这一点，但同时，不少名士又超越了这一藩篱。
上面故事中的司马昭和钟会就是这样。
聪明的司马昭喜欢聪明人，所以钟会最终进了大将军幕府，只是有些事说起来令人唏嘘，“矫然懿实，何必同群”，钟会这话竟成谶语！
成都的钟会终于发动反叛，但最后孤掌难鸣，终无人与其同群。他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不难想起早年的一幕：“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问：‘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当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和哥哥钟毓一起被魏文帝曹丕接见。
在大殿上，面对皇帝，两个少年战战兢兢，钟毓流汗不止。
曹丕问：“美丽少年，你为何一直在流汗？”
钟毓答：“因为战战惶惶，所以流汗如浆啊。”
诗人皇帝随后又问钟会：“你呢，为什么不流汗？”
钟会答：“因为战战栗栗，所以汗不敢出呀。”
曹丕大笑。
如果说钟会当年的回答有意无意地用文字游戏博了帝王一笑，那么多少年后在成都的他可是发自内心地紧张。
钟会骑虎难下了。
通常来说，一个人在紧张和惶恐时往往会犹豫不决，钟会也犯了这个毛病，在犹豫中失去了率先剪除反对派的机会，而被部下反戈。结局是：钟会、姜维被杀，邓艾也被追杀，监军卫瓘一人成为这次平定蜀国之战的最大赢家，并奠定了卫氏家族在两晋时代的显赫地位。
钟会之败，有内外原因。
伐蜀的魏国将领和士兵，大多数都不愿意参与钟会的起事，导致从一开始钟会就属于少数派。
为什么？
魏国将领和士兵都家居中原，伐蜀已够艰险辛苦，战争结束后，盼望早日回家，况且蜀国已平，人人有功已是事实，又何必跟着钟会再冒一次险？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钟会羽翼远未丰满。他在司马昭的幕后出计献策赢得信赖，并不意味着于魏国的将领中形成影响力。相比之下，洛阳的司马家族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爪牙亲信均已树立。
在以上背景下，钟会于成都举剑，自是没什么响应者。
内因是上面所说的钟会犯了起事者的大忌：犹豫不决，失去最佳机会，以致自己还没有动手，对方已经发难。
起事前，钟会其实应该想到：除自己的心腹幕僚外，其他将领不会有什么人响应这个冒险行动。如果想到了这一点，而又下决心行事，那么就应该果断出击，获得先手，倾力而除之，这样的话还万里有一，没有人敢说肯定不成功。
可是钟会的犹豫不决使自己丢掉了这样的机会和性命。
说到底，贵公子出身的钟会不是独当一面的人才，在幕后献计自是没得说，但却难以独立而从容地掌控大局。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邓艾，义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人，三国后期的魏国作战模范。
邓氏原为当地大族，但邓艾出生时家族已没落。他随家人迁往汝南，成长于一个贫困的屯田农民的家庭。
邓艾天生刚直而才思敏锐。但是，因说话结巴，青少年时代的邓艾颇受人嘲笑。然而邓艾志存高远，喜读兵书，每到一处，即指点山川，好像自己真是个将军。
邓艾的举动在周围人看来很神经，但他依然如故。
后来，邓艾终于进入了仕途。但是，由于出身贫困，加之口吃严重，邓艾的晋级之路漫长，做到汝南典农功曹（负责屯田管理）时，老兄岁数就已经不小了。
邓艾的命运转折跟司马懿有关。
有一年，邓艾从汝南到洛阳，向朝廷主管农业的部门报告情况，被时任太尉的司马懿看到，老司马眼光独到，一眼就发现邓艾有才。
在司马懿的提拔下，邓艾升为尚书郎。
虽说话不利索，但却多献奇计，受到上级好评。这期间，邓艾仍苦读兵书，梦想有一天能领兵打仗。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四十六岁的邓艾被调往西北，后就任南安太守，掌握地方军政。六年后，蜀国姜维率军攻雍州，魏征西将军郭淮与时任雍州刺史的陈泰疲于应对，调令邓艾参与军事行动。
邓艾的军事才能终于有了发挥的机会。
作战中，邓艾显示了作为一个将领的最大优势：判断准确。
在敌人未行动之前，他便已猜测出对方的动向。依此作战，取胜自然。这个厚积薄发的中年人至此开始转运。
在魏蜀相持的岁月里，有一段时间，邓艾回到青年时代待过的地方，任汝南太守。
衣锦而还，邓艾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心中生出骄傲，也是人之常情：闭嘴吧，当年嘲讽我的人们，你们都闭嘴吧！
他们真的都闭嘴了。
人生快意之一，即是把当年轻视你的人踩在脚下。当然不是打击报复，所说的踩在脚下，只是说把当年那些轻蔑的神情踩在脚下，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相继执政，继续重用邓艾。
这期间，邓艾参与了平定淮南的叛乱，并成功反击了吴国的进攻，令司马哥俩儿很欣慰：终于有了个能打仗的帮手了。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秋开始，邓艾从东南转战至西北，对抗蜀国姜维。
此时，邓艾已因功被封为方城乡侯，领安西将军。到魏元帝景元三年（公元262年），七年间，魏国西北之梁柱，唯邓艾一人而已。
邓艾吸取了司马懿的经验，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守为攻，广修工事，大打消耗战，姜维多次无功而返，甚至惨败。
邓艾的辉煌在消灭蜀国的战斗中达顶点。
公元263年秋，魏国兵分三路猛攻蜀国。在姜维阻钟会大军于剑阁时，邓艾走了一步险招：这年冬天，年近七十的将军率军南出阴平小道，飞越险峰深谷七百余里，进入荒无人烟的大山，一路向成都方向奇袭而去。
等走出大山时，兵锋已至蜀国腹地重镇江油！
蜀将以为神兵天降，不战而降。随后，邓艾率军奔袭绵竹，以孤军死战，力斩守将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绵竹一失，成都在望，此时蜀国军队斗志已无，后主刘禅很快投降，邓艾率军兵不血刃进入成都。
此时，比姜维更愤怒的是钟会：自己在剑阁与蜀军相持，却被你邓艾抢得先手，拿到入场券！到哪儿说理去？
占领成都后，邓艾的感觉有点飘，或者说开始骄傲。其实，他本来就是很骄傲的。
小时候，家庭贫困，邻人救济，邓不言谢，骨子里自是有一份别样情怀。现在，邓艾在骄傲中采取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行动，越过司马昭，擅自分封了蜀国投降的君臣。
随后，邓艾坐镇成都，连续上书洛阳：“大将军！现蜀地已平，当留兵镇蜀，乘机攻吴。此前，应整军修农，打造军舰，做顺流之势。同时，厚待蜀国君臣，以给吴国看，遣使入吴，后者有望不征而定……”
司马昭不快，叫监军卫瓘向邓艾传达他的意思：“邓艾，你此番平蜀，建大功，这没什么问题，但重大决策，还应得到洛阳批准，不可轻动。”
话说到这份儿上，已经很明白了。现在需不需要顺流拿下吴国，不是你该想的事。
邓艾却看不出个所以然，依旧理由十足地给司马昭回了封信：“天下三分，蜀国已平，还剩下东吴，实应早日平之。将在外，如刻板等待朝廷的正式命令，就把时间都耽误在路上了。作战之道，当在灵活，万不可拘泥常理而失去时机。”
邓艾的话有错吗？
没有。
邓艾错了吗？
错了。
正像上面说的，伐不伐吴，不是你邓艾要考虑的事。
况且，此时洛阳的形势很复杂，司马昭急于做的是：灭蜀后，怎么废魏主称帝，而不是立即扫灭吴国。
在农业和军事上，邓艾是天才，但在政治上，他还是非常幼稚的，一句话：搞不清状况。
功高盖主，擅封刚投降的敌国君臣；握兵不还，强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事有些大了。司马昭很生气，但想到写信时邓艾严肃认真的样子，他又摇摇头了。
司马昭想起几年前的一件往事：邓艾从西北前线回洛阳向司马昭述职。一张嘴，口吃的毛病又犯了：“艾艾艾……”
