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魏晋士族是由东汉中期的豪族演变来的，进而成为累世为官的世族，从此士人完成了贵族化，也使中国进入门阀政治时代。虽然魏晋时客观上仍存在一个寒士阶层，但唯一的现实是：这几百年，门阀士族和他们的文化与风尚才是绝对主流。
王仲宣即“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王粲。王粲，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人，文采斐然，深受魏文帝曹丕喜爱。他死去时，曹丕大为悲伤，亲临灵堂，对身边大臣说：“王粲在时，喜欢听驴叫，你们可各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
东汉后期和魏晋的名士率性不羁，情之所来兴之所来，是无所束缚的，很多名士都喜欢听驴叫。比如，东晋名士孙绰、孙统的祖父孙楚。
年轻时，孙楚隐而不仕，想对挚友、老乡王济说：“我当枕石漱流，做个高逸的隐士！”没想到一激动说成“漱石枕流”。
王济笑道：“流可枕？石可漱？”
孙楚笑，将错就错，让那口误转为名言：“有何不可？所以枕流，是想洗耳；所以漱石，是想砺牙！”
及至四十岁以后，孙楚才为官，其风刚毅，每多直谏，有可能是第一个质疑当时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的人。孙楚推崇王济。王死后，孙楚非常伤心，对着棺椁说：“王武子！你生前最爱听我学驴叫，现在我就再为你叫一次！”
于是灵堂上顿生驴鸣。
前来吊唁的宾客无不掩嘴而笑，孙楚抬头道：“为什么死的是王济这样的英才而不是你们！”
现在，王粲喜欢听驴叫，皇帝曹丕在灵堂上也要大臣一起学驴叫。
可以设想，约一千八百年前，在王粲的灵堂上，驴叫声此起彼伏，是何样的情形。虽然是皇帝发话，但中间却无强迫成分，意义就在这里。
曹丕本人有没有学驴叫？当然。
不拘儒家的传统礼法，从皇帝那里就这样做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安能不变？
看上去，貌似魏晋人爱好奇特，实则是亲近心性的结果，由此才可以无拘无束、自由畅达。再比如，东晋玄学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另一名士袁山松好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松柏，本逝者之树；挽歌，亦逝者之歌。这两者，本身已森然，而却成爱好。
现在，我们无法理解的，便是当时见怪不怪的。或者说，我们之所以无法理解，是因为心性早被规矩框死。而魏晋于我们的意义，即在于破除内心的樊篱。
最后，还是说说曹丕吧。
击败弟弟曹植，接过父亲曹操开创的天下，曹丕代汉而建魏，这是三国时代真正的开始。
曹丕做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九品中正制”。
这个选官制度是来自“士之汪洋之地”颍川的大臣陈群建议的。
皇室曹家背景寒微，在曹操时代，枭雄强调“唯才是举”，这也符合其贵刑法之术的特点。到曹丕这里，好黄老之术，采取了陈群的建议，九品中正选拔官员的制度确定下来。对陈群来说，他当然要为士人代言；曹丕呢，本意想把父亲选拔人才的方式制度化，但结果是：九品中正制成了士族垄断仕途的制度保证和法律依据。
九品中正制，简单地说就是把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朝廷在各州郡设立“中正”这个职位，担任“中正”的人，工作只有一个，即围绕着出身、德行和才华评议人物，然后向上级举荐。
在这个选官制度中，“中正”这个角色最重要，即对某一地区的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西晋后由朝廷中的司徒选授），或由朝廷里的官员兼任，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士族。品评人才的内容有二：一是家世，二是品行才能。
九品中正制的出发点是好的，除看出身外，还注重人的德才。不过，进入西晋，大小“中正”已经完全被世家大族把持，出身不好的寒门子弟要想干出一番事业，真是忒难了，难怪左思忧愤成诗，在《咏史》中骂了一通门阀政治：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永嘉乱起，中原士人纷纷渡江，在寄居江东之后，思念和追想曹魏、西晋时的旧人成为普遍的情绪，在感怀中渐渐有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样的划分。
东晋学者袁宏曾作《名士传》，系统地将先前的名士做了一番总结：“夏侯太初（夏侯玄）、何平叔（何晏）、王辅嗣（王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阮籍）、嵇叔夜（嵇康）、山巨源（山涛）、向子期（向秀）、刘伯伦（刘伶）、王浚冲（王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裴楷）、乐彦辅（乐广）、王夷甫（王衍）、庾子嵩（庾敳）、王安期（王承）、阮千里（阮瞻）、卫叔宝（卫玠）、谢幼舆（谢鲲）为中朝名士。”
至于“竹林七贤”这一称呼，最初见于东晋历史学家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再后来，戴逵作《竹林七贤论》，这一称谓便固定下来。也就是说，竹林七贤是东晋时才被命名的。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名士团体是怎么形成的。
看一下历史背景：
曹操之子曹丕篡汉后，当了几年皇帝。
接下来，做皇帝的是其子曹叡。这十来年，魏国的权力还是控制在曹姓皇帝手里的。其间，他们依靠司马懿对抗蜀国诸葛亮的不断攻击和骚扰。
曹叡死后，司马懿、曹爽并为辅政大臣。此时的皇帝是少年曹芳。很快，曹爽将司马懿排挤出朝。后者于是韬光养晦，以静制动，悄悄等待时机进行反击。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春，曹爽带着少年皇帝和几乎全部朝臣，出洛阳城去祭奠先祖。司马懿闻报后，以七十岁的垂垂老矣之身，发动“高平陵之变”，一举捕杀了曹爽及其亲信，架空了魏帝曹芳，从此大权尽归司马氏父子。
如果曹操地下有知，面对这个结局，他会作何感想？
假如曹操和司马懿对决，在权谋上，两个人谁更胜一筹？
现实是：曹操早就死了，他的子孙在强大的司马氏父子的压迫下，被凌辱得喘不过气来。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相继掌权，魏国皇帝形如傀儡。其间，魏帝和某些大臣曾意图反抗，但最后都被智力过人的司马兄弟击败，皇帝或被废或被弑，曹氏阵营中包括何晏、夏侯玄在内的一些名士和大臣也相继被杀。
这就是人们印象中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多故”而“名士少有全者”的由来。
于是，以往的史家用“高压政治”来形容司马氏掌权的时代，导致很多人认为这个家族总在杀名士。在这种愚蠢的既定观念下，很多人觉得：魏国的大臣和名士，一定都对司马氏恨之入骨，都是反对司马氏的。
其实呢？
这完全是错觉。
当年曹操杀杨修杀孔融杀边让借刀杀祢衡，为何不说是“高压政治”？为什么到了司马家这里就成了“高压政治”？
司马家杀何晏，纯粹因为他是曹爽集团的人；杀夏侯玄，则是因为他属反对司马家政变集团中的一个链条；杀嵇康，情况虽然稍有不同，但也因其挑战了司马昭的执政理念（加上嵇康本身也是曹魏家的驸马），仍没达到“镇压名士”的程度。
这样说吧，魏国的曹家皇族来自寒人阶层，而司马家是汉朝以来最纯正的高门大族。在曹魏时代，发端于东汉中期的门阀士族观念已越来越深入人心。当时，朝中绝大多数重臣都有士族背景。
换个说法，从出身上讲，魏国朝中大臣多跟司马氏是一条战线的。
此外，从曹操时代起，治国风格就是严苛的，带有浓重的法家思想。士族出身的大臣们呢，更多则倾向于宽简无为的政治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恰恰是反对曹家皇帝的。
所以，当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后，这些名士出身的大臣立即转到他们这边。
而曹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当然，也确实有反对派，或默默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但数量，远没后人想象的那么多，更不是主流。反过来推论，司马家根本不存在诛杀名士的偏好。
七位名士的竹林之游有着以上大背景。
竹林七贤会集大约起于正始五年即公元244年以后，主要活动于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此时曹爽刚刚获诛，司马氏父子正在洗牌，魏国朝野有些乱，于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四个河南人，两个安徽人，一个山东人，在机缘巧合下，碰到了一起，他们啸聚竹林，索琴饮酒，纵情不羁，口言老庄，心怀玄远，以老庄之道慰藉当世情怀。
蔑视礼法的七人，往已经倾颓的儒家危楼上推了一把，于是它便轰然倒塌了。
竹林七贤的活动地点是山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焦作境内的修武县（云台山地区）。
修武位于魏国都城洛阳之北的河内郡。当时的河内郡风景奇秀，洛阳的显贵们纷纷在这里修建别墅，一到休闲日，便从洛阳来河内度假。其中的山阳是河内的中心，被废黜的汉献帝刘协即以山阳公之位居住在此。
住在山阳的，有老家是安徽的嵇康和刘伶，以及老家是山东的王戎。同在河内郡而不在同一县的还有怀县人山涛和向秀。陈留人阮籍家在洛阳，但极有可能在山阳建有别墅。他的侄子阮咸，一直跟着叔叔生活。
竹林七贤能聚在一起，关键人物是山涛。
山涛在正始五年即公元244年的时候，正在山阳做小官，其间他结识了青年才俊嵇康，后又认识了阮籍，并把阮籍介绍给嵇康，三个人携手入林。接下来，山涛推荐了老乡向秀，阮籍则把侄子阮咸和当时还是少年的王戎带了进来，至于刘伶呢，大约是闻着酒味来的。
七个人在竹林中啸聚清谈、喝酒、弹琴，遗世而独立，不醉而不归，名声渐渐大振。
关于竹林七贤，有个核心或者说领袖问题。
团体核心当然是最初的三个人：阮籍、嵇康和山涛。
这没有争议。个体核心呢，有人认为是阮籍，有人认为是嵇康。后世更多的人，认为年龄并非长者的嵇康为七人之首。
这仍是错觉，或者说，是出于对嵇康的偏爱。
因为他太刚直，死得又太有风骨，而且那么华美。去除偏爱，我们会发现：竹林七贤真正的领袖，仍是具有诗人身份的阮籍。
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嵇康的庄园，具体位置在山阳城东北的一片竹林旁。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
竹林七贤中，阮籍狂放不羁、颓废伤感，有浓郁的厌世主义倾向，具有诗人、饮酒爱好者和玄学家多重身份，代表作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阮籍先后做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幕僚。面对曹家和司马家的纷争，他也许有看不惯的地方，但却没有强烈的站队意识，只是心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嵇康呢，刚直高傲，是思想家、文论家兼打铁爱好者和音乐演奏家，代表作为《广陵散》、《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琴赋》、《幽愤诗》、《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他是魏国的驸马。从这个角度说，不管他想与不想，他都是曹魏阵营的人。但这时候，曹魏的权力已经被司马氏所夺。他进退维谷。对司马兄弟和一些名士向两兄弟攀缘的做法，他是越来越看不惯了。
