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陈仲举，名蕃，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东汉后期的名士和重臣。
陈蕃小时候说过一句话：“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能事一屋？”这句话和陈汤那句话都挺有名的。陈汤说：“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陈汤的话道出一个王朝的自信和气魄，陈蕃的话则说出一个少年的远大志向。
那一年，陈蕃才十五六岁吧，父亲的朋友路过他的书房，看到屋子里很乱，就责怪陈蕃：“为什么不把屋子打扫干净迎接客人呢？”
正在读书的陈蕃说出上面那句话。
父亲的朋友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问得确实不错，陈蕃哑口无言了。但是，性子很直的他，拉着父亲的朋友一起打扫起卫生来。
后来，陈蕃真的有出息了。德才兼备的他，踏入仕途后，受到大臣胡广的赏识，官越做越大，其间因直言屡次被贬，影响力随之越来越大，所谓“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成为天下人的榜样。
如果逢着开明的时代和君主，陈蕃就是魏征那样的人物了，但在东汉后期诡谲动荡的政治风云中，素以刚直方正、孤高清廉著称的他，就只能一点点抱紧自己注定悲剧的人生了。说到这儿，得谈一下东汉王朝。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被前面的西汉和后面的三国遮蔽了。
帝国创建者光武帝刘秀，是史上少有的宽仁君主。其后的明帝和章帝也都不错。东汉初期的政治，可以说非常昌明。但是，自汉和帝即位（公元88年），东汉进入中期后，情况渐渐变了。
东汉中期以来的政治特点是：外戚、宦官相互争斗，而后者又取得了优势，上蒙天子，下干朝政，贪纵骄横，把帝国搞得乌烟瘴气，并开了宦官政治的先河。
造成以上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自中期以来，东汉皇帝继位时的年龄越来越小，导致母后临朝，太后的娘家人即外戚掌权，而皇帝长大后，便想着从外戚手里夺回权力，靠谁呢？只能靠身边的宦官。
汉和帝登基时只有九岁，成年后利用宦官郑众，一举诛杀掌权的外戚窦氏家族。随后的汉安帝时期，又有两次大规模的宦官、外戚冲突。到汉桓帝时，宦官单超诛杀了权倾朝野的梁氏外戚，使宦官势力达到高峰。
宦官胜利带来的直接恶果是掌控皇帝，凌驾于大臣之上，肆意干政，卖官鬻爵，骄纵贪暴。作为大臣，这时候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依附在宦官周围；二是不与之合作，寻机力转乾坤。选择后一条道路的士人慢慢形成一个松散的集团，也就是“清流”。
东汉后期的清流名士坚持着家国理想，为挽救帝国大厦的倒塌而一次次努力。陈蕃，就是这种浩然士风的代表。
说到士风，春秋战国时期，士的人格是独立的，是“王之师友”；进入秦汉后，发生了大变化，如果不隐居的话，只能变为“王之臣”。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察举选官制度（自下而上一级级推荐人才）完善与确立，使士人入仕有了制度性保证，但同时也要求他们服帖于君主的独裁。
但是，并不是说传统士文化中的美好品质就都不存在了，刚正与担当仍然保存在士大夫的主流价值观中，这在东汉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晚明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东汉）者。”
顾炎武所说的风俗，指的就是士风。
甚至可以这样说，东汉是中国士文化真正而有效的源头。但很多人忽视或者说不敢承认这一点。
有人认为东汉士人之所以有令人称赞的品质，是开国皇帝刘秀所开辟的尊重士人的政策的映照。
实际上，东汉多高士，跟在这个王朝大兴的“察举”这个自下而上的选官制度有关。
察举制到东汉实际上有两大项：“举孝廉”和“举茂才（秀才）”。你在地方上被发现的前提当然是具有德行上的美誉。这在后世看来是一个高要求，但在东汉却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东汉都城在洛阳，士人的这种精神，可称之为“洛阳精神”。
洛阳士人往往有一种努力使典籍中的理想人格在自己身上具体化的冲动。
在当时，跟陈蕃一样充满浩然士风的，还有很多人。他们多以群体方式出现，并各有名号，如“三君”（陈蕃等三位名士）、“八俊”（李膺等八位名士）、“八顾”（郭泰等八位名士）……
上面三个首席中，陈蕃、李膺是重臣，郭泰则是太学生领袖。
两大重臣太傅陈蕃和司隶校尉李膺齐名，二人不相上下，或者说各有所长，所以一时间不能定先后。最后，有人挤进人群，说了这样一句话：“陈蕃强于犯上，李膺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
于是，陈蕃胜出。
汉桓帝末年，帝国之内民生艰难，朝廷之上宦官当政，一片天下将乱的景象。
李膺因事被诬获罪，陈蕃一人独撑危局。乘车时，他总是拽着缰绳，举目远望，想挽狂澜于既倒，努力澄清朝野。
后汉灵帝即位，陈蕃被窦太后任命为辅政大臣。
此时，专权宦官以曹节、王甫为首，朝堂为之污浊。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秋九月，陈蕃与外戚窦武秘密策动，意欲诛杀曹、王等人，却不料走漏风声，后者抢先发难，率诸宦官关闭洛阳宫门，并劫持了灵帝，软禁了太后，接着迅速矫旨发兵，袭杀了窦武。
一时间风云突变！
此时陈蕃已年过古稀，想起小时候的志向，他不禁百感交集。
须发皆白的他拎了把长剑，带领府内侍从以及学生近百人突入承明门，想冒死一拼。
结果自然是个悲剧。回想起来，东汉历史上最著名的五次宦官与大臣的冲突，最后竟都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王甫派军士收捕陈蕃，当日即杀之。据说，被害前，已七十多岁的陈蕃，遭王甫、曹节的羞辱，被二人交替着抽耳光。
再后来，汉灵帝死了，少帝即位，宦官与外戚再次发生冲突，远在凉州的董卓趁机拥兵入洛阳，伟大的三国时代就此拉开序幕。
对天下士人的领袖陈蕃来说，其实他有多次隐退避祸的机会，但他却没选择那条路。他有自己的信念：“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最终，殉于国难。
追溯陈蕃的往事，翻到汉顺帝时代。那时候，身为尚书的他因得罪权贵，被贬到豫章即江西南昌做太守。当时，豫章有个著名隐士，徐穉，字孺子。陈蕃早知其名，到任后，衙门未入，就直奔徐家。
手下阻拦：“大家希望您先去官署……”
陈蕃答：“周武王在车上看到商朝良臣商容寓所的门，便站起来致敬，以致车的座位都没被暖热。我去拜访贤士，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后来，陈蕃和徐穉成了挚友，经常待在屋子里谈论天下事。陈蕃希望徐穉出来为朝廷效命。每到这时候，徐总是笑而不语。
做豫章太守的日子，陈蕃专门在自己的寝室为徐穉准备了一张床，聊得太晚了，便把徐留下过夜。
但徐穉终未出山。因为他知道：东汉将倾，即使有陈蕃这样的大臣，也无济于事了。
在南方的古道旁，那是个黄昏吧，徐穉摇了摇头；陈蕃则长叹一声，他身不由己。这是性格造就的命运与选择。
那个时代的剪影大约如此：望着徐穉的身影渐渐融入暮色中的山林，陈蕃怅然若失。许久，他转过身，上了瘦马。这时候，有冷风吹来，夕阳下，当初志扫天下的少年，拖着疲惫的步伐，踏上了返回洛阳的险恶路途。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跟陈蕃一样，李膺也因受胡广提携而步入仕途，先后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蜀郡太守、护乌桓校尉、河南尹、司隶校尉等职。其人为高士，亦精通军事，率部出击鲜卑与西羌，屡屡获胜。
李膺仪表高迈，孤拔不群，一如松下清劲之风。
这个人是很骄傲的。对一般人，他都不怎么搭理。在颍川时，他只跟当地最著名的士人荀淑、陈寔有交往。
李膺为人严肃苛刻，似不通人情，天下士人皆敬畏之。
不过，你要是真有才华，那么不管你年龄大小、地位如何，李膺都会亲热地拉起你的手。
比如，李膺跟比自己小十八岁的太学生领袖郭泰关系就很好，两人经常在一起品评人物、议论朝政，把从东汉中期开始流行的品人之风又往前推了一步。同时，也使得名士间的社交形成网络化。
名士间的社交网络非常重要。
在东汉中期，袁绍的先人袁安出仕，随后奠定了汝南袁氏的赫赫地位，其后四世五公；几乎同时，弘农杨震一族崛起，四世三公。
这两个家族的崛起，预示着中古门阀士族时代的到来。
他们的崛起跟家学有重要关系，即对《诗》《礼》《易》《尚书》《春秋》等儒家经籍解释权的掌握和世代传承。后世有学者提出疑问：何以西汉家学兴盛却没产生世家大族？田余庆先生举了千乘欧阳生家族八代传《尚书》的例子，最后认为：世家大族的崛起虽跟家学有关，但最终依靠的还是东汉中后期流行起来的社交网络，也就是名士间的游学互访和品评推荐，以此获得士林中的名望，再通过察举制进入仕途，其后依靠家族的声誉而累代为官。
在东汉后期，名士间交游互访，彼此品评，是一种新风，不但时尚，而且对士人声誉的提高具有实际作用。
李膺和郭泰，就引领了这种风气。
汉桓帝末年，时为河南尹的李膺，弹劾前北海郡太守羊元群贪污。羊买通宦官，反定李膺之罪，引起清流朝臣和太学生的抗议。汉桓帝宠幸宦官，但有时候也懂事，很快就赦免了李膺。
李膺再拜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是监察官，主要职责是监察京城洛阳及周边之事。但凡出任此职的人，往往都具备秉公执法、不畏权贵的特点。
李膺当然更是如此。
当时，权宦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暴无度，枉杀孕妇。李膺正欲对其调查，张朔闻风逃至京城，藏在哥哥家的空心柱中。李膺得报后，马上带人破柱捕之，得口供，立斩之。