司马昭戏谑：“你说‘艾艾’，是几个邓艾呢？”
邓艾想了想，答：“‘凤兮凤兮’，说说说……的是一只凤凤凰啊！”
一个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权臣，一个是三国后期最优秀的将领，这一问一答倒也亲切。
但现在，拿着邓艾的书信，司马昭想的是：邓艾啊，你说起话来结巴，这信写得倒挺顺溜。此时，他又收到钟会诽谤邓艾的信。
司马昭闭目想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收捕邓艾。
被监军卫瓘逮捕这一年，身在成都的邓凤凰已经六十七岁了。
邓艾被捕，过程急促而简单。之所以顺利捕捉了邓艾，在于邓艾刚急、自负、刻薄和忠厚相混杂的性格，前三点使他与部下不睦，所以卫瓘入城时邓艾没接到一点消息；他又很忠厚，在被捕时没做任何反抗。
公元264年初春，钟会进入成都，这是一个真正有野心的人。
钟会之乱平息后，监军卫瓘立即想到邓艾。此时，邓艾正在囚车里，被押解回洛阳，已行至绵竹。邓艾被陷害，多少有卫瓘的一份。此时，钟会已死，就意味着邓艾的命运有了转机。如此一来，也就对卫瓘不利了。
卫瓘倒也做得出来，立即派人袭杀了邓艾。
在被长剑刺死的那一瞬间，邓艾也许会想到伐蜀前的一件往事：
一日晚上，邓艾梦见自己坐在高山上，周围有流水。一个很奇怪的梦。
随后，邓艾问部下爰邵，后者给他解梦如下：“按《周易》六爻八卦解释，山上有水称为‘蹇’。‘蹇’利西南，不利东北。所谓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
爰邵的意思是说：这次出征一定能够消灭西南的蜀国，但邓艾却未必能安全返回。
邓艾是三国后期第一名将，每战都能准确判断，故而每战均能取得先机，加上善用奇兵，讲求速度和外线迂回，以至于每战必胜。
以上特点体现的是邓艾睿智的一面。
同时，邓艾的性格中又有刚急、刻薄、自负的一面，所谓“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人际关系很糟糕，不但与高门名士合不来，与寒门部下关系也特别差。
性格矛盾的邓艾对司马家族其实还是很忠心的。正是因为如此，司马炎建晋后，很多人要求给邓艾平反：“被收之时，丝毫不予反抗，至绵竹冤死……”
年轻的皇帝在伤感中答应了这个要求。
邓艾守卫西北时，为对抗蜀国与羌人，修建有大量堡垒。
西晋时，羌人攻掠内地，杀官虏民。有一些官员和百姓因为藏身于当年邓艾派人修建的堡垒中而躲过劫难。只是，修建堡垒时，因广征民工，为民所怨，大家都骂邓艾不是东西。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蔡洪是吴郡人，三国吴旧臣。蔡洪口才好，善应变，尤喜围棋，棋术独步天下，曾作《围棋赋》。吴被晋灭后，他从江南北上洛阳求官。
当时，很多吴国和蜀国旧臣来到洛阳碰运气。
东汉把国都定在中原腹地的洛阳，曹魏和西晋继而承之。
于是，就可以想象当时洛阳是有多骄傲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中原最厉害，洛阳最高贵。
洛阳不仅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更是文化中心，万千优越于一身。什么江南吴越，什么荆楚三湘，外加豫章，捆到一起，还不如洛阳的一角。
所以，当洛阳人看到一大批吴国和蜀国的亡国之臣北上求官，心生轻蔑之意就难免了。
西晋士子们常常操着洛阳腔嘲讽南方人。被数落时，绝大多数南方人只能“嘿嘿”一笑，然后低下头，毕竟国家都亡了，还能拿什么辩驳呢？
当时，中原人对南方人的歧视是严重的。
举个例子：孙秀是吴国官员，有权术，吴帝孙皓欲除之，秀乃北投晋朝，为武帝司马炎所宠爱，封其为骠骑将军、交州牧，并将姨妹蒯氏嫁其为妻。
孙秀与蒯氏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有一天吵架了，蒯氏顺嘴骂了孙秀一句“貉子”。
“貉子”是魏晋时中原人骂南方人的话。当初，关羽为孙权所擒，后者劝关羽投降，关羽轻蔑地骂孙权为“貉子”。
现在，蒯氏在气头上，也骂了一句“貉子”，当是对南方人最大的侮辱了。
怒怨的孙秀随后采用冷战的办法：你不骂我吗？那我死活不见你。蒯氏没办法，只得求助于晋武帝司马炎。
最后，在司马炎的斡旋下，夫妻才和好。
现在，身在洛阳的蔡洪，就好几次被侮辱。前几次他都忍了。但事还没算完。
这一天，在洛阳郊外的伊水之畔，几个因郁闷在散心的南方青年又被游春的洛阳士人拦住了。此时已是日暮时分，那几个洛阳士人倒是显得挺有礼貌，首都的嘛，其中一个抱拳拱手：“如果我没猜错，几位是从南方吴楚之地来的吧？”
蔡洪：“没错，怎么了？”
洛阳士人笑道：“就是随便问问，怎么样，这伊水风光可比得上江南？”
蔡洪：“确实不错，快赶上我们那儿的会稽了。”
洛阳士人一皱眉，他的伙伴趁机插嘴：“会稽？那儿的山水能有洛阳好？”
蔡洪朗声大笑。此时，他身后的几个南方伙伴也笑起来；同时，他们心里也在嘀咕，不知那几个洛阳人会怎么为难他们。
洛阳士人见蔡洪没说话，认为受到了轻视，说：“我们大晋正在选拔贤良，为此不惜下陋巷，上高山，为的是发现奇才。而你只是南方亡国之臣，有什么勇气和才能敢来洛阳？！”
这次真的把蔡洪说恼了，他心里想：没错，我们吴国确实被你们灭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了。现在，我们热情地北上与你们合作，想为新的王朝出力，你们倒好，老拿这个说事儿，还就没完了！
蔡洪随之高声道：“我告诉你们，明珠不一定仅仅出在中原的河里，美玉也并非都是从昆仑山上采的！大禹生于所谓的荒蛮之地东夷，周文王则来自西北边陲，我的意思是，又有谁规定贤明的大人物一定只能出在某个固定的地方？当初，周武王讨伐无道的殷纣王，一举灭了他，把殷商那些自以为是的顽民迁移到了洛阳一带。现在，我怎么看着诸位眼熟呢，难道你们就是那些殷商顽民的后代吗？”
可以想象那几个洛阳士人羞愧的模样。
回城的路上，同伴都称赞蔡洪说得好：太解气了！
此时月已初升，举头遥望，蔡洪却没感到多么高兴。
蔡洪看到一个洛阳老农牵着黄牛从身边悠闲地走过，这让他想起吴国那望月而喘的水牛。故国风物，依稀梦中。
无论如何，伊水之畔的那个洛阳人说的是真实的：他们是亡国之臣！孙仲谋的吴国，已经完了！这身边的黄牛不是吴国的水牛；这头上的月亮，不是吴国的月亮！
其实，魏晋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华夷之辩，而无南北之分。到了大一统的秦汉帝国，权力中心和经济中心在长安与洛阳，即关中和中原地区，这种优势是压倒性的，没江南什么事，所以南北之间也没有什么问题发生。
到了魏晋时期，南方人北方人的概念渐渐清晰起来。尤其是晋灭吴后，大批吴国旧臣出于种种原因北上求官，很是艰难，遭到北方人的排斥和歧视。这歧视除了他们是亡国之臣外，还有着强烈的地域原因。
但很快，随着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到来，五胡乱华，中原崩溃，北方士民出奔江南，情况急转直下，以往很具心理优势的北方人突然失去故土，跑到江南寄人篱下。
南方人此时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同时，又有一种可与北方人平起平坐的兴奋；甚至有心理优越感和对北方人的报复性歧视。
尽管有此背景，但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土著士人仍少有进入权力核心者，顾荣、顾和、贺循、陆玩、陆晔等人虽位居高官，但却并非掌权者，甚至到了南北朝时，齐高帝萧道成欲用南人张绪为仆射，征求琅邪世家王俭的意见，后者答：“绪少有佳誉，诚美选矣，然南士由来少居此职！”
政治上虽然如此，但在文化和习俗上，从东晋时代开始，江南之风深深地影响了北方的迁徙者。至于谢安、王徽之等原籍北方而出生在江南的名士，在生活习惯上已完全南方化，说话也已作吴语。
这个时候，南人北人的辩论渐渐多了起来。