山涛深沉，如裴楷所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刘伶放旷，阮咸狷率，向秀秀彻，王戎聪颖。
至于这七个人的生命结局：嵇康最终被司马昭所杀；阮籍放纵不羁，但其行为一次次为司马昭所容，得善终；刘伶和阮咸，一个纯酒鬼，一个酒鬼兼音乐家，后皆不知所终；向秀一度为官，终于无为，后来事迹不甚清楚，但为我们留下《庄子注》；王戎和山涛仕途显赫，都成为西晋的重臣，官至宰相级别的三公。
我们会依据自己的好恶来评定竹林七贤。
但在晋代，名士们对这七人是不做优劣上的评论的。
比如，北府兵名将谢玄等人想评论一下，被叔叔谢安制止，他告诉侄子：“从先辈开始，就不去评论七贤的优劣，这是个传统！”
从谢安的话中可以看出，对竹林七贤，名士们是无比尊重的 。
前面提到过名士由东汉向魏晋转型的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仅说因为魏晋是乱世，当时篡弑频繁，士人朝不保夕，内心比较痛苦，反映到外在行为，即放旷不羁，也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如果说魏晋乱世，篡弑频繁，那么五代十国比之于魏晋如何？当时怎么没出现如魏晋一般的风尚？
实际上，魏晋风尚的诞生，跟门阀士族盛大和皇权衰退有紧密关系。
同时，汉武帝时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根基还未牢靠，以老庄之说为底色的玄学应运而生，动荡的时局和生命的无常确实也唤醒了士人心中对个体价值的重新思考。在几重背景下，嵇康才可以喊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样惊世骇俗的口号。
虽然不能说魏晋风度就是竹林七贤的风度，但七贤开辟的精神道路，初升于山阳的竹林，最后如光霞般在魏晋的山水间蔓延开来，进而为中国历史打造出一个绝无仅有的瑰奇而迷人的时代。其高逸的精神追求和不羁的处世方式，更是绝大影响了后世士人，并在他们心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阮籍的邻居是个美妇，开了个酒肆，阮籍时常拉着竹林七贤中最小的王戎去那儿喝酒，每每大醉，倒眠在妇人身旁。其夫初疑阮籍有所不轨，但观察多日，见其并无他意。
后人评此事，多讲阮籍坐怀不乱。
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宗白华先生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
阮籍醉卧美妇的大腿边而无他意，除说明阮籍的人格伟力外，想是更多地道出魏晋名士对美的超脱感。那香艳的身躯在阮籍看来是美的，但不是来自感官下的肉欲美，而是来自生命本身的美。
又，阮籍的嫂子回娘家，籍与之告别，有人讥讽，籍冷笑：“儒家之礼岂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置的？！”
好一个公然的反问！
这种对传统礼教的反叛和颠覆，对率真诚挚情怀的向往与追逐，千年后仍震烁着人们的内心。
阮籍是当时最出色的诗人，但后人谈起他时，更青睐于他惊世骇俗、鄙视儒家礼法的快意故事。他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魏晋名士的特点在他身上基本上都能找到：好老庄，谈玄学，不屑于儒家礼法，好酒能琴又能啸，放达不羁，且有深情。此外，还有士林可以接受的保身之道。
竹林领袖阮籍，字嗣宗，是“建安七子”阮瑀之子，河南陈留尉氏（今河南陈留）人，生活在曹魏末年。《晋书·阮籍传》：“籍容貌瓌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史上说阮籍有济世之才，但由于时局多乱，不得不把自己埋得很深。
阮籍之父阮瑀深得曹操欣赏，但阮籍却一连两次辞去曹家给的官，没因父亲的关系而跟曹家走得更近。当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歼灭诸曹及其党羽后，时人皆称阮籍有预见力。司马懿慕其才，这一回阮籍没拒绝。或者说，对司马氏，他本来就不太反感。随后，阮籍在司马师幕府中做事，曾为散骑常侍，又为东平太守。
司马师死后，阮籍又被司马昭引入幕府，颇受礼遇。
这样说吧，同样一件事，别人做司马昭会发火；但阮籍做呢，一点事儿也没有。
司马昭属于那种既聪明又有铁腕的人。标榜以名教和孝治天下的他，之所以一再纵容与袒护阮籍违反礼教的行为，除了显示自己的政权对名士的态度外，还有一点：他是真的喜欢阮籍。
司马大将军和阮籍在心灵上有一种默契（这也是后世很多人指责阮籍的原因）。
阮籍在司马昭的幕府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有那么一年，他得知步兵校尉府中有好酒，便求其职，司马昭欣然应允。
后人推测阮籍求步兵校尉的举动是为避开司马氏的猜疑。理由是，这个职务既离皇帝远，又没实际军权。
其实，这完全是替古人操心了。为什么阮籍就不可以仅仅因为那里有好酒而去做步兵校尉呢？后人总是把当时的事想得很复杂。
魏晋易代时政治环境有点危险，但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
何况，他面对的司马昭是如此欣赏他。对此，阮籍的态度是：在政治上，不以司马家为对手，但也不主动参与司马家的事，与之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后世有人推测阮籍太狡猾，一度担心司马家被曹家逆转后惹祸上身，所以也不愿意被大家认为他是司马昭的人），以致在昏醉中婉拒了司马昭求亲，最后使得这位大将军有这样的印象：“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正因如此，即使阮籍放浪形骸，经常做出一些违背儒家礼法的事，最终也能为司马昭所容忍。比如在其局上，昭居中，幕僚大臣分坐左右，一个个都神姿严正，只有阮籍劈着腿，啸歌酣饮，旁若无人，所谓“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有一年，阮籍母亲去世。在司马昭的局上，阮籍照样吃肉，一样饮酒。大臣何曾在座，站起身，对司马昭说：“明公以孝治天下，而现在，阮籍丧母，却违背礼教，饮酒食肉。这样的人，应流放到遥远的地方，以正风气。”
司马昭低头想了想，抬头说：“嗣宗因母丧，致精神委顿如此，你不能与他分忧，这是为什么？况且，有疾在身而饮酒食肉，原本也是符合相关礼法的。”
阮籍似乎没听到二人的对话，依旧饮食不辍，神色自若。
司马昭处处为阮籍说话。后者与这位大将军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处世方式，也深深影响了后代士人：在内心世界，保留自己的田地；在权力面前，做到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阮籍成为精神逃亡者的隐秘宗师。
但阮籍常有而司马昭不常有。
阮籍爱酒，清醒时，放旷不羁；喝醉时，整日昏昏。
真的是这样吗？
东晋名士王忱，最慕阮籍风格，曾说过这样一番话：“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这个说法是很到位的。但是没人知道，其中包含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的厌恶。
阮籍一度有很高的心气。
他曾登广武楚汉古战场，发出千年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阮籍胸中的垒块，郁积的不仅仅是魏晋间的一些事，更有个人抱负在时光中渐渐自我消磨而生出的兀自悲叹，以及人生中多少事身不由己的扼腕叹息。
阮籍的人生哲学来自庄子，对倾轧无常的官场不那么喜欢，但又不得已而置身其中，有一种自我价值的泯灭感和压抑感。
作为一个厌世者，阮籍是孤独的。
东晋孙盛《魏氏春秋》记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独自驾车遇穷途而哭，因为前面没有路了。孤独如此，孤独如此。在人生的很多时候，无望比绝望更可怕。
对阮籍来说，无望的是什么呢？
千万不要理解成因为晋要代魏了。阮籍胸中，有无法自释的块垒，它只是关于生命本身。那么，对阮籍来说，除了喝酒外，他有没有办法，在一些时候化解这块垒？
史上记载，阮籍善啸，百步之外，都能清楚地听到。
当时，苏门山（在今河南辉县）中有隐者莫知姓名，称为苏门真人，被砍樵者传说。阮籍好奇，便独自驾车前往。
到山下，阮籍弃车攀山。
苏门山不是很高，海拔不到二百米，没多久，就远远望见峰顶处，有一人抱膝而坐。阮籍登顶，上前与那人对坐，对方面无表情。
阮籍是何等人物，见过酷的，但没见过比自己还酷的，于是与之论上古玄远之道。那人寂然无语，只是呆呆地看着阮籍。阮籍随后又问其修身养性之术，那人仍不作答，只是用眼珠凝视着阮籍，一动也不动。
后来，阮籍不再说话，也与那人对视。
时间分秒过着，暮色渐起山间。阮籍再凝神向对面望去，那人仍无表情。在某个瞬间，也许吓了阮籍一跳，随后忽有所悟，于是对之长啸。
那人突然笑了，说：“你可以再啸一次。”
阮籍于是又啸了一番，兴尽下山。行至半山腰，忽闻山上传来清远之声，响彻山林，回头望去，啸者正是那苏门真人。
苏门真人即魏晋著名隐士孙登。
史上的孙登是个神人，性无喜怒，一度隐居苏门山。有人为试其性，将其扔到湖中，想把他激怒，但孙登在湖中游了一会儿，便爬上岸来，大笑着离去了。
未解魏晋精神之真谛者，往往认为故事中的“啸”只是个人爱好，跟三国诗人王粲喜欢听驴叫、东晋皇帝司马昱喜欢看老鼠爬一样没什么区别。至于孙登不与阮籍交谈，也仅仅是隐士奇行而已。或者说，“啸”是道家的一种养生之道。
其实，阮籍与孙登的故事，从侧面道出魏晋时的一种观点：言不尽意。
人们赖以交流的言谈话语，实际上是不能完全穷尽地表达人的思想及本意的。
既然言不尽意，那便不如不说。阮籍在后来琢磨出孙登沉默的缘由：两个人坐在山顶，林木莽然，天人合一，又有什么可说的？说些什么才能讲清楚此刻的心旨？言不尽意而啸尽意，它自能抵达玄远幽深之境，而两啸相应，正是神明之交。
对阮籍来说，在一些时候，这长啸亦能化解自己胸中郁积的块垒。
当然，作为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诗人，真正能叫阮籍抒怀的还是诗歌。
阮籍给后世留下了两笔遗产：一是他的处世方式，二是八十二首立意隐晦的《咏怀诗》。从诗中，可以读出一个厌世者在千年前孤独的哀伤：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的咏怀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珍品。
它不同于先前慷慨悲凉的建安诗歌，其叙事和抒情更为私密化。
由此，将中国的古典诗歌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是至为关键的一步。这样说吧，无论是文学建树，还是处世方式对后代士人的影响，阮籍都是远远超越嵇康的。
晋朝建立前两年的公元263年，厌世的诗人终于孤独地死去。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现在，可以说说魏晋时的职业酒鬼刘伶了。
刘伶的酒量有没有阮籍大，这一点还真不敢确定。但有一点没有疑义，那就是：他对酒的热爱，在纯粹度上，要超过阮籍。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史上记载：“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不但矮，亦可谓绝顶丑男了。
刘伶给我们的印象是很滑稽的，其实他并不是个很外向的人，平时沉默少言，只与阮籍、嵇康、山涛等人交好，携手入林，终日酣畅。
刘伶纵酒放达，脱衣裸形在屋中，有人见之便予讽刺，刘伶答：“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为什么跑到我的裤子里来了？”
如果这算骂人的话，那也真够损的了。
魏晋名士与酒的关系，是很奇妙的。很多时候，他们须借酒而达到超脱高远的境界。