张让向桓帝告状，桓帝只好把李膺叫来，不过自然不能使其屈服。
此后，宫中大小宦官即使休闲日也不敢出宫，桓帝问缘由，答：“畏李校尉。”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有宦官犯罪被清流大臣惩治，桓帝在谗言下反治大臣之罪。太尉陈蕃劝谏无效。此时，李膺亦在惩处宦官党羽时遭诬：“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这一次，桓帝将李膺等人下狱，陈蕃亦被免去太尉一职。
外戚窦武，身份虽显贵，但为人正直，想方设法营救“党人”。此时，一些宦官也恐祸及身，见好就收。经大赦天下，诸人被放出，但李膺等“党人”，以及亲族、门生，都不得为官。这就是东汉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后不久，汉桓帝死，汉灵帝即位，陈蕃官复太尉，在其努力下，李膺等人又被朝廷起用。但不久后，洛阳发生政变，陈蕃和窦武都死难。
李膺虽继陈蕃之后，为天下士人的领袖，但又一次被罢官。
李膺在职时，因乐于提携德才兼备的后生，年轻士人到洛阳都以能被其接见为荣，这在当时被称为“登龙门”。被接见者也会因为李膺的品评而身价百倍。或许是李膺的影响力太大了，搞得一些专权的宦官心里不踏实。
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为彻底压倒和消除清流朝臣的影响力，诬其为“钩党”，罪名是“相举群辈，欲为不轨”，李膺等人被下狱处死，其他幸免者也遭到打击。
宦官通过皇帝的诏书，禁止这些名士的门生故吏、族子兄弟出仕为官，导致“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为“党人”，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陈蕃先死，李膺再亡，在洛阳学界享有盛誉的太学生领袖郭泰亦退隐山西故乡。李、陈的门生都被禁了官路，想出仕也没希望了。
第二次“党锢之祸”后，清流朝臣挽救东汉危亡的努力实际上已宣告失败。
在这种严酷的背景下，很多士人不得不选择归隐与放旷，普遍的人生选择造成社会的集体转向，导致了儒学在东汉末年的彻底崩溃，或所谓“盖魏晋人之一切风气，无不自后汉开之”！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东汉朝廷上的“清流”在与宦官的较量中失败了。但是，地方上的那些名族却没有消沉下去。
除百年积累的名望外，最关键的是：世家大族们精通儒家经史典籍并掌握着解释权（家学），保持父子兄弟累代相传的道德和家族的风格传统（家风）。凭借着深厚的家风家学，他们让“士”的分量越来越重，最终开辟了由东汉末年到唐朝末年的七百年士族政治之路。
名士家族的家风家学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士族赢得包括皇帝在内的全社会尊敬的重要原因。唐朝初年，崔、卢、郑、李为什么在没有高官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全国四大高门？就是因为绵延不断的家风和家学使他们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先说本条中的陈太丘，即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今河南许昌）人。
汉末魏晋时的河南颍川，可谓真正的人杰地灵。颍川陈寔，则是东汉后期一个士人的典型。这种典型说的是，他官职虽很小，但由于具有高德，所以名声极大，与同在颍川郡的名士钟皓、荀淑、韩韶合称“颍川四长”。
生活在桓灵时代的陈寔，小时候就非常爱学习，后被县里推荐到洛阳太学读书。学成后，他回家乡当了亭长。不久后，被提拔到山西闻喜做官，干了一段时间又调回河南，出任太丘即河南永城的主官，大家敬称为陈太丘。
世间万象纷繁，有以才服人的，有以色服人的，陈寔不然，他以德服人。
有一年，闹饥荒，有盗贼潜入陈家，藏在了梁上。陈寔发现后，没叫人捉盗，而是喊来子孙，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意思是，一个人，怎么可以不奋发努力呢？做过错事的人，未必本性就是恶的，只是平时习惯不好，以致最后走上邪路，说的就是梁上那位吧。
盗贼听后，惭愧下地。
陈寔叫人取绢两匹，送给那盗贼：“去吧，不要再犯。”
这当然是一段佳话了。
陈寔为官廉洁清明，深受百姓爱戴，被推为一代楷模。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朝野上下士人多被株连，陈寔也未能幸免，回乡闲居。党锢解除后，陈太丘屡征不起。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八十三岁时，病逝于家中。
前来参加祭奠的有多少人呢？超过三万！
这个记录，前人所不具，后人也难以超越。
陈寔生前以清高的品格和超拔的德行著称，但却做过一件叫人迷惑的事。
史上记载：“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
说的是，专权的宦官张让也是颍川人，其父死后归葬故里，颍川名士都嫌张让的恶名，没人去吊唁。陈寔不然，孤身前往。张让当然很感动。再后来，宦官再次迫害清流官员即所谓“党人”时，陈寔无恙。
非议立即就产生了：高德陈寔，为什么前去吊唁，是因为害怕恶宦吗？
其实不然。
在陈寔看来，可以厌恶张让，但不可波及张父。否则，就是心有杂念，而非真正的清澈之人。
再说荀朗陵。
荀朗陵就是荀淑，也是颍川人，荀子的后代，曾在朗陵即现在河南确山做过事，故有此之称，也以德行著称于世。他有八个孩子，因教子有方，个个都很有出息，人称“八龙”。其中一个，更是大名鼎鼎。谁呢？一会儿再说。
陈、荀故交，后者多次带孩子去陈家做客，这次则是陈寔带着子孙东行回访。
这天傍晚，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罩着东汉的大地。字元方的陈纪赶着马车，字季方的陈谌拿着父亲的拐杖跟在车后，车上坐着陈寔和他的孙子，也就是陈纪的儿子长文。
陈寔有六子，陈纪和陈谌最贤，前者聪慧，后者敦厚。这次去拜访老友，陈寔带的就是这两个儿子。二陈相比，又以陈纪最佳。关于陈纪，他小时候，有个著名的故事：
一次，友人与陈寔约定出行，时至而不达。于是，陈寔先走了。友人后至，便怒了，在车上，责问陈纪：“你父亲怎么这样呢？！真不是人啊，竟然先走了，何谈高德？”
七岁的陈纪正在门口玩耍，抬头看了看父亲的这位友人，然后站起身，说：“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
友人大惭，下车要摸陈纪的手示好，后者入门而去，头也不回。
为人在世，诚信为本，要么别说，既然说了，就要做到。方正严格的陈寔待友不至，毅然而行，绝对没有再等几分钟的意思。
友人到后，本无礼在先，反而倒打一耙，终被陈纪一通数落。
此前，陈纪并无准备。父亲的友人发难后，聪慧的他从容应对，所道之语铿锵有力，字字千钧，维护了父亲的尊严。
再说陈寔，现在他带着孩子们已赶到荀家。
荀淑的一个儿子已在门口等候多时。陈寔一行人进院，荀淑迎上前，两位老爷子热情拥抱，携手入厅堂。
饭菜都准备好了。
酒席间，荀家的一个儿子斟酒，另外六个儿子依次上菜，孙子还小，坐在爷爷膝前。荀家这个孙子后来可不得了——荀彧荀文若！
当然，陈寔带来的孙子也不含糊。
那个叫长文的，就是陈群。
陈群在曹孟德时代虽比不上荀彧，但到曹丕时代就厉害了，成为魏国重臣，录尚书事，内阁首相式的人物。最重要的，他是魏晋九品中正选官制的制定者。
回头看两家的欢宴。
无论如何，这是中古时代一次群星荟萃的饭局。
没人知道他们具体聊了些什么。但是，有一点可以断定：当时两家其乐融融，特别和谐。
陈、荀两家都是颍川巨擘，天下名门，无人不知。这一聚，颍川贤达，一半已在席间。
曹芳为帝的年代，有人把两家的人物进行比对：“正始中，人士比论，以五荀方五陈：荀淑方陈寔，荀靖方陈谌，荀爽方陈纪，荀彧方陈群，荀顗方陈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瓒方王敦，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遐方王导，裴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颍川陈、荀和琅邪（即琅琊，下同）王、闻喜裴，当是东汉末年到西晋时的四大世家。
如果做个比较的话，荀家的全盛期要比陈家长。
陈家全盛于东汉末年到曹魏时代，荀家则全盛于东汉末到西晋时代。
至于琅邪王家，全盛于西晋到东晋南朝时代。相比之下，由魏至唐无所衰落的裴家兴盛期最长，该家族有超过六百人被载入“二十四史”，出宰相五十九人，大将军五十九人，尚书、侍郎、常侍、御史级别的一百二十五人，刺史、太守级别的二百八十八人。这个记录没有任何一个家族可以打破。
不过，这个夜晚是属于陈、荀两家的。
据说，当晚，在京城洛阳，值班的太史官倚着白玉栏杆观察天象，看到一大堆星星闪烁，于是在记录中写下这样一句话：“看来，有德的贤人往东边聚集去啦！”这说的就是陈、荀两家的夜宴吧。
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阆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阆曰：“方问国士，而及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内举不失其子，外举不失其仇，以为至公。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春秋》之义，内其国而外诸夏。且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不为悖德乎？”袁阆，字奉高，汝南慎阳（今河南正阳）人，资格很老，因为连陈蕃都曾受到他的推荐。不过，在名士社交网络中，他又屡屡被别人打击。
有一次，陈留士人边让（以善辩著称，杨修、祢衡一样的人物，后为曹操所杀）去拜见袁阆。当时，袁刚上任陈留太守。