名士褚裒曾对孙盛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孙盛答：“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名僧支遁听后说：“圣贤不去说他，只就才华中等的人而论，北人看书，一如在开阔处看月亮；南人学问，一如在窗户里看太阳。”
褚裒、孙盛和支遁道出的实际上是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差异。
北方大漠孤烟，粗犷刚健；南方小桥流水，灵秀精明。当时的名士已洞悉到地理环境和地域风俗对人的思维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地域文化的差异，这种影响千秋而传，这种差异至今仍无法消除。
到东晋中期以后，南方风俗已被北来的侨姓士族所习惯，最大的特点是北来之人完全接受了南方话。
权臣桓温之子桓玄曾问自己的属下羊孚：“何以共重吴声？”意思是，为什么大家都重视吴侬软语？
羊答：“当以其妖而浮。”也就是艳丽而飘逸的意思。
作为桓温少子，桓玄生于姑孰，长于荆州。他的口音，有可能是江淮话和荆楚话相杂，所以有“何以共重吴声”之问。
古代的普通话被称为“官话”“正音”或“雅音”，一般来说，首都话即官话，以长安为都，官话自然是秦腔；以洛阳为首都，官话自然是洛腔。
魏晋时期，洛阳官话又被称为“中原雅音”或“中原正音”。
永嘉之后，中原士民南迁，晋室在江东重建，身处吴语氛围；同时，南渡诸人又带来了“中原正音”。两者相融合，形成了当时的官方语言江淮话。
虽然当时的官话并非纯粹的吴语，但并不妨碍南迁的人们在私底下用其语调。比如，宰相王导就经常在家里学说吴语。到了他们的子孙辈，生于江南长于江南，张嘴自然便是纯正的吴调了。
支遁在会稽，见到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后来有人问：“你看到王家诸少年了？都很优秀吧！”
支遁答：“也没什么，只见到一群白脖儿乌鸦在那儿哑哑地叫唤。”
支遁的白脖儿鸦之比，意在说他们正在说吴语。当然，从东晋开始，对自信日益提升的江东人来说，自是以家乡语言为美，还看不上洛阳话呢。有人问画家顾恺之：“为何不像洛阳的书生那样吟咏？”
作为常州人的顾回答：“哈，那多难听，声音浑浊如老婢之声！”
从顾恺之的回答中，我们终于感受到南人的自信，这跟蔡洪在洛阳时的情形已经不一样了。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西晋建立者武帝司马炎死后不久，帝国就迅速陷入大乱状态。
这种节奏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有可比性的只有秦、隋二朝。
问题是，这两个帝国迅速解体，跟二代皇帝广征民力有直接关系。西晋不是这样的。西晋之倒霉，跟二代皇帝的智力有直接关系。
司马懿多有权谋，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多厉害，司马炎多聪明。也许司马家的智力都集中在前三代身上了，到司马炎的儿子这里已经用完，所以当太子司马衷被发现智力存在问题后，皇宫里的人在惊愕的同时，都纷纷表示：上辈人智商太高了也不行。
关于司马衷之傻，有两个著名的例证：
一天傍晚，司马衷正在园中玩耍，池塘里突然传来青蛙叫，他听后觉得很有意思，便拉过来一个随从：“这东西叫得真好听，呱呱的。我问你，它们是在为官家叫呢，还是为私家叫？”随从睁大眼睛，不知如何回答。
在一个饥荒之年，民众饿死很多，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被司马衷听到，觉得很奇怪，就问道：“都饿死了？不会吧！老百姓为什么不喝肉粥呢？”
后人凭以上两则故事给司马衷下了诊断书：是个白痴。
司马衷确实傻，但如果说他是个完全的白痴，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下面这段史实可以作为证明：
公元290年春，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
太傅杨骏辅政。转年皇后贾南风联合外王袭杀杨骏。此后西晋度过了将近十年的安逸时光。
到公元300年，贾南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八王之乱开始愈演愈烈。四年后，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遥控朝政。七月间，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惠帝司马衷亲征。随后，两军遭遇于河南荡阴。
激战中，司马越的部队大败，晋惠帝身中三箭，身边的人都跑了，只有嵇绍一人孤独地用身躯护住皇帝。司马颖的士兵乱刀砍杀，惠帝司马衷大声道：“嵇绍是我的大臣，他是‘竹林七贤’嵇康先生之子，请你们不要伤害他……”
士兵回答：“我们得到的命令是，除了皇帝之外，一切尽皆斩杀！”
嵇绍之血溅到了皇帝的衣服上。出征前，有人问嵇绍：“此次出征，前途未卜，你有好马吗？”
嵇绍答：“我为侍中，职责就是在皇帝身边保护皇帝，生死早已经置之度外，还想什么好马！”
嵇绍死了，他的死令人嘘唏：当年，嵇康誓死不与司马昭合作，而嵇绍后来却为司马家而死。父子这看似矛盾的死，却是如此生动，为那个时代留下两个刚直的血点。
后来，晋惠帝被劫持到了邺城，侍从要给皇帝洗衣服，皇帝说：“这上面有嵇侍中的血，请不要洗！”
由此可见，司马衷只是比较愚钝，而非百分百的白痴。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司马衷比较愚钝，聪明如晋武帝司马炎，为什么还坚持让他继承帝位？
实际上，司马衷十几岁时，司马炎一度有废黜他太子的念头，但被杨皇后阻止，理由是：“立太子，应重其是不是长子，而不应以聪明为标准！”从杨皇后的话中，也可以推断：司马衷不是完全的白痴。
自此，晋武帝打消了废黜太子的想法。
但大臣们急了。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是绝对含糊不得的，让一个缺心眼的人继承刚刚大一统的晋帝国的江山，玩笑开大了，于是多有直谏。
其中，很多大臣希望以皇帝的弟弟，即聪慧贤德的齐王司马攸，代替司马衷为太子。
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司马炎的同母弟，只是因为司马师没儿子，于是司马昭早年把司马攸过继给了哥哥。
这立即引起了武帝的不满：不错，司马衷心智是有点问题，实在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把他废掉，在我其他儿子里再选一个。但是，如果叫我弟弟取代他，则绝对不行。
这是儿子与弟弟之间的选择。不说帝王视角，只说从一个人的心理来看，通常都不会考虑弟弟，哪怕弟弟是优秀而合适的。
关于更换太子这件事，开始时，司马炎跟大臣们打马虎眼，后来被逼急了，有点发怒的意思，大臣便不敢吭声了。但老臣卫瓘深感痛心，一直想找个机会再提醒一下这位皇帝。
卫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在伐蜀之役中作为监军，他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黄雀的面目出现，先杀了反叛的钟会，后又处死了邓艾，成为最后的赢家。入晋后，卫瓘累至司空、太保，成为重臣。
这一天，晋武帝司马炎宴请大臣，卫瓘坐在一旁，心有所思。
酒喝到一半，卫瓘一步跨向前，装作喝醉了的样子，跪在司马炎脚下，用手抚摸着皇帝的坐榻，说：“此座可惜！此座可惜呀！”
司马炎多聪明，当然明白卫瓘的意思，但最后还是笑了笑：“你喝醉了吗？”
司马衷继承帝位后，卫瓘为贾皇后所杀，很难说跟这事没有关系。现在看来，司马炎之所以决心把帝位传给儿子，有着内外双重原因。
内因如上文所说，司马衷虽傻，但还没到完全白痴的地步，在司马炎看来，儿子的心智还有进步的余地。为此，他让裴楷这样优秀的人物做太子的老师，以保证优质的教育，用心也是良苦的。所以，即使儿子稍微有点变化，他都很高兴。有时候，甚至产生错觉。