刘伶喝酒很凶，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带着锄头跟在身边，说：“死便埋我！”
摊上这样一个老公，做老婆的可算倒霉了。
最后，刘伶的老婆真急了，把他的酒器都给毁了，哭劝道：“夫君啊！你喝酒太过，非养生之道，就算我求你了，一定要戒啊！”
刘伶说：“好呀！但我自己不能戒了，只有当着神像发誓才能戒！你准备点酒肉祭品去吧。”
老婆大喜。
在神像前，刘伶发誓：“天生我刘伶，因酒而来，喝一斛酒用五斗酒浇醒！妇人之言，实不可听！”
随后，刘伶又一顿大喝，醉倒在地。
对刘伶的老婆来说，生活是个悲剧。超级酒鬼刘伶居然也曾为官，做了什么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年，朝廷有收敛放旷之风而恢复儒家传统的意思，向天下士人求施政良策，刘伶建议“无为而治”，于是被罢官。
在留下一篇《酒德颂》后，他乘着鹿车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矮小的背影，渐行渐远，不知所终。
刘伶的《酒德颂》文不长，录于下：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说的是刘伶吧。
一个什么都没干过的人，仅仅靠喝酒而名垂青史，刘伶，可以了。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当然，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古典乐器，名叫阮。其实，这种乐器的全名叫阮咸。阮咸，一个人的名字。谁呢？阮籍的侄子，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
本条中的阮仲容即阮咸，在竹林七贤中酒量排在刘伶和阮籍后面，位列第三。爱喝酒的同时，他也是知名的音乐家，在为我们留下了一件乐器、一个成语，以及一个关于一夜情的故事后，悄悄消失在历史深处。
阮咸在竹林七贤中最无风头，内向寡欲，只是跟着叔叔阮籍，与大家一起喝酒，乐呵乐呵，没太多的想法。
入晋后，阮咸曾任散骑侍郎，一个闲职；又为始平太守，为官不视事。后山涛荐其入吏部，没成功，因为，皇帝司马炎听说此人太过虚放。
作为那个时代的音乐家，阮咸深熟音律，尤善弹琵琶，代表作《三峡流泉》。
琵琶是从西域古国龟兹传入中原的，阮咸将其改造，创造出一种新的弹拨乐器，后来被称为“阮咸”，简称“阮”。
以一个人的名字而命名一种乐器，似乎只有阮咸享有了这种荣耀。
关于阮咸的故事，虽然不多，但却足够惊人。
按照魏晋风俗，七月初七，要在庭院中晾东西，其他人家皆有绫罗可晾，而阮咸在院子里挑着晾了个粗布裤衩，人问之，答：“未能免俗！”当然，里面充满讽刺的味道。
阮咸跟族人饮宴，不用一般的酒杯喝酒，而是围坐在酒瓮旁，用大瓢舀酒狂饮，时有群猪拱来也要喝酒，阮咸并不驱赶，与群猪共饮。关于魏晋名士与酒的故事，在这里达到极致。
最后，便是一夜情事件。
这个故事与阮咸“内向寡欲”的形象不是很吻合，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故事是这样的：
阮咸的姑母来阮家度假，身边的鲜卑族丫鬟很漂亮，随后的细节就不必说了。姑母在阮家住了差不多两个月。这期间，阮咸的母亲死了。办完丧事，姑母要带着鲜卑女回家。在前一个傍晚，鲜卑女偷偷把阮咸拉到小河边，轻抚着肚子，说：“阮郎，你明白了吧？”
等阮咸终于明白后，说：“放心吧，我会跟姑母说的，把你留在我身边。骗你的话，就叫我掉进酒缸里淹死好了。”
鲜卑女冷笑：“少来，你不最爱喝酒吗？”
后来，做姑母的，还真答应了阮咸的要求。不过，临走时又变卦了，把鲜卑女带走了。当时，正有客人在阮家造访，按本条所述：“……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可以推测，那位客人是王戎。因王身材矮小，不善骑马，而喜骑驴。
阮咸听说鲜卑丫鬟又被姑母带走了，很着急，扔下了王戎，出门跨上驴，身着孝服一溜烟地追了去。在一个岔路口，终于把姑母一行追上。他一把将那鲜卑女拉上驴，二话没说，掉转驴头便走。
回家后，阮咸对王戎说：“谢谢你的驴。”
王戎笑：“为一个鲜卑女，值吗？”
阮咸答：“人种不可失呀！”就是说，鲜卑女肚子里有我的孩子，怎么能不要呢？
鲜卑女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名士阮孚，一个汉胡混血儿。他字遥集。阮咸起的这个字，当然是有讲究的，典出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其中有这样一句：“胡人遥集于上楹……”
阮遥集，名孚，是阮咸的次子。
阮咸的长子叫阮瞻。《世说新语》记载竹林七贤后代特点如下：“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
由此可见，在竹林七贤诸子中，最有才华、最著名的是阮瞻。
相比于阮瞻，也许阮孚太爱喝酒了。父亲阮咸名列竹林七贤，阮孚则位居八达之中。这八达，还包括谢鲲、桓彝、光逸、毕卓、羊曼、阮放和胡毋辅之。他们以喝酒为乐事，追慕竹林之风，裸聚狂饮，令人侧目。
作为八达之一的阮孚，酒量肯定没问题，不是这里面最大的，也跌不出第二名。西晋时他为散骑常侍，曾摘下帽子上的貂饰去换美酒，所谓“金貂换酒”。
不过，他最大的爱好，还不是喝酒，而是收集鞋子：“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阮孚在永嘉南渡后为安东参军，爱鞋的他“恒自经营”，把收藏的鞋子都编上号，什么样的鞋子最酷，什么样的鞋子最舒服，鞋子怎么保养；或者说，市面上又出什么新款了，阮孚往往闻风而动。
在穿鞋方面，他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引领者。
尽管阮孚的奇特爱好遭到妻子反对（毕竟家里到处都是鞋了），但他还是乐此不疲。与此相比，祖士少好财，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祖士少，即闻鸡起舞的那位祖逖的弟弟祖约。两个人都为物所累，一时间人们难以评判谁高谁低。
后有人拜访祖约，祖正在打理珍宝，见有人来，忙将珍宝藏起，有些未来得及弄走，便以身体遮挡，表情有些不自然。又有人去造访阮孚。阮孚当时正在为自己收藏的鞋子打蜡，看到有客前来，神情淡定，一边看着打蜡后闪亮的鞋子，一边叹道：“不知道人这一生能穿多少双鞋！”从容自得。
于是，祖、阮二人高低始分。
祖约与阮孚各有所爱——
爱财者如祖约，见有人造访，匆忙把珍宝藏起来，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他觉得财迷本身是件丢脸的事；二是大凡财迷者，多是吝啬者，他用身子遮挡住未来得及收起来的那些珍宝，只是下意识的动作。
爱鞋者如阮孚呢，他举鞋把玩，丝毫不避客人，虽累于物，但物不累于心：一生能穿几双鞋？除了展现了对鞋子的喜爱外，还流露出对生命和光阴本身的叹息，率真高远的名士情怀尽显。
这一点，阮孚超越了他的父亲阮咸。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我们熟知的成语很多来自《世说新语》，比如卿卿我我。
王安丰即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王戎，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出竹林仕晋，最终以司徒之位，位列三公，封安丰侯。
王戎跟妻子感情非常好。
妻子常称王戎为“卿”。在魏晋时，“卿”是不能随便叫的。举个例子：“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魏晋时重形貌容止，如果你学问再大，形貌难看，也入不了一流。所以，在当时，像卫玠这样的人虽清谈不算顶级，但却非常受推崇；而像庾子嵩这样的丑男虽精通玄学，但很多时候并不被人待见。
庾子嵩即庾敳，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人，其人之丑在于体形，所谓“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可以想象了。他跟左思、刘伶，并称“魏晋三丑男”。因形象差，所以一些人避而远之。
比如，王衍就说：“庾子嵩！别老称我‘卿’，弄得跟咱们多亲近似的。”
庾子嵩说：“你叫我为‘君’，我称你为‘卿’，我用我的叫法，你用你的叫法，没关系的啊。”
“君”是陌生人或关系一般的人之间的称呼，而“卿”则是亲切的不见外的称呼。继续说王戎和他的妻子。一天晚上，以俭吝著称的王戎跟妻子关起门，在灯下算账，算着算着，账单有些对不上了，妻子就对王戎说：“卿啊……”
王戎说：“一个女人家，老称自己的丈夫为‘卿’，不合礼法，以后别这样叫了。”
“卿”虽然是亲切的不见外的称呼，但是在那个时代，虽然自由不羁，但一般来说，妻子称丈夫仍不能用“卿”，顶多称“夫君”。现在，面对妻子的叫法，王戎表了态。那么，他的妻子怎么应答呢？
王妻娇嗔道：“亲你爱你，才叫你卿；我不叫卿，谁叫你卿？！”
王戎把手中的账本一丢：“说得好啊！”立即把妻子揽入怀中。
魏晋时代的新女性以敢爱敢恨、真情流露著称。她们身上散发出的率真、洒脱和热情，并不输给当时的名士们，使得那个时代更亲切可感。
前面说，王戎以俭吝著称，被人熟知的故事，有以下几则：
其一：“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悦，女遽还钱，乃怿然。”王戎的女儿嫁给大臣裴。出嫁前，王戎给了一些钱，但叫女儿打个借条。婚后女儿回门，王戎就没给过好脸儿，再后来女儿把钱还了，他这才露出笑容。这时候，王戎的身份是什么呢？西晋的司徒，宰相级别。
其二：“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说的是：王戎侄子结婚，他只送给侄子一件单衣做礼物，过了没几天，又要回来了。
其三：魏晋人好吃李子。当时，洛阳城里，王戎与名士和峤家的李树最佳。但后来，和峤家的李树被小舅子王济给砍了，于是王戎家的李树成了第一。王戎呢，虽然身列三公，位极人臣，但私下好做个小买卖，经常乔装打扮，带着李子去市场上摆摊，可又担心别人得了种子，于是卖前往往将李子的核钻通：“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王戎的吝啬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年少时，王戎并不这样。当年，其父死，部下凑了份子给王戎，但被王戎拒绝。
为什么长大了，做了高官，王戎反而一下子成了财迷？况且，背景优越的魏晋名士，对于钱往往是不看重的。
王戎之所以表现得超级吝啬，大约跟当时纷乱的政局有关。或者说，是为自己涂了一层保护色：我无意权力之争，只是好点财而已。
东晋艺术家戴逵曾作《竹林七贤论》，在其中也表达了类似看法：“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而且，戴逵认为：在当时险象环生的政治风云中，王戎的做法实在不应被指责。如此看来，王戎的吝啬背后是一种无奈，喜剧背后是一种哀伤。
俭吝的话题就此打住。
无论如何，对王戎来说名士风范照样还是有的，尤其是对他这样老资格的从竹林里出来的人来说：“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借父亲钱出嫁的王戎女，夫君是大臣裴。
一天清早，作为岳父的王戎去女婿家，进院后不经禀报，径直溜达到女婿和女儿的卧室。当时，由于时间还早，裴和王女还没起床。见岳父来了，俩人才双双下床迎接。
在魏晋之后任何一个朝代，或者说现代，这种做法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故事中的宾主神色不异于平时，三个人若无其事，一点也没觉得尴尬。
说起来，裴曾作《崇有论》，跟推崇玄虚的名士比，他是倾向于儒家传统的，被老丈人闯了卧室后，仍然若无其事，可见魏晋时礼法崩溃的程度。对王戎女来说，也觉得这没什么。这不是一个另类家庭。因为，在魏晋时，大家差不多都这样。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之言，冀后人未昧此语。”荀奉倩即荀粲，曹操手下谋士荀彧之子，娶曹操大将曹洪之女为妻。荀粲痴情，曹女则美艳而女人味十足，夫妻如胶似漆。