袁阆问：“古时候，尧请许由出来做官，但许由脸上毫无愧色。现在，你为什么衣裳颠倒、举止失措呢？”
边让答：“您刚刚到任，德行还没清楚地显现，所以我才颠倒了衣裳！”
显然，边让讽刺了袁阆。而这一次，打击袁阆的是荀慈明，即荀淑之子荀爽。
荀爽在家排行第六，以聪慧著称，曾一度为官，后避党锢之祸，隐居乡里著书立说。汉献帝时，荀爽再度出山，官至司空，并参与剪除董卓的行动。
现在，荀爽和袁阆相遇，后者一向喜欢为难别人，所以劈头便道：“世间都说你们颍川出人才，不知都有哪些国家栋梁？”
荀爽随口说出了自己的几个哥哥。
袁阆于是大笑，认为抓住了对方的漏洞：“难道国家栋梁只能靠亲朋间的相互褒奖而扬名吗？”
荀爽不动声色：“您的意思是？”
袁阆：“我在责问你。”
荀爽：“依据是什么？”
袁阆：“我刚才问的是颍川出了哪些有才德的国家栋梁，而你却说出了自己的家人……”
荀爽听后放声大笑，说：“春秋时，祁奚为晋国大臣，请老还乡，晋平公问谁可以继承其职位，祁奚举荐有才能的人士，对内不忽视自己的亲人，对外不遮蔽自己的仇人，人们并没有因为他推荐了自己的亲人而说三道四，反而认为他非常公正。西周初年，周公著诗，没有先谈论尧舜之德，而是把文王、武王称赞了一番。《春秋》大义，其一就是内其国而外诸夏！首先应该把本国看成亲的，把诸侯看成疏的；把诸侯看成亲的，把夷狄看成疏的。国家如此，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人，当爱惜自己的亲人，所谓举贤不避亲，如果自己的亲人真有才能，为什么不能纳入视野呢？一个人，不爱自己有德才的亲人而先爱他人，怕人议论而不敢褒奖和推荐自己的亲人，哪有这样的道理？！”
袁阆无言以对。
袁阆来自汝南袁家。
汝南是东汉大郡，辖区内有三十七县，主要有平舆、上蔡、南顿、汝阴、汝阳、慎阳、新蔡、安阳、朗陵、弋阳、召陵、固始、山桑等，是东汉第一世家大族袁氏的郡望所在。
从东汉中期到唐朝末年这八百年，是中古世家大族或者说门阀士族时代（西方和日本汉学家所称的中国贵族时代），这一大幕正是由汝南袁氏拉开的。
袁安（其先人可追溯到祖父袁良，西汉平帝时太子舍人、广陵太守）是汝南汝阳人，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春以孝廉入仕，正式拉开中古门阀士族时代的大幕。
其后，各大名族陆续出现，从政治到社会风气都为之一变。
袁安最后做到司徒，自此以后汝南袁家四世五公，显赫于东汉王朝。其后人，最著名的就是袁绍袁本初了。
现在故事中的袁阆，虽是出身慎阳，而非来自汝阳，但却是汝南袁氏的一支。
汉末三国，汝南名士跟颍川名士往往相互看不上。袁阆所质问的荀爽就来自颍川。
颍川和汝南两郡，都属于中原豫州。东汉时，战国韩国旧地颍川郡辖阳翟（昔日韩国都城）、襄、襄城、昆阳、定陵、舞阳、郾、临颍、颍阳、颍阴、许、新汲、鄢陵、长社、阳城、轮氏等十七县。
说起来，从东汉一直到曹魏、西晋，汝南、颍川以及先前未曾提到的南阳，都一直是帝国名士的渊薮，更是政治和学术的中心。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人，他的很多大臣也都有南阳背景，所以东汉之初，第一大郡是南阳。到中期，因袁安家族的出现使汝南反超了南阳。至后期，汝南名士许劭、许靖兄弟曾主持“月旦评”，闻名于整个帝国。
“月旦评”就是在每月初一，两兄弟对各地的名士、在朝在野人物以及学说、著作进行点评。从形式上说，当然是非常新潮的，引领和造就了汉末品人的风尚。
这时候，颍川已迅速崛起。
这里是大禹的故乡，吕不韦、韩非子、张良的老家。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的颍川名士辈出，钟皓、荀淑、韩韶、陈寔被称为“颍川四长”。从司马徽到徐庶，都是颍川人。曹操手下的谋士，来自颍川的更多，荀彧、荀攸、郭嘉、钟繇、陈群……
由于汝南和颍川互相不服，孔融还专门写了篇文章，探求两地哪个更胜一筹。
本故事里的情况是，颍川荀爽的反问问住了袁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曹操依靠“颍川谋士集团”，最终击灭了袁绍等人。
颍川，还是战胜了汝南。
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门，皆独拜床下。其见礼如此。现在我们终于敢承认：曹操是三国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了。
这种伟大超越了刘备、孙权、诸葛亮加在一起，于政治、于军事、于文学，所谓“建安风骨”，孟德一人之风骨而已。
其实，对于曹操的魅力，很多时候人们不是不敢承认，而是以前没有诚实地发现。当有一天，我们终于感知到他的生命更具光芒时，就到了把应有的荣誉还给他的时候了。当然，也不怨后人，因为在曹操生活的年代，主流的视野看他就是别扭。
在门阀士族勃兴的东汉末年，出身对曹操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他是位专权宦官的养子的儿子，加上狡诈的性格，故而再有雄韬伟略，也为当时的士林不齿。此外，还有个原因：东汉后期到魏晋时代，在名士社交网络中，讲求仪容、气质与风神，而曹操身材矮小，缺少玉树临风的姿容，在名士们的眼中实在难上台面。
曹操，字孟德，他出生那一年，是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
这一年春天，当权的宦官像往常一样明码标价地卖官，有清流大臣反抗，但没几下就被按住了，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在京城洛阳附近的豫州和稍远的冀州，都发生了饥荒。夏天时，一个叫张奂的边陲大将以孤旅击破南匈奴。在国境线上，汉家的威望似乎还在。北匈奴则被东胡的一支鲜卑人降服，另一支乌桓人则还沉浸在游猎的天地里，日后他们将成为曹操在北方的主要敌人。这一年，身在四川绵阳的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告诉弟子们，他已经一百二十二岁了。可尊敬的天师，此刻你的手正指向何方？东汉的民众翘首企盼人生的出路，但张天师凄迷的眼神似乎告诉大家：帝国大厦将倾，一切都无可挽回，一场绵延几百年的大风雨就要来了。
在沛国的谯县，也就是现在安徽亳州，小字阿瞒的孟德出生在一个复姓夏侯的家庭。不过，此时这个家庭的男主人夏侯嵩已改名曹嵩。在此之前，他辗转成为朝廷当权宦官之一曹腾的养子。在灵帝时，曹嵩已官至太尉，封费亭侯，非常显贵。因此，曹操出身并不微寒，只是由于父亲与宦官有着说不清的关系，导致他后来被士人轻蔑并抓住把柄不放。
对自己的家族，曹操做丞相后一直讳莫如深。这当然可以理解。在东汉末年，宦官的名声实在太糟。他们不仅专政，玩弄皇帝于股掌之上，而且还像前面说的那样，公然受贿卖官，陷害清流大臣，先后制造两次“党锢之祸”，禁止当朝名士的亲朋学生为官，这也是汉末士人集体转向进而归隐山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的大厦，真的开始倾倒了。
于是，有人跳出来大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在曹操虚岁三十的时候，公元184年，灵帝中平元年，帝国的民众在几位张姓带头人的率领下，打着张天师“五斗米教”的旗号，造反了。这一年，在洛阳的朝廷几经起伏又曾回乡闲居一段时间的曹操，被拜为骑都尉，开始参与对黄巾军的镇压，锋芒初露，取得了不凡的战绩。
汉末的很多人物都具有镇压黄巾军的背景，包括那位刘皇叔。
黄巾之火渐渐熄灭，灵帝也死去了。新皇帝继位，一个叫何进的外戚，要趁机诛灭专权的宦官。奇异的是，东汉每一次大臣与宦官的对决，最后几乎都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终。这个王朝的宦官的神经太强大了。何进被袭杀而死。其后大臣袁绍再谋宦官，这一次成功了。洛阳的宦官基本被杀绝，但混乱的帝都也迎来了凉州暴躁的军阀董卓，此人最大的爱好是直接溜达到皇宫睡皇帝的女人。
天下真的乱了。
袁绍和曹操都逃离洛阳，后者到重镇陈留后起兵，号召天下群雄齐讨董卓，袁绍被推为盟主，伟大的三国时代正式拉开大幕。
曹操在随后歼灭黄巾余部的作战中，得到了强大的青州兵。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于许昌，自封为丞相，他的时代到来了。
官渡一战，袁绍令他那四世三公的光荣家族蒙羞了。
几年下来，大家发现，整个中原已经是曹操一个人的舞台了。
当年的阿瞒坐大了，他的身世也为更多人所关心：曹丞相到底姓不姓曹？他跟夏侯渊和夏侯惇有什么关系？有一次，许昌的使者访问东吴，孙权在接见后，私下问了这样的问题。虽然《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去曹操时代很近，但他在“武帝纪”中谈及曹家时，也只是用一句“莫能审其本末”了事。
当年袁绍诛杀宦官，曹操也参与其谋，曾有清流大臣质问曹操：“阿瞒啊，你本是宦官养子之后，有什么资格参加我们这样高尚而伟大的行动？”
曹操徐徐道：“干君何事？”
你管得着吗？确实，面对这样的质问，曹丞相没有更好的回答，因为一切解释都是枉然。相信那一刻，未来的丞相几乎热泪盈眶。
随便吧。
很长一段时间，曹操大约就是这样想的，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崛起其实挺悲怆的。他要把旧天下砸翻给那些轻蔑他的人看。
不过，他还是失算了。
早年的时候，河南南阳有宗世林，当世之名士，瞧不起曹操的出身与为人，不愿与其交往。后来，曹操为丞相，问他：“现在我们可以做朋友了吧？！”
世林答：“松柏之志，犹存我心。”
还是不行。
望着宗世林的背影，曹操觉得他的世界空空荡荡，苦笑了一下：有那么难吗？幸好，这个时候，有个人用一句话安慰了他。
这个人就是许劭许子将。
有一天，许劭睡醒了，顺嘴说了这样一句话：“曹孟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一时间，天下人都以“奸雄”称之。
消息传到许昌，曹操放声大笑，他很喜欢这个评价：“许子将，终是了解我一点的！”
但曹操终是激愤的。