一次，司马炎感到儿子又进步了一些，便对爱臣和峤说：“太子最近进步不小，你可以去东宫一试。”
过了一会儿，和峤回来了。
司马炎笑着问：“怎么样？”
和峤说：“跟以前相比似乎没什么变化……”
外因除杨皇后的那番话外，还关系到权臣贾充的力挺。
众所周知，司马衷娶了贾充的女儿，即黑丑凶狠、妒忌心强的贾南风。为让女儿将来能当皇后，贾充自然要替太子说好话。司马衷虽傻，但生了儿子叫司马遹，非常聪明，招司马炎喜爱。这个聪明的孙子，在不知不觉中，为他愚呆的爸爸保住帝位尽了一份力。
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司马衷终于登上皇位，这一年他三十一岁了。他张着嘴坐在皇帝的宝座上，望着眼前的群臣，一时说不出话来。
幕后站着的，则是凶狠的女人贾南风。
辅政的是太傅杨骏，是杨皇后的父亲，虽然身居高位，但远不是贾南风的对手，很快遭到诛杀；贾后专权后，重用大臣张华，使得西晋度过了最后一段安宁时光。差不多十年后，诸王相互攻伐，接着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国古代史上时间最长的大分裂、大动荡开始了。
严格地讲，西晋后期的大动荡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并不是晋惠帝司马衷一个人的问题。他起的是导火索的作用。因为皇帝宝座上坐的是个智力有问题的傀儡，所以才会引起众人对皇位的窥视，而胡族又趁八王之乱攻入中原，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各种矛盾总爆发，让北中国完全陷入大混战，一直持续了将近三百年。
尽管如此，仍无必要去抱怨晋惠帝，因为登上皇位不是他的选择。
晋惠帝司马衷活到公元306年，最后被东海王司马越用有毒的馅饼毒死，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还有人记得在荡阴之战中他的怒吼吗：“嵇绍是我的大臣，他是‘竹林七贤’嵇康先生之子，请你们不要伤害他……”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这是《世说新语》中最幽默的一条，现在读来仍让人捧腹。
故事的主人公是殷洪乔，即殷羡，他是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东晋清谈大师殷浩的父亲。儿子是清谈名家，爹也不含糊，做了两件事就名留千古。
先看另一件事：“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这就是著名的殷羡沉书。
说的是，殷羡被任命为豫章太守，从京城建康赴江西就任，起程前身边的人托老殷带信给豫章的亲友。老殷没拒绝，就上路了。但刚至石头城，就把那些信都扔到水里了。殷羡一边扔，一边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我殷洪乔不能做邮递员！”这是说法之一。
另一种说法是：
当时，殷羡离任豫章，返回京城，当地官员托他带信，到京城打点，以求将来升官。刚到离豫章不远的石头渚，殷羡就把信都扔那儿了。
现在的关键是：这些信是普通的家书，还是托关系用的？
如果他是从京城到豫章，那么所带的书信，一定是普通家书；如果是从豫章返回京城，所带的书信，就有可能是同僚或属下打点关系用的。
所以，老殷从哪儿去哪儿很重要。
《世说新语》记载是从京城去豫章。那么就一定是普通家书。都扔掉的话，殷羡就有点过了。原因很简单：损害了他人。早干什么去了？不想给人家带信就别接。
不过，联系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这句话，似乎又有深意。意思大约是：“没有才华的就沉下去吧，有才华的总会崭露头角。我殷羡不能为你们跑关系。”基于这个逻辑，扔掉的又像是发往京城、打点关系的书信。可是呢，这样的话跟他从京城到豫章这个线路又搭不上了。
到底是哪一种？
殷羡扔完书信，心满意足地上路了，叫后人有点乱。
在这个故事里，殷羡太严肃了。不过，他原本就是严肃之人，以至于最后把皇帝气笑了。
看看吧：有一日，晋元帝司马睿喜得皇子，于是大摆宴席，赏赐群臣。这很正常，皇帝得了儿子，高兴嘛。
殷羡一激动，没坐住，想跟皇帝客气两句，于是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作为大臣，我无功受禄，感到惭愧！”
晋元帝顿时笑了，说：“殷爱卿啊，这等事岂能让你有功？！”
在座众人哈哈大笑。
殷羡明白过来，弄了个大红脸。是啊，皇后生孩子，要是有你殷羡的功劳，这孩子算你的，还是算皇帝的？
笑过后，我们会感到一丝难以说出的温馨：遥想中古魏晋时期，君臣关系还是如此朴实，大臣有此“非分之想”或“大逆之罪”，皇帝只是一笑了之，要是换到后世明清尤其是清朝，殷羡因这句话被满门抄斩也未可知。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东晋初，王敦叛乱，向京城建康进军，有以“不孝”之名废晋明帝司马绍之意，每次都撒谎说是听温峤所言：“温曾在东宫做太子的老师，后又做我的司马，很了解情况。”
后来，在一个场合上，温峤至，王敦便问：“太子为人如何？”
温回答：“小人无以测君子。”
王敦以声色威胁温，又问：“太子哪儿好呢？”
温答：“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
关于晋明帝司马绍的故事，最著名的是本条：在他五六岁的时候，坐在父亲元帝司马睿的膝上。时值有人从长安来，元帝于是问长安和洛阳一带的消息，想起中原沦陷，不觉间流涕满面。
司马绍问父亲为什么哭，老皇帝把永嘉之乱、四海南奔的事告诉了儿子，随后问儿子：“你觉得我们离长安远，还是离太阳远？”
司马绍答：“自是太阳离我们远，我只知道有人从长安来，却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来。”
元帝惊喜，觉得儿子真是聪明。转天，元帝宴会群臣，把昨天的事情跟大臣们说了一下，大臣们异口同声：太子真是聪明啊！
元帝也很得意，说：“我让你们亲眼见识一下。”
于是，叫人把司马绍又抱来了。问题还是昨天的问题，只是司马绍的回答不一样了：“太阳近！”
元帝顿时觉得很没面子，心里想：莫非我司马家又出了个傻子？
此时，群臣也互相观望，等着看皇帝的笑话，却不料司马绍神情似有忧伤地说：“我举头能看到太阳，却不见长安！”
满座掌声。
一些从北方南渡而来的老臣，听着司马绍的话，不禁想起中原故土，悠悠往事，潸然泪流。
那就借此说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变乱永嘉之乱吧。
八王之乱结束后，作为最终胜利者的东海王司马越并没有太过高兴，因为他发现：帝国的局势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更糟糕了，因为他赢得的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此时，洛阳的格局是：龙椅上坐着智障而伤感的晋惠帝，作为太傅的司马越掌权，其合作伙伴是太尉王衍。之所以选择王衍，因为王是此时的第一名士，在士族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洛阳内部的问题了，而是崇尚清谈和哲思的晋人怎么面对手持弯刀并蠢蠢欲动的异族。
这异族，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
西晋初年，东汉以来的民族大流动趋势更加明显。
西北部的少数民族不断进入内地，其中又以匈奴、羯、羌、氐和鲜卑族为主。
他们进入内地当然有复杂的原因。这种复杂的原因主要形成于东汉。随后的三国时代，民族问题其实就已加剧，只是暂时被英雄们的光环掩盖住了。当西晋建国尤其是八王之乱以来，随着社会的动荡，民族矛盾日益加重。
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率先在山西发动暴乱，建国号为汉。