一个冬天，曹女发烧，浑身烫热，荀粲呢，穿着单衣，跑到寒风凛冽的庭院里，把自己冻冷，回来贴在老婆身上，帮其散热。
有这样的丈夫，曹女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后来，曹女还是死了，荀粲心碎欲绝，加上也被冻坏了，也一病难起床。有朋友劝他不必太难过。
荀粲说：“佳人难再得！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然未可易遇也！”
没多久，荀粲也离开了人间，不到三十岁，时人称之“以燕婉自丧”，就是说，是为女人而死的。于是，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死法是荒诞和可笑的，所谓“获讥于世”。
在生前，荀粲还说过一句震烁古今的话：“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也就是说，对女人来说，品德方面不是最重要的，当以美貌为第一。
荀粲出身名门世家，性格孤傲，我行我素。在强调女人三从四德的中国古代，荀粲的话自然会激怒一大片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当以功名为重，即使死也应该为国为社稷为天下去死，怎么可以为女人去死？尤其是颍川荀家这样的名族。
怎么可以呢？
但问题是，怎么就不可以呢？情若何？荀奉倩！
在一种解读中，揣测荀粲的价值观，得出在他那里社稷未必比个人感情更重要的结论。这种理解也许仍旧表面了。在这件事上，一定是超越个人感情的，一定是在“色”最初的意义上落地的。
荀粲与曹女，双方感情笃深，但荀粲之死，不一定是死于情感，而是死于女人之美本身。对荀粲来说，他是怀着一种极端的态度去欣赏女人的，是超越了礼教的束缚而去审视女人的，还女人以新的姿态。
“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后来，名士裴楷听到别人传荀粲那句话，认为那是他兴头上说的，而非深思熟虑后的话：希望后人不要误解。
裴楷不必来打圆场。
无论男女，每个人都可以去体会荀粲的话，抛去魏晋时思想解放的层面不说，仅那句话本身就已经是生活真相之一了。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王浑，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拜征东大将军，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与王濬、杜预一起兵发东吴，统一全国。
其子王武子，也就是王济。
这王济，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他是西晋名士中最有气魄的：不仅会清谈，箭射得还特别好，容颜俊朗硬派，性格特别豪爽，行为特别洒脱，是洛阳名士圈里最酷的一个。
但别着急，还有比王济更酷的。谁？他妈。
王济的母亲，也就是王浑的妻子钟琰，出自颍川士族钟家，更非等闲之辈。她是著名书法家钟繇的曾孙女，名士卫玠的姥姥，至于是钟会什么人，可以推算一下。
钟琰聪明幽默，人长得漂亮。出身名士家庭的她，在魏晋环境下，自然也具有一个时代的风神。
比如，有一天，王浑跟钟琰在庭院里消夏，儿子王济扛着把斧头从前庭走过。望着儿子的背影，王浑说：“你我生了这样一个儿子，真是令人欣慰。”
钟琰莞尔一笑：“假如当初我嫁给你弟弟王伦，生出来的儿子一定超过王济。”
我们不知道王浑当时说了些什么。
但我们知道，这话要是放在后世或者现在，场面不但幽默不起来，轻则夫妻吵架，重的话也许婚就离了。
还好，对话发生在魏晋时期。
对钟琰这句话，晚清李慈铭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大为激动，认为：“此即倡家荡妇，市里淫姏，尚亦惭于出言，赧其颜颊。岂有京陵盛阀，太傅名家，夫人以礼著称，乃复出斯秽语？”王浑不急，李慈铭急。一个五十一岁中进士的迂腐的清朝人，去怒怨魏晋言行，总是令人发笑。
王浑寿至七十四，儿子王济都已经死了，他还健康快乐地活着。
前面讲到王济扛着斧头。
他干什么去呢？去砍姐夫的李子树。
他姐夫是谁？是西晋大臣和峤：“和峤性至俭，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与不过数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将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诣园，饱共啖毕，伐之，送一车枝与和公，问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和峤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宠臣。
虽然是宠臣，但和峤非常俭朴。我们说过，魏晋时说俭朴，通常指吝啬。
和峤家的果园中，有一棵好李树，果实味道鲜美，即使和峤的亲戚来吃，他也会根据吃剩下的核来计算数量，最终让他们交钱。
这一天，王济来了。
他是和峤的小舅子，性格豪爽，来前估计怎么着也能吃个尽兴，但和峤只给了他几十个李子吃。这对和峤来说，已经不少了。
王济在皱眉。
一天午后，他趁和峤去府衙值班，带着一群年轻力壮的家丁，拎着斧头摸进和家果园，一顿狂吃后，把人家的树砍了。砍完了还不算，将树枝装上车，没拉回家，而是给和峤送去，并问：“比起你家的李树如何？”
和峤一看，知是自己家的李树，但也只是笑笑而已。
是恶作剧吗？王济率性如此。和峤虽然吝啬，但当他看到自己的李子树已经变成一堆劈柴后，并没有向王济发怒，还把满满一车树枝收下，一笑了之。
这就是魏晋风度。
在这里，讲的不是宽容问题，而是雅量问题。到底什么是雅量，后面我们会讲到。
回过头来再说魏晋的女性。
钟琰率性可爱如此。不羁之外，那个时代的女人，还具有一种普遍的高旷凛然之气。
比如王广的夫人。
王广曾任屯骑校尉，其人在历史上不太知名，他父亲王凌比较有名，曾欲立楚王曹彪为魏帝，扭转曹家被司马家欺负的局面，但终未成功，被司马懿逼死。比王凌更有名的，是其叔叔王允。王允？貂蝉的义父，设美人计让吕布杀董卓的那位。
王广娶的是魏国镇东大将军诸葛诞的女儿诸葛小妹。
入洞房那天，王广掀开新娘子的盖头，说：“你气质很一般啊，跟你爹爹诸葛公休（即诸葛诞）比起来差远了。”
我们认为这是夫妻间在开玩笑。
事情没却那么简单。王广之所以有此发问，当是给新娘子个下马威：你不是来自名门诸葛家吗？我先杀杀你的威风！
现在，对诸葛小妹来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稍微不留神，就让诸葛家栽了，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作为媳妇，也别想拿住丈夫。
所以，对她来说，此时面临的压力不比她那正在祁山较劲的诸葛亮大伯小。还好，毕竟是诸葛家的人，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嘴茬子更是跟得上：“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你不能像你爹那样于功业上有所作为，却叫我一个女人家跟当世的英雄比！什么人哪？”
王广默然。
此时的他，是有名士范儿，不往心里去，还是胸口憋得慌？其实，洞房之夜，作为新女婿，当着新娘子的面，直呼岳父的名字，已是无理，难怪诸葛小妹为了娘家的荣誉对这不知深浅的丈夫当头棒喝，而且一棍子将其打晕。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气。
这风气与时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紧密勾连的。
张季鹰即张翰，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自江东大族，为人放旷不羁，纵情使性。张翰也特别能喝酒，时人比之为步兵校尉阮籍，称“江东步兵”。既有此大名，有人便问了：“你这样放旷，也许现在舒服，但就不想想死后的名声吗？”
张翰答：“即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现在一杯酒！”
当然，张翰说的并不仅仅是一杯酒的问题，而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价值观。
讲求身后名，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为拥有身后名，儒家要求人生在世，立言、立功、立德，即“三不朽”。孔子以其为基础，建立了儒家的价值体系。魏晋时，这样的价值观是被名士所推翻的。
死后的虚名和眼前真实的生活，哪个更重要？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是为身后名而压抑自己，还是活出真我，追求生命本身的自足和每个片段的愉悦？魏晋名士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个人的价值和选择的自由。
只为即时的愉悦，就不求身后名？这样的发问貌似很有火力，其实呢，经不起推敲。因为人生是由一个个片段组成的，从这个角度说，即时就是永恒。
后来，到唐朝，李白在《行路难》中这样写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张翰之语是对生命的一种彻悟。
魏晋时，有张翰想法的，当然有很多人。比如，毕卓。“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今人好吃螃蟹，以其为美食。魏晋时，也是一样的。毕茂世即毕卓，新蔡鲖阳（今安徽临泉鲖城）人，生活在西、东晋之交，是“江左八达”之一，为重臣温峤所赏，请为平南长史。
毕卓为人放旷，尤好酒，为吏部郎时，因喝酒误事而被罢官；又曾于夜间盗酒以醉。
毕卓是那个年代的典型，意思是，像他这样一个既未建立功业，也未有文章流传于世的人，依旧能够在正史上有传。《毕卓传》中的记载是：“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毕卓的人生态度在一些人看来真是要命。
但是，这只是活法之一种，跟消极与否没什么关系。
无论如何，毕卓是爱喝酒，爱吃螃蟹，爱得深沉，连牙齿都温柔了。有何不可？
在苍茫的江河上，独驾小舟一只，看秋风芦花落，正是螃蟹肥美时，一口螃蟹一口酒，让生命之船一点点淡出历史的画卷。所以，无论是毕卓还是张翰，都以自己的言行为剑，直取了儒家的价值观。
继续说张翰的故事。
西晋中期，江东名士贺循北赴洛阳接受任命，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
张翰本不与之相识，闻琴声清远，便上得船来，与贺共语，一见如故，问贺：“你要去哪里？”
贺答：“入洛赴命，正路过这儿。”
张翰还没聊够，便说：“我也要去洛阳办点事，正好同路。”
于是跟家里招呼也没打，便与贺循同船去了洛阳。张翰纵情使性如此。
到洛阳，张翰见到先期入洛为官的老乡顾荣，两人同游洛水，那段日子过得倒也快活。但那仅是生命中的一个瞬间。后赵王司马伦诛贾后，自立为帝。齐王司马冏起兵攻洛，司马伦败死，冏掌控朝政，求名士装饰门庭，顾荣、张翰都被征入其帐下。
此时，八王之乱开始加剧，洛阳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危局下，张翰对顾荣说：“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进退良难。吾本山林中人，无望于时久矣。”
顾荣握着张翰的手，怆然道：“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
两个人，由此决意南返。
有一天，秋风乍起，张翰跟身边的北方同事说：“这个季节，江南尽是美食，你们可吃过我们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
左右皆摇头，问什么味道。
此前，他们听陆机也提到过莼羹。当时，陆机去拜访名士王济，后者以羊酪款待陆机，并说：“你们南方有什么好吃的能与其匹敌？”
陆机说：“自有千里莼羹！”