在无法排解的时候，他就写诗。
在两汉时代，文人或者说士人除注释和解读儒家典籍外，就是写那些华丽空洞的大赋。是曹操，以一人之力扭转了这种文风。
写吧。
把自己的人生感受与情怀写成诗篇，多好的一件事。
在公元3世纪的天空下，戎马征战的神一般的人物和政治的霸主，同时是文坛的领袖。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愿意谈到曹操诗篇里的慷慨悲凉，而忽略了他伤感无助的一面。从这个角度说，曹孟德是孤独的。他用孤独沉郁的诗篇雕刻着铜雀台上的时光。那时光，在歌妓柔软的腰肢间一闪，于是孟德的白发又多了一根。
孟德已年过半百。
对现在的人来说这还算是中年，但对古人来讲已是人生暮景。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取得官渡之战胜利后的第七年，他再次远征。此时袁绍在河北的残余势力已基本被消灭。这前后，曹操剪除和降服了袁术、吕布、张绣等人，整个中原已为其所控。
南下成了他最大的欲望。
就在这时，年轻的郭嘉走上来，说：“主公，荆州刘表不足惧，至于刘备与孙权，早晚是要打的，但不是现在。辽地之乌桓，本为东胡之后，于今尤为强盛，且袁绍之子已逃到那里，两相勾结，在辽西辽东攻城掠地，百姓为之流离。无论从降服异族，还是从斩袁氏之根，以及拯救黎民，乃至于安定后方的角度看，都必须先征乌桓，再图荆襄。”
曹操转身，看着来自颍川的首席奇士，说：“奉孝啊，你一说话，我都没办法反驳你。”
就这样，曹操在五十二岁这年夏天，亲率大军北征。
抵达无终即今天津蓟县后，沿海向北的古道因大雨泛滥而被毁，曹操在这种情况下断然改道，带兵翻山越岭，出卢龙塞，开山路五百里，兵临白狼山，一举击溃乌桓主力，进而克其巢穴柳城即今日之辽宁朝阳，并于阵前斩杀了乌桓王蹋顿，降服军民二十余万人，大获全胜。
辽地平定。秋九月，曹操凯旋。
此时沿海之路已可行，从没见过大海的曹操特意走河北昌黎一线，登上附近的碣石山，眺望大海，苍茫如幕。
这是曹孟德第一次看到大海。
面对寥廓的大海，迎着潮湿的海风，人们总会结合自己的人生境遇而遐思万千。曹孟德也不例外。在人生的秋天，他在极目远望时，写下那首淡然而又百味杂陈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登碣石，观沧海，扑面而来的大海的气息，总叫人想哭。
对于曹操来说，观海天之辽阔，感宇宙之无极，想人生之微茫。生命至此，谁能不动情？不过，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曹操在大海面前不可能获得看破红尘的归隐之趣；也不要把《观沧海》简单地视为一个胜利者志得意满的附丽。
相信海边的曹孟德，终有别样的人生感悟。
面对浩瀚起伏的大海，来自许昌的丞相也许会感觉到：事业再庞大，终是过眼云烟。在中年暮色里，获得大海一样的从容自在才最重要，无论是在闲暇的铜雀台上，还是在充满斗争的军政天地。至于天下人每天都在议论的他的出身，又算什么呢？
这，终不是一个问题。
说起来，《观沧海》只是曹操当时写的一组诗的开篇。组诗共有五部分，总题为《步出夏门行》，采用了汉乐府诗的旧题。序章名叫《艳》：“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说的是北征前曹操曾为下江南之事而困扰，后终于选择北征。
《观沧海》后面还有三篇，分别是《冬十月》、《土不同》和《龟虽寿》。这三首写作的时间稍晚于《观沧海》，当为曹操回到冀州时所写。其中《冬十月》歌咏了北方的秋天，有“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之句。《土不同》则是一首细致观察异地风物的作品；《龟虽寿》更为著名，叹息了人生之易逝。
后来，明朝的文学批评家沈德符在评论这组诗时，说“时露霸气”。与其说霸气是曹操的外相，不如说这外相在大海面前已化作从容的波涛。从某个角度说，四五十岁的人生光阴是最为慌张的。古今没有不同。这种慌张远非青春时代的迷茫，而是人到了一定年龄后看清自我的不愿与不易。
但相信面对大海的曹操，终是看清了自己的，由此获得了人生后半场的从容之道、优雅之姿，所以尽管有一年后的赤壁之败，可没人觉得他真的失败了。再后来，尽管条件已经很成熟，但曹操仍不想废献帝自立，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曹操的这种做法，还真不仅仅是为了把帝位留给儿子那么简单，其中必有他最真切与最踏实的生命感悟。或者说，暮年的孟德愈加通透，犹如登上人生的碣石山，视野和视野里的景象都已经不一样了。
海是海，亦非海。
孟德是孟德，但不是人生前半场的孟德。
所以，后来陈寿在《三国志》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还有超然之境。
这是陈寿忘了说的。
海边的曹孟德，对这一切是担得起的。
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曰：“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车。子适知邪径之速，不虑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忼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钟、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庞士元即庞统，南郡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少年时显得呆呆的，长得又很难看，所以周围人都不看好他。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叔父庞德公。
庞德公是襄阳隐士。
当时北方大乱，靠南的襄阳，隐居着一大批高士，形成了“襄阳隐士群”。
代表人物有庞德公、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庶、诸葛亮、庞统。他们有的原籍荆襄，但更多的是躲避北方战乱而隐居于此，一方面这里比较安定，另一方面清幽的山水为他们提供了隐士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东汉后期士人由群体抗争转向自我精神独立的一个标志。
从远景看，荆襄隐士群是一种消极与逃逸的姿态；但于近景看，他们在人格上又是一种自觉和上升的姿态。
作为其中之一的庞德公，跟同样隐居于此的诸葛亮、徐庶等人过从甚密。他称诸葛亮为“卧龙”，又喊庞统为“凤雏”，认为小庞将来定能有作为，于是便推荐庞统去拜见颍川名士司马德操，即司马徽。
十八岁那年，庞统挎上个包袱，驾着辆小马车，踏上了通往颍川之路。
东汉末年的颍川人杰地灵，无数青年都来这里寻师父、求学问。司马徽是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此老在当时享有盛名，因为有三个特长：识人、上树和弹琴。尤其是能鉴赏人才，人称“水镜先生”，你是不是块料，老爷子一下子就能把你照出原形。
庞统来到颍川时，正碰见司马徽背着小竹篓在树上采桑。
这样的镜头真是亲切：远山背后，一处桑麻地，有老者依林傍田而居，笑看大时代的风云。
庞统知道树上那老爷子就是司马徽，但并未下车。
庞统坐在车上，抬头说：“我听说大丈夫生于世间，就应该成就伟业，怎么可以压抑奔腾的江河之水而做妇女们该做的事儿呢？”
庞统无非是想先摸一下这司马徽的底。
三国时，只要是复姓司马的，可就是厉害角色啊，庞士元，你可要小心！
果不其然，只见树杈间的司马徽不紧不慢地转过头来，捋着胡子微笑道：“你就是庞统吧？！”
庞统一愣。
原来，此前，庞德公已修书给司马徽，告知庞统要前来拜访。
司马徽说：“小子，你先给我从车上下来。”
庞统于是不好意思地从车上下来了。
但司马徽没下树，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只知道走小路快，但却不曾想到迷失了方向怎么办。我听说很早的时候，大禹为天子，刑罚峻急，民风不古，诸侯伯成辞去荣华，耕种于田野；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原宪宁愿住破败的屋子，也不愿意拿它换豪华的别墅，因为他有高洁的品格。我的问题仅仅是：又有谁规定，必须住豪华的别墅，坐肥壮的骏马拉的车子，侍从前呼后拥，只有这样才算奇伟的大丈夫呢？可世间的人们，往往怀有这样的想法，这正是隐遁之士许由、巢父感慨的因由，也是高洁之士伯夷、叔齐叹息的缘故。吕不韦通过令人鄙夷的手段获得高位，齐景公虽富甲一方却奢侈无度，他们的所谓荣华在我看来真是不值得尊敬。”
庞统立马拜倒在地：“俺来自荒蛮之地，很少有机会能见识到真理，如果不是试探着敲了一下这钟鼓，还真听不到这响亮的声音呀！”
就这样，爷儿俩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树下，聊了起来，直到落日隐没于群山。
聊天中，司马徽发现：庞统的模样虽然不怎么样，但见解非常，屡有奇思妙想，是个人才。此时庞统想的是，天已经黑了，怎么把老爷子从树上安全地接下来。
从颍川，庞统带回了司马徽这样一句评价：“襄阳庞士元，南州士人之冠冕！”
从此，庞统的名声一点点显赫起来。
后来，北方战乱加剧，司马徽由颍川向南避难于荆襄，为落魄求贤的刘备扑着，近乎哀求地让老爷子给推荐点人才，司马徽见这刘皇叔挺真诚的，便说道：“俗士岂识时务，此间自有卧龙诸葛亮、凤雏庞士元！”
荆襄是刘表的地盘。
刘表以昏暗著称，宠信小人而害贤良。
以品鉴人物著称的司马徽显得小心翼翼，当地官员就人物好坏征求意见时，他往往只说一个字：“好。”
两个字就是：“不错。”
三个字就是：“可以的。”
时间长了，司马徽的妻子问他：“夫君！人家不知道才问你，你为什么每每总是说‘好’？”
司马徽答：“你这样说，也很好！”
很多人向刘表推荐司马徽，刘表一时好奇，便接见了。
司马徽自知刘表的底细，但他跟刘表之子刘琮关系还不错，不好驳面子，也就见了。
酒桌上，刘表东拉西扯，以显示自己的高明。
司马徽多数时候笑而不语，被逼得没辙了，便来一句：“好好好！”
散去后，刘表嘟囔：“世间人们都是在说昏话吧？我看这司马徽也就是个平平常常的老头儿啊！”