这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开始。两年后，晋惠帝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他的同父异母弟司马炽继承了皇位，是为晋怀帝，改转年为永嘉元年（公元307年）。
至此，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开始了。
从永嘉三年开始，匈奴王刘渊、刘聪父子派四员大将——石勒、刘曜﹑王弥和呼延晏，四处征战。
这一年岁尾，石勒的羯族骑兵已向洛阳逼近。
现在，太傅司马越既需要收拾八王之乱后残破的江山（已不可能），还须抵抗匈奴人和羯族人的进攻（更不可能）。思前想后，司马越是有些后悔的：攫取了最高权力，又有什么用？更操心。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山东东海属地窝着！但若一走了之，离开洛阳，又会受天下人耻笑。
怎么办？
这时候，参谋甲出了个主意：“明公！以征讨石勒为名离开洛阳吧，然后见机行事，你说好不好？”
司马越觉得这个计策不错，便向晋怀帝请命，要求率军“迎击石勒”。
离开洛阳时，司马越带上了最高军事长官、清谈名士太尉王衍。应该说，最初的时候，司马越还是想打一仗的。所以，一路上他传檄各州府，到处贴告示，不过加入征讨大军的人很少。尽管如此，进军到河南项城时，这支人马仍达到了十万之众。
一天晚上，司马越意外得到报告：洛阳的皇帝可能将发布圣旨，宣布他的专权以及祸乱天下之罪，并对他进行征讨。
司马越顿时陷入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茫然中。
此时又有军报称，石勒的骑兵正朝这边运动。
紧张加忧伤，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最终死于心脏病。战斗还没开始，晋军就失去了统帅，这仗是没法打了。其实即使司马越在，这仗还是没法打。因为八王之乱中的八王，没一个是有才能的。司马越更是如此，他作为八王之乱最后的胜利者，只是因为幸运而已。他实在太平庸了，各方面都很平庸。
平庸的人在暴风雨来临前死去，苦了还健在的，比如王衍。作为当世第一名士，他要面对的是当世第一悍将。
石勒亲率的羯族骑兵已经追赶而来。
四月间，在河南苦县宁平城，羯族骑兵追上十万晋军，一战而歼之，并俘杀了包括太尉王衍在内的大批王公大臣。
同年六月，以刘曜的军队为主力，石勒、王弥的军队为策应，三军齐攻洛阳。
洛阳城中蚁集的王公贵族哪见过胡人的快马弯刀？城内的恐惧气氛可想而知，士族们聚集在贯穿洛阳南北的铜驼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
城外胡人攻城甚急。
洛阳有河，晋怀帝想乘船奔长安，终不得出。
对西晋朝廷来说，到了最后的时刻。皇帝、王公、贵族、士人和居民茫然无策时，洛阳陷落了。率先杀入城的是王弥的部队，刘曜的主力也涌了进来。
屠杀开始了。
王弥比较聪明，进城后率军直扑皇宫，掠夺珍宝，捕捉皇帝；刘曜的军队则大杀士民，纵火焚烧。
公元311年夏天的洛阳大屠杀中，包括王公贵族和市民在内的三万多人死难，洛阳一片废墟。大战开始前，很多人已逃出洛阳，所以这三万多人几乎已是全城的总人口了。
晋怀帝被俘。
自秦建帝国以来，这是汉族皇帝第一次被异族俘虏。
随后，他被送往山西平阳匈奴王刘聪处。后来发生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一次宴会上，刘聪这个浑蛋让晋怀帝穿上女人的衣服给他倒酒，西晋旧臣放声大哭，随后君臣一起遇害。
晋怀帝死后，匈奴王刘聪愤愤表示：终于给汉朝报了仇！
这话怎么说？西汉和东汉，出塞嫁到匈奴的汉宫女子不少，所以匈奴人认为自己是汉朝至亲，故而匈奴人刘渊在山西建国时，给政权起名为“汉”。他们固执地认为，汉朝是被曹家灭的，曹家是被司马家灭的，以汉朝亲戚自居的他们，又灭了司马家，所以是间接地给汉朝报了仇。
有点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洛阳陷落了，晋怀帝被俘了，消息传到长安，在那里镇守的秦王司马邺在幕僚的簇拥下成为监国太子。
两年后的公元313年，晋怀帝死难平阳的消息传来，司马邺继承帝位，是为晋愍帝。
北方已经大乱，长安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世家大族选择的不是西北奔长安，而是渡长江南下，到建康去支持司马睿。晋愍帝势力单薄。没过多久，刘聪又派刘曜攻长安。
长安之战比之于洛阳之战更残酷。
晋军坚守三个月，十一月，城内断粮，人开始吃人。
在这种背景下，晋愍帝决定接受匈奴人的条件：赤露上身，口叼玉璧，乘坐着小羊车，打开长安城门。
随后，晋愍帝也被押往了山西平阳。
刘聪刚刚戏弄完一个皇帝，看到又俘虏了一个，恶意更甚。
打猎时，刘聪让晋愍帝穿上小兵的衣服，手拿长矛做向导；宴会间，刘聪上厕所，叫来晋愍帝，让他为自己打开马桶盖，弄完了还不许走，让他站在一旁伺候。一番侮辱后，刘聪将晋愍帝杀死。
回过头来继续说司马绍。
他聪明如此，及至成年，继承帝位，是为明帝；更为奇异者，表现在容貌上，有一脸黄胡子，像个鲜卑人（若说元帝与鲜卑女私通，生下他也未尝可知）。明帝在政治上很有铁腕，用强硬手段对付图谋不轨的王敦。后者在司马绍面前颇为心虚，从荆州进驻姑孰，窥视建康。晋明帝整军以对，自己还身着戎服，单骑观察军情，王敦大为惊骇。
晋明帝司马绍英武果敢的风格，为司马昭之后少见。当然，这种性格的培养，跟温峤是有密切关系的。
虞啸父为孝武侍中，帝从容问曰：“卿在门下，初不闻有所献替。”虞家富春，近海，谓帝望其意气，对曰：“天时尚暖，鱼虾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帝抚掌大笑。晋时朝廷设门下省，最高官职被称作侍中，正二品。侍中的职责是随侍在皇帝身边，类似于政策顾问，同时也负责提醒皇帝的过失和错误。出任该职的人，品格应方正忠良，因需要直言皇帝，所以后代又称其为“纳言”。
先看第一个侍中的故事，故事涉及庾翼。
庾翼是庾亮的弟弟，继庾亮为荆州刺史，掌握上游的兵权。在任上，庾翼向皇帝献上扇子一把。晋成帝看过扇子，皱了皱眉：“这扇子用荆楚一带奇鸟的羽毛制成，确实不错。但我怎么看着像用过的？不是新的吧！这庾翼真是可以，哪有这么办事儿的。”
这话被皇帝身边的侍中刘劭听到。
面对郁闷的皇帝，刘劭说：“高大华丽的楼台，建造它的工匠先待在里面；美妙繁复的管弦，也是最先被行家和调试它的乐师听到。现在，庾翼进献这扇子，不是因为它新，而是因为它好。”
这番话是有很大的说服性的，成帝一个劲儿地点头。
一般来说，“好”出于“新”后，若不尝试，怎知其好？若已尝试，自非新物。或者说，“好”与“新”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庾翼闻听后大笑，说：“此人宜在帝左右。”
作为侍中，刘劭的话说得很不错。
再看第二个侍中的故事，故事涉及苏峻，稍微有点复杂。
苏峻是长广郡掖县（今山东莱阳）人，流民帅出身。所谓流民帅，是指永嘉之乱中，统领乡团和流民的首领。魏晋时一大特点，就是在战乱中，一些地方首领为自保，建立了独立的军事武装。苏峻手里就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武装。永嘉年间，他率这支民兵渡江南下，东晋朝廷封其为鹰扬将军。在平息大将军王敦第二次向建康进军的战斗中，苏峻的民兵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以功出任历阳内史。
东晋新建，朝廷正规军的作战实力是值得怀疑的，真正能打的是这些流民军团（北府兵即以流民为基础组建）。苏峻的部队，本来战斗力就很可观，又经历了平定王敦之乱的战斗，不但人数壮大，作战能力也得到加强。
有了资本，苏峻对朝廷的态度越发傲慢起来，裂隙渐生。
这时候，皇帝是小孩晋成帝，庾亮以舅舅的身份掌权。成帝的前任是晋明帝。当初，明帝之所以栽培庾亮，为的是削弱和平衡以王导、王敦兄弟为代表的琅邪世家。
庾亮掌权后有意一改王导宽简的执政风格，而施行严政。在苏峻的问题上，庾亮怀疑其欲反，想先发制人。