现在，张翰大笑：“其味不可轻言！”
张翰突然伤感异常，自言自语地说：“人生在世，贵在适意，安能为当官而跑到数千里之外？！”
便作《思吴江歌》一曲：“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安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他是思念起了家乡吗？
反正后人是把“莼鲈之思”视为怀乡的代名词了。
他是淡却功名了吗？后苏轼有诗云：“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只为莼鲈也称贤！”
无论如何，在一阵窃窃私语中，张翰走了。
当天晚上，他就叫人准备车辆起程返回江南：“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在世，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
接着，顾荣也走了。
这时八王之乱渐入高潮，永嘉之乱正在到来，中原处于崩乱的前夜。
张翰走后，所说的那句话在北方同事中传了很久，连齐王司马冏也啧啧称赞。张翰跑了没多久，长沙王司马乂便举兵灭了齐王司马冏，齐王部下多死难，张翰逃过一劫。时人遂称其机警。
何止是机警，更是洒落，连逃跑都逃跑得很有名士风度。
当然，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他那句话：人生贵在适意！人生多受缚，生存外，多为名利。为其搏命，不得自由；功成名就，更不得自由。
张翰想通了，你呢？
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傍若无人。王平子即王澄，西晋太尉王衍之弟，官至荆州刺史。
就傲慢这一点而言，王澄排在魏国嵇康之后、东晋刘惔之前，能让他看上眼的实在不多，似乎只有敏感、忧伤和俊美的另一位名士卫玠了，闻其清谈，每每绝倒。
王澄也喜欢喝酒，但最擅长的还是爬树。
先看一则故事：
王澄十四五岁时，看到自己那以强悍、贪吝著称的嫂子郭氏又在犯病，叫婢女把路上的马粪捡回家，就觉得这事儿有点严重，便来到屋里嘟囔：“嫂子，毕竟咱王家是高门大族，您这样做，让我哥哥脸往哪儿放？”
郭氏顿时就怒了：“王平子！”
王澄吓得一激灵，下意识地说：“在！”
他知道，这位嫂子可是个厉害的主儿，哥哥平时没少挨她欺负，在洛阳的名士圈子里已不是什么新闻。
郭氏说：“你给我老实点。”
王澄一翻白眼：“咋啦？”
郭氏哼哼道：“当年你母亲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而不是把我托付给你！怎么着，现在数落起我来了？”
说着，郭氏伸手抓住王澄的衣襟，抄起棍子就想揍小叔子。
好在王澄劲大，一把挣脱，轻轻一跃，越窗逃跑。由此可见，王澄从小就善于登高爬低。
正是有这样的身手，所以树上的鸟窝每每被其端下来。最著名的一次爬树事件发生在他赴任荆州刺史时。
永嘉之初，天下大乱，太尉王衍以从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以亲弟王澄为荆州刺史，自己留守洛阳：“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
王澄赴任，包括王衍在内的洛阳亲朋为他饯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王澄拱手而别，一抬头却看到旁边的树上有个鸟窝，于是心血来潮，三下两下爬到树上，将幼鸟捉了下来，在手中把玩不已。
以这样的风格出任重镇荆州的军政长官，确实有些悬。所以清代学者李慈铭对王澄的一生是彻底否定的，进而又否定了王衍乃至整个晋朝。
王澄为官荆州，嗜酒疏狂，激起民变。烂摊子难以收拾时，他接到司马睿的征召，令其入建康为官。与此同时，朝廷派大将军王敦去平息荆楚民变。
兄弟俩在豫章也就是南昌，历史性地相遇了。
当时王澄的名声要远大于王敦，加之性格傲慢，每有凌人之色。王敦不吃那一套，这时又收到堂弟王导的书信，叫他阻止王澄进入建康。
于是，王敦杀意顿起。
王澄虽为名士，但却是个练家子，耍拳弄棒都玩得起。知王敦有歹意，他时有提防，吩咐护卫多加小心，自己手里也总拎着个玉枕自卫（到底是名士，武器都特别）。王敦见强攻不可，知王澄嗜酒，就设下鸿门宴。
王澄以为王敦会就此打住，于是放松警惕。等喝得差不多了，王敦借其玉枕一看，王澄随手递过去，马上后悔了。
已经晚了。
王敦迅速往榻下跳，王澄扑过去欲抓王敦，将其腰带扯断。
王敦奔至门口，此时部下一拥而入。要说这王澄，身手还真不错，一个鹞子翻身，越窗而出，三蹿两蹦，上了房顶。
但今日之事，已远不能与当年洛阳城外的情景相比了。
王敦知其轻功厉害，早就在房顶上安排了人。
王澄最终竟死于自己族人之手。
后来，王敦反叛，兵下建康，大臣周顗怒问：“王平子何在？！”
王敦是杀王澄之人，但幕后真凶是王导，这在史上是有记载的：“王平子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
王澄面似羌人。对王澄入建康做官这件事，王导深为忧虑。名气更大的卫玠也曾来建康，但王导是很欢迎的，因为对方是个病秧子，而且比较听话，不会对王导有什么威胁。王澄就不一样了，早已身负大名，且桀骜不驯。
于是，王导修书王敦，阻其东下。
后来，南北朝刘孝标在引注《世说新语》时说：“王澄自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岂应有斯言也。”也就是说，不相信王导曾阻止王澄东入建康。但是，联系到王导在关键时刻的一些表现（如默许王敦杀害自己的同僚周顗），他说出阻止王澄东下甚至将其除掉之类的话也没什么好奇。
当世之人评王澄“虽散朗而内劲狭”，即内心实则狭隘，这话放在王导身上竟也很合适。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顾和是顾荣的侄子，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年即展露才华，为顾荣推崇：“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
顾和最初做扬州刺史王导的从事，某月初朝会刺史，群僚皆至，顾和乘车至刺史府门却不入，而是慢悠悠下车，坐在太阳地里捉起衣服里的虱子。同事们从他眼前走过，不时地往他这边张望，有人捂嘴窃笑，顾和不为所动，神色从容。
这时，大臣周顗从他身边过去，很快又转身折了回来，指着顾和的胸口问：“你这里面有什么？”
顾和捉虱如故，眼皮也没抬：“此中？此中最难测！”
周顗大笑，既入府，对王导说：“你的部下当中有个可做中书令和尚书仆射的人才！”
在王导的照顾和提拔下，顾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仕途。他没让叔叔顾荣失望，后来果然做到了中书令和尚书仆射，成为东晋的重臣。
现在看来，这位顾和坐在自己上级的府门前捉虱子，多少有那么一点作秀的嫌疑。
当时风气日下，一个人要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在个人事业上有大发展，获得大声誉，最好的办法是语出惊人，而无须步步为营。
当然，捉虱子本身是不是假的，这跟魏晋名士服五石散有关，便需要讲一下何晏的故事：“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何平叔即何晏，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时魏国玄学家，魏晋玄学的发起者。
他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自小聪明伶俐，深受曹操喜爱，后娶金乡公主，跟与司马懿争权的曹爽关系密切。何晏长得漂亮，美姿仪而绝白，魏明帝总是怀疑他涂了粉，于是有意试探，在一个大热天赐他热汤饼。吃完了，何晏大汗淋漓，用袖子擦脸，面色变得更为洁白。
何晏为人有四好：老庄之书；女人；化妆；服食五石散。
正始年间，曹爽排斥司马懿而执掌魏国权柄，对何晏宠信有加，官至吏部尚书。后司马懿发动政变，一举剪除曹爽，何晏也死于非命。
何晏在政治上很弱，生活上奢华，有些女气，但思想上却很厉害。
何晏在世时，和夏侯玄以及天才少年王弼一起开创正始之音，在魏国朝野上下掀起清谈玄学的风气。何晏解释老庄，立论以“无”为本，认为“无”创造了万物。
何晏还掀起名士服用五石散的风潮：“吃五石散，不但能治病，吃后精神也很爽快！”
五石散是一种药物，用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钟乳、石硫磺五种矿石炼成，功效是疏气、温腰。也就是说，还有春药功能。史书记载，何晏在个人生活上“耽好声色，始服此药”。
当然，发明此药的不是何晏，而是东汉医药大师张仲景。
张仲景最初研制此药为的是给人治伤寒，因为人们服用后全身发热。到了何晏那里，他有可能把五石散进行了改造，加入了新的东西。至于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吃完五石散，不但浑身发热，还处于兴奋癫狂状态，需要行走散热，即“行散”（“散步”一词的源头）。这时候，除了饮热酒外，还需要穿单衣肥袍，加之累月不洗（新衣质地坚硬不利“行散”），身上长虱子也就不新鲜了。
王导门外的顾和，之所以捉虱子，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五石散真的是剂毒药，魏晋名士为什么紧紧拥抱它？
过去，人们谈论魏晋风度与服药的关系时，往往只道出他们的虚无与堕落，却忽略了这背后的伤感。在目睹了时代的无常风云后，在脆弱的荣华中，服药虽最终伤害身体，但崇尚即时欢乐的人们还是争相服用。
如果这就是人生，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这一刻。
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支公即清谈大师支遁，陈留（今河南陈留）人，生活在东晋中期的他，是在《世说新语》中出场最多的僧人。
支遁容貌奇异。
谢安称其：“双眼黯黯明黑。”
孙绰称其：“棱棱露其爽。”
一次，王濛在病中，亲疏不通，支遁来，守门人告知：“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道：“此必林公。”
支遁虽许身佛门，但性喜老庄。
在支遁之前，魏晋名士解析庄子的《逍遥游》，义理皆不能超越向秀和郭象。
及至支遁，以佛理解释庄学，并于余杭白马寺当众精讲《逍遥游》，引起轰动，成为玄学与佛学合流后清谈场上的沙门代表。
王濛曾如此感慨：“支遁法师探寻玄理的功夫不亚于我们的天才王弼。”
当然，支遁的佛理本业也没放下，他写有著名的《即色游玄论》，认为“色即是空”，后成为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诗人，他的一些诗句已见谢灵运山水诗的端倪。
此外，大师还爱养马放鹤，畅游山水。
也就是说，支遁一人兼有众多身份：高僧、清谈名士、诗人、旅行家、皇家玄学顾问、宠物爱好者。
支遁是在二十五岁时放弃世俗生活的。
他早年栖于余杭山，后迁剡县讲经。其间往返于剡县与京城建康间，与当时的名士会稽王司马昱、谢安、王珣、孙绰、许询、王濛、刘惔、殷浩、郗超、王羲之等人交游，在很多著名的清谈聚会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清谈时，支遁的唇齿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从人生到宇宙，高议非常，往往令清谈高手们措手不及，束手就擒。
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支遁从建康返回剡县，路过会稽时与内史王羲之相遇：“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清谈中，支遁那如繁花灿烂般明丽的语言与哲思征服了王羲之，乃请其入驻灵嘉寺。
支遁后返剡县隐居，并逝于山林。他一生潇洒，尴尬时候只有两次：早些时候，支遁欲在剡县买山隐居，受到僧人法深的讽刺；另一次，王徽之与谢万共评支遁的相貌，王说：“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