可以说，司马徽是那个时代的隐士，又是目光非凡的鉴人专家。
他的一生，既不同于诸葛亮出山济世，又不同于祢衡狂狷不羁，终于无为。
当年，他在树杈间说的那一席话，被后来的隐逸者当成驳斥为功名而努力的人的宝典。不过，有时候在推荐人才时（对诸葛亮和庞统），他又很认真。一方面高洁自好，隐而不出；另一方面，又推荐他人出山，使其跳入纷争的火坑。
司马徽，你想干什么？
当然，事情没那么简单，在以鉴赏人才著称的司马徽看来，人才的最终落脚点是人尽其用，你是这样的人，那么好，你出山吧；你是那样的人，那么你就老老实实地在山里待着吧。
在荆襄隐士群中，徐庶、诸葛亮、庞统选择了出山，尤其是后二人，所代表的是隐士的一种类型：遇明主和时机成熟后，即由隐退而转为入仕。这样的人物，后世还有东晋谢安、前秦王猛等人。
荆襄隐士群中的更多人选择了终身隐逸。
“隐，保全自身而已，不能保全天下，故非大道。”刘表曾这样对庞德公说。
作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庞答：“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也就是说，出仕和归隐，各行其志，无高低之分。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曹操克荆州，欲征司马徽入幕府，后者无意为官，辞而不就。僵持间，三国时第一隐士，悄悄去世了。
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帝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睹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在人们的印象中，西晋以奢华著称，后来其迅速崩溃，史家也多指责有清谈与奢淫的双重因素，开国之君晋武帝司马炎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风云际会、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最后归于晋。
司马炎的江山基本上是从爹爹司马昭、大伯司马师和爷爷司马懿那里坐等来的。与其他王朝的开国皇帝不一样（类似曹丕，但曹丕也曾跟随曹操征战过），他没艰难困苦的马背上的战斗生涯，这就决定他从一开始就处于安逸的氛围中。这对这个帝国的奢华之风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如果把西晋的风气完全推给司马炎也是不公平的。
作为一国之君，司马炎身上的优点其实非常多，总结起来一句话：“仁以厚下，俭以足用。”
开国之帝多权谋，亦多阴鸷暴鄙，有宽宏之性的很少，此处说两人：刘秀、司马炎。后者更过前者。前者宽宏多出自本性；后者来自名士家族，性格宽宏雅致，于本性之外，更染上时代风尚。
司马炎为人极为宽宏。
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往往对前朝天子痛下毒手，司马炎却恰恰相反，不但厚待魏、蜀、吴三国的末代皇帝，还善待蜀、吴两地的人民，一次性免除赋税二十年，这在古代是极为少见的。
皇帝司马炎非常呵护和亲近自己的大臣；或者说，魏晋时代的帝王跟明清时期远不一样，君臣关系非常质朴。
司马炎听说和峤家有好李子，想品尝一下，但和峤为人吝啬，只给他送来了几十个。司马炎并不怪罪，觉得能吃到和家的李子就很满足了。
再看一个故事：
诸葛靓是诸葛诞的儿子，后者官拜魏国扬州刺史、镇东大将军，后因司马昭欲削其兵权，起兵反叛，转投吴国，与魏作战时被杀。吴灭，诸葛靓隐而不出。后被迫入晋，因与司马家有仇，他发誓永远不见司马炎，经常一个人背对洛水而坐。
司马炎与诸葛靓是小时候的玩伴，现在一个为皇帝，一个为亡国叛臣之后。
武帝想见见诸葛靓，但苦于没有理由，就请自己的叔母琅邪王妃即诸葛靓的姐姐诸葛氏为中间人进行调停，但仍不得诸葛靓的原谅。
诸葛靓住在自己的这位姐姐家，听说晋武帝来了，就躲至厕所，但最后还是被武帝给拉了出来。武帝并不生气，他扯着诸葛靓喝酒。后来，两个人喝得都有些多了，晋武帝说：“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耍的情形吗？”
武帝一语，让诸葛靓百感交集，抬起头，已泪流满面：“我不能吞炭漆身，于今日又看到了您！”
战国之初，赵襄子联合韩、魏，三家分晋，袭杀智伯，后者的手下豫让，为报答智伯的恩情，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当为主人复仇。”几次刺杀赵襄子未遂，便漆身吞炭，改变音容，再欲行刺，仍不成而自杀。
诸葛靓说的是，司马炎，我们两家有世仇，但我却没能像豫让那样吞炭漆身，矢志报仇！我已经很惭愧了。司马炎为自己引起诸葛靓的痛苦记忆而惭愧不已，起身退出。
中古时代这种带有名士风范的帝王放在后世，尤其是明清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身上保持着士人美好的修养和品质。皇帝因语言不得当而令大臣难堪或引起其伤心事，往往很自责，几天闭门不出是常事。也可以这样说，那个时代政治风云虽残酷，但大多数皇帝的潜意识里，与臣子有一种平等的关系，这是有别于后世的魏晋君臣关系。
再比如：
向雄是河内郡政府的主簿，也就是秘书长。有件事和向雄无关，但河内太守刘淮认为是向雄干的，于是大怒，揍了好几十棍子，还把他轰走了。后来，两个人都调往了朝廷，向雄官至黄门侍郎，而刘淮为侍中，两个人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但谁都不理谁。
司马炎就想和和稀泥，让两人和好。向雄只好去刘淮那儿拜访，扔下一句：“我是受皇帝的诏书而来的，我们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早就断绝了，怎么办呢？”随后摔门而去。
司马炎知道两人还是没和好，有点不快：“我叫你们恢复往昔的关系，怎么还是断绝了？”
接下来，向雄说出了有可能是《世说新语》里最愤怒激昂的一段话：“古代的君子，推荐人遵从礼法，辞退人也遵从礼法；而现在的所谓君子，推荐人时就像把人抱在膝上那么亲近，辞退人时恨不得一脚将其踹进深渊。对于刘淮，我不去主动挑衅就是万幸了，怎么还能恢复以往的上下级关系呢？”
实际上，在古代人眼里，更多的时候，恩仇分明的人比宽容的人更具美德。比如向雄此刻的姿态。他对着司马炎的这番咆哮，令后者沉默。
那就说说沉默的司马炎吧。
这是一个名士皇帝，本身就具有名士风度。
同时，他又有意识地抑制东汉以来形成气候的地方豪族。
后来，人们常拿他好色说事。实际上从好色方面指责一个帝王没有任何意义。更何况他下令叫州郡二千石以上官吏的女儿入宫选拔，主要是出于抑制豪强家族之间的联姻而并非为了淫乐。
帝国统一后，经休养生息和系列新政，西晋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富裕王朝。这种富裕并非仅仅指门阀士族富裕，而是说普天之下都很富裕，时有民谣称：“天下无穷人。”此外，从西晋开始，中国已完全进入门阀士族时代。
在以上双重背景下，一些名士出现奢华做派也就好理解了。
不过，作为皇帝的司马炎本人却非常节俭。
有一次，司马炎来自己的女婿家串门，王济设宴招待岳父。司马炎早就听说女婿生活奢华，虽有思想准备，但亲眼看到后还是很吃惊：仅仅大厅里，排列两厢的婢女就足有上百人，一个个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好似大小姐。饭桌上的器皿，皆为珍贵的琉璃杯。
过了一会儿，主食上来了，烤乳猪。“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烝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
皇帝吃了第一口，顿觉得鲜美异常，与自己在宫里吃的味道不一样，于是便问王济，后者轻轻地回答：“这些小猪在被蒸前，都是用人的乳汁喂养的。”
司马炎听后，还没等宴会结束，就告辞了。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西晋梁王司马肜与赵王司马伦，都是司马懿的儿子。裴令公则指裴楷，河西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西晋重臣和玄学名士。
进入西晋后，颍川豪门荀家和陈家都在走下坡路，闻喜裴家则异军突起，成为唯一能够在人才辈出方面抗衡琅邪临沂王家的世族。
裴楷是这个家族中的佼佼者。
他是曹魏冀州刺史裴徽之子，西晋开国之臣裴秀的堂弟，灭吴功臣王浑的女婿，名士王济的姐夫，征蜀大臣卫瓘的亲家，其人才华横溢，精通《周易》与《老子》，为一时的清谈领袖，又生得标致，加之风神洒脱，被称为“玉人”，所谓“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裴楷少时与“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交好，在魏国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经贵公子钟会的推荐，进入了司马昭的幕府。司马炎建晋，他官至侍中，成为皇帝的亲信。晋朝的法律，基本上都是裴楷起草的。
未取得功名时，裴楷以玄学名士自居，亦有几分放达不羁。但进入朝廷后，却能适当改变，不因爱好而虚废政治，这就比较难得了。当时，他作为一股清流，起到了制约权臣贾充的作用，为西晋初年的安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近臣，裴楷很受皇帝司马炎的喜欢，还一度做了智障太子的老师。
司马炎吸取了魏国皇帝不信任宗族而导致司马家乘虚而入的教训，所以建立晋朝后马上大封同姓宗族。这些宗族的权力很大，不但掌握着自己的军队，还控制着领地内的经济。其中，梁王和赵王就特别富有。
裴楷为此上奏司马炎，要求梁王和赵王拿出自己的银子，救济周围的贫困者。
对于裴楷的行为，不少人感到费解：“为什么用乞讨来的东西作为恩惠再去施舍给别人呢？”