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秋，庾亮任命苏峻为司农，调其入京。显然，这是为了夺其兵权。这一决定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对，担心会激怒苏峻。
庾亮固执己见。
接到朝廷诏书，苏峻冷笑：“庾亮，你说我要造反，那么我去了京城还能活几天？我宁愿在山野遥望京城，而不愿在京城遥望山野！”
苏峻遂以诛庾亮为名向建康进军。
在此之前，他联合了祖逖的弟弟豫州刺史祖约一同举事。
庾亮在对付苏峻的问题上没有太多可受指责的地方。庾亮的问题仅仅在于：决定除掉苏峻了，却未做任何防范工作；或者说，只知道点一把火把苏峻逼反，以后的事怎么办不晓得。结果是：公元328年春，建康陷落，庾亮出逃，去了江州刺史温峤那里。
庾亮临跑前，把朝廷上的事交给侍中钟雅料理，就是曾在洛阳讽刺过陶侃的那位。
钟雅问庾亮：“当前社稷纷崩，是谁的责任？”
庾亮脸一红，不好意思地说：“今日之事，容不得再在这里多说了，时间要紧，我得赶快走，你等着好消息吧！”
好消息确实来了。
庾亮会合温峤，又依靠温峤联系了北府兵统帅郗鉴，三人推举以前深受庾亮歧视的荆州刺史陶侃为平乱盟主，共击苏峻和祖约。
苏峻既克京城，百官奔逃，宰相王导最初表现得还不错，跟另一位顾命大臣陆晔守在小皇帝身边。但苏峻逞强，把晋成帝赶到石头城，大臣也深受威胁。这时王导一害怕，便带着儿子悄悄溜出城，在附近的山上躲了起来。
最后，唯有侍中钟雅还守护在皇帝旁边。
有人在逃跑前对钟雅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您性情亮直，必不容于叛贼，何以坐而待毙？”
钟雅答：“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而各自逃遁以求平安，这样的话我害怕古代的史官董狐会找上门来！”
这是在说给庾亮和王导听吗？
庾亮、王导，国之重臣，此时竟不如钟雅！
后来的事果如那个人所预料：在石头城，苏峻的部下任让当着皇帝的面斩杀了守护在一旁的钟雅。
晋成帝哭着喊：“还我侍中！”
任让不搭理。事平后，陶侃与任让有旧交，恳请皇帝赦免。成帝愤怒地说：“任让是杀我侍中者，不可谅！”
苏峻之乱历时一年多，给东晋的京城建康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
乱平后，王导重新执政。但他表现出的懦弱已令其晚年名誉减损。此时，庾亮因逼反了苏峻而不太好意思在朝内任职了，自请为豫州刺史，镇芜湖。
庾亮去世时，大臣何充说：“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怀怎能平复！”
但名僧法深却这样评价庾亮：“人谓庾元规是名士，我以为其胸中只有柴棘三斗许！”
当然，这个事件也有所得：温峤、陶侃、郗鉴的才华和能力得到检验。其中，郗鉴于战争中强化了京口的地位，令其成为建康的犄角，致使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荆州的强藩不敢轻易东下。
最后，说说第三个侍中的故事。
这位侍中叫虞啸父，是晋孝武帝时代的人。一次，孝武帝随口问他：“虞爱卿，你久在门下省为官，也没听说你贡献过什么。”
皇帝的意思是，你好像没有献过良言啊。
虞啸父是浙江富春人，离大海特别近，看着皇帝的样子，似有所悟，马上拜倒在地：“陛下，现在天气还暖和，鱼虾螃蟹还没长大，等它们够个儿了，我一定叫人打捞献上。”
皇帝抚掌大笑，他还能说什么呢？那就这样吧：等着你的海货。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这是一则风趣的小令。
张吴兴即吴兴太守张玄之，少以聪颖著称，后与谢玄齐名。
在他八岁那一年，正赶上换牙，门牙掉了。有一位名士路过其家门口，此前也知道张玄之是个不凡的小孩，于是故意戏弄：“你嘴里怎么开了个狗洞？”
张玄之头也没抬，应声而答：“正是为了让你这样的人从此出入！”
张玄之聪颖，当然还有比他更厉害的，比如叫作顾敷的。两个孩子都是大臣顾和的外孙。那一年，张九岁，顾七岁，顾和带他们去寺院里玩。在佛像前，有人在哭泣，有人则没有。顾和就问为什么。张玄答：“被佛呵护的人在哭泣，反之则不泣。”
顾敷说：“不然。忘情者不泣，不忘情者自泣。”
显然，顾敷的回答更清妙，高拔于世俗的理解。
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孙盛是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东晋最负盛名的史学家，《晋阳秋》和《魏氏春秋》的作者，同时还极善于清谈。他小时候，正逢永嘉之乱，随族人过江，成年后，一直在将军幕中，先后经历陶侃、庾亮、庾翼、桓温，做参军和主簿这样的差使。
在桓温幕府时，恰逢平蜀克洛，以功封侯，官至长沙太守，后又调往建康任秘书监。孙盛性耿直，虽长期在桓府工作，但并未刻意取悦桓温。在他的名著《晋阳秋》中，孙盛记叙了桓温北伐前燕时的枋头惨败。
当时，桓温正在气头上，扯过孙盛的儿子就问：“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
当然，以桓温性格并不会因此真的加害于孙盛。
孙盛有两个儿子，孙齐由和孙齐庄，非常聪明。有一天，荆州刺史庾翼之子庾爰之去拜访孙盛，见到他的儿子孙齐庄正在外面玩儿。庾便想一试，道：“孙安国（孙盛）去哪儿啦？”
孙齐庄答：“在庾稚恭（庾翼）家！”
庾一愣，紧接着跟了一句：“诸孙大‘盛’，有儿如此！”
孙齐庄从容道：“未若诸庾之‘翼翼’。”“翼翼”典出《诗经》，在“小雅”篇中有“我黍与与，我稷翼翼”之句。
所以，后来孙齐庄跟人说：“还是我胜利了。他爹的名字，被我喊了两次！”
现在说的是，早些年，在荆州时，孙盛为庾亮的参军，带着两个儿子跟随庾亮打猎。
当日秋高气爽，旌旗飘荡，飞马相奔，引弓而射，荆州秋日荒野，正是休闲打猎的好时光。
那一队人马往荆州的山水深处越走越远，直至成为山水画卷的一部分。
回城时天色将晚，猎物坠得马难行，秋天的晚风吹拂着庾亮峻然的面庞。
此时，东晋内有王导，外有他庾亮，而颍川庾氏也成为继琅邪王家之后执政的大族。当然，两个家族也有摩擦，但幸有参军孙盛，晓明厉害，最终使庾、王二人和睦了关系。
想到这儿，庾亮就回头寻他的孙参军，却意外发现孙参军的小儿子，也就是七八岁的孙齐庄，正神气活现地骑在一匹马上。庾亮早就听说孙盛的两个儿子都很聪明，孙齐庄尤甚，为此曾在不久前特意一会。
那天，在府上，庾亮问孙齐庄：“你哥哥叫孙齐由，欲向谁看齐？”
孙齐庄回答：“古代隐士许由。”
庾亮又问：“那么你呢？”
孙齐庄答：“当然是向庄周看齐啦！”
庾亮问：“为什么不仰慕孔子？”
孙齐庄答：“孔子为圣人，凡子不敢仰慕，更难企及。”
此时，在回城的路上，看着孙齐庄，庾亮大笑：“孙家小孩，你也来了？”
孙齐庄拽着缰绳，板直了身子，高声应答：“其旗茷茷，鸾声哕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语出《诗经》。
此时天高云淡，远山橙红，一群大雁往南飞，东晋的秋意在此刻被渲染得正浓。
庾将军仰天大笑，打马飞奔，兴致所至，引吭高歌，顿有行于蒹葭苍苍的春秋时代的感觉。
部下纵马奔驰，在黄叶纷纷中跟随着一起唱起来。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多么熟悉的一句话！
生命与事业贯穿于东晋中期的枭雄和权臣桓温，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其父是两晋之交的名士桓彝。桓彝通过参与平息王敦之乱和死难于苏峻之乱而使桓家有了名望。
现在，在讲桓温的故事前，先看看他名字的由来。
桓温，字元子，父亲给他取名为温，是因为东晋初的重臣温峤。有晋一代，有两位大臣名峤，一个是西晋时的和峤，一个是东晋时的温峤，都很有才华。
温峤，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
西晋末年，温峤并不是直接追随晋元帝司马睿过江的。