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
支遁说：“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大师爱养马与鹤。
关于养马，有人议论：一个和尚家的，天天玩马……
支遁答：“我爱的仅仅是马那神骏的气韵，你等俗人哪知其中奥妙！”
相对于养马，支遁更爱养鹤。
竹与鹤是东晋名士们标榜情怀的符号，支遁大大小小的鹤养了一群，天天徜徉其间。当然，也遇到了一些烦恼，比如有的仙鹤养着养着就飞走了，这实在让支遁郁闷。后来，为了防止它们飞走，支遁的弟子为他出了个主意：何不把它们的翅膀管剪短了？
支遁一听，觉得是个不错的办法，依计而行，那些仙鹤果然老实了不少。
一次，有朋友从建康慕名拜访，带来一对小鹤作为礼物，支遁特别高兴。后来，这对小鹤渐渐长大了，翅膀管硬了，也有想飞的苗头，支遁照样将它们给剪短了：这回你们俩飞不了了吧？！两只小鹤回头看看翅膀，郁闷而忧伤地低下头。
望着被剪秃了的仙鹤，支遁突然难受起来：鹤本云中物，飞冲云霄是天性，怎能够将其束缚而做玩物？！
自此，大师再也不干剪鹤的翅膀管的事儿了。
等那两只仙鹤的羽翼丰满后，支遁登上高山将其放飞。按宗白华先生的说法：“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支遁放鹤）。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的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
有了放鹤这意义非凡的动作，支遁清谈更见哲思，佛理的加入也恰到好处。
佛教于东汉明帝年间传入中国，直至三国乃至西晋，其传播速度还是比较慢的。但到了东晋后，突然大行其道，名僧辈出，寺院林立。佛教之兴，与其教义切合动乱时代人们的内心特点有密切关系，此外还沾了清谈风气的光。
东晋时，玄学在义理上已难有新开拓，名士为了使清谈更有滋味，只得借助于佛理，而后者反过来又借助名士的地位，推进其传播。可以这样说，玄学和佛学的互相利用，是佛教在东晋大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殷浩，在当时被认为是清谈之宗，北伐失败废居东阳，在郁闷中开始接触佛经；名士孙绰也很信奉佛教，并专门为其写论；再比如何充，以宰相之位到瓦官寺，非常虔诚，遂有阮裕之语：“你的志向比宇宙还大，超越古今！”
何问：“您怎么今天忽然推崇起我来了？”
阮答：“我只图做个食邑数千户郡守，而你却想成佛！”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则认为：成不成佛放一边，常读佛经，陶冶性情的功效还是有的。这是当时的皇帝的看法。
南北方佛教交流频繁，总有僧人南下授道，此日又有僧人入建康瓦官寺与支遁共论《小品》。
《小品》是佛教“般若学”的一种，其义讲的是：一切皆因“缘”起，但其本性是“空”的。另一位名僧法深和名士孙绰也在座。辩论中，北来僧人屡设疑难，被支遁一一化解。作为当时一流的清谈家和佛学理论家，支遁对《小品》深有研究；殷浩晚年研习佛经，对《小品》有了心得，欲与支遁辩论，竟未实现。
现在，支遁与北来僧人共讲《小品》，辩答有致，言辞清丽，风度绝佳，没一会儿对方就招架不住了。
见此情景，孙绰跟身边的法深说：“大师，您是逆风家，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法深听后笑而不答。
在这里，介绍一下法深。
作为东晋高僧，法深也被称为道潜和尚。永嘉之乱前，法深曾游历长安，登坛讲经，对佛教经典的讲解深入浅出，听众云集。永嘉丧乱，法深独自南下，一为避难，一为弘扬佛法，受到皇帝、宰相的欢迎和礼遇。
晋成帝时，庾亮的弟弟庾冰一度执政，对僧人不拜皇帝、以异服随意出入宫廷等种种做法看不惯，提出对僧人进行限制与打击，但遭到信奉佛教的大臣何充的反对。在这种争论的背景下，法深离开建康，前往剡县山林隐居。
法深与会稽王司马昱关系颇好。一日，大臣卞壸去司马昱府上，遇到了法深，有下面的发问：“僧人自当超脱尘世，怎么还交游官宦人家？”
法深答：“在你眼里，这里是贵族朱门；但在我眼里，却与贫寒人家没什么不同。”这就是所谓“君自见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支遁喜与名士交流，出镜率比较高，但在资格和造诣上，法深都不在其下，只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调。当时，有后起者对法深指指点点，惹得法深不快：“黄口小儿，还是别对久经沙场的老人进行点评了！知道吗？我曾跟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因佛理渊博，并不含糊支遁，不会望其风而倒，所以法深被孙绰称为“逆风家”。
现在，法深笑而不答，于是支遁向其发难：“白旃檀确实很香，但哪有逆风的本事呢？”
白旃檀是一种香树，产于印度。佛经道：世间树香有三种，采自根部称“根香”；采自枝部称“枝香”；采自蕾部称“华（花）香”，此三香只能随风扩散，不能逆风。而波利质多天树却可逆风飘香。法深自明其意，但面对支遁的挑战，仍不予理睬，神情更为高迈。
支遁便越发急了。
按理说，关于白旃檀的比喻算个利器，但法深未发一言，以沉默为盾，于无声中占得上风；或者说，正是因为这沉默使得法深真的成了波利质多天树，即使逆风也可飘香。姜还是老的辣，法深到底高支遁一筹。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公元366年，大师故去。八年后，旧友王珣路过支遁墓，伤感不已，他是怀念一个时代的远去吗？站在墓碑前，王珣心怀黯然：“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后来，艺术家戴逵又过其墓，所言更令后人唏嘘：“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
时光奔流，斯人已去，而林树犹盛，人于天地间，真是渺小！
即使大师如支遁，也难逃时光的利箭，高逸的身躯终被岁月的枝叶掩盖。但是还好，其人虽远而德音未远。还有那云中的白鹤，其龄若有百年长，是否也于远天上听到大师那智慧的声音了呢？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东晋遥远，大雪苍茫，山河入梦。
我们的主人公王徽之，正在会稽山阴的寓所沉睡，但是不要着急，他很快就会醒来。于是，他就真的醒来了。
王徽之叫侍从把酒温了，转身打开屋门，一股清寒之气扑面而来。
庭院中，雪下得正急，仿佛要压断庭中大树和远处的山峦。
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第五子。
羲之有七子，最著名的，除徽之外，当然还有献之。献之跟父亲一样，靠书法名留千古；徽之呢，则仅仅靠几段故事。
王徽之平生有四好：酒、琴、色、竹。
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有一次，王徽之去拜访一位隐士，而隐士旅行去了，他就住进人家的庭院，第一件事就是叫人种上竹子。
有人问：“只是暂住而已，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地种上竹子？”
王徽之啸咏良久，指着眼前的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既然出自琅邪王家，自然不必为做官发愁。早些年，他曾在桓温幕中做事，蓬头散带，不理公事；又为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在哪个部门工作，徽之答：“不太清楚，只是时而见牵马的来，也许是管马的部门。”
桓冲又问他管多少马。
王徽之答：“我不过问关于马的事，又怎么能知道它的数目呢？”
又问：“这些日子有没有马死，又死了多少？”
答：“未知生，焉知死！”
后来，有一天，王徽之跟桓冲出行，正值大雨，徽之下马钻进桓冲的车里，后者吃了一惊，徽之则说：“大雨如此，您怎么好意思一个人坐在车里？！”
转天清晨，桓冲来到王徽之的府衙，催他进入工作状态，他没搭理自己的上司，而是临窗远眺，用手板撑着腮，徐徐道：“看早晨的西山，似有一股清爽之气。”
他在想什么？
那是生命中的一次愣神吧。
桓冲拿自己的部下没办法，王徽之也没再为难他的上司，不久就离职而去。
晋废帝太和年间，王徽之转为黄门侍郎。这是皇帝身边的一个闲差，整天没什么事干。尽管如此，王徽之还是很快厌倦了这种生活，于是彻底辞职东返会稽。
过吴郡，一个士人家的竹林吸引了他。
此前，主人知道王徽之将到，于是将寓所打扫一新，坐在厅中等待。
没想到，徽之直接去了竹林，玩赏良久。主人有些失望，但还等着他来打个招呼，徽之竟欲直接离去，主人非常郁闷，叫人把大门关上，不让他出去。这时候，徽之才抚掌大笑，回来和主人交谈。
回到会稽，王徽之过起了完全自由的生活。
在会稽山阴，王徽之曾去拜访小名阿乞的前任雍州刺史郗恢。
王徽之去时，郗恢还在里屋小睡。王徽之在厅里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其出来，便开始转悠，随后一眼就瞥见那张珍稀的西域毛毯，于是问郗恢的手下：“阿乞从哪儿得此物？”
还没等手下回答，便叫自己的随从把那毛毯卷起来送回自己家了。郗恢的手下瞠目结舌，而王徽之旁若无人：“阿乞起床没有？”
郗恢此时已来到厅里，看到自己珍稀的毛毯没了影子，知十有八九是王徽之所为，便问毛毯去哪儿了。
王徽之说：“刚才有个大力士背着跑啦！”说话时，脸色自然极了。
郗恢听后，脸上也没露出不高兴的神态。这则故事是“放旷”与“雅量”的一次交锋。
放旷任诞者自是王徽之；至于郗恢的雅量，是魏晋士人深深追求的一种内在的修养：嵇康临刑索琴而弹是雅量；夏侯玄在雷电中书写如常是雅量；顾雍得丧子消息仍坦然下围棋是雅量；王衍被人让饭盒砸脸而不怒是雅量；谢安得淝水胜利战报面色不改是雅量。
现在，郗恢的宝贝毛毯被王徽之卷走了，他面无忤色，也是雅量。
雅量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品评人物的标准之一。在现代人看来，雅量至极便有假的嫌疑了。比如顾雍得丧子消息，仍面色坦然理棋，但指甲掐破了手掌，鲜血滴落。于是我们说：这太假了，到底还伤心啊！
其实，我们误会了，我们现在对“雅量”的理解，与魏晋时人对“雅量”的理解是不同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可以伤心，但只要不表现出来，即是雅量。
对郗恢这一条的解读也是，只要他在得知毛毯被卷之后，并未大怒或不高兴，本身已算是一种雅量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追问：他面无忤色，是真的不在乎吗？
话又说回来，遇到王徽之，没有“雅量”也不行。
这段生活是属于王徽之一个人的：行到水穷，坐看云起，闲听庭院里的落花声。
一个冬天的傍晚，会稽郡的治所山阴下起大雪，雪越下越大，渐渐覆盖了东晋的山川林木，不一会儿，天地间就一片洁白了。
王徽之来到庭院中。
遥望暮色中大雪纷飞的世界，他一阵欣喜。
这东晋的傍晚，天色昏沉，而大地一片皎洁，美得让人心碎：宁静、惬意、空灵、澄澈，高情远致，万物同此寂静。
大雪中，王徽之咏西晋诗人左思的《招隐诗》：
“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
雪夜清洁，高歌纵起，王徽之饮酒弹琴，把这个晚上弄得熠熠生辉。
突然弦止歌停，他想到老朋友、艺术家戴逵。戴逵，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人，曾从学于儒学名士范宣。
作为那个时代最出色的雕塑家和画家，戴逵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人们对绘画和雕塑的看法。此前，绘画和雕塑不为人所重，认为那只是一种工匠活儿。谢安为此还一度轻视戴逵。范宣最初也颇轻画家，但在看过戴逵的《南都赋图》后大惊。戴逵又作《竹林七贤图》，轰动了名士圈。
戴逵善绘，而雕塑更绝。
东晋时，佛教流行，寺院林立，但佛像模样往往都是印度化或西域化的，戴逵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其“中国化”。东晋的著名寺院如灵宝寺、灵嘉寺、瓦官寺、东安寺等都留下了戴逵的作品。