裴转述了《老子》里那句话：“从富余的那里劈出来一部分，给需要它的人，这是天道！”
当然，比这句话更著名的是后面那句，只不过裴楷没说：“人间的现实是，通过公开的、隐形的、曲里拐弯的手段，压榨本来就很穷困的人，去给早已暴富的人！”
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现实中的残酷人道。
司马炎死后，外戚杨骏、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和贾后相继争权，裴楷虽没盲目加入哪个集团，但辗转中颇为惊魂。有一次，为躲避谋害，他一夜间换了八个地方。从作为高官的裴楷的遭遇中，可以想象西晋后期政局的纷乱。
在八王之乱前期，贾充之女贾南风贾皇后成为胜利者，控制了朝政。这个性欲旺盛的丑妇人由于能任用张华、裴楷这些大臣，倒使得西晋朝廷度过了十年的平静岁月。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顾荣是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父是吴国名相顾雍，世为江东大族。晋灭吴，很多东吴旧臣子弟北上洛阳寻求发展，包括顾荣。他跟陆逊的后人，名气更大的陆机、陆云兄弟，并称“江东三俊”。
但洛阳的生活总是不易。
顾荣虽是东吴名臣之后，自己也深具才华，奈何南北藩篱，所以他的郁闷是难免的。顾荣喜欢喝酒，跟同样来自东吴的张翰是好友，俩人经常到洛水边春游散心。顾荣曾对张翰说：“人生在世多不易，只有酒能使人忘记忧愁！”
顾荣这是人生感慨，还是想到故国沦亡？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洛阳的天空下，他是越来越伤感了。
八王之乱开始后，不少名士灾祸上身，丧命其中，陆机、陆云兄弟就是如此。顾荣很聪明，胆子也比较小，变乱中不问政事，终日酣饮。有一次，他与几个朋友吃烧烤，吃着吃着，看到正在烤羊肉的小伙子流下口水，便站起来，走过去，把手里的羊肉塞给了小伙子。
朋友讥笑顾荣：“他只是负责烤肉的，有什么资格吃呢？”
顾荣自言自语道：“哪有成天烤肉却不知肉滋味的道理？”
这时候，赵王司马伦当政，顾荣被迫出任长史。没过多长时间，司马伦倒台，齐王司马冏上台，顾荣又被迫出任主簿。
顾荣依旧狂饮如初，整天昏醉。
有人向齐王告状，主簿这个职位很重要，顾荣整天喝酒不办公，您说怎么办吧。于是，齐王转任顾荣为中书侍郎，这是相对来说比较闲的官职。这一回，顾荣倒是工作了几天。
有人问：“您以前天天酗酒，怎么这次清醒了？”
一听这个，顾荣马上又酗起酒来。
后来，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陆续执政，顾荣辗转于他们帐下。那段日子真是提心吊胆，因为主人随时可能倒台，自己也就随时会被牵连进去。
这样的日子让顾荣的精神快崩溃了。
早在齐王当政时，顾荣就曾给好友杨彦明写信，原话是：“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
思前想后，顾荣算是明白了，要想清净，必须离开洛阳，离开倒霉的北方！
朝廷的命令偏偏这时候下来了，任命他为散骑常侍。这一次，顾荣说什么也没接受任命，而是连夜踏上回江南的路。
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后来的东晋开国皇帝此时的琅邪王司马睿初镇江南，在幕僚王导的建议下，他把作为江南世家大族领袖的顾荣请了出来。
这一次，顾荣没有消极面对，而是为司马睿出谋划策，推荐了一大批当地高人，使司马睿在江南站稳了脚步，西晋灭亡后迅速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政权。
当年，顾荣能够平安返回江南，可以说是个奇迹。
因为当时天下已乱，回江南的路上险象环生。不过，每到危难时，总有一个人出来保护顾荣。正像我们猜测的那样，这个人就是当年吃上羊肉的小伙子。
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为什么不相信这是真的呢？
顾荣的遭遇，道明的是一个人间定律：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有时候我们会心不在焉地埋下一些种子，而在人生的另一些时候，那种子却会真的结出果实，让我们惊讶甚至惊喜，最后改变我们糟糕的命运。
元皇初见贺司空，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元皇愧惭，三日不出。元皇即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贺司空即江东名士贺循。司马睿立足建康之初，在王导的经略下，得到当地两大世家顾荣、贺循的支持，这才扎下根来。
贺循，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从曾祖起即辅佐孙权家族。到父亲贺劭那里，已经成为江东世家大族。
说起来，江东名族间也是互相看不上的。
贺家来自会稽郡，陆家和顾家都来自吴郡。贺邵出任吴郡太守时，受到吴郡顾、陆两大强族的轻视，在府门上贴字条：“会稽鸡，不能啼。”
贺邵看后反书：“不可啼，杀吴儿！”
本故事中，晋元帝司马睿跟司空贺循闲聊，说到当年江东旧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
贺循还未说话，元帝自忆：“是贺劭！”
当年，东吴末代皇帝孙皓以酷刑杀害了贺循的父亲贺劭。
所以，听完司马睿的话后，贺循流涕道：“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法回答陛下英明的问话。”
司马睿惭愧，闭门三日不出。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来，魏晋时代的有些皇帝还是很古典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面对大臣，自己讲错话了，会产生惭愧之心。
以后的那些皇帝呢？
当然，那个时代也有不是东西的，比如孙皓。
他是秦以后第一个以残暴著称的皇帝。其人好烈酒，嗜酒昏狂，每每杀人，甚至剥皮凿颅，残忍至极。
作为一个典型的暴君，孙皓却安稳地坐了十几年帝位。
外部因素，跟晋朝于伐吴问题上始终形成不了统一意见有关；内部原因呢，则有赖于江东几大世家的苦苦支撑。
但到了公元280年，晋朝王濬的战舰开始从长江上游起航，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孙皓也就准备举手了。
晋武帝司马炎把孙皓封为归命侯。
没想到，到了洛阳，这孙皓反而活得更潇洒了，主要表现为对讽刺自己的人每每反击成功。
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次：
一次，西晋权臣贾充讽刺孙皓：“归命侯！听说你在江东做皇帝时，特别爱施以酷刑，比如挖眼啊、锯头啊……”
孙皓知道发难的贾充是当年司马昭的心腹，曾指使手下刺杀了魏国皇帝曹髦，于是慢慢地说：“确有其事。对君不忠的家伙，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置。”
贾充倒吸了一口冷气。
另一次，倒霉的是名士兼驸马王济。
王济当时正跟岳父晋武帝司马炎下棋，下到高兴处，把脚伸到了棋桌下。显然，在皇帝面前，这是大不敬的。
司马炎不在乎。
他一边下一边问在身边观棋的孙皓：“你在吴国做皇帝时，据说有个爱好，喜欢用刀子剥人的皮？”
孙皓面无表情，说：“那些在君主面前放肆无礼的人，自该剥其皮！”
孙皓甚至连司马炎也不放过。
有一天，司马炎在宫中举行宴会，席间问孙皓：“听说南方人擅长唱《尔汝歌》，你唱得如何？”
孙皓正在喝酒，听后举杯向司马炎劝酒，同时唱道：“昔与汝为邻，今为汝做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明听以为其顺从，细听则可品出讽刺之意。
面对昔日的暴君，司马皇帝竟有点不好意思了。
司马炎到底没他爷爷、爹爹和大伯狠，他给了残暴的孙皓一个幸福的晚年。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东晋一代，最精锐的军队，是北府兵。淝水之战，正是依靠北府兵，才战胜了强大的前秦。
北府兵的缔造者，是郗鉴，即本条中的郗公。
郗鉴，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人，东晋初期最关键的军事将领，重要性要远远超过闻鸡起舞的那位以及另外一些人。原因有二：首先，他是东晋最重要的军事团体北府兵的创建者；第二，东晋之初一系列内部叛乱的平定工作，郗鉴都参加了，而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永嘉之乱爆发后，庶民流离，士族南奔，官拜中书侍郎的郗鉴潜回山东老家。
饥荒时期，郗鉴吃饭都成了问题。不过，老爷子平日里行为方正，以道德高尚著称，所以很受乡亲们的敬仰，富裕些的村民便轮流供养他。
郗鉴带着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外甥一起住，吃饭时总带上两个孩子。
一段时间后，有乡亲坚持不住了：“郗老，这年头大家都很贫困，因为您贤德，所以我们才救济您。可我们的能力也有限啊，所以您以后自己来就可以了，不用带着孩子啦！”
郗鉴哦了一声，心里还是很难受。
乱世之中，人心惶惶，这日子真是过得没滋味。但饭还是要吃的，总不能把两个孩子饿死吧？
后来的日子里，按人家要求的那样，郗鉴自己来吃，但吃到最后时，他往往吃下一大口，把饭含在嘴里，等回家后，再吐出来给两个孩子吃。虽然不怎么卫生，但两个孩子却因此而活了下来。后来，郗鉴带领一千多乡亲向南迁徙，投奔建康的司马睿去了。
在讲求门第出身的魏晋时期，郗家是比较寒微的。到东晋中期，虽有郗鉴之孙郗超当红于权臣桓温眼前，但郗家仍不被重视，有一个例证：王羲之的妻子是郗鉴的闺女，一次她回娘家，对两个弟弟郗愔、郗昙说：“王家见到谢安、谢万，热情款待；见到你们，却爱答不理，以后你二人还是少去！”
虽非清迈名士，但并不妨碍郗鉴成为东晋的关键人物。