永嘉之乱中，他一度留在北方，跟姨夫刘琨在并州一带与石勒的军队作战，屡献妙计，使并州成为北方的孤岛。后形势不济，刘琨派温峤飞马南下建康联络，受到王导、庾亮的热情接待。
后来，温峤想返回北方，但已经没戏了：因为太有才了，大家不放他走。
没办法，温峤只好留下来。王敦妒其才，一度将温峤要到自己幕府中，但温峤很快设计脱身。王敦第二次兵进建康，锁定的目标其实是温峤。王敦当时有言如此：“募生得峤者，当自拔其舌！”
温峤的舌头没被拔下来，王敦却在进兵中被温峤打得大败，忧愤而死。
温峤多谋，即使在爱情问题上也善于使计：他妻子死得早，其从姑刘氏身边有一个女儿，聪慧美丽，从姑也有意将女儿托付给温峤，让温为她找个好婆家。温峤对从姑说：“好婆家不好找呀！现在只剩下像我这样的了，如何？”
从姑说：“大乱中活下来已是不易，哪指望能找到像你这样的优秀女婿。”
过了几天，温峤对从姑说：“已经找到了，门第还不错，这未来的女婿不比我差。”
随后送上玉镜台一枚作为聘礼，这是温峤北征刘聪时得到的。从姑大喜，把事情跟女儿一说，后者半信半疑。结婚那天，新娘子用手拨开盖头，看到新郎正是温峤，随后大笑：“我一直就怀疑是你这个老家伙，果然！”
晋成帝时，苏峻之乱起，建康失陷，执政的庾亮出奔。
军权在握的陶侃与庾亮不睦，正是由于温峤穿针引线，二人才捐弃前嫌。
叛乱平息后，温峤有大功而不图高位，以江州刺史身份回镇武昌。过牛渚矶，听人说水下有异形，温峤好奇，叫人毁犀角照水，还真的看到许多怪物。当晚，他做了个恐怖的梦，梦中有东西问他：“与君幽明相隔，何故照我？”
醒后温峤牙疼不止，拔之而中风，到武昌后没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温峤活着的时候，有人认为他是第二流人物中的拔尖者。当时名士共论人物时，第一流人物快评尽时，温峤“常失色”。
其实，温峤硬朗而机敏，懂军事，通谋略，又洒脱幽默，堪称真名士，自为第一流人物。
余嘉锡先生也认为：“温峤智勇兼备，忠义过人，求之两晋，殆罕其匹。而以其为第二流人物，不足为信。”
过江名士桓彝深喜温峤其人，等儿子诞生，给他起名为“温”。
桓温性好冒险，少年时最爱“戏大轮”，也就是赌博，但手气很差，不但把仅有的钱输了，而且还欠了不少债。债主催账甚急，搞得桓温很头疼。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想起了袁耽。
袁耽，字彦道，曾为王导幕僚，参与平息苏峻之乱，以功拜历阳太守。袁耽俊迈有才，没有玩不转的事儿，尤其擅长赌博。于是，桓温跑到袁耽那里求救。后者正守孝在家。桓温有顾虑：他能帮自己这个忙吗？
别说，袁耽真是够意思，听完桓温的话，二话没说，换了衣服，揣上帽子，跟桓温找那个债主去赌。
袁耽素有赌名，不过这个债主只听说过其大名而未见过其人，于是说：“你行吗？敢帮桓温？你的赌技总没袁彦道厉害吧！”
袁耽并不作答。
不愧是东晋赌神，袁耽每局必赢，最后桓温欠债主的钱不仅全清了，而且还反赢了不少。直到这时，袁耽才站起身，从怀中把帽子掏出来摔在桌子上，对着债主大声道：“你认识我袁彦道吗？！”
真是潇洒呀！
后来，桓温成就功业，对当年的恩人念念不忘。但这时候袁耽却已经去世了。
当初袁耽在守丧中仍帮桓温去赌，一方面说其为人率性，不拘于礼法；同时，也说明袁耽有识人慧眼，看出桓温日后必成大业。赌神有两个妹妹，都嫁给了大人物，一个嫁给了殷浩，一个嫁给了谢尚，以致后有此言：“桓温！真遗憾我没有第三个妹妹，否则的话一定嫁给你！”
最初，风格粗犷的桓温也想往名士这边靠，曾参加了几次清谈聚会，但多是在一旁支棱着耳朵听，插不上什么话，后愤而往军政事业上发展。桓温初为琅邪内史，到东晋中期的晋穆帝永和年代，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受到执政大臣何充的提拔，出任荆州刺史，继庾家之后掌握长江中游的兵权。
东晋时，谁掌握了荆州的兵权，谁就具有了政治上的发言权。
桓温以才华横溢的郗超为幕后谋主，就这样一点点坐大。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桓温要给京城的人们一点颜色看了：该年，桓温率军七千人逆流而上，直扑成都，一举消灭了盘踞在那里数十年之久的成汉政权，威名大震。
此时朝廷里有人向皇帝报告，说桓温是个王敦式的人物，野心勃勃，虽很有能力，但不可太过放权。说话的人是桓温的“连襟儿”、东晋最高傲的名士刘惔。但朝廷没太在意。桓温在消灭成汉后，上书要求北伐盘踞中原的羯族国家后赵。
建康方面虽然批准了这次北伐，但指挥官却不是桓温，而是他少年时的伙伴、只会纸上谈兵的清谈大师殷浩。当时在朝中执政的是会稽王司马昱，他也是一个清谈家，他本想提拔殷浩来制约渐渐坐大的桓温，但结果适得其反：公元350年，殷浩北伐，以完败收场。
从公元4世纪50年代开始，桓温正式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一直到公元373年死去为止。
二十三年间，正因为有桓温在外面挡着，东晋才有了安宁的环境，名士可以每天以清谈玄理度日。
可是，名士们并不感恩于桓温。
虽然桓温战功赫赫，多次北伐，兵临长安，又收复洛阳，但依旧被名门士族不屑，动不动地称之为“兵”。与王、庾、谢并列东晋四大执政家族的桓家，终晋一代也未被第一流高门认可。
对桓温来说，怒怨和自卑是交杂在一起的。
因为桓温之所以不被名士们认可，跟他的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桓温的祖上很有可能与被司马懿诛杀的曹爽的智囊桓范有关。当初高平陵之变，桓范冒险出城，见到了曹爽，叫他带着皇帝奔许昌，进而跟司马懿对抗。但是，庸人曹爽不听，反而自投罗网。后桓范亦为司马懿诛杀。
按田余庆先生在其不朽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推测：桓温父亲桓彝的曾祖，有可能是桓范或者桓范的弟兄。在桓家被司马懿诛杀时，有一人成为漏网之鱼。所以，桓彝桓温父子很少提祖上之事。
由于家世带有谜团性质，出身又没有光彩，遮遮掩掩的，所以叫名士皱眉并不奇怪。
只是桓温感到憋屈。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一度有代晋自立的想法，曾在床上卧语：“作此寂寂，当为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所笑。”随后起身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到公元369年，桓温率军攻伐鲜卑国家前燕，至枋头大败而归。
在此之前，他希望以北伐建功而获朝廷的九锡，拉开篡夺皇位的序幕。但枋头大败使桓温的声誉降到最低点，夺取司马家帝位一时又缺乏了资本。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听从了心腹郗超的建议：公元371年，以当朝皇帝阳痿为借口，废黜其帝位，降其为海西公，另立了新皇帝，也就是亲王中最善清谈的会稽王司马昱。
废帝的借口令司马家脸面尽失。
千古之耻，莫过于此。想当年，司马师和司马昭掌握魏国大权，对一世枭雄曹操的后代，想废就废，想杀就杀；而现在，世道变了。
此番废君，桓温本欲重树权威，但却遭到了以谢安为首的王、谢等家族的默默对抗。最终，桓温在郁闷中死去。死之前，他一度欲诛杀谢安，但终未有行动。其实，他是非常欣赏谢安的。
有一次，桓温病中，谢安去探望他。
谢安刚入大门，桓温就远远看到他，叹息道：“我门中久不见这样出色的人物了！”
桓温是爱才的。他是枭雄，而不是蛮不讲理的坏蛋。当年远征成汉，入蜀地，行军于三峡，桓温举头遥望，绝壁天悬，波涛迅急，于是感叹：“做忠臣，就做不了孝子，又有什么办法呢？”
桓温最终没有夺取司马家的江山。
主观原因，是桓温在关键时刻死去；客观原因是，王、谢等士族力量还很强大，都反对他篡位，外部条件远不像魏晋易代那样成熟。
相比之下，晋代魏，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的清剿，朝廷上下已没什么反对势力了，所以即使司马炎是个温柔的人，到时也能顺利地夺了曹家江山。