在会稽灵宝寺雕塑佛像时，戴逵藏于幔帐后，偷听观众对自己作品的品评，以求改进，三年始成。现在，我们在寺院里看到的佛祖、菩萨形象，无不凝结着戴逵的心血。
戴逵曾以十年之力为建康瓦官寺雕塑五尊巨大的佛像，名士王濛感慨道：“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意思是，这孩子以后终能成大名，但遗憾的是我已经老了，没机会见到他盛时的样子了！
戴逵一生未仕。晋孝武帝时，征其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他拒而不从，从隐居地会稽剡县出逃于吴。皇帝被迫收回诏旨后，戴逵这才返回会稽。
作为一名隐士，戴逵不喜与权贵交游。武陵王司马晞慕其名，欲重礼邀其入府弹琴，戴逵愤而摔琴明志：“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
但他并不拒绝高官们的资助。
桓温幕僚郗超有个爱好，一听到有人隐逸，便花上百万钱为其建造寓所。
在剡县，他也为戴逵建造了一所超级华丽的别墅。戴逵欣然接受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戴安道、许询、支遁等魏晋隐士认为：隐居山林并不一定意味着就必须清贫，必须抵触富裕生活。在他们看来，隐居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跟富裕并不矛盾。
魏晋隐士超脱如此。
戴逵与王徽之最为交好。现在，心血来潮的徽之叫侍从备船，去拜访戴逵。
经一夜行船，黎明时，王徽之终于看到戴逵在河边的寓所。下船后，王徽之来到宅前，他慢慢抬起手，但那手掌好像跟历史有默契，因为终于没拍下去。他转身上船，又顺着原路回来了。后有人问其故，答：“我本是乘兴去的，兴尽了便返回，何必一定要见到戴安道？”
魏晋名士重情怀，更重情怀的自由。从容由性，讲求即刻。因为在他们看来，即刻就是永恒。我不愿意做我不想做的，我每一刻都为内心而活着。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神，那就是我瞬间的内心。戴逵家那门敲不敲已不再重要。手没有拍下去，不是做作，更非做戏，而是一种美到云端的情致。
只是，王徽之死后，这样的故事就永远没有了。
那天黎明，当王徽之再次站到船头，雪依旧下着，而风更加紧了。
滔滔河水，涤荡着一个人的灵魂。船头上的王徽之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孤独。这孤独是没有来头的。
王徽之隐约记得，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时，父亲带他和弟弟献之一起参加了兰亭聚会。
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在兰亭的溪流边，数十位名士欢然而坐，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渐渐地，大家从欢愉到伤感，悲叹起光阴的流逝以及人生的渺小与无常。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
现在呢？站在孤独的船头，王徽之举目寥廓的天地……
无论如何，雪夜访戴的故事完美展示和诠释了魏晋情怀，而不需要具体再去解释什么。
在缓慢的光阴中，王徽之等来了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
前一年，赢得淝水之战的宰相谢安已死；这一年，弟弟献之又大病。“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王献之死时，哥哥徽之并不知道，直至两天下来没有听到弟弟的消息，于是猜测献之已不在人世，但此时似乎并不悲伤。
随后，他驾车奔丧，一路情绪平静。
献之好琴，于是徽之入得灵堂后，据榻而坐，叫人拿来弟弟生前的琴，俯身弹奏，竟不成调，于是将琴掷地，方大哭：“子敬，子敬，人琴俱亡！”随后悲痛得昏了过去。
一个多月后，王徽之也死了。
这是令人动容的一段魏晋往事。
徽之索琴而弹，既不成调，不是琴的问题，而是拨弦之际，悲从中来，如何能畅然成曲？人琴俱亡，人琴俱亡，讲的既是琴已伴随献之去了，道出的又是徽之的悲痛。
魏晋之人，重视人的生命的宝贵。
这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一个美好生命的最深情的留恋。这样的故事很多：顾荣平生好琴，及丧，家人以琴置灵床。张翰哭之，不胜其恸，遂上床弹琴，作数曲，最后抚琴悲叹：“顾彦先，你还能再一次欣赏这琴声吗？”言罢又大恸，不执孝子手而出。
回到王徽之和王献之，二兄弟是王羲之七个孩子中最著名的，兄弟感情也是最好的，尽管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大不同：二人曾共读书，弟弟献之欣赏井丹高洁，而哥哥徽之则说：“井丹高洁，未若长卿慢世！”
后来，弟弟做到了中书令也就是宰相了，而哥哥则弃官归隐会稽，过着天高云淡的自由生活。
徽之献之，各得其所；而同年之中，生命共逝，令人唏嘘。
在生前，王徽之把魏晋风度推向最后的高潮。此后虽有谢灵运的纵情不羁，但他主要生活在南北朝，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晋人了。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魏晋时人从容由性，不被世俗所累，所做之事在后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却又是合理的。这个理，只与初心有关。
还是王徽之。行船至京城建康的青溪边，尚未登岸。这时候，遇见桓伊乘车由岸上经过。
桓伊，字子野，来自桓氏家族，参与淝水之战，后任江州刺史。
桓伊为人清简高雅，不仅在军事方面极有建树，而且还是位流行音乐家：“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桓伊精音乐，尤善吹笛，著名古曲《梅花引》即《梅花三弄》，就是桓伊创作的，初为笛曲，后人改编为古琴曲。
桓伊是性情中人，《世说新语》中有这样记载：“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这就是成语“一往情深”的由来。
王徽之和桓伊相遇于青溪岸边，当时是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后。
该战结束后不久，江州刺史桓冲死，朝廷以桓伊代之，其时王徽之为桓冲的骑兵参军，冲死后，徽之在弟弟中书令王献之的安排下，转赴建康任黄门侍郎，而桓伊则起程赴江州上任。
这次相遇有此背景。
此时，桓伊因淝水之战功名及身，非常显赫，已经封侯了。王徽之不管那一套。在此之前，他看到有锦车路过，问朋友：“岸上是何人？”
朋友答：“桓伊桓子野。”
王徽之素闻其名，知道他是当世超一流的笛子演奏家，于是跟朋友说：“你给我带个话过去，说王徽之请桓子野吹笛一曲。”
朋友感到为难：“这样不太好吧。您自是高门大族，但桓伊也不是一般人啊。淝水之战中，他与谢家子弟大破苻坚百万兵，功名赫赫，怎会停下车来随便给您吹笛子玩儿？况且您跟他并不认识，更谈不上交情。”
王徽之笑道：“君自可前去传话，其他就不用管了。”
朋友疑惑地看着王徽之，最后上岸拦住车队，硬着头皮把意思跟桓伊说了。
桓伊问：“船上是哪位？”
朋友道：“王徽之。”
桓伊听后，侧目向船，直视良久。
王徽之那位朋友以为人家怒了，便吓得一路小跑回到船上。
此时，王徽之已登船头，那位朋友还在惶惑间，岸上已有悠扬的笛声传来。
王徽之临风而立，闭目欣赏。
朋友回望，只见桓伊坐在胡床上，两手抚笛，横至嘴边，面色悠然地吹着，是其原创曲子《梅花引》，深情忧伤，一如青溪水，流淌在人心间。吹完，桓伊上车而去，王徽之亦不表示感谢，客主没说一句话。
一个提出无理要求，一个从容应允，弃约定俗成之礼，只由心中性情。你想听，我来奏。曲终了，擦肩过，何必交一言？
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在繁文缛节的人生和时代里，学学桓子野和王徽之，或仅仅把东晋青溪岸边的一幕留于心中，也是好的。
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任诞放旷、率性而为，魏晋之奇异，表现在自由的普遍性上：从皇帝那里就讲率性，你又如何让下面的名士们不这样？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死了，孝武帝司马曜即位。
守丧期间，按传统礼数，每到一个时刻，孝子都要在棺材前放声大哭。
这一天，天色将晚，宫殿里陈着漆黑又华丽的棺材，但司马曜仍没来灵堂哭，负责孝礼的官员前去寻找皇帝，发现这少年皇帝正在游华林园，便提醒：“陛下，按规矩，您应该去哭了！”
司马曜听后很别扭，回头说：“一个人哀伤了自然会哭，这种事怎么还有死规定？”
一个时代的可爱与伟大莫过于此。
司马曜的时代，发生的最大的事件，是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依靠宰相谢安和北府兵，东晋以少胜多打败苻坚的前秦帝国。
作为东晋倒数第三位皇帝，司马曜在龙椅上坐了二十四年。年头不算少了。淝水之战后，谢安被排挤出朝，很快病逝。此时的朝廷，皇族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专政，东晋开始陷入末年的混乱。
太元末年，长庚星也就是金星骤现，司马曜甚恶之，因为在古时这被认为是凶兆。入夜后，他在华林园饮酒，举杯对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这是一个皇帝的忧伤。
皇帝万岁，及至后来“万岁”成了皇帝的代名词，于是很多皇帝就真的相信了：他们是皇帝，是天之子，是不死的！但你看人家晋孝武帝司马曜多明白：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古往今来，哪有长生的皇帝？
司马曜如此伤感。
只是，他的人生末路，就不能用伤感来概括了。
那是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九月，这位皇帝迎来了死亡前的最后一刻。
先看看《晋书》的记载：“时张贵人有宠，年几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时道子昏惑，元显专权，竟不推其罪人。”
司马曜爱酒，是晋代皇帝中最能喝的。
这一次，司马曜跟妃子张贵人对饮。司马曜的皇后早死，他最宠爱的就是这位贵人。他确实喝多了，随口开了句玩笑，说：“贵人！你已快三十岁了，以这个年龄，小心被废了哟。”
张贵人听后大惊，怎么呢？因为她信以为真了。
入夜后，中国古代后宫离奇的一幕出现：在张贵人的指挥下，两个胆子更大的宫女，用厚厚的被子，把酒后昏睡的司马曜活活闷死了。
何常之有！
那句话，终为孝武帝的死做了一个注脚。
当然，这不是最离奇的。第二天，张贵人向大臣宣布：皇帝魇崩。
就是说，皇帝在睡梦中突然死去啦。最离奇的是，大臣们听后，还就都相信了，对皇帝暴死没进行任何调查。专权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也无意追究。他们开始忙活新皇帝的即位。
或者说，这是他们希望的局面。
因为新皇帝，也就是司马曜的长子司马德宗，是一个智力低下的皇帝。如果龙椅上坐的是白痴，那么他们父子也就更好专权了。
大约是这样的。至于晋安帝司马德宗什么样，对比一下吧：
如果说当年的晋惠帝不太明白青蛙为什么叫，搞不懂百姓饿死前为什么不喝肉粥，那么司马德宗则表示：自己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每顿饭后自己到底有没有吃饱。此外，另一个困难就是：冬天和夏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东晋就是这样完的。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罗友是襄阳人，少时家贫，性好美食，为人不拘小节，后官至广州刺史和益州刺史。桓温为荆州刺史时，罗友在其幕府，出任从事一职。