他于扬州、京口即镇江一带收编从北方和江淮逃难而来的流民，加以训练，组成北府兵（京口称北府，是首都建康的门户。不过，东晋初，人们还未发现京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郗鉴独具慧眼，认为京口的重要性等同于荆州和扬州）。正是依靠这支力量，东晋在淝水之战中打败前秦；也是依靠这支力量，内部的权臣不敢造次，即使有造次者，最后也被消灭。当然，这股力量最终也移了晋朝之鼎。
只说郗鉴，他后来率北府兵陆续参与平定王敦、苏峻之乱，封高平侯，拜车骑大将军，成为徐州、兖州、青州的联合军事统帅，后又封南昌县公、太尉，成为与朝廷重臣王导、庾亮平起平坐的人物。
当然，郗鉴创建的北府兵也为日后东晋灭亡埋下伏笔。
在东晋中期权臣桓温执政的时代，北府兵一度被废。后来，到淝水之战前夕，谢安才命自己的侄子谢玄重建北府兵。随后，谢家通过悍将刘牢之掌握北府兵，直至东晋的掘墓人北府小校刘裕脱颖而出……
无论如何，郗鉴的北府兵成为东晋这个不以兵伐为荣耀的王朝最抢眼的军事团体，郗鉴因此而在历史上留下奇特的一笔。
到了晚年，以太尉身份跻身大族的郗鉴也想学名士的样子玩点清谈，但又非自己所长，往往弄巧成拙，引人讥笑。
郗家信道教，郗鉴爱吃丹药，活到七十岁，在那个年代已是寿星。
他死后，正在剡县做官的外甥周翼辞职，为的是回来给郗鉴守孝。显然，如果没有当年郗老爷子的含饭养喂，他活不到现在。
陶公性检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陶公即陶侃，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的曾祖父，起自寒门，东晋初期著名将领，多次平定叛乱，为稳定新政权立下大功勋。
陶侃是南方土著，面貌与汉人相异，被建康名士戏称为“溪狗”。
陶侃少时家贫，从县里的打杂干起，一点点积蓄着冲天的力量。陶侃青壮年时代，正逢贾后当权。他到洛阳拜见了执政的司空张华，但受到后者轻视，经一番周折，才在洛阳寻着份差使。那段日子，出身寒门、来自南方、毫无背景的陶侃，必须忍受着中原士人的一次又一次轻蔑。
有一天，他跟一个朋友同车去拜见顾荣，半道上遇见吏部郎温雅，后者问他的那位朋友：“奈何与小人同载？”
小人，也就是寒士庶族了。
对陶侃来说，洛阳时代就仿佛闭上眼睛往黑暗中一跳，纵然信心十足，也依然前途渺茫。
公元四世纪，中原大乱已成定局，在洛阳为官的吴国旧人，纷纷借机返回故乡，以躲避战火。在这种情况下，陶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求得荆州某县县令之职。
公元303年，流民张昌造反，进占江夏。荆州刺史刘弘引军平乱，临时调陶侃为长史，留于军中。这是陶侃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机。在这次平乱中，陶侃显示了自己出色的军事才华，以功晋升为江夏太守，后又参与了剪灭广陵相陈敏叛乱的行动。
八年后，流民杜弢起兵，镇压主帅虽是来自琅邪世家的大将军王敦，但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却多依赖于陶侃。
大乱终平，本以为将得到荆州刺史职位的陶侃却被任命为遥远的广州刺史。
这是王敦的计谋。他以陶侃为患，一度欲刺杀，所谓“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王敦慑于陶侃于军中的影响力，终于没敢动手。
陶侃远赴广州为刺史，在那里生活了十年。这段经历，虽然在政治上无为，但远离争斗旋涡，一个人倒也过得快活。
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敦与皇帝发生矛盾，率部向建康进军。在这种情势下，建康方面调任陶侃为江州刺史，牵制王敦。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王敦之乱平定，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刺史。
陶侃起自布衣，对名士清谈甚为厌恶，曾明文规定部下不许参与这类事，倒也算当时之奇迹。
由于出身寒微，陶侃懂得节俭，更知靠个人奋斗创建功业的不易。
做荆州刺史时，他曾下令将造船时剩下的锯木屑积攒起来。人们不知何意。到了元旦，天降大雪，转晴后地面湿滑，他叫人撒上木屑，防止滑倒。陶侃又叫人将官用毛竹的尖头留存下来，最后堆积如山。后来，桓温伐蜀造船，那些尖头用做竹钉，被派上用场。
魏晋时，不是所有的“贪婪”都是今天我们理解中的“贪婪”。
那时候，“贪婪”实际上是“节俭”的另一种叫法，而“节俭”又是跟“吝啬”挂钩的。
魏晋名士多出自高贵门第，自然不会为生计发愁，他们往往不过问且耻于说“钱”字。在他们看来，只有寒门小人，才能跟节俭挂钩。故而，陶侃品性中的这一面，为主流名士所鄙视，如王导和庾亮都轻蔑他。
晋成帝初即位，庾亮辅政，更欲抑制陶侃。此后军将苏峻造反，庾亮出逃江州。此时，有资格和实力做平乱盟主的，只有陶侃。庾亮向陶侃请罪，后者调侃：“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
苏峻乱平，陶侃以功升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
陶侃这个人其实是有性格的。他虽然出身寒微，但不是那种处处谦卑的老好人。
他做事果断。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江州刺史刘胤为将军郭默刺杀。宰相王导认为郭凶悍，不如顺水推舟，以其为江州刺史。陶侃得知此事后，痛斥王导的做法，随即亲率大军进抵江州，立斩郭默。
陶侃甚至一度有进军建康废黜王导的想法。
晚年的陶侃为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为东晋第一实力人物，似有窥视帝位的想法。《晋书》记载：陶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按此种说法，陶侃虽有窥视帝位之意，但“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当然，后世之人，谁也无法猜测一位古人的内心所想。
陶侃晚年到底有没有称帝欲望？终不得而知。知道的仅仅是：驻扎京口的北府兵将领郗鉴的威慑作用太大了。此外，陶侃也深知：在世家大族的时代，像他这样的寒门人士欲改天换地，实在是不易。
所以，尽管陶侃知道王导、庾亮等人仍在背后一口一个“溪狗”地叫他，他依旧没有兵指建康。后来，他给晋成帝的奏章这样写道：“臣少长孤寒，始愿有限。过蒙圣朝历世殊恩、陛下睿鉴，宠灵弥泰。有始必终，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极人臣，启手启足，当复何恨！”
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夏，老人死于赴长沙的路上。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范笑而受之。范宣是河南陈留（今河南陈留）人，后随父母南下定居江西。父母亡故后，在墓前隐居读书，朝廷屡征不就。
江西当时称豫章，太守叫殷羡，是清谈大师殷浩的父亲，也是殷仲堪的祖上。有一天，殷太守视察民情，溜达到一片坟地。此时天色将晚，殷太守冷气倒吸。再看那边上，坟旁的茅屋里，有隐隐光亮。
殷太守问手下：“这是谁的住所？”
手下道：“这您都不知道？是隐士范宣的宅子啊。现在他一定又在苦读！”
殷羡听后想：自己的辖区内有此贤人，却住在这样的地方，这传出去不好听啊。于是，转天他就派人到范宣那儿，告知官府要给他建新寓所。
范宣听后一笑，说：“你们请回吧，如果我想住豪华的地方，早就去首都建康做官了。”
魏晋时，儒学崩溃，玄学盛行。但范宣从不看《老子》《庄子》，而只钻研儒家典籍，并以恢复儒家传统为己任。
这志向，他很早就树立了。
范宣小时候，一天中午，他拿着小铲子，在后园挖菜，不小心弄破手指，流出血来，于是大哭不止。
邻居跑来看：“疼吗？”
范宣说：“不疼。”
邻居说：“看你眼里都是泪花。”
范宣说：“你搞错了，我哭泣，不是因为手指破了感到疼，而是因为包括手指在内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父母给的，哪敢随便毁坏，正为此而哭！”
范宣就是这样的人。
在豫章，范宣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有个规矩：从不进官府公门。
在著书与讲学中，东晋的时光一点点流逝着。后来，清谈名士韩伯来到豫章做太守，早知境内有个范宣，以恢复儒学传统为己任，觉得很好奇，上任伊始就去拜访。听说范宣有不入公门的规矩，就跟他同车，欲诱其入郡衙，但被范宣察觉，从后面下车跑了。
过了一段时间，有手下说，范宣最近生活艰难，妻子都快穿不起衣服了。韩伯立即叫人抱着一百匹绸绢到范家，当然被范宣拒绝了。
韩伯知道会有此事，就叫人把绸绢减到五十匹，心里想：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还减！
范宣再次拒绝。
韩伯又把绸绢减了一半，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只剩下一匹。如何？范宣还是不要。
韩伯憋了口气，他认为：清廉是美德，但清贫就未必了，以其做姿态，过分了。只是范宣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说有意绷着劲儿。所以，韩伯就一直在找机会，想把这道理告诉他。
终于，一个晚春时节，机会来了。
这一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豫章大地，绿草繁花，韩伯邀范宣乘车郊游。
面对莽然的山峦和奔流的江水，韩伯说：“山河壮丽，莫过于此了！”
范宣说：“这眼中的一切，本就是大丈夫应该看到的啊！”
韩伯马上道：“只是，大丈夫不应该让自己的老婆没裤子穿。”说罢，顺手把车里的绸绢塞给范宣。
在豫章的山水间，范宣终于不好意思地笑了。