桓温面对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最终只能做个耿耿于怀的愤怒的忠臣。
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韩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王中郎即王坦之，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初为桓温长史，累迁中书令，领北中郎将，北徐、兖二州刺史。当时王坦之号称“江东独步”，但综观《世说新语》里他的出场效果，却非常糟糕，每每受人讽刺。
江虨为仆射，负责为朝廷选拔人才，欲以王坦之为尚书郎。王知道后很不高兴：“自过江以来，尚书郎用的都是第二流人物！为什么把我划入这个行列？！”
后来江虽“闻而止”，但可看出王坦之在当时并不被人看好。
谢安曾说：“坦之来了，我不觉得他讨厌；走了，也不叫人想。”
支遁更是对其尽挖苦之能事，原因不外乎王坦之偏儒，不崇老庄，并写下《废庄论》，其中有这样一句：“然则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
桓温执政末期，王坦之受简文帝信赖，跟谢安一起辅政。
桓温镇守姑孰，一日，派部下伏玄度和习凿齿到建康办事。
事情完毕后，王坦之在新亭设宴与两位老朋友叙旧。王、伏、习席草而坐。此时春阳暖照，万里寥廓。在某一瞬间，举目四望，王坦之产生了一种不平意：“永嘉之后，都说琅邪王家功高盖世，但却也出了王敦这样的逆臣。我太原王家的功名虽没琅邪显赫，但却都是忠良之臣！如此相比，谁优谁劣呢？”
伏玄度、习凿齿听后相互看了看，未置可否。
王坦之便有些郁闷，随即问：“二位老兄，你们一个来自青州，一个来自襄阳，想来也都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啊！”
这一说，还真给伏、习二人提了神。
伏玄度言青州及周边之美，从管仲、晏婴、孟子，到东方朔，再到祢衡、管宁、华歆，名人辈出。习凿齿也不示弱，谈起襄阳及周边名人时，上来就整出一个神农。随后又列出屈原、邓禹、庞统等人。
二人一时争论不下，于是齐问王坦之，后者刚刚还气不过琅邪王家，所以有意抑青州而扬襄阳，伏玄度自然不干，要找个明白人评判一下。
这时候，远远望见名士韩伯正驾驶着一辆精美的马车朝这边溜达而来。
有好事者就建议去问问韩伯。于是，王坦之令二人将山东和湖北的优秀人物写在纸上，上前拦住韩伯的马车。
韩伯是殷浩的外甥，比较矜持，接过王坦之手里的名录看了看，随手还给他，不发一言，便欲驾车离去。
王坦之一把抓住韩伯：“别走，你倒是说说啊！”
韩伯居高临下，揽着缰绳，极目远眺，似在自言自语：“无可无不可。”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出自《论语》。由于时机、火候都赶得不错，所以韩伯这番话放在这里很成功，四周士人不禁啧啧称赞。
韩伯的意思是：伏、习二人说的那些人物和对那些人物的评价，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韩伯这样说，当然不是怕得罪谁，而只是将话题引入玄虚。
模棱两可，在魏晋时是作为一种时尚的机锋而存在的，里面充满了后世禅的悟辩。
对韩伯来说，此刻江山锦翠，已是万分动人，又何必拿已逝的家伙们说事儿？伏、习二人已够俗气，我再跟这儿点评，那就更傻啦。
王坦之呆呆地望着韩伯的背影。
此时马车上的韩伯想的也许是：你王坦之不是写了什么《废庄论》来诋毁庄子吗？好，我就用你看好的孔子的话回答你。
韩伯赶着马车并不回头，渐渐消失在花树深处，我们也就没机会看他微笑的脸了。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东晋的一天，孝武帝邀请大臣们一起围谈《孝经》。
在座的有谢安、谢石、袁宏、车胤等人。为了这次讲谈，谢安兄弟在家里准备得很充分了。在此之前，中书郎车武子即车胤，遇到疑难问题想求教谢安，但又有些犹豫，于是跟好朋友即那位被刘惔的妻子称为“古之遗狂”的袁羊说：“不问吧，《孝经》中的有些精粹恐怕被错过；问吧，又担心让谢安、谢石兄弟厌烦。”
袁羊：“你担心的事肯定不会出现！”
车胤：“为什么呢？”
袁羊：“你什么时候见过镜子因为人老是照而感到疲倦？又曾什么时候看到清澈的溪水害怕和暖的微风？”
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
生活中最平实的道理，却最容易被我们忽略。而一旦被提炼出来，便会在瞬间打动我们。它是一种哲理，更是生活之美本身。
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上何在。简文曰：“某在斯。”时人以为能。简文即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其人性格清恬，好静而能静。
一日，司马昱入华林园，对左右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华林园是建康皇家名园，初建于三国时代，位于鸡鸣山南的台城中。
园中花树繁茂，风景宜人，东晋皇家子弟多宴游于此。濠、濮，两条河流，分别有两段典故，均出《庄子》：其一为众人皆知，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曾就鱼之乐问题进行辩论。其二，庄子钓于濮水，楚威王派人请其为官，庄子持竿不顾。
简文帝司马昱性格恬静，虽天赋不高，但却长于思索，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终于挖掘出一条真理：所谓林泉会心处，不必在远。
初，桓温入朝，有意试探一下沉静的司马昱，与其同车，后密令人于车前后鸣鼓，左右大惊，唯司马昱神态安详，不为所动，桓温自叹：“不想朝廷中还有此等人！”
桓温废海西公，年过半百的司马昱被立为新皇帝。
桓温废海西公时，火星入太微区。后有一天，这样的天象再次出现，于是新皇帝司马昱就非常厌恶，便召见了桓温的心腹、时任中书侍郎的郗超，问：“最近不会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吧！”
郗超说：“桓大将军对外巩固疆土，对内安定社稷，一定不会有您担忧的事发生，我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
郗超是桓温的主脑，司马昱对他的保证还是比较信任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试探一下桓温。一个微雨的傍晚，司马昱召见桓温入宫。此时天色昏昏，司马昱紧闭窗户，端坐室内。
桓温到了以后，屋子里一片幽暗，一时寻不着皇帝在哪儿，便问：“陛下，您在哪儿呢？”
司马昱于暗处回答：“我在这儿。”声言沉郁悠远。
桓温心头一颤。
至于后来两个老头儿谈了些什么，便无关紧要了。
在幽暗的房子里，寻者问“你在哪儿”，被寻者答“我在这儿”。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回答了，但却有深意在其中：一是玄思上的；一是政治上的。
当时，桓温北伐失败，以功勋受九锡进而代晋的计划受挫，便废掉了一个皇帝，以图重树权威。在此之前，他曾对手下说：“如果一直这样寂寂无为，当为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所笑！”
幽室中，司马昱一句“我在这儿”，是在提醒桓温：你的想法我很明白，你是强臣，但我要告诉你，你前面还有天子，你做事可要想清楚。
此外，“我在这儿”是有典故的。当年，孔子与一盲乐师相见，为其引路，几番告之“我在这儿”。现在，司马昱说这话，也是想告诉桓温：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是个瞎子。
司马昱说得很巧。
不过，桓温要蛮来的话，他也是一点办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