这一天，桓温为王导之子车骑将军王洽开欢送宴，满桌荆楚美食。由于级别不够，罗友本是没机会参加这个局的，但大家刚吃了一会儿，就看到他急匆匆进来了，随后找了个位子坐下，眼睛不时环顾左右。
桓温以为罗友有要事禀报，就放下筷子。过了好一会儿，罗友也没说什么，而是在那里大吃起来。王洽很好奇，看了看桓温，后者耸了一下肩膀，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会儿，罗友起身欲走。
这时候，桓温再也忍不住了，说：“罗从事！”
罗友回过头来，擦了擦嘴角的油水。
桓温说：“我看你刚才急匆匆地进来，有什么事情禀报吗？怎么还没说就要走？”
罗友朝桓温抱拳施礼，说：“也没什么事，我早就听说白羊肉味道鲜美，但以前从未吃过，今天您给王将军饯行，我听说准备了蒸白羊，就前来尝尝是什么味道。现在吃饱了，我该告辞了，你们接着吃。”
罗友说话时，了无愧色。
桓温捋着胡须，望着自己的这位幕僚，不住地点头，意思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又像在自责：跟了我那么多年，居然连白羊肉也没吃上。桓温看了看王洽，后者笑而不语。
就这样，罗友来了，吃了，然后走了。
其他没有什么好说的。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桓温少子桓南郡即桓玄，字灵宝，到二十三岁时才被朝廷征召为太子洗马一职。
去京城建康奔赴任，船过江陵，停在荻渚岸，荆州刺史王忱前来探望桓玄。当时，他刚服过五石散。上船后，桓玄为其设冷酒，王忱半躺着身子笑道：“让我喝冷酒？要我命也。上温酒来！”
服五石散后，须喝温酒行散。
西晋时，大臣兼地理学家裴秀，就是不慎用冷酒行散丧命的。
所以说，王忱的要求很恰当。但是，桓玄却默然了，一时不知如何相对。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古人在名字避讳方面极严格，王忱提到桓玄之父桓温的名字，是对桓玄的大不敬。
见桓玄沉默，王忱又呼：“上温酒来！”
桓玄热泪盈眶。
除了父亲的名字屡被王忱呼喊外，桓玄还想到这些年自己的境遇。
二十三岁为官，对一个士族子弟来说已经很晚了。朝廷谨慎使用桓玄是因为其父桓温在晚年有篡逆之心。
此刻，王忱连呼“温”字，想起父亲当年的辉煌，以及现在家族的遭遇，他一时间百感交集。王忱后来明白过来，有点不好意思，想下船离去。
桓玄一把将王忱抓住，以手巾掩泪，说：“别走！你犯我家讳，我难过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王忱感叹道：“桓灵宝，你真是放达！”
魏晋时讲究避讳，但同时，名士们又喜欢玩这类游戏。从这个角度说，又超越了避讳对人的束缚。
对此，儒家先生们颇多意见，甚至可以说痛恨至极。但魏晋时代，心性无有羁绊，喊就喊了，有何不可？！
不过，现在对桓玄来讲，要说一点也没生气，似乎也不是事实。
按《世说新语》记载，桓玄生气时，爱说这样一句口头禅：“君得哀家梨，当复蒸食不？”
意思是，你弄到大个的甜梨不会再煮着吃了吧！哀家梨也就是甜美的梨子。相传，汉时秣陵有人名哀仲，其家梨子味道甚甜美，后有哀家梨之名。桓玄话的意思是讽刺没眼光的人去糟蹋美好的东西。
说起来，很多成语出自《世说新语》，如一见钟情、肝肠寸断、一往情深、自惭形秽、口若悬河、洛阳纸贵、后起之秀、身无长物、鹤立鸡群、咄咄怪事、琳琅满目、金玉满堂、危言耸听、渐入佳境、华亭鹤唳、坦腹东床、肃然起敬、应接不暇、望梅止渴、管中窥豹、老生常谈、登峰造极、拾人牙慧、东山再起……
当然，也包括我们比较陌生的“哀梨蒸食”。
现在，桓玄没对王忱说自己的口头禅，可以证明他确实没生气。
不过，读桓玄的话，想当时的场面，总觉得桓玄稍微有点做作。我们知道，桓家是不被名士圈接纳的。所以，一有机会，桓玄就想做名士放达和雅量状。大约是这样。
不过，最后的效果还不错，因为桓玄的做法叫王忱颇为感慨。要知道，王忱在东晋后期是以恢复竹林风度而自居的。
继续说桓玄的故事。
作为桓温幼子，桓玄从小聪慧异常，父亲死时，他才五岁，承袭南郡公。
守丧日满，桓温的弟弟车骑将军桓冲带着桓玄与昔日桓温的部下作别，指着大家对桓玄说：“他们都是你家过去的幕僚。”
桓玄当时大哭，在场的人莫不垂泪。
桓玄长大后，久不得志。最后，总算被任命为义兴太守，但满腹别扭的桓玄没待多久，就辞官经建康返回封地南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江陵了。
在建康逗留时，桓玄顺便拜会了执政的会稽王司马道子：“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欲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谢景重时为长史，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功超伊、霍，纷纭之议，裁之圣鉴。’太傅曰：‘我知，我知。’即举酒云：‘桓义兴，劝卿酒！’桓出谢过。”
司马道子是晋武帝司马曜的弟弟，在谢安之后，以皇族身份执政，其人本是庸才，引得寒门世族皆怨，并激起王恭、孙恩、桓玄三乱，东晋趋于灭亡。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有一两句名言留下。
说的是，有一晚，司马道子于书斋中端坐，遥望夜中，天月明净，于是赞叹起来。
骠骑长史谢景重在座，听后说：“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夜空澄澈如此，倒不如有点云彩点缀，那样岂不更漂亮？
司马道子听后大笑：“你的内心不静，还强要污染清明的天空吗？”
现在，谢景重亦在座。而道子，喝得有些多了，环顾左右，说：“我听说桓温晚年时欲篡夺我司马家的江山……”
桓玄听后吓了一跳，从座位上起来，跪在地上。
谢景重看了看伏在地上的桓玄，起身说：“桓温大司马废黜昏暗之君，另立明主，功超伊尹、霍光，但世人对此仍有纷纷议论，现在就请您圣明地裁决，最后给个说法！”
司马道子虽不是很聪明，但也明白，没有桓温废海西公立自己的父亲司马昱为帝，这皇帝一脉也到不了他们这一支；而且，桓温死前虽有可疑迹象，但终归是老老实实地死了，没给他们司马家惹麻烦，对此朝廷已有定论。所以，连连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
桓玄起身后跟司马道子干了一杯。
看着司马道子，他久久不语；或者说，他正在这样思忖：上面坐的那位，你却说对了，我父亲晚年是有灭晋之意，只是天不相佑，未遂而亡。现在，还有我。司马道子的话提醒了他：父亲最终寂寂，我桓玄却不想如此，断是要完成父亲的遗愿。
回到江陵后，桓玄一度闲居于寓所。
桓氏家族长期盘踞于荆江一带，根底深厚，部属众多，桓玄虽暂无官职，但每日依旧宾客盈门，影响力远过时任荆州刺史的殷仲堪。
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王恭起兵欲诛司马道子的红人王国宝，桓玄建议殷仲堪在上游起兵。当时，殷仲堪虽听从了这个建议，但实际上并没什么动作。桓玄看出来了，殷仲堪虽颇具风神，但骨子里文人一个，只求自保。桓玄认为自己夺取长江中游的统治权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转年，桓玄一度被任命为广州刺史，但受其衔而未上任。
此时，王恭第二次向建康起兵，桓玄、殷仲堪以及时任南郡相的杨佺期再次起兵响应，但王恭兵败被杀后三人并未被建康追究责任，桓玄还被任命为江州刺史，与殷仲堪、杨佺期成为长江中游的三股力量。其中，殷仲堪和杨佺期一度结盟，防范桓玄。
在与殷仲堪决裂前，桓玄跟很多名士一样，也上庐山拜见了慧远大师。
桓玄问慧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怎么可以剃去须发呢？”
慧远道：“立身行道。《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桓玄感慨不已。
就出兵荆州这件事，慧远的回答让桓玄心中暗笑：“愿君平安，仲堪亦无事。”
但怎么可能呢？公元399年，桓玄首先率兵袭杀了已为雍州刺史的杨佺期，随后兵锋直指荆州刺史殷仲堪，后者手忙脚乱，不敌而自杀。随后，建康方面被迫任命桓玄兼任江、荆二州刺史，督荆、雍、梁、益、江等八州诸军事。
在年轻的桓玄势力日益膨胀的时候，建康城中更为年轻的司马元显不干了。元显是司马道子的儿子，虽不到二十岁，但果敢有谋，在王恭第二次向建康进军的事件中轻易策反了刘牢之，剪灭了王恭。
公元402年，司马元显以刘牢之部为主力，讨伐桓玄。
以墙头草著称的刘将军又生变故，竟降了桓玄。后者趁机顺流而下，轻易攻克了建康，司马父子被杀。不久后，刘牢之又生叛变，随即失败自杀，这位淝水之战的功臣就此结束了毫无主见的一生。
公元403年冬，晋安帝禅位于桓玄，后者称帝，建国号为楚，终于实现了父亲的梦想。
在刘牢之死后，在桓玄看来，整个东晋已没人能与自己抗衡了。
但桓玄错了。
更厉害的人物来了，他就是刘牢之的部下北府兵将领刘裕。
刘裕联合刘毅等北府旧将，讨伐桓玄，当时司马家并未大失人心，所以响应者云集，加之有刘裕这样比桓温更猛的枭雄，桓玄虽精明能干，但也不敌了。
公元404年春，桓玄退出建康，挟持晋安帝跑至江陵。是年五月，桓玄率军欲做最后一搏，在鄂城峥嵘洲与刘毅的军队展开对决，完败而溃。桓玄在奔逃的途中为乱军所杀。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魏晋风度靠名士而存在，那么究竟什么才叫名士呢？
东晋王恭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有奇才，只要身心闲暇，能喝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恭特别说了个“痛”字，也就是说，仅仅会喝酒还不行，你还得能喝大酒，所谓酣畅淋漓，不醉不休。
确实，魏晋名士与酒是如影随形的。
竹林七贤阮籍、刘伶、阮咸等人自不必说，只看其他诸位与酒的关系：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
“王忱：‘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王军云：‘酒正自人胜地。’”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
“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
孔群好酒，宰相王导说：“你那么爱喝酒，难道没看见那盖酒坛子的布慢慢地就烂掉了吗？”
孔群答：“我只知道用酒腌过的肉放的时间更长。”
孔群曾与亲友写信道：“今年田地里收获了七百斛秫米，造酒之事当是忙活不完啦！”
又，刘公荣终日饮酒大醉，于是有人讽刺他，他答：“胜过我的，不能不与其饮；不如我的，也不能不与其饮；跟我差不多的，更是不能不与其饮啊。”
那是一个饮酒的时代。
名士如此，小人物也嗜酒如命：
苏峻乱时，庾亮之弟庾冰逃亡，幸得一小卒独驾小船载其出钱塘口。后战乱平息，庾冰报小卒之恩，问其所愿。
小卒答：“也没有其他要求，只要您让我的后半辈子天天有酒喝就可以了。”
饮酒狂潮仍来自东汉后期。当时，曹操面对官员狂饮误事的情形，曾一度下过禁酒令，但遭到以孔融为代表的名士的强烈反对。
随后，嗜酒而狂的情形更是一发而不可收。
魏晋名士之所以嗜酒，被认为是服用五石散后的连贯行为（以温酒行散）。
又有人说，饮酒是为了避祸，并举了阮籍的例子。其实，从整个魏晋时期看，阮籍的例子并不典型。更何况，人家本身就好酒，就算有避祸的想法，也是附属品而已。
魏晋名士尤其好酒，其实有两个主观因素：
一是奉行即时的人生享受主义，如张翰所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或如毕卓所言：“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这洒脱的享受中，到底是否包含着一种人生大愁，我们是没办法验证的。二是借酒以达到一种奇妙的状态，取得精神上的超脱，从而达到放旷不羁的境界。
无论如何，酒，成就了魏晋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