范宣之后，还有一位姓范的人，在豫章为官时，大建学校，为恢复儒学而努力。这就是范宁，他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的祖父。
范宁崇儒学，而不排佛。
豫章太守范宁派人到寺院里送上四月八日“请佛”做法会的帖子。
当时，佛教刚刚流行起来，相对来说，僧俗之间多有约束，和尚们的活动也还是比较收敛的，于是大殿里的僧人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互相观望，又仰望殿上那佛祖：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这时候，后面有个小和尚探头说：“我佛沉默，便是答应了！”
魏晋时期，名士清谈讲求机锋、辩悟和顿彻，有禅宗的影子。小和尚的话也是如此：大殿上的佛像自然不会说话，判断在我心中。既入沙门，心自然诚，而与佛通，所谓我心既佛心，我们心中有佛。若是这样，佛虽不语，那我们心中的判断因与佛相通，具有佛性，便可代佛而说出，佛不会因此而怪罪我们。
“请佛”的范宁，是河南南阳人，为豫章太守，推崇儒学。
东晋时代的豫章，也就是江西南昌，是当时中国儒学的大本营，作为那个时代寥寥可数的大儒，范宁明确反对魏晋玄学。后来，他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被收入《十三经注疏》。魏晋时期的儒家二范即范宁、范宣，都曾长时间在江西开设学堂，在士林和民众间推广儒学。
后来，到了唐宋明时代，江西儒家名士辈出，与二范打下的牢固根底是分不开的。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殷仲堪，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东晋清谈大师和重臣殷浩的族人。
他生活在东晋后期，年轻时曾任谢安之侄北府兵名将谢玄的参军。仲堪为人沉静清俭，晋孝武帝非常喜欢他。太元十七年（公元392年），荆州刺史王忱死，孝武帝力排众议，以资名轻小的黄门侍郎殷仲堪为荆州刺史，镇江陵。
殷仲堪虽很早就跟随谢玄，见过一些场面，但骨子里终是文士，尤爱清谈的他曾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根发硬。”
当时，面对野心勃勃的桓温之子桓玄的压迫，殷仲堪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桓玄出奇兵攻灭殷的盟友杨佺期，然后挥兵江陵，殷仲堪不敌而自杀。
早些时候，为应对桓玄，殷仲堪与长江中游的另一股势力杨佺期结盟。结盟后的一天，殷于归途中过庐山，拜会了一代名僧慧远。松柏下，名士与高僧盘坐，就《周易》展开辩论，不觉间暮色已染红寂静的山林。
两个人的对话很有趣，殷仲堪问：“《易》以什么为体呢？”
慧远答：“应以感应为体吧。”
殷道：“铜钟出于山，远山崩而近钟鸣，这就是《易》吗？”
慧远抚掌大笑，惊起飞鸟。大师以佛理中的“感应”来解释《周易》，让殷仲堪折服，而前者对殷的思辨也大为激赏。
那时候，正有山泉潺潺，慧远说：“将军才思敏捷、聪明澄澈，犹如此泉涌。”又道：“只是，当下时局动荡，适合跃马纵横者，而以将军的情怀，恐难以应对。”
殷仲堪望着远山的落日，陷入沉默。
告别慧远时，殷仲堪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就此归隐，老死山林，远离那争斗的旋涡。但他终于没有回马再次奔向微笑的禅师。
在庐山留下聪明泉的殷仲堪最后还是死了。
殷仲堪死后，桓玄曾问其族人殷仲文：“你家仲堪，是什么样的人？”
仲文答：“虽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彻九泉！”
或许这是命运的错误安排吧，殷仲堪原本就不是个政治人物，只是一个文人，一个玄思爱好者，如果生活在东晋中期，自会成为兰亭座上客。而在东晋末年动荡的时局里，他错上舟船，或者说身不由己。
桓玄来攻前，江陵一带逢水灾，收成锐减。作为地方长官，殷仲堪很节俭，吃饭时，米粒掉了，也不忘记捡起来放到嘴里。在饥荒年份，他这样做固然是想做出表率，但更是性格使然。
殷仲堪曾对孩子们说过这样的话：“不要以为我现在官做大了，就可以抛弃以前的生活习惯，其实没什么变化。安于清贫是士之本分，怎能攀上高枝而忘了这根本？”
殷仲堪死了，但他的话却随着那年的洪水漂流至今。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既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一个大雪飘飞的天气里，有个清秀的年轻人，身着用仙鹤羽毛制成的大衣，行走在京口的大街上，引得人们在篱后窥视。此时天地间一片洁白，只见那青年从容淡定，徐徐而行，人们啧啧称赞：“此真神仙中人也！”
此人就是东晋末年最重要的名士之一王恭。
王恭，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是早年清谈名士王濛之孙。唐朝有人写诗云：“三五月明临阚泽，百千人众看王恭。”王恭风神洒脱如此。
再说说另一个主人公王大。
王大即王忱，也来自太原王氏，是大臣王坦之的儿子，小名叫佛大，亦称王大。魏晋时人，大多有小名的。这个人名气不大，但有个名气大的成语来自他。什么成语呢？后起之秀。
关于“后起之秀”的故事，是这样的：
王忱是儒学长者范宁的外甥。有一天，名士张玄来范宁家访问，跟王忱相遇。王盯着张玄，就是不说话，而张玄又不愿放下架子，于是失望告辞。
事情发生后，范宁责怪外甥：“阿大呀，张玄，吴士之秀，既然有机会相遇，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呢？”
王忱笑道：“如果张玄想跟我交往，自然会到我家去！”
后果然如此。
范宁于是大喜，说：“外甥啊，你真是后起之秀！”
王忱一笑：“没你这样的舅舅，哪儿来我这样的外甥？”
听上去确实有点肉麻，但王忱却一举成名，使“后起之秀”这个词传遍整个东晋。
王恭和王忱虽然齐名，但具体到性格、追求上还是多有不同。
王恭以方直严肃著称，在局势趋于动荡的东晋后期，是想有一番作为的；王忱呢，则放达不羁一些，爱喝酒，在事业上没什么想法，只是以恢复竹林精神为己任（是爱喝酒的精神吗？），想成为阮籍那样的人物。
他们年轻时，关系很不错。
一个闷热的午后，王恭从会稽回到建康。王忱听到消息后，去探望。聊着聊着，王忱看到王恭身下的新竹席，便讨要：你从会稽归来，这是当地特产，不如送我一件。
王恭欲言又止。
王忱走后，王恭叫人将竹席送了过去。从那以后，没了竹席的王恭只能坐草垫子了。
王忱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吃惊，跑到王恭家：“我以为你有多余的，所以才找你要啊！”
王恭说：“虽然我们齐名，但你还是不了解我呀！”
王忱问：“怎么呢？”
王恭答：“我为人有一原则，即身边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
看上去，这貌似是个说节俭的故事。但是，身无长物跟节俭无关，说的是名士的一种境界：我所拥有的，定是我必需的。不需要的，多一分都没有。这是一种简约与自足的状态，一个人的内心因此而不会被欲望牵绊。
继续说王恭的故事。
他是当时的名士，被不少人景仰。但也有人认为：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比如，一个叫江敳的人就很看不起他。此人官至骠骑咨议，有声名。王恭想请江做自己的长史，便于一日清晨去其家拜访。
江敳还在睡觉，王恭便坐等厅中。
江敳起床后，没搭理王恭，而是叫侍从取酒独饮。
王恭有点尴尬，说：“您怎么可以一个人喝？”
江敳抬头道：“啊，你也在啊？也想喝酒吗？”
王恭说明来意，江敳未置可否。王恭这酒显然喝得不愉快，最后起身而出。
还没走出门口，江敳便于身后感叹道：“人自量，固为难！”意思是，一个人正确地估量自己，到底是件比较困难的事儿！
在东晋后期的名士圈里，王恭是排名三甲的人物，但江敳却不买他的账，他没直接拒绝王，而是用了句“也想喝酒吗”，让王自己掂量自己。江的意思其实是：王恭，我知道你的名气，也知道你的道行，但你请我做你的幕僚，还差点。
王恭生活的时代，皇帝是晋孝武帝，专权的是继谢安之后为宰相的皇族司马道子以及王国宝。王国宝的名字很当代，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晋人。他是王忱的哥哥，王恭与其颇有矛盾。王国宝的表妹嫁给了司马道子，孝武帝的老婆则是王恭的妹妹。
这样一来，太原王氏的两股力量以联姻的形式分别与皇帝和宰相挂上了钩。司马道子专权，让孝武帝比较郁闷。皇帝和宰相的矛盾渐渐在王恭与王国宝身上体现出来。
在司马道子的支持下，王国宝的弟弟王忱被任命为荆州刺史；没多久，在孝武帝的支持下，王恭由丹阳尹被任命为青、兖二州刺史，驻扎军事重镇京口，掌握北府兵。就这样，昔日的朋友分别有了自己的阵营，二人甚至还差点打起架来。
那是在仆射何澄的酒局上。
当时，王恭还在做丹阳尹，王忱则刚办完出任荆州刺史的手续。
王忱能喝酒，不出意外的话，在东晋排第一。他劝王恭喝酒，后者不肯。
王忱性情放旷，就强逼着王恭喝。王恭还是不喝。就这样，僵持间，两个人都把衣带绕到手上，准备打架了。王恭唤出手下几百人，王忱也把属下招来了。酒局主人何澄最后钻到两个人中间，这才平息了一场斗殴。
几年后，晋孝武帝因一句戏言意外被妃子害死，继位的安帝是个傻瓜（司马家的皇帝智力多有问题，智商大约被祖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和司马炎透支完了），建康的权力落到司马道子和王国宝手里，矛盾公开了：王国宝企图伪造孝武帝遗诏，欲杀王恭。后者趁机于隆安元年（公元397年）春以剪除王国宝为名向建康进军。
王恭手下的北府兵将领刘牢之勇冠三军，司马道子无奈，只好杀王国宝以求王恭罢兵。
王恭守信誉，见王国宝死了，便退兵了。但事情还没完。王国宝被诛后，司马道子又企图倚重王国宝的哥哥王愉，在这种背景下王恭再次起兵，但进军过程中刘牢之被司马道子之子元显策反，不习军事的王恭一下子没活路了。
王恭之死带来一个大变化：刘牢之因诛王恭有功，正式成为北府兵统帅，这也给他帐下的小校刘裕以出头的机会。身无长物的王恭死了，东晋后期为时二十多年的动乱开始了……